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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封府官吏出丑闻,毛泽东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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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六年,被毛泽东称为“多事之秋”。这一年,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暴露出一些严重的矛盾和问题。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上半年苏共二十大的召开,下半年波兰和匈牙利事件的发生。

  车铭坐下来说:“卑职到京已经三天了,是因为田文镜借了藩库一百万银子的事。户部索要银子入库,田中丞又还不上。户部的孟尚书叫卑职来向马中堂报告,并请中堂定夺。”

  此时,就听一个人说:“哎,葛世昌,来一出《后庭花》怎么样?”

  波兰事件,起因于波兹南事件后苏联对波兰内政的干预。一九五六年六月发生的波兹南事件,暴露出波兰政府在处理工人罢工问题上的严重官僚主义,同时也说明人民内部矛盾如果处置不当,同样会激化成为对抗性矛盾。波兰统一工人党在七月召开的七中全会上,总结波兹南事件的教训,提出进一步加强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和社会主义法制等改革措施。随后,又决定在十月召开八中全会,准备改组政治局,选举哥穆尔卡为第一书记。波兰局势的发展,使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等人感到非常紧张。从十月十七日起,赫鲁晓夫一面令驻扎在波兰及其附近的苏军向华沙及波兰其他地区调动,一面率苏共代表团一行四人强行参加波兰统一工人党的八中全会。苏波两国关系骤然紧张起来。

  高无庸吓得一声也不敢再说了,就在这时,乔引娣来到允禵面前,哭着说了一声:“我的爷,可真让您受苦了……”

  马齐微笑着说:“田文镜挪用库银,又不是装到自己腰包里了,他是用在河工上的嘛,这有什么大不了的?户部要回来,还不是要再拨下去,来来往往的也不怕费事?这其实只需一纸文书就可以办好了,田文镜错在没有把这个圈儿走圆。老兄管着河南通政司,是朝廷的方面大员,自然是识大体的。千万不要因为这点小事,和田文镜生分了,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

  “什么前听后听的,奴婢不懂。”

  十月十九日,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向刘少奇递交了苏共中央关于波兰问题致中共中央的通知。尤金说:波兰党中央内部对一些根本政策问题发生了严重分歧,而这些政策关系到苏联和东欧很多国家的利益。他们还准备改组政治局。苏共认为,波兰存在脱离社会主义阵营、投入西方集团的危险,为了阻止波兰局势的这种发展,他们派了一个代表团去波兰。

  允禵的心里直如翻江倒海一般。刹时间,山神庙风雪相遇。贝勒府拥膝操琴,马陵峪凄风苦雨中的生离死别,都一一重现在眼前。面前的这个女子,从前曾给过自己多少温存和安慰呀!在多少烦闷之夜里,她总是一声不响地陪坐在自己的身边,或在灯下挑针刺绣,或在园中对月吟诗。而如今,她却被生生夺走,侍候了自己的政敌!他觉得自己心头有一股酸溜溜地味道,便讥讽地一笑说:“啊!这难道就是昔日的乔姑娘吗?瞧你,竟然出落得这么漂亮,这么俊俏了。真该给你贺喜呀!哎?你怎么还穿着这样的衣服?哎呀呀,这雍正也太小家子气了,难道就不能给你一个封号吗?我现在是不是该叫你一声‘嫂夫人’呢?”

  车铭今天求见,是憋了一肚子的气,要告田文镜一个刁状的。可是,听马齐这样一说,他倒无言可对了。只好咽了口气回道:“是。卑职明白。”

  弘时随手捏了一下葛世昌的屁股说:“傻孩子,后庭花就是你的……这里嘛。这下你该懂了吧?”

  十月二十一日,苏共中央又通知中共中央,说波兰情况极为严重,要求中共中央派一个代表团去莫斯科商谈。

  十四爷允禵的冷嘲热讽,引娣根本就没有听出来,她早已沉浸在深深的痛苦之中了。皇上只肯给她一个时辰,她要和十四爷说的,又有多少话呀!此刻,她望着允禵的面孔说:“十四爷,奴婢瞧着您还是从前那样……您要想开一点,皇上也许不像您想的那么坏……”

  “这次让你进来,是想问一个别的事。听说开封府晁刘氏的案子里面,还牵连着白衣庵二十多个尼姑和葫芦庙的七个和尚。田文镜上了奏折说,桌司衙门里四十四名七品以上官吏,除张球一人外,请旨一律罢革!怪就怪在,就连你们藩司衙门里,也被卷进了十几个人。这样一来,开封府岂不又是一个洪洞县了吗?据说还有些官员的眷属也牵连了进去,简直是龌龊透顶,不堪入耳。为什么一个小小的民妇,就能闹得满城风雨,你知道吗?”

  人群里立刻响起了一阵淫荡的笑声……

  当天晚上,毛泽东在颐年堂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专门研究波兰问题。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陆定一、胡乔木、李富春、彭德怀、王稼祥、康生、李维汉、薄一波、李先念等出席会议。讨论结束时,已是零时四十五分。由于情况紧急,毛泽东立即约见尤金,刘、周、陈、邓四人在座。毛答复尤金,同意派一个代表团去莫斯科,并且表示了中共中央对波兰问题的意见。

  “嗬!真是有了长进,也有了出息了。看来,你活得还满得意的嘛!雍正封给你了什么名号?是贵妃,是娘娘,还是别的什么?起码也得给你一个嫔御什么的吧?”

  车铭怎么不知道?他又怎么能说清楚这个案子?想来想去的,他竟然呆在那里了。

  废太子允礽死后第三天,尹继善和俞鸿图同路同时回到了北京。尹继善是回京述职来的,而俞鸿图则是完差缴旨。俞鸿图既然带着钦差的身份,在没见过皇帝之前当然不能回家;尹继善本来是可以也应该回家去的,可是,他却不敢回家。因此,这二人便一齐住进了璐河驿。

  尤金走后,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继续进行,决定由刘少奇、邓小平、王稼祥、胡乔木组成中共代表团于二十三日赴莫斯科。

  乔引娣抬起头来,直直地看着允禵,她轻轻地,也是颤声地说道:“十四爷您……您信不过我吗?我还是原来的那个乔引娣,我也从没有做过一点儿对不起您的事!”

  马齐所以要问晁刘氏这个案子,可不是一句闲话,他已是不管不行了。原来,前不久田文镜上过一个奏折说,河南臬司衙门的胡期恒识得大体,断案公允,还保奏了胡期恒和臬司的张球二人。这封折子皇上还没来得及看,田文镜又变卦了。他参奏胡期恒贪墨不法,草菅人命。要求把除张球之外的桌司官员们“一律罢革”!马齐简直被田文镜闹糊涂了。他不明白,难道河南和开封府竟会如此不堪吗?可今天马齐一问,倒把车铭问住了。车铭虽然不管刑狱,但案子已在开封叼登了这几年,他能说不知道吗?更何况,这案子里牵连的官员中,许多人和他车铭还有关系。就连他自己的内眷里,与和尚尼姑有没有瓜葛,他也不敢打保票。可是,这个愣头青的田文镜已经把事情捅了出去,再想捂,怕是捂不住了。车铭知道皇上一向是刻忌残忍的,断没有“一床锦被遮盖着”的那份仁德。与其蜂虿入怀再去解,倒不如现在就说出来,或许更为有利。他思忖了好大一会儿才说:“回中堂话。这件案子已经拖了三年了,全省几乎无人不知。卑职虽不在法司,但其中内情还是略知一二的。刚才听老大人的意思,好像田中丞办得太苛刻了一些。其实,要真地全说出来,只怕里面的黑幕更要骇人听闻的。不知马老大人的意思……”

  刚吃过晚饭,尹善继突然想到,自己已经到家却又不回,老爷子是一定要怪罪的,便匆匆忙忙地又走了。这个尹继善的父亲,就是朝中有名的尹大学士。老先生什么都好,人也算正派。只有一个小毛病,怕老婆。这事说起来话长:当年圣祖皇帝亲征时,尹泰就是圣祖爷驾前的重臣。有一次,他在半路上被蒙古兵包围了。在最最危急的时候巧遇了一位姓范的小姐。这位范小姐冒着如蝗的箭雨,硬是背起尹泰杀出了重围。这时尹泰才知道,范小姐出身于武林世家,是一家镖局的姑奶奶。康熙听到这事后十分高兴,不但重赏了范小姐还指定了他们的婚姻。所以,尹泰还在当着二品官时,太太就已经封了一品诰命了。他们初婚时,倒也恩恩爱爱,后来尹泰纳了几房妾,这家里头就不安宁了。尹泰的大儿子是太太生的,可他偏偏命运不济,到了五十岁上还没能取到功名;而尹继善这个如夫人张氏生的老二,却是平步青云。不但当了榜眼,还连连升迁,才刚刚三十岁,就做了封疆大吏了。于是,大太太的心里就翻起了醋波。她是熙朝有名的“樊梨花”,张氏却是乐户出身。她们俩身份悬殊,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大太太立下了规矩,张氏既然是妾,就要以侍妾之礼自处。那就要依着家规,既侍候老爷,也侍候夫人和儿子们。这样一来,尹继善可为难了。比如他回家,老爷子和太太自不必说,那是要礼敬有加的;可他既不能叫声“母亲”,又不能不让她侍候。他这当儿子的,又怎么忍心呢?但尹继善又不能不回家,当儿子的不主动回家见父亲,岂不也是一场大罪?上次宝亲王从南京回来时,尹继善因生母寿辰将到,就托宝亲王带回了一点寿礼。可没想到,大太太一知道了这件事,心中的醋意就更加浓烈。她一闹,老尹泰竟然连亲生儿子也不敢认了。可是,后天就是父亲的诞辰,他不回去又怎能说得过去呢?

  十月二十二日晚,毛泽东在颐年堂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再次讨论波兰问题。会议结束后,毛又一次约见尤金,对他说:看来波兰还不像马上要脱离社会主义阵营、加入西方集团。他们要改组政治局似乎是坚决的。对于这种情况,苏联方面到底采取什么方针?无非一种是软的办法,一种是硬的办法。所谓硬的办法就是派军队,把他压下来,比如武装干涉;软的办法是劝告他。劝他,他不听,剩下一个就是让步。他要改组政治局,就让他改组,承认哥穆尔卡为首的中央,同他打交道,在平等的基础上跟他合作。他不是要独立要平等吗?就让他独立,跟他讲平等。这样,就可以争取到波兰留在社会主义阵营里面,留在华沙条约里面。

  “盯着我的眼睛!”

  马齐可不能让他套走了口风:“我没有什么意思。你既然知道,就说说吧。”

  俞鸿图则和尹继善的遭遇恰恰相反,他正交着好运哪!借着“八王议政”的那场风波,俞鸿图从七品小吏,一下子成了御吏和钦差大臣。他到江南、河南等地转了一大圈儿,身价自然也水涨船高。眼前就有一位从前在内务府一齐办差的旧人,在和他这位红得发紫的人谈话呢。这位客人叫尚德祥,至今他还是干着笔贴式的老差使。他一见到俞鸿图就连忙打千请安,慌得俞鸿图自己都不好意思了。一边拉起他来,一边说着:“哎?老尚,你怎么能和我来这一套?早先时,咱们还在一个屋顶下住过呢,你都忘了吗?”

  毛泽东的语气是婉转的,态度是明确的,暗含着对苏共领导人大国主义错误的批评,但没有说出来。用这样一种方式来表达中共中央的意见,苏共领导人或许更容易接受些,这也适合当时中苏两党关系的实际情况。

  “什么?”

  车铭没法了,只好从头说起。原来,这确实是个古今罕见的大案。晁刘氏的丈夫名叫晁学书,是个诗做得很好的秀才。三年前的一天,他独自一人到白衣庵赏雪。庵中的尼姑们见他风华正茂,又长得一表人才,便看上了他。先是留饭,暗中却做了手脚,乘着他醉酒时给他剃了光头。从此他就成了个“假尼姑”,也成了众女尼的的活宝贝。这群女尼轮番上阵,与他昼夜宣淫,硬是把一个翩翩公子,折腾得骨瘦如柴,精枯力竭。尼姑们看他不中用了,又怕他妻子找来寻事儿,便去请葫芦庙的和尚们来帮忙。那葫芦庙里有七个和尚,他们早就和白衣庵的尼姑们勾搭成奸,也早已淫乱得不成体统了。见尼姑遇难,岂有不帮之理,就把晁学书杀死在门外一个枯井里。当时的开封府知府萧诚办案很是得力,他只用了七天时间,就把凶手法园,法通和法明拿住,下到了大狱里。一用刑,他们又招出了师父觉空和法净、法寂与法慧全部同伙。他们还说,干这种杀人灭迹的事早就不是头一次了。开封府在葫芦庙里挖地三尺,又扒出来八具无头尸体,看样子像是进城赶考的生员,连和尚们也记不清他们的名姓,更说不出他们是怎样被杀的了。

  “俞大人,快不要提从前的事儿。到哪山上就得唱哪山的歌,既当了官,也就得遵礼行事。今天老伙计们都想要过来瞧你的,可又忙得谁也不敢动地儿。这不,废太子殁了,在内务府设祭。万岁爷亲临,众大臣一个不少。你说他们能分了身吗?连我也是偷着跑出来的。”

  尤金将这些话立即打电话报告了赫鲁晓夫。

  “我叫你盯着我的眼睛,不许回避!”

  省城里出了这么大的奸杀案,萧诚当然不敢怠慢。便立刻包围了白衣庵,把尼姑们全都下到大牢里。只是逃掉了她们的师父,绰号叫做“陈妙常”的老淫尼静慈。

  “哎呀,俞某可更得谢谢各位了。请问老兄,你除了来看看在下,还有什么事情吗?”

  十月二十三日晚,刘少奇、邓小平一行飞抵莫斯科。当天晚上,就在中共代表团住处,同赫鲁晓夫进行交谈。这时,苏共中央对波兰问题的方针已经转变,撤退了军队,承认哥穆尔卡为首的波党中央,形势已经缓和下来,问题基本得到解决。赫鲁晓夫对中共代表团说,他们对波兰的怀疑是没有根据的,并且也了解到中国方面的意见,所以改变了方针,准备承认波兰党新的领导。①随后,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代表团同波兰党政代表团在平等的气氛中举行会谈,并发表联合声明。至此,波兰问题在中共中央的积极推动下,比较稳妥地得到解决。

  引娣抬起头来,注目凝望着曾给过她无限情爱的十四爷。她的眼睛里,有诧异,有爱恋,有痛苦,也有忧伤,还有纯真和勇气。但是,却没有一丝一毫的胆怯与羞涩。两个同命运,又不同遭遇的人,就这样互相看着,看着。突然,允禵低下了头,发出一阵像受伤的野狼般的嚎笑:“你,你这个贱人!我早已把你忘掉了,你为什么还要来看我?既然你对我有情,当时为什么不能为我殉节?你呀……”

  当时官宦人家的内眷大都信佛,而白衣庵又是开封最大的尼庵。这些女尼们就整天价地串衙门、走路子。上自巡抚衙门,下到司道官员,没有她们不敢见的人,也没有她们不敢去的地方。混熟了,又把和尚充做尼姑也拉进了官衙,和官员的眷属们在一起胡来。无法无天,丑不堪言!而且这种事,只要一上了手,是绝不会就此罢休的。眷属们是女人,耐不住空闺长夜的寂寞,已经是令人可恨了。更奇的是,有的夫人们不会生孩子,就让尼姑们替她生。于是尼姑们也就名正言顺地和官员们睡在了一起,把开封官场搅了个乌七八糟!田文镜曾上过一个奏折说,这些官吏们“帷薄不修”。那意思是说,他们家里的“帐幕”没有整理遮盖严实。这评语实在是太文雅,太客气,也太给他们留了面子了!

  尚德祥苦笑了一下说:“实不相瞒,还确实有件小事,想请您大人高抬贵手帮个忙。”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就在中苏两党全力解决波兰问题的时候,匈牙利事件爆发了。

  几个守候在门外的太监听见这喊声,连忙赶了过来。可是,他们刚一露面,就马上又缩了回去。乔引娣听任泪水夺眶而出,却紧紧地依偎在允禵身边说:“十四爷,我实在是想你,这才请求皇上让我看你来的。我没有死,也不甘心就那样自己寻了短见。皇上待我很好,他没有欺负我,我自己也觉得还有脸面,也有指望能够再见您一面……”

  还有更怪的事情呢!那个淫尼静慈不知逃到了哪里,也不知求了哪位大老倌,就有宪牌下来,叫把尼姑全都放出来。这群放出来的尼姑,神通更是广大无边。没过几天,和尚们也“监候待审”,全都神气活现地出来了。

  俞鸿图一愣:“哎,咱先把话说明了,在下现在可当的是言官啊!”

  十月二十一日,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改组、哥穆尔卡担任中央第一书记的消息传到匈牙利,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内外纷纷要求效法波兰,走独立发展的社会主义道路。人民群众对拉科西时代实行的错误政策严重不满。一些右翼团体也乘机活动,煽动对社会主义及其政党的不满。

  允禵怔怔地看着面前的湖水说:“指望?我还有什么指望?我原先就不该生下来,更不该生在这帝王之家!”

  晁刘氏虽然死了丈夫,但自己却无凭无据,更没法断定就是和尚杀了人,便只好再次上告。这一下,萧诚可真作难了。他今天接到上谕,要他“严审凶犯,不得宽纵”;明天就又来了令牌,要他即刻放人。他正无计可施呢,正好,母亲去世了。萧诚也就趁机报了丁忧,解任回家了。

  “俞大人,您的消息不灵啊!您已经升了四川藩台,票拟都下来了,怎么您却一点儿都不知道呢?”

  十月二十三日,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爆发了二十万人参加的示威游行,各种反动分子、亲法西斯分子也混进队伍。示威游行者在右翼势力的煽动下,提出反政府口号,占领了电台和一些军事设施,冲击劳动人民党和政府的机构,后来又残酷杀害劳动人民党党员及政府官员,致使这场游行演变成反政府暴乱。

  引娣惨笑着跪在允禵身边说道:“爷,您就不能忍着点儿、耐着点儿性子吗?爷一定能跳出这囚坑,这牢笼的。等您的灾星退了,您不还是人上之人吗?”她简单地说了自己在宫里的情形后又说,“听说八爷的奴才们还在外边嚼舌头,朝廷下旨把他们全都发到边疆去了。万岁说,这样做是为了天下安宁。谁如果真要把他逼急了,他也就只好担上这杀弟的恶名了。十四爷,他是说得出,也能办得到的呀。爷和八爷他们本就不是一条道上的人,您何苦要跟着他们背黑锅呢?您就不能听一听您的引娣的话吗?”

  田文镜来到开封后,晁刘氏又起了告状的心。可不知为什么却走漏了消息,又不知是什么人绑架了她的儿子。这一下把晁刘氏逼急了,就拦住田文镜的轿子喊冤。臬司衙门里的那些人想杀人灭口,半夜时分悄悄地去捉拿晁刘氏。哪知田文镜派的人在那里等了个正着!于是这个案子就越闹越大发,也越闹越不可开交了……

  “真的?”

  当天晚上,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召开紧急会议,改组中央领导机构,纳吉进入中央政治局,并担任部长会议主席。在十月二十五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又选举卡达尔担任中央第一书记。

  允禵所以要这样和雍正死死地顶着,说到底,也只是为了一口气。其实他自己何尝不明白,八哥表面上对他很好,心里头却时时都在提防着自己。那里头的弯弯绕,也并不比雍正少。自己单枪匹马的,为他们卖的什么命呢?想到这里,他那一腔热血,全都化成了冰水。他心灰意懒地叹了一口气说:“唉,人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好吧,我认了!”

  马齐听车铭说了半天,终于明白了这件案子的症结所在。他觉得案子固然重大,可它涉及的方方面面,更令人震惊。自从雍正皇上即位以来,先是山西假冒亏空的一个大案,紧接着又是广东一案九命奇冤。光是这两个案子,撤职查办的就已有二百多人了。如今河南又出了这样的事,和尚——尼姑——官眷——官员们藤缠丝绕,环环相扣。不但牵连的人多,而且猥亵淫秽,把官场的丑事全都展现在光天化日之下。这些人的胡作非为、无法无天竟然到了这种程度,真真是令人发指!河南的官员们大都贪墨,也大都卷进了与和尚尼姑通同作弊、作奸犯科的这件肮脏事中。他们不但丢尽了斯文,丢尽了人格,也让朝廷跟着他们丢尽了脸面!他简直闹不明白,真的是有这么多的官员,连自己和妻女小妾都管不住吗?为什么让事情发展到这等骇人听闻的程度呢?

  “当然是真的!是宝亲王亲自推荐了您的。宝亲王说,岳大将军身统十几万大军,四川为天下第一的军需重地,一定要派个干练精明的人去任藩台,这就荐了您老爷呀!”他在不自觉时,已经把“老俞”、“俞大人”,换成“俞老爷”了。他悄声说:“俞老爷,您一定知道,岳大帅就要出兵放马了!您瞧着吧,一仗打下来,您还不得当个总督巡抚什么的。至于银子嘛,那可就

  就在二十三日晚上,正在同苏共领导人会谈的中共代表团得到匈牙利发生暴乱的消息,刘少奇立即打电话报告毛泽东。

  “爷能这样想,也是爷的福气就要到了。”引娣猛然抬头,看见高无庸已向这边走来,她心里一阵酸楚,哽咽着说:“爷,您的发辫松了,让奴婢再服侍您一次吧……这一去,又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见面呢……”她口中说着,手下已经把允禵的发辫打开,细心地梳拢了,又打好了辫子。然后,把自己头上的一根蝴蝶结解下,亲手挽在了允禵的辫子上,这才依依不舍地站起身来。

  更可怕的还在于,举凡这等男女私情的事,一旦暴露,就会立刻迎风四散,在百姓中广为传播。那就不止是人言可畏,而是众口烁金了!看田文镜的意思,是不管牵涉到谁,也要一究到底,一网打尽,毫无回旋余地的。他已经明文拜发了给皇上的奏折,邸报上也已登载出来。只要是明白人,谁还能看不到这一点呢?马齐自当宰相以来,还从未见过这样难办的事,竟不知该怎么处置才好了。想了好久才说:“车大人,你说得很明白。这事只能等皇上回来,奏明请旨才好办理。再说吧。”

  俞鸿图一笑说:“老尚,你是知道我的,银子我不稀罕。”

  从二十四日到三十一日,毛泽东连续召开政治局常委会会议、政治局会议和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波匈事件,并与刘少奇保持直接的电话联系。

  高无庸看得呆住了。他从心底发出一声叹息,慢慢地走上前来,向着允禵施了一礼说:“十四爷,时辰不早了,奴才要领引娣姑娘回去了。”

  车铭左思右想却不得要领,也不知马老大人这个“再说吧”的后面包含的是什么内容。他正在犹豫,突然,刘铁成脸色铁青,手按剑柄,风风火火地闯了进来。两眼直盯盯地看着车铭,却没有说话。车铭见事不妙,便连忙起身告退走了出去。

  尚德祥立刻就说:“那是,那是,谁能不知道您这脾性呢?可您越是不爱钱就越能升官,这话您信不信?我就敢说,您老爷准定要比李制台、田制台和鄂中堂他们升得快。为什么呢?您正在年轻有为之时,而他们不是老就是病的,哪能熬过您老爷呢?”

  二十九日,赫鲁晓夫、莫洛托夫、布尔加宁三人来到中共代表团住处,再次就波匈事件与中共代表团会商。谈话中间,毛泽东与刘少奇通了一次电话,要他跟苏方商量:苏联是不是可以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上、经济上放手,放开,让这些国家独立。刘少奇在向苏方转达上述意见的时候还说:“我听毛泽东同志讲过,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也可以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突然,从天上到地下的一切,都好像静止了。允禵和乔引娣心里都是微微地一颤,引娣向她敬爱的十四爷福了两福说道:“十四爷,您好好保重自己吧。奴婢……我要回去了……”

  此时再看刘铁成,只见他脖子上的青筋暴起老高,黑红的脸膛拧歪了,眉头上的刀疤抽搐着,眼中冒火似的露着凶光,显得十分狰狞吓人。他看着惊愕的马齐问;“九门提督的人要来接管畅春园。马中堂,你知道吗?”

  要说,这俞鸿图和尚德祥之间的感情,就是从前也不过平常。现在他听着尚德祥在他面前这样地拍马屁,还真是有点儿烦。可天下的事就是这样,千穿万穿而马屁不穿。虽然嘴上不说,可心里总是痛快的。便趁他的话空儿问道:“别说这些话了,你今天来找我,到底有什么见教之处呢?”

  苏方开始并不接受这个意见,极力进行辩解,经过双方长时间的讨论,最后接受了这个意见。在双方会谈的基础上,苏联于十月三十日发表《苏联政府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和合作的基础的宣言》。这个宣言采纳了中共关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也应该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意见,对于苏联在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上的错误,作了自我批评。中国政府立刻在十一月一日发表声明,支持苏联政府这个宣言。

  “还能再来看看我吗?”

  “啊?!怎么会有这等事?”马齐拍案而起,怒声问道。

  “嘿嘿嘿嘿,我的那个‘一担挑’姐夫,叫董广兴。他在淮南府任上让人家砸了一黑砖,正在想着谋起复呢。他托了小三爷弘时阿哥的面子,放到四川去当了个候补同知。听说您高升四川,就想见见您,可没有等着就只好先走了。不过走前他还是去拜见了嫂夫人,一进门,他就哭了。为什么呢?他说:‘我们这些作外官的,不知你们当京官的苦啊!你瞧俞大人住的那叫房子吗’?正好,他在棋盘街那里刚买了一处宅子,不大,却是三进三出卧砖到顶的瓦舍。您的几位老哥儿们一商量,就请嫂夫人搬进去住了。”

  十月三十日,中共代表团从米高扬来自匈牙利的报告中了解到,匈牙利的形势继续恶化,纳吉政府已经宣布退出华沙条约组织,实行多党制,并把保安队和保安机关解散,人民民主专政的体制已经解体,暴乱分子烧死、绞死、活埋保安队人员和共产党人,全国处于无政府状态。在这样的情况下,对匈牙利问题应当采取什么方针?中共代表团经过讨论后认为,一个是进攻的方针,即用苏联的军队把反革命压下去;一个是退让的方针,即苏联从匈牙利撤军。究竟采取哪个方针?刘少奇打电话请示毛泽东,说:“我们是不是把这两个意见都提出来同苏方商量?”毛泽东同意这样做,同时提出,暂时不忙作决定,看多少天以后再说。如果采取进攻政策,要等反革命更多地暴露、人民看清楚的时候,这样比较适当。中共代表团向苏方提出这些意见,并指出:在还可以挽救的时候,是不是尽最后的力量把它挽救一下,匈牙利问题同波兰问题性质不同,应该采取两种不同的方针。这时,苏共领导对匈牙利已经完全绝望,一致认为匈牙利政变已经完成,反革命已经取得政权,没有采纳中方的意见。

  “爷等着吧,只要奴婢还活着……”

  刘铁成低吼一声:“你过来看看!”说着走向窗前,“唰”地撕掉窗纱,用手指着楼下,“人都开进园子里来了!他们各房各殿,到处乱窜,也到处乱搜。他娘的,这不是要造反吗?”

  俞鸿图简直惊呆了:“咳,你们怎么这样糊涂!这不是要逼着我去当赃官吗?不行,我要马上搬出来。”

  过了一天,苏共领导的态度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三十一日晚,赫鲁晓夫等人到机场向中共代表团送行的时候,说苏共主席团已经决定,准备在匈牙利采取进攻的方针。②十一月四日,以卡达尔为总理的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宣告成立。同日,应卡达尔的请求,苏军重新回到布达佩斯。布达佩斯和匈牙利全国各地的暴乱很快被平息下来,卡达尔政府重新稳定了国内局势。

  允禵突然转过脸去,命令似地说:“走走走,快走!我再也不想看到你了!”

  马齐一声不响地快步来到窗前,这里居高临下,看得十分清楚。果然一队队的兵丁正在开进园来,澹宁居、韵松轩那里,沿着雨道已经全都是兵了。马齐心里一紧,暗叫一声:“不好!”他浑身的血仿佛倒涌上来似的,脸也胀得通红。突然,他转过身来对刘铁成说:“铁成,快让你的人飞马到青梵寺去请方先生。十三爷如果也在那里,他能来就更好。要快,越快越好。传鄂伦岱立刻上来!”

  “老爷,您先别忙嘛,我们可不是白送给您老的。您家堂上挂的那几幅字,全让我们拿走了。用字画换房子,您也不是头一个。当年的徐老相国,李光地大人全都是如此的。再说,我那个一条船儿也还是朝廷命官,既不是大奸大恶之徒,也不是要借您的势力去为非作歹,您老爷何至于就清高到这份上了呢?”

  波匈事件过去了,但国际共运中出了这么大的波折,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深入思考。应当从中吸取些什么经验教训呢?他想得很多。

  乔引娣回到畅春园时,一个小宫女春燕告诉她说,皇上正在梵华楼赐筵,与筵的是一个什么大将军。她又说:“在畅春园门口,还有一个山西人在打听你。这人大约有十六七岁的样子,说他姓高,和你是同乡。你知道,私自会见宫外的人,是犯着宫禁的。守门的张五哥是个好心人,给了他十五两银子让他走了。”

  几个在这里侍候的太监,哪见过这阵势啊,早就吓得浑身打战,面无人色了。马齐忙乱地整理着案上的文书,又准备穿戴好了去见下边的兵士。可是,他忽然停住了。他极力地让自己平静下来,又干脆脱掉了袍褂,在一张春凳上舒舒服服地躺了下来。他看了一眼房内慌乱无措的太监们说:“你们这是怎么了?一个个全像是大庙里的判官小鬼!出了什么事了,不就是隆中堂安排的驻跸军士换防嘛,也值得你们大惊小怪的?我现在乏了,你们不要说话,让我歇一会儿。”

  俞鸿图还要推辞,就听外头一声传呼:“宝亲王爷到!”

  十一月一日,刘少奇、邓小平一行回到北京,当天晚上,毛泽东召集政治局常委会议,听取他们的汇报。二日和四日,毛泽东两次召集政治局常委会扩大会议,讨论波匈事件。毛泽东说,在匈牙利,完全照过去的一套是不行的,而新的一套还要靠匈牙利的同志自己去摸索,我们也要支持他们。现在摆在世界各执政的共产党面前的问题是如何把十月革命的普遍真理与本国的具体实际结合的问题,这是个大问题。波匈事件应使我们更好地考虑中国的问题。苏共二十大有个好处,就是揭开盖子,解放思想,使人们不再认为苏联所做的一切都是绝对真理,不可改变,一定要照办。我们要自己开动脑筋,解决本国革命和建设的问题。

  引娣想了又想,在自己的记忆中,从来也没有个性高的亲戚呀。可是,那宫女的话,却勾起了她的思乡之情。从离开家乡到如今,已经过去了七个年头。开始时,她日思夜念的就是自己的娘老子。可后来却在不知不觉之中,被卷进了皇上和十四爷的感情纠葛之中,从此竟连家也都忘记了。此刻,娘的面容好像就在眼前晃动,引娣的心像被针刺着了一般,面孔也变得十分苍白。这个自己从不认识的姓高的,究竟是谁?他又怎么知道我在这里呢?

  太监们瞧着这位上书房大臣如此镇定,也有了活气。马齐要过一把扇子来,一边扇着,一边闭目养神。很快地,鄂伦岱仗剑进来,打了个千便问:“中堂,是您叫我?”

  尚德祥知道自己的身份,连忙退了出去,临走还悄悄的说了一句:“记着,明天我们大伙去午门外接您。”

  毛泽东还说,我们四月间发表了一篇文章,讲的道理现在看来还是对的。但是经过半年时间,特别是经过波匈事件,原来文章所谈的已经不够了,需要再写一篇。要根据波匈事件的教训好好总结一下社会主义究竟如何搞法。矛盾总是有的,如何处理这些矛盾,是我们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③

  从远处走过来几个人,像是十三爷和方先生,他俩后边还跟着一个身穿黑衣的人。引娣现在什么人也不想见,什么话也不想听,便对那小宫女春燕说:“我头晕得很,就在里头歇一会儿。万岁要是问着,你替我禀告一声好了。”说罢,就回到自己的住处。她躺在床上,却又不能入睡。辗转反侧之下,更是越想越苦。泪水潸潸流下,满枕头全都打湿了。

  “嗯?”马齐好像睡着了又刚醒过来似的:“哦,刚才铁成来说,步兵统领衙门的人进了园子。你是今儿早上当值的,他们预先是不是通知了你?”

  俞鸿图也顾不上说别的,他急步走出门外,冲着宝亲王就叩头诸安,完了又打了一个千儿。就在他一抬头时,却瞧见宝亲王的身后还站着皇上!这一下更惊得他不知说什么才好,连忙照着规矩行了三跪九叩首的大礼,把皇上和宝亲王迎进房内。驿丞也赶快呈上了冰镇好的大西瓜来,为皇上解暑。弘历一边给父皇送上了西瓜一边说:“万岁爷是刚刚吊唁了允礽二伯,回到这里顺便看看你们。尹继善呢?他怎么不在这里?”

  十一月十日至十五日,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这次全会,在原定讨论一九五七年经济计划和财政预算等议题外,还讨论了时局问题。刘少奇就时局问题作报告,详细叙述了中共代表团与苏共中央关于波兰、匈牙利问题商谈的经过和中共中央采取的方针,分析了波匈事件发生的原因,以及应当吸取的教训。

  那个小宫女说的“大将军”不是别人,正是征西大将军岳钟麒。十三爷来到这里时,他已用过了皇上御赐的膳食,在和皇上等人一齐说话了。允祥照规矩给皇上行了大礼,皇上却高兴他说:“十三弟,多时不见你这样精神了,朕心里着实安定了不少。朕也早就说过,你进来见朕是不准行大礼的,你怎么不听呢?快,都坐下来吧。”

  “……回……中堂,没有。方才九门提督李春风带着人来,他随身还带着领侍卫内大臣隆大人的签票。说是皇上即将回来,大内和畅春园两处禁地都要清检一下。畅春园的防务暂由九门……”

  “回四爷,刚才他说想回家一趟,这会儿怕该回来了。”

  全会的最后一天,毛泽东作总结性讲话。在谈到波匈事件时,他进一步指出苏共二十大全盘否定斯大林造成的严重危害。他说:“关于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我想讲一点。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列宁这把刀子现在是不是也被苏联一些领导人丢掉一些呢?我看也丢掉相当多了。十月革命还灵不灵?还可不可以作为各国的模范?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的报告说,可以经过议会道路去取得政权,这就是说,各国可以不学十月革命了。这个门一开,列宁主义就基本上丢掉了。”

  允祥走上前去,拍着岳钟麒的肩头说:“钟麒大将军,你怎么活得这样结实?我小的时候见你时,你就是这个模样,现在竟然一点儿都没变,难道你是吃了长生不老的药吗?”

  马齐不等他说完就打断了他:“他们总共来了多少人?”

  雍正说:“俞鸿图,你起来坐着吧。朕刚刚从二哥那里回来,心里头着实的难过,想出来敬散心,也想来这里看看。听说孙嘉淦带着岳钟麒的老母亲进京来了,也是今天要到。所以,朕还想见见这位老太太。你这次的江南之行,差使办得不错。监修了淮河大堤,又帮着尹继善建立了好几处义仓,你们还共同让乡民们订了乡规乡约。这可都是了不起的大事啊!你梗直敢言,朕原来看着你是御史的材料。哪知你干别的事情也这样好,朕想委你去四川当布政使。岳钟麒就驻军在那里,你去后,一方面要应付巡抚,一方面还要应付军需和民政。一身而三任,这个担子可不轻啊!宝亲王荐了你,朕也觉得很合适。你可不要辜负了宝亲王和朕的信托呀!”

  毛泽东认为:“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反革命没有搞掉,没有在阶级斗争中训练无产阶级,分清敌我,分清是非,分清唯心论和唯物论。现在呢,自食其果,烧到自己头上来了。”④后来,他对匈牙利事件产生的原因,作了比较全面的归纳:“官僚主义,脱离群众,工业方针错误,工人减薪,资本家简单地被打倒,知识分子未被改造,反革命分子没有镇压。”⑤

  岳钟麒笑容可掬地说:“十三爷,您取笑了,奴才怎能不老呢?奴才在外头一直惦记着您,听人说,您病得很重。现在当面看起来,竟是一点也不相干!只是面容稍稍有些清减而已。十三爷,您还得好好保重啊!”

  “回中堂,听李春风说是一千二百人。”

  俞鸿图就地打了一躬说:“奴才明白!这是主子的隆恩和宝亲王的厚爱。奴才平庸之才,主子如此赏识,奴才只有拼力做去,以不负圣上的期望。奴才还想劝谏皇上几句,皇上龙体不适,已有很长时间了,主子就不能消闲一些吗?比如今天奴才等虽在这里,可是,主子一声吩咐,奴才们不就进宫朝见了吗?何用得主子亲自来到这里呢?”

  在八届二中全会期间,国际上又发生一个事件,引起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关注。

  雍正的心情今天特别地好,他高兴地说:“平常日子里,说要开个御前会议,连人都凑不齐。今天可真好,所有该到的人全都来了,朕心里实在是满意。岳钟麒刚才说,去年四川稻子大熟,是百年不遇的好年景。还说,圣祖爷亲自培育的‘一穗传’双季稻,也比平常年景多收了两成。他如今是兵精粮足,厉兵秣马,单等朕一声令下,就要挥师西进了。朕听到这样的好消息,能不兴奋吗?”

  “哦,你下去叫李春风上来一趟。进园的千总以上军官,全都到这里来,我要训话。”

  “唔,朕今天并不单为你们而来。方才在二哥灵前拈香时,朕就想得很多。他如果不失德,何能落到这般地步?弘时回来向朕说:‘二伯伯看到太子銮驾时,已经不能出声了,却一直在碰着枕头……’唉,朕一想起他来就心如刀绞啊……”说着,他的泪水便流了下来。

  十一月十一日,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主席铁托,在南斯拉夫西部海滨城市普拉发表演说。他提出,波兰和匈牙利事件的根源,是有人把斯大林主义的倾向强加在他们头上。而斯大林错误的产生,“问题不仅仅是个人崇拜,问题是使得个人崇拜得以产生的制度”,“在于官僚主义组织机构”等等。

  岳钟麒的脸上泛着红光,他底气十足地说:“四川的存粮足够一年的军用。奴才身受两世国恩,不敢不用心练兵。到秋天新粮下来时,奴才再请万岁从李卫那里调拨一百万石粮,就可移兵西宁,待来春草肥时击鼓西进。策零阿拉布坦不过是个跳梁小丑,他挡不住我天兵讨伐的。”

  鄂伦岱事先并不知此事,但他早从八爷的口风里听出门道来了。今天这事,实际上是一次兵变演习。他原来以为,马齐不定慌成了什么样呢?可进来一看,这老相国却闲适得像个没事儿人一样。马齐越是镇定,鄂伦岱的心里就越是慌乱。他不敢多停,答应一声便飞跑着下去了。马齐这才微笑着站起身来,穿上袍服,戴上了双眼孔雀花翎,端坐案前,等候着李春风他们的到来。

  弘历却早就听说了三哥和几位叔叔伯伯们看戏的事。他在想,二伯死了,父皇还在这里掉眼泪,可别人哪?连自己一家的亲人都没有一点同情,还怎么再去要求别人呢?他正要开口劝解,就听驿馆里一阵人声吵杂,有人在大声地说着:“岳老太太住在北边套间里,两个丫头在外面侍候。我住这南边的小屋就行。”

  十一月二十四日、二十五日、二十七日、二十九日和三十日,毛泽东在颐年堂连续召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对国际形势的估计,分析铁托的演说和一些共产党对它的评论。最后决定就目前东欧各国发生的问题写一篇文章。毛泽东提出,文章的题目可以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口号,叫做“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雍正笑着打断了岳钟麒的话说:“今天咱们不议军事。朕怎么也想不到,十三弟竟然康复得这样快。十三弟,这位想必就是你说的贾先生了?”

  不大一会儿,鄂伦岱同着李春风他们走了上来。后边还跟着一大群游击千总,鱼贯而入,一齐向这位老相国打干行礼,身上佩戴的马刀叮当作响。

  一个老人的声音也传了进来:“不不不,孙大人,还是你住这北屋。我一路上都是坐轿,累着哪里了?你是做官的,常常会有人来看你说话。我一个老婆子,住到哪里不行?”

  毛泽东提议由胡乔木负责起草。两天以后,胡乔木拿出了文章初稿。十二月二日晚,毛泽东召集刘少奇、陈云、陆定一、王稼祥、杨尚昆、胡乔木、吴冷西开会,讨论这篇初稿。毛泽东又提出,文章的题目可以考虑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四月间写的文章相衔接,表明我们的观点是一贯的,是四月间文章的续篇。他说,文章可以更富于理论色彩,但政论的形式不变。对文章的要点,毛泽东重新作了构思。⑥

  贾士芳进来时,是随着大家一道被皇上“赐座”的。现在听皇上问到自己头上,连忙跪下叩头说:“道士草野黄冠,圣化治道之余流而已。不敢谬承‘先生’之尊号,皇上过誉了。”

  马齐声色不动地看了他们好久才问道:“是你们带兵来的吗?叫什么名字啊?”

  弘历一听就知道孙嘉淦他们来到了,便对皇上说:“阿玛,他们来了。”

  从十二月十日起,毛泽东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和政治局会议,讨论和修改《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直到正式发表,共八易其稿。

  雍正却不冷不热地一笑说:“只要有真本领,就称做先生又有何妨呢?请问你的道号怎么称呼?”

  李春风上前答话说:“回中堂,我是李春风,他叫李义合。我们都在九门提督衙门当差。”

  雍正漫步踱出房门,站在那里看着下人们搬东西。忽然,他叫了一声:“孙公,别来无恙乎?”

  在讨论中间,他又讲了一些指导性和理论性的意见。

  “贫道道号紫微真人。”

  “哦。”马齐仰着脸想了一下又问,“康熙五十一年,我曾经主持过一次武闱考试。记得那年就有个叫李春风的,是不是你呀?”

  孙嘉淦听这声音好熟,抬头一看竟然是皇上,他愣在那里了。雍正却笑着说:“朕猜想,这位一定是岳将军的老母吧?来来来,咱们到上房坐。俞鸿图,你们另外换个地方住。”说着,他竟自走了过来,搀起了岳钟麒的母亲,走进了上房并且在椅子上坐了下来。孙嘉淦跟着进来,他先向雍正行了大礼,又对正在发愣的老人说:“这位就是当今万岁爷!”

  他反复谈到,上篇文章中,我们讲在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矛盾,这篇文章中要分清两种性质的矛盾,一种是敌我性质的矛盾,一种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上篇文章我们主要讲人民内部矛盾。现在在讲人民内部矛盾的同时,还要讲敌我矛盾。当前世界上帝国主义力量与社会主义力量之间的敌对矛盾是基本矛盾。从此出发,站在社会主义立场上反对帝国主义。这个基本立场在文章开头就要讲清楚,这样才能够贯通全局,既解决敌我矛盾,又解决人民内部矛盾。

  “啊,好大的名字!”

  李春风忙上前一步半跪下去,两手秉胸说:“是,老师。卑职当时中的是第四十一名武进士。今年春天,卑职刚从云贵蔡大帅那里调来,还没来得及去拜见恩师,望乞恕罪!”

  老人身上陡地一颤,她拄着拐杖就想站起来,可是,手一软竟又坐了下去。她挣扎着滑到地上跪了下去,伏地叩头,泪如泉涌地说:“万岁爷,您折杀老婆子了……”

  毛泽东指出,对斯大林这个人要作认真的分析,先说他正确的一面,不能抹杀;然后说他的错误,强调必须纠正;然后强调实事求是,不能否定一切。

  贾士芳连连叩头说:“贫道自生人世就命犯华盖,父母有缘得遇异人,才得以《易经》演先天之数点化。我若不从道,则将克尽全家七口,自己也将沧为饿殍。如著舍身三清,则为紫微星前的执拂清风使者。所以贫道从三岁时起,就斩断人间尘缘,上了江西龙虎山,师父又替我取名叫‘紫微’。贫道虽有些小术小道,其实盛名难符,常自愧作,畏命而敬数。所以,这道号是从来也不肯对外人讲的。”

  马齐笑了,他和颜悦色地说:“皇上屡有明旨,要破除门户之见,你又何罪之有呢?李义合,你又是哪一科的呀?”

  雍正亲手搀起了她,还请她上座,可她却死活不肯,于是就坐在了皇上身边。皇上微笑着说:“老人家你好福相,好慈祥啊!今年你的高寿?”

  关于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问题,毛泽东说,在上篇文章中,我们讲存在这种矛盾。现在要讲这个矛盾不仅存在,如果处理不好,还可能由非对抗性矛盾发展成为对抗性的矛盾。苏波关系和匈牙利事件都说明了这一点。⑦

  “哦,原来如此。那个替你推造命的人是谁呢?”

  李义合却不像李春风那么规矩,他只是双拳一抱说:“马中堂,卑职是康熙五十六年的武进士。”他心想,我不是你的学生,你也少给我来这一套!

  “犬马齿七十三了。”岳母躬身回答,“托主子的福,身板还算硬朗……”

  《再论》发表两天前,十二月二十七日晚,毛泽东召集刘少奇、陈云、邓小平、康生、张闻天、王稼祥、陆定一、胡乔木、吴冷西、田家英在颐年堂开会,对文章作最后一次讨论修改。吴冷西回忆说:会后,“胡乔木、田家英和我三个人就在毛主席住所后面的居仁堂(八大后中央书记处办公的地方)修改。我们修改完一部分,就由田家英给毛主席送去一部分。毛主席也看一部分改一部分。这样流水作业,一直到第二天十二月二十八日清早,我们把最后一部分修改完,三个人一起到毛主席卧室去。毛主席看完后决定当天晚上(二十八日)广播,二十九日在《人民日报》见报”。⑧

  贾士芳把头在青砖地上碰得山响,却始终不说一句话。雍正知道他这是不愿意说出来,就叹了一口气说:“既不能明言,也就罢了。你很有些本领,也治好过不少人的病。怡亲王和李卫的咳喘都经你治得大有起色,他们也都夸你是位有道之人哪!”

  哪知,马齐一听这话,却扑哧一下笑了:“康熙五十六年主持武试的,是我的门生侯华兴。这样算起来,我还是你的太老师呢!哈哈哈哈……”

  “这一路几千里,真是难为你了。”

  《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通称《一论》)一样,注明“这篇文章是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由《人民日报》编辑部写成的”。这是苏共二十大以来,中共中央就斯大林问题发表的又一篇历史性文献。围绕半年多以来国际上发生的许多重要事件,尤其是波匈事件和以铁托演说为集中代表的国际共运内部出现的对斯大林问题的不同评价,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斯大林问题以及与此相关的许多重大问题,有了更深入的思考和认识。这篇文章与前一篇文章相比较,涉及的问题更为宽广,对许多问题的论述更加展开,强调的侧重点也有所变化。

  “啊,那是怡亲王和李大人自身的造化,又托了皇上的福份,贫道不敢贪天之功。”

  马齐是熙朝的老人,如今朝中为官的,除了李光地,谁也没有他的资格老。今天他有意地撂出了大牌子,下站的二李却都得乖乖地听着,谁敢说半个不字啊!马齐站起身来。格格地笑着说话了:“既然你们都是我的学生,那我可要点拨你们几句了。我这可不是依老卖老,更不是教训人,我说的全是实话。这北京城可不同一般哪!是帝辇,是皇上和文武大员们居住和办事的地方。畅春园和紫禁城是禁苑,那里更是至尊至贵、神圣无比、任何人都不得亵读、不得轻慢的地方,那里的规矩也是不能差之毫厘的。步兵统领衙门的职责是防护九门禁城,它的权限也只在九城之内。紫禁城和畅春园历来都是由上书房和领侍卫内大臣负责护侍的,没有圣旨,连一兵一卒也不得擅入。你们明白吗?”

  “不累,有孙大人一路照料,事事都尽着我,就是钟麒跟着,也不过是这样。半路上,还有许多地方官来看我,让我不知怎么说才好……”

  《再论》长达两万字,在篇幅上比《一论》多出了一倍。前面一个引言,末尾一个结束语。全文共四个部分,分别论述了由斯大林问题引发的四个重大原则问题:关于苏联的革命和建设的基本道路的估计;关于斯大林的功过的估计;关于反对教条主义和反对修正主义;关于各国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

  岳钟麒早就想走了。他是因为吃了皇上赐的御筵,才跟着进来谢恩的,怎么能在这里听道士这天南地北的胡扯呢?这时,见皇上有了话缝,便连忙起身说:“回皇上,奴才营里还有点小事要办,六部里也要去走动走动。主子要是没有别的吩咐,奴才就要告退了。”

  李春风躬身回答:“中堂,我们此次带兵进园,是奉了隆中堂的将令。马老中堂这‘擅入’二字,我们不敢当。难道隆中堂没有知会您吗?”

  雍正还要说话,就见门帘一挑,岳钟麒和尹继善一先一后地走了进来。他们一见此情此景,全都愣住了。雍正却一笑说道:“岳钟麒,你瞧,孙嘉淦把你母亲平安地送到了京城,你怎么不去谢谢他呢?”

  按照毛泽东的意见,文章一开头,就提出关于正确区别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问题,作为全篇立论的根据。

  雍正笑笑说:“好,你去吧,我们不能耽误了你的军机重务。有些事情,不一定非找朕来说,宝亲王就能够作主。就是你们的见地不一,也可以商量着办嘛。你下去吧。”

  马齐根本没把他的这个“学生”看在眼里。他提起笔来疾书几行,取出印匣子里的上书房关防,小心地铃了印,递给鄂伦岱说:“你飞马进城,传我的钧谕:无论是奉了谁的指示,凡进入大内的所有兵丁,必须立刻退出来,在午门集结听令。”

  岳钟麒这才醒过神来,连忙和尹继善一齐跪下叩头:“万岁!”就要行大礼,却被雍正拦住了:“都快起来吧。朕今天是专门看望岳老夫人的,并没有什么军国要事。见到岳老太太这么硬朗,朕心里着实的欢喜。嘉淦看起来有些消瘦,大概是路上累的吧。先歇上几天,不要忙着上任。等过了二哥的断七,就是太后老佛爷的冥寿,朕演大戏请岳老夫人和你们都去看看。”

  在《一论》里,只是一般地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那时,全盘否定斯大林的问题刚刚出现,其严重后果还没有更多地显现出来,社会主义阵营及东欧一些国家内部存在的尖锐复杂的矛盾也没有充分暴露。《一论》的重点,是要引导人们了解在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矛盾这一客观事实,破除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矛盾这种理想化的迷信。这个目的是达到了,而且被后来的波匈事件所证实。

  雍正突然换了一副脸色,对着那贾道长说:“不过,你说得虽然动听,朕却不能全然相信。既然朕是真命天子,又洪福齐天,可为什么常年身热不退,困倦难支,而且下颏上常出疙瘩而又久治不愈呢?廷玉,你相信他说的话吗?”

  鄂伦岱听这位中堂大人的口气,斩钉截铁,好像没有一丝一毫的商量余地,他愣在那里好久,才吞吞吐吐地问:“这……马中堂,这事您是不是要和隆中堂合议一下……”

  岳钟麒见皇上话有了缝儿,便趁机跪下向母亲请安。岳老夫人却不让他起身,说道:“儿子,你就这么跪着,听娘说几句。你也用不着问我的安,我托了万岁爷的福,身板好着哪!”

  形势的发展,推动了理论的发展。《再论》引言中,有一大段经过毛泽东多次修改的文字,集中表达了他在国内外出现一些新情况下,对整个世界范围内矛盾问题的理论思考:

  张廷玉决绝地说:“回圣上,老臣压根就不信!”

  马齐一口回绝:“合议当然是要合议的,不过这用不着你来管!你立马就给我去传令,先退兵,别的以后再说!怡亲王和方先生很快就来,你进城见到隆中堂,就带个信去,叫他也马上到这里来。”

  “是!儿子静听母亲教训。”

  “在我们面前有两种性质不同的矛盾:第一种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在帝国主义阵营同社会主义阵营之间,帝国主义同全世界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之间,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之间,等等)。这是根本的矛盾,它的基础是敌对阶级之间的利害冲突。第二种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在这一部分人民和那一部分人民之间,共产党内这一部分同志和那一部分同志之间,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和人民之间,社会主义国家相互之间,共产党和共产党之间,等等)。这是非根本的矛盾,它的发生不是由于阶级利害的根本冲突,而是由于正确意见和错误意见的矛盾,或者由于局部性质的利害矛盾。它的解决首先必须服从于对敌斗争的总的利益。”

  贾士芳却磕着头说:“万岁,贫道初觐天颜,胆气不壮。皇上若能赐酒一杯,则贫道即可立解皇上的病痛。”

  鄂伦岱十分不情愿地走了。马齐这才回过头来看着李春风和李义和。他说话的声音是那样的低沉,暗哑,使人听了毛骨悚然:“你们俩刚才说不是‘擅入’吗?好,我现在就告诉你们,什么叫‘擅入’。越权非礼而入就叫‘擅入’,懂了吗!先前不懂,尚有可原;现在改过,为时不晚!畅春园里本来就驻有三四千人,他们并没有接到移防命令,双方一旦争执起来,就是血溅畅春园的泼天大祸!别说你们了,就是隆中堂亲自来,他也难以善后,更难向皇上交代!先退出去听令,就没有你们的事。不然的话,我就请王命旗来先斩了你们,然后再调丰台大营进园关防。怎么,你们要以卵击石吗?”

  “我自打十七岁起就入了你们岳家的门,到现在整整五十六个年头了。你爹爹岳升龙是永泰营里的千总,他的顶头上司叫许忠臣。姓许的受了吴三桂的教唆,要你爹跟着他们造反,还说要封你爹当副将。你爹爹是条汉子,他不肯叛主投敌,瞅冷子一刀杀了许忠臣,这祸可就惹大了。我当时就在你爹面前,也吓得傻了。许忠臣的亲兵,还有吴三桂的兵丁们,都聚在帐外大呼小叫:不要放走了岳升龙!杀了他一门良贱!你爹对我说,女子事夫和男子事君是同一个道理,都要从一而终。我杀许忠臣,就是因为他失了做臣子的大节。现在我要和弟兄们突围出去了,你留在这里也是受辱。我要杀了你,将来我一定会为你立庙的!

  又说:

  雍正吩咐一声:“高无庸,叫引娣端一杯酒来给他壮胆!”

  这些进园的兵士听马齐说得这么严重,一个个全都蔫了。他们只是奉命进园,并没有接到遇见抵抗就立即厮杀的命令。碰了这么硬的钉子,一下子竟不知如何是好了。李春风和李义和交换了一个眼神,回过头来说:“马老中堂,您老和隆中堂都是上书房大臣,这事儿可真叫我们为难了。我们可以听令,也可以暂时退出园外,但请马中堂给我们写几个字,也好让我们向上边交差。马老中堂能体恤我们的难处,我们就感激不尽了。”

  “我告诉你爹说,‘这事根本就用不着你交代,不过我想图个全尸’,就扯了根绳子上了吊。可你说这事怪也不怪,连着三次上吊,又连着三次挣断了绳子!我实在没法了,对你爹说,‘快,把我杀掉,你们逃命去吧’。你爹手下的弟兄们不干了,他们说,‘嫂子三次上吊都不成,这是天意,她是个大福大贵的人。走,咱们带上嫂子杀出去,就是死咱们也死在一块儿’!

  “当然,实际生活的情况是复杂的。有时为了对付主要的共同的敌人,利害根本冲突的阶级也可以联合起来。反之,在特定情况下,人民内部的某种矛盾,由于矛盾的一方逐步转到敌人方面,也可以逐步转化成为对抗性的矛盾。到了最后,这种矛盾也就完全变质,不再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范围,而成为敌我矛盾的一部分了。这种现象,在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都曾经出现过。总之,一个人只要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就决不应该把人民内部的矛盾同敌我之间的矛盾等量齐观,或者相互混淆,更不应该把人民内部的矛盾放在敌我矛盾之上。”

  乔引娣原先在房内坐卧不宁,又听说来了个法术无边的道士,便也想跟着看看稀罕。此时她听到传喊,连忙从里屋出来,端了一小杯御酒,送到道士面前。贾士芳定睛看了她一眼,才接过酒来,一饮而尽。又定神看了一下殿中诸臣才说:“皇上,请恕贫道直言。这紫禁城和雍和宫中,都有一些戾气,久久不散,像是有不得血食的冤鬼作祟。戾气冲犯帝星,自然就对龙体有碍。皇上如能以祭奠血食发送了它们,您的元气不受损害,就会很快康复的。”

  马齐的脸上绽开了笑容:“哎,这就对了嘛,这也才像是我的学生。”他一边写着字据一边又说,“你们虽是武人,可也是朝廷命官,事事处处都要听朝廷的,才不会出错。好了,下去吧!”

  “那天夜里,天黑路暗,雨大风急。他们在前边杀人夺路。我就跟着在后边跑。就这样,我们这十六个人,才逃出了潼关……打从那时起,朝廷上但有出兵放马的事,哪一次也少不了你爹爹。他从来没有怯过敌,也从来没打过败仗,倒是因为贪功杀敌做事太猛,几次被罢了官职。如今,你的官比你爹做得大了,我要对你说,咱们是受两代皇恩的人。你爹跟着圣租爷,没有给祖宗丢脸;你跟着雍正爷,也照样不能给岳家丢人!

  《再论》用上述观点,纵观国际共运的整个历史,尤其是一九五六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力求从中总结出一些带规律性的东西,而不拘泥于对具体问题和具体事件进行就事论事的讨论。它以高屋建瓴的气势,理论性和政论性兼有的特色,展现在读者面前。

  雍正死死地盯着贾士芳问:“什么怨气、戾气的,你说得详细些。谁错杀了人?杀的又是什么样的人?”

  太监泰狗儿跑进来说:“禀中堂大人,奴才去找十三爷,却听说他昨儿个就去了丰台大营。今天一早,又把方老先生也请去了。这里发生的事,十三爷留下的随从们,已经飞马禀报十三爷了。”

  “现在你就要去打仗了,万岁爷不放心我在四川,这才又派了孙大人,把我送回了京城。我告诉你,妈不稀罕你的那些个小孝顺,要的是你能杀敌立功。哪怕是将来马革裹尸而回,妈也只会笑,而绝不掉一滴眼泪!”

  《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发表,再一次从理论上解答了人们因国际共运出现的挫折和暴露出来的严重问题而产生的种种疑虑和困惑。它同《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样,在国际国内产生了重大影响。这篇文章是中共领导人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在其中起着指导性和决定性的作用。从一九五六年二月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的错误,到波匈事件和铁托发表普拉演说,这一连串的事件,深深地触动了毛泽东,促使他深入思考国际共运和社会主义问题,并引发他对中国国内问题的深入思考。他主持撰写的“两论”,既是他对这些问题进行思考的理论成果,又是他对这些问题进一步研究的理论准备。

  “贫道术数有限,天眼法术也同样有限,不能说得太详细了。但皇上在紫禁城不如在畅春园安宁,在畅春园又不如承德,而承德则又不如奉天。若是如此,贫道就说的不假。”

  马齐一颗心掉在肚子里,他终于放心了。直到这时他才发现,自己早已是汗透重衣,疲惫至极,他重重地往春凳上一躺,吩咐太监们:“隆中堂来了,就立刻叫醒我!”

  岳钟麒跪在地上,听着母亲这大义凛然的教训,他激动地说:“母亲您老人家放心,您的训诲儿子句句照办。儿一定要移孝为忠,报答皇上的知遇之恩。”说完,他趴在地上,连连叩头。

  《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发表以后,毛泽东把主要注意力从国际转到国内。

  雍正低头头想了想,还确实不错。张廷玉却在一旁笑了起来:“皇上,这大内和紫禁城,早就住过十几代皇帝了。要说这里没有冤杀过人,岂不是笑话?”

  “钟麒大将军,你起来吧。”雍正也被眼前这情景激动得泪水滢滢,“朕曾查过你们家的族谱,知道你们岳家本是岳飞的嫡脉后人。假如当时他不是在抗金,圣祖就把他立为武圣了。有人曾向朕说,只因你是岳家的后代,用你统率大军恐怕不利于朝廷。朕当时就照脸啐了他一口说:岳飞是千古忠臣,他的后代也会是忠臣的,岳钟麒一定能打败准葛尔!朕今天说这话,是怕你会因权重而自疑。你千万不要这样想。听到什么闲话,就写成密折来报告朕,朕自会开导你的。”

  一九五六年下半年,国内经济出现了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供应紧张的情况,一些社会矛盾也表现得比较突出,有些地方甚至发生工人罢工、学生罢课的事件。在半年内,全国各地,大大小小,大约有一万多工人罢工,一万多学生罢课。⑨从一九五六年十月起,广东、河南、安徽、浙江、江西、山西、河北、辽宁等省,还发生了部分农民要求退社的情况。⑩对政府批评的意见,对现实不满的言论,也多起来了。总之,出现了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人们刚刚还在欢庆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伟大胜利、中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怎么会出现这么多问题呢?这是许多人始料所不及的。

  方苞也笑着说:“道长,你说的什么‘戾气’,大概就是所谓的‘阴气’吧?几百年的古屋老殿,还能没有一点儿阴气?”

  岳钟麒擦着眼泪说:“主上如此待臣和臣的全家,臣就是磨成粉末也要回报圣君!”

  对这类事件怎么处理,全党既没有思想准备,也没有经验。一些干部习惯于按照革命时期的经验办事,用类似处理敌我矛盾的办法处理罢工、罢课事件,造成了矛盾激化。这种情况,引起毛泽东的严重注意。

  贾士芳知道,要想让这里人全都服了自己,不显点真本领是不行的。便说:“二位老大人说得极对。在下请问,皇上颏下那小疙瘩现在如何?贫道想为您施治,不知可行吗?”

  雍正笑了:“朕不要你磨成粉未,而是要你衣锦还乡!你不要学年羹尧,要学施琅。你有如此贤良的母亲,一定能杀敌立功。朕在凌烟阁上,已经给你留下一个位置!好了,你现在好好地陪一陪你母亲,她老人家是有年纪的人,也该早点儿歇着了。今日一见,就算朕为你送行吧!”

  ①根据刘少奇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记录,1956年11月10日。

  “这次起了有五六天了,每天都要热敷,再有十多天就平稳了。你若能治,就试试看吧。”

  岳钟麒母子一同跪了下去,哽咽着说:“谢主子隆恩!”

  ②以上根据刘少奇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记录,1956年11月10日。

  贾士芳不再说话,却低下头去默默地念了几句咒语。他回过头来对张廷玉和方苞说道:“张相爷和方老先生都是识穷天下的一代大儒,难道不知大道之渊深,并不在口舌之间吗?方老左臂上有一个骨刺,每隔半个来月,就疼得不能举臂,这可是真的吗?”

  ③吴冷西:《十年论战》(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5月版,第59页。

  方苞惊得睁大了眼睛:“对对对,确实如此。”

  ④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记录,1956年11月15日。

  “贫道再问一下张相爷,您的长公子骑马时不幸摔伤,以致右腿行动不良,这事有吗?”

  ⑤毛泽东在第十一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结束语提纲,手稿,1957年3月1日。

  张廷玉一笑说:“这件事谁都知道,说它何用?”

  ⑥参见吴冷西:《十年论战》(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5月版,第68、69页。

  “不不不,您现在回家去看看,他是不是已经行走如常了?”

  ⑦吴冷西:《十年论战》(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5月版,第72-74、77、78页。

  这一下惊得满殿的人都瞪目结舌。雍正下旨说:“高无庸,你派人骑了快马去看看,贾道长说得可对。”

  ⑧同上书,第80-82页。

  贾士芳冷冷地说:“这是张相处置家务不当所致,请您好好回忆一下,有没有不仁不慈之处?”

  ⑨《中共中央关于处理罢工、罢课问题的指示》,1957年3月25日。见《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9月版,第154页。

  一言出口,张廷玉说不出活来了。他的二儿子张梅清,不就是因为和一个青楼歌妓要好,才被他打死的吗?想不到这个贾士芳竟一语捅到了他心中最疼处,他还能再说什么呢?张廷玉还在思索,就听贾士芳又说:“皇上,请您摸摸自己的下额,也请方老摸摸您的骨刺,看看有什么变化没有?”

  ⑩中央农村工作部简报《关于退社和大社问题》,1956年12月6日。见《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上),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10月版,第655页。

  雍正和方苞正看得有趣,此时一摸自己的患处,竟然平滑滋润,连一点儿病痛都没有了!雍正惊得霍然起身,在地下走了几步,觉得从来没像现在这样的心静气闲。他大声说道:“贾道长,你真是神仙,神仙哪!哎,方先生的病又是怎么得的呢?”

  面对新时期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怎么办?需要有新的方针、新的方法、新的理论。这是摆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面前的新课题。

  对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出现的这些新问题,毛泽东运用矛盾学说来作出解释。他在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的讲话中说:“世界充满着矛盾。民主革命解决了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一套矛盾。现在,在所有制方面同民族资本主义和小生产的矛盾也基本上解决了,别的方面的矛盾又突出出来了,新的矛盾又发生了。”他把工人罢工、学生罢课这一类问题产生的根源,归结为官僚主义。他说:“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搞不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末,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

  在这次全会上,毛泽东郑重宣布:“我们准备在明年开展整风运动。整顿三风: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这是他很长时间以来一直特别关心的三个问题。他强调,整风是一种小民主的方法,“以后凡是人民内部的事情,党内的事情,都要用整风的方法,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而不是用武力来解决”。①

  毛泽东敏锐地捕捉到时代变化的脉搏,萌发了一些解决社会矛盾的新想法。

  这年十一月五日至十六日,中国民主建国会召开一届二中全会。这是在经历了社会主义改造以后,民主建国会召开的第一次中央全会。民主建国会的成员,有相当一部分是原先的民族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在他们中间产生了一种想法,认为现在不应当再提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因为全行业公私合营后,两面性中的消极一面已不存在,或基本不存在了。另外,在民族资产阶级的作用和地位,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等问题上,也有一些不同的认识。在民建中央全会上,展开了充分的讨论,进行了批评和自我批评,最后在思想上取得一致。

  毛泽东得知这个情况后,十分高兴。十二月四日,他在给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黄炎培的复信中,欣喜地说:“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方法竟在你们党内,在全国各地工商业者之间,在高级知识分子之间行通了,并且做得日益健全,真是好消息。”接着,他谈了对当前社会矛盾的基本看法:“社会总是充满着矛盾。即使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也是如此,不过矛盾的性质和阶级社会有所不同罢了。既有矛盾就要求揭露和解决。”这就是说,社会主义改造并没有消除所有的社会矛盾,有的矛盾解决了,有的矛盾仍然存在,还有新的矛盾会产生。但是矛盾的状况,包括性质和表现形式已发生变化。

  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怎么解决?他说:“有两种揭露和解决的方法:一种是对敌(这说的是特务破坏分子)我之间的,一种是对人民内部的(包括党派内部的,党派与党派之间的)。前者是用镇压的方法,后者是用说服的方法,即批评的方法。”

  在信中,他对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社会矛盾状况作了初步的分析:“我们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了(即是说还没完全解决,表现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还将在一个长时期内存在。另外,还有少数特务分子也将在一个长时间内存在),所有人民应当团结起来。但是人民内部的问题仍将层出不穷,解决的方法,就是从团结出发,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达到团结这样一种方法。”②

  这封信表明,毛泽东在观察社会主义社会中纷繁复杂的社会矛盾现象方面,已经形成了若干重要的判断。要把这些判断上升为系统的理论,还需要一个过程,还需要有更多的实践经验。

  一九五七年一月十八日至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这是一次重要会议,有人习惯地把它称作“一月会议”。毛泽东在第一天的会议上宣布,这次会议的议题主要有三个:思想动向问题,农村问题,经济问题。在诸多问题中间,毛泽东最看重的是思想动向,在这一天的讲话里,主要就是讲这个事情。

  他说:“思想动向问题,我们应当抓住。这里当作第一个问题提出来。现在,党内的思想动向,社会上的思想动向,出现了很值得注意的问题。”他列举了这样一些思想情况:有些干部争名夺利,唯利是图,比阔气,比级别,比地位;是合作社好还是个体经济好,这个问题也重新提出来了;在好些地方的学校里发生学生闹事,有的地方公开提出要来一个“匈牙利”;在一些教授中也有各种怪议论,说共产党领导不了他,社会主义不好,等等。

  谈到这些思想动向,毛泽东很自然地联系到苏共二十大以来国际上发生的几次大风潮。他说:“台风一刮,动摇分子挡不住,就要摇摆,这是规律。我劝大家注意这个问题。”“台风年年都有,国内国际的思想台风、政治台风也是年年都有。这是一种社会的自然现象。”

  针对上面的情况,毛泽东提出:(一)要准备少数人闹事,搞所谓的大民主。对待大民主的态度应当是,第一不怕,第二要加以分析,看他讲什么,做什么。(二)对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要继续思想改造。现在有一种偏向,就是重安排不重改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来,不敢去改造知识分子了。(三)百花齐放,还是要放。农民需要年年跟田里的杂草作斗争,我们党的作家、艺术家、评论家、教授,也需要年年跟思想领域的杂草作斗争。

  面对一年来国内外出现的问题,毛泽东不无感慨地说:去年这一年是多事之秋。现在还是多事之秋,各种思想还要继续暴露出来,希望同志们注意。③

  会议的最后一天,毛泽东再次讲话,共讲了七点:要足够地估计成绩;统筹兼顾,各得其所;国际问题;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闹事问题;法制问题;农业问题。这些都是针对会上的议论和党内外出现的一些思想情况而讲的,是对会议的一个总结。

  除了第三点国际问题外,其余六个问题,都成为后来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内容。可以说,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的讲话,为《正处》思想的形成作了重要准备。

  自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提出以后,党内就有一种不理解甚至是抵触的情绪,在知识分子中也还有不少顾虑。

  一九五七年一月七日,陈其通、陈亚丁、马寒冰、鲁勒四人在《人民日报》上发表题为《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一文,对他们认为是违反党的文艺政策的倾向,发表了批评意见。毛泽东后来多次批评这篇文章,说文章对形势的估计是错误的,思想方法是教条主义、形而上学、片面性的。

  对王蒙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的围攻和陈其通等人上述文章的发表,使一些知识分子感到党的“双百”方针的贯彻,还处于一种好似乍暖还寒的早春天气的状况。稍后《人民日报》在三月二十四日刊登了费孝通的文章,题为《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正是当时知识分子的这种心态的反映。费孝通从自己的切身感受,回顾了广大知识分子是怎样在“双百”方针的感召下,从原先的“笑渐不闻声渐消,多情却被无情恼”,转变为“春到人间,老树也竟然茁出了新枝”的。但他认为,当前贯彻“双百”方针的状况,可以用“草色遥看近却无”来形容,反映出一种忧虑的心情。

  毛泽东当时所要做的,主要是批评在“双百”方针问题上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倾向,以适应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的需要。

  二月十六日,毛泽东在颐年堂召集中央报刊、作家协会、科学院和青年团的负责人开会,谈文艺思想问题,共二十八人参加,其中有几位党外人士。周恩来、邓小平等也参加了。毛泽东想把近来思索的一些问题,先在小范围里讲一讲,吹吹风,看看反映,然后再到大会上去讲。这是他一贯的做法。

  毛泽东讲话一开头就说:王蒙最近写了一篇《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这篇小说有缺点,需要帮助他。对待起义将领也要帮助,为什么对青年人不采取帮助的态度呢?王蒙写正面人物无力,写反面人物比较生动,原因是生活不丰富,也有观点的原因。有些同志批评王蒙,说他写得不真实,中央附近不该有官僚主义。我认为这个观点不对。我要反过来问,为什么中央附近就不会产生官僚主义呢?中央内部也产生坏人嘛!并且说:用教条主义来批评人家的文章,是没有力量的。

  毛泽东当时之所以抓住陈其通等四人发表的文章和一些人对王蒙小说的批评这样两件事,着重加以分析,是因为这两件事具有典型意义,用毛泽东自己的话来说,它们反映出“我们对人民中的错误采取如何处理的方针,有大量的人是没有弄清楚的”。④这个问题,正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出现了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的条件下,毛泽东想要着力研究解决的一个课题。

  毛泽东反复强调“双百”方针,因为他认为:属于精神世界的问题,属于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斗争,只能用说理的方法和争鸣的方法来解决,决不能用压制的办法来解决。他说:列宁是怎么写《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是以大量的材料充分说理。

  他提出批判胡适的问题,说开始批判胡适的时候很好,但后来就有点片面性了,把胡适的一切全部抹煞了,以后要写一两篇文章补救一下。对康有为、梁启超也不能抹煞。又说:对思想上有严重错误的人,有敌对思想的人,也要团结他们,改造他们。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贯彻“统筹兼顾,各得其所”。应该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以便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应该贯彻“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笔下也是如此。

  他说:片面的打,不能锻炼出真正好的文学艺术。只允许香花,不允许毒草,这种观念是不对的。香花是从和毒草作斗争中出来的。香花与毒草齐放,“落霞与孤鹜齐飞”。斯大林的教条主义不是两点论,而是一点论,我们的同志看事物应该是两点论。同时,一点里面又有两点。

  他又说:我们要充分收集材料,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要有准备才有说服力。有这么多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我们要靠少数人教育多数人。开除很简单,但这绝不是好办法。应该懂得坏分子里面也有两重性。一是不好,一是可以当“教员”。一些事物都有它的产生、发展和灭亡,都有始有终。如果马列主义叫永恒的真理,就不叫马列主义。马克思没有看到社会主义,列宁也看得不久。苏联有成绩,也有问题。社会主义的时间不长,还没有充分的经验,许多问题要创造,要发展。不要怕交锋,真理是越斗越明。我们的同志应该记住,我们要警惕采用简单化。⑤

  毛泽东的这次讲话,主题就是一个,如何在思想领域,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开展积极健康的学术争鸣和思想交锋,在争鸣和交锋中坚持马列主义、发展马列主义,在争鸣和交锋中推动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发展。

  经过长时间的观察和思考,在总结一年来国际国内发生的重要事件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逐渐成熟。在他看来,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指导全局工作,解决国内政治的、经济的、思想文化等领域的一切问题的总方针。他要在全党,在全社会进行广泛宣传,造成舆论,使广大干部和群众(首先是各级领导干部和党外人士)都能懂得,都能接受和掌握它。毛泽东选择了召开最高国务会议扩大会议的方式,正式发表他的意见,宣传他的主张。这是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到三月一日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会议的规模是空前的,出席会议的各方面人士共有一千八百多人。

  毛泽东在二十七日下午的会上,以“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为题发表讲话,从下午三时讲到将近七时。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除了刘少奇外出考察外,都出席了这次会议。

  毛泽东发表这样重要的讲话历来是非常慎重的,事前都要在小范围内先通通气,透透风,然后逐步扩大范围,使人们在思想上有所准备。

  这以前,二十六日下午,毛泽东先在第十次最高国务会议上就人民内部矛盾的处理和解决问题、敌我矛盾与是非问题讲了一次,参加会议的有三十七人。从一月会议到第十次最高国务会议,经过规模不等、成员各异的三次会议之后,毛泽东才在一千多人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正式发表讲话。

  毛泽东在会前写了一个讲话提纲,题目是“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共十二个问题:(一)两类矛盾:敌我阶级之间,人民内部之间;(二)肃反;(三)社会主义改造——合作化;(四)资本主义改造;(五)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六)增产节约,反对铺张浪费;(七)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九)如何处理罢工,罢课,游行示威,请愿;(十)闹事,出乱子,都不好吗?(十一)少数民族与大汉族民族问题,西藏问题;(十二)中国可能在三、四个五年计划内,初步地改变面貌。⑥后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的时候,也就是这十二个问题,只是把第六、第十一两个问题的次序对调了一下。

  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基本上是照这个提纲展开的。

  第一个问题是关于两类矛盾。他指出:敌我之间的矛盾,人民内部相互之间的矛盾,是两个问题。但今天重点要谈人民内部的矛盾。因为现在我们所碰到的问题,人民内部的问题是一个重要问题,问题很多,占我们很多的时间。这两类问题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是非对抗性的矛盾。专政就是对付敌我之间的,解决敌我之间的这个矛盾的,就是压服敌人。只要不是敌人,那末就是人民,在这个范围之内就不是专政的问题,不是谁向谁专政的问题。人民自己不能向自己专政,因为这些人有言论自由,有集会自由,有结社自由,有游行示威自由。所有这些是宪法上写了的,这是民主的问题。民主是有领导的民主,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不是无政府主义的,无政府主义不是人民的要求。

  他说: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出来,有些人很高兴,来一下大民主嘛!他们所谓的大民主,几十万人到街上去了。他们似乎高兴这个事情。有一些同志,有一些党外朋友,他们搞不清楚大民主是对付敌对阶级的。另外有少数人是带有敌对情绪的,他们希望用大民主把人民政府整那么一下,学匈牙利那样把共产党整一下,就开心了。有些人不懂得世界上的具体情况,以为欧洲的民主自由很好,喜欢议会民主,说人民代表大会跟西方议会民主比要差,主张两党制,这一党在上,那一党在下,然后反过来。还要有两个通讯社,唱对台戏。有人提出早一点取消专政。有人说民主是目的。我们跟他们说,民主是手段,也可以说又是目的又是手段。民主是属于哪个范围呢?属于上层建筑,属于政治这个范畴。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告诉我们,人类社会的上层建筑归根结底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改善人民生活是它的目的。有人说外国的自由很好,我们这里自由很少。我说,没有抽象的自由,只有阶级的自由,具体的自由,抽象的、一般的自由,世界上就没有那个东西。

  在两类矛盾里,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应该放在哪一类?他说:这个问题《再论》没有提到。但是大家知道,民族资产阶级是不放在第一类的,不放在敌我矛盾那一类的,是放在人民内部矛盾这一类的。因为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民族资产阶级愿意接受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愿意走向社会主义。因为这样的理由,民族资产阶级跟帝国主义不同,跟封建主义不同。工人阶级跟民族资产阶级是对抗性的两个阶级,但是对抗性矛盾如果处理得当,可以转变为非对抗性的矛盾。如果我们处理不当,不是争取、团结、帮助、教育这样的方针,势必会走向对抗。

  他说: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是一个新问题。《再论》主要是说国际方面的问题,很少说国内方面的事,并且关于人民内部的矛盾究竟如何解决,没有详细的分析,只有一个原则的说明。历史上,马克思、恩格斯对于这个问题谈得很少。列宁简单地谈到社会主义社会对抗消灭了,矛盾存在着。所谓对抗消灭了,就是说资产阶级被打倒了,没有敌对阶级了,但是人民之中还有矛盾。列宁已经说人民之间还有矛盾,但还来不及全面地分析这个问题。至于人民内部的矛盾,有没有可能由非对抗性的矛盾转化成对抗性的矛盾,应该说是有可能的。但是列宁那个时候还没有可能来详细观察这个问题,只有那么短的时间。在斯大林时期,他在很长的时期内把这两类矛盾混淆起来了。这两类矛盾本来是容易混淆的,我们也混淆起来过。我们在肃反工作中,也曾经并且常常容易把好人当作坏人去整,把本来不是反革命的怀疑他是反革命。这个问题,从前有,现在还有。但是我们有一条,反革命一个不杀。有了这么一条,就保证在万一错了的时候,有挽回的余地。

  毛泽东回顾了团结—批评—团结这个公式的由来。他说,后来我们把这个公式逐步推广到党外。我们劝过民主党派也采用这个公式,民主党派也明白了,工商界也明白了。对民族资产阶级采用这个方法是可能的,这是完全证实了的。犯错误的人,有各种小资产阶级思想、资产阶级思想的人,有唯心论的人,有形而上学思想的人,都可以用这个方法,发展到整个人民内部。六亿人口里头可以发展到解除武装的敌人。没有解除武装以前,就是兵对兵,将对将,你死我活。一经解除武装,我们就用另外一种态度对待他们了,改造他。改造他就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

  毛泽东讲到第二、第三、第四个问题时,分别回答了肃反工作究竟是好是坏;合作社究竟有没有优越性;资本家还要不要改造,还有没有两面性。这些,都是针对当时的一些议论而讲的。

  第五个问题是关于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毛泽东首先肯定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有很大进步,同时指出:他们中间也有不正确的思想,也有歪风,有那么一些波动。匈牙利事件出来之后,有一些怪议论,讨厌马克思主义,只愿意钻业务,至于什么政治,什么前途、理想这些东西不看重。好像马克思主义时兴了一个时期,到去年下半年就不那么时兴了。所以要加强思想工作,要加强政治工作。在我们的青年中间,在知识分子中间,进一步改造自己。还是要提改造,不要回避改造。过去那些思想改造有点粗糙,有些地方伤了人,现在不要搞那么样的改造。努力学习,除业务之外,除专业之外,在思想上有所进步,政治上也有所进步,学点马克思主义,学点时事,学点政治,这个东西很有必要。如果没有这个东西,就没有灵魂。

  他批评说:最近一个时期,思想工作、政治工作减弱了。教育部门不管政治工作。教育部门不管谁管?高教部应该管政治工作。我看是共产党应该管,青年团应该管,政府行政部门应该管。从前叫德育、体育、智育,我们现在变成“两育”了,德育不要了。所谓德育,就是学点马克思主义,学点政治。

  第七个问题,关于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在阐述这一方针时,毛泽东专门讲到计划生育。他说:我们这个国家有这么多的人,这一点是世界各国都没有的。它有这么多的人,六亿人口!这里头要提倡节育,少生一点就好了。要有计划地生产。我看人类自己最不会管理自己。对于工厂的生产,生产布匹,生产桌椅板凳,生产钢铁,他有计划。对于生产人类自己就是没有计划,就是无政府主义,无政府,无组织,无纪律。(毛泽东这个话引起全场大笑。)这个政府可能要设一个部门,设一个生育计划部好不好?(又是一阵大笑)或者设一个委员会吧,节育委员会,作为政府的机关。人民团体也可以组织一个,组织个人民团体来提倡。因为要解决一些技术问题,要拨一笔经费,要想办法,要做宣传。

  他还谈到解决失业的问题,适龄儿童的入学问题,毕业学生的就业问题等。这些都需要统筹兼顾,适当安排。

  讲到这里,毛泽东提议休息。十五分钟以后,会议继续进行。

  开始讲第八个问题,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个问题和第一个问题,是《正处》讲话中最重要的两个部分。

  他说:斯大林在一个长的时期,就是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有矛盾。但到他的晚年,一九五二年的时候,他写了一本书叫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在那本书里头承认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是有矛盾的。两者处理得好,就可以不发展为对抗的矛盾;处理得不好,那就要发展为对抗,(这时周恩来插话:他是用“冲突”两个字,实际上是对抗。)就发展为冲突。他已经看出这一点了。应该肯定,社会主义社会矛盾是存在的。基本的矛盾就是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都是表现为人民内部的矛盾。因为社会主义社会没有剥削者,所有制是全民所有制同集体所有制,没有私人资本家,私人土地所有者,私人的工厂所有者、企业所有者。所以我们讲斯大林相当缺乏辩证法,不是没有辩证法。我说他的辩证法是个害羞的辩证法,是个羞羞答答的辩证法,或者叫吞吞吐吐的辩证法。

  他接着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几个口号是怎样提出来的?就是承认社会上各种不同的矛盾。在艺术上、文学上,它就是要表现为百花齐放。这个百花齐放里头包括这样的东西,就是各种不同的花,但是也包括一种性质不同的花,比如讲,百家争鸣里头有唯心论。

  他自问自答地说:教条主义是什么花?教条主义是不是马克思主义?教条主义并不是马克思主义。它的方法是形而上学的方法,片面性的,孤立的,搞片面性,不加分析。

  他提出这样一个观点:在旧社会,几乎一切新生事物在开始出现的时候,都是受打击的。他列举了古今中外的一些事例,像孔夫子、司马迁、孙中山、释迦牟尼、耶稣、哥白尼、伽利略、达尔文等。他说:新生力量要被社会承认,要经过艰苦奋斗。社会主义社会不同一些,但是还是有许多新东西是受压抑的,碰上官僚主义者,碰到顽固派。

  毛泽东特别强调,马克思主义是在斗争中发展的。他说:对于辩证唯物主义的对立的方面,比如讲对唯心论,应该给予批评,不批评是不对的。对于文艺作品中反映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倾向的东西,也应该给予批评。要有批评,要有适当的批评,就是要有有说服力的批评。教条主义的批评就不能解决问题,而是助长这些不好的东西。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人民内部教育自己和发展自己事业的一个方针。正确的东西是跟错误的东西作斗争而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样。世界上无论什么新的东西,无论什么有生命力的东西,都是跟旧事物、旧的东西作斗争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跟资产阶级思想作斗争发展起来的。

  第九个问题是如何处理罢工、罢课、游行示威请愿这些问题。毛泽东说:这些闹事,不能说主要是因为反革命,而主要是因为我们工作中的缺点,我们不会教育,不会领导。我说人民内部经常不断地发生矛盾,罢工、罢课,农民打扁担,去年有,今年还会有,以前几年就有,不能都归咎于匈牙利事件,说匈牙利事件一来,中国的事情就不好办了。关于这个问题,我搞了四条办法,大家看对不对。第一,克服官僚主义,适当地处理矛盾,使其不闹;第二,要闹就让他闹;第三,要闹就让他闹够;第四,除个别人以外,一般不要开除。我看将来问题还多。人心不齐,几亿人口,中间许多人会跟我们的想法不同,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就是我们的工作人员,许多人文化水平不高。就是文化高的人,也不见得不犯错误,有时知识分子犯起错误来还要更厉害。

  第十个问题,讲闹事、出乱子的两重性问题。他提出,包括闹事、匈牙利事件等等,世界上的许多事情都具有两重性,又好又不好。毛泽东举了一些例子,来说明他这个看法。这是对上一个问题进一步作理论上的分析,引导人们用辩证的观点看待这种问题。

  在讲到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两种可能性时,他发表了对当时国际形势的一种基本估计:我看一个长时期打不起来,可能给我们十几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现在,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阵营主要是搞渗透,他们希望波兰、匈牙利事件发生。当前世界的主要矛盾是什么?是美国与英法等欧洲帝国主义争殖民地。这个是他们的主要矛盾。世界上有三种力量在斗争,一种叫社会主义,一种叫民族独立运动,一种叫帝国主义。第二种力量在某些问题上,如和平问题,反对帝国主义问题,可以跟我们合作。目前,打仗对帝国主义利益不大。

  第十一个问题是关于少数民族同大汉族主义的问题,西藏问题。毛泽东强调的重点,是反对大汉族主义。

  最后一个问题,关于中国可能在三、四个五年计划之内改变面貌的问题,实际上谈的是中国的工业化道路问题。他说:工业化的道路,苏联有一条。我们现在走的是不是完全跟苏联相同?我想有些不同。在《论十大关系》里头,有几条关系都讲到这个问题。重工业、轻工业、农业的投资比例,应该比较过去有一点改变。苏联是九比一,即百分之九十的重工业,百分之十的轻工业和农业,对于农业刮得太多。这里有个问题,就是农民的积极性不高,市场就不繁荣。重工业的市场在什么地方?在轻工业和农业。我们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比例是八比一,实行的结果是七比一,比苏联好。(周恩来插话:没有农业,是重工业比轻工业。)我看这个比例,第二个五年计划还要考虑一下。重工业还是优先发展,但要走新的道路。这是否能比苏联工业化的速度快一些?看起来要慢一些,实际上反而要快一些。

  这里涉及到学习苏联的问题。他说:一切国家都要学,美国也要学,这是肯定了的。但是我们主要还是学习苏联。学习有两种态度。一种是什么都学,教条主义,坏经验、不适用的东西都搬来,好的坏的都搬来。这种态度不好。我们讲的是学习苏联先进经验。⑦

  毛泽东讲到这里,已是傍晚时分。大家兴味正浓,讲话却戛然而止。通篇讲话,讲的是社会主义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遇到的大问题,毛泽东讲得深入浅出,谈笑风生,讲出了许多新观点、新思想。他在讲话中表现出来的对社会主义前途的坚定信心,对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的坚定信心,对人民政权的坚强信心,对人民群众的充分信赖,以及那种包容百川的博大胸怀,深深地打动了在场的每一个人。

  随后,二月二十八日整天和三月一日上午,出席最高国务会议扩大会议的全体人员分组讨论毛泽东的讲话。三月一日下午,大会发言。发言的有李济深、章伯钧、黄炎培、马叙伦、陈嘉庚、陈叔通、郭沫若、程潜、马寅初、许德珩、达浦生、刘文辉、车向忱、盛丕华、孙蔚如、黄琪翔等十六人。会议结束时,毛泽东作了四十五分钟的总结讲话。有的是对二十七日讲话的补充,有的是对讨论中提出的问题的答复。

  讨论中有人提出,马克思主义能不能批评?毛泽东回答:马克思主义是不怕批评的,马克思主义如果能够批评倒,能够证明马克思主义不是真理,那末这个东西就不行了。所以,不存在马克思主义可不可以批评的问题。

  有人问:老干部可不可以批评?毛泽东说:老干部如果批评倒了,那就是该批评的。怕批评,总是有弱点就是了。我看,老干部、新干部都有弱点,弱点方面都应该批评,并且要成为一种习惯。人民范围之内的事,人民是有批评的权利的。我们只是不把这个权利给反革命。批评对了当然很好,批评不对也没有事,这就是言者无罪。

  有人提出,二月二十七日的讲话,对“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讲得不够。毛泽东说:这讲得对,这也是一种批评。前天没有大讲这个问题。什么叫“长期”?就是共产党的寿命有多长,民主党派的寿命就有多长。(毛泽东过去讲的“两个万岁”,也就是这个意思。)如何监督?就是属于批评、建议。主要的方法就是批评,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达到团结,把工作改善。

  毛泽东又讲到小民主和大民主,他说:现在工作方法已经改了,是小民主。但有些地方不实行小民主,任何民主都没有,横直是官僚主义。这样逼出一个大民主来了,于是乎罢工、罢课。我们不提倡罢工、罢课,提倡在人民范围之内的问题使用批评的方法来解决。如果个别地方官僚主义十分严重,在这样一种范围内允许罢工、罢课。我们把罢工、罢课、游行、示威、请愿等,看作是克服人民内部矛盾,调整社会秩序的一种补充方法。

  他还谈到扩大《参考消息》的发行范围,准备从过去两千份扩大到三十万份,并且还赞成出蒋介石全集。他说:要见世面,要经风雨,不要藏在暖室里头,暖室里头长大的东西是不牢固的。

  讨论中,有人还提出了单纯技术观点抬头的问题。毛泽东说:技术观点是好的,就是要发展科学技术,要有科学技术观点,要发展到大家都热心。但是,不要搞单纯技术观点。希望我们的同志们关心新的政治,关心新的大局。我们有些所谓的思想工作、政治工作、教育工作使人不能接受,无非是一种教条主义的,没有说服力,引不起他们的兴趣。所以,应该改善我们这个政治工作。⑧

  《正处》讲话,是毛泽东对他几个月来形成的一系列重要思想的比较系统的阐发。但他并不认为问题已经解决。他从来不认为,讲了一篇话(尽管讲得很好,讲得很有道理),发出一个文件,问题就会解决,特别是涉及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在他的建议下,三月六日至十三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宣传工作会议,而且破例地邀请党外人士参加。会议邀请科学、教育、文学艺术、新闻、出版等方面的党外人士约一百六十多人,占了全部与会者的五分之一。会议的主要议题,是传达贯彻毛泽东的《正处》讲话,研究思想动向和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认真贯彻“双百”方针。

  会议首先听了《正处》讲话录音,然后分组讨论。毛泽东没有马上发表讲话,而是利用会议期间先后召开了五个座谈会,一边了解情况,一边发议论。

  这实际上是又一次较大规模的调查活动。调查对象集中在知识界,调查的面相当广泛,也很有特色。毛泽东从他们那里获得了大量的感性知识,了解到宣传工作和科学文化工作中存在的许多问题,丰富了他对社会主义条件下在意识形态领域出现的新问题和新特点的认识。

  三月七日,晚八时四十分至十二时零五分,在颐年堂召集普通教育工作座谈会。参加座谈的有:钱俊瑞、张际春、董纯才、罗承烈、曲乃生、何启君、刘建飞、古楳、周世钊、吴江声等。这些人大部分是各省教育厅负责人。彭真、康生、胡乔木参加了座谈会。

  毛泽东谈了这样一些内容:我们的教学计划、教科书都是全国一致的,这种做法是不是有问题?各省是不是可以增加一些教材?各省是不是还有私立中学?私立中学还是可以办的,办了之后政府不要去接收。学校要大力进行思想教育,进行遵守纪律、艰苦创业的教育。学生要能耐艰苦,要能白手起家。应当重视培养学生的创造精神,不要使他们像温室里的花朵一样。政治课要联系实际,生动有趣,不要教条式的,要使中学生知道一些为人处世的道理。党委应当指导青年的思想,指导教师的思想。⑨

  三月八日,晚八时至十一时五十五分,在颐年堂邀集沈雁冰、老舍、巴金、周信芳、徐平羽、方纪、于黑丁、周钢鸣、常苏民、蔡楚生、路坎、胡采、赵丹等座谈。彭真、康生、陆定一、胡乔木、周扬、钱俊瑞参加了座谈会。  

  文艺界在经历了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以后,有些沉闷。这些批判和争论是必要的,但是火力过猛造成了一些副作用。特别是对胡风的批判,从原先的文艺理论的争论发展到对所谓“反革命集团”的揭发清理,更造成了一种政治压抑和恐惧心理。虽然这些还是局部的状况,一部分人中间的问题,但在整个文艺界还是留下了一些埋在人们心里的问题。在毛泽东反复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特别是《正处》讲话的鼓励下,一些问题在这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被提了出来,有些还带到了这次座谈会上。

  对与会者提出的各种问题,毛泽东尽量给予回答。

  有人问,能不能把官僚主义者的结局写成失败,写成死?毛泽东举了一部电影叫作《荣誉属于谁》的例子。电影描写一个铁路局长,是一个官僚主义者,但没有被撤职。毛泽东说,这样写,叫做不彻底。反官僚主义应该彻底。

  大家对中国共产党即将开始的整风很关心,提出了一些询问。毛泽东说:中央委员会要开一次会,发一个指示,今年准备,明年开始。整风的内容是整主观主义(重点放在教条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我们主张百花齐放,有的人很怕百花,现在百花齐放的环境还没有造成。应该估计到中国的情况,两头小中间大,小资产阶级那么多,无非是思想混乱,要求解答问题。

  是不是要求所有的作家都接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毛泽东回答说:大多数作家接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大概需要几十年才有可能。在还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时间内,只要不搞秘密小团体,可以你写你的,各有各的真实。

  关于文艺批评的现状,是当时意见比较多、比较集中的一个问题。毛泽东说:这方面的文章我读得不多,读了一点,感觉适当的批评不多。有些批评粗暴得很。现在文艺批评可以说有三类:一类是抓到痒处,不是教条的,有帮助的;一类是隔靴搔痒,空空泛泛,从中得不到帮助,写了等于不写;一类是教条的,粗暴的,一棍子打死人,妨碍文艺批评开展的。

  对于电影业的萧条现象,毛泽东说:去年,我们一年摄制三十多部故事片,太少了。他问赵丹:“孙瑜没有安排好吧?”听了赵丹的回答,又说:“你是和他合作过的。有了安排那就很好。你们两个合作搞的电影《武训传》,曾受到批评,那没有什么,一个作品写得不好,就再写嘛,总该写好它。”

  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问题,继承文化遗产问题,文艺的目的问题等等,毛泽东都谈了自己的看法,同时表示,对这些问题,一时不能搞清楚,不能作结论,也不用紧张,可以研究讨论。⑩

  整个座谈会充满着宽松活跃的气氛。

  ①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记录,1956年11月15日。

  ②毛泽东给黄炎培的信,手稿,1956年12月4日。见《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版,第514、515页。

  ③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7年1月18日。

  ④毛泽东在中央报刊、作家协会、科学院、青年团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7年2月16日。

  ⑤毛泽东在中央报刊、作家协会、科学院、青年团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7年2月16日。

  ⑥毛泽东:《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讲话提纲)》,手稿,1957年2月。

  ⑦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7年2月27日。

  ⑧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结束时的讲话记录,1957年3月1日。

  ⑨毛泽东在普通教育工作座谈会上的谈话记录,1957年3月7日。见《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45-248页。

  ⑩毛泽东同文艺界代表的谈话记录,1957年3月8日。见《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49-258页。

  三月十日,下午三时至六时四十分,在颐年堂邀集邓拓、金仲华、徐铸成、赵超构、杨永直、范瑾、吴象、李超、常芝青、朱穆之、舒新城、曾彦修、黄洛峰、王芸生等座谈新闻出版方面的问题。康生、陆定一、胡乔木、周扬、钱俊瑞等参加。

  新闻出版界对政治气候的变化反映灵敏,思想也比较活跃。他们在会上提出了不少问题。毛泽东边听边答,轻松自如。

  关于在社会主义社会办报心中无数的问题,他说:一切事情开头的时候总是心中无数的。现在我们要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不像过去搞阶级斗争,心中无数是很自然的。无数并不要紧,我们可以把问题好好研究一下。

  有人反映,现在报纸编出来群众不爱看。毛泽东说:报纸是要有领导的,但是领导要适合客观情况。群众爱看,证明领导得好;群众不爱看,领导就不那么高明吧!他又说:报上的文章,“短些,短些,再短些”是对的,“软些,软些,再软些”就要考虑一下。不要太硬了,太硬了人家不爱看,可以把软和硬两个东西统一起来。文章写得通俗、亲切,由近讲到远,引人入胜,这就很好。板起面孔办报不好。

  有人问:鲁迅如果活着会怎么样?毛答:我看鲁迅活着,他敢写也不敢写。在不正常的空气下面,他也会不写的,但更多的可能是会写。现在有些作家不敢写,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我们没有为他们创造敢写的环境,他们怕挨整;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他们本身唯物论没有学通,是彻底的唯物论者就敢写。

  在报纸上如何开展批评?他说:对人民内部问题进行批评,锋芒也可以尖锐。我也想替报纸写些文章,但是要把主席这个职务辞了才成。我可以在报上辟一个专栏,当专栏作家。文章要尖锐,刀利才能裁纸,但是尖锐得要是帮了人而不是伤了人。在报纸上开展批评的时候要为人家准备楼梯,否则群众包围起来,他就下不了楼。反对官僚主义也是这样。“三反”的时候,有许多部长就是中央给他们端了梯子接下楼来的。过去搞运动是必要的,不搞不行,但是一搞又伤人太多,我们应该接受教训。他又一次强调,现在搞大民主不适合大多数人民的利益。有些人对别人总想用大民主,想整人,到了整自己,民主就越小越好。我看在文学、新闻等方面,解决问题要用小小民主,小民主之上再加上一个“小”字,就是毛毛雨,下个不停。

  在谈到共产党人要向党外人士学习时,他说:说到办报,共产党不如党外人士。办学,搞出版,科学研究,都是这样。说共产党不能领导科学,这话有一半道理。现在我们是外行领导内行,搞的是行政领导、政治领导,至于具体的科学技术,是不懂的。这种行政领导的状况,将来是要改变的。

  三月十一日,晚八时三十分至十一时二十五分,毛泽东在颐年堂邀集部分大学负责人座谈。参加的有:杨秀峰、陈望道、彭康、匡亚明、彭迪先、冯乃超、杨献珍、冯友兰、胡锡奎等。彭真、康生、陆定一、陈伯达、张际春、胡乔木、周扬、钱俊瑞参加。

  三月十三日,也就是全国宣传工作会议闭幕那天,从晚上八时至次日一时,毛泽东召集了最后一次座谈会。应邀参加座谈会的是自然科学界和社会科学界的部分知名人士:郭沫若、童第周、钱三强、谈家桢、潘梓年、向达、费孝通、沈志远、翦伯赞、张劲夫、于光远等。彭真、康生、陆定一、陈伯达、张际春、胡乔木、周扬、钱俊瑞、杨秀峰、黄松龄参加了座谈会。

  这些座谈会表明,毛泽东对思想文化领域的情况很熟悉,思想很开放(或许还包含着对批判电影《武训传》和《红楼梦》研究中出现的一些问题的某种反思),是真诚地希望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三月十二日下午,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

  讲话的第一问题是我们现在处在一个什么时期。他认为:我们现在是处在一个社会大变动的时期。中国社会很久以来就处在大变动中间了。现在这个变动比过去的变动深刻得多,宽广得多。这样大的变动反映到了我们的思想上来,反映到了我们的意识上来。全国各个阶级的相互关系都发生了变化。小资产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在起变化,个体变为集体,私有变为公有。所以,各种不同意见在思想上有所反映,这种情况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个大变动应该说基本上是健康的。推翻旧的社会制度,建立新的社会制度,就是社会主义制度,这个斗争基本上是健康的。但是,需要好几年才能够巩固。现在这个时期还是不巩固的一种时期。我看大概需要五年,中国这个社会制度就会巩固起来。我们会在新的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工业化的伟大的国家。这样一个前途应该看到。

  第二个问题是知识分子问题。毛泽东对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后知识分子的状况作了一个估计。他说:我国的知识分子大约有五百万左右。其中有少数人对于社会主义制度不那么欢迎,不那么高兴,甚至抱有一种敌对的情绪,认为社会主义没有优越性,社会主义活不长,会失败。或者有那么一些人,希望社会主义总有一天要恢复到资本主义。这种人是很少数的,有百分之一、二,或者更少一点。除此之外,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爱国主义者,拥护社会主义。但是也有许多人对于社会主义制度之下如何工作,许多新问题如何解决,如何答复,不大清楚。拿对待马克思主义来说,大概有百分之十左右的知识分子,比较熟悉马克思主义,赞成和拥护马克思主义,他们是少数;多数人是想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并且也学了一点,就是不那么熟悉,有些人还有些怀疑。拿爱国主义这个标准来说就不同了。许多人不赞成马克思主义,不赞成社会主义,但是在外国人面前他就表现为爱国主义者。有许多人欢迎马克思主义,但不熟悉,另外有些人有怀疑。这是中间状态。这些人占大多数。应该承认这种状态在很长久的时期里会存在的。同志们都是做宣传工作的,我们有一个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任务。这个宣传是逐步的,还要宣传得好,使人愿意接受。今后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如果我们的知识分子中有更多的人接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使他们通过实践(科学的实践、生产的实践和各种工作的实践),懂得比较多一点的马克思主义,这样也就好了。不能强迫人家接受马克思主义,只能说服人家接受。

  第三个问题,关于教育者首先要受教育(这个题目后来改为“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他说:我们的国家是一个文化不发达的国家。我们都是教育人民的人。不论办学校的,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都是人民的先生。这五百万知识分子是我们国家的财产。我们没有这五百万知识分子,就一样事情也做不好。国家只存在三部分人,就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性质就是为工人、农民服务的。他们是脑力劳动的工人,是用脑子的工人。正因为他们是教育人民的,是人民的教员,因此他就有个任务,就是应该先受教育,尤其是在社会大变革的时期。知识分子是旧社会留给我们的遗产。这几百万知识分子要先受教育。不是已经改造好了,不需要改造了。我看还要改造。大多数人是愿意学习的。要在他自己愿意的基础上,有别人的好心帮助,而不是强制地学习。

  毛泽东在这里讲到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的工人”,“是用脑子的工人”。这是一个符合实际的提法,跟一九五六年知识分子会议上的提法“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一致的。但修改后在一九六四年发表的讲话里,这一提法不见了。再往后,知识分子被划到资产阶级范畴里头去了。这个变化,同指导思想上逐渐发生的“左”倾错误是密不可分的。

  毛泽东讲的第四个问题,是关于整风。他说:共产党正在准备整风。中央作出决定,准备今年就开始,先搞试验,明年比较普遍地进行。党外人士自愿参加。整风的目的,就是要批评几个东西:一个叫主观主义,主要是教条主义;第二是宗派主义;还有一个是官僚主义。现在的情况是官僚主义相当严重。整风不用大民主,用小民主,在小组会上,是小小民主。要和风细雨,治病救人,反对一棍子打死的办法。在整风中间,要把马克思主义学习推进一步。我们不应该限制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已经讲过的范围,应该按照他们的基本方针、基本方向有所发展。马克思主义是一定要发展的,它不能停止的。停止了,就没有生命力了。基本原则是不能违背的,违背基本原则就是修正主义。停止不前就变成教条主义。

  第五个问题,是关于为人民服务(这个题目后来改为“知识分子同工农群众结合的问题”)。毛泽东说:最近,有几个同志到农村去蹲了几个月,很有益处。走马看花是一种方法。还有一种是下马看花。我们的作家、艺术家应该不应该去呢?我看是应该去的。科学技术人员都跑下去,那当然不要。在三个五年计划之内,要逐步地争取这些知识分子去跟生产者直接接触。现在有许多人下去跑一跑,说是体验生活。结果有些人有成绩,有些人就没有成绩。要看采取什么态度,这就跟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有关系。如果在十一年内(指三个五年计划内。——引者注)有百分之七十的知识分子都去接触工人、农民,这样就可以使书本上的马克思主义变成真正为自己所有的马克思主义。如果看了一点马克思主义的书,又在同工人、农民的接触中,在自己的工作中有所了解,那么我们很多人就有了共同的语言,不仅有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制度这样一个共同语言,而且有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这个方面的共同语言。

  毛泽东说:百家争鸣,说一百家,其实只有两家:无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一家。说百家,无非言其多也。马克思主义里面也有几家,修正主义算一家,教条主义是一家。

  第六个问题,关于片面性问题。毛泽东说有两种片面性:教条主义和机会主义(或者叫修正主义),肯定一切或者否定一切。教条主义是把马克思主义片面化,把马克思主义用形而上学来解释,对于自己的工作就是肯定一切,只能讲好,不能讲坏,只能赞扬,不能批评。过去那个时期叫革命,我们党就是搞这一套的,叫作阶级斗争。这方面确实有些学问,有些办法。因为在革命的时候,就是率领广大群众向敌人作斗争,不能犹豫的,有许多事情不能从容讨论,需要迅速作出决定。于是养成了一种作风,有许多同志在新的情况下也就只有那个经验,只有那么一点办法。这里面也产生了一些简单化,行政命令。他说:另外一种人是否定一切,说得没有一点好事,一团黑暗。他们所揭露的那些坏事,统统应该加以改正。至于批评者,是有片面性的,有错误的,要加以批评。

  他说:肯定一切,否定一切;教条主义,机会主义,都是形而上学,都要批评。但是,要以治病救人的态度去批评。我们要逐步地使用辩证法这个方法,就是对事物有分析,写文章有说服力,讲点道理,不靠摆官僚架子压服别人。当着自己写文章的时候,就要把自己作过多少年的官,现在是处长,是局长,还是部长,把这些东西丢到九霄云外,跟任何人平等。

  接下去,毛泽东有针对性地回答了一些问题:

  共产党是否能够领导科学?有人说,共产党能够领导阶级斗争,搞政治这一套可以,但是搞科学不行。我说,这种说法讲对了一半。在现在这个时期,我看是又能领导又不能领导。在自然科学的这门学科、那门学科的具体内容上不懂,没有法子领导。在这一点上,他们说得对。但是有一半不对。共产党能领导阶级斗争,也就能领导向自然界作斗争。如果有这样一个党,叫共产党,他就只能作社会斗争,要率领整个社会向自然界作斗争就不行了,那末这样一个党就应该灭亡。共产党过去忙于阶级斗争,一直到现在,阶级斗争基本完结了,但还没有完全完结,许多政治问题要它来处理。跟别的东西一样,阶级斗争也是学会的,我们是花了几十年的功夫,从一九二一年起到党的七大,花了二十四年,才使我们对阶级斗争有一套科学,有一套根据马克思主义原则、合乎中国情况的战略、策略。学会自然科学可能也要这样长的时间。中国共产党是领导阶级斗争胜利了的党,现在的任务是要向自然界作斗争,就是要搞建设,搞建设就需要科学,要学会这个东西。

  人民内部的斗争为主,还是阶级斗争为主?有好些同志提出这个问题,一定要讲个为主。似乎那个意思就是,讲阶级斗争为主恐怕好一点,舒服一点。而我恰好换了个位。我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的就是这个题目,叫作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斗争。这里面包括一部分阶级斗争,比如我们把民族资产阶级放在人民内部来处理。人民内部斗争现在很突出。八大作了结论的,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已经完结了,现在突出的是人民内部的斗争。小资产阶级思想,这是人民内部的问题。中国资产阶级的问题,我们当作人民内部的问题处理。应该作具体分析,不要不适当地扣大帽子,似乎要扣一顶帽子就好办事了。

  毛泽东讲的第七个问题:“放”还是“收”?他说:这是个方针问题。中央的意见是不赞成“收”,而是要“放”。会不会乱?会不会变成匈牙利事件?变不了的。有两种领导中国的办法,就是“放”或者“收”。要是搞得一点民主也没有,官僚主义十足,大民主不许可,小民主也没有,甚至于小小民主都没有,横直是不能解决问题,那就要逼上梁山。我看在那种情况下,罢工、罢课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手段,是调节社会生活的一种方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样的方针有利于我们国家的巩固。现在是放得不够,不是放得有余。不要怕放,不要怕批评,不要怕乱,不要怕牛鬼蛇神,也不要怕毒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只会发展真理,发展艺术,使我们少犯错误。这是发展的辩证法。

  他说:我们希望用这样的方针团结几百万知识分子,团结几亿人民,改变现在这种面貌。那末,首先就要共产党改变态度,改变官僚主义态度,改变教条主义态度,改变宗派主义态度。

  第八个问题,是对各地党委的要求。毛泽东提出:希望各地也学这次宣传会议,召开这样一个会议,请党外人士参加,把思想问题抓起来。他要求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抓思想问题,把这个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要研究。①

  毛泽东的讲话结束了。会场上报以热烈的掌声,这掌声是发自肺腑的。这个讲话,从思想问题、知识分子问题、“双百”方针问题等方面,进一步丰富和深化了他在不久前提出的“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这个主题。参加这次会议,听了毛泽东讲话的著名作家和翻译家傅雷,曾在一封家书中十分动情地谈了他的感想:

  “毛主席的讲话,那种口吻,音调,特别亲切平易,极富于幽默感;而且没有教训口气,速度恰当,间以适当的pause(停顿),笔记无法传达。他的马克思主义是到了化境的,随手拈来,都成妙谛,出之以极自然的态度,无形中渗透听众的心。讲话的逻辑都是隐而不露,真是艺术高手。沪上文艺界半年来有些苦闷,地方领导抓得紧,仿佛一批评机关缺点,便会煽动群众;报纸上越来越强调“肯定”,老谈一套“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等等(这话并不错,可是老挂在嘴上,就成了八股)。毛主席大概早已嗅到这股味儿,所以从一月十八日至二十七日就在全国省市委书记大会上提到百家争鸣问题,二月底的最高国务会议更明确的提出,这次三月十二日对我们的讲话,更为具体,可见他的思考也在逐渐往深处发展。他再三说人民内部矛盾如何处理对党也是一个新问题,需要与党外人士共同研究;党内党外合在一起谈,有好处;今后三五年内,每年要举行一次。他又嘱咐各省市委也要召集党外人士共同商量党内的事。他的胸襟博大,思想自由,当然国家大事掌握得好了。毛主席是真正把古今中外的哲理融会贯通了的人。”②

  三月十七日是个星期天。上午十时,毛泽东乘专列离开北京。他的目的地是杭州。不过,他打算利用这次出行的机会,在沿途演讲,题目仍然是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个问题在他看来,太大、太重要了,他要唤起全党的高度重视。这次沿途演讲,实际上成了全党整风的思想发动。

  当天中午,专列抵达天津。他先同天津市委负责人黄火青、吴砚农、万晓塘、李耕涛、李华生等谈话。晚上,来到人民剧场,在天津市党员干部会议上发表讲话。

  “讲‘双百’方针吧!这是全党关心的问题。党内有赞成的,有不舒服的,有怀疑的。”毛泽东的讲话就这样开始了。

  接着他说:过去几十年,从有我们这个党以来,一直到去年上半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我们党的精力主要是放在阶级斗争上。现在有些人说,共产党搞科学不行,大学里头教书不行,医院里头当医生不行,工厂里头当工程师、当技术人员不行。我说这个话讲得对,讲得合乎事实,就是我们没有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医生、大学教授。这是我们不行的方面。但是他们这个话也是不全面的,讲对了一半,还有一半是不对的。就具体的业务、具体的技术来说,我们是不能领导;就整个科学的前进这方面,我们能够领导,就是以政治去领导,以国家计划去领导。我们只有一个出路,就是向他们学习。有十年到十五年,就可以学到。不仅在政治上领导他们,而且在业务上、在技术上领导他们。

  他说:现在,阶级斗争这件工作基本上结束。所谓基本上结束,就不是完全结束。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基本上结束,党的八大说了。我们全党要来搞建设,要学科学,要学会在大学里头当教授,在科学研究机关里头做实验、研究科学。要学会当工程师,当技术人员,当医生。要率领整个社会跟自然界作斗争,要把中国的面貌加以改变。为了改变中国的政治面貌,我们花了几十年时间。要大体改变经济面貌,也要有几十年时间。我们过去不会作阶级斗争,经过许多失败,经过许多变化,我们学会了,善于作阶级斗争了。现在我们搞建设也要几十年,是不是可以比我们在学习阶级斗争时所付的代价少一点?如果我们不重复从前的错误,那末我们在建设的时候就可以付比较少的代价,可以避免匈牙利事件那样的事情。

  他说:因为阶级斗争基本结束而显露出来的各种东西,各种不满意,许多错误的议论,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方针?我们应该采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讨论中,在辩论中去解决。只有这个方法,别的方法都不妥。而现在党内有一种情绪,就是继续过去那种简单的方法,你不听话,就“军法从事”。那是对付敌人的,那个办法不行了。凡是科学方面的问题,思想方面的问题,精神方面的问题,都不能用粗暴的方法。有两个方法,一个叫压服,一个叫说服。是采取压服的方法,还是采取说服的方法?现在我们有一些同志等不及了,大有要压一下的想法。压是压不服人的,只会使我们处于不利的地位。如果用压服的办法,我们就没有理,就站不住脚,我们就输了。我们要学会说理,学会写说理的文章,学会作说理的报告。曾经有个同志跟我讲:“搞那么多道理,老子就搞不惯。老子就是一冲。”我说你一冲呀,不能解决问题,要加以分析,要研究,写出有说服力的文章才行。至于各种错误的意见在报纸上、刊物上发表,开座谈会评论,会不会把我们的天下搞乱,把人民政府搞倒,我说完全不会。因为他们不是反革命,不是特务,他们中的大多数愿意跟我们合作,只有极少数人是敌视我们的。

  毛泽东又从扩大《参考消息》发行范围问题,讲到党内党外都应该受锻炼,见世面,同那些反马列主义的东西见面,以便同它作斗争,使自己发展起来。他说:不要把自己关在房子里,把眼睛封起来,把耳朵封起来,那很危险。马克思主义是同它的敌对力量作斗争中创造出来的,发展起来的,现在还要发展。譬如我们中国办事情,如果我们不发展马克思主义,那末事情就办不好。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原则到中国来实行的时候,就要带有中国的色彩,就要按照具体情况问题解决。如采取压服的方法,不让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那就会使我们的民族不活泼,简单化,不讲道理,使我们的党不去研究说理,不去学会说理。马克思主义要跟非马克思主义作斗争才能发展起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之所以需要,就是这个道理。

  毛泽东的天津讲话,进一步阐述了“双百”方针,不仅把它当作发展科学和文艺的基本方针,而且着眼于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也把它作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基本方针。

  十七日当晚,毛泽东就离开天津,继续南下。次日清晨到达济南。晚上七时五十分,在山东省府大礼堂,向省级机关处以上党员干部会议讲话。讲话开宗明义,专讲思想问题。

  他说:去年下半年以来,我们党里头,社会上,人们的思想有一些乱,比如批评共产党的人多了,党外人士敢于讲话了,敢于讲我们党的缺点了。有人说共产党能不能领导科学?对社会主义有没有优越性也发生怀疑了。有一些人讲没有优越性,合作社办得不好。有一些知识分子讲,美国比中国好,比苏联好。去年这一年,特别是下半年,人民内部闹事也发生了不少。报纸上,小品文、讽刺文章多起来了,批评缺点、冷嘲热讽多起来了。在这种情况下,有些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就跟着资产阶级走,否定一切,不加分析,把情况看得比较坏。另外一些共产党员就不服气,说:“都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两条闹出来的”。所以,我们党里头有两种人。一种人,外面讲什么,他们也跟着讲;另一种人就想收,谁不听话的时候就想压一下子。这是现在的情况。

  毛泽东分析了产生这种状况的国际国内原因。他说:外国的事情对我们有影响,比如苏共二十大把斯大林批评了,后头发生波兰、匈牙利的事件,国际上有反苏反共的风潮。还有我们工作中的错误,无论是肃反、土改、合作化、社会主义改造的工作中间,都有主观主义的错误,有官僚主义的错误,也有宗派主义的错误。这些引起一些人的思想混乱。有外国的影响,但主要还是我们国内的原因。我们现在处在这么一个时代,就是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基本上结束,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第八次代表大会作了结论的,这个结论是合乎情况的。我们过去反对蒋介石,解放战争,是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土改,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是大规模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改造,也是阶级斗争。这么一场大斗争到去年上半年基本上结束了,人民内部的问题就显出来了。基本的原因是这个原因。人民内部的问题多起来了,就暴露出来许多思想问题,就有一些乱了。过去是不是有思想问题呢?过去有的,实际上我们刚进城那几年更乱一些。但是,那些不同的意见,那些意见分歧,被大规模的阶级斗争所掩盖了。

  毛泽东特地对什么叫“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作了一个解释:所谓基本结束,就是说还有阶级斗争,特别是表现在意识形态这一方面。只说基本结束,不说全部结束。这一点要讲清楚,不要误会。这个尾巴要吊很长时间。特别是意识形态这一方面的阶级斗争,就是无产阶级思想跟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我们是把它当作内部矛盾来处理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我们的任务转到什么地方?转到搞建设,率领整个社会,率领六亿人口,同自然界作斗争,把中国兴盛起来,变成一个工业国。

  关于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斗争谁胜谁负的问题,他说:按照八次大会所说的,基本上分了胜负的,就是资本主义失败了,社会主义基本上胜利了。是不是最后胜利了呢?那还没有。最后胜利还要有一个时期,大概要三个五年计划。至于两种思想的斗争,资产阶级思想同无产阶级思想,马克思主义同非马克思主义的斗争,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那就要更长一点了。我今天讲的总题目叫作思想问题,这是有理由的。尽管社会制度起了变化,但是那个思想还相当顽固地保存着。特别是在世界观这方面,是资产阶级世界观,还是无产阶级世界观;是唯心论,还是唯物论;是形而上学的唯物论或者是形而上学的唯心论,还是辩证唯物论。这样两种思想方面的斗争,时间还要更长一些。

  毛泽东在分析知识分子问题的时候说,在我们这个国家,知识分子是相当值钱的,我们一天也离不开他们。所以,我们要争取他们,在世界观这个问题上,要使他们变成无产阶级知识分子。这大约需要经过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到那个时候,马克思主义就可以取得决定性胜利。

  最后,谈到整风。他说:我们党现在准备整风。我们要争取知识分子,要争取党外人士,先要做一件事情,就是先把自己的作风整顿一下。今年准备,明年一年,后年一年,下点毛毛雨,吹点微微风,把我们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这些东西吹掉。我们是从保护同志出发,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适当的批评,达到新的团结。③

  毛泽东这次讲话中,有一个比较突出的内容,就是讲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了,但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在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将长期存在;意识形态领域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解决,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这些意思,在二月二十七日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和三月十二日的宣传工作会议上,都没有讲到或者没有明确地指出来。这是他所说“去年下半年以来,我们党里头,社会上,思想有一些乱”这种情况在他头脑里的反映。这个问题越来越引起他的重视,使他力图从理论上加以概括,作出新的说明。

  毛泽东讲话结束一个小时后,乘专列离开济南,第二天(十九日)清晨到达徐州,在徐州改乘飞机,十二时到达南京,住在原美国驻华使馆。

  三月二十日上午,毛泽东前往南京市人民大礼堂,在江苏、安徽两省及南京军区的党员干部会议上讲话。讲话前,毛泽东作了认真准备,写了一个提纲,南京讲话和随后的上海讲话,都是照这个提纲讲的。

  毛泽东开头第一句话,就使得整个会场显得轻松、活泼,他说:我变成了一个游说先生,一路来到处讲一点话。

  他讲的第一个问题,是关于当前阶段的基本特点。他说:现在我们处在一个转变的时期,就是过去的阶级斗争基本上结束了。这是我们几十年斗争的结果。拿共产党的历史来说,有三十几年;从鸦片战争反帝国主义算起,有一百多年,我们仅仅做了一件事,就是搞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改变上层建筑和社会经济制度,这仅仅是为建设、为发展生产、为由农业国到工业国开辟道路,为人民生活的提高开辟道路。所以,现在是处在这么一个变革的时期:由阶级斗争到向自然界作斗争,由革命到建设,由过去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和后头的社会主义革命到技术革命,到文化革命。我们国家要建设,就要有技术,就要懂得科学,这是一个很大的革命。没有这样一个革命,单是政治改变了,社会制度改变了,我们国家还是一个穷国,还是一个农业国,还是一个手工业、手工技术的国家。为了这个,我们就要进行一个文化革命。现在,似乎还有一些人不认识这么一种变化。

  他说:有些人讲,到了社会主义,大概是要过好生活了。这就是不懂什么叫社会主义。现在,我们建立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这种新的生产关系刚刚建立,还没有完全建立好。至于用主要力量搞生产,我们才刚刚开始。没有生产就没有生活,没有多的生产就没有好的生活。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好要多少年呢?我看大概要一百年吧。要分几步来走:大概有十几年会稍微好一点;有个二三十年就更好一点;有个五十年可以勉强像个样子;有一百年那就了不起,就和现在大不相同了。要一百年,我就不在这个世界上了,就不能享福了。要进行艰苦奋斗、白手起家的教育。我们现在是白手起家,祖宗给我们的很少。让我们跟全国人民一道,跟国家一道,跟青年们一道,干他个几十年。这个世纪,上半个世纪搞革命,下半个世纪搞建设。现在的中心任务是建设。

  这是毛泽东对中国二十世纪和二十一世纪上半叶一百五十年历史进程的一个总体描绘和宏伟构想:二十世纪,上半个世纪搞革命,下半个世纪搞建设;现在正是由革命到建设的转变时期,今后的中心任务是搞建设;从现在到二十一世纪中叶,用一百年的时间把中国建设好。毛泽东对这些基本问题的看法,在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来,一直是很明确的,没有因思想界出现一些混乱而有什么改变。

  他讲的第二个问题,是关于人民闹事如何处理。他说:对人民闹事,要采取完全新的方法。对犯了法的人,应该按照法律程序处理。其他的人,应该说服教育,不要开除。你这里开除,是以邻为壑。许多同志对于人民跟我们闹事没有精神准备。因为过去我们跟人民一道反对敌人,现在敌人不在了,看不见敌人了,就剩下我们跟人民,他有事情,不向你闹,向谁去闹呢?对于人民闹事,有主张用老办法对付的,就有几个地方叫警察抓人。我说,学生罢课叫警察抓人,这是国民党的办法。也有束手无策的,完全是没有办法。不怕帝国主义,不怕蒋介石,就是怕老百姓。过去那一套,他是好手。要讲对付人民闹事,他没有学好,这一课没有上过。要跟党内党外公开地提出这个问题,展开讨论,办法就出来了。

  关于处理敌我矛盾问题,毛泽东说:现在存在的两种观点都不妥当。一种是右的观点,认为世界上太平无事了,对于一些应该依法处理的反动分子和坏人不依法处理。这方面,现在各省都有发生,应该注意。另一种是夸大的观点,“左”的观点,说现在还有很多反革命。现在还有暗藏的反革命,这一点要肯定。但是过去肃反根本上是正确的,我们中国不会出匈牙利那样的事情,其中有一条原因,就是我们肃清了反革命。

  第三个问题,是关于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加强思想教育的方针。毛泽东称这是一个战略方针。他在这里讲的“统筹兼顾,适当安排”,主要是指对于全国六亿人口和五百万知识分子中处于不同状态的各类人如何对待的问题,并且着重讲了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问题。

  他说:对这几百万知识分子,我们如果看不起他们,如果以为可以不要他们,这种观点是不妥当的。我们离不开他们。我们离开这几百万知识分子,可以说一步都不能走。这几百万知识分子,是有用之人,是我们的财产,是人民的教员。对这些人不能搞唯成分论,对他们的进步应该肯定。

  毛泽东讲的第四个问题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他说:现在党外人士深怕我们“收”,说我们“放”的不够。我们的同志则有一点想“收”。中央的意见是应该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应该“放”,而不是“收”。他强调指出:“高压政策不能解决问题,人民内部的问题不能采取高压政策。”

  这样做会不会“天下大乱”?会不会像匈牙利事件那样把人民政府打倒?毛泽东的回答是:不会。中国的情形跟匈牙利不同,共产党有很高的威信,人民政府有很高的威信。马克思主义是真理,这是批评不倒的。

  最后讲整风问题的时候提出:“我们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有些同志缺乏这种热情,缺乏这种精神,停滞下来了。这种现象不好,应当对这些同志进行教育。”④

  毛泽东讲话结束后,略事休息,便在下午一时乘飞机前往上海。先游了一会儿水。下午五时,前往上海中苏友好大厦,在上海市党员干部会议上讲话。这是毛泽东南下的最后一次讲话。内容和南京的讲话大致相同,但更为系统。

  讲话还是从转变时期的特点谈起。他说,在我们面前的新的任务就是建设,建设也是一种革命,这就是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要团结整个社会的成员,向自然界作斗争。当然,在建设过程中还是离不了人与人之间的斗争,在目前的过渡时期中,人与人之间的斗争还包括着阶级斗争。我们说阶级斗争基本完结,就是说还有些没有完结,特别是在思想方面,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还要延长一个相当长久的时间。这样一种形势,我们党是看到了的。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刘少奇同志的报告和大会的决议都说到,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了。但是,至今还有许多同志对于这种形势不很清楚,还有讲清楚的必要。

  他回顾了全党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过程,说:在过去一个时期内,中央对于这个问题也没有作详细的说明,这是因为,这个变化还是在不久以前才成熟的。比如我在去年四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了十条关系,其中有两条,一条是敌我问题,一条是是非问题。在那个时候,还没有说到阶级斗争基本上结束了,到了去年下半年党召开代表大会的时候,才可以肯定地讲这一点。现在情况更明白了,就需要更加详细地告诉全党:不要使用老的方法来对待新的问题,要分清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必须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我们今天应该公开讲这个问题,不但在内部,在党内,而且在报纸上讲清楚这个问题,作出适当的结论。

  上海,是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毛泽东在讲话中,着重谈到知识分子问题。他说:我们的任务就是争取他们,要在比如三个五年计划之内(还有十一年),使整个知识分子在学习马克思主义,跟工人、农民结合这个问题上进一步。其中大概要有三分之一的知识分子或者入了党,或者是党外积极分子。然后再进一步,争取其余的知识分子。我们要这样分步骤地改变知识界的状况,改变他们的世界观。

  毛泽东认为,文艺的工农兵方向问题,在一部分知识分子中间还是一个问题,这是知识分子新的世界观还没有建立起来的一种表现。要向他们说明,知识分子是为工人、农民服务的,他们本身的性质还在变,要逐步地变为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他斩钉截铁地说:文艺当然是工农兵方向,没有别的方向。那些怀疑工农兵方向的知识分子,是反映了资产阶级以及小资产阶级的富裕阶层的思想。我们要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团结争取过来,条件是完全充分的。但是也还需要时间,不能快,不能忙。马克思主义只能逐渐地说服人,不能强迫灌进去,灌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他再一次强调中央关于“放”的方针,说:不但在纯粹科学艺术的问题上,而且在涉及政治性的是非问题上,只要不属于反革命一类,也让他们自由讲话。一般人民说错了话,或者闹了事,不能对他们使用专政的方法,只能采取民主的方法。

  谈到整风的时候,他说:我们跟党外人士的关系应该比过去进一步。现在是隔着一层。党与非党,有一点界限是必要的,应该有区别,这是第一;第二,就是不要有一条深沟。现在的情况就是有许多地方党内党外这个沟太深了,应该把这个沟填起来。要跟他们讲真心话,这样,他们会进步得更快些。不要讲一半,还留一半在家里讲。

  最后,毛泽东满怀信心地说:我们采取上面所说的这些方针,我相信,我们的文化、科学、经济、政治,我们的整个国家,一定可以繁荣发展起来,我们国家就会变成一个有近代农业的、工业化的国家,人民的生活会要好起来,人民的政治情绪,人民跟政府的关系,领导者跟被领导者的关系,人民与人民中间的关系,将是一种合理的、活泼的关系。我们希望造成这样一个中国,希望把我们国家变成这样一个活泼的国家,使人们敢于批评,敢于说话,有意见敢于说,不要使人不敢说。按照这样的方针,我们的希望就一定可以实现。⑤

  在他的讲话提纲里,最后这一段话是这样写的:“采取现在的方针,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会繁荣发达,党会经常保持活力,人民事业会欣欣向荣,中国会变成一个大强国而又使人可亲。”⑥

  最后这一段话,可以说是毛泽东提出“正处”思想的根本出发点,也是他南下全部讲话的点睛之笔。这里面,寄托着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现代中国的理想和希望。

  从三月十七日到二十日,在短短的四天旅途中,毛泽东接连做了四场报告。这一年,他六十四岁,精力充沛,思维敏捷,对新事物仍然有着过人的敏锐。

  从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以来,经过天津等地四次讲话,毛泽东结合党内外出现的许多新的情况,对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继续探索、思考和研究,作了进一步的发挥和补充。他一面讲,一面整理自己的思想,使之更加条理化,更加周密些,更加丰富些。

  他着重分析了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中国社会现阶段的主要特点——处在一个转变时期。由于这个大变动,引起了社会诸矛盾的变化。社会主义社会存在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已经成为主要矛盾。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还没有完全结束,阶级斗争还要长期存在,特别是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由于社会的大变动,人民内部矛盾突出出来,多种多样的思想包括错误的思想越来越多地暴露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党应当采取什么方针,是一个重大问题。毛泽东强调,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解决精神世界的问题,只能采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式,即用说理的方法,讨论的方法,民主的方法。不能用老的方法对待新的问题。讲到民主,毛泽东认为,民主既是目的又是手段,作为上层建筑,它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为提高人民生活服务的。马克思主义是在同错误思想的斗争中发展的,人民要接触各种思想包括错误思想,经风雨,见世面,才有抵御和鉴别错误思想的能力。因此,毛泽东反复强调,中央的意见是只能“放”不能“收”。党所以采取这样的方针,就是要把中国变成一个活泼的国家,欣欣向荣的国家,一个使人可亲的国家。

  尽管社会上暴露出不少问题,尽管思想有一些乱,毛泽东对局势的看法还是很乐观的。他认为,中国不是匈牙利,共产党有很高的威信,人民政府有很高的威信,乱也乱不到哪里去。因此,他主张采取比较宽容的态度。

  毛泽东四次讲话的许多内容,后来补充到正式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了。

  三月二十一日,毛泽东约复旦大学教授、他的老朋友周谷城畅谈了一次。当晚九时十分乘专列离开上海,子夜到达南行的终点杭州。毛泽东自从一九五四年在杭州起草宪法以后,经常来杭州。

  这时,周恩来、陈云、薄一波、李先念、黄克诚等都在杭州。毛泽东在这里一边休息,一边办公,先后听取了薄一波关于一九五七年度国民经济计划的汇报,李先念关于一九五六年度财政收支情况和一九五七年度财政预算的汇报。但毛泽东的心思仍然着重在思想政治方面,他想更深入地摸一摸情况。在离开杭州前,从四月四日到六日,连续三天在南屏游泳池召集会议,听取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安徽四省一市关于思想动态的汇报。

  参加会议的有:陆定一、谭震林,柯庆施、魏文伯、曹荻秋、刘季平、石西民,江渭清、刘顺元、刘子见、陈书同、余克、方乙,江华、林乎加、吕志先,叶飞、许彧青、杨文蔚,曾希圣、黄岩、吴文瑞、李彬、李继祥等。

  上海、江苏、浙江以及附近的一些省份,是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地区,也是知识分子比较集中的地区。当时,毛泽东的《正处》讲话已经在党内外逐级传达,在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当中引起强烈反响,各种议论纷纷发表出来,出现了少有的思想活跃的景象。

  毛泽东从汇报中了解到,当前党内外总的情况是很兴奋,紧张空气有所缓和。但是,党内党外的反响仍然有一定的距离。在党外知识分子当中,有不少议论,部分知识分子还有疑惧。党内的反映更多地表现出某种担心和困惑。干部中“左”的情绪还是主要的。

  毛泽东一边听汇报,一边插话,对一些议论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石西民(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少数人说,共产党放长线钓大鱼,要看看市委的态度。

  毛泽东:要让人家批评,一点不生气,然后去分析。现在知识分子像惊弓之鸟,怕得厉害,他们要看一看,他们是一定要看的,可能看上一二十年,二十年以后也还是要看的。我们党内同志也是要看一看的。如“治病救人”一条,过去一些犯错误的同志也是不相信,经过七大到八大,做了许多具体工作才相信。“三反”反出那么多“老虎”,后来百分之八十都降下来了,一百元以下的就不算贪污了,太多了嘛。一个人搞百把块钱,一世就完了。“五反”开始也到处是坏人,后来五类一分,打击面就小了。总之,共产党的政策要让大家来考验,领导者也要受被领导者考验。

  石西民:党内有一些干部说,现在搞百家争鸣不是时候。有的认为百家争鸣与千百倍地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相矛盾,重大政策的传达要求先党内后党外,一下推开感到难办。

  毛泽东:八大已做了结论,大规模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正是时候。党与非党之间有堵墙,墙不拆,如何争取群众?什么叫政治思想工作?政治思想工作是为了争取群众嘛。不考虑争取群众,谈不上政治思想工作。现在党与非党之间有条沟,而且很深。我并不是说党与非党不要有界限,应该有条线,混起来不好,但是不应该变成鸿沟,脱离群众。党内党外一起来好,这样快,就把许多人推上政治斗争舞台,不然两三年也不得解决。现在党外传达很快,党内反而迟,报上也很少反映。回去就要批评《人民日报》,是什么人的报纸?

  石西民:有人提出报上开展百家争鸣要有五个条件:必须有领导,有选择,有准备,有说服力,有利。有人不同意这种说法。

  毛泽东:这么多条件,叫我也难办。领导要有,搞方向就叫领导了,但不要干涉过多。有领导是肯定的,但毛病一点不出,难。有选择,也会选错的,准备它有错。有准备是对的,也不能准备得那样周到。有说服力很对,这条比较具体。有利,看怎样讲,什么叫有利?百花齐放有利,还是一家独放有利?这几个条件都很难办,但是不要教条主义。

  石西民:有人说电影要“力争香花,避免毒草”。有人认为这个口号不妥当。

  毛泽东:毒草怎么能够避免?我们是不怕毒草,而且也难得分辨香花毒草。人们不是以毒草面目出现的,谁会说自己是毒草?其实,毒草也不那么多,似毒非毒的多一些,这是中间人物占多数的缘故。对片面性问题,只能要求逐步有比较多的人使用辩证法,比较能全面一些看问题,少一些片面性,而不是立即要求党内党外人士都避免片面性。凡政策性问题,党内讲的都向他们讲,缺点也向他们讲。我们讲了自己,这样就好讲他们的缺点了。人总有懂得与不懂得的矛盾,马克思也是如此。已知与未知的矛盾,工作做好与做不好的矛盾,永远存在。我在上海是第四次讲,已经比较完整了,你们上海还提出这么多批评嘛。话也难讲啊!你们在省里,不要认为讲一下,人家就举双手。哪有这样简单!

  李彬(安徽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有的干部听了传达后说,现在事情难办了,不好好学习干不下去了。

  毛泽东:不能靠历史吃饭,不能靠威势吃饭。要以理服人,不能以力服人。理不足,不能服人,势力大也不能解决问题。以力只能服敌。敌人是不和你讲理的,你跟他讲理他不听,他只讲力。对人民只有说理,只要没理,不管势力多大,资格多老,也输了。因此给我们一个任务,要研究,要学习,要教育我们的干部和党员靠道理,靠学问,别的都不靠。这一点要进行广泛的教育,干部靠资格、靠势力是很危险的。

  李彬:现在民主党派在学校中发展成员很积极。机关中有的党外副厅长想参加共产党,民主党派拉得紧,自己不愿参加,叫老婆参加应付应付。

  毛泽东:知识分子应吸收一批进党内来训练。争取三分之一的知识分子入党,已加入民主党派的也可以跨党。只有民主党派的主要骨干应劝他不进党。知识分子入党条件不能太高。现在指定谭震林、陆定一、安子文三人负责,最近开一个会,总结一下知识分子入党的经验,定出发展要求。这里有个政策问题。如不争取一批人入党,将来无人去做争取知识分子的工作,对我们党团结大多数知识分子为社会主义工作的总方针不利。“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是争取知识分子的政策,是开放的政策,而组织上是关门的,这不行,不协调。当然,也要稳步地吸收他们参加。

  李彬:高等学校里传达了主席报告以后,有的党外教授反映,想向院里党员领导干部提一下意见,好改变一下过去有些距离的情况。

  毛泽东:要改善共产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与知识分子不能共事,这是什么作风?不与知识分子接近是宗派主义的作风。主要原因不是他们,是我们,是第一书记。第一书记不仅要抓思想,而且要看各种文章,要看哲学、历史、经济、文学、逻辑、艺术方面的文章,自己这方面的知识要逐步增长起来,兴趣要养成。(有人插话:工作太忙。)忙,就应该把其他事情让旁人多搞一些,多抽出些时间抓思想工作,思想工作是灵魂嘛,这就抓起纲领来了。

  刘子见(江苏省委宣传部长):扬州地委政法部长说,不久以前泰兴有人闹事,捕了六个人,开始准备分别判处半年到两年徒刑,现在看判得不当。

  毛泽东:我的讲话有这么大的影响!你讲的这个材料很好,看来还是要讲一讲。一听到闹事,就想到敌人,就实行专政。阶级斗争搞惯了,将对付反革命的办法用到闹事的人民身上。过去在革命的时候,我们和人民一起,向封建势力要民主。现在我们胜利了,自己掌握政权,很容易强调专政,忽略民主的一面。

  刘子见:有些人听了人民内部有矛盾以后大吃一惊。

  毛泽东: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不是讲过了吗?为什么要大吃一惊呢?贫农、下中农、中农、富农不是有矛盾吗?

  刘子见:总的看来,目前干部中“左”的情绪是主要的。

  毛泽东:“左”的倾向是历史上留下来的影响。因为过去几十年来都是搞阶级斗争嘛。

  刘子见:民主党派对“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很满意,认为这样加重了自己的责任。只是觉得共产党对他们提意见少,成了单方面的监督了。

  毛泽东:对民主党派要讲真话,对民主人士要更积极一点。要说的就说,有缺点就向他们提出来。这样比若即若离好。当民主人士也有一大苦楚,不是愿意当的。要看到的看不到,要听到的听不到,共产党的底摸不到,又是有职无权。所以我说党与非党要有一条线,不要有一条沟,要打通它。六亿人口同舟共济嘛。开会让他们一起来听,他们就放心了,更加靠拢了。见了面也可以讲一点党内的缺点。打破党内宗派主义的状态,克服不学习的现象,克服不虚心的现象,我看很有必要。

  刘子见:在学习主席讲话中,有人反映,八大决议指出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社会制度同落后生产力的矛盾,现在又讲人民内部的矛盾,对这几种矛盾的关系,不知怎样才是完整的认识?

  毛泽东:八大决议关于先进生产关系与落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说法,是犯了个错误,理论上是不正确的。有的同志说,所谓落后的生产力是与外国比较的,是与将来比较的。为什么要与外国比呢?与外国比有什么意义呢?有矛盾,是指生产力本身由落后到先进。生产力怎能与外国比呢?我们的生产力与苏联、美国比是落后。比中国,怎么能说是落后呢?比蒋介石,比一九五0年,不是先进了吗?有些同志说这是与将来比的,将来有一万万吨钢。那是将来的事情嘛。如老柯(指柯庆施。——引者注)十几岁的时候衣服很小,现在穿就发生问题了,在当时穿起来是合身的。所以不能这样比。这样比在理论上是说不通的。这个错误如何纠正,请大家想办法。

  刘子见:主席说的一千年、一万年以后还有革命,这如何解释?

  毛泽东:这个问题我说过,但还没有肯定。

  陆定一:有两种革命:一种是改变生产关系的革命,一种是一个社会制度内部的革命,如中国封建制度内部多次革命,但生产关系并未根本变化。主席讲的将来的革命,可能是指后一种革命。

  毛泽东:不。我讲的革命不是你讲的那种,是讲的改变生产关系的革命。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是有矛盾的。现在的生产关系是集体所有制,是国家所有制。一万年后生产关系总要改变,最后要以地球为单位,不是国有化,而是“球有化”。当然,总不会回到剥削关系。剥削是生产不足的表现。

  吕志先(浙江省委宣传部长):党外的人士听了主席的报告之后都很兴奋。

  毛泽东:党外兴奋,党内呢?

  吕志先:我们准备五月开宣传工作会议。

  毛泽东:有没有党外人士参加?县里来不来人?(对陆定一)我们的宣传工作会议为什么不报道?有党内外人士都参加的会议为什么不报道?最高国务会议一声不响,宣传工作会议还不响。《人民日报》对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一声不响。

  吕志先:我们检讨过去对陈其通等同志的文章有同感。

  毛泽东:陈其通的思想,恐怕代表了党内大多数,百分之九十。所以,我这个报告毫无物质基础,与大多数同志的想法抵触嘛。

  吕志先:我们思想上总想极力避免毒草。

  毛泽东:这是不可能的。

  柯庆施:毒草和错误的东西,批评不批评?

  毛泽东:你们不是已经批评了吗?毒草要让它放出来,批评要有说服力,看清楚了就驳,看不清楚的就等一下,不要慌。但是不要等太久。

  吕志先:党外人士对我们的肃反有意见。

  毛泽东:领导要经得起考验。现在党外情绪高,党内大概会先低后高。任何一个方针、政策,都不是哪个人一讲就行的,灵不灵,要经过考验。到解决了一些问题,取得了经验,看到这个方针灵了,情绪才能高起来。过去教条主义者说自己是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当时俘虏了一些人,经过考验就搞清楚了。应该让干部在工作中试验试验。党的任何一条方针都要拿到群众中去考验。

  江华(浙江省委书记):党外人士问,从最低干部到最高领袖,最高国策,能不能批评?

  毛泽东:宪法有规定嘛,让他批评嘛。六亿人口中所有有缺点的人,不管官有多大,都可以批评。讲对了就接受。讲得不对,如果没有害处就算了。

  许彧青(福建省委宣传部长):报社组长以下要求“放”,编委会有顾虑。

  毛泽东:我的讲话还是有群众嘛,组长以下还是主张“放”嘛。

  许彧青:报纸工作,群众的要求与党委的要求有矛盾。

  毛泽东:怕人家批评怎么能办好报纸?人家提提意见有什么不好?文教、报纸、刊物、戏剧,都是教育人民的工具,要经常教。不要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报纸、学校、戏剧,各地无人管,这种现象不能再继续下去。你们(书记)管的太少了。

  许彧青:厦门大学校长王亚南批评我们的大学有三个缺点:(一)行政机构太大,工作效率太小;(二)用领导机关工作的办法来领导学校;(三)党员干部水平不高,党员的优越性在大学里看不出来。

  毛泽东:是嘛,在大学里我们就是没有优越性嘛。要把接管大学的人调出来。要真正配备一个队伍,包括中学在内。我们有些同志靠摆架子,不摆又没有办法。没学问,要做官,就要摆架子,吓唬人。大学中原来去的干部只能留下一部分,留下有用的部分,主要靠重新配备队伍,办法是把教授吸收入党,重新配备队伍。现在要早做准备,多吸收些教授入党,不然外行不能领导内行。

  叶飞(福建省委书记):大家对主席的报告反映很好,都觉得启发很大,但许多问题一接触实际就又不通了,如对人民闹事让他闹够,很多人就想不通。

  毛泽东:对于党外党内人的意见都不能采取一下子顶回去的办法,要采取分析的态度,不然会犯错误。有人说,赵超构的《新民晚报》是黄色报纸,我在北京就看了一下,我看不能说是黄色报纸,我看还不错嘛。有人说我们不能领导科学,也不能一下子顶回去,要分析。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一装,人家就说你水平不高,进步不快了。自己不讲人家还是要讲的,自己主动讲不是更好。相当多的党外话是对的,他们讲话是考虑过的。有的讲得不对,是不了解情况。有一部分要分析,有一部分要接受,决不可一下子顶回去。如果采取一下子顶回去,就会处于被动。⑦

  座谈会开得很活跃,问题也谈得比较深。这是党内的小型座谈会,提问题的没多大顾虑,毛泽东的回答也自如,坦率。大家直来直去,是一种平等讨论问题的气氛和宽松的思想环境。人们通过这些当年的记录,可以更具体地了解毛泽东此时的一些思想脉络。

  ①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7年3月12日。1964年,毛泽东对讲话整理稿作了修改,根据当时对国内形势的错误判断,加进了一些“左”的思想内容。这篇文章被收入同年6月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第一次公开发表。

  ②《傅雷家书》(增补本),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158页。

  ③毛泽东在济南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7年3月18日。

  ④毛泽东在南京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7年3月20日。

  ⑤毛泽东在上海市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7年3月20日。

  ⑥毛泽东在南京上海党员干部会议上讲话的提纲,1957年3月19日。

  ⑦毛泽东在四省一市党委书记思想工作座谈会上的插话记录,1957年4月4日至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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