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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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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通知》。通知指出:一九五八年以来,在中央和地方的工作中间,发生了一些缺点和错误,并且产生了一些不正确的观点和作风,妨碍着克服困难,必须召开一次较大规模的会议来统一思想认识。

争取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为中国国内的经济建设创造有利的外部条件,这是从新中国成立之日起,特别是朝鲜停战以后,毛泽东和中国政府为之不懈奋斗的目标。

一九七六年,是毛泽东度过的最后一年。

中共九大以后,国内局势一度趋向缓和:各地在进行“整党建党”过程中,陆续建立或恢复了党的组织;长期以来由于派性引起的大规模武斗明显减少,社会秩序相对稳定;令人忧虑的国民经济连续两年严重下滑的状况得到扭转,工农业生产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来大幅度下降的工业生产迅速上升。一九六九年,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百分之十六点九,其中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百分之三十四点三,当然这样高的增长是带有恢复性质的。

  这次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一九六二年一月十一日至二月七日在北京召开。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地委、县委、重要厂矿党委及军队的负责干部,共七千多人。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举行的规模最大的工作会议。人们习惯地称它为“七千人大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成立,

  元旦当天,全国各大报刊都在头版刊载了他十年前写的两首词:《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和《念奴娇·鸟儿问答》。标题下方,印着笔迹颤抖的“毛泽东”签名。①

  毛泽东对局势的发展是相当乐观的。在他心目中,已经进行了三年的“文化大革命”该准备收尾了。他在这年三月间在谈到九大文件时已经说过:“中央文革不要加了,是管文化革命的。文化大革命快要结束了,用常委。①”在九大通过的新党章中,原来由康生主持起草的修改草案中规定“设立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产生的中央文革这样的机构”,毛泽东在审阅时把它改为“设立若干必要的精干的机构”,②确定在九大后取消“中央文革小组”。他考虑在适当时候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第三个国民经济发展五年计划,把局势逐步纳入正轨,认为这样做是完全可能的。

  召开这次会议,是在十一月六日至十日的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上定下来的。会上讨论一九六二年粮食上调方案时,遇到困难,粮食调不上来。陶铸提出一个建议:为了打通思想,把全国的地委书记找到北京来,开一个地委书记会议。刘少奇、邓小平当即表示赞成。

  一些西方国家,主要是美国,就对新中国抱着敌视态度,采用封锁、遏制等种种手段,包括武力侵占中国领土台湾等。一些亚洲邻国,由于种种复杂的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对新中国还存有怀疑和畏惧的心理。

  同时发表的经过毛泽东圈阅的“两报一刊”元旦社论写道:发表这两首词“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和现实意义”;“怎样看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集中反映”。社论还公布了毛泽东不久前批评“三项指示为纲”时所讲的一段话:“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②

  毛泽东完全没有料到,就在九大开过后不久,一场新的政治风暴正在迅速形成和发展起来,中心是林彪集团急于攫取更高的地位和更大的权力,一直演变到生死搏斗的地步。这场生死搏斗,首先在林彪和江青两个集团之间爆发。

  十一月十二日晚,毛泽东在听取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的情况汇报时,提出要召集县委书记来开个会。他说:全国人大决定不开了,召集县委书记来开个会。时间在中央工作会议之后。一个县来两个人,地委来三个人,省市来四个人,中央局也来四个人。要把这次会议当作小整风。几年来中央在工作上犯了什么错误,要讲。全局观念、纪律、先整体后局部后个人,要讲。现在小天地太多,一个县也是小天地。中央的账要讲清楚。我们交了心,才能要求他们交心。毛泽东表示他要在会上讲话,还要中央各同志和中央局的同志也讲一讲。各省只讲自己的错,不讲中央的错,要用这次会讲清楚。不要怕鬼。现在气不壮,很沉闷。收购不到东西,粮食状况不好,要两三年转过来。庐山会议①(①指1961年召开的第二次庐山会议。)说两三年转,明年要改观。现在不是没有东西,猪是少,但其他有,就是收不上来。要鼓气,总结经验、鼓足干劲八个字。总结经验就是讲清道理,好坏经验都找。②(②这是邓小平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传达的毛泽东谈话的大意。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记录,1961年11月13日。)

  新中国的诞生,对于世界和亚洲来说,究竟是和平的因素,还是危害和平的因素?这是国际社会关注的一个问题。毛泽东作出肯定而明确的回答: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一支不容忽视的新兴力量。

  在这前一天,上年岁末,毛泽东在书房里会见两位美国客人——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女儿朱莉·尼克松·艾森豪威尔和女婿戴维·艾森豪威尔。交谈中,讲到毛泽东将发表的两首词。毛泽东说,“老的。”“有一首是批评赫鲁晓夫的”。使两位客人感到出乎预料的是,毛泽东谈话的主题仍是“斗争”。他说:“我们这里有阶级斗争,CLASSSTRUGGLE(阶级斗争)!在人民内部也有斗争。共产党内部也有斗争。”他以不容质疑的口吻宣告:“不斗争就不能进步。”“八亿人口,不斗行吗?!③”朱莉、戴维注意到,他们面前的毛泽东尽管已被疾病折磨得精疲力尽,“斗争”的话题却使他又“像青年人那样兴奋起来”,“他的头脑甚至比中国的年轻一辈更充满活力,更渴望斗争”。眼前的事实使这对年轻的夫妇不由得感叹:“不论历史如何下结论,毛的一生肯定将成为人类意志力量的突出证明。”④  

  “中央文革小组”的取消,在客观上削弱了江青一伙的权力。尽管江青等通过九大进入了中共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但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在政府和军队中并没有实职,对充满野心的他们来说,便有了一种失落感。江青后来发牢骚说:“自九大以后,我基本上是闲人”。③但事实上,他们自“文化大革命”以来,已经积累起相当大的力量和影响,同各地造反派有着密切的联系,仍拥有很大的能量。

  十一月三十日晚,毛泽东离开北京,到上海、杭州小住。十二月十三日下午来到江苏太湖之滨的无锡。十四日上午,听了江苏省委的工作汇报。第二天,又找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等汇报。江渭清汇报说:今年农村粮食计划分配比去年少,但加上自留地、十边田,估计百分之七十的地方比去年好,百分之十五差不多,百分之十五有困难。江苏征购任务已完成百分之九十四,棉花超产,原定征购一百五十万担到二百万担,实际完成二百二十万担。猪、家禽、外贸、财政情况都比较好。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一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毛泽东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同时宣布:“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①

  进入新的一年,毛泽东的健康状况迅速恶化,吃药吃饭都需要靠人喂,每天只能吃一、二两饭,行走更是困难。这种状况,人们一般都不知道。

  林彪集团的权势在九大后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他们已经拥有相当的政治资本:林彪不仅成了法定的“接班人”,而且通过黄永胜、吴法宪、叶群等控制的军委办事组,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能更多和更直接地掌握军权;而在实行“三支两军”以来,军队在全国各地和各部门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使林彪集团的权力和野心空前膨胀起来。但他们仍担心江青、康生、张春桥等的势力发展有超越自己的可能。

  这一年多来,关于国内情况,毛泽东听到的和看到的(包括书面材料),尽是困难和问题,农业严重减产,工业生产完不成计划,农村的饿、病、逃、荒、死现象等等,使他感到压抑,这次听到江苏省委讲的一些好消息,工业、农业、财贸等都有起色,使他耳目一新,甚为高兴。原打算只听一次汇报就走,结果住了三天。十五日写信给主持财贸工作的李先念和姚依林,要他们也来听一听江苏省委的经验汇报:“江苏有一些好经验,工业、农业和财贸几方面的,很值得听一听。”①(①毛泽东给李先念、姚依林的信,手稿,1961年12月15日。)

  十月一日,毛泽东在开国大典上,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向各国政府宣布:“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②

  就在这个时候,备受人们尊敬的周恩来,于一月八日在北京病逝。九日凌晨,新华社向国内外播发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的《讣告》,以及毛泽东为首的一0七人治丧委员会名单。

  林彪和江青这两个集团,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互相勾结,尽管在有些问题上也曾发生矛盾,但总的说是密切合作的。九大以后,情况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一边是野心勃勃的林彪集团,另一边是不甘寂寞的江青一伙,互相倾轧,愈演愈烈。张春桥在一次到机场送外宾时当面嘲笑黄永胜:“是个大老粗,什么也不懂。”林彪在同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会面时说:“张、姚是无名小卒,不知是从哪里冒出来的,也没有做过什么大的工作,不过是个小记者。④”他们之间的明争暗斗,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尖锐,越来越不能相容。但毛泽东对这种变化,却没有多少察觉。

  听取汇报中间,毛泽东讲了一些重要意见。

  从一开始,维护民族独立和维护世界和平,就是新中国外交政策的两大基点。

  噩耗传来,神州大地笼罩在极度悲伤的气氛里。目击这种情形的外国记者的报道说:周恩来总理逝世的消息公布后,街上“差不多每个人的脸上都很沉重”,列车中“军人们捶胸痛哭”,机关、公寓、学校里人们在默默地流泪,“到处有人哽咽”。⑤

  一九六九年五月下旬,已经又有一年多没有外出的毛泽东,在九大结束后心情轻松地登上南下专列,驶往他所熟悉的“白云黄鹤”的地方——武汉。从五月三十一日到六月二十六日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内,他都住在武昌东湖的梅岭一号。离开的那天,他对湖北负责人曾思玉等说:“我这次来,不是给你们谈工作的,是因为在北京很忙,到这里是休息的。”⑤

  关于形势,他兴奋地说:对形势要从积极方面去看,有困难要想办法去战胜它。缺点可以有几千条,但这是可以克服的。不可理不直、气不壮,不要灰溜溜。潜力是很大的,有困难,有办法,有希望。久卧思起,现在是起床的时候了。

  毛泽东根据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形势的分析,认为新的世界大战是可以避免的。依据这个判断,在一九五一年提出了“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长远设想。即使是发生了抗美援朝这样大的意外事件,也没有改变毛泽东的基本估计。

  这以前,毛泽东已连续接到有关治疗和抢救周恩来的报告,对病情已无法控制和挽救,有着一定的思想准备。他在病榻上默默地读着这些报告,没有讲一句话。八日上午,中央办公厅负责人向几乎通宵未眠的毛泽东报告了周恩来逝世的消息。他听后沉默很久,微微点头表示知道了。下午,中央政治局送来《讣告》清样,工作人员流着泪为毛泽东读《讣告》:“周恩来同志,因患癌症,于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九时五十七分在北京逝世,终年七十八岁。”毛泽东听着听着,紧锁起眉头,慢慢地闭上眼睛。工作人员看到,不一会儿,从他闭着的眼里渐渐溢出两行泪水,而他仍一言未发。

  在武汉期间,他一再谈到要减少对他个人的过分颂扬。到了梅岭一号,他看到从走廊到会客厅、书房和卧室里,到处都张贴着他的画像和语录,立刻要工作人员将这些统统摘下。有一次,他针对林彪最先提出、在“文化大革命”中更加盛行的称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的说法,向工作人员说:“人的一句话怎么能顶一万句呢?一句话就是一句,不能是一万句,不能顶,更不能顶那么多。我的话怎么可能有那么大力量,那不是神了吗?这不是唯物主义,也不是辩证法。”还有一次,毛泽东在观看中共九大纪录影片时,银幕上多次出现他本人的镜头和代表们长时间欢呼的场面,他生气地站起来中途退场,并且说:“哪有一个人老看演自己的电影?我的镜头太多了,没什么意思!”他还告诉工作人员:“‘四个伟大’,太讨厌!”⑥

  关于农村基本核算单位下放问题,毛泽东说:贯彻要快一点,一传达下去可以调动积极性。有人认为这是倒退。这不是倒退,是前进。不是讲底子薄吗?主要是生产队底子薄,要使生产队由薄变厚,就要发展生产力,就要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要肥料就要养猪,要把猪养好,把牛养好,也是生产队来管。要明确大队干什么,生产队干什么,不弄清楚,生产队的积极性起不来。他特别指出一点:“包产到户这事,不可干。”

  朝鲜战争爆发后,人们最担心的问题,就是这场局部性战争会不会因为美国插手而引发新的世界大战。毛泽东通过两年多的观察,得出两点结论:第一,美国在国际国内都有难以克服的矛盾,说马上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战,是吓唬人的;第二,美国的战略重点是欧洲,对美国来说,朝鲜停战,大势所趋,不和不利。③基于这种判断,毛泽东仍然认为:“我们要争取十年功夫建设工业,打下巩固的基础。”④事态的发展,证实了上述论断的正确性。

  毛泽东、周恩来之间半个多世纪不同寻常的传奇般的关系,自然地使人们十分希望毛泽东能够亲自出席周恩来的追悼大会。但是,人们期望的事实最终没有发生。这是为什么?

  六月十二日,根据毛泽东的批示,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宣传毛主席形象应注意的几个问题》的文件,指出:当前在国内宣传中出现了不突出政治、追求形式和浮夸浪费的问题。今后,“不经中央批准,不能再制作毛主席像章”;“各报纸平时不要用毛主席像作刊头画”;“不要搞‘忠字化’运动”;“不要修建封建式的建筑”;“不要搞‘早请示、晚汇报’,饭前读语录、向毛主席像行礼等形式主义的活动”。

  讲到一九六二年的工作时,他说:明年工、农、商、学、兵、政、党要全面走上轨道。党是领导一切的。要搞个几十条,大家遵守。明年要开会,开个大动员的会议。明年一月开中央工作会议,无论如何要抓好工作,争取主动。要识大体,顾大局,要加强纪律性。②(②丰=泽东听取江渭清等汇报时插话的传达记录,1961年12月20日。)

  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七日,朝鲜停战协定在板门店签字,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缓和下来,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松了一口气。

  张玉凤回忆当时的情况:

  这时,毛泽东关心的问题也发生明显变化,越来越把注意力更多地转到经济形势方面来。在武汉期间,他多次听取当地党政军负责人的工作汇报,主要内容是工农业生产和重点工程项目的开发建设等。据当年担任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和武汉军区司令员的曾思玉回忆:

  “不可理不直、气不壮,不要灰溜溜”,“久卧思起,现在是起床的时候了”,“无论如何要抓好工作,争取主动”,这些话,最能反映毛泽东此时的心态。

  毛泽东对朝鲜停战的意义作了充分的估计。九月二日,他在一封电报里指出:“最近,朝鲜停战协定的签字,显然是整个和平民主阵营在争取和平、制止新战争的努力中所获得的新的重大的成就。这一新的重大的成就业已有助于整个世界形势的开始和缓”。⑤九月十二日,他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的讲话中又说: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的重要意义之一,是“推迟了帝国主义新的侵华战争,推迟了第三次世界大战”。⑥

  “毛主席的身体状况也是令人担心。他讲话困难,只能从喉咙内发出一些含混不清的声音字句。由于长时间在他身边工作,我还能听懂主席的话。每当主席同其他领导同志谈话时,我就得在场,学说一遍。但到了他讲话、发音极不清楚时,我只能从他的口形和表情来揣摸,获得他点头认可。当主席的语言障碍到了最严重的地步时,他老人家只好用笔写出他的所思所想了。后来,主席的行动已经很困难,两条腿不能走路。”

  一九六九年夏,毛主席在湖北视察时,对湖北农业生产十分关心。当我汇报战胜一九六八年长江洪水,以及今年早稻长势很好、丰收在望时,毛主席说:对,人是要吃饭穿衣的。湖北是个好地方,是鱼米之乡,自古以来就有“湖广熟,天下足”之说。中国的文字很有道理,“饭”字缺了“食”就剩下了“反”字。如果老百姓没有饭吃,就要起来造反的,民以食为天嘛。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我们经济形势的好坏,依农业形势的好坏而转移。湖北这个地方盛产粮食和棉花,你们要抓住不放,人民有饭吃、有衣穿,事情就好办了。⑦

  十六日傍晚,毛泽东离开无锡。十七日路过济南,又听了山东省委负责人谭启龙、裴孟飞、白如冰、苏毅然等人汇报。

  此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外交上作出两项重要努力。一是努力促成日内瓦会议的召开,谋求通过和平协商,进一步缓和亚洲的两个热点地区——朝鲜半岛和印度支那半岛的紧张局势;二是和印度、缅甸等国共同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通过友好协商,逐步同周边国家解决边界纠纷等历史遗留问题,实现睦邻友好。这两方面的努力,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即为国内大规模工业化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

  “中央拟好了有关周总理追悼会的规格、参加追悼会的政治局及党、政、军负责人的人数和悼词,一并送主席审阅。中央考虑到主席病重,便没有安排毛主席参加有关周总理逝世后的一切活动。毛主席审阅这个报告时,我一直守候在侧。不知道为什么在我这个普通人的心里,一直存有一线希望:或许会有四年前参加陈毅同志追悼会那样的突然决定,主席也能去参加周总理的追悼会。一句憋在心里许久的话,不由自主地脱口而出,冒昧地问主席:‘去参加总理的追悼会吗?’一直处于伤感中的主席,这时,一只手举着还没来得及放下的文件,另一只手拍拍略微翘起的腿,痛苦而又吃力地对我说:‘我也走不动了。’听到这里,再看看眼前病榻上痛苦万状的毛主席,我无法抑制自己的泪水……我后悔真不该这样问已经无力行动的毛主席。”⑥

  对与农业密切相关的水利问题,毛泽东一直十分注意。湖北沿江一些地区因常年遭受洪灾,损失严重。加上省内缺乏煤炭,开发长江水利资源成了当务之急。曾思玉等向毛泽东请示兴建三峡水利枢纽工程问题。当得知湖北省领导还没有去过三峡时,他建议曾思玉可以先去实地考察一下。除了农业、水利问题,他在武汉还过问了焦枝铁路(河南焦作至湖北枝城)建设、江汉油田会战等情况,批阅了有关技术革新、渤海地震、华北防汛等文件。

  在谈到基本核算单位下放问题的时候,毛泽东说:“权力下放,实行大包干后,生产队三十户是否大了?可以搞十几户。山区里三户五户的怎么办?二十户规模就是大的。”从这里看,对生产队的规模,毛泽东倾向更小一些才好。

  朝鲜停战协定签字后,朝鲜半岛恢复了和平局面,但是重新导致紧张局势的因素依然存在。实现停火以后,美国并没有从朝鲜撤军的迹象。双方围绕战俘遣返的实施问题,又展开了旷日持久的谈判。然而,无论如何,从战争走向和平,从武力对抗转向谈判,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变化。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心把握时机,进一步消除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展开了一场争取召开政治会议的外交攻势。

  从一月十日起,中外各界人士开始以各种方式沉痛吊唁周恩来。十一日下午,周恩来的遗体送往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首都百万群众自发地聚集在天安门东、西长安街两侧,在严寒中挥泪送别周恩来的灵车,场面极为悲壮感人。

  对解放干部的问题,毛泽东在这段时间内也一再强调。到武汉前十来天,他在一次谈话中说:“专案组的材料至少一半不能相信。⑧”当听取军委办事组向政治局常委汇报时,他说:“搞专案,许多是靠不住的,是道听途说的。内查外调搞不出什么东西,搞了很长时间没有搞出什么东西。有的学生没有经验,有的还有派性,这一派整另一派。”他还说:“不要把责任推到下面,不要怪下面,谁叫我们不管呀!⑨”在武汉,他对当地负责人说:“下点以前,主要的是要把政策学会,一定要把政策交代清楚。政策不交代清楚,不要下去。”“监护的人,统统放了,不管他职务大小,这是全国性的问题。我看搞专案小组很危险。他怕右了,就要千方百计把人家打成反革命。一个专案组搞了一二年,没有搞出来,怕思想上右倾,宁可‘左’一点。”“我不是完全反对专案小组。搞专案要有经验的人,年龄大的人,要与群众结合。现在有的人年纪轻,造反精神很强,他们缺乏经验,不懂得历史。”“听说河南地专县一级的第一把手,有百分之五十的人都出来主持工作,这个经验很好,全国不太多。⑩”六月二十八日,他在湖南对当地负责人说:“出极左极右是社会上有那股思潮,‘省无联’(指“湖南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引者注)极左,那时很吃香,有一股极左思潮。⑾”七月八日,他在浙江对当地负责人说:“要教育帮助新干部,,就是要当见习官。他们没有经验嘛,就是要当见习官嘛!老干部是有经验的。”他还详细地询问了浙江工业配置情况、新安江水电站生产情况,并谈到修建杭州到长兴的铁路问题。⑿

  在汇报到山东的牲口已经停止死亡时,毛泽东说:“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牲口就不会死,农具破坏也不会那么严重。大平均主义六年没有解决,现在解决了。有人说,这是不是退步?是不是社会主义?这不是退步,按劳分配就是社会主义。照顾五保户、困难户,有共产主义因素。还有积累,还有征粮,有了前途。这是整个人民的利益。”①(①毛泽东听取谭启龙等汇报时的插话记录摘要,1961年12月17日。)

  按照停战协定第六十款的规定,应当由双方司令官向双方有关各国政府建议,在停战协定签字并生效后的三个月内,分别派代表召开双方高一级的政治会议,“协商从朝鲜撤退一切外国军队及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等问题”。一九五三年八月十五日,毛泽东致电金日成,提出中国对召开政治会议的意见。电报写道:“我方对于政治会议的方针是,继续坚持和平政策,坚持通过谈判协商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并进一步争取和平解决远东其他问题,以缓和国际的紧张局势。”还提出,政治会议应采取圆桌会议的形式,不采取双边谈判的形式;参加国包括苏、中、美、英、法,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大韩民国,以及四个中立国波兰、印度、瑞典、缅甸;会议议程应当按照停战协定第六十款的规定,先解决撤军及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再讨论其他问题;表决方式采取协商决定,即停战双方一致同意的方式;会议地点,建议在新德里举行。⑦这个意见,得到苏联和朝鲜的同意。

  重病中的毛泽东一直关注着周恩来的悼念活动。十四日下午,工作人员向他念中央送审的周恩来追悼大会上的悼词稿。这篇将由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宣读的悼词近三千字,详细回顾了周恩来几十年的革命生涯,高度评价他的历史贡献,字里行间充满着感情。听悼词时,毛泽东再也不能控制自己,失声痛哭。这在毛泽东是极少见的。此后,毛泽东的情绪一直很低沉,不愿讲话。他不顾医生的劝阻,借助刚治好的一只眼睛,不停地、无休止地阅读书籍和文件。张玉凤回忆:“由于他的身体过于虚弱,两只手颤抖,已经没有举起文件的力量了。为了满足老人家那艰难的阅读需要,我们在场的每一位工作人员都要帮他举着书或文件。⑦”看得出来,他是在用这个办法来摆脱内心的痛楚。

  这时毛泽东关注的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准备打仗”。

  十九日,毛泽东路过天津,又听了河北省委负责人刘子厚、阎达开和天津市委负责人万晓塘等人的汇报。毛泽东着重谈了对形势的估计问题。他说:今年比去年好,形势已经在向好的方面转。农村在向好的转。.工业有了七十条,也在向好的转。商业也搞出了一百条。困难不要好久就可以克服,再有一年就过去了,还是大有希望。要弄清总的形势,开会时要讲讲形势,恐怕需要。②(②毛泽东听取刘子厚等汇报时的插话记录,1961年12月19日。)

  八月十八日,周恩来将上述意见通知印度和瑞典驻华大使:“如果印度政府及瑞典政府同意我们的意见,请印度和瑞典在联合国的代表与有关方面进行接触,以便使之成为在联合国中的共同提案”。同日,毛泽东把这一情况通报给金日成,并且说:“我们这样做,是为了促进国际间的合作,和创造一个以和平协商解决国际争端的范例的开始。”⑧

  周恩来去世后,国内外舆论密切关注的一个重大话题,是由谁来接替中国总理的职务。本来,早已主持国务院工作并排名第一副总理的邓小平理应是最适当的人选;但是,“反击右倾翻案风”已持续两个月,使这种选择很难成为可能。如果按副总理排名的次序,下一个是张春桥。江青一伙也渴望张春桥能取得这个职位。这是一个牵动全局的关键问题。

  ①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记录,1969年3月3日。

  毛泽东这里提到的会议,就是在七千人大会之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这次会议,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二十日开始,一九六二年一月十日结束,为七千人大会作了比较充分的准备。会议主要讨论国际形势、国内形势、一九六二年的年度计划和长远计划、商业、关于改变农村基本核算单位问题、党的工作等六个问题。出席会议的主要有各中央局和各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以及中央各部委负责人。

  就在这一天,苏联代表团团长维辛斯基在联合国大会政治委员会提出关于政治会议成员的提案。讨论中,美国在政治会议的组成和形式等问题上,同不少国家发生意见分歧。美国不赞成开圆桌会议,主张停战双方单独谈判,即参加国只限于朝、中和美、韩。它担心中立国的参加会对美国不利。

  作为最终决策者的毛泽东正在郑重地考虑这件事。

  ②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送审稿的修改,手稿,1968年10月14日。

  会议的第一天晚上,毛泽东在颐年堂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开会。邓小平和周恩来报告这次会议的议题和开法,毛泽东讲了话。

  为了支持苏联提案,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在八月二十四日由周恩来发表关于政治会议问题的声明,并建议朝鲜在二十五日也发表同样内容的声明。⑨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以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政治局继续开会,听取邓小平的检讨。在这期间,邓仍暂时留在原来的岗位上,党中央和国务院的许多重要事务(包括周恩来的治丧工作等)还是由邓小平具体负责。同时,毛泽东还多次阻止江青等插手党政业务工作。一九七六年一月十二日,他建议印发邓小平的两次书面检查,并指示将这件事“暂时限制在政治局范围”。⑧十五日,邓小平仍出席周恩来追悼大会并且由他来致悼词,成为他这时很引人注目的一次公开露面。

  ③江青给毛泽东的信,1974年11月19日。

  邓小平讲到这次会议要讨论国际国内形势的时候,毛泽东说:“这样好。有形势,才有气。会议不要开得太紧,上午休息,下午开会,晚上看戏。白天出气,晚上看戏。”

  但是,八月二十八日,联合国大会在美国操纵下,通过关于“朝鲜停战协定第六十款的履行”的决议案,否决了召开包括中立国在内的圆桌会议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主张。九月十二日,周恩来复电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重申中国政府关于迅速召开有交战双方的全体国家及有关中立国家参加的圆桌会议、协商从朝鲜撤退一切外国军队等问题的立场。

  一月二十日政治局会议后,邓小平致信毛泽东,再次提请“解除我担负的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责任”。⑨他十分清楚,在目前情况下,自己的处境已日益困难。第二天上午,毛泽东在听取毛远新关于政治局会议情况汇报时表示:邓小平还是人民内部问题,引导得好,可以不走到对抗方面去。又说:“小平工作问题以后再议。我意可以减少工作,但不脱离工作,即不应一棍子打死。”⑩此后,邓不再主持中央的工作。

  ④访问吴法宪谈话记录,1983年11月18日-25日。

  周恩来谈到需要集中统一的时候,毛泽东说:“我起初是支持地方的,后来我看不对头,现在要支持集中了。过去民主革命,证明集中统一才能打胜仗。现在的毛病是‘五风’、‘五多’。”

  九月下旬,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分析了一个多月以来围绕召开政治会议展开的外交斗争,估计如果继续坚持中朝方面的原定方案很难有什么结果,便由周恩来主持起草《关于政治会议成员问题的新步骤》。《新步骤》仍坚持政治会议应当有其他中立国参加,但为了推动政治会议的召开,同意美国方面的建议,由朝中两国政府指派代表与美国代表就政治会议问题举行初步会谈。“初步会谈的主要问题应为政治会议的成员问题,其次则为政治会议的地点与时间问题”。⑩

  ①1976年1月1日《人民日报》。

  ⑤官祥等:《在东湖的日子里》。见《毛泽东在湖北》,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9月版,第323页。

  周恩来谈到他对形势估计的四句话“形势好,成绩大,困难多,任务重”的时候,毛泽东说:“形势是好的,错误都在改正,比去年好,在向好的方面走。农业有了六十条,工业有七十条,教育有六十条,商业也将要有几十条或者_百条,这就有办法。”

  ①《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344页。

  ②《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1976年元旦社论:《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⑥官祥等:《在东湖的日子里》。见《毛泽东在湖北》,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9月版,第323页。

  接着,毛泽东讲话,着重讲对过去几年走弯路的责任问题,以及对建国十二年来的工作的基本估计问题。他说:

  ②《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页。

  ③毛泽东会见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的女儿朱莉·尼克松·艾森豪威尔和女婿戴维·艾森豪威尔谈话记录,1975年12月31日。

  ⑦曾思玉:《我的缅怀》。见《毛泽东在湖北》,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9月版,第39页。

  “对于过去走弯路的看法,应该首先由中央负责,

  ③毛泽东在第一届全国政协常委会第38次会议上的讲话要点,1952年8月4日。

  ④[美]朱莉·尼克松·艾森豪威尔:《毛主席说“再见”》。见美国《妇女家庭》杂志。

  ⑧毛泽东的一次谈话记录,1969年5月19日。

  然后是省委,然后才是地委、县委。我到下边一看,省

  ④毛泽东在第一届全国政协常委会第38次会议上的讲话要点,1952年8月4日。

  ⑤《震撼世界的20天――外国记者笔下的周恩来逝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2月版,第1-13页。

  ⑨毛泽东在听取军委办事组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汇报时的讲话记录,1969年5月26日。

  委说错误主要由他们负责,也说到中央,但总是说中央

  ⑤毛泽东、周恩来为祝贺抗日战争胜利八周年致马林科夫、莫洛托夫电,1953年9月2日。

  ⑥张玉凤:《毛泽东、周恩来晚年二三事》。见《炎黄子孙》1989年第1期。

  ⑩毛泽东同曾思玉、刘丰、张体学、方铭的谈话记录,1969年6月26日。

  总是正确的英明领导,这不符合事实嘛。这就不能真正

  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3年9月12日。

  ⑦张玉凤:《毛泽东、周恩来晚年二三事》。见《炎黄子孙》1989年第1期。

  ⑾毛泽东同黎原、华国锋的谈话记录,1969年6月28日。

  得到经验教训。这几年的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高

  ⑦这个电报是周恩来起草、经毛泽东审定并以他的名义发出的。

  ⑧毛泽东对七机部舒龙山来信的批语,手稿,1976年1月12日。

  ⑿毛泽东同南萍、陈励耘的谈话记录,1969年7月8日。

  分配和几个大办,大办水利、大办交通、大办养猪场

  ⑧毛泽东致金日成电,手稿,1953年8月18日。

  ⑨邓小平给毛泽东的信,手稿,1976年1月20日。

  这年三月,中国和苏联边防部队在中国黑龙江省珍宝岛等地区接连发生武装冲突,中苏双方有多人伤亡。①事件发生后,本来就很不平静的两国边界地区的局势更趋紧张,苏联领导人和其他军事首脑也不断地放出战争威胁的言论。与此同时,苏方还调兵遣将,进行具体的军事部署,如:大量增加军费,增加在中苏边境和远东的驻军(以往在蒙古没有驻军,这时陆续增加到八个师);在中苏、中蒙边境修建一系列空军基地和导弹基地;不断地在中苏边境举行“军事演习”;下令大规模征兵;向中苏边境大批“移民”并发给边境居民武器;频繁侵犯中国领空、领土,制造边境挑衅事件。自恃武力强大的苏方甚至提出:“苏联部队的核武器是有无限毁灭力量的带核弹头的导弹”,有关导弹部队已经严阵以待,随时准备进行“毁灭性的核回击”。②另据英、美等西方报刊报道,苏联人“在口头上向华盛顿及其他西方国家的首都进行试探”,要它们“对远东发生核战争的可能性有所准备”。③

  等,都是中央的。虽然材料是由你们来的,但是谁叫你

  ⑨毛泽东致金日成电,手稿,1953年8月22日。

  ⑩毛泽东同毛远新谈话记录,1976年1月21日。

  苏联方面一系列不同寻常的动作,不能不引起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高度警觉。六月间,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军委办事组召开座谈会,讨论“准备打仗”的问题。七月十一日,陈毅等老帅提出《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八月下旬,毛泽东先后批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转发的《关于加强全国人民防空工作的报告》和中共中央《“八·二八”命令》。《命令》要求边疆各地军民“随时准备粉碎美帝、苏修的武装挑衅,防止它们的突然袭击”。九月十一日,周恩来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在北京机场举行会谈,双方达成“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的临时谅解协议。会谈中,周恩来就最近苏方对中方进行核威胁一事向柯西金提出严词责问,柯西金无言以对。④两天以后,周恩来将会谈情况向在外地的毛泽东作了汇报。九月十六日晚,新华社发表经毛泽东审定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周年口号》(共二十九条),其中第二十二条是他加上的,即:

  相信呢?谁叫你购买呢?我们头脑这个加工厂,没有了

  ⑩周恩来主持拟定的《关于政治会议成员问题的新步骤》,1953年9月。

  这种情况下,迫切需要确定一位国务院主要负责人。对这个关系全局的问题,重病中的毛泽东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张玉凤回忆:“这些天,主席醒来,也不光听文件了,总是在扳手指头,考虑问题。还问我政治局同志的名字,我就一个一个地报出当时政治局委员的名字。一月中旬,毛远新来见主席。他问主席对总理的人选有什么考虑。主席考虑了一下说:要告诉王洪文,张春桥让一下。然后主席扳着手指数政治局同志的名字,最后说,还是华国锋比较好些。毛远新点头说是。就这样,主席提议华任代总理,主持政治局工作。①”毛泽东还说:“就请华国锋带个头,他自认为是政治水平不高的人;小平专管外事。②”

  “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反对任何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特别要反对以原子弹为武器的侵略战争!如果这种战争发生,全世界人民就应以革命战争消灭侵略战争,从现在起就要有所准备!”⑤

  解实情。四高,几个大办,供给制,食堂,这些都是错

  在征得朝鲜和苏联同意后,十月十日和十九日,周恩来先后发表关于政治会议的声明和通知,重申中国政府的立场:政治会议不应该是板门店谈判形式的重复,应该有中立国家参加。通知对美国经过瑞典驻华大使馆转交的多次函件作了答复,表示朝中方面“同意共同派遣代表于十月二十六日在板门店与美国代表会晤,进行关于政治会议问题的会谈”。①

  由华国锋出任国务院代总理,是许多人没有想到的。由于毛泽东病重、周恩来逝世,这个决定实际上表明华国锋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自然格外引人注目。

  十月一日,是国庆二十周年的日子。尽管战争阴云密布,刚从外地回到北京的毛泽东仍照例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群众游行队伍。经毛泽东批准,中国方面接连采取若干行动,回应来自对手的挑战:九月间,召开全军战备工作会议,传达毛泽东“军队不要松懈”和林彪“用打仗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的指示,对防止对手发动突然袭击,作好精神、组织和物质上的准备。二十三日、二十九日,中国先后成功地进行首次地下核试验和新的氢弹爆炸。新华社在有关报道中说,中国核武器发展的新成就,是对美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核垄断的“一个沉重的打击”。⑥

  误的,做了有损于人民利益的事,为人民服了不好的务。

  一九五三年十月二十六日,朝中方面代表奇石福、黄华和美方代表迪安在板门店开始关于政治会议问题的会谈。由于美方故意制造障碍,会谈开始不久,就在中立国参加政治会议等问题上陷入僵局。十一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和周恩来等开会研究会谈形势,决定由朝中方面提出关于政治会议的全面建议,以打消美方故意拖延会谈进程的借口。这项全面建议在十一月三十日发表,内容包括政治会议的成员和地点、时间、程序、行政、经费等各个方面。但是美方还是不断挑起争论,并在十二月十二日无理中断了会谈。一九五四年一月二十日和二十一日,美方将两万多名朝中战俘强行押往南朝鲜浦项、群山和台湾基隆,强迫他们分别编入南朝鲜军队或送交台湾国民党当局,严重破坏了朝鲜停战协定关于遣返战俘的规定。在这种气氛下,重新恢复关于政治会议的会谈的可能性已不复存在。停战协定明文规定的高一级政治会议,终于未能召开。

  华国锋这时五十五岁,一九三八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时随军南下,到湖南工作,历任县委、地委和省委书记。“文化大革命”中担任湖南省革命委员会以及湖南省军区和广州军区的负责人,一九七一年调国务院业务组工作,后任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长。“文化大革命”前,毛泽东由于经常到湖南视察,对华国锋是熟悉的。“文化大革命”期间,随着见面机会的增多,对华的了解也增加了。他认为:华国锋既有基层工作的经验,又有在省里和中央工作的经验;为人老实忠厚、办事“公道不蠢”。他甚至表示:“人家说他水平低,我就选这个水平低的。③”毛泽东选择华国锋,可能还有一个没有说出来的考虑,就是他觉得华是各方面都能够接受的人。

  九月三十日晚,周恩来在国庆招待会上发表讲话说:“对于美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战争威胁,包括核战争威胁,我们要作好充分准备。如果他们硬是要把侵略战争强加在我们头上,我们就坚决抵抗到底,直至最后胜利。”⑦

  服务服得不好,这是一方面。还要看到,有了这些错误,

  通过这场斗争,国际社会了解到中国政府对缓和朝鲜半岛紧张局势的真诚愿望。在召开政治会议的问题上,中国赢得主动,而美国陷入被动。

  对华国锋的职务,这时还没有正式任命。一月二十四日,罗马尼亚国务委员会副主席波德纳拉希逝世。第二天,新华社播发了由毛泽东、朱德联名发给罗领导人的唁电,在电文末尾,通常应当有联合署名的国务院领导人的名字,这个电报上却没有。④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大量日常工作也亟需有人主持,不宜再有耽搁。鉴于这种情况,毛泽东在二十八日正式提议由华国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三十一日,毛远新给毛泽东的请示报告中说:我已和王洪文、张春桥谈过,传达了主席对华国锋、陈锡联工作安排的指示,他们表示完全拥护,保证支持。此事可由政治局指定专人分别向中央党、政、军部门进行传达。毛泽东阅后批示:“同意。还应同小平同志谈一下。”⑤

  中央“两报一刊”联合发表的国庆社论和林彪在天安门群众庆祝国庆二十周年大会上发表的讲话中,都将毛泽东添写的国庆口号第二十二条作为结束语。社论还号召全国军民“防止敌人突然袭击,坚守岗位,作好准备”。⑧

  这是我们的宝贵财产。人的认识总有个过程的。问题是认识

  在板门店和平协商解决朝鲜半岛紧张局势的大门被美国方面强行关闭以后,经过苏联等国的努力,决定召开日内瓦国际会议,谋求缓和朝鲜半岛和印度支那半岛局势的大门又开启了。

  二月二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一、经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由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二、经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在叶剑英生病期间,由陈锡联负责主持中央军委的工作。⑥

  在全世界面前,毛泽东又一次显示他从来不向任何外来压力低头的民族自尊和自信。

  得慢了时间长了一点。比如,‘三包一奖’,今年我才看到耿

  早在一九五三年九月二十八日,苏联政府就曾经照会法、英、美三国政府,提出两点建议:一、召开有中国参加的五大国外交部长会议,审查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措施;二、召开法、英、美、苏四国外交部长会议,讨论德国问题。十月八日,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声明,完全赞同苏联政府的上述建议。

  对于毛泽东的决定,江青等口头表示“完全拥护”,实际上心中极为不满。他们本来期盼着在打倒邓小平以后,由王洪文重新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张春桥主持国务院工作。他们已着手作这方面的准备,认为有相当的把握。周恩来逝世后不久,“四人帮”控制下的上海曾出现“要求”张春桥当总理的大标语,受到毛泽东的批评。一月下旬,在中央领导人中排名仅次于毛泽东的王洪文私下准备好一篇在中央“打招呼”会议上的讲话稿,打算以中央日常工作主持人的身份在会上作报告,也因毛泽东一月二十八日的提议而落空。这两件事对“四人帮”是沉重的打击。二月三日,张春桥私下写出一篇“有感”,其中用“得志更猖狂”、“来得快,来得凶,垮得也快”等语言诅咒已不再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邓小平,同时也包含着对华国锋的不满。⑦二月七日,华国锋首次以国务院代总理的身份出面接见外国驻华使节。几天后,针对海外有关“(中国)搞经济工作的是求实派”的说法,姚文元在日记中不满地发问:“经济工作什么时候能由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来领导呢?⑧”显然,“四人帮”认为毛泽东选定的华国锋不是“自己人”,并对他们自己没有在党和国家领导岗位中取得主导地位而耿耿于怀。

  十月十五日,毛泽东再次离开北京到达武汉。两天以后,林彪也以“紧急战备”名义“疏散”到江苏省苏州市。根据中共中央关于紧急疏散的通知,在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先后“战备疏散”到外地。

  长锁的信、山东的材料、广东大荔公社一个大队的材料,开始

  一九五四年一月二十五日至二月十八日,法、英、美、苏四国外长在柏林举行会议,讨论德国问题、欧洲安全问题和奥地利问题。会上,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再次提出召开五大国外长会议的建议。法、英两国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赞成召开这样的会议,并且希望在五大国外长会议上讨论印度支那问题。美国不得不改变态度,对中国参加这次会议表示同意。柏林会议最后作出决定,在一九五四年四月举行日内瓦国际会议,讨论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除苏、美、法、英、中五国以外,还请有关的其他国家参加相关问题的讨论。

  在这样险象环生的关键时刻,毛泽东没有让“四人帮”夺取最高领导权的野心得逞,对后来党能够顺利地粉碎“四人帮”起了重要作用。

  十月十八日(星期六),刚到苏州的林彪通过在北京的军委办事组组长、总参谋长黄永胜,向全军发布一个“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要求“立即组织精干的指挥班子,进入战时指挥位置”。“各级要加强首长值班,及时掌握情况。⑨”这个指示,以“林副主席指示(第一个号令)”名义正式下达。当晚,这个“号令”迅速传达到各作战部队,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它很快引起各方面的反应:驻扎在中苏、中蒙边境地区的苏军出现频繁调动迹象,台、澎、金、马等岛屿的国民党军队以及驻守太平洋地区的美军,都因此取消了周末休假而进入全面戒备。

  怀疑这个办法,找胡乔木、廖鲁言谈。他们都说大队为基本核算

  日内瓦会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次以世界五大国之一的身份和平等地位出席的国际会议。这表明新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在迅速提高,中国在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维护世界和平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和承认。这是新中国奉行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不懈努力的结果。

  华国锋担任“国务院代总理”职务后,开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在全国范围内正在开展一场大规模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林彪的“第一个号令”,是一个极不寻常的举动。尽管它是根据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当时国际形势的估计、特别是针对苏联军队有可能入侵这种估计作出的。但对这样一件牵动全局的大事,林彪事先竟没有请示军委主席毛泽东,就擅自作出决定,并向全军下达,采取行动。命令下达后的第二天,林彪才用“电话记录”(急件传阅)的方式报告毛泽东和周恩来。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不曾发生过的事情。

  单位好,这是中国的创造,苏联没有的。胡乔木还给我举了韶

  对于召开日内瓦会议,各大国抱有不同的想法和目的。对美国来说,列为会议两大主题的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在它以冷战为核心的全球战略中具有重要地位,朝鲜半岛和印度支那也是它的亚洲政策的两大战略支点。早在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即将就任美国国务卿的杜勒斯提醒过艾森豪威尔,在进行朝鲜战争的同时,不要忘记印度支那。他说:“我们还能够在失掉朝鲜之后,经得起随之而来的后果影响。但是如果丢掉了印度支那,南亚就会跟着丢掉,而我们就极难不受其后果影响了。”②艾森豪威尔深受这番话的影响。一九五四年四月七日,日内瓦会议召开前夕,他针对印度支那局势提出“多米诺骨牌”效应的论点,认为如果印度支那失手,接下去就会失去缅甸、泰国、马来亚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动摇由日本、台湾、菲律宾结成的“岛屿链”,进而波及澳大利亚和新西兰。③正是出于这样的战略考虑,美国不但不想在朝鲜问题上作任何让步,而且一再呼吁英、法在印度支那问题上和它采取联合行动,以军事对抗来阻止所谓共产主义向东南亚的“扩张”。然而,美国自身有两个难以克服的矛盾:一个是美国的战略重点在欧洲,不允许它在其他战略方向上投入过多的力量,产生了欧洲战略重点同亚洲遏制政策的矛盾;另一个是美国的全球战略同英、法等盟国的战略利益难以协调的矛盾。这两个矛盾,使美国在处理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上,感到力不从心,处处受到掣肘,不敢把事情做绝。

  经毛泽东批准,从二月下旬起,中共中央分批在北京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打招呼”会议,传达“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指导性文件——《毛主席重要指示》,并部署各地各部门的运动。

  住在武昌东湖宾馆的毛泽东,每天仍是阅读书报、审批文件和思考问题。与上次有所不同的是,他很少出去散步,也没有会见任何客人——这通常是他在考虑重要问题或准备作出重要决策前的一种习惯。就在这时,林彪的“第一个号令”传到了。这是他没有料想到的。毛泽东立刻敏锐地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作出强烈反应。陪同毛泽东来武汉的汪东兴后来回忆:

  山的例子。那时,河北的同志在北京、在广州都讲了他们的主

  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战略上一直处于收缩状态。它在亚洲的最大愿望,是保持在香港、马来亚等地区的利益。因此,英国对朝鲜战争一直持消极态度,也不希望印度支那战争进一步扩大。它担心,一旦美国、英国、法国联合对印度支那进行军事干涉,会引起同中国的战争,最终危及它在香港等地区的利益。四月二十五日,在日内瓦会议开幕的前一天,英国内阁会议一致决定,英国不准备在印度支那采取军事行动;对法国在日内瓦为达成解决办法所作的努力,英国将给予一切可能的支持。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对此大失所望,不得不承认:“这个决定就使我们寻求任何满意的同盟干涉方式的努力暂时终止了。”④

  这个文件的内容,是毛泽东在一九七五年十月至一九七六年一月间听取毛远新汇报时的多次谈话。毛泽东在这些谈话中继续从错误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出发,在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进程中出现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新矛盾新问题时,把一些已经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仍然看作是阶级斗争,又习惯于沿用过去熟习而这时已不能照搬的进行大规模急风暴雨式群众性斗争的旧方法和旧经验,使阶级斗争严重扩大化。他对这些错误理论和实践,依然采取肯定的态度。这些谈话经过毛远新整理和毛泽东批准,先在“打招呼”会议上传达,再在三月三日由中共中央正式印发。

  “我拿此急件送到主席住处,给主席看。毛主席看后,一脸不高兴的样子,对我说:‘烧掉。’我以为主席是让我拿去烧了,还没等我反应过来,主席自己拿起火柴一划,把传阅件点着,给烧了。接着,他又拿起传阅件的信封要烧。我赶紧对主席说:‘主席,不能烧,你都烧了,以后查问起来,我无法交代。留下这个信封上面还有传阅件的编号,你不要烧了。’主席听我这样说,这才作罢。⑩

  张。但是经过了大半年,我们才了解。人们对于事物的认识,就

  法国对日内瓦会议解决印度支那问题抱有很大的希望。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印度支那原是法国的殖民地。战争结束后,印度支那民族解放运动迅速高涨,胡志明领导的越南民主共和国已宣告成立。到一九五四年,法国进行印支战争历时已近八年,耗费了巨大的人力财力,军队六易主帅,国内反战情绪高涨,法国政府深感即使继续付出巨大代价,仍难以赢得这场战争。在柏林会议上,法国向美国提出,要在日内瓦会议上讨论印度支那问题,否则法国政府将会因为印支战争的失败而垮台,并可能走上中立主义道路。这样,美国只好勉强同意参加日内瓦会议。

  关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毛泽东说,“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阶级斗争?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一九四九年提出国内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十三年后重提阶级斗争问题,还有形势开始好转。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旧的资产阶级不是还存在吗?大量的小资产阶级不是大家都看见了吗?大量未改造好的知识分子不是都在吗?小生产的影响,贪污腐化、投机倒把不是到处都有吗?刘、林等反党集团不是令人惊心动魄吗?”

  当天晚上,周总理打电话问我:‘主席看过林彪的紧急电话通知没有?’我对周总理说:‘我送去给主席看了,主席看后给烧了。’周总理惊诧地说:‘烧了?’我回答:‘主席看后不高兴,自己就烧了。我劝了以后才留下传阅件的信封。’周总理听到这里没有说话。”

  是这样子奇怪。有了这样错误的经验,我们就可以不再犯了。

  柏林会议作出在日内瓦会议上讨论印度支那问题的决定,同毛泽东提出的用和平协商方式解决越南战争的设想是相符合的。

  为什么有些人对社会主义社会中矛盾问题看不清楚了。毛泽东认为,“问题是自己是属于小资产阶级,思想容易右。自己代表资产阶级,却说阶级矛盾看不清楚了。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一百年后还要不要革命?一千年后要不要革命?总还是要革命的。总是一部分人觉得受压,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所以他们要革命呢。”

  林彪采取这种“先斩后奏”的作法,确实有很深的用意。此例一开,就造成一种既成事实:副统帅可以不经过统帅而在一夜之间调动全军进入临战状态。

  这十二年,恐怕还是做对了的是主要的,占第一位,错误

  一九五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毛泽东致电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越南劳动党主席胡志明,全面分析越南局势,认为:“目前法国人民要求经过和谈结束越南战争的压力愈来愈大,法国统治阶级中一部分人也认为侵越战争得不偿失,主张和谈,拉尼埃⑤也两次正式表示愿意谈判;但是美帝从朝鲜停战后便企图使侵越战争扩大化,胁迫法帝打到底。在这个时候,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正式表示愿意用和平协商方式解决越南战争,是需要的,合时宜的。只有这样,才能把和平旗帜抓在我们手里,更进一步鼓励法国及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积极斗争,揭穿法国反动派说越南不要和平,把战争责任推在越南身上的阴谋。也只有这样,才能利用和扩大法美之间的矛盾。”

  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评价。毛泽东认为,“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看法不见得一致。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一、打倒一切;二、全面内战。打倒一切其中一部分打对了,如刘、林集团。一部分打错了,如许多老同志,这些人也有错误,批一下也可以。”“全面内战,抢了枪,大多数是发的,打一下,也是个锻炼。但是把人往死里打,不救护伤员,这不好。”“有的人受了点冲击,心里不高兴,有气,在情理之中,可以谅解。但不能把气发到大多数人身上,发到群众身上,站在对立面去指责。”

  这以后不到半年时间,林彪又作出一个出人意料的举动。

  占第二位。我们十二年,已经有了两方面的经验,这就更强了,

  毛泽东同时提醒越方,不要因为准备和谈而放松军事斗争。“和帝国主义者和谈,同战争一样,也是一种长时间的尖锐的斗争。”“朝鲜停战的经验证明,只有我们力量强大,在战场上给敌人的打击愈多愈痛的时候,和谈才有可能获得成功。所以应当边打边谈、谈谈打打,两者不可偏废。决不可因为和谈而稍为放松自己在军事上打击敌人的努力。”⑥

  关于对待老同志和造反派。毛泽东说,“不要轻视老同志,我是最老的,老同志还有点用处。对造反派要高抬贵手,不要动不动就‘滚’。有时他们犯错误,我们老同志就不犯错误?照样犯。要注意老中青三结合。”

  ①1969年3月2日,苏联边防部队入侵中国黑龙江虎林县珍宝岛地区,中国边防部队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对入侵者进行还击,保卫祖国领土。3月15日、17日,遭到打击的苏军向驻守珍宝岛的中国军队发动更大规模的进攻,经过连续激战,最终被中国军民击溃。

  而不是更弱了。”

  日内瓦会议讨论印度支那问题的前一天,一九五四年五月七日,越南人民军解放了越南西北重镇奠边府,歼灭法国远征军精锐部队和南越保大政府军队一万六千多人,这是越南抗法战争的重要转折点,在法国引起极大震动。六月十二日,法国拉尼埃政府倒台,国内反战运动掀起高潮。奠边府战役,还进一步扩大了法国同美国的矛盾。在奠边府法国守军告急的时刻,美国迟迟不履行军事干预的承诺。奠边府战役以后,法国表示无力单独进行这场战争。美国又乘机提出七点要求⑦,实际上是要把法国势力挤出印度支那,以便自己乘机取而代之,遭到法国的拒绝。

  关于当前运动的发展。毛泽东主张,“当前大辩论主要限于学校及部分机关,不要搞战斗队,主要是党的领导。不要冲击工业、农业、商业、军队。但是,也会波及。现在群众水平提高了,不是搞无政府,打倒一切,全面内战。”“过去不是,蒯大富、聂元梓无政府主义,现在比较稳妥。”

  ②1969年6月3日《人民日报》。

  毛泽东讲话之后,刘少奇谈了一下他这段时间因为身体不好而休息的情况。他说:“这次是真休息,不能看文件,只能看《红楼梦》。《红楼梦》已经看完啦,它讲到很细致的封建社会的情况,一直到清朝末年民国初年也还是那样。这个材料很好,书也写得好。”

  这样,在日内瓦会议召开前夕和会议进行中间,整个国际局势的变化,越来越有利于通过和平协商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尤其是印度支那局势发生的重大变化,使这个地区在战后第一次出现结束战争、实现和平的转机。

  在《指示》当中,毛泽东错误地点名批评邓小平,认为“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代表资产阶级”。但即便事情已发展到如此地步,毛泽东对邓小平仍留有余地,表示:“他还是人民内部问题”,“要帮助他,批他的错误就是帮助,顺着不好。批是要批的,但不应一棍子打死。对犯有缺点和错误的人,我们党历来有政策,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要互相帮助,改正错误,搞好团结,搞好工作。⑨”这反映出毛泽东公开“批邓”这个决心很不容易下。

  ③[美]《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69年6月5日。

  刘少奇这番话一下子引起了毛泽东的兴趣,讲述他对《红楼梦》和其他几部中国古典小说的看法。毛泽东说:《红楼梦》不仅要当作小说看,而且要当作历史看。他写的是很精细的社会历史。他的书中写了几百人,有三四百人,其中有三十三人是统治阶级,约占十分之一。其他都是被压迫的,牺牲的死的很多,如鸳鸯、尤二姐、尤三姐、司棋、金钏、晴雯、秦可卿和她的一个T环,秦可卿实际是自杀的,书上看不出来。贾宝玉对这些人都是同情的。中国小说写社会历史的只有三部:《红楼梦》、《聊斋志异》、《金瓶梅》。你们看过《金瓶梅》没有?我推荐你们都看一看,这部书写了宋朝的真正社会历史,暴露了封建统治,揭露统治和被压迫的矛盾,也有一部分写得很细致。《金瓶梅》是《红楼梦》的祖宗,没有《金瓶梅》就写不出《红楼梦》。但是《金瓶梅》的作者不尊重女性,《红楼梦》、《聊斋志异》是尊重的。①(①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1年12月20日。)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日内瓦会议的召开、特别是对印度支那问题的讨论极为重视,并寄予厚望。

  毛泽东发表这个《指示》,最主要的目的,是要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为他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作一个后人不能推翻的结论。尽管他讲了“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一、打倒一切;二、全面内战”,这同“文革”初期那种充满自信、讲得十分绝对的话已有不同;但他坚持认为“文化大革命”“基本正确,有所不足”,不能容忍从根本上否定“文化大革命”。这些,是他仍始终坚持“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的错误指导思想的必然结论。

  ④周恩来同柯西金会谈记录,1969年9月11日。

  中共领导人在讨论党和国家大事之余,也轻松地谈一些文艺小说一类的东西。毛泽东关于《红楼梦》的一席谈,代表了红学研究中的一种观点,是一种独到而深刻的见解,在学术界有着广泛影响。

  中国政府接到出席日内瓦会议的邀请时,毛泽东正在杭州主持起草宪法。他委托刘少奇主持召开会议,进行研究。

  华国锋主持了二月下旬起分批举行的“打招呼”会议,并在会上发表经政治局讨论、毛泽东审阅同意的讲话,他说:要把学习这个《指示》和中央文件“摆在首位”,在此基础上,“深入揭发批判邓小平同志的修正主义路线错误”,“要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又说:“以这次会议打招呼为界,这次会议前的问题,中央负责,有这样那样问题的地方,应转好弯子。这次会议后,还不转过来就不好了。”“注意不要层层揪邓小平在各地的代理人”,“不要算历史旧帐”,“不要纠缠枝节问题”。对“犯有错误的同志”,“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不要揪住不放。不要一棍子打死。”其中有的人“要在一定范围内做自我批评。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改了就好。”对运动的方式,他说:“整个运动要根据毛主席指示,在党委一元化领导下进行。不搞串连,不搞战斗队。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通过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进一步促进安定团结,发展巩固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的伟大成果。⑩”三月初,中共中央在印发《毛主席重要指示》的同时,也转发了华国锋这个讲话。

  ⑤毛泽东审阅《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周年口号(送审稿)》时加写的口号,手稿,1969年9月。

  十二月二十一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长篇讲话。他在讲话中传达了毛泽东对国内形势的估计。邓小平说:关于对国内形势的估计,昨天晚上,毛主席也讲了一下。究竟国内形势怎么样?他做了一个总的分析:国内形势,现在是不错的。那一天我们谈的时候,他说,他感觉他的心情,去年、前年不那么很愉快的,今年他很高兴,因为我们的具体政策,凡是搞了的,都见效了。首先见效在农村,有了“六十条”,最近又把队为基础这个问题更进一步地解决了。现在反映农村的情况是见效的。毛主席特别举例,讲到江苏省委最近组织了几个反对派,向来不说好话的人,下去自由访问,先看坏的,后看好的,这次回来也讲好话了。

  一九五四年三月二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并原则批准了周恩来提出的《关于日内瓦会议的估计及其准备工作的初步意见》。

  ①张玉凤:《回忆毛主席去世前的一些情况》,未刊稿。

  ⑥据1969年10月4日新华社报道。

  关于党的工作,邓小平说:毛主席在无锡找华东几个省的同志谈了一下,回来跟我们谈,明年要抓工、农、商、学、兵、政、党七个字,明年要大抓一年。这几个方面都要理出一个头绪来,工作要做好一些。所以建议这次会议谈一谈党的问题。过去多少次会议,没有把党的问题集中地作为一个问题来谈一谈。

  《初步意见》对中国在日内瓦会议上采取的方针,以及在朝鲜、印度支那问题上的对策都作了明确而周密的规定。

  ②毛泽东在听取毛远新关于中央政治局会议情况汇报时的指示,1976年1月21日。

  ⑦1969年10月1日《人民日报》。

  邓小平针对几年来党的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七点要求:要立志气;要加强纪律性;要强调统一领导;要有全局观念;要提倡实事求是;要搞群众路线;要严格党的生活。

  《初步意见》提出:“我们应该采取积极参加日内瓦会议的方针,并加强外交和国际活动,以破坏美帝的封锁禁运扩军备战的政策,以促进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在日内瓦会议上,即使美国利用一切力量来破坏各种有利于和平事业的协议的达成,我们仍应尽一切努力,务期达成某些可以获得一致意见和解决办法的协议,甚至是临时性的或个别性的协议,以利于打开经过大国协商解决国际争论的道路。”

  ③据汪东兴在中共中央打招呼会议西北组会议上的讲话,1976年10月13日。

  ⑧《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为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奋斗--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周年》。见1969年10月1日《人民日报》。

  最后,谈到开好七千人大会的问题。他说:这次七千人大会搞什么?中央发了通知,主要的就是八个字:鼓足干劲,统一思想。在统一思想的基础上,统一行动。准备在会上作一个报告。这个报告正在准备,来得及的话,最好在我们的工作会议上来讨论一下。报告想讲三部分问题:第一,讲形势和任务,包括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规划要搞个什么样子,这样来鼓足干劲。第二,讲集中统一的问题。第三,讲党的问题。总之,我们这个会实际上也就是为那个会做准备。①(①中央工作会议记录,1961年12月21日。)邓小平提到的规划,就是后来刘少奇在书面报告第一部分,代表中央提出的关于一九六三年到一九七二年国民经济发展的设想目标,也称“十年经济规划”。

  关于中国在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初步意见》提出:要紧紧掌握和平统一、民族独立和自由选举这三大口号,撤走一切外国军队,坚决支持朝鲜政府提出的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全面建议,并争取在印度支那实现停火。

  ④1976年1月27日《人民日报》。

  ⑨林彪《第一个号令》,1969年10月18日。

  中央工作会议分两段进行。第一段,讨论国际形势、国内形势、长远规划和一九六二年计划。第二段,讨论商业问题,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问题,党的工作问题。

  《初步意见》确定中国在日内瓦会议上讨论两大问题时最低限度的斗争目标是:在朝鲜问题上,如果朝鲜政府的全面建议不能被对方接受,“我们应在承认维持南北朝鲜现状、分期撤退外国军队和恢复南北朝鲜交通贸易等问题上谋求解决办法,以建立初步的和平局面”。在实现印度支那停战问题上,要力争在十六度线附近划定南北双方停战线。

  ⑤毛泽东对毛远新请示报告的批语,手稿,1976年1月31日。

  ⑩汪东兴:《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14、15页

  这时,刘少奇和邓小平亲自主持起草的七千人大会报告稿,正在抓紧进行。到一九六二年一月八日,已经印出前两部分(关于目前的形势和任务、关于集中统一),下发各小组讨论。九日,又改出了第三部分(关于党的问题)。

  根据毛泽东在朝鲜战争结束后提出的争取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打破美国对中国的孤立封锁政策的总方针,《初步意见》还提出,要在朝鲜和印度支那问题以外,推动日内瓦会议取得更多的成果。“我们可以相机提出有利于和缓国际紧张局势的其他迫切的国际问题”。“我们除朝鲜和越南问题外,还必须准备其他有关中国、远东及亚洲的和平与安全等问题的材料和意见,尤其是发展各国间的经济关系和贸易交通往来,更为缓和国际紧张关系、打破美帝封锁禁运的有效步骤。在会议外,中英、中法、中加的相互关系也会触及,我们亦应有所准备”。⑧

  ⑥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陈锡联任职的通知,1976年2月2日。

  一九七0年三月八日,经过长期考虑后,毛泽东向中央提出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修改宪法的意见,并建议不设国家主席。三月七日,在武汉的毛泽东要汪东兴回北京向中央政治局转达他的意见。第二天晚上,汪东兴在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正式传达。到会的政治局成员一致拥护毛泽东的意见,商定组成工作班子,立即着手进行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

  离七千人大会的召开只有两天了。按照预定的会议议程,第一项就是听取刘少奇的报告,而报告还没有最后定稿,时间相当紧迫。

  中央书记处会议批准这个《初步意见》的第二天,三月三日,中国政府复电苏联政府,表示接受苏联的邀请,派出全权代表参加日内瓦会议。

  ⑦张春桥:《一九七六年二月三日有感》,手迹。

  仍留在苏州的林彪没有出席这次政治局会议,而是派叶群作为他的代表到会。会上,周恩来特别提醒:委托叶群向林彪转达毛泽东的意见,并报告政治局会议讨论的情况。可是,林彪却在三月九日让叶群转告在京的黄永胜和吴法宪:“林副主席赞成设国家主席。”①

  到一月十日上午十时,毛泽东看过了报告稿的前两部分。他写了一个批语给田家英并告刘少奇、邓小平等,说:“觉得好,但还没有细想,提不出不同意见。须要看第二遍,才有可能想一下。第三部分还没有看。”①(①毛泽东给田家英并告刘少奇、邓小平、陈伯达的批语,手稿,1962年1月10日。)过了一会儿,他又把邓小平、陈伯达、田家英找来商量,他认为刘少奇报告的中心反对分散主义,不能变动,必须坚持,并决定将报告立即印发七千人大会,分组讨论三天,征求意见,允许各种意见的发表。

  一九五四年三月十七日,毛泽东回到北京。当时,他一面主持讨论修改宪法草案,一面继续处理高饶事件。在工作十分繁忙的情况下,他仍多次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审定周恩来为参加日内瓦会议准备的五个重要文件,并多次约周恩来商谈有关日内瓦会议的问题。

  ⑧姚文元日记,1976年2月16日。

  三月中旬,周恩来连续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选举的决定》、《关于修改宪法问题的请示》等文件,并报送毛泽东批准。在审阅《关于修改宪法问题的请示》及其附件时,毛泽东再次表示不要设国家主席。三月十七日至二十日,在有中央和地方党政军负责人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大多数与会者表示同意毛泽东关于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林彪却让秘书给毛泽东的秘书打电话说:“林副主席建议,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毛泽东让秘书回了一句顾左右而言他的话:“问候林彪同志好!”②

  一月十一日,七千人大会正式开始。刘少奇报告印发后,分组讨论进行得很热烈。十三日上午,毛泽东提议延长会期,对刘少奇的报告稿进行充分讨论。

  四月十九日,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任命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周恩来为出席日内瓦会议的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王稼祥、李克农为代表。当天晚上,毛泽东约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德怀、邓小平,最后一次研究日内瓦会议问题,做到充分准备,仔细斟酌,力求万无一失,谋定而后动。

  ⑨中共中央印发的《毛主席重要指示》(经毛泽东审阅),1975年10月―1976年1月。

  在毛泽东已明确表示不设国家主席的情况下,林彪仍一再坚持要设国家主席。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他们第一次在重大问题上公开表现出意见分歧。

  讨论中,在反对分散主义问题上,出现了意见分歧。刘少奇的报告里,列举了大量事实,说明分散主义严重存在,但有人不赞成。一月十五日,杨尚昆在日记中写道:今天,“特别着重看了各小组的简报,可以看出:实际上有一种不同意反对分散主义的意见存在,而主要是存在于省级干部中间。他们的意见是:工业中有分散主义,农村中则是集中过多,不是分散主义。而工业中的分散主义又有各种理由,似乎非此不可,否则就会恢复到一九五七年以前,不能鼓气,而是泄气了!”晚间,“开汇报会议,听了各组的意见。前面所说的感觉更加证实。湖北省委就提出究竟有无分散主义来讨论,而任重的发言是否定的!”②(②《杨尚昆日记》(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112、113页。)

  四月二十日,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乘专机离开北京,前往瑞士出席举世瞩目的日内瓦会议。

  ⑩华国锋在中共中央召集的打招呼会议上的讲话,1976年2月25日。

  四月初,毛泽东审阅中央“两报一刊”编辑部为列宁诞辰一百周年所写的纪念文章稿,写下一大段批语:“关于我的话,删掉了几段,都是些无用的,引起别人反感的东西。不要写这类话,我曾讲过一百次,可是没有人听,不知是何道理,请中央各同志研究一下。③”他在稿中删去的话有: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思想是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同志就是当代的列宁”,等等。这些被毛泽东认为是“无用的”和“引起别人反感”因而删去的,几乎全是人们所熟悉的林彪用来颂扬毛泽东的原话。

  十六日,杨尚昆向刘少奇和邓小平谈了自己的看法。刘少奇同邓小平商量,决定向毛泽东汇报。晚上,毛泽东在钓鱼台十二号楼召集刘少奇、邓小平、陈伯达、田家英等开会。在不同意见面前,毛泽东没有表态,而是鼓励把不同意见充分发表出来。他决定成立一个报告起草委员会,吸收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③(③起草委员会共21人,包括各中央局负责人和部分中央部门的负责人。)先谈谈主要矛盾是什么,统一思想之后,再写稿子。④(④《杨尚昆日记》(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112、113页。)

  这是新中国第一次参加由世界各主要国家出席的国际会议。周恩来在临行的前一天,对印度驻华大使赖嘉文表示了中国政府的坚定态度:“日内瓦会议是不应该让它失败的”。

  “四人帮”决不会放过毛泽东决定公开“批邓”的机会。“打招呼”会议前后,他们便加紧对邓小平的猛烈攻击。他们利用所把持的宣传舆论工具包括文艺作品,向邓小平和他领导的全面整顿大肆反击。在他们笔下,“三项指示为纲”成了“翻案复辟的政治纲领”,“实现四个现代化”是在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而邓小平本人也被扣上“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右倾翻案风的风源”等罪名。江青还要求她在文化部的亲信抓紧布置创作一批反映“与走资派作斗争”的电影和戏剧,以配合“当前的斗争”。①

  接到毛泽东的批件后,周恩来立刻将此件在中央政治局范围内传阅。见到传阅件的林彪却保持沉默。

  十七日下午,刘少奇在中南海怀仁堂召集报告起草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刘少奇首先传达了毛泽东对成立起草委员会的意见。

  一九五四年四月二十六日,日内瓦会议在国联大厦开始举行。

  他们自己也直接出面,点名谩骂邓小平。三月二日,江青擅自召集十二省、区会议并发表讲话,诬称邓小平是“代表买办资产阶级”、“国际资本家的代理人”和“大汉奸”。②她这篇讲话从一九七四年“风庆轮”问题讲起,要求将“风庆轮”问题材料(有江青本人批注)印发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参阅”,并在给华国锋的信中写道:“这是对邓小平同志的一份揭发,是我们和他的一次较大的斗争,应让同志们知道”。③张春桥也在这次会上攻击邓小平“对内搞修正主义,对外搞投降主义”。

  过了一个星期,林彪突然打破了沉默。

  他说:到主席处谈了修改稿子问题,怎样修改还是个问题。有些不是文字问题,而是原则问题。主席主张成立起草委员会。稿子中不好的可以推翻,可以全部推翻。不合理的,不是真理的,都可以推翻。正确的不能推翻。到二十一日、二十二日有个稿子。虽然有不同意见,对稿子有各种不同看法,凡是问题没有决定的意见时,都可以自由发表,决定后遵守。现在是发表意见的时候,要实行这个原则。大会也实行这个原则。首先讨论这个稿子是否可以作为基础?分散主义是否要反?目前形势与任务是否重新估计?然后讨论其他问题。主席说,起草委员会内部要充分讨论问题。第二稿拿出去,再推翻也不要紧,不过最好不推翻。①(①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报告起草委员会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2年1月17日。)

  会议首先讨论朝鲜问题。会议一开始,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相南日提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方案:(一)举行朝鲜国民议会的全朝鲜选举,以组成朝鲜统一政府;(二)一切外国武装力量在六个月内撤出朝鲜;(三)对维护远东和平具有最大关心的相应国家保证朝鲜的和平发展,并为朝鲜的和平统一创造条件。这一全面解决朝鲜问题的提案,得到中国和苏联的支持。美国根本无意解决朝鲜问题,更不愿看到南北朝鲜在没有外国干涉的情况下由全民选举实现和平统一。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柏林会议上就告诉过苏联外长莫洛托夫:“朝鲜问题会议可以开,但什么协议也达不成。”英、法等国则对解决朝鲜问题持消极态度,而急于使会议转向讨论印度支那问题。尽管朝中方面一再作出让步,在美国的阻挠下,日内瓦会议关于朝鲜问题的讨论,直到六月十五日结束时,始终未能达成任何协议。

  毛泽东虽然批准发起“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并且点 了邓小平的名,但他并不赞成全盘否定邓小平。三月十日,他得知江青二日的讲话后批示:“江青干涉太多了。单独召集十二省讲话。④”他还要人转告华国锋:江青的这个讲话是不对的。对江青要求印发“风庆轮”问题材料一事,毛泽东批示:“不应该印发。此事是不妥的。⑤”

  四月十一日夜,林彪在苏州通过秘书向中央政治局值班人员打电话转达他的三条意见:“一、关于这次‘人大’国家主席的问题,林彪同志仍然建议由毛主席兼任。这样做对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人民的心理状态适合。否则,不适合人民的心理状态。二、关于副主席问题,林彪同志认为可设可不设,可多设可少设,关系都不大。三、林彪同志认为,他自己不宜担任副主席的职务。”④

  从十七日起,起草委员会进行反复讨论修改,吸取了各方面的不同意见,几易其稿,二十四日拿出了一个报告修改稿。刘少奇和邓小平向毛泽东汇报后,决定二十五日下午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修改稿,并规定大会一定要在本月底结束。当时,毛泽东还没有看完这个修改稿,但他表示“赞成这个方向”。②(②刘少奇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2年1月25日。)

  虽然结果不如人意,但是国际舆论看清了中国政府在实现朝鲜和平问题上的真诚愿望和主张,也看出了朝鲜半岛走向缓和已经是不可阻挡的趋势。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六月二十三日在英国国会演说中表示:“朝鲜问题虽然没有达成任何协议,但问题已看得很清楚,再打起来的可能性是很小了。”这代表了世界各国的普遍看法。

  然而,在江青等煽动和指使下,各地造反派根本不顾中央规定的政策界限和方式方法,许多地区和单位层层揪“走资派”、揪“代理人”。随着对邓小平领导的全面整顿的否定,国民经济再度滑坡,整个形势更加动荡不安。

  第二天,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林彪的上述意见。会上,有相当一部分政治局成员附和林彪的意见,同意由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周恩来会后将政治局讨论情况报告毛泽东。毛泽东在接到报告的当天(四月十二日)就明确批示:“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议不妥。”

  二十五日下午,在中南海怀仁堂,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报告修改稿。与会者表示基本赞成这个稿子,同意提交大会。

  日内瓦会议从五月八日起,开始讨论印度支那问题。越南人民军前一天取得的奠边府战役的胜利,为会议取得突破性进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这时,毛泽东冷静观察局势,预见到日内瓦会议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讨论将会出现复杂的局面,要准备应付可能出现的多种情况。根据他长期革命斗争的经验,建议越南人民军抓住这一有利时机,积极扩大战果,切不可消极等待会议谈判的结果。五月十二日,他在中共中央军委致韦国清⑨的指示电的最后,加写了这样一段话:“如和谈成功则另作停战部署,目前应作和谈不成的部署,不可等待和谈。”⑩和谈从来是要以实力为后盾的。毛泽东提出的这一方针,有力地保证了日内瓦会议上外交斗争的成功。

  正是从这时开始,一场群众自发形成的强大抗议浪潮在全国迅速掀起。

  毛泽东的批示,无疑是对林彪“三条意见”的答复。

  报告修改稿,同十日印发的草稿相比,三个部分的基本框架没有改变,报告的基调也没有改变,仍然是加强集中统一、反对分散主义。但前两个部分作了较大幅度的修改和补充。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51─1953),世界知识出版社1958年2月版,第161页。

  周恩来逝世后,由于“四人帮”多方阻挠群众悼念活动,人们普遍感觉压抑和不平,民愤与日俱增。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目睹大批老干部重新遭受批判、生产和社会秩序又陷于混乱,人们蓄积已久的不满情绪急遽上升,形成一触即发的态势。

  四月下旬,毛泽东和林彪几乎同时回到北京。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第三次提出他不当国家主席,也不要设国家主席,并当着林彪的面说:“孙权劝曹操当皇帝。曹操说,孙权是要把他放在炉火上烤。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曹操,你们也不要做孙权。”⑤

  第一部分,关于目前的形势和任务。增加了一个问题“基本经验教训”,提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十六条基本经验教训①(①这十六条基本经验教训是:第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所提出的多、快、好、省这几个方面,是互相促进、互相制约的。第二,以农业为基础来发展我国国民经济,是我们的一个根本方针。第三,社会主义的两种所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是不能混淆的。第四,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在我国现有的各种所有制中居于领导地位。第五,社会主义经济要有统一的国家计划。计划指标必须符合实际,并且适当地留有余地,保持必要的后备力量。第六,文化、教育、科学、卫生事业的发展,必须同经济建设的发展相适应,保持适当的比例关系。第七,国家计划的统一性和地方的积极性要结合起来。第八,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是最彻底的民主集中制,是在人民内部实行的根本制度。第九,必须充分发展商品交换,加强和改进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之间、工业和农业之间、城市和农村之间、地区和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第十,社会主义不是平均主义,共产主义也不是平均主义。在社会主义阶段,我们的分配原则是按劳分配,我们的交换原则是等价交换。第十一,我们必须随时随地爱惜群众的精力,把群众的精力用在最适当的地方,以便取得最大的效果。我们的一切新的创举,都必须经过试验。第十二,任何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事业都需要吸取其他国家的经验,也需要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和人民的支援。但是,不论是革命的斗争,或者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斗争,都同样的首先是各国人民自己的事情。第十三,勤俭建国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方针。第十四,国家机构和企业、事业机构过于庞大,非生产人员过多,是阻碍国民经济的发展的。第十五,必须实行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第十六,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必须加强党的领导。见《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361—367页。)。这十六条,是对一九四九年以来的十二年中,特别是一九五八年以来的四年中,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问题上得到的经验教训的基本总结,反映了那个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所能达到的认识水平。这是修改稿最重要的补充修改。

  ②Notes,HelenaMeeting,October12,1952,PreinauguralPapers.转引自资中筠主编《战后美国外交史》上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5月版,第280页。

  三月下旬,南京街头出现学生和市民自发举行的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集会游行,人们打出“保卫周恩来”、“打倒张春桥”的标语。这些行动,引起“四人帮”极大恐慌。三月三十日,王洪文对《人民日报》一名负责人说:“南京事件的性质是对着中央的”,“那些贴大字报的是为反革命复辟制造舆论”。⑥四月一日,中共中央电话通知各地,称南京事件是“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扭转批邓大方向的政治事件”,要求追查“幕后策划人”和“谣言制造者”。⑦当晚,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南京事件”及各地出现的动向,认为需要由中央再发一个文件,制止事态发展,并扩大《毛主席重要指示》传达范围,推进“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会后,毛远新将政治局意见书面报告毛泽东,得到他的认可。

  毛泽东已经把话说到这个程度,林彪背地里仍继续坚持唱反调。这是很反常的现象。五月中旬,林彪告诉吴法宪:还是要设国家主席,不设国家主席,国家没有一个头,“名不正言不顺”。林彪还要吴法宪和李作鹏等在宪法工作小组会上提出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为什么在毛泽东一再表明态度后林彪仍要坚持设国家主席的主张呢?七月,叶群私下向吴法宪把话挑明:“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⑥

  第二部分,关于集中统一。在报告起草委员会讨论中间,对于反分散主义问题,仍有一些地方负责人提出一些意见。这个部分也作了较大的修改和补充。主要对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的几个关系问题,作了详细的说明,包括加强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同发挥各地方积极性的关系,加强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同各地方因时因地制宜的关系,加强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同分级管理的关系;对正确地反对分散主义提出了一些政策上的界限。

  ③[美]斯蒂芬·安布罗斯:《艾森豪威尔传》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3月版,第180、181页。

  清明节(四月四日)前后,以北京天安门广场为中心,爆发更大规模的群众性悼念和抗议活动。数以百万计的首都市民自发地聚集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向镌刻有周恩来手书碑文的纪念碑献上大量花圈、花篮、条幅、挽联和祭文。人们或举行宣誓、默哀仪式,或朗诵诗文、悼词,用这些方式表达对周恩来的怀念。在人们争相张贴和传抄的诗歌、传单以及现场演说中,不少内容强烈谴责江青一伙的倒行逆施,表达对“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不满,真切地反映了群众的心声。天津、武汉、西安、太原、青岛、杭州、郑州、福州、重庆、昆明、贵阳和长沙等地都发生类似情形。

  根据林彪、叶群授意,七月中旬举行的中央修改宪法起草委员会全体会议期间,再次出现了要求设国家主席的“呼声”。毛泽东得知后尖锐地指出:设国家主席,那是形式,不要因人设事。这里说的“因人设事”,⑦几乎就是“有人想当国家主席”的同义语。

  报告修改稿,集中各方面意见,终于形成一个为各方面能够接受的,对于统一全党思想,动员和鼓舞全党同心同德地克服当前困难、完成各项工作任务,起了积极作用的文件。

  ④艾森豪威尔:《白宫岁月》(上),三联书店1978年11月版,第390页。

  这时,北京市有关部门采取措施,对去天安门广场悼念的群众强行干预,更引起人们的不满。清明节(四月四日)那天,来到天安门广场的群众达到几十万人,不少外国驻京记者在现场采访和拍照。当晚,华国锋主持中央政治局紧急开会。会议认为:天安门事件“性质是清楚的,就是反革命搞的事件”,“是反革命煽动群众借此反对主席、反对中央,干扰、破坏斗争的大方向”。江青等提出,要立即清理花圈,逮捕“反革命”。⑧根据会议的决定,第二天凌晨,有关部门将天安门广场内的花圈、横幅等悼念物品清理一空,并逮捕了在场的一些群众。这天上午起,又有很多群众来到广场,高呼“还我花圈”、“还我战友”等口号,当场发生冲突。

  从五月到七月,毛泽东先后会见了十几批外宾,同他们分析国际形势,谈中国革命的经验,特别是强调要坚持独立自主,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干涉。这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会见外宾最多的一段时间。

  一月二十六日下午,毛泽东在钓鱼台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七千人大会的安排问题,还讨论了刘少奇口头报告提纲,决定二十七日下午召开全体大会。

  ⑤拉尼埃,当时任法国政府总理。

  四月五日下午六时半,中共北京市委负责人奉命发表广播讲话,称“天安门广场有坏人进行破坏捣乱,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要求人们“立即离开广场,不要受他们的蒙蔽”。晚九时半,预先准备好的大批民兵、公安人员和部队包围了广场,对滞留的群众进行殴打和逮捕。六日凌晨,中央政治局部分成员开会听取北京市的汇报,肯定了“昨天晚上的行动”,认为:“今天取得了胜利,但教训太深了”,应“提高警惕,准备应付更大的斗争”。会议提出要将这次事件“尽快通报全国”,并给予公开报道。⑨

  七月下旬,毛泽东刚离京去南方不久,在中央内部又发生一场风波。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刘少奇在大会作报告时,不念已经起草的报告稿,而是对报告稿中涉及的一些问题另外作发挥和说明,这就是刘少奇口头报告的由来。

  ⑥毛泽东致胡志明电,手稿,1953年11月23日。

  在这期间,毛泽东的病情更加沉重。张玉凤回忆道:“一九七六年清明节前后,首都人民在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当时,主席对外面的情况一点都不知道。他病重,动不了,由我们几个工作人员支撑着他才能走几步,就得赶快坐下或躺下休息,呼吸困难,连讲话的力气也没有,根本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连我们也不知道。”她又说:“主席身体越来越不好,情绪很烦躁,不愿讲话,也不见人。每天都吸氧,讲话更听不清了,吃饭、饮水也十分困难。”“也就是这期间,主席曾多次意味深长地说:我是供展览的偶像。⑩”

  和往年一样,为纪念“八一”建军节,中央“两报一刊”准备发表一篇社论。这类社论稿通常都要经中央政治局讨论修改,最后送毛泽东审定。在二十七日的政治局会议上,跟林彪关系已非同一般的陈伯达同江青的“智囊”张春桥就社论稿上的一处提法产生分歧:陈主张将原稿中“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一语中的“毛主席和”四个字去掉,而张则坚持不改,双方争执不下。主持会议的周恩来表示:这件事“要请示主席”。⑧

  一月二十七日下午,举行全体大会。毛泽东主持,刘少奇作口头报告。

  ⑦1954年5月13日和15日,美、法举行秘密会谈。美国表示必要时可以直接介入印支战争,但有七点要求,包括“法国政府必须重申印支三国独立的完全性质,它应明确说明这种独立包括从法兰西联邦分去”。见张锡昌、周剑卿:《战后法国外交史(1944—1992)》,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11月版,第77、78页。

  ①江青、张春桥在1976年2月间的一次谈话。据于会泳揭发材料,1977年3月1日。

  过了两天,周恩来去上海陪同毛泽东会见外宾。他当面向毛泽东讲了这场争论的情况。毛泽东听后仿佛并不在意,轻松地说:这一类的应景文章,既然政治局已经讨论过了,我就不看了;至于提法问题,这无关紧要。他还要汪东兴代他圈去社论稿中“毛主席和”几个字。第二天,周恩来写信把毛泽东的意见转告在京的中央政治局成员。⑨事实上,毛泽东对这个问题决非并不在意。他对汪东兴讲:争论当中的两种意见,我都不赞成。缔造者不能指挥,能行吗?缔造者也不光是我,还有许多人嘛!后来,他又多次讲过这个意思。⑩

  刘少奇讲了四个问题:国际形势;国内形势;集中统一问题;党的作风问题。

  ⑧周恩来起草的《关于日内瓦会议的估计及其准备工作的初步意见》,手稿,1954年2、3月间。

  ②江青在中央打招呼会议期间擅自召集的部分省、自治区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76年3月2日。

  这件事不能不使他联想到一年前林彪擅自命令全军进入战备的“第一个号令”这个举动。去掉了“毛主席和”几个字以后,就成了只有林彪可以“直接指挥”人民解放军了。这不是一般的提法问题,而是一件大事。只是因为周恩来汇报这场争论的情况时,黄永胜也在场,毛泽东对这类重大问题还需要观察,故意没有把话说得那样明白。

  关于国内形势,刘少奇说:实事求是地讲,国内的经济形势是有相当大的困难,表现在吃的不够,穿的不够,用的也不那么够。因为一九五九年以来这三年农业生产上有相当大的减产,工业生产在一九六一年也减产了,减产百分之四十还多。两三年以前,我们原来以为,在农业和工业方面,这几年都会有大跃进的。在过去几年中,的确有一段时间是大跃进的。可是,现在不仅没有进,反而退了许多,出现了一个大的马鞍形。原因在哪里呢?原因不外是两条:一条是天灾,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还有一条,就是一九五八年以来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他说:这两个原因,哪一个是主要的呢?各个地方的情况不一样。有些地方减产的主要原因是天灾,有些地方不是天灾,而是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我到湖南一个地方去,那里也发生了很大的困难。我问农民,你们的困难是由于什么原因?他们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⑨韦国清,当时任中国驻越南军事顾问团团长。

  ③江青给华国锋的信,原件,1976年3月。

  越来越多的迹象已使毛泽东感觉到,林彪正急于取得更高的地位和更多的权力。

  刘少奇说:总的讲,是不是可以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缺点和错误。书面报告里没有这样讲,那里只说成绩是第一位的,缺点和错误是第二位的。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

  ⑩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军委致韦国清电的修改稿,手稿,1954年5月12日。

  ④毛泽东对江青在中央打招呼会议期间擅自召集的部分省、自治区会议上的讲话的批语,手稿,1976年3月10日。

  根据毛泽东批准的计划,将在同年八月下旬召开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九月举行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七月二十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各地认真动员群众,广泛讨论对宪法的修改,提出修改意见,讨论并通过四届人大代表的候选人名单。

  拿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来比喻成绩和缺点错误的关系,是毛泽东第一个提出来的,而且经常讲,尤其是在出现工作失误遇到困难的时候。现在,刘少奇突破了这个说法,对国内形势作了实事求是的分析。其实,不久前,毛泽东也已经突破了“一个和九个”的框框,他要求对成绩和缺点错误进行具体分析,是多少就是多少,而且也把工作中的错误称作“人祸”。但那是在一个小范围的内部谈话时说的。如今,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向全党这样尖锐地提出问题,特别是关于“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种在当时听起来颇有些刺激性的话,对毛泽东来说不会是愉快的。

  在讨论印度支那问题过程中,美国想方设法阻挠和平的实现。但由于与会各方,包括法国和英国在内,都迫切希望达成和平解决印度支那问题的协议,美国实际上陷于相当孤立的境地,它的企图没有得逞。这再一次表明,通过和平协商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

  ⑤毛泽东对华国锋关于是否印发江青讲话的请示报告的批语,手稿,1976年3月10日。

  为此,林彪、江青两股势力加紧了“较量”的步伐。

  关于集中统一问题,刘少奇着重谈了加强中央集中统一和发挥地方积极性的问题。他强调国家计划和地方计划必须统一起来,必须把地方和部门计划纳入国家计划之中,决不允许在国家计划以外,还有独立的地方计划和部门计划。

  日内瓦会议首先在实现柬埔寨和老挝的停火问题上取得突破,六月十九日达成《关于在柬埔寨和老挝停止敌对行动的协议》。随后,宣布休会。

  ⑥王洪文对《人民日报》社负责人的谈话记录,1976年3月30日。

  ①汪东兴:《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20页。

  关于党的作风问题,刘少奇突出地谈了实事求是的问题。他说:要实事求是,就要调查研究,就要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就要从实际出发来拟定政策,拟定计划,拟定措施。要实事求是还要有勇气。没有勇气,就不敢实事求是。①(①《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418—443页。)

  在休会的近一个月时间里,周恩来进行了一系列重要的外交活动:访问关心会议进程的印度、缅甸等国,同这些国家的首脑进行会谈;同越南领导人胡志明、武元甲、黄文欢等在广西柳州举行会议,讨论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并同法国总理孟戴斯·弗朗斯会谈,就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交换意见。

  ⑦中共中央关于南京大字报问题的电话通知,1976年4月1日。

  ②汪东兴:《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20、21页。

  刘少奇报告后,毛泽东对今后几天的会议作了安排。他说:明天②(②1962年1月28日是星期日。)不放假,因为我们准备这次会议在这个月底搞完。明天是二十八号,我们争取三十号搞完。还留有余地,留了一个三十一号。如果三十号搞不完,那末我们加一个三十一号。总而言之,三十一号无论如何要搞完,三十一号晚上就可以离开北京。①(①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记录,1962年1月27日。)

  七月六日,周恩来一行回到北京。当天晚上,毛泽东在中南海住处召开会议,同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一起,听取周恩来关于日内瓦会议进展情况的汇报。第二天,毛泽东又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周恩来关于出席日内瓦会议以及访问印度、缅甸和举行中越会谈等情况的报告。最后,毛泽东作了总结性讲话。

  ⑧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1976年4月4日。

  ③毛泽东对周恩来等送审的《列宁主义,还是社会帝国主义?--纪念伟大列宁诞生一百周年》文章稿的批语,手稿,1970年4月3日。

  一月二十九日,继续开全体大会。毛泽东主持,林彪讲话。林彪的讲话,有一个与众不同的明显特点,就是带有浓厚的个人崇拜色彩。他在讲到这几年的困难时说:“这些困难,在某些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毛主席的优点是多方面的,不是一方面的。我个人几十年来体会到,毛主席最突出的优点是实际。他总比较人家实际一些,总是八九不离十的。”“我深深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②(②《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1月版,第107、108页。)

  从日内瓦会议开始以来,毛泽东一直密切关注着会议的进行,研究各主要国家的言论行动,观察和分析东南亚以至整个国际形势及其发展趋势,考虑我国应当采取怎样的方针。

  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1976年4月6日。

  ④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21页。

  林彪还详细地阐述了党的军事方针。

  毛泽东对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在日内瓦会议上采取的方针和取得的初步成果很满意,他在讲话里充分肯定这一点,说:“周恩来同志的报告很好,我们应当同意他所讲的这些方针,并且批准代表团过去这些活动。过去两个半月的活动是很好的。我们几个国家,苏联,中国,还有朝鲜和越南,是团结得很好的,方针是正确的,活动是有成绩的。”“在谈判中该让的就必须让,该坚持的就必须坚持。根据总方针,这些具体活动做得恰当,是可以和下来的,就可以达到联合多数、孤立少数(就是美国人)的目的。”“今后是会议的最后一个阶段了,继续执行这个方针,并且在有些具体问题上抓紧一点,估计可以达成协议,就可以开展一个局势。”

  ⑩张玉凤:《回忆毛主席去世前的一些情况》,未刊稿。

  ⑤同上。

  林彪讲话之后,毛泽东接着讲话。他说:“林彪同志讲了一篇很好的讲话,关于党的路线,关于党的军事方针。我希望把它整理一下。给你一个星期、半个月搞出来。③(③1962年3月20日,毛泽东在审阅林彪讲话整理稿后,致信田家英、罗瑞卿,指出这“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很高兴”。)还有少奇同志的口头报告,口说无凭,也请他整理一下。他已经答应了。”

  接着,毛泽东着重讲了在国际斗争中如何利用矛盾、联合多数、孤立少数的问题。他说:“在日内瓦,我们抓住了和平这个口号,就是我们要和平。而美国人就不抓这个东西,它就是要打,这样,它就很说不过去了,没有道理了。现在要和的人多了,我们要跟一切愿意和平的人合作,来孤立那些好战分子,就是孤立美国当局,主要还是那里头急于要打仗的那一派。美国抓住印度支那这样一个地方,这样一个战争,对这一点,我们国内有许多人还看不大清楚。为什么这样一个小地方的战争牵动全世界?就是因为美国要借这个地方做文章,借这个地方扩大战争,继续打下去。这个问题是牵动很大的,牵动了东南亚,牵动了亚洲、欧洲、美洲(比如加拿大)和澳洲。所以,有很多人就同意和平。”

  这时,能常到毛泽东那里去的,就是毛远新。张玉凤说:“凡是毛远新每次要见他,主席总是很快就见。他反映的问题,主席也喜欢听。”“这些天,毛远新随时都来。他说,政治局的同志连夜开会,认为天安门前发生的事件不是孤立的,是一次匈牙利事件在中国的重演,还说‘邓纳吉’这类的词。政治局还决定将天安门前所有的花圈烧掉,还通过吴德同志的那篇讲话稿。这一时期的决定都是政治局议定后报告主席的。主席也无力细问,只能点头,表示知道了。①”四月五日凌晨五时,毛远新给毛泽东写报告说:“这样大量的在天安门前集中那么多群众场合下,公开发表反革命的演说,直接攻击毛主席,是建国以来没有的。很显然,这是有计划有组织的,不仅北京,全国不少地方都有。②”毛泽东当天圈阅了这个报告。

  ⑥吴法宪交代材料,1971年10月21日。

  从几天来小组讨论的情况看,有一些地方的同志,主要是县、地两级负责人,对省委领导有意见而不敢讲,不能畅所欲言。为此,毛泽东在会上宣布,要大家出气,畅所欲言,把话说完,趁热打铁,延长会期。这一宣布,获得全场极为热烈的

  他又说:“现在总的国际形势就是美国人相当孤立。这个东南亚的问题——印度支那问题解决之后,估计它的孤立会要继续发展。现在英国一大帮、法国、东南亚各国、加拿大、墨西哥,还有一些南美的国家,都是不喜欢美国的。所以,这个局势很有希望。现在,门要关死已经不可能了,而且很有一种有利的局势,需要我们走出去。”

  四月六日政治局会议后,毛远新给毛泽东送去关于政治局会议情况的报告,毛泽东当天在报告上批示,赞同中央政治局的处理意见。③下午,江青也到毛泽东住地,当面向他报告处理天安门广场事件的经过。张玉凤回忆:“她走到主席床前,对主席说:‘我来这以前,特意到天安门广场绕了一圈,一路上硝烟弥漫,一伙人烧房子,烧汽车。这是以死人压活人,邓小平是他们的总后台,我要控诉。我建议开除邓小平的党籍。’主席看了看她,没有说话。④”这对近年来不断拒见江青的毛泽东来说,是很少有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在全国尤其是首都北京受到如此强烈的抵制,不仅出乎中央政治局的意料,也是毛泽东所没有想到的,使他觉得难以容忍。天安门广场事件的发生,使他更加确信所谓“阶级斗争”仍十分激烈。

  ⑦汪东兴:《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26页。

  鼓掌。

  “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不同制度的国家可以和平共处,这是苏联提出来的口号,也是我们的口号,现在变成艾登他们口里的话了,变成尼赫鲁他们口里的话了,他们也讲缓和国际紧张局势。这就是很大一个变化。这种变化,估计再有一个时期,只要东南亚这个问题和下来之后,会有个促进。所以,整个形势应当说是比较过去大为好转。因此,我们要对许多国家,比如英国、法国、加拿大这一类国家,比如印度、缅甸这一类国家,凡是有可能的,都要进行工作。甚至像泰国这样的国家,它在我国附近,也是怕我们的,也要进行工作。”

  四月七日上午,毛泽东再次听取毛远新汇报,肯定了中央政治局对天安门广场事件所采取的措施。提议由政治局作出两项决议:一、任命华国锋为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二、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他主张公开发表这两项决议和有关天安门事件的报道,表示:一、首都,二、天安门,三、烧、打。性质变了。⑤当晚,广播电台全文播放中共中央“两个决议”、《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报道以及中共北京市委负责人在天安门广场的广播讲话。对邓小平的批判迅速升级,“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几乎冲击所有领域。

  ⑧周恩来就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八一”社论稿事给毛泽东的报告,手稿,1970年7月28日。

  毛泽东说:

  毛泽东还提出:“美国内部也是有矛盾的”,“对美国这样的国家也不是没有文章可做。”“对美国要使它分化,使它孤立,孤立以后它总要分化的。在目前世界上这样四分五裂的形势下,一块铁板那样的事情是不可能的。它们反苏,反共,反对中国,反对人民民主国家,反对我们这个阵线,那是真的;但是,它们那个资本主义世界是很不统一的,四分五裂的。美国现在主要的最大的目的,还是整这个中间地带,就是从日本到英国这些地方,整得这些国家哇哇叫。”“美国现在往往就是利用反对共产主义这个旗帜来把它那些朋友的地方占领起来。”

  毛泽东对天安门事件性质作出错误的判断,对邓小平作出错误的处理,后果十分严重。这里固然有江青、毛远新等歪曲事实的因素,但始终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文化大革命”一整套错误理论和实践,是毛泽东作出这样错误决断的主导原因。尽管如此,毛泽东对邓小平“保留党籍”的意见,多少反映出他对邓仍留有余地、寄有某种希望的复杂心态。他还托付汪东兴对邓小平采取措施加以保护,以免遭受不测。⑥

  ⑨周恩来给康生、江青、黄永胜、张春桥等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的信,手稿,1970年7月30日。

  “这次用这么个方式,在北京开这么个会,要解决问题。现在要解决的一个中心问题是,有些同志的一些话没有讲出来,觉得不大好讲。这就不那么好了。要让人家讲话,要给人家机会批评自己。你自己不批评自己,也可以,得让人家批评你。最好的办法还是自己来批评自己。有许多地方的同志是做了准备的,而且有的做检讨做了几年了。有好几个省从一九五九年就做自我批评,不止一次、两次、三次、四次,而是五次、六次。自我批评的结果,人家就不爱听了,说:请你不要再讲了,老讲那一套。这个时候你就可以不讲了,这才取得了主动。我看是不是在这次会议上就解决这个问题,县、地、省都有同志在这里,不要等回去了再解决。

  在全篇讲话的最后,毛泽东总结说:“总之,国际上我们就是执行这个方针,只要在和平这个问题上能够团结的,就和他们拉关系,来保卫我们的国家,保卫社会主义,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①

  毛泽东一向不服输。就是严重的病痛折磨,他也很少在表情上流露出来,甚至还若无其事的样子。一九七六年二月至五月,毛泽东仍扶病在他日常起居的书房里勉强会见几批外国客人: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老挝总理凯山·丰威汉、埃及副总统穆巴拉克、新西兰总理马尔登、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和巴基斯坦总理布托。在见到毛泽东的外国政治家眼里,他已是一个不能独自行走、面容憔悴和说话困难的衰老病人。双方彼此简单地“寒暄”几句,会见就结束了。五月二十七日,巴基斯坦总理布托和夫人来访,成为毛泽东会见的最后一批外宾。当华国锋陪同客人进来时,毛泽东已无法站起来,只能坐在沙发上表示欢迎。这次会见只进行了十分钟,可能是他会见外宾最短的一次。六月,中共中央宣布毛泽东主席不再会见外国来访人士。

  ⑩汪东兴:《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22页。

  不过这样有个问题,你们都急于回去过春节,这是个矛盾。还有几个同志准备讲话,恩来同志,小平同志,朱德同志。我也想讲几句话。(热烈鼓掌)我们可以一面开小会,一面开大会,每天大会不超过三个钟头。这可能违反大多数同志的意愿。为什么一定要回到你们家里过春节才算舒服?(笑声)为什么我们在北京七千人一道过一个春节不好?(全场热烈鼓掌)我看,春节不关大局,不关什么农、工、商、学、兵、政、党。我主张集体在北京过一个春节,有什么不好啊?(全场热烈鼓掌)”

  这不仅是中国代表团在日内瓦会议上奉行的指导方针,也是中国政府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谋求睦邻友好、与不同社会制度的一切国家和平共处的外交指导方针。

  除一次外,华国锋是陪同毛泽东最后那几次会见外宾的唯一中央领导人。四月三十日晚,毛泽东会见新西兰总理马尔登后,华国锋留下向他汇报近期工作。当时在场的张玉凤回忆道:“接见后,华对主席说:‘我把外宾送上车,还来同主席谈几件事。’主席说:好。不多会儿,华返回同主席谈话,我也在。华对主席说:最近我处理了几件事,现在有几个省发生一些问题,我已同政治局的同志研究,作了处理,签发了中央文件,形势正在好转。国际上也有些事。我经验不多,有事多同政治局的同志商量,看主席有什么意见。主席说:国际上的事,大局已定,问题不大。国内的事,要注意。当时,主席说话已讲不清楚了,华国锋同志听不明白,我把上面的话重复一遍。随后,主席又讲了一句话,我听不清楚。主席要纸和笔,我扶着,他在纸上写道:‘慢慢来,不要招急。’‘照过去方针办。’‘你办事,我放心。’当时主席写这三句话是答复华国锋同志汇报的几个问题的意见。后来传说‘照过去方针办’是临终嘱咐,‘你办事,我放心’是指定接班人,这是不符合事实的。”⑦

  修改宪法,是四届人大准备工作中的一件大事。中央成立了一个宪法起草委员会,毛泽东是主任,林彪是副主任。八月十三日下午,也就是九届二中全会开会前十天,在康生主持下,中央修改宪法工作小组召开会议,讨论宪法草案稿。会上,吴法宪同张春桥就草案稿再次发生激烈争吵。草案稿序言部分有一段话:“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张春桥提出:“已经有了理论基础一句,后一句可以不写了。”又说:“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是讽刺。”吴法宪不知道后一句话是毛泽东在会见罗马尼亚外宾波德纳拉希时针对赫鲁晓夫说的,而以为这下可抓住了张春桥的把柄,找到了对他们发动猛烈攻击的突破口,立刻情绪激烈地反驳:“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马列主义,是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和《〈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肯定了的。这样说不是要否定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和《〈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吗?”又说:“要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①”会议休息时,吴法宪打电话向黄永胜通报情况。会后,陈伯达又邀吴到他家里进一步磋商,最后由黄永胜向正在北戴河的叶群作了汇报。叶群在电话里告诉黄永胜:林副主席听了很高兴,夸吴胖子“放炮”放得好!

  “我相信能解决上下通气的问题。有一个省的办法是,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全场活跃,鼓掌)我建议让人家出气。不出气,统一不起来。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集中。因为气都没有出嘛,积极性怎么能调动起来?到中央开会还不敢讲话,回到地方就更不敢讲话了。我们几个常委商量了一下,希望解决出气的问题。有什么气出什么气,有多少气出多少气。不管是正确之气、错误之气,不挂账,不打击,不报复。你骂了我,我整你一下,这是不许可的。要建立民主集中制。讲了几十年马克思主义,我们党内生活的民主集中制没有很好建立起来,民主集中制的思想在有些同志脑筋里面没有产生,没有民主。”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准了中国代表团在日内瓦会议上的工作和今后方针,为在日内瓦会议的最后阶段取得重大突破奠定了基础。

  除了少量的外事活动,毛泽东这时能够做的工作仍是批阅一些文件、看书和听读报纸。晚年生活的疲惫、郁闷和孤寂,并没有停止他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爱好和思维。这年二月初春,毛泽东写信给上海复旦大学教授刘大杰,答复他上一年八月三日的来信。

  十四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商定宪法修改草案。会前,叶群分别打电话给陈伯达、黄永胜,要他们准备有关“天才”和“四个伟大”方面的语录,以便在政治局会议上继续同张春桥等“斗争”。但出乎他们的意料,很有心计的张春桥没有再作争辩,宪法草案稿顺利地通过。林彪又暗中叮嘱黄永胜、吴法宪等:要多小心,这件事没有完,到庐山(指即将召开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引者注)会有大的斗争。②

  “这次会议没有你们,这个报告制定不出来。第一章、第二章全靠同志们。常委、政治局、书记处都没有开会。我只看了一下,也没有看完,提出干脆统统发下去,让大家去讨论。后来组织二十一人的起草委员会,整整搞了八天,每天开一个下午的会,有时六个钟头,搞了七八遍,才搞了出来。从群众中来嘛!不从群众中来,这个报告就搞不出来。全靠大家帮助,集体的智慧,共同创造了这个文件。至于这个文件是不是有缺点错误,过一两年总可以看得出来,到时候再修改。横直是有错误就要改,谁的错误谁就改。是我的错误我要改。中央的错误,有些我要直接负责,间接的我也有责任。你当主席嘛,谁叫你当主席?你怎么官僚主义?搞了这么多文件,煤炭部下了那么一个命令,直到这次少奇同志报告搞出来我才知道。可见我的官僚主义相当可观了。总之,要解决上下通气的问题。”

  七月八日,周恩来在全国政协第一届常委会第五十七次会议上,作了关于出席日内瓦会议以及访问印度、缅甸和举行中越会谈等情况的报告。毛泽东在讲话中,再次肯定中国代表团在日内瓦会议上的方针,肯定外交工作的新成就。

  “我同意你对韩愈的意见,一分为二为宜。李义山无题诗现在难下断语,暂时存疑可也。奉复久羁,深以为歉。诗词两首,拜读欣然,不胜感谢。”⑧

  事情很明显,庐山会议上发生的这场政治风波,是林彪集团在会前就作了积极准备的。

  “实际上,我们现在开的是五级干部会议:县委、地委、省委、中央局、中央。如果你们赞成,就按照这个方法去做,改正我那一天说的办法。(鼓掌)如果你们不赞成,一定要明天结束,我也可以接受,我们明天就可以散会。如果你们想解决上下通气这个问题,就趁此机会,就在这里解决,舒舒服服回去。(热烈鼓掌)如果你们赞成,就这样做。(热烈鼓掌)每天下午有一个同志讲话,上午讨论,开出气大会。”①(①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记录,1962年1月29日。)

  毛泽东说:“同意周总理报告中所讲的外交方针——国际和平统一战线。目前在外交方面,比过去八年中间开始有了改变——和平协商达成协议。”

  这成为他致友人的最后一封信。

  一九七0年八月十八日下午,毛泽东乘坐专列从杭州出发,赴江西庐山出席中共九届二中全会。第二天下午,毛泽东登上庐山。这是他在建国后第三次来到这里。

  当天晚上,各中央局召开会议,对如何开好“出气会”进行部署。

  在这次讲话中,毛泽东对中国外交及有关工作,提出了十一条意见:

  四月下旬,毛泽东从工作人员所读报纸中,得知不久前国内发生的一起自然奇观:东北吉林地区降落了一次大范围的陨石雨。一颗陨星飞至吉林地区上空时燃烧,并在吉林市郊区上空爆炸。陨石雨散落的范围约有五百多平方公里,其中有三块陨石的重量超过一百公斤。最大的一块重量为一千七百七十公斤,大大超过现存世界上最大陨石的重量。⑨

  到庐山的头几天,毛泽东一直在自己的住地看书、休息。八月二十日前后,林彪、康生、陈伯达、周恩来等也陆续到达庐山。二十一日,周恩来写信向毛泽东、林彪报告:“全会议程,原定为:修改宪法、讨论计划和战备工作”,③并且报告了这三项工作的准备情况。毛泽东圈阅了这份报告。大会编组是按六个大区来混合编的。担任华北组副组长的吴德回忆说:“初到庐山,气氛并不紧张,我乃没有料到会有一场巨大的风波。”④

  一月三十日下午,毛泽东在全体大会上发表讲话,把整个会议推向高潮。

  “一、争取恢复印度支那和平。

  这篇报道吸引了病榻上的毛泽东。他少有地从床上坐起来,注意地听着,直到念完这条消息。他让工作人员搀扶着走到窗前,久久凝望那黄昏笼罩的天际,陷入深深的思索。他说:中国有一派学说,叫做“天人感应”。说的是人间有什么大的变动,大自然就会有所表示,给人们预报一下,吉有吉兆,凶有凶兆。比如,天上掉下大石头(流星),就是要死人了。小说《三国演义》里就有不少这样的说法。毛泽东并不会相信古人所谓“天人感应”那类神话。但他大概也由此想到了“死”。

  八月二十二日下午,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商量九届二中全会的会期和日程等。会上谈到设国家主席的问题。到会的几名常委表示,根据群众的愿望和要求,应该实现党的主席和国家主席一元化,即在形式上有一个国家元首、国家主席。毛泽东听了很不满意。他说:设国家主席,那是个形式。我提议修改宪法,就是考虑到不要国家主席。如果你们愿意要国家主席,你们要好了,反正我不做这个主席。最后,他严厉地告诫道:要把这次全会开成一个团结的胜利的会,而不要开分裂的失败的会。⑤

  毛泽东一共讲了六个问题:这次会议的开会方法;民主集中制问题;我们应当联合哪些阶级,压迫哪些阶级;关于认识客观世界的问题;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要团结全党和全国人民。中心是讲民主集中制问题。

  二、开始建立东南亚和平区域,建立合作并发展它,订立互不侵犯条约或集体和平公约。

  关于“死”的问题,毛泽东一直坦然处之。

  但是,到会的绝大多数中央委员并不知道毛泽东关于不设国家主席、他决不当国家主席的意见。宪法修改草案中已删去“国家主席”一章,而在全会对宪法修改草案的讨论过程中,出现了“一边倒”现象:从中央党、政、军部门到全国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参加讨论的人员当中,大家的“热切愿望”都是“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⑥就连毛泽东身边的中央办公厅机关和中央警卫部队“讨论修改宪法时的意见”,也是“热烈希望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并且“建议在宪法中恢复‘国家主席’一章”。⑦当年在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之间进行联络的汪东兴后来说:“本来,毛主席关于不设国家主席一职的一系列指示,我是很清楚的,有的指示还是我传达的。但是,我当时没有看出林彪、陈伯达等人积极主张设国家主席的险恶用心。……没有认真分析考虑修改宪法时毛主席讲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的实质,更不顾自己的身份,以极不慎重的态度,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⑧”这些,为林彪、陈伯达等在会上就这个问题发起突然袭击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七千人大会的主旨是强调集中统一、反对分散主义,这一点,毛泽东是赞同的。但问题是如何实现集中统一,用什么来反对分散主义。实际上,在当时既有分散主义的问题,也有个人专断破坏了民主集中制的问题。因此,大会讨论刘少奇的书面报告时,在这个问题上,出现过不同意见,甚至是抵触的情绪。毛泽东在讲话中,没有把反对分散主义而是把民主集中制作为中心问题来讲,强调和坚持民主集中制,来实现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这五个统一。他力求从更高和更全面的层次上,对一九五八年以来的主要经验教训,加以总结。

  三、与英国改善关系,争取建立正式外交关系。

  进入老年后的毛泽东多次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讲过:“人哪有长生不死的?古代帝王都想尽办法去找长生不老、长生不死之药,最后还是死了。在自然规律的生与死面前,皇帝与贫民都是平等的。”“不但没有长生不死,连长生不老也不可能。有生必有死,生、老、病、死,新陈代谢,这是辩证法的规律。人如果都不死,孔老夫子现在还活着,该有两千五百岁了吧?那世界该成个什么样子了呢?”他对一位工作人员说过:“我死了可以开个庆祝会。你就上台去讲话。你就讲,今天我们这个大会是个胜利的大会,毛泽东死了,我们大家来庆祝辩证法的胜利,他死得好。人如果不死,从孔夫子到现在,地球就装不下了。新陈代谢嘛,‘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这是事物发展的规律。⑩”

  这时,有关不设国家主席“林彪不好摆”的说法,也开始悄悄地在林彪周围的一些人中间传递。而对林彪、叶群为在庐山会议上作“大的斗争”所进行的暗中策划,毛泽东、周恩来等一无所知。

  毛泽东这次讲民主集中制问题,与其说强调集中,不如说更强调民主。他说:“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就是说,都要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没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因为大家意见分歧,没有统一的认识,集中制就建立不起来。”“没有民主,意见不是从群众中来,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如果没有民主,不了解下情,情况不明,不充分搜集各方面的意见,不使上下通气,只由上级领导机关凭着片面的或者不真实的材料决定问题,那就难免不是主观主义的,也就不可能达到统一认识,统一行动,不可能实现真正的集中。”“我们的集中制,是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制。无产阶级的集中,是在广泛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我们国家,如果不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不充分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无产阶级的集中制。没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

  四、争取与法国改善关系,建立邦交。

  当一九七五年十月一日国庆二十六周年到来时,那天上午,毛泽东没有看书,也没有睡觉,独自靠在床头上,静静地想着。突然,他自言自语道:“这也许是我过的最后一个国庆节了,最后一个‘十一’了。”他随即转向身边的工作人员,平静地问:“这可能是我的最后一个‘十一’了吧?”工作人员说:“怎么会呢?主席,您可别这么想。”毛泽东认真地说:“怎么不会呢?哪有不死的人呢?死神面前,一律平等,毛泽东岂能例外?‘万寿无疆’,天大的唯心主义。”

  八月二十三日下午,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礼堂开幕,二百五十五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到会。毛泽东主持开幕式。周恩来宣布全会的三项议程:一、讨论修改宪法,二、讨论国民经济计划,三、讨论战备问题。

  毛泽东批评了党内的一种现象,说:“现在有些同志,很怕群众开展讨论,怕他们提出同领导机关、领导者意见不同的意见。一讨论问题,就压抑群众的积极性,不许人家讲话。”他举了一些省委发扬民主、作自我批评的例子,说有一些省比较主动,让大家讲话。早的,在一九五九年就开始作自我批评,晚的,也在一九六一年开始作自我批评。还有一些省是被迫作检讨的,像河南、甘肃、青海。另外一些省,好像现在才刚刚开始作自我批评。不管是主动的,被动的,早作检讨,晚作检讨,只要正视错误,肯承认错误,肯改正错误,肯让群众批评,只要采取了这种态度,都应当欢迎。

  五、争取与美国政府改善某些关系——孤立与分化。

  ①张玉凤:《回忆毛主席去世前的一些情况》,未刊稿。

  周恩来宣布后,毛泽东问主席台上的其他几个常委:“现在还是请哪一位讲呀?”这时,林彪拿出一份讲稿,在会上发表了长达一个多小时的讲话,主要是就修改宪法问题谈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他说:“这次宪法修改草案,表现出这样的特点,就是突出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在全国的领导地位。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这种地位;肯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用宪法的形式把这些固定下来非常好,非常好!很好!可以说是宪法的灵魂。是三十条中间在我看来最重要的一条。”“这个领导地位,就成为国内国外除极端的反革命分子以外,不能不承认的。”他又着重地强调:“我们说毛主席是天才,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⑨

  他还批评说:“我们有些同志,听不得相反的意见,批评不得。这是很不对的。在我们这次会议中间,有一个省,会本来是开得生动活泼的,省委书记到那里一坐,鸦雀无声,大家不讲话了。这位省委书记同志,你坐到那里去干什么呢?为什么不坐到自己房子里想一想问题,让人家去纷纷议论呢?平素养成了这样一种风气,当着你的面不敢讲话,那末,你就应当回避一下。有了错误,一定要作自我批评,要让人家讲话,让人批评。”“不负责任,怕负责任,不许人讲话,老虎屁股摸不得,凡是采取这种态度的人,十个就有十个要失败。人家总是要讲的,你老虎屁股真是摸不得吗?偏要摸!”

  六、团结一切愿意和平的力量(包括政府在内),孤立和分化美国。

  ②毛远新给毛泽东的报告,原件,1976年4月5日。

  林彪发表的这篇显然有充分准备的讲话,事前并没有正式打过招呼。本来,二十二日下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和林彪都表示在开幕式上不作发言,主要由周恩来一个人讲。但是,到全会临开幕前一刻,林彪突然向毛泽东和几个常委提出“要讲点意见”。至于他要讲些什么内容,多数常委都不清楚。林彪这种反常的举动,说明他在全会上发表这篇讲话是事前经过精心设计的。

  毛泽东做了自我批评。他说:“去年六月十二号,在中央北京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说,请同志们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而且应当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

  七、国内要团结,支持代表团,争取外交胜利。

  ③毛泽东对毛远新关于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天安门事件情况报告的批语,手稿,1976年4月6日。

  林彪讲完后,康生也讲了话。他说:“刚才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宣布了我们的九届二中全会开幕;恩来同志宣布了日程;特别是我们的林彪同志——毛主席的最好的接班人讲了毛主席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国革命运动中间的伟大历史地位,以及对宪法的说明,我完全同意、完全拥护。”并且提出:在群众讨论中,在要毛泽东当国家主席、林彪当国家副主席的问题上,“所有意见都是一致的”;“如果是主席不当(国家)主席,那么请林副主席当(国家)主席。”“到底怎么样,要请毛主席最后指示,最后定。⑩”康生的讲话,等于给林彪的讲话作了一个“注解”,向与会者进一步点明了林彪所要强调的主题,支持了林彪。

  毛泽东讲民主集中制问题,在会议上引起强烈反响,受到与会者的热烈拥护。刘少奇对毛泽东的这个讲话十分赞同。他提出来,要把民主集中制的意思加到他的报告里头。他说:“我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报告要修改一下,把主席讲的民主集中制的意思加进去。这个问题,在各组讨论我那个报告的时候,就反映出来了,但是我们起草委员会没有接受这个意见。他们说分散主义不是主要问题,我们说分散主义是主要问题,和他们对起来了,而没有从另一方面去考虑他们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底下提出这个问题来了,我们起草委员会修改的时候注意不够。今天找了陈伯达和胡绳他们几个同志,谈这个稿子如何修改的问题。根据主席的意见,想把这个第二部分的题目改成‘加强民主集中制,加强集中统一’。没有充分的民主,不可能集中,不可能搞集中统一。过去这几年,有集中过多的倾向。这种集中过多,_小是真集中,不是无产阶级的集中制,而是独断专行。我感觉,我们这几年的主要经验之一是这一条。”他还说:“要搞成一种能够畅所欲言的空气。党内如此,党外更如此。过去我们在这方面/t、让他们畅所欲言,我们堵了言路,这是一条很大的教训。所以,毛主席就讲了一篇民主集中制。”①(①刘少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2年2月8日。)

  八、国内统一战线的发展和巩固。有人怀疑圈子越搞越小,并非如此。

  ④张玉凤:《回忆毛主席去世前的一些情况》,未刊稿。

  ①吴法宪的书面检讨,手稿,1971年4月9日。

  毛泽东讲的另一个重点,是关于认识客观世界的问题。一段时间以来,毛泽东在纠正错误、总结经验的时候,常常讲到认识论问题,强调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要有一个过程。这次讲话,系统地发挥了这个问题。他详细地回顾了中国共产党对于如何进行民主革命,是经过了二十四年全党的认识才完全统一起来这一历史过程。然后他说:“我讲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在民主革命时期艰难地但是成功地认识中国革命规律这一段历史情况的目的,是想引导同志们理解这样一件事: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必须从实践出发,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到达自由王国。”

  九、国际和平统一战线。

  ⑤毛泽东听取毛远新关于天安门事件情况汇报时的指示,1976年4月7日。

  ②访问吴法宪谈话记录,1983年11月18日-25日。

  他坦诚地说:“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①(①此处原有一段话:“别人比我懂,少奇同志比我懂,恩来同志比我懂,小平同志比我懂。陈云同志,特别是他,懂得较多。”1966年2月中共中央将毛泽东的这个讲话印发党内领导干部阅读时,经毛泽东本人同意,删去了这段话。)对于农业,我懂得一点。但是也只是比较地懂得,还是懂得不多。”“我注意得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至于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社会主义建设,从我们全党来说,知识都非常不够。我们应当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积累经验,努力学习,在实践中间逐步地加深对它的认识,弄清楚它的规律。”

  十、增强警惕。敌人要破坏和分裂我们的国内联盟和与苏新国家②的和平联盟。门大开了,要团结、警惕。

  ⑥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6月版,第477页。

  ③周恩来给毛泽东、林彪的信,手稿,1970年8月21日。

  在发动“大跃进”的时候,毛泽东曾经信心十足地但又是很轻率地认定,只要有几年、十几年的时间,就可以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现在冷静多了,改变了那种不切实际的认识,说“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他还回忆了一九六一年对蒙哥马利说过的一句话:“在我国,要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我估计要花一百多年。”这同他当年认为很快就可以建成社会主义并且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估计,真是有天壤之别了。从这里可以理解,毛泽东为什么特别强调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必须有一个过程。

  十一、增强外交工作阵营。为保卫建设和工业化,没有外交阵营的发展是不可能的。”③

  ⑦张玉凤:《回忆毛主席去世前的一些情况》,未刊稿。

  ④吴德:《庐山会议和林彪事件》,《当代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2期。

  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这样一个思想,就是:“有了总路线还不够,还必须在总路线指导之下,在工、农、商、学、兵、政、党各个方面,有一整套适合情况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才有可能说服群众和干部,并且把这些当作教材去教育他们,使他们有一个统一的认识和统一的行动,然后才有可能取得革命事业和建设事业的胜利,否则是不可能的。”①(①《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89—304页。)

  建国前夕,毛泽东曾经提出了“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方针,目的是要肃清帝国主义的在华特权,同时也考虑到英、法等西方大国短期内不会改变追随美国、遏制中国的政策,因此,将同英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暂时搁置一旁。采取这样的方针,是由当时的环境所决定的。而在朝鲜战争结束以后,随着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英、法等国同美国的矛盾日益明显,以及它们对中国态度发生的一些变化,特别在日内瓦会议期间充分表现出来。

  ⑧毛泽东致刘大杰的信,手稿,1976年2月12日。

  ⑤毛泽东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的讲话传达记录,1970年8月22日。

  毛泽东的讲话,进一步增强了大会的民主气氛。当晚,他召集中央常委和中央局负责人会议,决定常委几个人分别参加几个省的会议,再用三天时间开小组会,放手让大家提意见。少数空气沉闷的省份,在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的亲自坐镇下,初步揭开了盖子,前几年严重存在的问题开始暴露出来。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及时作出外交政策上的重大调整,提出:“现在,门要关死已经不可能了,而且很有一种有利的局势,需要我们走出去。”对于英、法这类国家,要改善关系,争取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对于一切希望和平而对中国还有某些疑虑的国家,也要主动地去做工作。这是一个重要的方针变化。这是适应新形势(国际的和国内的)而采取的新方针。中国的外交工作将要出现一个新局面。

  ⑨1976年4月22日《人民日报》。

  ⑥康生在庐山召开的中央修改宪法起草委员会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70年8月22日。

  二月二日,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采纳邓小平和彭真的建议,出气大会告一段落。

  七月七日和八日,毛泽东先后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全国政协常委会上的这两次讲话,表明他对中国的国际战略以及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有了很大的发展和完善,不仅有了基本原则和大政方针,而且有了具体可行的措施和步骤。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周恩来率领的中国代表团在日内瓦会议期间的成功外交实践。这些实践,使毛泽东在朝鲜战争结束后对国际局势和国际矛盾所作的判断和分析,得到进一步验证和补充。

  ⑩林克、徐涛、吴旭君著:《历史的真实》,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149-151页。

  ⑦汪东兴:《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44页。

  春节临近了。二月四日是除夕,毛泽东和全体与会者一起,在人民大会堂观看了春节联欢晚会。大年初一(二月五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又同参加七千人大会的全体人员一起出席团拜会,共度春节。

  七月九日,周恩来一行带着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确定的方针,飞离北京。七月十二日,返抵日内瓦。由于休会期间作了充分的磋商准备,越南、中国、苏联三方在七月十九日共同商定的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最后方案,为达成在印度支那实现和平的协议铺平了道路。

  一九七六年初农历除夕之夜(一月三十日)是毛泽东度过的最后一个春节。张玉凤回忆道:

  ⑧同上书,第45页。

  大年初二(二月六日),继续开大会,邓小平和朱德讲话。邓小平着重讲党的建设问题。朱德讲反对现代修正主义问题。

  七月二十一日,越南、老挝、柬埔寨的交战双方分别在停战协定上签字。法国政府发表了关于从印度支那三国撤军的声明,以及尊重三国的独立、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声明。在这一天的会议上,通过了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历时近三个月的日内瓦会议,落下了帷幕。

  “毛主席这里没有客人,也没有自己家的亲人,只有身边几个工作人员陪伴着他,度过他生命的最后一个春节。”

  ⑨林彪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记录,1970年8月23日。

  大年初三(二月七日),七千人大会的最后一天。周恩来讲了国民经济存在的困难和克服的办法等问题。在通过关于刘少奇书面报告的决议之后,由毛泽东宣布大会闭幕。

  在与会国中,只有美国对日内瓦会议的结果表示不满,但只能处在“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境地。美国拒绝在会议的最后宣言上签字,充分反映出它已何等孤立。它在特别声明中表示“不以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去干扰它们”,但又声称:美国“对于任何违反上述协定重新进行侵略的行为将极为关切,并认为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严重威胁”。④这是美国为它日后扩大对印度支那的干涉埋下伏笔。

  “他在这天,依然像往常一样在病榻上侧卧着吃了几口他历来喜欢吃的武昌鱼和一点米饭。这就是伟大领袖的最后一次年饭。

  ⑩毛泽东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的讲话传达记录,1970年8月22日。

  七千人大会,是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盛会。这次会议,总结了建国以来十二年特别是一九五八年以来四年的成绩和经验教训,使全党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达到一致的认识。这次会议,充分发扬民主,大家畅所欲言,对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敢于揭露和批评,有些批评指名道姓,包括对毛泽东的指名批评,这种情况,在建国后党内生活中还不曾有过。在全体会上,毛泽东带头作自我批评,对几年来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承担了主要责任。周恩来也作了自我批评,说这几年的缺点、错误,国务院及所属各综合部门,要负很大责任。此前,邓小平也曾多次在中央会议上表示:这几年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首先应由做具体工作的中央书记处负主要责任。党的最主要的领导人在如此广大的范围内作诚恳的自我批评,深深地感动了全体与会者。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和中央各主要部门负责人,也都在这次会上作了自我批评。

  恢复印度支那和平,是在中国的积极参与下,日内瓦会议取得的重要成果。同时,在参加日内瓦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同英、法等西方国家政界要人进行了较多的接触,在谋求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和平共处关系上也取得进展。六月十七日,中英双方同时发表公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和联合王国政府协议,中央人民政府派遣代办驻在伦敦,其地位与任务与英国驻北京代办的地位和任务相同。”实现了中英两国互换代办而建立的半外交关系,使英国在同中国的关系方面走在西方大国的前列。

  “饭后,我们把他搀扶下床,送到客厅。他坐下后头靠在沙发上休息,静静地坐在那里。入夜时隐隐约约听见远处的鞭炮声,他看看眼前日夜陪伴他的几个工作人员。远处的鞭炮声,使他想起了往年燃放鞭炮的情景。他用低哑的声音对我说:‘放点炮竹吧。你们这些年轻人也该过过节。’就这样,我通知了正在值班的其他几名工作人员。他们准备好了几挂鞭炮在房外燃放了一会儿。此刻的毛主席听着这爆竹声,在他那瘦弱、松弛的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我们心里都明白,主席的这一丝笑容,是在宽慰我们这些陪伴他的工作人员。”①

  康生讲完后,已近烦躁的毛泽东立即宣布:“今天开到这里为止嘛,大家去讨论,今天散会。”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张玉凤回忆道:“林彪本来说不讲话,临时他说有几句要讲。下了会场,主席就很不高兴。吃饭的时间一推再推,饭菜一热再热。再让他吃,他就发火。去开会,他本来很高兴,以为可以休息一下。没想到第一天开会就不顺。”①

  七千人大会,是一次总结大会,又是一次动员大会。通过这次会议,大家精神振奋,团结一致,积极投入到恢复和发展生产、克服经济困难的斗争中去。

  英国是最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西方国家之一。出于对香港问题等实际利益的考虑,英国一直谋求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并从一九五0年三月二日起,在北京派驻负责建交谈判的代办。但由于英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始终采取矛盾暧昧的态度,并追随美国参加侵朝战争和对华禁运,两国关系一直没有取得多少进展。日内瓦会议期间,英国外交大臣艾登主动表示,希望中国也派代办来伦敦。虽然英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态度没有改变,但是考虑到英国在印度支那问题上的合作立场,并从最大限度地团结愿意和平的力量、孤立和分化美国阵营的方针出发,周恩来当即表示同意艾登的意见。

  这段时间内,毛泽东喜欢怀念往事,常谈起战争年代和建国初期的事情,愿意看这方面内容的电影。一次,银幕上伴随着高昂雄壮的乐曲,出现人民解放军整队进入刚攻克的某城市、受到市民们热烈欢迎的场面。渐渐地,毛泽东开始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先是阵阵抽泣,随即大哭失声,工作人员只得将他搀扶退场。有时,他还要来一些旧照片反复地看。据工作人员回忆,对两张旧照片,毛泽东看得津津有味:一张是他穿着打补丁的裤子在延安给一二0师干部作报告(一九四二年),另一张是他骑马行军于转战陕北途中(一九四七年)。

  当天晚上,周恩来主持召开有各组召集人参加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安排分组讨论宪法草案和计划问题。吴法宪在会上提出,林副主席开幕式上的讲话很重要,各小组应该首先学习讨论,并要求重新播放林彪讲话录音。吴德回忆道:“我当时认为林彪是代表中央讲话的,没有感觉出林彪的讲话有什么特别的意思。②”所以,这个意见被通过了。林彪得知吴法宪在政治局会议上的“提议”后,非常高兴。他派叶群和在山上的儿子林立果当面表扬吴法宪,称他这次“又立了大功”。③

  七千人大会也有缺点和历史局限性。会议仍然肯定“三面红旗”是完全正确的,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左”的指导思想,而且还留下了后来党内斗争的阴影。作为这次会议的中心问题,民主集中制问题,后来也没有能够真正的贯彻实行,相反,却逐步地背离了这个基本原则。

  一九五四年八月,英国工党领袖、前首相艾德礼率英国工党代表团访华。这时,距中英两国发表公报不过两个多月。

  从这年五月起,毛泽东的病情不断加重,身体极度衰弱。六月初,他突患心肌梗塞,经过及时抢救,才脱离危险。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认为需要交待一下自己的“后事”。

  这天夜里,根据林彪、叶群在全会前的布置,陈伯达同吴法宪商量后,整理出一份恩格斯、列宁、毛泽东以及林彪论述“天才”的语录材料,第二天中午打印出来后分送给叶群、李作鹏、邱会作(黄永胜当时留在北京,到八月二十九日才上庐山)。但在军委办事组成员中,却不送给李德生。他们还准备了一段设国家主席的宪法草案条文。这些事情,全是瞒着毛泽东和周恩来在私下进行的。

  七千人大会一结束,二月八日晚,毛泽东乘专列离开北京,到外地去了。中央的日常工作照例由刘少奇主持。这时全党的中心任务,是全面贯彻落实七千人大会精神。

  英国工党,创建于一九00年,是第二国际的成员之一,自称要寻求一种不同于苏联的社会主义道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工党领袖艾德礼出任英国首相。这是工党第三次执政。对内它采取高福利的社会政策,并且在一些重要工交等部门推行国有化。在对外政策上则仍奉行追随美国的方针。

  大约是这年六月十五日,毛泽东在他的住地召见华国锋等,又一次谈到自己一生中的两件大事。他说:

  八月二十四日下午,在连续收听两遍林彪在开幕式上的讲话录音后,各组开始进行讨论。这天上午,叶群已同吴法宪等商定采取统一行动:各组讨论时,陈伯达、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要分别在华北、西南、中南、西北组同时发难,拥护林彪讲话,宣讲“天才”语录,要求设国家主席,并且提出有人“反对”毛主席,强烈煽动要“揪人”。六个组中,华北组最激烈。陈伯达在当天下午的会上说:“我完全拥护林副主席昨天发表的非常好、非常重要、语重心长的讲话。林副主席说:这次宪法中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地位,肯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写上这一条是经过很多斗争的。”他大讲了一番“天才论”,闪烁其词地说“有人利用毛主席的谦虚,妄图贬低毛泽东思想”。“这样的人要否定(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公报,要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毛主席亲自领导下,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之后,有的人竟然怀疑文化大革命,是不是想搞历史的翻案。我就提出这个问题。”“我看这种否认天才的人无非是历史的蠢才。要赶快觉醒起来,阶级斗争的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他还手舞足蹈地边比划边说:“有的反革命分子听说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欢喜得跳起来了。④”讲话很有煽动性。

  按照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书面报告对形势的估计,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一九六二年要抓紧的工作环节是精兵简政,增产节约,稳定市场,整顿秩序。如果这个目标实现了,到一九六三年就有可能在农业和工业方面扭转被动局面,争取更多的主动,为实现十年的奋斗目标创造有利的条件。但不久,刘少奇发现一九六一年实际上存在着三十多亿的财政赤字,如不采取措施,一九六二年的财政有出现更大赤字的危险。他感到有必要召开一次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对当前形势和存在的严重困难重新进行研究。

  艾德礼这次访华时,已不再担任英国首相,但还是工党领袖,中国政府给予很高的礼遇。八月二十四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他,同他进行了长达三个小时的谈话。英方参加会见的有:工党领导人比万、萨末斯基尔、菲利普斯等。中方参加会见的有: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李济深、章伯钧、黄炎培、张奚若等。

  “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②

  二十五日上午,各组继续讨论。反映华北组讨论情况的全会第六号简报也发到各组。简报上写有这样的话:大家“认为林副主席的讲话,对这次九届二中全会具有极大的指导意义。”还说:大家听了陈伯达等发言后,“知道了我们党内竟有人妄图否认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表示了最大、最强烈的愤慨。”“这种人就是野心家、阴谋家,是极端的反动分子,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没有刘少奇的刘少奇反动路线的代理人,是帝修反的走狗,是坏蛋,是反革命分子,应该揪出来示众,应该开除党籍,应该斗倒斗臭,应该千刀万剐,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⑤”一时间,全会的气氛骤然紧张起来。各组的发言都集中到要“查明”、“揪出”反对毛主席的坏人的问题上。在中南组,叶群声泪俱下地说:“林彪同志在很多会议上都讲了毛主席是最伟大的天才,说毛主席比马克思、列宁知道的多,懂得的多。难道这些话都要收回吗?——坚决不收回,刀搁在脖子上也不收回!”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也拿着“天才”语录,在西南、西北等组的会上作煽动性发言。一些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还联名写信给毛泽东和林彪,拥护毛泽东当国家主席。

  二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三日,刘少奇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后称西楼会议)。应刘少奇的要求,陈云在二十三日的会议上就目前的财政经济形势和克服困难的办法发表了讲话。

  会谈的话题从中英关系开始。毛泽东说:“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以来,中英关系已经根本改变。虽然并不是说我们之间没有争论,没有不同意见,也不是说我们两国的制度没有不同之处。”“在我们和你们之间,基本的争论是不多了。是不是?这是基本问题。我们和法国的关系同样是这样。”

  毛泽东这番话,充分表现出他的复杂心态。他把“文化大革命”列为自己一生当中做的“两件大事”之一,显然是不适当的,也不符合实际。但可以看出“文化大革命”在他心中的分量是多么重。明知对这场“大革命”“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而他自己的日子已经不多了,怎么交这个班?毛泽东不能不感到深深的忧虑和不安。

  尽管这些活动打的旗号是要突出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在全国的领导地位,但它反映出来的问题极端严重:显然在背后是一次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的活动,瞒着毛泽东和多数常委,在党的中央全会上采取地下活动、突然袭击的方式,在各组同时发难,改变全会的原定议程,狂热地煽动揪人。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从来不曾有过,是毛泽东绝对无法容忍的。

  陈云分析了目前财政经济方面的困难,同时提出六条克服困难的意见:(一)把十年经济规划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恢复阶段,后一阶段是发展阶段。(二)减少城市人口,精兵简政。(三)采取一切办法制止通货膨胀。(四)尽力保证城市人民的最低生活需要。(五)把一切可能的力量用于农业增产。(六)计划机关的主要注意力,应该从工业、交通方面,转移到农业增产和制止通货膨胀方面来。①(①《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1月版,第200—206页。)陈云这个讲话,成为西楼会议和随后出台的进行大幅度调整的一系列政策的基础。

  谈话中,双方对社会主义等问题发生了争论,彼此谈得都很坦率。工党领导人着力宣传他们的社会主义。毛泽东心平气和,语调平缓,摆事实,讲道理,在一些重大原则问题上毫不含糊地表达了自己的立场。

  这年六月下旬,毛泽东同华国锋谈话时,写下“国内问题要注意”几个字。③这是他生前所写的最后一句话。“国内问题”指的是什么呢?他没有具体说明。

  二十五日中午,江青带着惊恐不安的张春桥、姚文元到毛泽东处反映情况。从华北组的简报上,毛泽东已敏锐地察觉到会议中出现的严重不正常现象。听了张、姚汇报后,他更感到必须下大决心了。

  刘少奇非常赞同陈云的意见。他在插话和会议的结论里指出:中央工作会议②(②指七千人大会。)对困难情况透底不够,有问题不愿揭,怕说漆黑一团!还它个本来面目,怕什么?说漆黑一团,可以让人悲观,也可以激发人们向困难作斗争的勇气!现在处于恢复时期,但与一九四九年后的三年情况不一样,是个不正常的时期,带有非常时期的性质,不能用平常的办法,要用非常的办法,把调整经济的措施贯彻下去。①(①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下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1085页。)

  当客人问道:“你们能不能与这样的社会主义(指工党的社会主义。——引者注)和平共处和合作?”毛泽东明确地回答:“我认为可以和平共处。”并对和平共处作了进一步的引申,说:“这里发生一个问题,难道只能和这种社会主义共处,不可以和别的事物共处吗?和非社会主义的事物,像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封建王国等共处吗?我认为,回答也是肯定的,只需要一个条件,就是双方愿意共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认为,不同的制度是可以和平共处的。”又说:“我们走的是两条路。让我们做朋友吧,不仅在经济上合作,而且在政治上也合作。在日内瓦会议上,中、苏、英、法四国,还有越南民主共和国,就能合作,因为我们有共同要求。”毛泽东还向客人表示希望他们也采取和平共处的政策。

  “四人帮”又抓住这句话大做文章。七月间,王洪文给毛泽东的一封信中称:毛主席最近指示“国内问题要注意”,我看国内问题还是要批邓。全国运动有几种情况,一种搞得好的,一种比较一般,还有一种是问题比较多的。这后面两种,占全国多数,都需要解决领导班子问题,特别是第三种不解决不行。国务院有些部,军委有些部门,也是这样。解决的办法要像有的部已经做的那样把主要领导干部换掉。对王洪文的这种“解释”,毛泽东没有作任何答复。

  下午,毛泽东要汪东兴立刻通知召开有各组召集人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他先分别同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进行单独谈话。随后,向到会的人宣布:刚才,我和几位常委商量,认为现在各组讨论的问题不符合全会原定的三项议程。又说: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不要再提了,谁坚持设国家主席,谁就去当,反正我不当!讲到这里,毛泽东冲着林彪补了一句:“我劝你也不要当国家主席!”正在气头上的他还发出警告:如果再继续这样搞下去,我就下山,让你们闹;再不然,就辞去党中央主席职务。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会议决定全会分组会立即停止讨论林彪的讲话,收回第六号简报,责令陈伯达等作出检查。⑥

  西楼会议是七千人大会的继续。它在七千人大会认清形势、统一认识的基础上,初步检查了一九五八年以来特别是当前的国家财政收支情况,摸清了多年来想搞清楚而没能搞清楚的家底,使党中央和国务院真正认识到当时面临的财政赤字的危险性。在此基础上,会议作出三项决定:第一,现在在经济上是处在非常时期,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大力恢复农业,稳定市场,争取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第二,“今后十年,分为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是调整阶段,主要是恢复,部分有发展;后一个阶段,是发展阶段,主要是发展,也还有部分的恢复”。②(②《中共中央关于转发陈云等同志讲话的指示》,1962年3月18日。)第三,由陈云、李富春和李先念向国务院各部委党组成员传达这次会议的精神和中央的方针。

  客人又问:“你看国际形势可能怎样发展?”

  七月六日,毛泽东又一位老战友、德高望重的朱德在北京逝世,享年九十岁。得知这个不幸消息,他嘱咐要办好后事。同日,新华社播发了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的讣告,以及由毛泽东、华国锋等组成的朱德治丧委员会名单。九日和十一日,在首都北京为朱德举行吊唁仪式,毛泽东等送了花圈。

  毛泽东的讲话和这次会议的决定,给正在自鸣得意的林彪等以极为沉重的打击,他们马上乱了阵脚。但林彪还试图稳住局面,“以守为攻”。他私下传话给吴法宪等:不要再坚持设国家主席了,也不要提“天才”了。当周恩来提出要吴检讨时,林彪又暗中给吴法宪打气:“你没有错,不要检讨!⑦”刚从北京来到山上的黄永胜也悄悄销毁了事先准备好的发言稿。

  二月二十六日,国务院召开有各部委党组成员参加的扩大会议。陈云发表题为《目前财政经济的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的讲话,李先念作关于当前财政信贷和市场方面存在的问题和应当采取的措施的讲话,李富春作关于工业情况和建设速度问题的讲话。三个讲话,特别是陈云的讲话,受到热烈欢迎。三月十八日,在刘少奇的建议下,中共中央批转了这三个讲话。

  毛泽东说:“我看现在的国际形势是好的,日内瓦会议以后有了一些改变。有些人批评说,你们到中国来会上当,主要是美国这样说。我看你们以不听他们的话为好。历史是以若干年为单位来计算的,不能以一时的议论为准,不能听那么多。”

  七月十日,新华社播发由毛泽东、华国锋联名致朝鲜领导人金日成、朴成哲的电报,祝贺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十五周年。这是以毛泽东名义发出的最后一份对外电文。④

  从八月二十六日到三十日的五天里,全会各小组一直休会。毛泽东、周恩来等不分昼夜地找人谈话或开小会,进一步了解情况。在这期间,毛泽东每天工作达十二三个小时,有时到凌晨两三点钟才返回住所。陪同毛泽东的张耀祠回忆当时的情景说:“夜间,庐山就像罩着蚊帐,浓雾滚滚,伸手难见五指,能见度很低,看不见路。主席要我多找几个马灯做路灯。可有马灯还是看不见路,只好找两个干部手提着马灯,在车头两侧行进,车速不能开快,只能徐徐前进。”⑧

  三月七日和八日,中央财经小组召开会议。中央财经小组是在西楼会议开过不久酝酿恢复成立的。后来确定由陈云担任组长,李富春、李先念担任副组长,周恩来等为财经小组成员。

  接着,毛泽东着重谈了共同创造和平的国际环境问题。他说:“中国是一个正在开始改变面貌的落后国家,经济上、文化上都比西方国家落后。但是现在正在开始改变面貌,已经取得了改变的可能性。中国是农业国,要变为工业国需要几十年,需要各方面帮助,首先需要和平环境。经常打仗不好办事,养许多兵是会妨碍经济建设的。如果诸位同意的话,我们要继续创造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我想,这也是英国、法国所需要的。我们的国家现在还很穷,如果能得到几十年和平就好了。”又说:“有两个基本条件使我们完全可以合作:一、都要和平,不愿意打仗;二、各人搞自己的建设,因此也要做生意。和平、通商,这总是可以取得同意的,对不对?”

  这时,一场人类历史上罕见的特大灾难突然降临了。

  经过几天的调查研究,毛泽东心里已大体明白了。八月三十一日,他在陈伯达整理的那份论述“天才”的语录上,写下一大段批示:

  在七日的中央财经小组会议上,陈云再次就如何恢复生产、克服困难问题讲话。他强调,必须明确认识现在是恢复阶段。对一九六二年计划要进行相当大的调整,把重点放在农业和市场上。计委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农业生产和稳定市场方面。对重工业和基本建设的指标,要“伤筋动骨”。关于综合平衡,他认为,过去几年,基本上是按长线搞平衡,结果不能平衡;按短线搞平衡,才能有真正的综合平衡。①(①《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1月版,第20r7—215页。)

  毛泽东对美国的亚洲政策及对华政策提出了批评,指出:太平洋不太平,根源主要在美国。他希望英国工党的朋友们劝劝美国人:“一、把第七舰队拿走,不要管台湾的事,因为台湾是中国的地方;二、不要搞东南亚条约,这也是违反历史的,要搞就搞集体和平公约;三、不要武装日本,武装日本的目的是反对中国和苏联,最后会害自己和西南太平洋各国,这是搬石头打自己的脚,这种可能性是有的;四、不要武装西德,武装结果不是好事,也会是搬石头打自己的脚。”“希望美国也采取和平共处的政策。美国这样的大国如果不要和平,我们就不得安宁,大家也不得安宁。”⑤

  七月二十八日凌晨三时四十二分,河北唐山、丰南一带发生了七点八级的强烈地震,随后又出现多次余震。拥有百万人口的工业城市唐山被夷为一片废墟,人民生命财产蒙受重大损失。和唐山毗邻的天津、北京等地也受到这次强震的影响。清晨,中央办公厅负责人来到毛泽东处报告唐山地震情况,建议他尽快离开目前的住处“游泳池”,搬到较为安全的地方。

  “这个材料(指《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引者注)是陈伯达同志搞的,欺骗了不少同志。第一,这里没有马克思的话。第二,只找了恩格斯一句话,而《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⑨这部书不是马克思的主要著作。第三,找了列宁的有五条。其中第五条说,要有经过考验、受过专门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能够很好地互相配合的领袖,这里列举了四个条件。别人且不论,就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同志来说,够条件的不很多。例如,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更不去说很好的配合。……这一次,他可配合得很好了,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我这些话,无非是形容我们的天才理论家的心(是什么心我不知道,大概是良心吧,可决不是野心)的广大而已。至于无产阶级的天下是否会乱,庐山能否炸平,地球是否停转,我看大概不会吧。上过庐山的一位古人说:‘杞国无事忧天倾’。我们不要学那位杞国人。最后关于我的话,肯定帮不了他多少忙。我是说主要地不是由于人们的天才,而是由于人们的社会实践。我同林彪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们两人一致认为,这个历史家和哲学史家争论不休的问题,即通常所说的,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同时我们两人还认为,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问题,我们自己还要继续研究,并不认为事情已经研究完结。希望同志们同我们一道采取这种态度,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⑩

  三月八日,周恩来讲话。他说:总的形势,包括政治、经济,包括方针、政策、干部经验等等,从这些方面看,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同时他又指出:目前财政经济的困难是相当严重的,而且有些困难我们可能还没有看到,没有预计到。今年计划还需要大调整。原来还想慢慢转弯,现在看来不行,要有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如果说,过去是改良的办法,那么现在就要采取革命的办法。当然,步子一定要踩稳。关于“恢复时期”的提法问题,他说:在今后十年中要有个恢复时期,这是讲它的主要性质,而一般地仍可称它为“调整时期”。②(②周恩来在中央财经小组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2年3月8日。)

  这是毛泽东建国以来第一次向西方大国的政界要人发表长篇谈话,第一次向西方大国的政界要人详细阐明中国的和平外交政策,阐明中国在重大国际问题上的基本立场。这以后,中英两国的贸易关系得到恢复和加强。中国在走出国门、争取同西方国家和平共处方面,又跨进了一步。两个月后,毛泽东对这次会谈评论道:“同英国工党代表团谈谈是很好的,意见虽然不同,但是谈开了是有好处的。我们热诚地招待了他们,他们想看的都给他们看了。”⑥

  这时,毛泽东许多时间处在昏迷半昏迷状态,靠鼻饲生活。他用手势表示同意“搬家”。这样,就用软担架把他迁移到中南海内新建的平房“二0二”号。但他清醒时仍十分关心唐山震情。他身边的医疗组成员、神经病学和老年医学专家王新德回忆道:“送来的地震情况汇报,主席不顾个人病重,都要亲自过目。这场地震伤亡达二十四万多人,其他的损失难以估量。当秘书报告地震造成极其惨重的损失后,主席哭了——我第一次亲见主席嚎啕大哭。⑤”当天,党中央和国务院紧急调集解放军部队、医疗队和工程技术人员,日夜兼程,赶赴唐山灾区,抢险救灾。八月初,以华国锋为首的中央慰问团到达灾区,代表毛泽东、党中央慰问受灾群众。中共中央《关于唐山丰南一带抗震救灾的通报》(八月十八日),是毛泽东生前圈阅的最后一份文件。

  在这个批语的抄清件上,他又加上一个标题:《我的一点意见》。

  周恩来对形势的估计,同刘少奇基本上是一致的。但在某些提法上更加慎重,而且尽量同七千人大会的提法相衔接。

  中法关系在这一时期没有大的改善。但是通过日内瓦会议期间两国外长的直接接触,法国政府对中国的对外政策有些了解,开始试探同中国建立某种关系。以后又表示,愿意先发展经贸关系,为逐步建立外交关系铺平道路。对这些友好的举动,中国政府都给以积极的回应。

  进入七、八月,毛泽东的健康状况更趋恶化,已常处于昏迷状态。为了使党内高级干部了解情况,中央政治局决定发一份通报。可是,这份由江青等参与起草的通报稿却不顾事实地称:毛主席的病情已经好转,不久可以恢复工作。讨论时,叶剑英、汪东兴等坚决反对这种写法,同江青、张春桥发生争执。最后,签署通报的华国锋删去了原稿中“健康好转,可以恢复工作”等文字。

  在这篇仅有七百字的短文中,毛泽东尖锐地揭露了陈伯达等在庐山会议上的所作所为,并且把问题提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唯物史观的高度,成为他自“文化大革命”以来不多见的一篇理论性的文章。

  三月十二日和十三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和通过中央批转陈云、李富春、李先念在国务院扩大会议上讲话的批语等。刘少奇说:这只是我们这里的讨论,毛主席不在北京,我们要立即向他汇报。主席同意,文件就下发,主席不同意,回来再议。③(③邓力群《我为少奇同志说些话》,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10月版,第26页。)

  在西方大国中,美国对华态度的变化最富有戏剧性。美国先是阻挠召开有中国参加的日内瓦会议。日内瓦会议开始后,又在朝鲜和印度支那问题上摆出强硬的姿态。但在会上,美国代表团通过英国代表团成员杜维廉,向中国代表团成员宦乡转达口信,表示愿意就美国在华被扣人员和中国在美留学人员的回国问题进行接触。这是他们第一次表示要同新中国接触。

  病势沉重的毛泽东这时有个心愿:“落叶归根”,回到故乡湖南韶山休养。鉴于毛泽东的身体现状,任何移动都可能对他的生命造成威胁,中央政治局没有同意他的这一要求。

  ①访问张玉凤谈话记录,2000年11月1日。

  七千人大会闭幕以后,毛泽东一直在外地。他在离京前,要田家英整理一下他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二月下旬,田家英带着整理稿到了杭州,见到毛泽东。

  周恩来敏锐地意识到这件事的意义,在请示中央同意后,立刻作出积极的回应。从六月五日至七月二十一日,在日内瓦会议期间,中国代表王炳南和美国代表约翰逊进行了五次接触。从九月二日起又继续在日内瓦举行领事级会谈。这些会谈和接触,虽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但是它结束了中美两国长期隔绝的状态,开始建立起保持接触的官方渠道。仅此一点,它的深远意义和影响就超过会谈本身。

  九月初,毛泽东再度病危,医护人员立即实施抢救并加强监护。中央政治局成员们轮流在毛泽东的住地值班。医护人员通过监护器械紧张地观察血压、心律,呼吸等数据,并随时为他导尿、输氧、输液……

  ②吴德:《庐山会议和林彪事件》,《当代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2期。

  毛泽东对田家英整理的稿子不太满意。二月二十四日凌晨,给田家英写了二个条子,说:“我看还是我的那个原始讲话好。请你即刻通知北京,叫机要室再送一份我的讲话来,我和你每人有一本,两人对照一起修改,有两天就改好了。”①(①毛泽东给田家英的批语,手稿,1962年2月24日。)

  日内瓦会议期间,中美关系能够出现这样一个突破性的进展,又一次证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是大势所趋。这件事也证明了毛泽东所说:西方国家不是“铁板一块”,就是像美国这样的国家也不是没有文章可做。

  从九月七日到八日下午,已在垂危中的毛泽东仍坚持要看文件、看书。七日这天,经过抢救刚苏醒过来的毛泽东示意要看一本书。由于声音微弱和吐字不清,工作人员没能明白是要哪一本书。毛泽东显得有些着急,用颤抖的手握笔写下一个“三”字,又用手敲敲木制的床头。工作人员猜出他是想看有关日本首相三木武夫的书。当把书找来时,他点点头,露出满意的神态。在工作人员帮助下,毛泽东只看了几分钟,又昏迷过去。根据医疗组的护理记录,可以看出:

  ③访问吴法宪谈话记录,1983年11月18日-25日。

  第二天,讲话稿送来了,是一个录音记录。毛泽东花了一天工夫,在记录稿上略作了一些文字修改,完全保持了原来的样子。改出后即交田家英,并批示:“改好了(初步地),请你看一遍,看还有什么错误没有。看完后,即送江青看,然后还我。”②(②毛泽东给田家英的批语,手稿,1962年2月26日。)

  日内瓦会议前后,中国政府在同西方国家逐步改善关系的同时,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改善同亚洲邻国的关系上,争取在新型平等关系的基础上实现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这种新型的平等关系,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八日这一天,毛泽东看文件、看书十一次,共二小时五十分钟。他是在抢救的情况下看文件看书的:上下肢插着静脉输液导管,胸部安有心电监护导线,鼻子里插着鼻饲管,文件和书是由别人用手托着。”⑥

  ④陈伯达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华北组汪东兴发言时的插话记录,1970年8月24日。

  从这时起到三月二十日,毛泽东又先后改了七遍,作了比较多的修改和补充,主要集中在民主集中制问题和认识客观世界问题这两部分。其中有一段话,意思是说,要让群众讲话,哪怕是骂自己的话。骂的结果,无非是自己倒台,降到下级机关去工作。这种下降和调动,不论正确与否,都是有益的,可以锻炼革命意志,可以调查和研究新鲜情况,增加有益的知识。我自己就有这方面的经验,得到很大的益处。毛泽东在修改整理稿时,读到这里,觉得言犹未尽,忽然想起司马迁《报任安书》中的一段话,随手引来:“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引证之后,毛泽东兴致勃勃地发挥了一篇议论。为了引证无误,毛泽东特地嘱咐田家英找来《报任安书》这篇文章,加以校对。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有一个过程。新中国成立前后,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央人民政府十月一日公告等文献里,多次提出要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这些原则,也写入《共同纲领》,作为新中国外交政策的重要部分。这以前,一九四九年一月,毛泽东在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外交问题的指示稿时加写了一段话:“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项,不允许任何外国及联合国干涉中国内政。因为中国是独立国家,中国境内之事,应由中国人民及人民的政府自己解决。”⑦

  毛泽东最后一次看文件,是八日下午四时三十七分。在心律失齐的情况下,看文件时间长达三十分钟,这离他去世只有八个多小时了。

  ⑤中共九届二中全会第六号简报(华北组第二号简报),1970年8月24日。

  经过多次修改和补充,以及文字上的润色,使得这篇讲话内容更丰富,理论色彩更浓,文字也更为流畅。这里顺便说一下.一九六六年二月,即“文化大革命”发动的前夜,中共中央在将毛泽东这个讲话印发给党内干部阅读时,曾经他本人同意,将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公报中的一段话加进去了。这段话是:“已经被推翻的反动阶级,还企图复辟。在社会主义社会,还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这种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①(①《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97页。)

  毛泽东提出的上述外交原则,成为新中国成立以后,同世界各国进行建交谈判所遵循的指导原则。这些,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奠定了基础。

  这天下午六七点钟,毛泽东的血压开始下降,医生采取各种措施维持他的生命。这以后的五六个小时,他已完全无法说话。当晚,他的血压继续下降,心电图显示只有微弱反应,没有明显的心脏跳动。入夜,中央政治局成员分批前往看望处于弥留状态的毛泽东。毛泽东这时还没有完全丧失神志,报告来人姓名时他还能明白。当叶剑英走近床前时,毛泽东忽然睁大眼睛,并动了动手臂,仿佛想同叶说话。叶剑英一时没有察觉,缓步走向房门。这时,毛泽东又吃力地以手示意,招呼叶回来。当叶剑英回到床前时,毛泽东用一只手握住他的手,眼睛盯着他,嘴唇微微张合,似乎有话要讲。但已说不出话来了。⑦

  ⑥李德生:《从庐山会议到“九一三”事件的若干回忆》。见《缅怀毛泽东》(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124-125页。

  毛泽东的心始终牵挂着农业问题。农业“六十条”’下发快一年了,基本核算单位下放的工作,各地正在抓紧进行,农村和农业的情况究竟怎样,“六十条”贯彻执行的情况如何,他非常需要了解。二月二十五日,找来田家英,要他再组织一个调查组,主要了解贯彻执行“六十条”的情况和问题。他指定了四个调查地点,都在湖南。一个是毛泽东的家乡湘潭韶山,一个是刘少奇的家乡宁乡炭子冲,还有湘乡唐家士宅(毛泽东的外祖家)和长沙天华大队(一九六一年刘少奇蹲点的地方)。他嘱咐田家英,要向刘少奇报告一下,问他有什么指示,他那里有什么人参加调查。田家英回到北京,向刘少奇作了汇报。刘少奇表示同意,并且很关心调查组,说湖南三月份天气还很冷,可以向湖南省委借些棉大衣给大家穿。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在中国同印度政府代表团就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的关系问题举行谈判的第一天,周恩来会见印度政府代表团时,代表中国政府第一次提出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他说:“新中国成立后就确立了处理中印两国关系的原则,那就是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处的原则。”⑧

  九月九日零时十分,经连续四个多小时抢救无效,一代伟人毛泽东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⑦访问吴法宪谈话记录,1983年11月18日-25日。

  很快,田家英组织了一个十七人的调查组。三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在武汉东湖招待所接见了调查组全体成员。他兴致很好,谈笑风生,并向调查组提出了几点希望:第一,要同当地干部,省、地、县、社各级干部相结合;第二,不要乱指挥;第三,头脑里不要带东西下去,只带一件东西,就是马克思主义;第四,要做历史的调查,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的观点;第五,看到坏人坏事不要乱说,好的可以说;第六,参加点轻微的劳动。①(①《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增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笫88页)

  这次谈判,于一九五四年四月二十九日结束,在双方签订的《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中,写进了这五项原则。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布《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极其悲痛地宣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名誉主席毛泽东逝世的消息。《告人民书》说:

  ⑧《张耀祠回忆毛泽东》,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年9月版,第95页。

  三月底,田家英带领调查组分别去了韶山、炭子冲和唐家±宅。天华大队一直没有去。

  一九五四年六月下旬,周恩来在日内瓦会议休会期间,应邀访问了印度和缅甸,在先后发表的中印总理和中缅总理的联合声明中,都郑重地写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中印联合声明里还确认:“如果这些原则不仅适用于各国之间,而且适用于一般国际关系之中,它们将形成和平和安全的坚固基础”。⑨

  “毛泽东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半个多世纪以来,他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在同国内外、党内外阶级敌人的长期斗争中,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历史上写下了极其光辉的篇章。他把自己毕生的精力,全部贡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给了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给了共产主义事业。他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毅力,同疾病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在病中继续领导了全党全军和全国的工作,一直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他为中国人民、为国际无产阶级和全世界革命人民立下的丰功伟绩,是永存的。他赢得了中国人民和全世界革命人民衷心的热爱和无限的尊敬。”“毛泽东主席的逝世,对我党我军和我国各族人民,对国际无产阶级和各国革命人民,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是不可估量的损失。”⑧

  ⑨今译为《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这时,毛泽东已经改出七千人大会讲话第七稿。三月二十日,批示将讲话整理稿送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陈伯达征求意见。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确定的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总的方针指导下,总结新中国实行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成功经验的产物,是对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前后提出的建交原则的发展。周恩来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概括、提出和推广,作出了最重要的贡献。

  同日,华国锋、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等三百七十五人组成毛泽东治丧委员会。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布有关毛泽东治丧活动安排的公告。

  ⑩毛泽东:《我的一点意见》,手稿,1970年8月31日。

  四月初,陈伯达同胡绳、吴冷西、邓力群一起,对毛泽东的讲话整理稿通读了一遍,提出一些修改意见。毛泽东采纳了这些意见,并批给刘少奇和邓小平,说:“此件已请陈伯达等几位同志读了一遍,有些修改,我看过了,认为修改得好。现送上请审阅。如认为可用,请交尚昆同志处理。”②(②毛泽东给刘少奇、邓小平的批语,手稿,1962年4月7日。)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与中国毗邻的多数亚洲国家,先后摆脱殖民统治,赢得了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维护国家主权,实现世界和平,是这些国家的共同要求。中国和这些国家在近代经历过类似的遭遇,在这方面有着共同的利益和愿望。这是中国争取同这些国家建立睦邻友好关系的深厚基础。彼此间也存在一些历史遗留问题,最主要的是边界领土、华侨双重国籍等问题。这些问题,既有在以往长期历史中形成的,也有近代以来外国殖民统治留下来的。同时,有些国家由于受帝国主义宣传和西方舆论的影响,对社会主义存有误解,对新中国心怀疑虑和畏惧。能否本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通过友好协商,合理地解决这些历史遗留问题,成为同这些国家建立睦邻友好关系的关键。

  毛泽东逝世的消息播出后,全国各族人民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中。

  毛泽东当然已看出庐山会议这场风波同林彪有密切关系。但林彪是“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副统帅”,又是九大党章刚规定的“接班人”,对林的问题必须采取慎重的态度,而且这场风波的幕后情况还有待进一步弄清,因此,他把批评集中地指向陈伯达一人,而对林彪仍不去触动,而采取保护的态度。在《我的一点意见》的手稿上,最初在讲到陈伯达搞的“天才语录”时曾有一句:“陈伯达摘引林彪同志的话多至七条(应为九条。——引者注),如获至宝。①”但文件印发全会前,他又删去了这句话,并把修改件给林彪看。

  毛泽东对七千人大会讲话稿的修改,至此告一段落。他在修改讲话稿的同时,也十分关注西楼会议以后中央采取的一些举措。

  毛泽东全面地分析了形势,决心高举维护和平、睦邻友好这两面旗帜,首先争取同印度、缅甸这两个有影响的亚洲国家建立友好关系,以此带动同整个周边国家建立友好关系。

  九月九日至十八日,全国各地和中国驻外使领馆及其他驻外机构下半旗志哀,并停止一切娱乐活动。

  九月一日,毛泽东在有各组召集人参加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上指出:凡是在这次庐山会议上发言犯了错误的人,可以作自我批评、检查。会上,他点了陈伯达的名,要他作检查,还要林彪召集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开会,听取他们的检查。②

  三月十三日,毛泽东在武汉回复刘少奇、邓小平:十六日来面谈一次,商议当前财经工作和给苏共中央复信等国际问题。十五日,又提出要周恩来和刘、邓一同来,并带上准备提交全国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稿。

  一九五四年十月十九日至三十一日,印度总理尼赫鲁访问中国。这是非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首脑第一次来华访问,而且是一个亚洲大国。毛泽东极为重视,同他举行了三次会谈。中方参加会谈的有: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宋庆龄、陈云和驻印大使袁仲贤。

  九月十一日至十七日,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毛泽东主席吊唁仪式,党和国家领导人守灵。中共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央党政军机关和北京市等各方面负责人、在北京的国际友人、首都工农兵以及其他各方面的群众代表三十多万人参加吊唁,并瞻仰毛泽东遗容。六十多个国家和政党团体献了花圈。全国各机关、部队、厂矿、企业、商店、人民公社、学校、街道等基层单位,分别举行各种悼念活动。

  毛泽东提出由林彪出面,对有关当事人进行批评,实际上也是给林彪等找个下台阶的机会。全会闭幕当天(九月六日)上午十一时,周恩来约集各组正、副组长,传达了毛泽东指示的主要精神:“加强团结,共同对敌,拥军爱民,读几本书,各作自我批评,严守党纪军纪。③”在这里提出“拥军爱民”,自然有要正确处理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关系的意思在内。但直到庐山会议结束,林彪以及吴法宪等并没有打算真正认识和揭露问题,更没有作出像样的检讨。他们只是在应付毛泽东。据吴法宪后来说:“我们在叶群家开了会。叶群定了原则,要检讨,主要是我(指吴法宪。——引者注),但是第一不涉及林彪,第二不涉及黄永胜,一定要把林、黄保下来。④”情况显然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全弄清。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决定先结束全会。

  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三月十六日到达武汉,当天晚上,就在东湖招待所向毛泽东汇报十二日、十三日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情况。随即,毛泽东看了陈云、李富春、李先念的讲话稿。十七日,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开会,同意转发三人讲话(发至省军级),同意陈云担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后来周恩来谈到这次汇报情况时说:“今年七千人的干部会议之后,在西楼开会,陈云同志讲了话,少奇同志作了结论,主席也同意,就是说,调整时期要成为一个阶段。今后十年要划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调整,主要的内容就是恢复。不仅是农业的恢复,工业也要恢复。”又说:“七千人的干部会议之后,陈云同志讲了话,少奇同志讲了话,后头到武昌向主席汇报,成立了财经小组。”①(①周恩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2年5月11日。)

  十月十九日,第一次会谈。谈什么?毛泽东经过考虑后,确定以东方国家的共同点作为会谈的主题。一开场,毛泽东就说:

  九月十八日下午,首都各界群众百万人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以最隆重的仪式举行“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追悼大会”。下午三时,追悼大会开始。在悲壮的哀乐声中,全场肃立,向天安门前毛泽东的遗像默哀。接着,军乐团高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和《国际歌》。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在大会上致悼词,他说:“几天来,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都为毛泽东主席逝世感到无限的悲痛。伟大领袖毛主席毕生的事业,是同广大人民群众血肉相联的。长期受压迫受剥削的中国人民,是在毛主席的领导下翻身作了主人。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是在毛主席的领导下站立起来了。中国人民衷心地爱戴毛主席,信赖毛主席,崇敬毛主席。国际无产阶级和进步人类,都为毛主席的逝世而深切哀悼。”悼词回顾和缅怀了毛泽东的生平业绩,提出:“中国人民的一切胜利,都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毛泽东思想的光辉,将永远照耀着中国人民前进的道路。”悼词最后说:“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一定要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化悲痛为力量,继承毛主席的遗志,‘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将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⑨”追悼大会在庄严的《东方红》乐曲声中结束。

  九月六日下午,九届二中全会举行闭幕式。毛泽东要林彪主持闭幕会议。这时,主席台上已没有陈伯达。全会基本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批准国务院关于全国计划会议和一九七0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中央军委关于加强战备工作的报告,并宣布对陈伯达进行审查。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周恩来讲毛泽东同意西楼会议,只是说“调整时期要成为一个阶段”,而没有说对形势的估计问题。刘、周、邓向毛汇报时,关于对形势的估计问题,毛泽东没有表态,实际上是有保留的。而到一九六二年八月北戴河会议上,在形势估计问题上的不同看法就十分清楚了。

  “我们所有东方人,在历史上都受过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欺侮。”“中国受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欺侮有一百多年。你们的国家受欺侮的时间更长,有三百多年。现在日本人也处在受压迫的境地。因此,我们东方人有团结起来的感情,有保卫自己的感情。”“尽管我们在思想上、社会制度上有不同,但是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共同点,那就是我们都要对付帝国主义。”“此外,尼赫鲁总理知道,我们的国家不是一个工业国,而是一个农业国。我国的工业水平比印度还低。我们要努力十年二十年之后才能取得一些成绩。帝国主义国家现在是看不起我们的。我们两国的处境差不多,这也是东方国家的共同处境。”

  毛泽东追悼大会的实况,通过电视和广播电台传遍全国所有城乡。在工厂矿山,在行进的列车里,在江河海洋的轮船和军舰上,汽笛长鸣,人们就地肃立默哀。

  闭幕会上,周恩来、康生发言后,毛泽东分别就党的路线教育、高级干部学习和党内外团结问题发表讲话。他说:

  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于三月十八日返回北京。

  对毛泽东的话,尼赫鲁立即作出积极的回应。他说:“你说得一点也不错。过去二百多年来,我们两国和亚洲其他国家都遭受外来殖民主义国家的压迫和统治。这是我们两国共同的经历,也是其他亚洲国家的共同经历。我们有许多共同的地方,这不仅是有过去的联系,而且由于近代都受到殖民主义的统治”。“自古以来我们就有许多共同的地方,现在的问题也是共同的。主席说得对,我们两国工业落后,这是共同的。我们都想尽快发展我们的各自的国家。”

  二百多个国家、政党和组织及其领导人发来唁电、唁函,向中国党和政府表示深切哀悼,对中国和世界的杰出政治家毛泽东主席表示深深敬意。朝鲜等三十多个国家和政党举行了追悼活动,法国、坦桑尼亚等国家的一些城市街头出现上万民众的悼念游行。九月九日,联合国总部下半旗志哀。十日,联合国安理会为毛泽东主席逝世发出唁电。二十一日,在联合国第三十一届大会开幕式上,与会一百四十多个国家的代表为悼念毛泽东主席肃立默哀。

  “现在不读马、列的书了,不读好了,人家就搬出什么‘第三版’(指陈伯达编辑的《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中所收恩格斯为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德文第三版作的序言。——引者注)呀,就照着吹呀。那末,你读过没有?没有读过,就上这些黑秀才的当。有些是红秀才哟。我劝同志们,有阅读能力的,读十几本。基本开始嘛,不妨碍工作。……你不读点,你就不晓得。这次就是因为上当,得到教训嘛,人家是哪一个版本,第几版都说了,一问呢?自己没有看过。”

  三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回到北京,准备出席三月二十七日至四月十六日召开的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

  毛泽东又说:我们两国“着重的不是思想和社会制度方面的不同,而是我们的共同点”。

  就在全国人民深切哀悼毛泽东的时候,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加紧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十月上旬,中共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江青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持续十年的动乱。在这场斗争中,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起了重要作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热烈欢呼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

  “不讲团结不好,不讲团结得不到全党的同意,群众也不高兴。”“所谓讲团结是什么呢?当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之上的团结,不是无原则的团结。提出团结的口号,总是好一点嘛,人多一点嘛!”

  最高国务会议第十八次会议的第一次会议是在三月二十一日召开的,刘少奇在会上根据七千人大会和西楼会议的精神,作了关于目前形势和应当采取的方针政策的报告。毛泽东出席了四月九日的第二次会议,先听了讨论刘少奇报告的发言,然后讲话。

  尼赫鲁紧接着说:“是的,我们着重的是共同点。”“在印度,五项原则被认为不仅适用于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也适用于其他各国之间的关系。”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国共产党召开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的历史性转折,标志着党和国家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

  谈到庐山会议上出现的这场风波时,他情绪有些激动地说:

  在三月二十一日的会议上,刘少奇将几年来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一一列出,并且指出,缺点、错误由中国共产党负责,在中国共产党又是由中央负责,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负责人士没有责任或者责任很小。对此,与会者反应十分强烈,对中国共产党承认错误、承担责任的精神深受感动。张治中更有深切的感受。他说:“我这个人跟国民党蒋介石的关系二十五年之久,我作为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也有十几年之久,我就从没听过蒋介石讲过自己的缺点、错误。不论在大会上、小会上,他总是骂街,骂这个人不对,骂那个人不对,好发脾气,好骂人。有个故事,我记得清清楚楚,恐怕在座的也有人知道。国民党开全国代表大会的时候,他也在大会上骂人。当时会场上不晓得什么人写了一个条子,写了两句话。这两句话是《书经》上的:‘万方有罪,朕躬有责’①(①见《论语•尧日篇》,原文是:“万方有罪,罪在朕躬”。又见《书经•汤诰》,原文是:“其尔万方有罪,在予一人”。),蒋介石把它改成‘朕躬有罪,万方有责’。这句话传遍了全场。”②(②最高国务会议第十八次会议第二次会议记录,1962年4月9日。)

  毛泽东说:“应当把五项原则推广到所有国家的关系中去。”“问题是有些大国不愿受约束,不愿像我们两国那样,根据五项原则订立协定。”⑩

  一九八0年八月,邓小平会见意大利记者法拉奇。当谈到毛泽东时,邓小平深情地说:“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他接着说:“毛主席最伟大的功绩是把马列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指出了中国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应该说,在六十年代以前或五十年代后期以前,他的许多思想给我们带来了胜利,他提出的一些根本的原理是非常正确的。”他又说:“尽管毛主席过去有段时间也犯了错误,但他终究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拿他的功和过来说,错误毕竟是第二位的。他为中国人民做的事情是不能抹煞的。从我们中国人民的感情来说,我们永远把他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⑩”

  “庐山是炸不平的,地球还是照样转。极而言之,无非是有那个味道。我说你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听你的。你就代表人民?我是十几年以前就不代表人民了。因为他们认为,代表人民的标志就要当国家主席。我在十几年以前就不当了嘛,岂不是十几年以来都不代表人民了吗?我说谁想代表人民,你去当嘛,我是不干。你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干,你有啥办法呀?”⑤

  七位与会者发言后,大家要求毛泽东讲话。毛泽东作了一个不长的讲话。

  ①《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32-335页。

  一九八一年六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由邓小平主持起草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统一了全党的思想,成功地实现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决议》科学地评价和总结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指出:

  主持会议的林彪最后简单地说了几句话:“这个会议整个进程中间都是主席亲自指导的。会议过程中间出现的问题,主席很敏锐地发现了,顺利地解决了。这个会,可能成一个是团结的会,还是个分裂的会?经过主席的这种指导,依然变成了一个团结的会,胜利的会。”⑥

  他说:“今年一月间,我们开了一个党的干部会议,有六七千人。在这个会议中间,可以说对过去的工作,犯了哪一些错误,有哪一些成绩,经验教训多少条,作了一个初步的总结。这些总结,究竟正确不正确,要在今后的实践中间去考验。”

  ②苏新国家,指苏联和东欧新民主主义国家。

  “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他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九月九日下午,心绪难以平静的毛泽东离开庐山。

  在讲民主集中制的时候,毛泽东说了这样一段话:“民主集中制是一种制度,也是一种方法,就是要让人家讲话,要听不同的意见。这次人大开会,不是开了好久吗?三个礼拜。还是从前讲过的,叫做不戴帽子,不抓辫子,不打棍子。现在我们党内党外都实行这三条。讲错话不要紧。从前老是讲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事实上没有实行,言者还是有罪。右派猖狂进攻,不得不反,你不反怎么办呀?但是带来一个缺点,就是人家不敢讲话了。刚才不是有一位同志说了嘛,政治上不敢讲话,工作上不敢负责,学术上不敢争鸣。要实行民主集中制是很不容易的,要造成一种气氛,现在逐步在造成这种气氛。”

  ③毛泽东在第一届全国政协常委会第57次会议上的讲话要点,1954年7月8日。

  “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把中国长期革命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我党许多卓越领导人对它的形成和发展都作出了重要贡献,毛泽东同志的科学著作是它的集中概括。”“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它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

  九届二中全会离九大不过一年多时间。然而,竟酿成全会上这样大的一场“风波”,使与会的大多数人卷入其中。这是毛泽东始料所不及的。全会不可能延期太久,有着丰富政治经验的毛泽东,对会上暴露出来的严重问题决不会轻易放过。他需要继续弄清情况,需要继续观察事态的发展,在弄清情况后再进一步作出判断和采取措施。

  在谈到当前的困难时,毛泽东说:“现在有困难,不能说现在困难很小,现在有相当大的困难。但是,正如好几位朋友所讲的,困难正在被克服中,过一个过程以后看现在的情况,就比现在看现在的情况会要不相同。事物不断地走向它的反面。”

  ④《顾维钧回忆录》第11分册,中华书局1990年8月版,第116页。

  《决议》将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概括为三个基本方面,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

  离开江西庐山后,毛泽东的专列先到长沙,停在支线休息。十五日到了武汉。十六日,他批阅了汪东兴就庐山会议上跟着主张要毛泽东当国家主席所犯错误而写的第二次书面检讨,并约汪东兴谈话。毛泽东说:“他们(指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引者注)在各组一起动作,煽动,他们几个,还有黄永胜报名要发言,都用了语录,但他们的简报(指华北组以外的简报。——引者注)未发。一说不行了,记录就收回,这当中好像是有点名堂”。又说:“我劝林应好好地想一想,表一个态嘛!今天未想通,待想通后表态也可以。”他还嘱咐汪东兴回京后把他对汪东兴检讨的批示面交林彪、周恩来、康生等阅读,并转告他的这些意见,以“争取犯错误的人早点觉悟”。⑦

  最后,他归结了一下自己的讲话:“我这个话很短,主要就是这些话:单有总路线还不够,还要有一整套的具体政策。而这一整套的具体政策,要经过一个过程才能制定出来。要制定,就需要作调查研究,要走群众路线,要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要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这是老话,老生常谈,这个常谈里头有真理。”①(①最高国务会议第十八次会议第二次会议记录,1962年4月9日。)

  ⑤毛泽东等同艾德礼率领的英国工党代表团谈话记录,1954年8月24日。

  《决议》指出:“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它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在指出对待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上存在的两种错误倾向后,《决议》写道:

  九月十九日,毛泽东回到北京。当天他找陈先瑞、吴德谈话。一开始就问:庐山开会你们传达了没有?接着说:“庐山开会,有人反对现在修改的宪法,这是康生、春桥他们搞的,是按我的意思写的。天才问题,关于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继承、捍卫、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九大新党章起草时和这次修改宪法,康生等同志几次写上,三个副词我都勾掉了。不设国家主席,也是我提的。陈伯达明明白白知道这件事,而他却说这是反对我的。”“要读几本马列主义的书,三十本多了,可选读一些,使大家知道马列主义是怎样发展起来的。不要以为马、恩、列宁是外国的,就不读了。”⑧

  毛泽东讲这些话的时候,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正在召开。他表示希望这次人代会能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充分发扬民主,开成一次生动活泼的大会。

  ⑥毛泽东同印度总理尼赫鲁第二次谈话记录,1954年10月23日。

  “这两种态度都是没有把经过长期历史考验形成为科学理论的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同志晚年所犯的错误区别开来,而这种区别是十分必要的。我们必须珍视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一切积极成果,在新的实践中运用和发展这些成果,以符合实际的新原理和新结论丰富和发展我们党的理论,保证我们的事业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轨道继续前进。”⑾

  几天后,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在汪东兴已经作出书面检讨的情况下,要求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在想通后“写一书面检讨,揭露事实真相,与陈(伯达)完全决裂”。⑨过了一个星期,吴法宪向毛泽东交上第一篇书面检讨。吴在检讨中先说:“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我犯了严重的错误,干扰了主席,干扰了主席亲自主持的二中全会,干扰了林副主席,破坏了主席教导的要把全会开成团结的会、胜利的会的方针,我内心万分沉痛。”但对这样做的原因,仅仅说是“由于我对陈伯达这个坏人没有识破,盲目地认为他读的书多,是‘理论家’,所以对他搞的语录就相信,根本没有通过自己的脑子想一想是否对,在发言时就念了这些语录,上了当,受了骗”,是自己“政治上极端幼稚”的表现。⑩这不只是避重就轻,而且是在蓄意掩盖他们幕后策划的事实真相。

  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结束后,刘少奇、周恩来等继续着力抓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

  ⑦毛泽东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外交问题的指示稿时加写的话,手稿,1949年1月。

  邓小平在起草这个《决议》时斩钉截铁地指出:“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要看到这个全局。这是我们从决议起草工作开始的时候就反复强调的。决议稿中阐述毛泽东思想的这一部分不能不要。这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的很大的政治问题。如果不写或写不好这个部分,整个决议都不如不做。⑿”

  ①毛泽东:《我的一点意见》,手稿,1970年8月31日。

  四月十六日,刘少奇致信毛泽东,说:“最近,我要邓力群找陈云同志几年来有关经济工作的一些意见来看,他找来了,并搞了一个摘要。我只看了这个摘要。现特送上,请主席看看。此外,陈云同志在今年三月七日财经小组会议上的讲话,也提出了一些很重要的意见,很值得一看。”同时提出:“以上几个文件,已要办公厅发给中央常委、书记处和中央财经小组各同志。是否还要发给其他同志?请主席阅后酌定。再征求陈云同志意见。”②(②刘少奇给毛泽东的信,手稿,1962年4月16日。)毛泽东看了陈云三月七日的讲话,重要之处还画了杠杠。但对刘少奇的信没有表态。

  ⑧周恩来会见印度政府谈判代表团的谈话记录,1953年12月31日。

  以后的十几年里,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下,经历改革开放的中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各项事业蓬勃发展、蒸蒸日上,取得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

  ②汪东兴:《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77年11月版,第51页。

  四月二十三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周恩来报告了中央财经小组讨论一九六二年国民经济调整计划的情况。刘少奇又谈了如下一些意见:(一)国民经济有全面失调的问题,要全面调整。(二)要有秩序地撤退。不然,搞乱了,党会失掉威信。(三)现在要讲清形势。看来,对形势还估计不足,不是过分。在经济上没有大好形势。所谓大好形势,是指政治上,表现在党的团结,人民的团结。如果对形势认识不一致,就会发生不团结。但是,在讲形势时,不要讲得人心惶惶。①(①程子华在中共国家计委党组会议上传达刘少奇在讨论1962年国民经济调整计划时的讲话的记录,1962年4月25日。)

  ⑨《中印两国总理联合声明》,1954年6月28日。见1954年6月29日《人民日报》。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迎来了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

  ③周恩来、康生给毛泽东的信,手稿,1970年9月6日。

  四月上旬,中央财经小组曾经多次讨论国家计委关于一九六二年国民经济计划调整方案。在周恩来主持下,把讨论意见整理成《中央财经小组关于讨论一九六二年调整计划的报告(草稿)》。四月二十五日,周恩来将修改后的报告稿的第一部分报送毛泽东。他在信中说:“昨晚谈到的那个财经小组报告第一部分,现在改好,请予审阅。这个报告要点,昨晚已大略谈过,在主席看过后,望能约常委(林总②(②林总,指林彪。)已回京)和先念、康生各同志一谈,并给我们指示,以便好继续进行准备开会③(③指定于1962年5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的工作。报告的主要内容均已写在第一部分里,其他部分只是发挥第一部分的论点,不看也可谈的。”④(④周恩来给毛泽东的信,手稿,1962年4月25日。)

  ⑩毛泽东同印度总理尼赫鲁的第一次会谈记录,1954年10月19日。毛泽东的谈话内容,见《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163-165页。

  这天,首都各界代表一万多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毛泽东同志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大会”,江泽民总书记在会上讲话。他阐述了纪念毛泽东的重要意义,正确地评价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他说:

  ④访问吴法宪谈话记录,1983年11月18日-25日。

  五月一日,毛泽东看完这个报告的第一部分,写了一个批语:“此件更切实际一些,可以供五月上旬有各大区书记参加的中央小型会议讨论的基础。”①(①毛泽东对周恩来来信的批语,手稿,1962年5月1日。)

  十月二十一日晚,印度驻华大使赖嘉文在北京新侨饭店为尼赫鲁总理访华举行宴会。毛泽东应邀前往出席,格外引人注目。席间,毛泽东继续就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个话题,同尼赫鲁交换意见。

  “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集会,纪念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着,中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诞辰一百周年。”

  ⑤毛泽东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闭幕式上的讲话记录,1970年9月6日。

  五月二日,毛泽东离京南下,先后到了上海、杭州、长沙、武汉、郑州、济南、天津,七月六日返回北京。

  毛泽东说:“我们在合作方面得到一条经验:无论是人与人之间、政党与政党之间、国与国之间的合作,都必须是互利的,而不能使任何一方受到损害。如果任何一方受到损害,合作就不能维持下去。正因为这个原因,我们的五项原则之一就是平等互利。”尼赫鲁点头称是。

  “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十四大精神指引下,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正在坚持不懈地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努力奋斗。社会主义中国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民族团结,社会进步,一派生机蓬勃。在这样的形势下,纪念毛泽东同志,回顾我们党和国家的历史,我们更加深切地感到,正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为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中国,建立了开创性的、不可磨灭的功勋。”

  ⑥林彪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闭幕式上的讲话记录,1970年9月6日。

  为了进一步统一全党思想,进一步调整一九六二年国民经济计划,五月七日至十一日,由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在京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成员,各中央局第一书记,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负责人。会议着重讨论了《中央财经小组关于讨论一九六二年调整计划的报告(草稿)》。在最后一天的会上,周恩来讲了当前的经济形势和方针任务等问题,邓小平讲了当前的中心工作和甄别平反问题,朱德讲了农村工作问题,刘少奇讲了当前的经济形势和当前工作中应该注意的问题。

  毛泽东又说:“国与国之间不应该互相警戒,尤其是在友好的国家之间。像我国同美国这样互相警戒着是不好的。我们是信任印度的,印度是使我们可以睡得好觉的。”①在两天前的会谈中,他曾经对尼赫鲁说:美国把防线摆在南朝鲜、台湾、印度支那,“这使得我们很难睡稳觉”。②

  “毛泽东同志最伟大的历史功绩,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领导我们党和人民,找到了一条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道路,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结束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接着,他又从中国实际出发,开始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在党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中国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国从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进入到社会主义新时代。一个受帝国主义掠夺和奴役的国家,变成一个享有主权的独立的国家。一个四分五裂的国家,变成一个除台湾等岛屿外实现统一的国家。一个人民备受欺凌压迫的国家,变成一个人民当家作主、享有民主权利的国家。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变成一个走向经济繁荣、全面进步的国家。一个在世界上被人们看不起的国家,变成一个受到国际社会普遍尊重的国家。所有这些,都是建立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本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条件,为我国迈向光明的未来奠定了坚实基础。”

  ⑦汪东兴:《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62-65页。

  周恩来在讲话中,对形势的估计,仍然重申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书面报告所作的分析,即从全国来说,最困难的时期已经基本渡过了,但是目前还是处在一个严重困难的时期。他估计,调整的时期要相当长,一般地说,第三个五年计划恐怕就是个调整时期。②(②中央工作会议记录,1962年5月11日。)

  十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和尼赫鲁在中南海颐年堂举行第二次会谈。

  “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深深地扎下了根。毛泽东思想是完整的科学思想体系。它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革命军队建设、军事战略和国防建设,政策和策略,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党的建设等广泛的方面,以独创性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永远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宝库和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永远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行动指南。”

  ⑧毛泽东同陈先瑞、吴德谈话记录,1970年9月19日。

  邓小平在讲话中指出:“这次各方面的问题都摆出来了,要做的事情很多,恐怕中心任务是两个:一个是减少两千万城市人口,一个是加强农村生产队的工作。这两件事都不能抓迟了。”“我们有了粮食、棉花和其他东西,才翻得了身,这些东西要靠生产队拿出来。减少城市人口的工作也涉及生产队的问题,安置城市人口就要靠生产队。”

  在第一次会谈结束前,毛泽东曾对尼赫鲁说,如果有机会,想共同讨论一下“战争作为政策的工具是否有利益的问题”。这成了第二次会谈的主题。

  “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是近代以来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毛泽东同志在艰苦漫长的革命岁月中,表现出一个革命领袖高瞻远瞩的政治远见,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得心应手的斗争艺术和驾驭全局的领导才能。他是从人民群众中成长起来的伟大领袖,永远属于人民。毛泽东同志的革命精神具有强大的凝聚力,他的伟大品格具有动人的感染力,他的科学思想具有非凡的号召力。他和他的战友们所创造的彪炳史册的丰功伟绩,为世界一切正直的人们所尊重。他的革命实践和光辉业绩已经载入史册。他的名字、他的思想和精神永远鼓舞着中国共产党人和各族人民,继续推动着中国历史的前进。毛泽东同志作为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毛泽东同志永远生活在我们中间,我们要认真学习他的科学著作,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是我们党的骄傲,是我们国家的骄傲,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我们对毛泽东同志永远怀着深深的尊敬和爱戴之情!”⒀

  ⑨周恩来关于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四人检讨问题给毛泽东的信,手稿,1970年9月22日。

  邓小平从千头万绪的工作中,抓住了两个最关键的问题,提纲挈领,一目了然。善于抓要点,是邓小平的一个重要工作方法。他还特别强调甄别平反工作,他说:“最近中央发了一个关于甄别平反工作的文件,请大家注意。干部的甄别平反,对于调动干部的积极性,特别是调动县以下农村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很重要。”“现在,大家都赞成这个办法,就是全国县以下,首先是农村,来个一揽子解决。就是说,过去搞错了的,或者基本搞错了的,统统摘掉帽子,不留尾巴,一次解决。”①(①《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318、319页。)

  在讨论中,毛泽东和尼赫鲁发生了意见分歧,相持不下。尽管如此,这场友好的争论,并没有妨碍他们在共同面对的任务方面达成共识。这就是:不应该再打大战,应该长期和平,应该共同努力来防止战争,争取持久的和平。

  斗转星移,世界和中国已经大踏步地跨入新千年和新世纪。

  ⑩吴法宪向毛泽东写的书面检讨,原件,1970年9月29日。

  刘少奇的讲话,带有总结性质。他重申自西楼会议后他对经济形势的基本估计,说:“目前的经济形势到底怎么样?我看,应该说是一个很困难的形势。从经济上来看,总的讲,不是大好形势,没有大好形势,而是一种困难的形势。”“我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讲了这样一句话: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这一句话,现在大家都抓到了。最困难的时期是不是已经过去了?恐怕应该说,有些地区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但在城市里面,在工业中间,最困难的时期还没有过去。”他认为,“现在的主要危险还是对困难估计不够”。②(②《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444—446页。)

  毛泽东说:“我们现在需要几十年的和平,至少几十年的和平,以便开发国内的生产,改善人民的生活。我们不愿打仗。假如能创造这样一个环境,那就很好。凡是赞成这个目标的,我们都能同它合作。”又说:“尼赫鲁总理到中国来已经有几天了,一定已经知道了我们的情况。我们现在正执行五年计划,社会主义改造也正在开始。如果发生战争,我们的全盘计划就会打乱。我们的钱都放在建设方面了。如果发生战争,我们的经济和文化计划都要停止,而不得不搞一个战争计划来对付战争。这就会使中国的工业化过程延迟。”③

  “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在世界最大的广场--北京天安门广场上,作为新中国的象征、当年由毛泽东亲手升起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正面毛泽东题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八个烫金大字熠熠闪光。广场南面,松柏环抱的毛主席纪念堂庄严肃穆,它年复一年地迎接着排着长长行列、从四面八方前来瞻仰的人流。广场北面,天安门城楼中央巨幅画像上的毛泽东凝视着前方,注视着他深爱的祖国和人民。

  吴法宪的检讨在毛泽东那里搁了半个月。十月十四日,毛泽东终于写下口气严厉的批语:“作为一个共产党人,为什么这样缺乏正大光明的气概。由几个人发难,企图欺骗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有党以来,没有见过。”“办事组(指军委办事组。——引者注)各同志(除个别同志如李德生外)忘记了九大通过的党章、林彪同志的报告(指林彪在九大所作政治报告。——引者注),又找什么天才问题,不过是一个借口。”对吴法宪检讨中所说犯错误原因旁批道:“这些话似乎不真实。”批语还驳斥了所谓“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的说法,指出:“什么伟大谦虚,在原则性问题上,从来没有客气过。要敢于反潮流。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在庐山,我的态度就是一次反潮流。”对吴法宪检讨中讲到他将陈伯达所编“天才语录”,“打印了几份,给了办事组几个同志”,毛泽东特别注意,在下面画了横线,对其中的“给了办事组几个同志”下面更画了双道横线。他还写道:“我愿意看见其他宣讲员的意见”。①

  这次会议确定进一步调整一九六二年计划的各项指标。中央财经小组吸取会议讨论的意见,修改和充实了《关于讨论一九六二年调整计划的报告》。这个报告,对经济形势作出比较清醒的分析,提出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措施,使一九六二年的国民经济计划指标建立在切实可行的基础上,对于下最大决心一心一意搞经济调整,起了重要作用。

  在和毛泽东会谈期间,尼赫鲁还和周恩来举行了四次会谈。通过这些会谈,进一步巩固了不久前两国政府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的关系问题的谈判以及周恩来总理访印的成果。

  “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必须准备进行同过去时代的斗争形式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的斗争。为了这个事业,我们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并且同今后世界革命的具体实际,尽可能好一些地结合起来,从实践中一步一步地认识斗争的客观规律。”⒁

  第二天,毛泽东又阅批了叶群十三日送来的书面检讨。叶群在检讨中同样称自己是上了陈伯达的当,对陈伯达的斗争“不够有力”,“也讲了天才问题,本来不准备发言,后来听其他同志发了言,又听说会议快要转到讨论国民经济计划问题,自己也憋不住了,也讲了这个问题。由于情况没有核实清楚,误以为主席思想的贯彻受到阻碍,发言时很激动。”“动机是出于对主席和主席思想的热爱,但效果是很不好的”。②显然,这些都是欲盖弥彰的解释。

  周恩来为中共中央主持起草了批发这个报告的指示,于五月十九日连同中央财经小组的报告一起,请李富春阅后立即送毛泽东审批。他在信中说:“如主席一时无暇看,最好先阅指示,由田(家英)或林(克)阅后将报告大意说给主席听听,看这个文件可否照中央指示发下。报告第一部分,主席在京时已看过。在五一节政治局常委会上,主席说同意这个方针。这次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①(①指1962年5月7日至11日的中央工作会议。),就是按这个方针开的。主席如有暇,希望能约富春同志(他现在上海)去杭州当面报告一次。这两个文件,主席如同意发,请告田或林以电话告尚昆办。”②(②周恩来给毛泽东的信,手稿,1962年5月19日。)

  尼赫鲁访华,还有一个目的,是想就拟议中的亚非会议取得中国政府的支持。

  这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西侧的人民大会堂里对七千多名党政军领导干部讲过的一段话。

  毛泽东在批语中尖锐地提出:“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他批评叶群等:“爱吹不爱批,爱听小道消息,经不起风浪。”“一个倾向掩盖着另一个倾向。九大胜利,当上了中央委员,不得了了,要上天了,把九大路线抛到九霄云外,反九大的陈伯达路线在一些同志中占了上风。”“不提九大,不提党章,也不听我的话。陈伯达一吹,就上劲了。军委办事组好些同志都是如此。”关于“天才”问题,毛批道:“多年来不赞成读马、列的同志们,为何这时又向马、列求救,题目又是所谓论天才,不是在九大论过了吗?为何健忘若此?”在叶群说到对陈伯达的斗争“不够有力”旁,毛泽东批道:“斗争过吗?在思想上政治上听他的话,怎么会去同他斗争?”叶群检讨中讲到“在北戴河时连续接了几个这方面的电话”,毛泽东看出此中大有文章,反映出事前是经过密商的,在下面画了两道横线。尽管对吴法宪、叶群的书面检讨十分不满意,毛泽东这时仍强调:“党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除了陈伯达待审查外,凡上当者都适用。”③

  五月二十四日,毛泽东看过两个文件后,批示:“退总理,照办。”③(③毛泽东对《中共中央转发中央财经小组(关于讨论一九六二年调整计划的报告)的指示》稿的批语,手稿,1962年5月24日。)

  印度是亚非会议的五个发起国之一。一九五四年四月二十八日至五月二日,缅甸、锡兰④、印度、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五国总理,在锡兰首都科伦坡开会,印度尼西亚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提出召开亚非会议的倡议,得到与会国的赞同。但在会下,印度总理尼赫鲁和缅甸总理吴努,对亚非会议能否开成还存有疑虑。

  今天,中国各族人民,正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百倍的信心和大无畏的气概,沿着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开创的社会主义道路,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继续阔步前进。

  毛泽东把吴、叶两人的检讨以及他所写的批语都批给了林彪阅。但他所期待的林彪本人的“表态”,却始终不见动静。于是,毛泽东又采取了一系列敦促性举动。用他的话来说,叫作“挖墙角”、“甩石头”、“掺沙子”。

  当尼赫鲁谈到亚非会议问题时,周恩来十分明确地表示:我们支持印尼总理创议的亚非会议,支持尼赫鲁总理对亚非会议的赞助,我们愿意参加这个会议。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十一月中旬,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指示中说:“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陈伯达采取了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制造谣言,欺骗同志的恶劣手段,进行分裂党的阴谋活动。④”同时,向党内地、师级以上领导小组或核心小组印发《我的一点意见》一文,使党的高、中级干部对庐山会议的情况有所了解。“批陈整风”运动由此展开。

  十月二十六日,在尼赫鲁去华东、华南参观访问的前一天,毛泽东同他举行第三次会谈。会谈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

  坐落在北京西长安街北侧、和中南海比邻的北京电报大楼钟楼,每天都定时奏响这支庄严而雄浑的乐曲,仿佛是在深情地诵读毛泽东——这位二十世纪伟人的史诗般的人生篇章。

  十二月十六日,毛泽东对第三十八军党委检举揭发陈伯达反党罪行的报告作出批示,建议北京军区党委召开会议,各师要有人到会,“讨论为何听任陈伯达乱跑乱说,他在北京军区没有职务,中央也没有委任他解决北京军区所属的军政问题,是何原因陈伯达成了北京军区及华北地区的太上皇?”⑤不久,他又点名要黄永胜、李作鹏参加北京军区的批陈会议(通称“华北会议”),观察他们在会议上的态度。

  会谈一开始,就带有惜别的气氛。

  ①张玉凤:《毛泽东、周恩来晚年二三事》。见《炎黄子孙》1989年第1期。

  十二月十八日,毛泽东在他的书房里饶有兴致地接待了他的美国老朋友埃德加·斯诺,同他进行了话题广泛的交谈。其中多次谈到关于“个人崇拜”和“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以下是两个人的一段对话:

  尼赫鲁(对在座的周恩来):“我想周总理一定知道法国的一句话:‘离别好像是使人死去一部分一样。’”

  ②据叶剑英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1977年3月22日。

  “毛:现在就不同了,崇拜得过分了,搞许多形式主义。比如什么‘四个伟大’,‘GreatTeacher,GreatLeader,GreatSupremeCommander,GreatHelmsman’(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Teacher’,就是教员。因为我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其他的一概辞去。

  毛泽东:“大约两千多年前,中国的一个诗人屈原曾有两句诗:‘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

  ③毛泽东写给华国锋的话,手稿,1976年6月25日。

  斯:过去是不是有必要这样搞啊?

  尼赫鲁:“主席刚才引用的两句诗,不仅适用于个人,而且也适用于国与国之间。我们两国经过了很久的时期以后,又相遇了,因此第二句诗特别能适用。”

  ④1976年7月11日《人民日报》。

  毛:过去这几年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现在没有必要,要降温了。

  毛泽东:“尼赫鲁总理这次来访,一定会看出来,中国是很需要朋友的。我想印度也是需要朋友的。”

  ⑤《大地》2002年第12期。

  ……

  毛泽东重申了前两次会谈中阐明的一些观点,对中印两国首脑的多次会谈作了总结。

  ⑥林克、徐涛、吴旭君著:《历史的真实》,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154页。

  斯:对于人们所说的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我的理解是:必须由一位个人把国家的力量人格化。在这个时期,在文化革命中间,必须由毛泽东和他的教导来作为这一切的标志,直至斗争的终止。

  谈到两人在战争问题上的争论,毛泽东说:“朋友之间有时也有分歧,有时也吵架,甚至吵到面红耳赤。但是这种吵架,和我们同杜勒斯的吵架,是有本质上的不同的。”“我们是一个新中国,虽然号称大国,但是力量还弱。在我们面前站着一个强大的对手,那就是美国。美国只要有机会,总是要整我们,因此我们需要朋友。”

  ⑦吴德:《关于粉碎“四人帮”的斗争》。见《当代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5期。

  毛:这是为了反对刘少奇。过去是为了反对蒋介石,后来是为了反对刘少奇。他们树立蒋介石。我们这边也总要树立一个人啊。树立陈独秀,不行;树立瞿秋白,不行;树立李立三,不行;树立王明,也不行。那怎么办啊?总要树立一个人来打倒王明嘛。王明不打倒,中国革命不能胜利啊。多灾多难啊,我们这个党。

  毛泽东对尼赫鲁提出的建立和扩大和平区域的建议表示支持。他说:“建立和扩大和平区域是一个很好的口号,我们赞成。为此目的,就需要去除一些足以引起怀疑、妨碍合作的因素。中印签订了关于西藏的协定,这是有利于消除引起怀疑、妨碍合作的因素的。我们共同宣布了五项原则,这也是很好的。华侨问题也应该适当地解决,免得有些国家说我们要利用华侨捣乱。”“凡是足以引起怀疑、妨碍合作的问题,我们都要来解决,这就能达到五项原则中的平等互利。”⑤

  ⑧1976年9月10日《人民日报》。

  斯:你觉得党现在怎么样?

  尼赫鲁表示赞同。

  ⑨1976年9月19日《人民日报》。

  毛:不怎么样。

  中印两国领导人的多次会谈取得了成功。两国之间增进了相互了解,消除了一些不信任,使中印两国的睦邻友好关系在一段时间里发展得比较顺利。同时,这次访问的成功,也影响到和中印两国都有密切关系的缅甸,为缅甸总理吴努访华铺平了道路。

  ⑩《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344、345页。

  斯:是不是好一点了?

  缅甸是中国的近邻,也是对新中国一直保持友好关系的国家。妨碍两国进一步发展关系的障碍,除边界问题外,还有华侨问题、在缅甸的国民党军队的问题,以及中国共产党同缅甸共产党的关系问题。

  ⑾《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

  毛:好一点,你说好一点我赞成。你说中国怎么怎么好,我不赞成。两个东西在斗,一个进步的,一个落后的。

  在尼赫鲁访华后一个多月,一九五四年十一月三十日至十二月十六日,缅甸联邦总理吴努应邀访问中国。在此以前,周恩来总理曾在这一年六月二十八日至二十九日,利用日内瓦会议休会的短暂时间,对缅甸进行过正式访问,发表了《中缅两国总理联合声明》,强调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也应该是指导中国和缅甸之间关系的原则”。吴努总理的这次中国之行,正是要探讨和平解决中缅关系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⑿《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299页。

  这个文化大革命中有两个东西我很不赞成。一个是讲假话,口里说“要文斗不要武斗”,实际上下面又踢人家一脚,然后把脚收回来。人家说,你为什么踢我啊?他又说,我没有踢啊,你看,我的脚不是在这里吗?讲假话。后头就发展到打仗了,开始用长矛,后头用步枪、迫击炮。所以那个时候外国人讲中国大乱,不是假的,是真的,武斗。

  吴努访华前夕,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刚刚结束在广州的工作,在十一月二十八日回到北京。

  ⒀江泽民:《在毛泽东同志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1993年12月26日)。

  第二条我很不高兴的,就是捉了俘虏虐待。红军、人民解放军不是这样的,他们优待俘虏。不打,不骂,不搜腰包,发路费回家,不枪毙,军官都不枪毙,将军那样大的军官都没有枪毙嘛,解除武装了嘛。不论是士兵还是军官,是大军官还是小军官,解除了武装嘛,你为什么还要虐待啊?我们历来就立了这个规矩的。”⑥

  三天后,十二月一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和吴努举行第一次会谈。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陈毅等参加了会谈。

  ⒁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1月30日)。见《毛泽东文集》第8册,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02页。

  经毛泽东本人审定和批准,中共中央把这次谈话的纪要作为正式文件印发到“党的基层支部,口头传达至全体党员”。

  这次会谈从两国关系的历史谈起。

  十二月十九日,毛泽东为开好华北会议提出指导性的意见,强调:“要有认真的批评,从批评达到团结的目的。”“这次会议在全军应起重大作用,使我军作风某些不正之处转为正规化。同时对两个包袱(指战争年代所立‘战功’和“文化大革命”中所立‘新功’。——引者注)和骄傲自满的歪风邪气有所改正。”⑦

  毛泽东说:“在历史上,中国同缅甸打过仗吗?恐怕次数很少吧?”

  一九七一年年初,毛泽东就转发济南军区政治部学习贯彻毛泽东关于“军队要谨慎”指示的情况报告批告林彪、周恩来、康生,认为这个报告“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讲清了问题”,“我军和地方多年没有从这一方面的错误思想整风,现在是进行一场自我教育的极好时机了。”⑧

  吴努说:“打过两次。一次是在元朝忽必烈汗的时期,另一次是在清朝。但是我们同汉族从来没有打过仗。”

  二月十九日,鉴于历时一个月的华北会议并未达到毛泽东所预期的效果和参加会议的黄永胜等既不批陈、也不作检讨的态度,毛泽东在周恩来的一份报告上批示,点了军委办事组:“请告各地同志,开展批陈整风运动时重点在批陈,其次才是整风。不要学军委座谈会(即中央军委召开的批陈整风座谈会。——引者注),开了一个月,还根本不批陈。”⑨

  毛泽东:“这两次战争,都是中国人不对,中国侵略了你们。以后我们两国应该和平共处。”

  军委办事组向毛泽东写了检讨报告,对他的批评表示“坚决拥护,诚恳接受”。报告称:“由于我们对‘批陈’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因此,在‘批陈整风’时,对‘批陈’没有作为重点来进行。这是个严重错误。”毛泽东批道:“你们几个同志,在批陈问题上为什么老是被动,不推一下,就动不起来。这个问题,应该好好想一想,采取步骤,变被动为主动。”“为什么老是认识不足?”“原因何在?应当研究。”⑩

  吴努:“很坦率地说,我们对于大国是恐惧的。但是周恩来总理访问了缅甸以后,大大地消除了缅甸人的这种恐惧。”

  在极度不满中,毛泽东对黄永胜等进行了直截了当的批评。和前几次不同,他这次没有再把阅件批转给林彪看,而只是写道:“周(恩来)、康(生)阅后,退军委。”他心里很清楚,军委办事组的几个人所以在“批陈”问题上的态度,同他们背后的林彪有直接的关系,反映了林彪的抵触情绪。

  如同与尼赫鲁的会谈一样,毛泽东在同吴努的初次会谈中,着重强调了中缅两国的共同点。

  ①毛泽东在吴法宪书面检讨上写的批语,手稿,1970年10月14日。

  他说:“两个国家在一个时期之内互相不够了解,这是很自然的。我们应该在合作中增进了解。我们很需要和平的环境,我们还有许多事没有办好。”“我们两国的经济水平差不多,主要都是农业国。像中国、缅甸、印度、印度尼西亚这样的国家,大体都在同样的一个经济水平上。我们都希望把自己的国家变成工业国家。”“这是一个长时期的工作,不能在短期间完成。我们需要和平环境,需要朋友”。

  ②叶群向毛泽东写的书面检讨,原件,1970年10月13日。

  接着,双方就缅甸境内的国民党军队问题、中缅边界问题、华侨问题等这些涉及中缅关系的重要而敏感的问题,友好坦率地交换意见,增进了相互间的了解和友谊。

  ③毛泽东在叶群书面检讨上写的批语,手稿,1970年10月15日。

  谈到在缅甸境内的国民党军队,毛泽东表示:“你们的困难,我们是谅解的。我们知道,国民党军队继续在缅甸存在,是因为你们有困难,而不是你们故意允许他们留在缅甸。我们决不借口国民党军队在缅甸,而破坏我们两国间的和平关系。”“我们曾经对边境上的人下过严格的命令,叫他们只采取防御措施,不得越过边境一步。”

  ④《中共中央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1970年11月16日。

  吴努对中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采取的谅解态度向毛泽东表示感谢,并且直言不讳地把他一直担心的是什么说了出来:“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取的不是一个同情我们的态度,那末很可能发展成为第二个朝鲜或印度支那。这是我们过去所担心的。”

  ⑤毛泽东对三十八军党委检举揭发陈伯达反党罪行给中央军委办事组并报中共中央报告的批示,手稿,1970年12月16日。

  谈到中缅边界问题时,毛泽东针对缅甸方面的疑虑说:“我们两国的国界很长,有些疆界还没有定。我们两国边境上的少数民族也有许多是相同的,这些人互相往来是非常可能的;不满意政府的人相互跑,也是非常可能的。但是我们决不利用跑来的人,去损害缅甸政府的利益。这就是互不干涉内政,同时也是互利,因为互利就不能互相损害。”

  ⑥毛主席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谈话纪要,1970年12月18日。

  毛泽东似乎摸透了吴努的心思,对他说:“你们心里想的,我们知道。你们怕我们的云南省对你们不利。”

  ⑦毛泽东对周恩来关于召开华北会议的报告的批语,手稿,1970年12月19日。

  吴努毫不掩饰地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是的,怕得很。正因为如此,我曾建议周总理同我一起到云南走一趟。但是,很遗憾的是我们的飞机这次不能飞过云南的山脉。”

  ⑧毛泽东就转发济南军区政治部关于学习贯彻毛主席“军队要谨慎”指示的情况报告写给林彪、周恩来、康生的信,手稿,1971年1月8日。

  毛泽东耐心地对吴努解释说:“我们的想法同你们的想法是有些距离的。你们很害怕,因为不了解情况。我们对情况很清楚。我们嘱咐那里的人对缅甸友好,不要闹麻烦。我们已经做了准备,让吴努总理从云南回国。”毛泽东并表示,欢迎缅甸在昆明设立领事馆。

  ⑨毛泽东对周恩来关于全国计划会议等问题的报告的批示,手稿,1971年2月19日。

  毛泽东说:“我们应该想出各种办法来解决我们之间的问题,这样可以增加我们的互信。也许有些问题现在还不能解决,例如边界问题,不过将来是要解决的,可以留到以后解决。总之要使双方的利益不受损害。”

  ⑩毛泽东在中央军委办事组报告上写的批语,手稿,1971年2月。

  关于华侨问题,毛泽东说:我们经常教育华侨遵守居留国的法律,不参加居留国国内的非法活动,搞好同居留国政府和人民的关系。他又特别说到:“国籍问题也要搞清楚,到底是中国籍还是外国籍,不应该有双重国籍。”

  在毛泽东一再指责下,黄永胜等不得不在二月二十二日召开的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及有关军事部门负责人的会议上,对庐山会议和“批陈”问题上所犯错误进行“自我批评”。随后,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三人也分别交出了书面检讨,毛泽东在批语中写道:“以后是实践这些申明的问题。”

  毛泽东的明确承诺,使缅甸来宾喜出望外。吴努说:“在周总理访问仰光的时候,我曾经向他提出这个问题。他说这个问题超出他的权限,必须回国后同他的同事们商量。今天听到主席关于双重国籍所说的话,非常高兴。”

  然而,一直留在外地的林彪对“批陈”问题仍不作一字表示。

  中国政府非常希望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泰国结成友好关系。这个意愿,毛泽东曾向尼赫鲁表达过了,这次又向吴努提出,希望他从中给予帮助。吴努痛快地答应了,说他和尼赫鲁总理将会把上述意见转达给泰国政府。

  三月十五日,毛泽东审改“两报一刊”编辑部文章《无产阶级专政胜利万岁》时写下批语:“我党多年来不读马、列,不突出马、列,竟让一些骗子骗了多年,使很多人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在庐山闹出大笑话。这个教训非常严重,这几年应当特别注意宣传马、列。”三月三十日,他又对河北省一位负责人在“批陈整风”会议上所作检查写了批示:“上了陈伯达贼船,年深日久,虽有庐山以来半年的时间,经过各种批判会议,到三月十九才讲出几句真话,真是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人一输了理(就是走错了路线),就怕揭,庐山会议上的那种猖狂进攻的勇气,不知跑到哪里去了。”

  毛泽东和吴努还谈到亚非会议。毛泽东主动表示:“对于亚非会议,我们很感兴趣。尼赫鲁总理告诉我们,亚非会议的宗旨是扩大和平区域和反对殖民主义。我们认为,这个宗旨很好,我们支持这个会议。如果各国同意,我们希望参加这个会议。”

  毛泽东的这些话,特别是“人一输了理(就是走错了路线),就怕揭”,其实是针对林彪以及黄永胜等的表现讲的。尽管如此,毛泽东还没有放弃对他们的最后希望。

  吴努告诉毛泽东,有些国家会建议蒋介石参加会议。毛泽东说:“看来似乎有些困难啊!不过我们还是希望中国能够被邀请。只是不能像有些人建议的那样,请中国参加联合国,又把蒋介石保留在联合国里。这样我们就不好去了。因为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毛泽东再次表示:“如果我们能够参加亚非会议,我们将感到光荣。”⑥

  三月二十九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同黄永胜等军委办事组成员前往北戴河,向在那里的林彪汇报毛泽东有关揭批陈伯达的一系列指示,以及中央准备在最近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等问题。用周恩来的话说,“此行的目的,是毛主席要林彪出来参加一下即将召开的批陈整风汇报会,讲几句话,给他个台阶下。”

  正如吴努估计的那样,在这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和二十九日召开的科伦坡五国茂物会议上,是否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亚非会议成了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据印尼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后来回忆:“邀请中国的问题,确实成了茂物会议棘手的难题。直到吴努总理强烈表示,如果不邀请亚洲最大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亚非会议,缅甸将难于参加亚非会议。吴努的意见确实很有道理,因为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亚洲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就不会有多大意义。最后大家一致同意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⑦

  在北戴河的两天里,周恩来等连续同林彪谈话。林彪口头上表示“完全拥护”庐山会议以来毛泽东关于批陈问题的历次指示,对最近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三人的检讨也表示“很高兴”,并要求吴法宪、叶群重写一次书面检讨。他还说“完全同意”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把批陈引向深入。但是,他对自己的问题始终避而不谈,毫无认错悔改之意,也没有表示他将出席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

  在随后几天里,吴努同刘少奇、周恩来先后举行会谈,取得了满意的结果。

  周恩来等回到北京后,向毛泽东汇报北戴河之行的情况。毛泽东对林彪的态度非常不满。他指着在场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严厉斥责:“你们已经到了悬崖的边沿了!是跳下去?还是推下去?还是拉回来的问题。能不能拉回来全看你们自己了!”

  十二月十一日晚,在缅甸来宾到外地参观访问的前夕,毛泽东再次和吴努会谈。

  四月上旬,吴法宪、叶群按照林彪“要求”,分别向毛泽东交上他们重写的检讨,其中不过是重复过去的一些观点,又拼凑一些揭发陈伯达的材料,没有也不可能触及他们的后台林彪。十一日,对林彪等已不抱多少希望的毛泽东批告周恩来:吴、叶的检讨“我已看过,可以了。”他要求把吴、叶的检讨连同黄、李、邱三人的检讨“向政治局会议报告,作适当处理。”

  毛泽东进一步阐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他说:“五项原则是一个大发展,还要根据五项原则做些工作。我们应该采取些步骤使五项原则具体实现,不要使五项原则成为抽象的原则,讲讲就算了。”“我们认为,五项原则是一个长期方针,不是为了临时应付的。这五项原则是适合我国的情况的,我国需要长期的和平环境。五项原则也是适合你们国家的情况的,适合亚洲、非洲绝大多数国家的情况的。对我们来说,稳定比较好,不仅是国际上要稳定,而且国内也要稳定。”

  四月十五日至二十九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中央和各地党政军负责人共九十九人到会。毛泽东在审阅上报的与会名单时提出,要增加中央军委副主席陈毅、徐向前、聂荣臻三人。除陈毅因病住院外,徐向前、聂荣臻都出席了会议。会议听取了军委办事组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五人的检讨。受中央政治局委托,周恩来在会议结束时作了总结,指出黄永胜等在政治上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在组织上犯了宗派主义的错误;犯错误的根本原因是不听毛主席的话,站错了立场,走错了路线。会议期间,周恩来曾给十九日回京的林彪送去会议文件和毛泽东有关批示,并示意林彪到会讲话,但林却表示“坚决不讲”,也没有要出席会议的意思。

  他再次重申,我们希望缅甸国内和平。中国不会干涉邻国的内部事务,既不会利用邻国的共产党去干涉那个国家的内政,也不会利用华侨去干涉居留国的内政。对缅甸是如此,对泰国也是如此。

  实际上,林彪对庐山会议以来开展的批陈整风,特别是毛泽东对黄永胜等抓得很紧的批评,越来越怀恨在心,甚至在公开场合明显地表露出来。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结束时,恰逢“五一”节。这天晚上,勉强来到天安门城楼观看焰火的林彪一脸沮丧,始终不同毛泽东说话。在城楼上,他坐在毛泽东对面,几分钟后便不辞而别。林彪这一举动,引起在场目击者的议论和猜测。

  毛泽东还谈到大国小国的关系问题。他说:“我们反对大国有特别的权利,因为这样就把大国和小国放在不平等的地位,大国高一级,小国低一级,这是帝国主义的理论。”国家不论大小,应该是完全平等的,这是一个基本原则,不是空话?“既然说平等,大国就不应该损害小国,不应该在经济上剥削小国,在政治上压迫小国,不应该把自己的意志、政策和思想强加在小国身上。既然说平等,互相就要有礼貌,大国不能像封建家庭里的家长,把其他国家看成是它的子弟。”“不论大国小国,互相之间都应该是平等的、民主的、友好的和互助互利的关系,而不是不平等的和互相损害的关系。”⑧

  但包括毛泽东、周恩来在内的人们根本不知道,也没有料想到在这以前,一份杀气腾腾的武装政变计划——《“五七一工程”纪要》,已经由林彪的儿子林立果等炮制完成了。

  这就是毛泽东理念中的新型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他要通过倡导和履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国与国之间逐步建立起这种新型关系。同时他相信,只有在这种新型的完全平等的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基础上,才能为中国的工业化建设创造出和平的国际环境。

  林立果原是北京大学物理系学生,一九六七年入伍,被安排在空军司令部党委办公室任秘书,后经吴法宪介绍入党。一九六九年十月,吴法宪任命林立果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并把空军的指挥大权交给林立果。不久,林立果伙同周宇驰、王飞等人在空军司令部组成“调研小组”,受到林彪的接见。一九七0年庐山会议后,林立果将“调研小组”改称“联合舰队”,叶群还为周宇驰、王飞等人规定了代号。一九七一年二月,林立果同在苏州的林彪、叶群密谋后,又到杭州、上海一带活动。同年三月,林彪摆出要“先搞一个计划”,林立果在上海同“联合舰队”主要成员周宇驰、于新野等分析形势、研究对策,于三月下旬拟出《“五七一工程”纪要》(“五七一”是“武起义”的谐音,即武装起义。“五七一工程”的名称为林立果所确定)的草稿。《纪要》定稿后,曾由林立果连同有关政变资料带往并“留在”已到北戴河的林彪、叶群处。

  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的真诚态度,感动了吴努。会谈结束前,他告诉毛泽东:“曾经有过一个时候,我不知道在中国会遇到怎样的人,害怕会遇到像希特勒那样的人,讲话的时候拍桌高喊。但是我现在发现,我的恐惧都是毫无根据的。对于这几次恳切的谈话,我感到十分高兴。”⑨

  《纪要》宣称:九届二中全会以来国内“政局不稳”,“军队受压”,“对方目标在改变接班人”,形势“正朝着有利于笔杆子,而不利于枪杆子方向发展”;“要以暴力革命的突变来阻止和平演变式的反革命渐变”,“如其束手被擒,不如破釜沉舟”。为此,《纪要》规定了武装政变的实施要点、口号和策略,提出“军事行动上先发制人”,“利用上层集会一网打尽”或“利用特种手段”如“轰炸、543(一种导弹代号。——引者注)、车祸、暗杀、绑架、城市游击小分队”等,实现“夺取全国政权”或形成“割据局面”,并提出“借苏(联)力量钳制国内外其他各种力量”。《纪要》还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权和毛泽东进行种种诋毁和攻击。

  中缅两国首脑会谈圆满结束了。这次会谈为通过谈判解决两国间的边界等实际问题,为中缅两国日后长达数十年的睦邻友好关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根据《纪要》中建立“指挥班子”的计划,同年三、四月间,林立果直接部署了南京、上海、杭州三个据点,并指定人“进行三点联系,配合、协同作战”。在林立果指使下,广州、上海等地还组建了“战斗小分队”、“教导队”,要求队员宣誓“效忠”林彪和林立果,抓紧进行有关特种技能的训练。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之后,“联合舰队”的主要成员经过研究,决定“加快、提前”实施《“五七一工程”纪要》确定的政变计划。

  朝鲜停战以来,特别是日内瓦会议以后,经过中国政府的不懈努力,使周边环境得到了很大改善,国内建设有了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虽然由于美国的阻挠,朝鲜半岛未能实现全面撤军,但是长期停战已成定局。印度支那半岛,虽然存在着美国干涉的危险,但是八年抗法战争胜利结束,十七度线南北实现全面停火,大大减轻了对中国南部的压力。中国谋求建立睦邻友好关系的努力初见成效,与印度、缅甸实现了高层互访。与此同时,中国同西方大国的关系也有了松动。中国正在逐步地重返国际政治舞台。这是以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打破帝国主义封锁遏制政策为目标的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胜利。

  这些情况表明,为实现抢班夺权的野心,林彪等已走上铤而走险、孤注一掷的犯罪道路。

  当中国在周边环境得到改善,并且正在重新走向世界的关键时刻,中国内部的台湾问题,由于美国插手,出现了国际化的危险。

  这一年七月初,林彪、叶群离京去北戴河。前往机场送行的吴法宪发现:“林彪很沉闷,一句话也不讲,和以往完全不同,很反常。”这段时间跟林彪有过接触的黄永胜等,也都有这种感觉。

  朝鲜停战后,美国一方面在亚洲实行战略收缩,一方面谋求建立以所谓“遏制共产主义扩张”为目标的共同防御体系。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开始制造“一中一台”或“两个中国”,企图使台湾问题国际化,以造成台湾与中国大陆永久分裂的事实。蒋介石则利用美国急于在亚洲建立共同防御体系的机会,在一九五三年六月七日写信给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要求美国同台湾等订立双边或多边共同安全条约,以便把台湾的安全置于美国的保护之下,进而希望借助美国军事力量伺机反攻大陆,形成美国插手中国台湾问题的复杂局面。

  这时,密切关注情况发展的毛泽东,通过向有关人员了解情况,得知在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以后的两个月里,黄永胜等在总参谋部一直严密封锁庐山会议的真相,扣压不下发他们几个人的检讨,以致连总参二级部的领导干部都不知道黄永胜等在庐山会议上的问题。毛泽东得出结论:“他们的检讨是假的。庐山的事情还没有完,还根本没有解决。这个当中有‘鬼’。他们还有后台。”

  一九五三年九月,美国和台湾当局秘密签订“军事协调谅解协定”,并在台北成立“协调参谋部”。协定规定,国民党军的编练、监督、装备由美方负责;如果发生战争,国民党军的调动指挥,必须获得美方的同意。协定中的“军事协调地区”包括金门、澎湖、大陈、马祖及台湾,美国第七舰队、第十三和第二十航空队为参加协定的单位。

  对全国的工作,毛泽东仍按原定部署进行。八月中旬,他提议在“十一”后召开已因庐山会议风波而推迟了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此以前举行中共九届三中全会。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抓紧进行四届人大的各项筹备工作。

  这个秘密协定的签订,是美国继一九五0年六月宣布向台湾海峡派遣第七舰队以后,干涉中国内政,企图长期把台湾置于自己的势力范围的又一严重步骤。更为严重的是,在这个秘密协定签订后,蒋介石又通过多种渠道向美国当局游说,企图再订立一个像一九五三年十月美韩共同防御条约那样的攻守协定。

  八月十五日,年近八旬的毛泽东再次乘专列离京南下,到中南、华东等省市巡视。经过一年来开展的批陈整风运动,他从大量的揭发事实以及种种迹象中,对庐山会议那场风波背后的真相看得越来越清楚了。他决定去南方一些地区边调查、边“吹风”,把话说得比过去更明白,来统一各地党政军领导干部的思想。

  美国插手台湾事务、美蒋联手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严重态势,引起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高度关注。

  从八月中旬到九月中旬的二十多天里,毛泽东先后抵达武汉、长沙、南昌、杭州、上海等地,同湖北、河南、湖南、广东、广西、江苏、江西、福建、浙江和上海的主要领导人谈话。他到处都谈中国共产党内路线斗争的历史,谈庐山会议的问题。许多话都讲得很坦率。

  自一九四九年十月首攻金门失利以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一直责成有关部门,重新制定收复金门等沿海岛屿和解放台湾的作战方案,并作了包括组建海军、空军在内的多方面准备。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这个计划不得不暂时拖延下来。

  八月十六日,他在武汉同湖北、河南的负责人刘丰、刘建勋等说:

  朝鲜停战后,彭德怀责成中央军委总参谋部在一九五三年十月制定出关于攻击金门作战的准备工作计划,并报毛泽东审阅。计划提出,要在一九五五年一月底以前完成解放金门的一切准备工作。

  “你们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你们要团结,不要分裂,不要搞宗派主义、山头主义。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中国也怪,中国的党没有分裂,已经历五十年来,没有分裂过。”“去年庐山会议,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为什么不敢公开呢?可能是心里有鬼。”“这次在庐山搞突然袭击,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就是反对九大路线,推翻九届二中全会的三项议程。有人看到我年纪老了,快要上天了,他们急于想当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这次庐山会议,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搞突然袭击的一些情况,至今也还不清楚。前途有两个:一个是可能改,一个是可能不改。犯了大的原则的错误,犯了路线方向错误,改也难。”“现在我要抓军队的事。有人说军队是我缔造的,但不能指挥。我不相信我们的军队会造反。军下边还有师、团,还有司、政、后机关,他们调不动军队干坏事。”“我和林彪同志谈过一次话,一个问题是他有些话说得不妥当,如‘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马克思、列宁呢?还有恩格斯呢,斯大林呢?中国历史上还有陈胜、吴广、洪秀全、孙中山呢。这不符合实际。还有‘一句顶一万句’,这句话是不对的。通常一句只能顶一句,有时半句也不顶,陈伯达的话一句顶一万句。另一个问题,要培养接班人的问题。我说我们都是六十岁以上的人了,要培养六十岁以下、三十岁以上的人,像李德生、纪登奎同志等。这次谈话后,至今还未有什么反应。”

  毛泽东没有急于表态,而是请有关部门负责人认真考虑攻打金门的问题,多方征求意见。

  二十一日,汪东兴向他汇报十六日谈话后的讨论情况。毛泽东说:

  十二月十九日,毛泽东看了由彭德怀转来的华东军区参谋长张震上报中央军委的来信。信中列举了目前攻打金门的各种不利因素,并提出两条建议:一、在攻打金门之前,可以先攻克上下大陈岛,使兵力可以集中使用;二、将攻打金门的战费节约下来,先修通福建铁路,便于攻取金门、台湾时保证供应,即就经济意义而言,也可使物资得到交流。毛泽东将这封信退给彭德怀,批了一句话:“此意见可注意。”

  “你不讲,人家也记得。早晚要讲,捂是捂不住的,这是害人害己。”又说:“如果不是他(指林彪。——引者注)交代叫听她(指叶群。——引者注)的,为什么四个人(指黄、吴、李、邱。——引者注)都要经过她呢?为什么讲话稿不请示我呢?检讨为什么要请示?这个问题要解决。”

  这时,有关部门已作出关于攻击金门作战费用的概算。陈毅对此提出不同意见。概算上报毛泽东时,彭德怀也提出了意见:“预算甚大,无十分把握,宜暂缓准备,待侦察后看情况再决。”⑩

  二十五日,毛泽东找在湖南担任省委第一书记的华国锋谈话,看到他戴着毛泽东像章,就说:

  ①毛泽东在印驻华大使举行的宴会上同印度总理尼赫鲁的谈话记录,1954年10月21日。

  “你还戴着?看见就讨嫌,不要戴了。”又说:“你满脑子是农业,我满脑子是路线斗争,两个司令部的问题。要抓路线。路线不对,抓了农业也不行,脑袋掉了还不知为什么。在庐山搞突然袭击,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发难不是一天半,而是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三天,是否定九大路线,否定已通过的二中全会三项议程,要改成讨论天才和要当主席。他们名为反张春桥实际是反我,我把天才划掉,我提不设国家主席,我不是天才。”“他们发称天才的语录,连李德生也不发。”

  ②毛泽东同印度总理尼赫鲁第一次会谈记录,1954年10月19日。

  二十七日,他同刘丰谈话,又说:“这次在庐山搞突然袭击,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对路线问题、原则问题,我是抓住不放的。重大原则问题,我是不让步的。”

  ③毛泽东同印度总理尼赫鲁的第二次会谈记录,1954年10月23日。毛泽东的谈话内容,见《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168-173页。

  二十八日,他在长沙接见广东、广西的负责人韦国清、丁盛、刘兴元,说:

  ④锡兰,1972年改称斯里兰卡共和国,1978年改名为斯里兰卡民主社会主义共和国。

  “我看他们的地下活动、突然袭击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的。纲领就是‘天才’和要当主席,就是推翻二中全会的议程和九大路线。有组织就是瞒着人,搞得中央常委三个人都不知道,也瞒着政治局,除了那几位大将以外,搞了那么长时间。二中全会前一段开得不好,后一段开得好的,引起了大家对读书学习的重视。”“好的要表扬,但也不能过分,不能捧得太高,比如有的说‘超天才’(指吴法宪等吹捧林立果的话。——引者注)。对二十几岁的人就这么捧,这没有好处,其实是害了他。”

  ⑤毛泽东同印度总理尼赫鲁的第三次会谈记录,1954年10月26日。毛泽东的谈话内容,见《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175、176页。

  三十日,他又找刘兴元、丁盛、韦国清、华国锋、卜占亚谈话,一开始就说:

  ⑥毛泽东同缅甸总理吴努的第一次会谈记录,1954年12月1日。毛泽东的谈话内容,见《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178-183页。

  “怎么样?你们吹了两天啦,现在不要作结论,结论要由中央作。九十九人的会议(指批陈整风汇报会。——引者注)你们都到了,总理也作了总结讲话,发了五位大将(指黄、吴、叶、李、邱。——引者注)的检讨。”“都认为这个问题解决啦,作了总结嘛,其实还没有解决。”“这一次比前九次(指中共党史上的九次路线斗争。——引者注)不同。前九次都作了结论,这次没有作个人结论。是要保护林副主席。他当然要负一些责任。我看他那一些人帮了他的倒忙。那些人也不和我通气。”“我说的这些超过九十九人会议总理那个总结的,不过是作个人意见提出来。比如华北组的简报,究竟是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还应该讨论,总而言之不太好就是了。不然的话,为什么往回收呢?有几位大将在各组放风,也不是那么妥当吧?可是一说不行又慌了手脚。起先有那么大的勇敢,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可是过了几天之后,又赶快收回。你看才几天嘛。翻来覆去的,说明他们空虚恐慌。既然有理为什么要收回呢?”

  ⑦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我的历程》,世界知识出版社1983年9月版,第257页。

  他对刘兴元、丁盛说:“你们和黄永胜的关系那么深,黄永胜倒了那怎么得了呀?”他最后说:

  ⑧毛泽东同缅甸总理吴努第二次会谈记录,1954年12月11日。毛泽东的谈话内容,见《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186、187、191、192页。

  “不要公开的去讲这次庐山会议,因为中央还没有作结论。你们只是说九次路线斗争就可以了。只是说现在路线斗争还有些问题,不要像我对你们说的这一套。但是我想我们的军队应该进行教育,所有高级干部应该弄清我和你们吹的这些。”

  ⑨毛泽东同缅甸总理吴努第二次会谈记录,1954年12月11日。

  八月三十一日,他在江西南昌同许世友、韩先楚、程世清谈话,谈了党内路线斗争的历史,谈了庐山九届二中全会的问题,谈了他在武汉、长沙谈话的内容,特别讲到军队的缔造者、领导者就不能指挥的说法是不对的,也讲到南京军区等的工作。

  ⑩彭德怀对总参谋部作战部关于攻击金门作战费用概算的批语,手稿,1953年12月21日。

  九月三日,他在杭州对浙江省负责人南萍、熊应堂、陈励耘说:

  十二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审阅了这个概算,连同他的批语送给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德怀、陈毅传阅。批语写道:“陈毅同志意见,目前不打金门为有利,否则很被动,且无攻克的充分把握。我同意此项意见。需费近五万亿元①,无法支出,至少一九五四年不应动用如此大笔经费。”②

  “那个简报,影响最多,是一个反革命的简报。我也搞不清,他们为什么这样搞?他们有话,不拿出来说,大概总认为他们有什么把握了,好像会成功了。我看他们是恐惧。我看前途有两个,一个是改,一个是改不了。他们可能改,有的不一定能改。”“林彪那个讲话,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不彻底、还没有总结。”“八届十一中全会,有三个副词。当时兵荒马乱,那时需要嘛!九大不同了,要团结起来,争取最大的胜利。现在就要降温。到处立像,日晒雨淋,可怜噢!还有那个伟大,我就四个伟大,你们就一个没有啊!”

  毛泽东权衡利弊,审时度势,采纳了陈毅等人的意见,果断地下令暂缓攻打金门的作战准备。(后来经他同意,贯通福建的鹰厦铁路破土动工,一九五七年实现全线通车。)

  一星期后,他又对这三个人说:

  这时,美国进一步加紧插手台湾问题。一九五三年十一月,美国副总统尼克松访台,表示重视台湾的战略地位。十二月,台湾当局向美国政府正式提出美台共同防御条约草案。一九五四年一月,美国第七舰队在台湾海域进行军事演习,公开向中国政府炫耀武力,并邀请蒋介石观看这次演习。在通过订立共同防御条约以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台湾这一点上,美国政府和台湾当局是一致的。但美国又担心蒋介石利用这个条约把美国再次拖入一场没有胜利希望的战争。他们希望台湾当局接受劝告,把自己作为“海外中国文化的一种象征”。③美蒋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使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的谈判拖延了将近一年。另外,一九五四年四月至七月召开的日内瓦会议,也在很大程度上牵制了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的谈判。④但是,在日内瓦会议闭幕前,七月八日,蒋介石会见即将回国述职的美国大使兰金,表示愿意满足美国的要求,在采取任何重大军事行动前,必须征得美国同意。这个表态,加快了订立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的进程。

  “陈伯达周游华北,到处游说。我这次就是学他的办法,也是到处游说。我是党的主席、军委主席,我能不能到处游说?”他又说:“要培养年轻人到中央,如李德生、纪登奎、华国锋那样的,光是老将不行。上海王洪文这个同志你们熟悉不熟悉,了解不了解?这个同志怎么样?”

  面对美蒋联手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台湾,台湾问题有可能被国际化的严重事态,中国政府不能不作出强烈反应。

  毛泽东的南巡谈话,除了他指定的传达范围以及要汪东兴专送在北京的周恩来以外,对其他人一概严格保密。林彪、叶群等便千方百计地打听毛泽东的行踪和谈话内容。

  一九五四年七月七日,在听取和讨论周恩来关于日内瓦会议情况的汇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专门讲到台湾问题。

  南巡途中,毛泽东还敏锐地觉察出一些不正常的可疑迹象。

  他说:“现在美国同我们关系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台湾问题,这个问题是个长时间的问题。我们要破坏美国跟台湾订条约的可能,还要想一些办法,并且要作宣传。我们要组织一些宣传,要大骂美国搞台湾,蒋介石继续卖国。另外,在外交方面要有一种适当的表示,比如在侨民问题上的接触,其目的就是迫使美国跟台湾不要订条约。我看,美国跟台湾订条约,英国也怕,也反对,法国也可能是反对的,对于它们也没有什么好处,这就会成为很长期的僵局嘛。”⑤

  毛泽东到南昌时,听取江西省负责人的汇报,引起他注意的主要有三点:一、这年七月周宇驰曾两次秘密来江西活动;二、庐山会议期间叶群确有“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往哪里摆”的说法;三、林彪之女林立衡关于“同林彪家人来往,搞不好要杀头”的警告。据陪同毛泽东南巡的张耀祠回忆,听了这些反映后,毛泽东“略有所思,把眼睛眯成了一条线,远眺窗外,没有讲一句话”。

  七月间,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作出“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决定。七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将这个决定昭告全世界。社论列举美国企图长期侵占台湾、提出所谓“台湾交联合国托管”的方案、正在同蒋介石谈判签订所谓“共同安全双边协定”等严重事态,表达了全中国人民不可动摇的决心:“台湾是中国的领土,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不达目的,决不休止。”

  在杭州期间,毛泽东又陆续得知有关叶群、林立果等的一些可疑情况,使他更加警觉起来。

  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就解放台湾问题,致电当时正在国外访问的周恩来,指出:“在朝鲜战争结束之后我们没有及时(约迟了半年时间)地向全国人民提出这个任务,没有及时地根据这个任务在军事方面、外交方面和宣传方面采取必要措施和进行有效的工作,这是不妥当的,如果我们现在还不提出这个任务,还不进行工作,那我们将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⑥电报所针对的,正是美国策划的“一中一台”或“两个中国”、使台湾问题国际化的阴谋。

  九月五日、六日,在北戴河的林彪、叶群先后得到周宇驰、黄永胜的密报,获悉有人透露的毛泽东南巡谈话的主要内容。觉得自己“末日”即将来临的林彪一伙终于作出疯狂的决定:要将毛泽东杀害于巡视途中,发动武装政变。七日,林立果向“联合舰队”下达了“一级战备”的指令。八日,林彪亲笔写下行动手令:“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林立果、周宇驰二人多次召集“联合舰队”成员密谋杀害毛泽东的具体方案。林立果宣称:现在首长(指林彪)下了命令,要主动进攻,要把“B-52”(美国一种战略远程轰炸机型号,林立果等用作对毛泽东的代称。——引者注)搞掉。“联合舰队”成员、南京军区空军政委江腾蛟被指派为在上海谋害毛泽东的“第一线指挥”。

  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八月十一日,周恩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上的外交报告里,重申中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八月二十二日,第一届全国政协常委会第五十八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为解放台湾联合宣言》,提出“解放台湾、反对美国干涉”的响亮口号。

  林立果等人准备用来谋害毛泽东的手段有:用火焰喷射器或“四0”火箭筒轰击毛泽东乘坐的专列;用炸药炸毁毛泽东专列必经的苏州硕放铁路桥;派强击机轰炸专列或炸毁专列停放处的油库;派王维国(驻上海的空四军政委)乘毛泽东接见时直接下手等。谋害毛泽东的具体部署,林立果曾报告林彪和叶群。在布置“南线”行动的同时,林立果等还研究了“北线”计划,攻击目标是中南海和钓鱼台,准备“消灭”的对象有周恩来、朱德、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刘伯承等,也有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

  当时,国民党台湾当局为争取订立美台共同防御条约,派海空军在大陆沿海及其空域频繁出动,严重影响了大陆的航运及渔民的生产和生活。为此,毛泽东批准,进行保卫领海主权及护航的军事斗争。这场军事斗争,锻炼了部队,初步打击了国民党军的气焰。

  对林彪、林立果等秘密策划的这个狠毒计划,毛泽东此时仍一无所知。但政治经验极其丰富的他对身边许多可疑迹象已有警觉。九月十日下午,毛泽东下令专列从杭州开往上海。在上海只停留了一晚,而且没有下车。第二天上午,他在车上会见许世友、王洪文。王维国想一起上车,被警卫人员拦住。中午,毛泽东突然说:“我们走,不同他们打招呼。谁也别通知,马上开车。”专列随即离沪北上,一路不停留,经过南京、蚌埠、徐州、济南、天津各站,在十二日午后抵达北京丰台车站。

  与此同时,中央军委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以解放台湾作为长期的斗争目标,制定了对台斗争的军事计划和实施步骤。在制定计划的过程中,毛泽东提出“边打边建”的方针,即在准备解放台湾的战争中,加强空军和海军建设,推动军事工作、外交工作、政治宣传工作和经济工作。炮击金门,就是其中的重要一环。

  在丰台,毛泽东约见李德生、纪登奎、吴德、吴忠,向他们讲述了南巡谈话的主要内容。他又说:“我们的方针是路线决定一切。人多,枪多,代替不了正确的路线。路线正确就有一切,路线不正确有了也可丢掉。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去年庐山会议搞突然袭击,五个常委隐瞒了三个,一点气都不透,来了个突然袭击,出简报煽风点火。这样搞总有个目的嘛!”“我那个文章,找了些人谈话,作了一点调查研究,是第九天才写的。天才问题是个理论问题,他们搞唯心论。我并不是不说天才,天才就是比较聪明一点。天才不是靠一个人、靠几个人。天才是靠一个党,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天才是靠群众路线、集体智慧。”他最后说:“黑手不只陈伯达一个,还有黑手。”下午四时多,毛泽东回到中南海休息。

  炮击金门,原定在八月十日前后开始,后因发生洪水,交通受阻,兵力调动困难,推迟到九月上旬。⑦九月三日和二十二日,人民解放军分两次连续多日炮击金门,揭开了中国人民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斗争的序幕。

  毛泽东安全返回北京,使林立果等在途中谋害毛泽东的计划落空,完全打乱了林彪一伙的部署。九月十一日晚,王维国从上海打电话给林立果、周宇驰,告诉他们毛泽东离沪北上的消息。林立果闻讯后绝望地说:“全完了!……没完成首长(指林彪。――引者注)交给的重托,首长把生命交给了我,用什么向首长交待!”林彪、叶群、林立果又紧急策划南逃广州,企图另立中央,分裂国家,宣称“如果要动武,就联合苏联,实行南北夹击”。王飞(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等据此拟定了南逃名单,除林彪一家外,还有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在安排去广州的几架飞机当中,有一架256号“三叉戟”飞机被秘密调往离北戴河不远的山海关机场,这是专为林彪一家准备的。这一切,进行得极其隐秘,对所有稍不放心的人都严加封锁,包括林彪的女儿林立衡在内。

  炮击金门,是一种特殊的斗争方式,在中国还不能通过联合国等渠道申述自己原则立场的情况下,将中国人民反对外来干涉、一定要解放台湾的不可动摇的决心充分地表达出来,并把台湾问题突出地提到国际社会面前。

  当时,中共中央仍在按原定工作部署,积极筹备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九月十二日晚,周恩来照常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主持讨论将在四届人大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稿。二十二时许,他接到在北戴河的中央警卫部队负责人的电话,说林立衡感到情况异常,通过警卫部队向中央报告了在北戴河的林彪等的动向。周恩来立即下令追查已停在山海关机场的那架“三叉戟”飞机的情况。负责安排林彪飞机的胡萍(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谎称飞机出了“故障”。林彪一伙得知周恩来紧紧追查飞机情况的消息后,顿时惊恐万状,感到阴谋已经败露,南逃广州的计划也难以实现,决计向北逃往国外。当天夜里二十三时四十分,林彪、叶群、林立果、刘沛丰等不顾警卫部队的阻拦,驱车从北戴河急驰山海关机场。到机场后,林彪等在混乱中匆忙登机,在副驾驶员、领航员和报务员都没有上机的情况下,下令飞机在一片漆黑中强行起飞,向西北方向逃去。

  为了扩大炮击金门的政治效果,十月十日,周恩来致电第九届联合国大会,要求安理会制止美国侵占中国领土台湾的行动,责令美国从台湾、澎湖列岛和其他中国岛屿撤走一切武装力量和军事人员。十月十五日,苏联也向联大提出谴责美国侵略台湾的提案。这个提案虽然在美国的操纵下被否决,但它使人们联想起一九五0年十二月中国代表伍修权在联合国安理会上的控诉发言,揭露了谁是台湾海峡紧张局势的真正制造者。

  中共中央事先并不知道林彪一伙的计划。接到“三叉戟”飞机强行起飞的报告后,周恩来命令开动雷达监视天空,以掌握飞机的去向,并向林彪的飞机呼叫,要他们飞回来,但飞机上一直没有回答。后来周恩来又下达了全国禁空令:关闭所有机场,停飞所有飞机。

  炮击金门,打痛了台湾当局,也使美国人慌了手脚。

  在中南海的毛泽东很快从赶来向他报告的周恩来那里得知林彪等出逃的情况。他在周恩来安排下,秘密转移到人民大会堂南侧的118室。这时,林彪的“三叉戟”飞机已经飞行了三十多分钟,快接近中蒙边境。有人请示是否派飞机拦截。由于当时中央对林彪一伙策动政变的计划和他突然出逃的原因还没有掌握,毛泽东仍采取慎重的态度,表示:“林彪还是我们党中央的副主席呀。‘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不要阻拦,让他飞吧!”

  美国当局得知炮击金门的消息后,立即召开一系列会议,讨论美国是否要帮助台湾当局保住沿海岛屿。讨论陷入激烈的争吵中。艾森豪威尔发现,炮击金门已使美国政府处于像在决定朝鲜停战之前那样的尴尬境地。其一,美国必须冒进行一场全面战争的危险。⑧如果是这样的话,美国首先要想清楚,自己的战略重点究竟在欧洲还是在亚洲,主要敌人是苏联还是中国?⑨其二,美国必须冒失去盟国支持的危险。连杜勒斯都认为:“如果我们定下一个方针,自己参与金门和马祖的防务,我们将发现处在没有盟国支持的情况下和赤色中国作战。”⑩杜勒斯提出了一个摆脱困境的办法,就是把问题提交联合国安理会,由联合国出面斡旋,维持沿海岛屿现状,实现台湾海峡停火。

  九月十三日凌晨一时五十分,林彪飞机飞出国境,进入蒙古人民共和国。林彪一伙的叛国面目终于彻底暴露。

  ①这里指当时流通的旧人民币。1955年3月1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发行新的人民币,一直使用至今。新人民币1元,等于旧人民币1万元。

  凌晨三时许,毛泽东、周恩来又接到报告说,北京沙河机场有一架军用直升飞机起飞,现正向北飞行,机上坐有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毛、周指示:“下命令,要空军派飞机拦截。”原来这是周宇驰等得知林彪一伙出逃后,用林彪手令劫持一架直升飞机,携带机密文件资料,企图跟随林彪北逃。因为驾驶员陈修文发觉了周宇驰等的图谋,在凌晨六时半将飞机强行降落在北京北部怀柔的空地上,陈修文被枪杀,周、于等开枪自杀,李伟信被抓获。从直升飞机上缴获的大量罪证,对后来弄清林彪一伙策划政变的事实起了重要作用。

  ②毛泽东对总参谋部作战部关于攻击金门作战费用概算问题写给刘少奇等的批语,手稿,1953年12月22日。

  林彪飞机越出国境后,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紧急会议,宣布林彪叛逃一事,并研究部署各种应变措施。当晚二十二时十五分,空军司令部送来报告:十八时零四分,蒙古雷达团团长向所属各连发报说:凌晨二时半有一架不明飞机在温都尔汗地区坠落焚烧,因此,从十八时起进入一等戒备。周恩来立刻将这个情况报告毛泽东。

  ③尼克松在艾森豪威尔总统主持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上关于台湾之行的汇报,1953年12月23日。

  九月十四日下午,已经连续工作两昼夜的周恩来从中国驻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使馆发来的特急报告中,确知正是林彪等人乘坐的“三叉戟”飞机已在蒙古温都尔汗坠毁。他立刻要汪东兴向转移到人民大会堂的毛泽东报告这一情况。据汪东兴回忆:

  ④1954年4月8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决定,在日内瓦会议前美国不准备采取任何行动进行与台湾缔结双边安全条约的讨论。

  “当时,我们都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开会,是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王良恩接的报告。周总理看到报告后,在会场上对我说:‘得到了一个很重要的消息,你是不是马上去报告毛主席。’我说:‘我马上就回去报告毛主席。’当时,毛主席就住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我跑了一段路到北京厅,把这个消息报告了毛主席。

  ⑤《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33、334页。

  毛主席想了一下,问我:‘这个消息可靠不可靠?为什么(飞机)一定要在空地上坠下来?是不是没有油了?还是把飞机场看错了?’

  ⑥中共中央致周恩来电,1954年7月27日。

  我对毛主席说:‘飞机到底是什么情况,现在还不清楚,(驻蒙古)大使准备去实地勘察。目前还不知道飞机是什么原因坠落下来的。’

  ⑦彭德怀致毛泽东的请示报告,1954年8月5日。

  毛主席又问我:‘飞机上有没有活的人?’

  ⑧艾森豪威尔认为:“我们现在不是在议论一场有限的‘丛林’战,而是在议论跨进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门槛。如果我们进攻中国,我们将不会如同在朝鲜那样,限制我们的军事行动了。”见艾森豪威尔:《白宫岁月》(上),三联书店1978年11月版,第521页。

  我对毛主席说:‘这些情况都不清楚,还要待报。’”

  ⑨艾森豪威尔:《白宫岁月》(上),三联书店1978年11月版,第522页。

  几天后,根据中国驻蒙古使馆人员前往坠机现场查看的报告和有关专家的分析论证,终于揭开了林彪飞机坠毁之“谜”:当“三叉戟”飞机飞临温都尔汗上空时,因油料不足,机上又没有领航员和报务员,不得不就地迫降。迫降时因机身擦地起火爆炸,机上人员全部死亡。

  ⑩艾森豪威尔:《白宫岁月》(上),三联书店1978年11月版,第522页。

  九月二十四日,鉴于林彪集团的重要成员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十天来一直拒不交待问题、反而加紧烧毁罪证,毛泽东决定对他们实行隔离审查。在这前后,林立果“联合舰队”在各地的骨干分子也相继被捕归案。至此,林彪集团的政变阴谋彻底粉碎。

  不料,这个被杜勒斯称为“可怕的进退两难”的决定,遭到蒋介石的强烈反对,引发了美蒋矛盾。蒋介石看到了这个举动的严重后果:一旦把沿海岛屿问题提交联合国安理会,就是朝着让联合国安理会来决定谁应占有台湾,以及谁在联合国享有代表权迈出了第一步。①在这种情况下,美蒋双方都作了一定妥协。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二日,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在华盛顿签订。接着,一九五五年一月二十八日,美国授意新西兰在联合国安理会提出关于讨论中国大陆沿海岛屿地区“停火”问题的提案。

  林彪叛逃事件和他们一伙策动政变计划的暴露,是令人惊心动魄的重大变故,以后被称为“九一三事件”。这个事件给毛泽东的震动和打击极大。他借用唐代诗人杜牧的一首七言绝句,抒发心中的感慨:

  毛泽东发起这场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的斗争时,曾经把阻止美蒋签约作为斗争的一个目标。但是,这一目标没有能够实现。这里面除了美国顽固坚持既得的战略利益,而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和实际国力又比较薄弱等客观原因外,从主观上来说,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当时还没有深入了解美蒋在签约谈判中的矛盾分歧,也没有充分估计到美蒋在炮击金门的压力面前会迅速达成妥协。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

  尽管如此,这场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的斗争,对美蒋条约还是起到一定的制约作用。台湾当局固然得到了美国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承诺,但也为此付出相当的代价:第一,美国对台湾当局的安全承诺,只限于台湾及澎湖列岛,不包括国民党军占据的中国大陆沿海岛屿;第二,台湾当局“反攻大陆”的行动,将受到美国的严格控制。十二月十日,台湾当局以换文的方式,向美国实际上作出了不得单方面行动进攻大陆的承诺。美国无论从自身的战略利益考虑,还是从避免同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战争状态来考虑,都只能使美台《共同防御条约》成为一个防御性质的条约,而不是进攻性质的条约。这种战略利益上的矛盾,加深了美蒋矛盾。

  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

  炮击金门以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集中力量首先解放与海运、渔业直接有关的浙江沿海岛屿,同时要尽力避免引起中美直接冲突,酿成国际争端。为此,毛泽东精心指导实施了解放一江山岛战役。一九五五年一月十八日,人民解放军陆海空军协同作战,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解放了位于大陈岛外围的一江山岛。一月三十日,人民解放军下达准备进攻大陈岛的命令。美国见大陈岛失守已成定局,向台湾当局施加压力,国民党军只好在二月十一日撤离大陈岛。人民解放军连续作战,到二月下旬,收复了浙江沿海的全部岛屿。

  诗中“折戟沉沙”四字,恰好成了林彪一伙乘坐的“三叉戟”飞机坠落蒙古沙漠、丧命异国的绝妙写照。

  二月二日,毛泽东得知美军将掩护国民党军撤离大陈岛,立即给主持军委工作的彭德怀写了一段批复:“在蒋军撤退时,无论有无美舰均不向港口及靠近港口一带射击,即是说,让敌人安全撤走,不要贪这点小便宜。”②

  当然,“九一三事件”留带给毛泽东的,决不仅仅是这样的感叹。

  三月十四日,他再次指示彭德怀:“马祖及其他任何岛屿敌人撤走时,我均应让其撤走,不要加以任何攻击或阻碍。此点请予考虑酌定,指示华东及福建。”③

  中共九大以后,国内局势一度趋向缓和:各地在进行“整党建党”过程中,陆续建立或恢复了党的组织;长期以来由于派性引起的大规模武斗明显减少,社会秩序相对稳定;令人忧虑的国民经济连续两年严重下滑的状况得到扭转,工农业生产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来大幅度下降的工业生产迅速上升。一九六九年,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百分之十六点九,其中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百分之三十四点三,当然这样高的增长是带有恢复性质的。

  与此同时,在外交方面,周恩来于一九五五年二月五日会见瑞典驻华大使雨果·维斯特朗,表示坚决反对新西兰提案要联合国干涉中国内政的做法。强调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是美国造成的,“中国是不拒绝同美国通过外交谈判来解决这个紧张局势的问题的”。④

  毛泽东对局势的发展是相当乐观的。在他心目中,已经进行了三年的“文化大革命”该准备收尾了。他在这年三月间在谈到九大文件时已经说过:“中央文革不要加了,是管文化革命的。文化大革命快要结束了,用常委。①”在九大通过的新党章中,原来由康生主持起草的修改草案中规定“设立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产生的中央文革这样的机构”,毛泽东在审阅时把它改为“设立若干必要的精干的机构”,②确定在九大后取消“中央文革小组”。他考虑在适当时候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第三个国民经济发展五年计划,把局势逐步纳入正轨,认为这样做是完全可能的。

  至此,由毛泽东决策发起的反对美国制造“一中一台”或“两个中国”的阴谋的斗争,暂时告一段落。

  毛泽东完全没有料到,就在九大开过后不久,一场新的政治风暴正在迅速形成和发展起来,中心是林彪集团急于攫取更高的地位和更大的权力,一直演变到生死搏斗的地步。这场生死搏斗,首先在林彪和江青两个集团之间爆发。

  这时,亚非会议召开在即。一九五五年一月十五日,印尼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正式向中国政府发出参加会议的邀请。二月十日,中国政府复电接受邀请。随后组成了以周恩来为团长和首席代表的中国代表团。

  “中央文革小组”的取消,在客观上削弱了江青一伙的权力。尽管江青等通过九大进入了中共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但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在政府和军队中并没有实职,对充满野心的他们来说,便有了一种失落感。江青后来发牢骚说:“自九大以后,我基本上是闲人”。③但事实上,他们自“文化大革命”以来,已经积累起相当大的力量和影响,同各地造反派有着密切的联系,仍拥有很大的能量。

  当时,整个亚洲的局势正在发生重要变化。

  林彪集团的权势在九大后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他们已经拥有相当的政治资本:林彪不仅成了法定的“接班人”,而且通过黄永胜、吴法宪、叶群等控制的军委办事组,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能更多和更直接地掌握军权;而在实行“三支两军”以来,军队在全国各地和各部门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使林彪集团的权力和野心空前膨胀起来。但他们仍担心江青、康生、张春桥等的势力发展有超越自己的可能。

  亚洲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运动发展最快、成果最显著的地区。印度、缅甸、印度尼西亚、锡兰、巴基斯坦等一大批民族独立国家相继出现。这些国家迫切需要发展民族经济,同时也迫切要求消除殖民统治在国际关系上造成的不平等,要求保持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

  林彪和江青这两个集团,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互相勾结,尽管在有些问题上也曾发生矛盾,但总的说是密切合作的。九大以后,情况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一边是野心勃勃的林彪集团,另一边是不甘寂寞的江青一伙,互相倾轧,愈演愈烈。张春桥在一次到机场送外宾时当面嘲笑黄永胜:“是个大老粗,什么也不懂。”林彪在同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会面时说:“张、姚是无名小卒,不知是从哪里冒出来的,也没有做过什么大的工作,不过是个小记者。④”他们之间的明争暗斗,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尖锐,越来越不能相容。但毛泽东对这种变化,却没有多少察觉。

  朝鲜停战,印度支那问题和平解决,亚洲的局势正在走向缓和。但是,由于美国对亚洲一些地区的进一步卷入,再一次加剧了这一地区紧张的局势。一九五四年九月八日,美、法、英、澳大利亚、新西兰、泰国、菲律宾、巴基斯坦八国,在马尼拉签订《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这个条约,和一九五三年十月一日签订的《美韩共同防御条约》、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二日签订的美台《共同防御条约》联结在一起,使亚洲的局势变得错综复杂,潜伏着新的危机。

  一九六九年五月下旬,已经又有一年多没有外出的毛泽东,在九大结束后心情轻松地登上南下专列,驶往他所熟悉的“白云黄鹤”的地方——武汉。从五月三十一日到六月二十六日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内,他都住在武昌东湖的梅岭一号。离开的那天,他对湖北负责人曾思玉等说:“我这次来,不是给你们谈工作的,是因为在北京很忙,到这里是休息的。”⑤

  亚非会议就是在这样一个希望与危机并存的背景下召开的。《南亚五国总理茂物会议联合公报》提出,亚非会议的目的是:一、建立和促进友好与睦邻关系;二、讨论与会各国的社会、经济与文化问题和关系;三、讨论对亚非国家有特别利害关系的问题,如民族主权、种族主义、殖民主义等问题;四、讨论亚非国家的国际地位,以及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合作所能作出的贡献。⑤这些问题,都是亚非各国在其独立发展中普遍遇到的问题。

  在武汉期间,他一再谈到要减少对他个人的过分颂扬。到了梅岭一号,他看到从走廊到会客厅、书房和卧室里,到处都张贴着他的画像和语录,立刻要工作人员将这些统统摘下。有一次,他针对林彪最先提出、在“文化大革命”中更加盛行的称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的说法,向工作人员说:“人的一句话怎么能顶一万句呢?一句话就是一句,不能是一万句,不能顶,更不能顶那么多。我的话怎么可能有那么大力量,那不是神了吗?这不是唯物主义,也不是辩证法。”还有一次,毛泽东在观看中共九大纪录影片时,银幕上多次出现他本人的镜头和代表们长时间欢呼的场面,他生气地站起来中途退场,并且说:“哪有一个人老看演自己的电影?我的镜头太多了,没什么意思!”他还告诉工作人员:“‘四个伟大’,太讨厌!”⑥

  中国作为重要的亚洲大国,和绝大多数民族独立国家有着共同的利益,决心和这些国家共同努力,把这次亚非会议开成一个民族独立的盛会,维护和平的盛会。

  六月十二日,根据毛泽东的批示,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宣传毛主席形象应注意的几个问题》的文件,指出:当前在国内宣传中出现了不突出政治、追求形式和浮夸浪费的问题。今后,“不经中央批准,不能再制作毛主席像章”;“各报纸平时不要用毛主席像作刊头画”;“不要搞‘忠字化’运动”;“不要修建封建式的建筑”;“不要搞‘早请示、晚汇报’,饭前读语录、向毛主席像行礼等形式主义的活动”。

  毛泽东对这次没有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国家参加的亚非会议十分重视。周恩来负责准备中国代表团参加会议的方案。四月四日,由周恩来主持起草的《参加亚非会议的方案(草案)》、《访问印度尼西亚计划(草案)》等文件,报送毛泽东等审阅。四月五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这些文件。

  这时,毛泽东关心的问题也发生明显变化,越来越把注意力更多地转到经济形势方面来。在武汉期间,他多次听取当地党政军负责人的工作汇报,主要内容是工农业生产和重点工程项目的开发建设等。据当年担任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和武汉军区司令员的曾思玉回忆:

  《参加亚非会议的方案》提出:“我们在亚非会议中总的方针应该是争取扩大世界和平统一战线,促进民族独立运动,并为建立和加强我国同若干亚非国家的事务和外交关系创造条件。”

  一九六九年夏,毛主席在湖北视察时,对湖北农业生产十分关心。当我汇报战胜一九六八年长江洪水,以及今年早稻长势很好、丰收在望时,毛主席说:对,人是要吃饭穿衣的。湖北是个好地方,是鱼米之乡,自古以来就有“湖广熟,天下足”之说。中国的文字很有道理,“饭”字缺了“食”就剩下了“反”字。如果老百姓没有饭吃,就要起来造反的,民以食为天嘛。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我们经济形势的好坏,依农业形势的好坏而转移。湖北这个地方盛产粮食和棉花,你们要抓住不放,人民有饭吃、有衣穿,事情就好办了。⑦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方案》提出:最高纲领,是争取缔结亚非国家和平公约或和平宣言,主要内容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反对殖民主义、要求和平、反对战争;最低纲领,是争取发表一个带公约性的公报,作为亚非会议的具体成就之一。

  对与农业密切相关的水利问题,毛泽东一直十分注意。湖北沿江一些地区因常年遭受洪灾,损失严重。加上省内缺乏煤炭,开发长江水利资源成了当务之急。曾思玉等向毛泽东请示兴建三峡水利枢纽工程问题。当得知湖北省领导还没有去过三峡时,他建议曾思玉可以先去实地考察一下。除了农业、水利问题,他在武汉还过问了焦枝铁路(河南焦作至湖北枝城)建设、江汉油田会战等情况,批阅了有关技术革新、渤海地震、华北防汛等文件。

  估计到由于某些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挑拨,会上很可能针对中国提出所谓共产主义威胁的问题。《方案》提出具体的应对原则:在会上多提亚非国家的共同性问题,不突出我国的特殊问题;从大多数亚非国家的要求出发,再联系到我国的要求;中国支持他们,不要求他们支持中国;对某些国家出于对社会主义的不了解和疑惧而可能进行的攻击,采取申明立场、不为所动的方针,避免会议陷入关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对立和争论;尽力争取团结大多数与会国,使会议能就共同愿望和要求达成协议,取得最大限度的成功。

  对解放干部的问题,毛泽东在这段时间内也一再强调。到武汉前十来天,他在一次谈话中说:“专案组的材料至少一半不能相信。⑧”当听取军委办事组向政治局常委汇报时,他说:“搞专案,许多是靠不住的,是道听途说的。内查外调搞不出什么东西,搞了很长时间没有搞出什么东西。有的学生没有经验,有的还有派性,这一派整另一派。”他还说:“不要把责任推到下面,不要怪下面,谁叫我们不管呀!⑨”在武汉,他对当地负责人说:“下点以前,主要的是要把政策学会,一定要把政策交代清楚。政策不交代清楚,不要下去。”“监护的人,统统放了,不管他职务大小,这是全国性的问题。我看搞专案小组很危险。他怕右了,就要千方百计把人家打成反革命。一个专案组搞了一二年,没有搞出来,怕思想上右倾,宁可‘左’一点。”“我不是完全反对专案小组。搞专案要有经验的人,年龄大的人,要与群众结合。现在有的人年纪轻,造反精神很强,他们缺乏经验,不懂得历史。”“听说河南地专县一级的第一把手,有百分之五十的人都出来主持工作,这个经验很好,全国不太多。⑩”六月二十八日,他在湖南对当地负责人说:“出极左极右是社会上有那股思潮,‘省无联’(指“湖南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引者注)极左,那时很吃香,有一股极左思潮。⑾”七月八日,他在浙江对当地负责人说:“要教育帮助新干部,,就是要当见习官。他们没有经验嘛,就是要当见习官嘛!老干部是有经验的。”他还详细地询问了浙江工业配置情况、新安江水电站生产情况,并谈到修建杭州到长兴的铁路问题。⑿

  这些方针和原则,体现了中国政府求同存异、顾全亚非国家的整体利益、谋求会议成功的真诚愿望。

  这时毛泽东关注的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准备打仗”。

  四月七日,周恩来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踏上了前往万隆出席亚非会议的路程。

  ①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记录,1969年3月3日。

  四月十一日,台湾当局制造了“克什米尔公主号”座机爆炸事件,企图谋害周恩来,破坏中国代表团出席亚非会议。当时,周恩来正在昆明,闻讯丝毫不为所动,在访问缅甸以后,四月十七日抵达万隆。

  ②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送审稿的修改,手稿,1968年10月14日。

  一九五五年四月十八日,举世瞩目的亚非会议在万隆独立厅隆重开幕。与会的二十九国代表,一致推举印尼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为会议主席。

  ③江青给毛泽东的信,1974年11月19日。

  不出所料,当天下午的会议上,有的国家的代表提出了“认真对待共产主义危险的严重性”的问题,使会场气氛陡然紧张起来。各国代表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中国代表团身上。中国将作何反应,各国代表拭目以待。

  ④访问吴法宪谈话记录,1983年11月18日-25日。

  面对这种情况,第二天周恩来决定将拟好的发言稿改作书面发言散发,并在当天下午的会议上作了补充发言。

  ⑤官祥等:《在东湖的日子里》。见《毛泽东在湖北》,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9月版,第323页。

  周恩来在短短十八分钟的发言中,首先申明:“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他说:“我们并不要求各人放弃自己的见解,因为这是实际存在的反映。但是不应该使它妨碍我们在主要问题上达成共同的协议。”接着,他针对两天来在三个问题上对中国的责难,即不同的思想意识和社会制度问题、有无宗教信仰自由问题以及所谓颠覆活动的问题,一一说明了中国政府的原则立场。

  ⑥官祥等:《在东湖的日子里》。见《毛泽东在湖北》,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9月版,第323页。

  他的讲话,一下子扭转了会议的气氛,一场好似就要来临的大辩论被化解了,友好谅解、求同存异的精神主导了会场。

  ⑦曾思玉:《我的缅怀》。见《毛泽东在湖北》,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9月版,第39页。

  四月二十三日,周恩来在亚非会议政治委员会会议上,代表中国代表团向会议提出了关于和平宣言的议案。议案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提出七点建议: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采取侵略行动和威胁;互不干涉或干预内政;承认种族的平等;承认一切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尊重各国人民有自由选择生活方式和政治、经济制度的权利;互不损害。此外,周恩来说,在中国的提案中还加上一条,即用和平方法解决国际争端,支持一切正在采取的或可能采取的,消除国际紧张局势和促进世界和平的措施。这些,反映了亚非各国的普遍心声。

  ⑧毛泽东的一次谈话记录,1969年5月19日。

  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是参加亚非会议的有关国家共同关心的问题。四月二十三日下午,周恩来在有缅甸、锡兰、印度、印尼、巴基斯坦、菲律宾、泰国代表团团长参加的小型会议上,代表中国政府宣布了一项重要决策:“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⑥

  ⑨毛泽东在听取军委办事组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汇报时的讲话记录,1969年5月26日。

  在场的缅甸总理吴努作出这样的评价:这个声明向和缓世界紧张局势走了一大步。

  ⑩毛泽东同曾思玉、刘丰、张体学、方铭的谈话记录,1969年6月26日。

  四月二十四日晚,历时一周的亚非会议圆满结束。会议一致通过的《亚非会议最后公报》,吸收了中国代表团的建议,形成各国和平相处、友好合作的十项原则。从此,人们把这次会议表现出来的亚非国家要求摆脱大国政治干涉,平等协商、和平共处、友好合作的精神,称作“万隆精神”。

  ⑾毛泽东同黎原、华国锋的谈话记录,1969年6月28日。

  “万隆精神”的出现,是亚非国家民族独立、民族解放、反对强权政治和新殖民主义的运动日益高涨的标志。它预示着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国际新秩序将逐步建立。中国政府和其他与会国一道,为亚非会议的成功和“万隆精神”的诞生,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⑿毛泽东同南萍、陈励耘的谈话记录,1969年7月8日。

  万隆会议结束后,周恩来率代表团访问了印度尼西亚。五月七日中午,回到北京。当天下午,毛泽东在颐年堂召开会议,周恩来、陈毅和政治局委员参加,毛泽东还请他们一起吃饭。会上,谈了亚非会议情况,决定最近向人大常委会作一次报告。

  这年三月,中国和苏联边防部队在中国黑龙江省珍宝岛等地区接连发生武装冲突,中苏双方有多人伤亡。①事件发生后,本来就很不平静的两国边界地区的局势更趋紧张,苏联领导人和其他军事首脑也不断地放出战争威胁的言论。与此同时,苏方还调兵遣将,进行具体的军事部署,如:大量增加军费,增加在中苏边境和远东的驻军(以往在蒙古没有驻军,这时陆续增加到八个师);在中苏、中蒙边境修建一系列空军基地和导弹基地;不断地在中苏边境举行“军事演习”;下令大规模征兵;向中苏边境大批“移民”并发给边境居民武器;频繁侵犯中国领空、领土,制造边境挑衅事件。自恃武力强大的苏方甚至提出:“苏联部队的核武器是有无限毁灭力量的带核弹头的导弹”,有关导弹部队已经严阵以待,随时准备进行“毁灭性的核回击”。②另据英、美等西方报刊报道,苏联人“在口头上向华盛顿及其他西方国家的首都进行试探”,要它们“对远东发生核战争的可能性有所准备”。③

  亚非会议的成功,中国代表团在亚非会议上的出色表现,使友好国家更加坚定了同中国发展关系的信心,也使一些原来对社会主义中国存有疑惧或对抗心理的亚非国家,开始改变看法,转而对中国采取友好态度。中国睦邻友好的和平外交打开了新局面,在一九五五年和一九五六年取得重要的进展。

  苏联方面一系列不同寻常的动作,不能不引起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高度警觉。六月间,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军委办事组召开座谈会,讨论“准备打仗”的问题。七月十一日,陈毅等老帅提出《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八月下旬,毛泽东先后批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转发的《关于加强全国人民防空工作的报告》和中共中央《“八·二八”命令》。《命令》要求边疆各地军民“随时准备粉碎美帝、苏修的武装挑衅,防止它们的突然袭击”。九月十一日,周恩来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在北京机场举行会谈,双方达成“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的临时谅解协议。会谈中,周恩来就最近苏方对中方进行核威胁一事向柯西金提出严词责问,柯西金无言以对。④两天以后,周恩来将会谈情况向在外地的毛泽东作了汇报。九月十六日晚,新华社发表经毛泽东审定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周年口号》(共二十九条),其中第二十二条是他加上的,即:

  一九五五年四月二十七日,毛泽东会见巴基斯坦新任驻华大使苏尔丹乌丁·阿哈默德,同他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反对任何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特别要反对以原子弹为武器的侵略战争!如果这种战争发生,全世界人民就应以革命战争消灭侵略战争,从现在起就要有所准备!”⑤

  巴基斯坦是亚非会议发起国之一,一九五一年就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但它后来又参加了美国策划的东南亚条约集团。毛泽东的谈话还是从东方国家的共同点谈起,从中巴应该成为好朋友这个主题谈起,然后讲到刚刚结束的亚非会议。他说:“亚非会议要不是由五个科伦坡国家发起,而由中国发起,那就开不成。他们相信你们,不相信我们,原因是我们是共产党执政的国家。但是,我们共产党并不像美国所描写的那样是不理发的,是青面獠牙、三头六臂的,我们是讲道理的。”

  十月一日,是国庆二十周年的日子。尽管战争阴云密布,刚从外地回到北京的毛泽东仍照例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群众游行队伍。经毛泽东批准,中国方面接连采取若干行动,回应来自对手的挑战:九月间,召开全军战备工作会议,传达毛泽东“军队不要松懈”和林彪“用打仗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的指示,对防止对手发动突然袭击,作好精神、组织和物质上的准备。二十三日、二十九日,中国先后成功地进行首次地下核试验和新的氢弹爆炸。新华社在有关报道中说,中国核武器发展的新成就,是对美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核垄断的“一个沉重的打击”。⑥

  他对大使说:“现在我们了解,巴基斯坦当初参加马尼拉条约集团是因为怕中国侵略。希望你们慢慢地能了解中国是不会侵略的,并希望消除彼此间的误解,改进彼此间的关系。我们已经同巴基斯坦建立了外交关系和贸易关系,我们同泰国、菲律宾尚未建交,但也希望能改进我们同它们之间的关系。周恩来总理在亚非会议上已同它们的代表有了接触。”

  九月三十日晚,周恩来在国庆招待会上发表讲话说:“对于美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战争威胁,包括核战争威胁,我们要作好充分准备。如果他们硬是要把侵略战争强加在我们头上,我们就坚决抵抗到底,直至最后胜利。”⑦

  毛泽东向大使再次重申周恩来几天前在亚非会议上代表中国政府的表态。他说:“中国愿意同一切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和平共处。周总理在声明中已表示我们愿意同美国人坐下来谈判。在亚非会议期间,我们同五个科伦坡国家和泰国、菲律宾曾谈过台湾问题。一切问题应通过谈判来解决,打仗的办法不好。”⑦

  中央“两报一刊”联合发表的国庆社论和林彪在天安门群众庆祝国庆二十周年大会上发表的讲话中,都将毛泽东添写的国庆口号第二十二条作为结束语。社论还号召全国军民“防止敌人突然袭击,坚守岗位,作好准备”。⑧

  亚非会议以后,中巴两国关系发展很快,逐步建立了相互信任的友好关系。

  在全世界面前,毛泽东又一次显示他从来不向任何外来压力低头的民族自尊和自信。

  一九五六年十月十八日至二十九日,巴基斯坦总理苏拉瓦底正式访华。十月十九日,毛泽东同他会谈。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陈云、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等参加了会谈。

  十月十五日,毛泽东再次离开北京到达武汉。两天以后,林彪也以“紧急战备”名义“疏散”到江苏省苏州市。根据中共中央关于紧急疏散的通知,在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先后“战备疏散”到外地。

  毛泽东说:“我们愿意进一步搞好我们两国的关系,如果你们也有同样的愿望,我们两国的关系是可以搞好的。亚非各国,根据万隆精神,都应该建立和平共处和友好的关系。”

  十月十八日(星期六),刚到苏州的林彪通过在北京的军委办事组组长、总参谋长黄永胜,向全军发布一个“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要求“立即组织精干的指挥班子,进入战时指挥位置”。“各级要加强首长值班,及时掌握情况。⑨”这个指示,以“林副主席指示(第一个号令)”名义正式下达。当晚,这个“号令”迅速传达到各作战部队,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它很快引起各方面的反应:驻扎在中苏、中蒙边境地区的苏军出现频繁调动迹象,台、澎、金、马等岛屿的国民党军队以及驻守太平洋地区的美军,都因此取消了周末休假而进入全面戒备。

  毛泽东对巴基斯坦参加马尼拉条约和巴格达条约⑧表示了中国的态度:“我们原来希望你们不参加这两个条约,但是你们已经参加了,没有办法。你们有自己的政策,我们只能作为朋友提出建议,不能干涉,无权告诉你们采取什么外交政策。我们建议你们不反对中国和印度,而且对整个亚非地区国家都以团结为重。”⑨

  林彪的“第一个号令”,是一个极不寻常的举动。尽管它是根据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当时国际形势的估计、特别是针对苏联军队有可能入侵这种估计作出的。但对这样一件牵动全局的大事,林彪事先竟没有请示军委主席毛泽东,就擅自作出决定,并向全军下达,采取行动。命令下达后的第二天,林彪才用“电话记录”(急件传阅)的方式报告毛泽东和周恩来。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不曾发生过的事情。

  十月二十三日,中巴两国总理发表《联合声明》,表明尽最大努力维护和平的共同愿望。十二月二十日,周恩来回访巴基斯坦。两国关系进入了友好合作的新阶段。

  住在武昌东湖宾馆的毛泽东,每天仍是阅读书报、审批文件和思考问题。与上次有所不同的是,他很少出去散步,也没有会见任何客人——这通常是他在考虑重要问题或准备作出重要决策前的一种习惯。就在这时,林彪的“第一个号令”传到了。这是他没有料想到的。毛泽东立刻敏锐地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作出强烈反应。陪同毛泽东来武汉的汪东兴后来回忆:

  以亚非会议和周恩来访问印度尼西亚为契机,中国同印尼两国关系在一九五五年间也有新的发展。周恩来访问印尼,本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签订协议,解决了华侨的双重国籍这个中国同一些邻国间存在的敏感问题,印尼政府大为赞赏。

  “我拿此急件送到主席住处,给主席看。毛主席看后,一脸不高兴的样子,对我说:‘烧掉。’我以为主席是让我拿去烧了,还没等我反应过来,主席自己拿起火柴一划,把传阅件点着,给烧了。接着,他又拿起传阅件的信封要烧。我赶紧对主席说:‘主席,不能烧,你都烧了,以后查问起来,我无法交代。留下这个信封上面还有传阅件的编号,你不要烧了。’主席听我这样说,这才作罢。⑩

  同年五月二十五日至六月七日,印尼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访问中国,中国政府隆重接待。

  当天晚上,周总理打电话问我:‘主席看过林彪的紧急电话通知没有?’我对周总理说:‘我送去给主席看了,主席看后给烧了。’周总理惊诧地说:‘烧了?’我回答:‘主席看后不高兴,自己就烧了。我劝了以后才留下传阅件的信封。’周总理听到这里没有说话。”

  五月二十六日,毛泽东会见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毅等参加会见。

  林彪采取这种“先斩后奏”的作法,确实有很深的用意。此例一开,就造成一种既成事实:副统帅可以不经过统帅而在一夜之间调动全军进入临战状态。

  毛泽东以充满热情的语言表达了对客人的欢迎:“欢迎你们,欢迎其他各位朋友,我们十分欢迎你们。我们是朋友,我们和中国人民都很高兴看到你们。”

  这以后不到半年时间,林彪又作出一个出人意料的举动。

  讲到亚非会议,毛泽东十分称赞印尼对这次会议所作的贡献。他说:亚非国家的团结是有希望的,万隆会议已经走了第一步。在西方国家面前,我们的问题是团结起来,保卫自己,而不是互相打主意,彼此损害。为此,就要采取步骤来消除存在于我们之间的不了解和障碍,增加互相的了解。他说,过去中印间存在的西藏问题,中缅间有华侨和国界问题,中国和印尼也有华侨问题,这些都能够友好地解决。毛泽东再一次表达了中国对改善同泰国、菲律宾关系的愿望,希望印尼总理见到泰国、菲律宾的领导人时,告诉他们中国是想和他们的国家友好相处的。

  ①1969年3月2日,苏联边防部队入侵中国黑龙江虎林县珍宝岛地区,中国边防部队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对入侵者进行还击,保卫祖国领土。3月15日、17日,遭到打击的苏军向驻守珍宝岛的中国军队发动更大规模的进攻,经过连续激战,最终被中国军民击溃。

  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此行的一个重要目的,是想促成中美两国就台湾海峡局势举行谈判。毛泽东表示:“我们愿意用和平的方法来解决存在的问题。打仗总是不好的”。他以两次世界大战的历史为例证,说明战争的政治后果对西方国家并不利。他说:“正是考虑了这一点,我们说,用谈判来解决问题,试试看。况且朝鲜战争和印度支那战争最后都是用谈判解决的,台湾问题也可以用谈判解决。我们已经在万隆会议表明了这一点,可以用这一点去说服西方国家。”他进一步提出:“如果美国愿意签订一个和平条约,多长的时期都可以,五十年不够就一百年,不知道美国干不干。现在主要的问题就是美国。”

  ②1969年6月3日《人民日报》。

  这是一次非常友好的会谈,双方谈得那样愉快、和谐。正如毛泽东说的:“我找不到我们两国间有任何利害冲突,而只能找到两国合作有互利的方面。”沙斯特罗阿米佐约也说:“这次谈话是既愉快又有益。”⑩

  ③[美]《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69年6月5日。

  ①艾森豪威尔:《白宫岁月》(上),三联书店1978年11月版,第522、523页。

  ④周恩来同柯西金会谈记录,1969年9月11日。

  ②毛泽东对海军司令部关于蒋军从大陈岛撤退期间我海岸炮使用问题给中共中央军委请示电的批语,手稿,1955年2月2日。请示电中提出:“如无美舰直接参加大陈撤退时,我海岸炮可对大陈及港口实施准确射击。”毛泽东阅后,在一旁批:“不妥”,并写了这个批语。

  ⑤毛泽东审阅《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周年口号(送审稿)》时加写的口号,手稿,1969年9月。

  ③毛泽东对彭德怀转来的华东军区司令部关于对马祖、金门斗争问题给总参谋部的请示电的批示,手稿,1955年3月14日。

  ⑥据1969年10月4日新华社报道。

  ④《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5月版,第107页。

  ⑦1969年10月1日《人民日报》。

  ⑤《新华月报》1955年3月号,第54、55页。

  ⑧《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为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奋斗--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周年》。见1969年10月1日《人民日报》。

  ⑥1955年4月24日《人民日报》。

  ⑨林彪《第一个号令》,1969年10月18日。

  ⑦毛泽东会见巴基斯坦驻华大使谈话记录,1955年4月27日。毛泽东的谈话内容,见《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203、204页。

  ⑩汪东兴:《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14、15页。

  ⑧巴格达条约,即《伊拉克和土耳其间互助合作公约》,1955年2月24日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签订。同年,英国、巴基斯坦、伊朗等国相继加入,使其成为西亚地区性军事联盟。

  一九七0年三月八日,经过长期考虑后,毛泽东向中央提出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修改宪法的意见,并建议不设国家主席。三月七日,在武汉的毛泽东要汪东兴回北京向中央政治局转达他的意见。第二天晚上,汪东兴在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正式传达。到会的政治局成员一致拥护毛泽东的意见,商定组成工作班子,立即着手进行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

  ⑨毛泽东会见巴基斯坦总理苏拉瓦底谈话记录,1956年10月19日。

  仍留在苏州的林彪没有出席这次政治局会议,而是派叶群作为他的代表到会。会上,周恩来特别提醒:委托叶群向林彪转达毛泽东的意见,并报告政治局会议讨论的情况。可是,林彪却在三月九日让叶群转告在京的黄永胜和吴法宪:“林副主席赞成设国家主席。”①

  ⑩毛泽东会见印尼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谈话记录,1955年5月26日。毛泽东的谈话内容,见《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209-211、213页。

  三月中旬,周恩来连续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选举的决定》、《关于修改宪法问题的请示》等文件,并报送毛泽东批准。在审阅《关于修改宪法问题的请示》及其附件时,毛泽东再次表示不要设国家主席。三月十七日至二十日,在有中央和地方党政军负责人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大多数与会者表示同意毛泽东关于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林彪却让秘书给毛泽东的秘书打电话说:“林副主席建议,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毛泽东让秘书回了一句顾左右而言他的话:“问候林彪同志好!”②

  这次会谈给印尼总理留下了美好的印象。后来,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在回忆这段历史时说过:“毛泽东给我的印象是,他没有摆出一个已经改变中国历史、国家和民族命运的人民领袖的架子,而是平易近人,像是中国大家庭的长辈,正如我们在印尼也能经常看到的华人聚居区大家庭里德高望重的长者。”①

  在毛泽东已明确表示不设国家主席的情况下,林彪仍一再坚持要设国家主席。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他们第一次在重大问题上公开表现出意见分歧。

  在两国总理的会谈中,详细讨论了中美举行谈判的问题,达成了一致意见。访问结束后,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把会谈情况向美国方面作了通报,得到的答复是,拒绝这样的谈判。印尼政府的斡旋虽然失败了,但事实使印尼领导人看到是谁在真诚地谋求和平。

  四月初,毛泽东审阅中央“两报一刊”编辑部为列宁诞辰一百周年所写的纪念文章稿,写下一大段批语:“关于我的话,删掉了几段,都是些无用的,引起别人反感的东西。不要写这类话,我曾讲过一百次,可是没有人听,不知是何道理,请中央各同志研究一下。③”他在稿中删去的话有: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思想是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同志就是当代的列宁”,等等。这些被毛泽东认为是“无用的”和“引起别人反感”因而删去的,几乎全是人们所熟悉的林彪用来颂扬毛泽东的原话。

  亚非会议以后,中日民间友好往来的关系也有了较大进展。

  接到毛泽东的批件后,周恩来立刻将此件在中央政治局范围内传阅。见到传阅件的林彪却保持沉默。

  一九五一年九月,美国在排斥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参加的情况下,在旧金山召开了片面对日媾和国际会议。这为中日两国结束战争状态、逐步实现邦交正常化,设置了严重障碍。在中日官方关系难以有进展的情况下,毛泽东和周恩来提出发展中日关系重点在民间的方针。而开展中日民间外交,是从发展两国民间贸易开始的,一九五二年到一九五五年,中日先后签订了三个民间贸易协定。一九五三年,中国政府成功地安排日侨回国,在日本各界引起良好反响。日本政界、财界有识之士,纷纷呼吁政府改善日中关系,发展日中贸易。

  过了一个星期,林彪突然打破了沉默。

  一九五五年九月中旬至十月中旬,由林山荣吉率领的日本国会议员代表团访问中国。这个代表团,包括了日本各重要政党的国会议员。十月十五日,毛泽东会见了代表团全体成员。

  四月十一日夜,林彪在苏州通过秘书向中央政治局值班人员打电话转达他的三条意见:“一、关于这次‘人大’国家主席的问题,林彪同志仍然建议由毛主席兼任。这样做对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人民的心理状态适合。否则,不适合人民的心理状态。二、关于副主席问题,林彪同志认为可设可不设,可多设可少设,关系都不大。三、林彪同志认为,他自己不宜担任副主席的职务。”④

  毛泽东向日本朋友表达了中国政府对恢复中日邦交的期望。他说:今天来的客人是我们的邻舍,左邻右舍,是很接近的一个邻舍。日本朋友到中国来,从你们日本家里到我们家里来看一看,我们应该感谢。中日关系的历史是很长的,人类几十万年以来过着和平的生活,我们的祖先吵过架、打过仗,这一套可以忘记啦!从法律上说,中日就是处于战争状态。你们把恢复中日关系放在第一条,这是很好的。就人民的利益要求,应尽早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

  第二天,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林彪的上述意见。会上,有相当一部分政治局成员附和林彪的意见,同意由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周恩来会后将政治局讨论情况报告毛泽东。毛泽东在接到报告的当天(四月十二日)就明确批示:“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议不妥。”

  毛泽东还对日本朋友说:中日两国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美国压在我们的头上。“美国的手很长,它抓住我们的台湾,也抓住日本、菲律宾、南朝鲜。亚洲这样大的地方它都想抓。这件事情终究不能持久的。这里是我们的地方,这里的事情应当由我们的人民来管。现在我们要求它放手,把手拿走。放手以后,我们再来拉手。”“各国的事情要由各国自己管,这是个真理。”②

  毛泽东的批示,无疑是对林彪“三条意见”的答复。

  日本国会议员代表团访华,以及一九五四年十二月鸠山一郎内阁成立③,增强了中国政府争取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决心。从一九五五年十月到一九五六年四月,中国多次建议两国政府就两国关系正常化进行谈判,并向鸠山首相发出访华邀请。

  四月下旬,毛泽东和林彪几乎同时回到北京。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第三次提出他不当国家主席,也不要设国家主席,并当着林彪的面说:“孙权劝曹操当皇帝。曹操说,孙权是要把他放在炉火上烤。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曹操,你们也不要做孙权。”⑤

  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毛泽东颁布命令,公布了《关于处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国战争中战争犯罪分子的决定》。在押的一千零一十七名日本战犯被宽大释放,另外四十五名从宽判处有期徒刑的,也允许家属前来探视。中国政府为促进中日关系发展采取的这一行动,在日本各界深得人心。获释的日本战犯,不少人后来成为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推动者。

  毛泽东已经把话说到这个程度,林彪背地里仍继续坚持唱反调。这是很反常的现象。五月中旬,林彪告诉吴法宪:还是要设国家主席,不设国家主席,国家没有一个头,“名不正言不顺”。林彪还要吴法宪和李作鹏等在宪法工作小组会上提出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为什么在毛泽东一再表明态度后林彪仍要坚持设国家主席的主张呢?七月,叶群私下向吴法宪把话挑明:“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⑥

  毛泽东和中国政府为推动中日邦交正常化作出的种种努力,并没有使邦交正常化很快成为现实。由于日本当时历届政府都没有勇气改变追随美国的政策,中日邦交正常化还要经历一个长期曲折的历程。对鸠山首相访华的邀请没有能实现。毛泽东和中国政府把中日关系的立足点继续放在民间,着眼于长久,着眼于未来。

  根据林彪、叶群授意,七月中旬举行的中央修改宪法起草委员会全体会议期间,再次出现了要求设国家主席的“呼声”。毛泽东得知后尖锐地指出:设国家主席,那是形式,不要因人设事。这里说的“因人设事”,⑦几乎就是“有人想当国家主席”的同义语。

  泰国是中国的近邻。毛泽东、周恩来曾通过多种渠道向泰国政府转达谋求建立睦邻友好关系的真诚愿望。在亚非会议上,周恩来还主动和泰国外长旺亲王接触,解除他对中国政府的误解和猜疑。

  从五月到七月,毛泽东先后会见了十几批外宾,同他们分析国际形势,谈中国革命的经验,特别是强调要坚持独立自主,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干涉。这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会见外宾最多的一段时间。

  当时,泰国和台湾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在泰缅边境还有国民党军队残部。泰国政府一直怀疑中国利用华侨搞颠覆活动,认为中国云南成立傣族自治州是对泰国进行“渗透和颠覆”。而泰国与美国之间存在的密切关系,也制约着它同中国发展关系。

  七月下旬,毛泽东刚离京去南方不久,在中央内部又发生一场风波。

  这种情况在亚非会议后有了重要的变化。泰国朝野开始对中国建立起信任感,疑虑逐渐下降。另外,泰国在经济上遇到困难,大米出口受到美国竞争压力,橡胶和锡的价格大跌,使它尝到追随美国对华禁运政策的苦果。泰国工商界看到新加坡、马来亚解除了对中国的禁运,也要求政府解除禁运,改善泰中关系。

  和往年一样,为纪念“八一”建军节,中央“两报一刊”准备发表一篇社论。这类社论稿通常都要经中央政治局讨论修改,最后送毛泽东审定。在二十七日的政治局会议上,跟林彪关系已非同一般的陈伯达同江青的“智囊”张春桥就社论稿上的一处提法产生分歧:陈主张将原稿中“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一语中的“毛主席和”四个字去掉,而张则坚持不改,双方争执不下。主持会议的周恩来表示:这件事“要请示主席”。⑧

  经过双方的努力,一九五五年下半年,中泰两国建立了秘密接触渠道,达成四点协议:(一)双方愿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友好关系;(二)中方愿意考虑发展两国经贸关系,帮助泰国解决经济困难;(三)适时增加相互往来,开展贸易和文化交流,以期最后导致两国关系正常化;(四)双方愿意经常保持联系。中泰两国通向睦邻友好的大门,就这样打开了。

  过了两天,周恩来去上海陪同毛泽东会见外宾。他当面向毛泽东讲了这场争论的情况。毛泽东听后仿佛并不在意,轻松地说:这一类的应景文章,既然政治局已经讨论过了,我就不看了;至于提法问题,这无关紧要。他还要汪东兴代他圈去社论稿中“毛主席和”几个字。第二天,周恩来写信把毛泽东的意见转告在京的中央政治局成员。⑨事实上,毛泽东对这个问题决非并不在意。他对汪东兴讲:争论当中的两种意见,我都不赞成。缔造者不能指挥,能行吗?缔造者也不光是我,还有许多人嘛!后来,他又多次讲过这个意思。⑩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泰国派出经济文化代表团秘密访华。十二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同代表团成员进行了友好谈话。毛泽东表示:我们要慢慢地、逐步地改进中泰关系。我们只讲和平共处,讲友好,讲做生意,不在你们国家讲共产主义,不挑起人家来反对自己的政府。还表示两国可以进行贸易,中国可以买泰国的大米和橡胶。④代表团访华期间,签订了《中泰贸易会谈纪要》。

  这件事不能不使他联想到一年前林彪擅自命令全军进入战备的“第一个号令”这个举动。去掉了“毛主席和”几个字以后,就成了只有林彪可以“直接指挥”人民解放军了。这不是一般的提法问题,而是一件大事。只是因为周恩来汇报这场争论的情况时,黄永胜也在场,毛泽东对这类重大问题还需要观察,故意没有把话说得那样明白。

  这次秘密访华的成功,促成泰国人民促进友好访华代表团在一九五六年一月公开访华。代表团包括了泰国各党议员、商人和记者。二月十日,毛泽东会见了代表团全体成员。

  越来越多的迹象已使毛泽东感觉到,林彪正急于取得更高的地位和更多的权力。

  他对泰国朋友说:我们可以等待。目前你们处在困难中,必要时对美国说几句好话,对我们说几句坏话,我们是谅解的。又说:各国都必须发展自己的经济和文化。你们的国家和别的国家有了独立自主,发展了经济和文化,对中国是有好处的。⑤

  根据毛泽东批准的计划,将在同年八月下旬召开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九月举行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七月二十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各地认真动员群众,广泛讨论对宪法的修改,提出修改意见,讨论并通过四届人大代表的候选人名单。

  以这次公开访问为起点,来华访问的泰国友好人士日渐增多,增加了彼此间的了解和信任。

  为此,林彪、江青两股势力加紧了“较量”的步伐。

  这样,到一九五六年初,中国的周边环境已大为改善。曾经对中国存有疑虑甚至敌意的国家改变了态度,为友好信任的合作气氛所代替。中国对亚洲邻国的影响在增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说话的份量也在加重。

  ①汪东兴:《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20页。

  这种局面,是坚持奉行遏制和孤立中国政策的美国所不愿意看到的。但事到临头,它也只能无可奈何地面对这一既成事实。

  ②汪东兴:《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20、21页。

  亚非会议以后,在中国政府多次发表声明、谈话的敦促下,经过英国、印度、印尼等国的斡旋,美国政府在一九五五年七月十三日通过英国政府向中国政府建议,在日内瓦举行两国大使级会谈,议程包括平民遣返问题和双方有争执的其他实质问题。七月十五日,中国政府接受了这个建议。

  ③毛泽东对周恩来等送审的《列宁主义,还是社会帝国主义?--纪念伟大列宁诞生一百周年》文章稿的批语,手稿,1970年4月3日。

  一九五五年八月一日起,中美大使级会谈在日内瓦举行。中方首任代表是驻波兰大使王炳南,美方首任代表是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约翰逊。从此,中美双方开始了旷日持久的谈判交锋,长达十五年之久,成为现代国际关系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双边外交谈判。双方的谈判代表换了几次,会谈地点后来也从日内瓦迁到波兰首都华沙。

  ④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21页。

  尽管会谈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成果,但它使美国一再反对的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作为对等外交谈判对手,成为现实,使中美两国从局部热战转入冷战对抗中保持外交接触。

  ⑤同上。

  从一九五三年七月朝鲜战争停战,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提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维护世界和平的方针以来,到一九五六年上半年,用了不到三年的时间,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核心的中国和平外交,就在各个方面取得重要成就。同周边的睦邻友好关系正在建立,和西方大国的和解及贸易往来在逐步发展,美国遏制和孤立中国的政策受到有效的制约,就连美国也开始同中国政府保持外交接触。主张和平,反对战争,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已经成为不可抗拒的世界潮流。

  ⑥吴法宪交代材料,1971年10月21日。

  毛泽东在一九五六年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估计,就是根据这个情况作出的。正如中共八大所提出的:“世界局势正在趋向和缓,世界的持久和平已经开始有了实现的可能”。⑥这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创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

  ⑦汪东兴:《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26页。

  ①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我的历程》,世界知识出版社1983年9月版,第281页。

  ⑧周恩来就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八一”社论稿事给毛泽东的报告,手稿,1970年7月28日。

  ②毛泽东会见日本国会议员代表团谈话记录,1955年10月15日。毛泽东的谈话内容,见《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219、220、223、226页。

  ⑨周恩来给康生、江青、黄永胜、张春桥等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的信,手稿,1970年7月30日。

  ③鸠山一郎是日本民主党人,对改善日中关系、发展日中贸易比较热心,曾把改善日苏、日中关系作为三大施政纲领之一。

  ⑩汪东兴:《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22页。

  ④毛泽东会见泰国经济文化代表团谈话记录,1955年12月21日。

  修改宪法,是四届人大准备工作中的一件大事。中央成立了一个宪法起草委员会,毛泽东是主任,林彪是副主任。八月十三日下午,也就是九届二中全会开会前十天,在康生主持下,中央修改宪法工作小组召开会议,讨论宪法草案稿。会上,吴法宪同张春桥就草案稿再次发生激烈争吵。草案稿序言部分有一段话:“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张春桥提出:“已经有了理论基础一句,后一句可以不写了。”又说:“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是讽刺。”吴法宪不知道后一句话是毛泽东在会见罗马尼亚外宾波德纳拉希时针对赫鲁晓夫说的,而以为这下可抓住了张春桥的把柄,找到了对他们发动猛烈攻击的突破口,立刻情绪激烈地反驳:“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马列主义,是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和《〈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肯定了的。这样说不是要否定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和《〈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吗?”又说:“要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①”会议休息时,吴法宪打电话向黄永胜通报情况。会后,陈伯达又邀吴到他家里进一步磋商,最后由黄永胜向正在北戴河的叶群作了汇报。叶群在电话里告诉黄永胜:林副主席听了很高兴,夸吴胖子“放炮”放得好!

  ⑤毛泽东会见泰国人民促进友好访华代表团谈话记录,1956年2月10日。

  十四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商定宪法修改草案。会前,叶群分别打电话给陈伯达、黄永胜,要他们准备有关“天才”和“四个伟大”方面的语录,以便在政治局会议上继续同张春桥等“斗争”。但出乎他们的意料,很有心计的张春桥没有再作争辩,宪法草案稿顺利地通过。林彪又暗中叮嘱黄永胜、吴法宪等:要多小心,这件事没有完,到庐山(指即将召开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引者注)会有大的斗争。②

  ⑥中共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1956年9月27日。见《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人民出版社1957年2月版,第818页。

  事情很明显,庐山会议上发生的这场政治风波,是林彪集团在会前就作了积极准备的。

  一九七0年八月十八日下午,毛泽东乘坐专列从杭州出发,赴江西庐山出席中共九届二中全会。第二天下午,毛泽东登上庐山。这是他在建国后第三次来到这里。

  到庐山的头几天,毛泽东一直在自己的住地看书、休息。八月二十日前后,林彪、康生、陈伯达、周恩来等也陆续到达庐山。二十一日,周恩来写信向毛泽东、林彪报告:“全会议程,原定为:修改宪法、讨论计划和战备工作”,③并且报告了这三项工作的准备情况。毛泽东圈阅了这份报告。大会编组是按六个大区来混合编的。担任华北组副组长的吴德回忆说:“初到庐山,气氛并不紧张,我乃没有料到会有一场巨大的风波。”④

  八月二十二日下午,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商量九届二中全会的会期和日程等。会上谈到设国家主席的问题。到会的几名常委表示,根据群众的愿望和要求,应该实现党的主席和国家主席一元化,即在形式上有一个国家元首、国家主席。毛泽东听了很不满意。他说:设国家主席,那是个形式。我提议修改宪法,就是考虑到不要国家主席。如果你们愿意要国家主席,你们要好了,反正我不做这个主席。最后,他严厉地告诫道:要把这次全会开成一个团结的胜利的会,而不要开分裂的失败的会。⑤

  但是,到会的绝大多数中央委员并不知道毛泽东关于不设国家主席、他决不当国家主席的意见。宪法修改草案中已删去“国家主席”一章,而在全会对宪法修改草案的讨论过程中,出现了“一边倒”现象:从中央党、政、军部门到全国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参加讨论的人员当中,大家的“热切愿望”都是“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⑥就连毛泽东身边的中央办公厅机关和中央警卫部队“讨论修改宪法时的意见”,也是“热烈希望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并且“建议在宪法中恢复‘国家主席’一章”。⑦当年在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之间进行联络的汪东兴后来说:“本来,毛主席关于不设国家主席一职的一系列指示,我是很清楚的,有的指示还是我传达的。但是,我当时没有看出林彪、陈伯达等人积极主张设国家主席的险恶用心。……没有认真分析考虑修改宪法时毛主席讲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的实质,更不顾自己的身份,以极不慎重的态度,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⑧”这些,为林彪、陈伯达等在会上就这个问题发起突然袭击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这时,有关不设国家主席“林彪不好摆”的说法,也开始悄悄地在林彪周围的一些人中间传递。而对林彪、叶群为在庐山会议上作“大的斗争”所进行的暗中策划,毛泽东、周恩来等一无所知。

  八月二十三日下午,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礼堂开幕,二百五十五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到会。毛泽东主持开幕式。周恩来宣布全会的三项议程:一、讨论修改宪法,二、讨论国民经济计划,三、讨论战备问题。

  周恩来宣布后,毛泽东问主席台上的其他几个常委:“现在还是请哪一位讲呀?”这时,林彪拿出一份讲稿,在会上发表了长达一个多小时的讲话,主要是就修改宪法问题谈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他说:“这次宪法修改草案,表现出这样的特点,就是突出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在全国的领导地位。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这种地位;肯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用宪法的形式把这些固定下来非常好,非常好!很好!可以说是宪法的灵魂。是三十条中间在我看来最重要的一条。”“这个领导地位,就成为国内国外除极端的反革命分子以外,不能不承认的。”他又着重地强调:“我们说毛主席是天才,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⑨

  林彪发表的这篇显然有充分准备的讲话,事前并没有正式打过招呼。本来,二十二日下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和林彪都表示在开幕式上不作发言,主要由周恩来一个人讲。但是,到全会临开幕前一刻,林彪突然向毛泽东和几个常委提出“要讲点意见”。至于他要讲些什么内容,多数常委都不清楚。林彪这种反常的举动,说明他在全会上发表这篇讲话是事前经过精心设计的。

  林彪讲完后,康生也讲了话。他说:“刚才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宣布了我们的九届二中全会开幕;恩来同志宣布了日程;特别是我们的林彪同志——毛主席的最好的接班人讲了毛主席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国革命运动中间的伟大历史地位,以及对宪法的说明,我完全同意、完全拥护。”并且提出:在群众讨论中,在要毛泽东当国家主席、林彪当国家副主席的问题上,“所有意见都是一致的”;“如果是主席不当(国家)主席,那么请林副主席当(国家)主席。”“到底怎么样,要请毛主席最后指示,最后定。⑩”康生的讲话,等于给林彪的讲话作了一个“注解”,向与会者进一步点明了林彪所要强调的主题,支持了林彪。

  ①吴法宪的书面检讨,手稿,1971年4月9日。

  ②访问吴法宪谈话记录,1983年11月18日-25日。

  ③周恩来给毛泽东、林彪的信,手稿,1970年8月21日。

  ④吴德:《庐山会议和林彪事件》,《当代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2期。

  ⑤毛泽东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的讲话传达记录,1970年8月22日。

  ⑥康生在庐山召开的中央修改宪法起草委员会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70年8月22日。

  ⑦汪东兴:《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44页。

  ⑧同上书,第45页。

  ⑨林彪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记录,1970年8月23日。

  ⑩毛泽东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的讲话传达记录,1970年8月22日。

  康生讲完后,已近烦躁的毛泽东立即宣布:“今天开到这里为止嘛,大家去讨论,今天散会。”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张玉凤回忆道:“林彪本来说不讲话,临时他说有几句要讲。下了会场,主席就很不高兴。吃饭的时间一推再推,饭菜一热再热。再让他吃,他就发火。去开会,他本来很高兴,以为可以休息一下。没想到第一天开会就不顺。”①

  当天晚上,周恩来主持召开有各组召集人参加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安排分组讨论宪法草案和计划问题。吴法宪在会上提出,林副主席开幕式上的讲话很重要,各小组应该首先学习讨论,并要求重新播放林彪讲话录音。吴德回忆道:“我当时认为林彪是代表中央讲话的,没有感觉出林彪的讲话有什么特别的意思。②”所以,这个意见被通过了。林彪得知吴法宪在政治局会议上的“提议”后,非常高兴。他派叶群和在山上的儿子林立果当面表扬吴法宪,称他这次“又立了大功”。③

  这天夜里,根据林彪、叶群在全会前的布置,陈伯达同吴法宪商量后,整理出一份恩格斯、列宁、毛泽东以及林彪论述“天才”的语录材料,第二天中午打印出来后分送给叶群、李作鹏、邱会作(黄永胜当时留在北京,到八月二十九日才上庐山)。但在军委办事组成员中,却不送给李德生。他们还准备了一段设国家主席的宪法草案条文。这些事情,全是瞒着毛泽东和周恩来在私下进行的。

  八月二十四日下午,在连续收听两遍林彪在开幕式上的讲话录音后,各组开始进行讨论。这天上午,叶群已同吴法宪等商定采取统一行动:各组讨论时,陈伯达、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要分别在华北、西南、中南、西北组同时发难,拥护林彪讲话,宣讲“天才”语录,要求设国家主席,并且提出有人“反对”毛主席,强烈煽动要“揪人”。六个组中,华北组最激烈。陈伯达在当天下午的会上说:“我完全拥护林副主席昨天发表的非常好、非常重要、语重心长的讲话。林副主席说:这次宪法中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地位,肯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写上这一条是经过很多斗争的。”他大讲了一番“天才论”,闪烁其词地说“有人利用毛主席的谦虚,妄图贬低毛泽东思想”。“这样的人要否定(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公报,要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毛主席亲自领导下,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之后,有的人竟然怀疑文化大革命,是不是想搞历史的翻案。我就提出这个问题。”“我看这种否认天才的人无非是历史的蠢才。要赶快觉醒起来,阶级斗争的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他还手舞足蹈地边比划边说:“有的反革命分子听说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欢喜得跳起来了。④?讲话很有煽动性。

  二十五日上午,各组继续讨论。反映华北组讨论情况的全会第六号简报也发到各组。简报上写有这样的话:大家“认为林副主席的讲话,对这次九届二中全会具有极大的指导意义。”还说:大家听了陈伯达等发言后,“知道了我们党内竟有人妄图否认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表示了最大、最强烈的愤慨。”“这种人就是野心家、阴谋家,是极端的反动分子,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没有刘少奇的刘少奇反动路线的代理人,是帝修反的走狗,是坏蛋,是反革命分子,应该揪出来示众,应该开除党籍,应该斗倒斗臭,应该千刀万剐,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⑤”一时间,全会的气氛骤然紧张起来。各组的发言都集中到要“查明”、“揪出”反对毛主席的坏人的问题上。在中南组,叶群声泪俱下地说:“林彪同志在很多会议上都讲了毛主席是最伟大的天才,说毛主席比马克思、列宁知道的多,懂得的多。难道这些话都要收回吗?——坚决不收回,刀搁在脖子上也不收回!”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也拿着“天才”语录,在西南、西北等组的会上作煽动性发言。一些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还联名写信给毛泽东和林彪,拥护毛泽东当国家主席。

  尽管这些活动打的旗号是要突出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在全国的领导地位,但它反映出来的问题极端严重:显然在背后是一次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的活动,瞒着毛泽东和多数常委,在党的中央全会上采取地下活动、突然袭击的方式,在各组同时发难,改变全会的原定议程,狂热地煽动揪人。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从来不曾有过,是毛泽东绝对无法容忍的。

  二十五日中午,江青带着惊恐不安的张春桥、姚文元到毛泽东处反映情况。从华北组的简报上,毛泽东已敏锐地察觉到会议中出现的严重不正常现象。听了张、姚汇报后,他更感到必须下大决心了。

  下午,毛泽东要汪东兴立刻通知召开有各组召集人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他先分别同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进行单独谈话。随后,向到会的人宣布:刚才,我和几位常委商量,认为现在各组讨论的问题不符合全会原定的三项议程。又说: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不要再提了,谁坚持设国家主席,谁就去当,反正我不当!讲到这里,毛泽东冲着林彪补了一句:“我劝你也不要当国家主席!”正在气头上的他还发出警告:如果再继续这样搞下去,我就下山,让你们闹;再不然,就辞去党中央主席职务。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会议决定全会分组会立即停止讨论林彪的讲话,收回第六号简报,责令陈伯达等作出检查。⑥

  毛泽东的讲话和这次会议的决定,给正在自鸣得意的林彪等以极为沉重的打击,他们马上乱了阵脚。但林彪还试图稳住局面,“以守为攻”。他私下传话给吴法宪等:不要再坚持设国家主席了,也不要提“天才”了。当周恩来提出要吴检讨时,林彪又暗中给吴法宪打气:“你没有错,不要检讨!⑦”刚从北京来到山上的黄永胜也悄悄销毁了事先准备好的发言稿。

  从八月二十六日到三十日的五天里,全会各小组一直休会。毛泽东、周恩来等不分昼夜地找人谈话或开小会,进一步了解情况。在这期间,毛泽东每天工作达十二三个小时,有时到凌晨两三点钟才返回住所。陪同毛泽东的张耀祠回忆当时的情景说:“夜间,庐山就像罩着蚊帐,浓雾滚滚,伸手难见五指,能见度很低,看不见路。主席要我多找几个马灯做路灯。可有马灯还是看不见路,只好找两个干部手提着马灯,在车头两侧行进,车速不能开快,只能徐徐前进。”⑧

  经过几天的调查研究,毛泽东心里已大体明白了。八月三十一日,他在陈伯达整理的那份论述“天才”的语录上,写下一大段批示:

  “这个材料(指《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引者注)是陈伯达同志搞的,欺骗了不少同志。第一,这里没有马克思的话。第二,只找了恩格斯一句话,而《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⑨这部书不是马克思的主要著作。第三,找了列宁的有五条。其中第五条说,要有经过考验、受过专门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能够很好地互相配合的领袖,这里列举了四个条件。别人且不论,就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同志来说,够条件的不很多。例如,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更不去说很好的配合。……这一次,他可配合得很好了,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我这些话,无非是形容我们的天才理论家的心(是什么心我不知道,大概是良心吧,可决不是野心)的广大而已。至于无产阶级的天下是否会乱,庐山能否炸平,地球是否停转,我看大概不会吧。上过庐山的一位古人说:‘杞国无事忧天倾’。我们不要学那位杞国人。最后关于我的话,肯定帮不了他多少忙。我是说主要地不是由于人们的天才,而是由于人们的社会实践。我同林彪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们两人一致认为,这个历史家和哲学史家争论不休的问题,即通常所说的,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同时我们两人还认为,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问题,我们自己还要继续研究,并不认为事情已经研究完结。希望同志们同我们一道采取这种态度,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⑩

  在这个批语的抄清件上,他又加上一个标题:《我的一点意见》。

  在这篇仅有七百字的短文中,毛泽东尖锐地揭露了陈伯达等在庐山会议上的所作所为,并且把问题提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唯物史观的高度,成为他自“文化大革命”以来不多见的一篇理论性的文章。

  ①访问张玉凤谈话记录,2000年11月1日。

  ②吴德:《庐山会议和林彪事件》,《当代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2期。

  ③访问吴法宪谈话记录,1983年11月18日-25日。

  ④陈伯达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华北组汪东兴发言时的插话记录,1970年8月24日。

  ⑤中共九届二中全会第六号简报(华北组第二号简报),1970年8月24日。

  ⑥李德生:《从庐山会议到“九一三”事件的若干回忆》。见《缅怀毛泽东》(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124-125页。

  ⑦访问吴法宪谈话记录,1983年11月18日-25日。

  ⑧《张耀祠回忆毛泽东》,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年9月版,第95页。

  ⑨今译为《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⑩毛泽东:《我的一点意见》,手稿,1970年8月31日。

  毛泽东当然已看出庐山会议这场风波同林彪有密切关系。但林彪是“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副统帅”,又是九大党章刚规定的“接班人”,对林的问题必须采取慎重的态度,而且这场风波的幕后情况还有待进一步弄清,因此,他把批评集中地指向陈伯达一人,而对林彪仍不去触动,而采取保护的态度。在《我的一点意见》的手稿上,最初在讲到陈伯达搞的“天才语录”时曾有一句:“陈伯达摘引林彪同志的话多至七条(应为九条。——引者注),如获至宝。”但文件印发全会前,他又删去了这句话,并把修改件给林彪看。

  九月一日,毛泽东在有各组召集人参加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上指出:凡是在这次庐山会议上发言犯了错误的人,可以作自我批评、检查。会上,他点了陈伯达的名,要他作检查,还要林彪召集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开会,听取他们的检查。

  毛泽东提出由林彪出面,对有关当事人进行批评,实际上也是给林彪等找个下台阶的机会。全会闭幕当天(九月六日)上午十一时,周恩来约集各组正、副组长,传达了毛泽东指示的主要精神:“加强团结,共同对敌,拥军爱民,读几本书,各作自我批评,严守党纪军纪。”在这里提出“拥军爱民”,自然有要正确处理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关系的意思在内。但直到庐山会议结束,林彪以及吴法宪等并没有打算真正认识和揭露问题,更没有作出像样的检讨。他们只是在应付毛泽东。据吴法宪后来说:“我们在叶群家开了会。叶群定了原则,要检讨,主要是我(指吴法宪。——引者注),但是第一不涉及林彪,第二不涉及黄永胜,一定要把林、黄保下来。”情况显然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全弄清。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决定先结束全会。

  九月六日下午,九届二中全会举行闭幕式。毛泽东要林彪主持闭幕会议。这时,主席台上已没有陈伯达。全会基本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批准国务院关于全国计划会议和一九七0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中央军委关于加强战备工作的报告,并宣布对陈伯达进行审查。

  闭幕会上,周恩来、康生发言后,毛泽东分别就党的路线教育、高级干部学习和党内外团结问题发表讲话。他说:

  “现在不读马、列的书了,不读好了,人家就搬出什么‘第三版’(指陈伯达编辑的《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中所收恩格斯为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德文第三版作的序言。——引者注)呀,就照着吹呀。那末,你读过没有?没有读过,就上这些黑秀才的当。有些是红秀才哟。我劝同志们,有阅读能力的,读十几本。基本开始嘛,不妨碍工作。……你不读点,你就不晓得。这次就是因为上当,得到教训嘛,人家是哪一个版本,第几版都说了,一问呢?自己没有看过。”

  “不讲团结不好,不讲团结得不到全党的同意,群众也不高兴。”“所谓讲团结是什么呢?当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之上的团结,不是无原则的团结。提出团结的口号,总是好一点嘛,人多一点嘛!”

  谈到庐山会议上出现的这场风波时,他情绪有些激动地说:

  “庐山是炸不平的,地球还是照样转。极而言之,无非是有那个味道。我说你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听你的。你就代表人民?我是十几年以前就不代表人民了。因为他们认为,代表人民的标志就要当国家主席。我在十几年以前就不当了嘛,岂不是十几年以来都不代表人民了吗?我说谁想代表人民,你去当嘛,我是不干。你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干,你有啥办法呀?”

  主持会议的林彪最后简单地说了几句话:“这个会议整个进程中间都是主席亲自指导的。会议过程中间出现的问题,主席很敏锐地发现了,顺利地解决了。这个会,可能成一个是团结的会,还是个分裂的会?经过主席的这种指导,依然变成了一个团结的会,胜利的会。”

  九月九日下午,心绪难以平静的毛泽东离开庐山。

  九届二中全会离九大不过一年多时间。然而,竟酿成全会上这样大的一场“风波”,使与会的大多数人卷入其中。这是毛泽东始料所不及的。全会不可能延期太久,有着丰富政治经验的毛泽东,对会上暴露出来的严重问题决不会轻易放过。他需要继续弄清情况,需要继续观察事态的发展,在弄清情况后再进一步作出判断和采取措施。

  离开江西庐山后,毛泽东的专列先到长沙,停在支线休息。十五日到了武汉。十六日,他批阅了汪东兴就庐山会议上跟着主张要毛泽东当国家主席所犯错误而写的第二次书面检讨,并约汪东兴谈话。毛泽东说:“他们(指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引者注)在各组一起动作,煽动,他们几个,还有黄永胜报名要发言,都用了语录,但他们的简报(指华北组以外的简报。——引者注)未发。一说不行了,记录就收回,这当中好像是有点名堂”。又说:“我劝林应好好地想一想,表一个态嘛!今天未想通,待想通后表态也可以。”他还嘱咐汪东兴回京后把他对汪东兴检讨的批示面交林彪、周恩来、康生等阅读,并转告他的这些意见,以“争取犯错误的人早点觉悟”。

  九月十九日,毛泽东回到北京。当天他找陈先瑞、吴德谈话。一开始就问:庐山开会你们传达了没有?接着说:“庐山开会,有人反对现在修改的宪法,这是康生、春桥他们搞的,是按我的意思写的。天才问题,关于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继承、捍卫、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九大新党章起草时和这次修改宪法,康生等同志几次写上,三个副词我都勾掉了。不设国家主席,也是我提的。陈伯达明明白白知道这件事,而他却说这是反对我的。”“要读几本马列主义的书,三十本多了,可选读一些,使大家知道马列主义是怎样发展起来的。不要以为马、恩、列宁是外国的,就不读了。”

  几天后,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在汪东兴已经作出书面检讨的情况下,要求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在想通后“写一书面检讨,揭露事实真相,与陈(伯达)完全决裂”。过了一个星期,吴法宪向毛泽东交上第一篇书面检讨。吴在检讨中先说:“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我犯了严重的错误,干扰了主席,干扰了主席亲自主持的二中全会,干扰了林副主席,破坏了主席教导的要把全会开成团结的会、胜利的会的方针,我内心万分沉痛。”但对这样做的原因,仅仅说是“由于我对陈伯达这个坏人没有识破,盲目地认为他读的书多,是‘理论家’,所以对他搞的语录就相信,根本没有通过自己的脑子想一想是否对,在发言时就念了这些语录,上了当,受了骗”,是自己“政治上极端幼稚”的表现。这不只是避重就轻,而且是在蓄意掩盖他们幕后策划的事实真相。  

  吴法宪的检讨在毛泽东那里搁了半个月。十月十四日,毛泽东终于写下口气严厉的批语:“作为一个共产党人,为什么这样缺乏正大光明的气概。由几个人发难,企图欺骗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有党以来,没有见过。”“办事组(指军委办事组。——引者注)各同志(除个别同志如李德生外)忘记了九大通过的党章、林彪同志的报告(指林彪在九大所作政治报告。——引者注),又找什么天才问题,不过是一个借口。”对吴法宪检讨中所说犯错误原因旁批道:“这些话似乎不真实。”批语还驳斥了所谓“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的说法,指出:“什么伟大谦虚,在原则性问题上,从来没有客气过。要敢于反潮流。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在庐山,我的态度就是一次反潮流。”对吴法宪检讨中讲到他将陈伯达所编“天才语录”,“打印了几份,给了办事组几个同志”,毛泽东特别注意,在下面画了横线,对其中的“给了办事组几个同志”下面更画了双道横线。他还写道:“我愿意看见其他宣讲员的意见”。①

  第二天,毛泽东又阅批了叶群十三日送来的书面检讨。叶群在检讨中同样称自己是上了陈伯达的当,对陈伯达的斗争“不够有力”,“也讲了天才问题,本来不准备发言,后来听其他同志发了言,又听说会议快要转到讨论国民经济计划问题,自己也憋不住了,也讲了这个问题。由于情况没有核实清楚,误以为主席思想的贯彻受到阻碍,发言时很激动。”“动机是出于对主席和主席思想的热爱,但效果是很不好的”。②显然,这些都是欲盖弥彰的解释。

  毛泽东在批语中尖锐地提出:“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他批评叶群等:“爱吹不爱批,爱听小道消息,经不起风浪。”“一个倾向掩盖着另一个倾向。九大胜利,当上了中央委员,不得了了,要上天了,把九大路线抛到九霄云外,反九大的陈伯达路线在一些同志中占了上风。”“不提九大,不提党章,也不听我的话。陈伯达一吹,就上劲了。军委办事组好些同志都是如此。”关于“天才”问题,毛批道:“多年来不赞成读马、列的同志们,为何这时又向马、列求救,题目又是所谓论天才,不是在九大论过了吗?为何健忘若此?”在叶群说到对陈伯达的斗争“不够有力”旁,毛泽东批道:“斗争过吗?在思想上政治上听他的话,怎么会去同他斗争?”叶群检讨中讲到“在北戴河时连续接了几个这方面的电话”,毛泽东看出此中大有文章,反映出事前是经过密商的,在下面画了两道横线。尽管对吴法宪、叶群的书面检讨十分不满意,毛泽东这时仍强调:“党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除了陈伯达待审查外,凡上当者都适用。”③

  毛泽东把吴、叶两人的检讨以及他所写的批语都批给了林彪阅。但他所期待的林彪本人的“表态”,却始终不见动静。于是,毛泽东又采取了一系列敦促性举动。用他的话来说,叫作“挖墙角”、“甩石头”、“掺沙子”。

  十一月中旬,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指示中说:“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陈伯达采取了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制造谣言,欺骗同志的恶劣手段,进行分裂党的阴谋活动。④”同时,向党内地、师级以上领导小组或核心小组印发《我的一点意见》一文,使党的高、中级干部对庐山会议的情况有所了解。“批陈整风”运动由此展开。

  十二月十六日,毛泽东对第三十八军党委检举揭发陈伯达反党罪行的报告作出批示,建议北京军区党委召开会议,各师要有人到会,“讨论为何听任陈伯达乱跑乱说,他在北京军区没有职务,中央也没有委任他解决北京军区所属的军政问题,是何原因陈伯达成了北京军区及华北地区的太上皇?”⑤不久,他又点名要黄永胜、李作鹏参加北京军区的批陈会议(通称“华北会议”),观察他们在会议上的态度。

  十二月十八日,毛泽东在他的书房里饶有兴致地接待了他的美国老朋友埃德加·斯诺,同他进行了话题广泛的交谈。其中多次谈到关于“个人崇拜”和“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以下是两个人的一段对话:

  “毛:现在就不同了,崇拜得过分了,搞许多形式主义。比如什么‘四个伟大’,‘GreatTeacher,GreatLeader,GreatSupremeCommander,GreatHelmsman’(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Teacher’,就是教员。因为我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其他的一概辞去。

  斯:过去是不是有必要这样搞啊?

  毛:过去这几年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现在没有必要,要降温了。

  ……

  斯:对于人们所说的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我的理解是:必须由一位个人把国家的力量人格化。在这个时期,在文化革命中间,必须由毛泽东和他的教导来作为这一切的标志,直至斗争的终止。

  毛:这是为了反对刘少奇。过去是为了反对蒋介石,后来是为了反对刘少奇。他们树立蒋介石。我们这边也总要树立一个人啊。树立陈独秀,不行;树立瞿秋白,不行;树立李立三,不行;树立王明,也不行。那怎么办啊?总要树立一个人来打倒王明嘛。王明不打倒,中国革命不能胜利啊。多灾多难啊,我们这个党。

  斯:你觉得党现在怎么样?

  毛:不怎么样。

  斯:是不是好一点了?

  毛:好一点,你说好一点我赞成。你说中国怎么怎么好,我不赞成。两个东西在斗,一个进步的,一个落后的。

  这个文化大革命中有两个东西我很不赞成。一个是讲假话,口里说“要文斗不要武斗”,实际上下面又踢人家一脚,然后把脚收回来。人家说,你为什么踢我啊?他又说,我没有踢啊,你看,我的脚不是在这里吗?讲假话。后头就发展到打仗了,开始用长矛,后头用步枪、迫击炮。所以那个时候外国人讲中国大乱,不是假的,是真的,武斗。

  第二条我很不高兴的,就是捉了俘虏虐待。红军、人民解放军不是这样的,他们优待俘虏。不打,不骂,不搜腰包,发路费回家,不枪毙,军官都不枪毙,将军那样大的军官都没有枪毙嘛,解除武装了嘛。不论是士兵还是军官,是大军官还是小军官,解除了武装嘛,你为什么还要虐待啊?我们历来就立了这个规矩的。”⑥

  经毛泽东本人审定和批准,中共中央把这次谈话的纪要作为正式文件印发到“党的基层支部,口头传达至全体党员”。

  十二月十九日,毛泽东为开好华北会议提出指导性的意见,强调:“要有认真的批评,从批评达到团结的目的。”“这次会议在全军应起重大作用,使我军作风某些不正之处转为正规化。同时对两个包袱(指战争年代所立‘战功’和“文化大革命”中所立‘新功’。——引者注)和骄傲自满的歪风邪气有所改正。”⑦

  一九七一年年初,毛泽东就转发济南军区政治部学习贯彻毛泽东关于“军队要谨慎”指示的情况报告批告林彪、周恩来、康生,认为这个报告“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讲清了问题”,“我军和地方多年没有从这一方面的错误思想整风,现在是进行一场自我教育的极好时机了。”⑧

  二月十九日,鉴于历时一个月的华北会议并未达到毛泽东所预期的效果和参加会议的黄永胜等既不批陈、也不作检讨的态度,毛泽东在周恩来的一份报告上批示,点了军委办事组:“请告各地同志,开展批陈整风运动时重点在批陈,其次才是整风。不要学军委座谈会(即中央军委召开的批陈整风座谈会。——引者注),开了一个月,还根本不批陈。”⑨

  军委办事组向毛泽东写了检讨报告,对他的批评表示“坚决拥护,诚恳接受”。报告称:“由于我们对‘批陈’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因此,在‘批陈整风’时,对‘批陈’没有作为重点来进行。这是个严重错误。”毛泽东批道:“你们几个同志,在批陈问题上为什么老是被动,不推一下,就动不起来。这个问题,应该好好想一想,采取步骤,变被动为主动。”“为什么老是认识不足?”“原因何在?应当研究。”⑩

  在极度不满中,毛泽东对黄永胜等进行了直截了当的批评。和前几次不同,他这次没有再把阅件批转给林彪看,而只是写道:“周(恩来)、康(生)阅后,退军委。”他心里很清楚,军委办事组的几个人所以在“批陈”问题上的态度,同他们背后的林彪有直接的关系,反映了林彪的抵触情绪。

  ①毛泽东在吴法宪书面检讨上写的批语,手稿,1970年10月14日。

  ②叶群向毛泽东写的书面检讨,原件,1970年10月13日。

  ③毛泽东在叶群书面检讨上写的批语,手稿,1970年10月15日。

  ④《中共中央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1970年11月16日。

  ⑤毛泽东对三十八军党委检举揭发陈伯达反党罪行给中央军委办事组并报中共中央报告的批示,手稿,1970年12月16日。

  ⑥毛主席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谈话纪要,1970年12月18日。

  ⑦毛泽东对周恩来关于召开华北会议的报告的批语,手稿,1970年12月19日。

  ⑧毛泽东就转发济南军区政治部关于学习贯彻毛主席“军队要谨慎”指示的情况报告写给林彪、周恩来、康生的信,手稿,1971年1月8日。

  ⑨毛泽东对周恩来关于全国计划会议等问题的报告的批示,手稿,1971年2月19日。

  ⑩毛泽东在中央军委办事组报告上写的批语,手稿,1971年2月。

  在毛泽东一再指责下,黄永胜等不得不在二月二十二日召开的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及有关军事部门负责人的会议上,对庐山会议和“批陈”问题上所犯错误进行“自我批评”。随后,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三人也分别交出了书面检讨,毛泽东在批语中写道:“以后是实践这些申明的问题。”①

  然而,一直留在外地的林彪对“批陈”问题仍不作一字表示。

  三月十五日,毛泽东审改“两报一刊”编辑部文章《无产阶级专政胜利万岁》时写下批语:“我党多年来不读马、列,不突出马、列,竟让一些骗子骗了多年,使很多人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在庐山闹出大笑话。这个教训非常严重,这几年应当特别注意宣传马、列。②”三月三十日,他又对河北省一位负责人在“批陈整风”会议上所作检查写了批示:“上了陈伯达贼船,年深日久,虽有庐山以来半年的时间,经过各种批判会议,到三月十九才讲出几句真话,真是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人一输了理(就是走错了路线),就怕揭,庐山会议上的那种猖狂进攻的勇气,不知跑到哪里去了。”③

  毛泽东的这些话,特别是“人一输了理(就是走错了路线),就怕揭”,其实是针对林彪以及黄永胜等的表现讲的。尽管如此,毛泽东还没有放弃对他们的最后希望。

  三月二十九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同黄永胜等军委办事组成员前往北戴河,向在那里的林彪汇报毛泽东有关揭批陈伯达的一系列指示,以及中央准备在最近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等问题。用周恩来的话说,“此行的目的,是毛主席要林彪出来参加一下即将召开的批陈整风汇报会,讲几句话,给他个台阶下。”④

  在北戴河的两天里,周恩来等连续同林彪谈话。林彪口头上表示“完全拥护”庐山会议以来毛泽东关于批陈问题的历次指示,对最近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三人的检讨也表示“很高兴”,并要求吴法宪、叶群重写一次书面检讨。他还说“完全同意”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把批陈引向深入。但是,他对自己的问题始终避而不谈,毫无认错悔改之意,也没有表示他将出席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⑤

  周恩来等回到北京后,向毛泽东汇报北戴河之行的情况。毛泽东对林彪的态度非常不满。他指着在场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严厉斥责:“你们已经到了悬崖的边沿了!是跳下去?还是推下去?还是拉回来的问题。能不能拉回来全看你们自己了!”⑥

  四月上旬,吴法宪、叶群按照林彪“要求”,分别向毛泽东交上他们重写的检讨,其中不过是重复过去的一些观点,又拼凑一些揭发陈伯达的材料,没有也不可能触及他们的后台林彪。十一日,对林彪等已不抱多少希望的毛泽东批告周恩来:吴、叶的检讨“我已看过,可以了。”他要求把吴、叶的检讨连同黄、李、邱三人的检讨“向政治局会议报告,作适当处理。”⑦

  四月十五日至二十九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中央和各地党政军负责人共九十九人到会。毛泽东在审阅上报的与会名单时提出,要增加中央军委副主席陈毅、徐向前、聂荣臻三人。除陈毅因病住院外,徐向前、聂荣臻都出席了会议。会议听取了军委办事组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五人的检讨。受中央政治局委托,周恩来在会议结束时作了总结,指出黄永胜等在政治上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在组织上犯了宗派主义的错误;犯错误的根本原因是不听毛主席的话,站错了立场,走错了路线。会议期间,周恩来曾给十九日回京的林彪送去会议文件和毛泽东有关批示,并示意林彪到会讲话,但林却表示“坚决不讲”,也没有要出席会议的意思。⑧

  实际上,林彪对庐山会议以来开展的批陈整风,特别是毛泽东对黄永胜等抓得很紧的批评,越来越怀恨在心,甚至在公开场合明显地表露出来。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结束时,恰逢“五一”节。这天晚上,勉强来到天安门城楼观看焰火的林彪一脸沮丧,始终不同毛泽东说话。在城楼上,他坐在毛泽东对面,几分钟后便不辞而别。林彪这一举动,引起在场目击者的议论和猜测。⑨

  但包括毛泽东、周恩来在内的人们根本不知道,也没有料想到在这以前,一份杀气腾腾的武装政变计划——《“五七一工程”纪要》,已经由林彪的儿子林立果等炮制完成了。

  林立果原是北京大学物理系学生,一九六七年入伍,被安排在空军司令部党委办公室任秘书,后经吴法宪介绍入党。一九六九年十月,吴法宪任命林立果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并把空军的指挥大权交给林立果。不久,林立果伙同周宇驰、王飞等人在空军司令部组成“调研小组”,受到林彪的接见。一九七0年庐山会议后,林立果将“调研小组”改称“联合舰队”,叶群还为周宇驰、王飞等人规定了代号。一九七一年二月,林立果同在苏州的林彪、叶群密谋后,又到杭州、上海一带活动。同年三月,林彪摆出要“先搞一个计划”,林立果在上海同“联合舰队”主要成员周宇驰、于新野等分析形势、研究对策,于三月下旬拟出《“五七一工程”纪要》(“五七一”是“武起义”的谐音,即武装起义。“五七一工程”的名称为林立果所确定)的草稿。《纪要》定稿后,曾由林立果连同有关政变资料带往并“留在”已到北戴河的林彪、叶群处。⑩

  ①毛泽东在黄永胜、邱会作、李作鹏书面检讨上写的批语,手稿,1971年3月24日。

  ②毛泽东对“两报一刊”编辑部文章《无产阶级专政胜利万岁--纪念巴黎公社一百周年》送审稿的批示,手稿,1971年3月15日。

  ③毛泽东对刘子厚在河北省“批陈整风”会议上的检讨稿的批示,手稿,1971年3月30日。

  ④李德生:《从庐山会议到“九一三”事件的若干回忆》。见《缅怀毛泽东》(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126页。

  ⑤周恩来等七人在北戴河林彪处谈话记录,1971年3月30-31日。

  ⑥李德生:《从庐山会议到“九一三”事件的若干回忆》。见《缅怀毛泽东》(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126页。

  ⑦毛泽东就黄永胜等人检讨问题写给周恩来的信,手稿,1971年4月11日。

  ⑧访问吴法宪谈话记录,1983年11月18日-25日。

  ⑨杜修贤:《林彪对毛泽东的“不辞而别”》。见《林彪反革命集团覆灭纪实》,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6月版,第57-76页。

  ⑩据李伟信1971年10月13日交代材料。

  《纪要》宣称:九届二中全会以来国内“政局不稳”,军队受压”,“对方目标在改变接班人”,形势“正朝着有利于笔杆子,而不利于枪杆子方向发展”;“要以暴力革命的突变来阻止和平演变式的反革命渐变”,“如其束手被擒,不如破釜沉舟”。为此,《纪要》规定了武装政变的实施要点、口号和策略,提出“军事行动上先发制人”,“利用上层集会一网打尽”或“利用特种手段”如“轰炸、543(一种导弹代号。——引者注)、车祸、暗杀、绑架、城市游击小分队”等,实现“夺取全国政权”或形成“割据局面”,并提出“借苏(联)力量钳制国内外其他各种力量”。①《纪要》还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权和毛泽东进行种种诋毁和攻击。

  根据《纪要》中建立“指挥班子”的计划,同年三、四月间,林立果直接部署了南京、上海、杭州三个据点,并指定人“进行三点联系,配合、协同作战”。在林立果指使下,广州、上海等地还组建了“战斗小分队”、“教导队”,要求队员宣誓“效忠”林彪和林立果,抓紧进行有关特种技能的训练。②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之后,“联合舰队”的主要成员经过研究,决定“加快、提前”实施《“五七一工程”纪要》确定的政变计划。

  这些情况表明,为实现抢班夺权的野心,林彪等已走上铤而走险、孤注一掷的犯罪道路。

  这一年七月初,林彪、叶群离京去北戴河。前往机场送行的吴法宪发现:“林彪很沉闷,一句话也不讲,和以往完全不同,很反常。”这段时间跟林彪有过接触的黄永胜等,也都有这种感觉。③

  这时,密切关注情况发展的毛泽东,通过向有关人员了解情况,得知在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以后的两个月里,黄永胜等在总参谋部一直严密封锁庐山会议的真相,扣压不下发他们几个人的检讨,以致连总参二级部的领导干部都不知道黄永胜等在庐山会议上的问题。毛泽东得出结论:“他们的检讨是假的。庐山的事情还没有完,还根本没有解决。这个当中有‘鬼’。他们还有后台。”④

  对全国的工作,毛泽东仍按原定部署进行。八月中旬,他提议在“十一”后召开已因庐山会议风波而推迟了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此以前举行中共九届三中全会。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抓紧进行四届人大的各项筹备工作。

  八月十五日,年近八旬的毛泽东再次乘专列离京南下,到中南、华东等省市巡视。经过一年来开展的批陈整风运动,他从大量的揭发事实以及种种迹象中,对庐山会议那场风波背后的真相看得越来越清楚了。他决定去南方一些地区边调查、边“吹风”,把话说得比过去更明白,来统一各地党政军领导干部的思想。

  从八月中旬到九月中旬的二十多天里,毛泽东先后抵达武汉、长沙、南昌、杭州、上海等地,同湖北、河南、湖南、广东、广西、江苏、江西、福建、浙江和上海的主要领导人谈话。他到处都谈中国共产党内路线斗争的历史,谈庐山会议的问题。许多话都讲得很坦率。

  八月十六日,他在武汉同湖北、河南的负责人刘丰、刘建勋等说:

  “你们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你们要团结,不要分裂,不要搞宗派主义、山头主义。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中国也怪,中国的党没有分裂,已经历五十年来,没有分裂过。”“去年庐山会议,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为什么不敢公开呢?可能是心里有鬼。”“这次在庐山搞突然袭击,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就是反对九大路线,推翻九届二中全会的三项议程。有人看到我年纪老了,快要上天了,他们急于想当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这次庐山会议,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搞突然袭击的一些情况,至今也还不清楚。前途有两个:一个是可能改,一个是可能不改。犯了大的原则的错误,犯了路线方向错误,改也难。”“现在我要抓军队的事。有人说军队是我缔造的,但不能指挥。我不相信我们的军队会造反。军下边还有师、团,还有司、政、后机关,他们调不动军队干坏事。”“我和林彪同志谈过一次话,一个问题是他有些话说得不妥当,如‘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马克思、列宁呢?还有恩格斯呢,斯大林呢?中国历史上还有陈胜、吴广、洪秀全、孙中山呢。这不符合实际。还有‘一句顶一万句’,这句话是不对的。通常一句只能顶一句,有时半句也不顶,陈伯达的话一句顶一万句。另一个问题,要培养接班人的问题。我说我们都是六十岁以上的人了,要培养六十岁以下、三十岁以上的人,像李德生、纪登奎同志等。这次谈话后,至今还未有什么反应。”⑤

  二十一日,汪东兴向他汇报十六日谈话后的讨论情况。毛泽东说:

  “你不讲,人家也记得。早晚要讲,捂是捂不住的,这是害人害己。”又说:“如果不是他(指林彪。——引者注)交代叫听她(指叶群。——引者注)的,为什么四个人(指黄、吴、李、邱。——引者注)都要经过她呢?为什么讲话稿不请示我呢?检讨为什么要请示?这个问题要解决。”⑥

  二十五日,毛泽东找在湖南担任省委第一书记的华国锋谈话,看到他戴着毛泽东像章,就说:

  “你还戴着?看见就讨嫌,不要戴了。”又说:“你满脑子是农业,我满脑子是路线斗争,两个司令部的问题。要抓路线。路线不对,抓了农业也不行,脑袋掉了还不知为什么。在庐山搞突然袭击,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发难不是一天半,而是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三天,是否定九大路线,否定已通过的二中全会三项议程,要改成讨论天才和要当主席。他们名为反张春桥实际是反我,我把天才划掉,我提不设国家主席,我不是天才。”“他们发称天才的语录,连李德生也不发。”⑦

  二十七日,他同刘丰谈话,又说:“这次在庐山搞突然袭击,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对路线问题、原则问题,我是抓住不放的。重大原则问题,我是不让步的。”⑧

  二十八日,他在长沙接见广东、广西的负责人韦国清、丁盛、刘兴元,说:

  “我看他们的地下活动、突然袭击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的。纲领就是‘天才’和要当主席,就是推翻二中全会的议程和九大路线。有组织就是瞒着人,搞得中央常委三个人都不知道,也瞒着政治局,除了那几位大将以外,搞了那么长时间。二中全会前一段开得不好,后一段开得好的,引起了大家对读书学习的重视。”“好的要表扬,但也不能过分,不能捧得太高,比如有的说‘超天才’(指吴法宪等吹捧林立果的话。——引者注)。对二十几岁的人就这么捧,这没有好处,其实是害了他。”⑨

  三十日,他又找刘兴元、丁盛、韦国清、华国锋、卜占亚谈话,一开始就说:

  “怎么样?你们吹了两天啦,现在不要作结论,结论要由中央作。九十九人的会议(指批陈整风汇报会。——引者注)你们都到了,总理也作了总结讲话,发了五位大将(指黄、吴、叶、李、邱。——引者注)的检讨。”“都认为这个问题解决啦,作了总结嘛,其实还没有解决。”“这一次比前九次(指中共党史上的九次路线斗争。——引者注)不同。前九次都作了结论,这次没有作个人结论。是要保护林副主席。他当然要负一些责任。我看他那一些人帮了他的倒忙。那些人也不和我通气。”“我说的这些超过九十九人会议总理那个总结的,不过是作个人意见提出来。比如华北组的简报,究竟是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还应该讨论,总而言之不太好就是了。不然的话,为什么往回收呢?有几位大将在各组放风,也不是那么妥当吧?可是一说不行又慌了手脚。起先有那么大的勇敢,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可是过了几天之后,又赶快收回。你看才几天嘛。翻来覆去的,说明他们空虚恐慌。既然有理为什么要收回呢?”

  他对刘兴元、丁盛说:“你们和黄永胜的关系那么深,黄永胜倒了那怎么得了呀?”他最后说:

  “不要公开的去讲这次庐山会议,因为中央还没有作结论。你们只是说九次路线斗争就可以了。只是说现在路线斗争还有些问题,不要像我对你们说的这一套。但是我想我们的军队应该进行教育,所有高级干部应该弄清我和你们吹的这些。”⑩

  ①《“五七一工程”纪要》,1971年3月22日-24日制订。

  ②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起诉书(特检字第一号),1980年11月2日。

  ③访问吴法宪谈话记录,1983年11月18日-25日。

  ④熊向晖:《关于“九一三”事件的一段往事》。见《历史的注脚--回忆毛泽东、周恩来及四老帅》,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7月版,第30-33页。

  ⑤毛泽东同刘丰、刘建勋、王新等的谈话记录,1971年8月16日。

  ⑥毛泽东听汪东兴汇报后的讲话记录,1971年8月21日。

  ⑦毛泽东同华国锋的谈话记录,1971年8月25日。

  ⑧毛泽东同刘丰谈话记录,1971年8月27日。

  ⑨毛泽东同韦国清、丁盛、刘兴元等的谈话记录,1971年8月28日。

  ⑩毛泽东同刘兴元、丁盛、韦国清、华国锋、卜占亚的谈话记录,1971年8月30日。

  八月三十一日,他在江西南昌同许世友、韩先楚、程世清谈话,谈了党内路线斗争的历史,谈了庐山九届二中全会的问题,谈了他在武汉、长沙谈话的内容,特别讲到军队的缔造者、领导者就不能指挥的说法是不对的,也讲到南京军区等的工作。

  九月三日,他在杭州对浙江省负责人南萍、熊应堂、陈励耘说:

  “那个简报,影响最多,是一个反革命的简报。我也搞不清,他们为什么这样搞?他们有话,不拿出来说,大概总认为他们有什么把握了,好像会成功了。我看他们是恐惧。我看前途有两个,一个是改,一个是改不了。他们可能改,有的不一定能改。”“林彪那个讲话,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不彻底、还没有总结。”“八届十一中全会,有三个副词。当时兵荒马乱,那时需要嘛!九大不同了,要团结起来,争取最大的胜利。现在就要降温。到处立像,日晒雨淋,可怜噢!还有那个伟大,我就四个伟大,你们就一个没有啊!”①

  一星期后,他又对这三个人说:

  “陈伯达周游华北,到处游说。我这次就是学他的办法,也是到处游说。我是党的主席、军委主席,我能不能到处游说?”他又说:“要培养年轻人到中央,如李德生、纪登奎、华国锋那样的,光是老将不行。上海王洪文这个同志你们熟悉不熟悉,了解不了解?这个同志怎么样?”②

  毛泽东的南巡谈话,除了他指定的传达范围以及要汪东兴专送在北京的周恩来以外,对其他人一概严格保密。林彪、叶群等便千方百计地打听毛泽东的行踪和谈话内容。

  南巡途中,毛泽东还敏锐地觉察出一些不正常的可疑迹象。

  毛泽东到南昌时,听取江西省负责人的汇报,引起他注意的主要有三点:一、这年七月周宇驰曾两次秘密来江西活动;二、庐山会议期间叶群确有“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往哪里摆”的说法;三、林彪之女林立衡关于“同林彪家人来往,搞不好要杀头”的警告。据陪同毛泽东南巡的张耀祠回忆,听了这些反映后,毛泽东“略有所思,把眼睛眯成了一条线,远眺窗外,没有讲一句话”。③

  在杭州期间,毛泽东又陆续得知有关叶群、林立果等的一些可疑情况,使他更加警觉起来。

  九月五日、六日,在北戴河的林彪、叶群先后得到周宇驰、黄永胜的密报,获悉有人透露的毛泽东南巡谈话的主要内容。觉得自己“末日”即将来临的林彪一伙终于作出疯狂的决定:要将毛泽东杀害于巡视途中,发动武装政变。七日,林立果向“联合舰队”下达了“一级战备”的指令。八日,林彪亲笔写下行动手令:“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④”林立果、周宇驰二人多次召集“联合舰队”成员密谋杀害毛泽东的具体方案。林立果宣称:现在首长(指林彪)下了命令,要主动进攻,要把“B-52”(美国一种战略远程轰炸机型号,林立果等用作对毛泽东的代称。——引者注)搞掉。“联合舰队”成员、南京军区空军政委江腾蛟被指派为在上海谋害毛泽东的“第一线指挥”。⑤

  林立果等人准备用来谋害毛泽东的手段有:用火焰喷射器或“四0”火箭筒轰击毛泽东乘坐的专列;用炸药炸毁毛泽东专列必经的苏州硕放铁路桥;派强击机轰炸专列或炸毁专列停放处的油库;派王维国(驻上海的空四军政委)乘毛泽东接见时直接下手等。谋害毛泽东的具体部署,林立果曾报告林彪和叶群。⑥在布置“南线”行动的同时,林立果等还研究了“北线”计划,攻击目标是中南海和钓鱼台,准备“消灭”的对象有周恩来、朱德、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刘伯承等,也有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

  对林彪、林立果等秘密策划的这个狠毒计划,毛泽东此时仍一无所知。但政治经验极其丰富的他对身边许多可疑迹象已有警觉。九月十日下午,毛泽东下令专列从杭州开往上海。在上海只停留了一晚,而且没有下车。第二天上午,他在车上会见许世友、王洪文。王维国想一起上车,被警卫人员拦住。中午,毛泽东突然说:“我们走,不同他们打招呼。谁也别通知,马上开车。⑦”专列随即离沪北上,一路不停留,经过南京、蚌埠、徐州、济南、天津各站,在十二日午后抵达北京丰台车站。

  在丰台,毛泽东约见李德生、纪登奎、吴德、吴忠,向他们讲述了南巡谈话的主要内容。他又说:“我们的方针是路线决定一切。人多,枪多,代替不了正确的路线。路线正确就有一切,路线不正确有了也可丢掉。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去年庐山会议搞突然袭击,五个常委隐瞒了三个,一点气都不透,来了个突然袭击,出简报煽风点火。这样搞总有个目的嘛!”“我那个文章,找了些人谈话,作了一点调查研究,是第九天才写的。天才问题是个理论问题,他们搞唯心论。我并不是不说天才,天才就是比较聪明一点。天才不是靠一个人、靠几个人。天才是靠一个党,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天才是靠群众路线、集体智慧。”他最后说:“黑手不只陈伯达一个,还有黑手。⑧”下午四时多,毛泽东回到中南海休息。

  毛泽东安全返回北京,使林立果等在途中谋害毛泽东的计划落空,完全打乱了林彪一伙的部署。九月十一日晚,王维国从上海打电话给林立果、周宇驰,告诉他们毛泽东离沪北上的消息。林立果闻讯后绝望地说:“全完了!……没完成首长(指林彪。――引者注)交给的重托,首长把生命交给了我,用什么向首长交待!⑨”林彪、叶群、林立果又紧急策划南逃广州,企图另立中央,分裂国家,宣称“如果要动武,就联合苏联,实行南北夹击”。⑩王飞(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等据此拟定了南逃名单,除林彪一家外,还有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在安排去广州的几架飞机当中,有一架256号“三叉戟”飞机被秘密调往离北戴河不远的山海关机场,这是专为林彪一家准备的。这一切,进行得极其隐秘,对所有稍不放心的人都严加封锁,包括林彪的女儿林立衡在内。

  ①毛泽东同南萍、熊应堂、陈励耘的谈话记录,1971年9月3日。

  ②毛泽东同南萍、熊应堂、陈励耘的谈话记录,1971年9月10日。

  ③《张耀祠回忆毛泽东》,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年9月版,第104、105页。

  ④林彪的这个手令,在“九一三”当天为周宇驰(因叛逃未遂自杀毙命)所携带,周死前撕碎了手令。经公安部门对手令碎片进行复原并作技术鉴定,确认是林彪本人所写。1980年审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时,有关部门再对此件进行技术鉴定,得出“字迹是林彪所写”的相同结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保卫部1980年第226号鉴定书)。

  ⑤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起诉书(特检字第一号),1980年11月2日。

  ⑥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192页。

  ⑦《张耀祠回忆毛泽东》,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年9月版,第105页。

  ⑧毛泽东同李德生、纪登奎、吴德、吴忠的谈话记录,1971年9月11日。

  ⑨据李伟信1971年11月22日交代材料。

  ⑩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起诉书(特检字第一号),1980年11月12日。

  当时,中共中央仍在按原定工作部署,积极筹备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九月十二日晚,周恩来照常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主持讨论将在四届人大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稿。二十二时许,他接到在北戴河的中央警卫部队负责人的电话,说林立衡感到情况异常,通过警卫部队向中央报告了在北戴河的林彪等的动向。周恩来立即下令追查已停在山海关机场的那架“三叉戟”飞机的情况。负责安排林彪飞机的胡萍(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谎称飞机出了“故障”。林彪一伙得知周恩来紧紧追查飞机情况的消息后,顿时惊恐万状,感到阴谋已经败露,南逃广州的计划也难以实现,决计向北逃往国外。当天夜里二十三时四十分,林彪、叶群、林立果、刘沛丰等不顾警卫部队的阻拦,驱车从北戴河急驰山海关机场。到机场后,林彪等在混乱中匆忙登机,在副驾驶员、领航员和报务员都没有上机的情况下,下令飞机在一片漆黑中强行起飞,向西北方向逃去。

  中共中央事先并不知道林彪一伙的计划。接到“三叉戟”飞机强行起飞的报告后,周恩来命令开动雷达监视天空,以掌握飞机的去向,并向林彪的飞机呼叫,要他们飞回来,但飞机上一直没有回答。后来周恩来又下达了全国禁空令:关闭所有机场,停飞所有飞机。

  在中南海的毛泽东很快从赶来向他报告的周恩来那里得知林彪等出逃的情况。他在周恩来安排下,秘密转移到人民大会堂南侧的118室。这时,林彪的“三叉戟”飞机已经飞行了三十多分钟,快接近中蒙边境。有人请示是否派飞机拦截。由于当时中央对林彪一伙策动政变的计划和他突然出逃的原因还没有掌握,毛泽东仍采取慎重的态度,表示:“林彪还是我们党中央的副主席呀。‘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不要阻拦,让他飞吧!”①

  九月十三日凌晨一时五十分,林彪飞机飞出国境,进入蒙古人民共和国。林彪一伙的叛国面目终于彻底暴露。

  凌晨三时许,毛泽东、周恩来又接到报告说,北京沙河机场有一架军用直升飞机起飞,现正向北飞行,机上坐有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毛、周指示:“下命令,要空军派飞机拦截。”原来这是周宇驰等得知林彪一伙出逃后,用林彪手令劫持一架直升飞机,携带机密文件资料,企图跟随林彪北逃。因为驾驶员陈修文发觉了周宇驰等的图谋,在凌晨六时半将飞机强行降落在北京北部怀柔的空地上,陈修文被枪杀,周、于等开枪自杀,李伟信被抓获。从直升飞机上缴获的大量罪证,对后来弄清林彪一伙策划政变的事实起了重要作用。

  林彪飞机越出国境后,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紧急会议,宣布林彪叛逃一事,并研究部署各种应变措施。当晚二十二时十五分,空军司令部送来报告:十八时零四分,蒙古雷达团团长向所属各连发报说:凌晨二时半有一架不明飞机在温都尔汗地区坠落焚烧,因此,从十八时起进入一等戒备。周恩来立刻将这个情况报告毛泽东。②

  九月十四日下午,已经连续工作两昼夜的周恩来从中国驻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使馆发来的特急报告中,确知正是林彪等人乘坐的“三叉戟”飞机已在蒙古温都尔汗坠毁。他立刻要汪东兴向转移到人民大会堂的毛泽东报告这一情况。据汪东兴回忆:

  “当时,我们都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开会,是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王良恩接的报告。周总理看到报告后,在会场上对我说:‘得到了一个很重要的消息,你是不是马上去报告毛主席。’我说:‘我马上就回去报告毛主席。’当时,毛主席就住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我跑了一段路到北京厅,把这个消息报告了毛主席。

  毛主席想了一下,问我:‘这个消息可靠不可靠?为什么(飞机)一定要在空地上坠下来?是不是没有油了?还是把飞机场看错了?’

  我对毛主席说:‘飞机到底是什么情况,现在还不清楚,(驻蒙古)大使准备去实地勘察。目前还不知道飞机是什么原因坠落下来的。’

  毛主席又问我:‘飞机上有没有活的人?’

  我对毛主席说:‘这些情况都不清楚,还要待报。’”③

  几天后,根据中国驻蒙古使馆人员前往坠机现场查看的报告和有关专家的分析论证,终于揭开了林彪飞机坠毁之“谜”:当“三叉戟”飞机飞临温都尔汗上空时,因油料不足,机上又没有领航员和报务员,不得不就地迫降。迫降时因机身擦地起火爆炸,机上人员全部死亡。

  九月二十四日,鉴于林彪集团的重要成员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十天来一直拒不交待问题、反而加紧烧毁罪证,毛泽东决定对他们实行隔离审查。在这前后,林立果“联合舰队”在各地的骨干分子也相继被捕归案。至此,林彪集团的政变阴谋彻底粉碎。

  林彪叛逃事件和他们一伙策动政变计划的暴露,是令人惊心动魄的重大变故,以后被称为“九一三事件”。这个事件给毛泽东的震动和打击极大。他借用唐代诗人杜牧的一首七言绝句,抒发心中的感慨: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

  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④

  诗中“折戟沉沙”四字,恰好成了林彪一伙乘坐的“三叉戟”飞机坠落蒙古沙漠、丧命异国的绝妙写照。

  当然,“九一三事件”留带给毛泽东的,决不仅仅是这样的感叹。

  ①汪东兴:《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208页。

  ②周恩来给毛泽东的书面报告,手稿,1971年9月13日夜。

  ③汪东兴:《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211-212页。

  ④[唐]杜牧:《七绝·赤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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