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牛娱乐棋牌-棋牌游戏牛牛-疯狂牛牛棋牌游戏
做最好的网站
毛泽东传,唱假戏大帅巧用兵
分类:牛牛娱乐棋牌现代文学

一九六七年,“文化大革命”局势发生急遽变化,进入一个社会更加动荡、冲突更加激烈、范围更加扩大的新阶段。

  “三桓”回到曲阜,将中都所见奏明鲁定公,于是委任孔子为小司空。大司空是孟孙氏世袭的官职,司空掌管全国土地兼管工程建设。孔子一上任便带领部分弟子和署衙工作人员跋山涉水,勘察土性,足迹几乎遍及全国各地。然后,根据勘察所得和年轻时做委吏,乘田的实际经验,将全国土地划分成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即高原)、原隰(即平地)五种类型,再根据这五种土性的特点,因地制宜地或植树造林,或发展鱼盐之利,或栽种果树,或种植各种不同的农作物。孔子任小司空时间很短,旋即擢升为与三卿(司徒、司马、司空)并列的司寇。司马迁为了区别司寇下设的小司寇而称之为“大司寇”。司寇之职原由叔孙氏世袭,掌管全国的公安司法工作。
  这时,孔子大治中都的消息像春风一样传到华夏各地。于是各国纷纷派使者来中都参观、考察,回国后效法施行,即所谓“行之一年,四方则焉”。齐国是鲁国的近邻,对中都的振兴,孔子的政绩,自然十分关注,特别是孔子做了大司寇,在鲁国已经渐渐掌握了实权,十几年前的忧虑已经变为事实,于是不断有臣下谏齐景公出兵伐鲁,免得将来鲁国势强大,威胁齐的安全。
  齐景公豆面耳朵,是个没有主见的人,在他看来,似乎谁的话都有些道理。晏婴临终时说,齐的威胁在晋而不在鲁,齐鲁比邻,应世代修好,以抵御强晋。晏婴还说,孔子不足为虑,因为他所热衷的一套繁文缛节,无助于国家的强盛。周朝衰败,势在必然,孔子妄图用恢复周之礼乐曲章制度挽救四分五裂的天下,只能碰得头破血流。即使鲁国真的因孔子秉政而强盛起来,也绝对不会威胁齐国,因为孔子一生极谨慎地谈论怪异,勇力,叛乱和神鬼,小心翼翼地对待斋戒,战争和疾病,极力主张仁政德治,反对诸侯争雄称霸。晏婴是齐景公最得意,最尊崇,最信赖的贤相,自然言听而计从了,决定采取对鲁友好的政策。如今部分臣僚吵吵嚷嚷要出兵伐鲁,他又不以为然。他回忆当初孔子率弟子来齐求仕,晏婴千方百计不肯用他,迫使其逃离。现在看来,晏婴确乎是嫉贤妒能,怕孔子超过了自己,取代了自己。如果像晏婴所说,孔子的一套是复古倒退的东西,早已不合时宜,那么,孔子宰中都一年大治,该作何解释呢?孔子任大司寇不久,鲁国便渐渐政清民安,国势日强,又该怎样理解呢?照此发展下去,用不了多久,鲁国将与齐国对峙于东方,进而侵吞蚕食齐国,怎么能说“孔子不足为虑”呢?他后悔当初不该听晏婴的话,应该重用孔子。如果那样,何来今日之苦恼,何有今朝之虑呢?想到这儿,景公不仅在埋怨晏婴,甚至在暗暗恨晏婴误国误民了。
  晏婴去世后,齐景公遵照晏婴的遗嘱,委任大夫黎鉏做了太宰。常言道“新官上任三把火”,黎鉏急于有所作为,以显示自己的才干,既取信于景公,又树威于百官,便很想用兵于鲁。然而,自己“追随”晏婴半生,甚得晏婴的栽培与重用,若无晏子的极力荐举,自己今日未必能做这位极人臣的太宰。如今晏子的尸骨未寒,自己怎么好违背他的意愿而对鲁用兵呢?所以他一直在隐瞒着自己的观点,极力在寻求着两全其美之策。一日,当齐景公征求对此问题的意见时,黎鉏说:“晏太宰乃一世雄杰,齐鲁修好可威震东方,使强晋不敢觊觎于我。鲁昭公欲除‘三桓’,兵败奔齐,晏太宰冷遇之,昭公去齐适晋。鲁之阳虎叛乱投齐,齐不纳,晏太宰扬言欲杀之,阳虎逃晋。晋已两次获罪于鲁,大王何不乘机与鲁君会盟,以祝贺鲁国大治为名,而离间晋鲁之间的关系,令鲁远晋而亲齐,对齐畏而敬之,为齐附庸呢?”
  景公闻言,心中大喜,脱口赞道:“黎爱卿果有韬略,此言甚合孤意。一切烦爱卿从速筹办之。”
  黎鉏见景公准奏,美得不能自抑,眉飞色舞地说道:“请大王释念,一切臣定会安排得妥当周到!”
  黎鉏忙修国书一封,遣使送往鲁国,邀请鲁君是年六月于夹谷(今山东省莱芜境内)举行乘车之会,永结盟好。书中充满了溢美之词,赞扬鲁君如何善用人,如何力挽狂澜,拨乱反正,如今鲁如何大治,声震寰宇,等等。
  鲁定公头脑简单,无自知之明,读了齐侯国书,喜出望外,重赏来使,不及与“三桓”商议便欣然应允。
  事情并不像定公想的那样简单,“三桓”的意见分歧很大。有的说,齐国来书,尽是献媚鼓吹之词,可见并无实意。有的说,齐强鲁弱,且齐国向来诡计多端,突然相邀,决非善意,贸然赴会,恐为齐所挟迫。有的说,明知齐人有诈,却不能不往,不往既表示鲁不愿与齐友好,又显示了鲁国的怯懦与软弱。有的说,不去赴会,势必得罪齐国,招至干戈之祸……众说纷纭,弄得定公莫衷一是。他真懊悔自己的轻浮与冒失,然而晚矣!前次晏婴逝世,齐曾遣使赴鲁报丧,这是友好的表示,但鲁国却并未派人前往吊丧,已经失礼。如今齐侯盛情相邀,彬彬有礼,如若拒绝,再次失礼,齐则有理由刀兵问罪,岂不更糟!再说,自己业已修书与齐侯,答应如期赴会,岂可失信于诸侯!纵然是刀山火海,也得硬着头皮去闯。只是这相礼之官需认真选择,他不仅要熟知礼仪,权谋善辩,根据这次会盟的特点,更需临危不惧。只有这样,才能不失礼于对方,不失威于盟坛,关键时刻能转危为安。按照惯例,两君会盟,皆由冢宰相礼。可是季桓子年轻稚嫩,不谙世事,从未经过这样的场面,恐难当此任。最令鲁定公放心不下的,还是季桓子的胆识。五年前季平子去世时,家臣阳虎手中一柄闪着寒光的宝剑,和一只翻着白眼的羊羔,就吓得他魂飞魄散,瘫作一堆烂泥,乖乖地按阳虎的旨意订盟。如此贪生怕死的怯懦之辈,怎么能充任两君会盟的相礼?孔子司寇倒是个理想的人选,就怕季桓子嫉妒,不肯相让,闹起纠纷。
  其实,鲁定公又错了。自从孔子任大司寇之职以来,朝中诸事,季桓子俱都推给孔子办理,他自己倒落了个悠闲自在,整日花天酒地,斗鸡走狗。他虽不谙世事,却也深明陪国君会盟是个苦差事,国君在外的衣食起居,会盟时的问答礼对均由相礼负责,稍一疏忽,便有丧权辱国之危险,特别是这一次,要冒着十二分的风险。因此,不等鲁定公找他协商,他便主动进宫推让,荐举孔子为相礼。他说:“臣才疏学浅,不通礼仪,恐辱国辱君。孔大司寇博学多才,足智多谋,可当此任。”
  季桓子说出了鲁定公的心里话,这正是定公求之不得的。但他却故意为难地说:“历来两君相会,由冢宰相礼,此乃古礼,怎好推给孔大司寇充任?”
  季桓子说:“只要官为上卿,均可任相礼,并非定由冢宰担当。”
  鲁定公说:“孔大司寇一向讲的是名正言顺,冢宰在朝,他恐难受此任。”
  季桓子说:“主公可宣大司寇上朝,先委其代行相事,再命其任相礼之职,事可成矣。”
  孔子朝见已毕,定公依季氏之言委其代行相事。孔子听后,很觉意外。齐对鲁一直存有二心,如今鲁国较前振兴,齐非但不敌视,反而会盟庆贺,岂不反常!季桓子见孔子发愣,认为他不愿代劳,便说道:“孔大夫代行相事乃我久已想定,只是无时机提出。夹谷会盟之后,斯将永不任冢宰,孔大夫应为国尽力,不负国君之重托。”
  孔子知道,季桓子推脱相礼之职,不仅是为了图清闲,更是怕担风险。齐鲁两国是异姓诸侯,鲁国接受齐国的庆贺,双方尽合周礼,这叫做亲异性之举。然而这只是表面现象,齐国的真正意图恐决非如此简单。“礼”乃先祖所制,但人世沧桑几经变迁,人心变化更是莫测,以“礼”为名,行非礼之实,在当今天下已屡见不鲜。孔子在齐三年,对齐国君臣颇有所知,晏婴素讲信义,只是已经作古。其余大臣之中,多有奸诈之徒。特别是眼下当政的黎鉏,更是让人难以捉摸。他原为高昭子家臣,却整日与晏婴形影不离。高昭子与晏婴不共戴天,他却能博得双方的共同器重与信赖,连晏婴这样一位睿智英明,一世罕见的政治家也难识其庐山真面目。他爬上了太宰的宝座,主宰着强齐的命运。孔子在齐,与黎鉏接触较颇,但却一直摸不透他。对他的感情也无所谓爱与恨,只觉得他很神秘。他曾奉晏婴之命保护过孔子师徒,可谓救命恩人,但孔子却并不感戴他,反而觉得他令人生厌。孔子知道齐景公耳根子软,料定这次夹谷之会定为黎鉏所策划,是一个大阴谋。名为祝贺与结好,实则暗藏杀机,欲以刀光剑影胁迫鲁君为其附庸。然而,身为大臣,应以宗庙社稷为念,岂可过多考虑个人安危?见义不为无勇也,宁杀身以成仁也,这正是报效国家,实践自己主张的时机,岂能畏缩却步?想到此,孔子微微一笑说:“丘受相礼之托,不敢推诿!太宰之职,丘不敢为!”
  定公听孔子欣然受命,如释重负,高兴地说道:“有孔爱卿相礼,朕心放矣。”他似乎觉得这样说有轻慢季氏之意,便又补充道:“鲁乃礼仪之邦,万不可失礼于齐国君臣。”孔子说:“启奏国君,齐侯于国书上明写着‘乘车之会’。‘乘车之会’乃修友好,不以暴力相凌。昔者齐桓公不以兵车,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虽然如此,然而臣尝闻:‘虽有文事,必有武备。’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昔楚约宋襄公会盟于孟,亦言乘车之会。然楚伏兵于孟,宋却毫无戒备,被杀得一败涂地。前车之覆,后车之鉴也,望君王命左右司马训精兵五百乘,届时护驾前行,伏兵于夹谷隐蔽之处,以备不测。”
  鲁定公准奏,立即命左司马乐颀,右司马申句须,于全国军中选精兵五百乘,加强训练,不得有误。孔子本人则全权总理会盟事宜。
  这夹谷是位于泰山以东的一处狭长的沟谷地带,谷深林密,四周层峦叠嶂,苍松翠柏,遮天蔽日。鸟在林中栖息,蝉在枝头吟唱,蛙在溪边鼓噪。千溪万壑,流水叮咚,似在歌咏;南坡北岭,鹿奔雉飞,像在比赛。多么静谧幽雅的世界啊!然而,公元前500年盛夏,这密林幽谷之中却孕育着一场风暴,一场血腥的屠杀。
  祭坛依山而筑,宫殿傍水而建,飞檐斗拱,小巧玲珑,四周有高墙围挡,远比曲阜宫室华美。围墙内又有一堵隔墙,把整个建筑分为东西两个对称的跨院,结构甚为新颖别致。黎鉏兴工建此会址,很用了一番心思。表面上齐是这次会盟的发起者,东道主,将会址建得考究一些,以示庄重和诚意。实际上,他这是为齐侯兴建了一处避暑行宫,以讨好景公。孔子依诸侯相见之礼,先行入内晋见齐景公。齐景公也依礼接鲁定公分宾主入内,各自献上见面的礼物——一只大雁。
  第二天,齐景公先去坛台,令黎鉏迎接鲁定公来坛会盟。孔子偕鲁定公来至坛边,鲁定公举步欲从西阶登坛,孔子扯扯他的衣襟,示意稍候。黎鉏发觉,微微一笑,也不搭话。黎鉏上坛报与齐景公,齐景公下坛迎接,于是两位国君携手从东阶拾级而上。黎鉏这才招呼孔子,二人随后并肩登上坛台。
  两位国君各自按宾主坐定,黎鉏站在齐景公身边,孔子立于鲁定公侧旁。黎鉏代表齐景公,以盟主的身份首先讲话,他说道:“齐鲁比邻,似唇齿,若比肩,且历有姻亲,世代友好。齐侯欣闻鲁国大治,国泰民安,不胜欢悦,特聚会以示祝贺,并永结盟好。”黎鉏讲完,两国相礼便引导国君正式举行仪式——祭拜天地,歃血为盟,相互赠送象征和平的玉帛等礼品,相互祝贺。齐是盟主,黎鉏将手一挥,两位使从各端着盛有活雁和酒器的盘子登上祭坛,来到鲁定公面前。一位使从用牛耳尖刀把雁杀死,向两樽酒杯中各滴了几滴血,退于一边,黎鉏捧起一杯血酒递与齐景公,齐景公离座,向鲁定公双手举杯。孔子捧起另一杯血酒递与鲁定公,鲁定公接过,双手举杯还礼,与齐景公对视,二人齐肩举杯向天地各洒少许,然后一饮而尽,这便是“歃血为盟”,是古代结盟的礼节。
  鲁定公高兴地说道:“鲁国愿与齐国共建繁荣,礼尚往来,互通工商。”
  齐景公更是热情,说道:“齐鲁虽异姓诸侯,实乃兄弟也,从今往后,情同一国。”
  孔子听后,心中不禁一悸。齐早有并吞鲁国之意,今天从齐景公的热情中看出了他的狂妄野心。齐虽是太公姜尚的封国,但与鲁国不同,鲁国乃是天子嫡亲封地。这“情同一国”,实在是不合“礼”之词,本想站出反诘,但见定公无不悦之色,也就忍住。
  黎鉏说道:“两君相会乃两国幸事,不可无乐。今有一班乐工。特献四方之乐以助兴,请两位君主欣赏。”
  黎鉏说着向坛下挥手,一群面目狰狞的怪物鼓噪而至,他们手持刀枪剑戟,旍旄羽祓,狂欢乱舞,妄图于混乱中劫持鲁君。
  诸侯相会,歌舞助兴,这是常例。鲁定公在国内,听腻了鲁国的歌,看厌了鲁国的舞,很想借此机会观赏一下异国他乡的艺术风味。可是,齐国登台的“乐工”既非窈窕淑女,又不是风流少年,而是一群七长八短,龇牙咧嘴的鬼蜮。他们咿咿呀呀,手脚乱弹,边跳边向鲁定公围来,手中的刀枪斧钺在定公面前摇来晃去,吓得定公面如土灰,浑身颤抖,不觉依偎在孔子身上,孔子万没料到齐国竟能表演如此歌舞,他怒火中烧,心血上涌,二目圆睁,刷的一声拔出宝剑向“乐工”喊道:“尔等休得无礼!”他一边护住鲁定公,一边转向齐景公质问道:“齐鲁两君友好盛会,不用宫廷雅乐,却用蛮夷之音,是何道理?百姓炫惑诸侯,依礼,依法俱当斩首,请齐主事者依礼、法行事!”
  齐国的主事官看看黎鉏,黎鉏将头转向一边,置之不理。孔子见状说道:“齐鲁既修兄弟之好,齐事亦即鲁事,鲁岂能视齐失礼托法而不顾!鲁司马何在?”
  孔子的话音未落,只听山摇地动一声怒吼:“下官在此!”
  随着一声空谷回响,申句须与乐颀蹿上坛台。
  齐众定睛看时,坛上屹立着两座高高的铁塔,都不禁悚惧汗然。只见两位将军向鲁君与孔子深施一礼说:“末将听令!”
  孔子命令说:“请代齐行事,斩带头乐工以正礼法!”
  “末将遵命!”只见寒光闪处,两个领头乐工的头颅滚落在地,其余的四处逃散。
  盛夏,闷热异常,人都在张着嘴喘息,远处的山谷里传来了战马的嘶鸣,近处的密林里有战车在滚动,整个夹谷弥漫着灼热的空气,似乎随时都会爆炸,随时都会燃起漫天大火……
  这一夜,双方都过得很不平静。
  齐景公大发雷霆,在军事上他常胜于鲁,今天在外交上却一败涂地。他斥责黎鉏说:“孔子导其君行仁义,循古礼,尔却导朕行夷狄之陋俗,害朕于不义,失礼于诸侯,为天下笑,居心何为?”黎鉏虽口头认罪,但心中却并不惧怕,他知道景公虽然生气,但图鲁之心并未改变。只要能从鲁国那儿得到好处,景公自然会高兴,自己也照样得宠弄权。今天这第一个回合算是失败了,下一步该怎样办呢?怎样才能从鲁国那儿弄到好处,达到预期的会盟目的呢?他在筹划新的阴谋,玩弄新的花招,齐鲁两君,特别是那孔子,不是都喜欢欣赏那宫廷雅乐,只有这样才算是合乎古礼的吗?这个好办,于是黎鉏奏请齐景公说:“启奏大王,此番会盟,难道就这样不欢而散吗?”
  齐景公余怒未息,紧板着面孔说:“鲁国君臣俱已震怒,且人家已有武备,不散又有何法?”
  黎鉏说:“盟约未签,胜负未定,大王何必灰心丧气呢?臣请大王明日设宴,招待鲁国君臣,赔礼请罪,以解今日之隙。”
  “事情闹到这等地步,也只好如此。”齐景公喘了口粗气说。
  黎鉏连夜筹办宴席,赶排歌舞,忙得不可开交。
  鲁定公随孔子回到住地,便要孔子回明齐景公,离开这是非之地。不久齐使又送来请柬,请他君臣明日赴宴。定公惊魂未定,哪里还敢前往赴宴!孔子劝慰道:“君王休要担忧,有孔丘在此,谅齐人奈何不得。我们匆匆离去,反遭他人耻笑。若黎鉏竟敢不轨,景公近在尺间,性命操在臣手。且有左右司马侍立坛下,五百乘兵车陈于山林,何患之有?届时我主尽管开怀畅饮,不虚此行!”
  鲁定公还是放心不下,忧郁无言。无奈事已至此,只好听大司寇安排。
  第二天一早,齐景公亲自来请鲁定公君臣赴宴。宴会仍设在昨日的那个祭坛上,景公、定公共桌,黎鉏、孔子左右分别相陪。齐景公面有羞愧之色,殷勤赔笑。黎鉏不时向两位国君张望,趁吃酒的当儿偷看孔子。孔子见状,知道黎鉏还有新的花招,便倍加留意,只是不便显露,假意只顾痛饮。
  黎鉏见鲁国君臣只是贪杯,心中不免好笑。经过昨天的一场较量,他早已不把定公放在眼里,只是这孔子确非等闲之辈,竟敢当着齐国君臣的面斩杀齐国乐工。可是现在你失算了,等会你喝醉了,我定要你君臣丑态百出,迫你就范,作我强齐附庸。到那时,我看你这位赫赫有名的圣人,将何面目去见鲁国父老!黎鉏这样想着,劝酒更加殷勤,一樽接一樽,一碗连一碗。景公与定公已经醉话连篇了,黎鉏起身说道:“臣不通礼数,昨日多有得罪!今有宫廷乐工一队,善习齐风,愿献技于两君席前,一则赎昨日之罪,二则助今日之兴。”
  鲁定公听说又有乐工歌舞,急忙说道:“朕已醉矣,不,不……不要乐,乐工。”
  黎鉏哪管这些,迫不及待地说道:“鲁君欲赏齐风,请乐工上场献技。
  孔子默不作声,他要观察事态的发展,并不急于说话。
  几位琴师调拨琴弦,一曲悠扬的调子奏过,四位女乐伴着一位太后服饰的女乐上场边歌边舞。四名女乐围着太后服饰的女乐进进退退,忽而列队行进,忽而作驷乘之形。太后服饰的女乐极尽力量,做出各种媚态和淫荡的动作,不时地以目挑逗定公。四名女乐各将手中鲜花交给太后服饰女乐,将其围在中间,如众星捧月。太后服饰的女乐在四女乐簇拥下款步轻迈,婀娜前行,将手中的鲜花献与定公。定公摇摇晃晃,正欠身去接。只听“哐当”一声巨响,众人皆惊。只见孔子将面前几案掀翻,美酒佳肴泼洒满地。孔子奔上前去,按住鲁定公说道:“主公慢来,此歌乃诬尔先祖之淫辞,此女扮作文姜,献花乃视我主为禽兽也。”
  鲁定公大吃一惊,愕然向孔子看去。
  原来这五个女乐扮的是文姜和齐宫宫女,唱的是齐诗《载驱》。《载驱》的内容是齐景公之先祖诸儿与其妹文姜的乱伦羞事。
  孔子怒不可遏,浑身颤抖,载指女乐喝道:“尔等践踏盟坛,不仅破坏齐鲁兄弟之盟,而且以淫辞诬尔先祖,是可忍,孰不可忍也!”孔子转向景公说道:“请大王速诛女乐,以洁两君视听,更慰汝先祖在天之灵。”
  齐景公见孔子发怒,斥责女乐,不知是何原因,又听孔子要诛女乐,以慰先祖在天之灵,更加莫名其妙,忙向道:
  “大夫何故震怒?”
  孔子回答说:“大王深居宫中,焉知贵国风情否?《载驱》乃国人斥尔先祖之音,如今竟以耻为荣地于齐鲁会盟之坛演唱,大王将何面目见先人于地下!……”
  景公急问:“何辞也?所记何事也?”
  孔子羞于回答。景公又问黎鉏,黎鉏此时吓得跪在地上更不敢言语,只求景公宽恕。
  齐景公又催孔子快讲:“孔大夫请讲无妨,朕免你污君之罪。”
  于是孔子简要地将二百年前齐国的那段不光荣的历史叙述了一通,齐景公听后,羞得脸发红,气得唇发青,惊得魂魄出窍,急令将女乐尽数斩首,以雪今日之耻。
  好一个太宰黎鉏,真乃机关算尽太聪明,竟然在庄严的外交盟坛上自掘祖坟,自鞭祖尸,齐景公岂能不恼!
  两国会盟,盟约应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协商缔订。而夹谷会盟的盟约却是齐国早在临淄就已拟好,只拿到会上来让鲁国签署执行,这哪里是什么兄弟之盟!盟约共有九款,最后一款为:齐国出征时,鲁国需出三百乘兵车相从,否则便为破坏此盟。这显然是要鲁国无条件地承认自己是齐国的附庸。昨夜鲁君臣研究这个盟约时,鲁定公读到这最后一款,义愤填膺,拒不肯接爱。孔子考虑到两国强弱悬殊的客观形势,这一条虽然难以拒绝,但却不能无条件地接受。见眼下的斗争形势有利,便挺身说道:“鲁君读齐所拟之盟约甚喜,只末款未尽解其义,请齐侯明示。”
  这一款原本是黎鉏临时加上去的,所以齐景公理不直,气不壮,吞吞吐吐地说:“齐鲁既结兄弟之好,理应相助。”
  孔子说:“大王所言极是,兄弟之间理应相助。然则,昔者齐所侵鲁汶阳等地,若不归还,何谈兄弟之谊,手足之情呢?”
  齐国君臣猝不及防,被问得瞠目结舌。“这,这个……”那齐景公嘴直张,但却说不出话来。他忽然想起,昨夜曾有心腹内侍奏道:“小人谢过以言,君子谢过以行。大王既知失礼于鲁,何不将所占鲁之汶阳、郓、龟阴三地归还之,以表修好之诚意!”可见,齐鲁竭诚修好,若水之归海。想到这儿,齐景公下定决心,归还了以往侵占鲁国的全部土地。
  齐鲁重修旧好,结为兄弟之邦。
  孔子随机应变,折冲尊俎,以“礼”为武器进行斗争,以弱胜强,保全国格,取得了外交上的重大胜利。

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和北戴河会议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全面发动起来了,到处是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毛泽东深信,只要把群众的积极性充分发挥出来,许多人间奇迹都会在群众运动中创造出来。

  这年第一天,《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共同发表题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元旦社论。这是中共中央两家主要报刊首次联合发表社论,格外引人注目。社论发出非同寻常的信号:

  汪景祺可称为一只老狐狸,他把形势琢磨透了,也把年羹尧的心思看穿了,他知道年羹尧如今的处境并不那么美妙,几十万大军窝在这里,每日耗费军资数以万计,战不能战,不战又无言向皇上交代。拖得越久,他的压力便越大。而年某又素以心狠手辣驰名朝野,一旦受到攻讦,说他恃宠拔扈、傲慢狂妄,拥兵自重、意图不测,杀身之祸就会立刻降临到他的头上,皇上派十名侍卫到军中干什么来了?他们一进门就差点被斩,就没有一人口服而心不眼吗?所以别看年某人如今叱咤风云,说杀就杀,说打就打,好像在西宁这一亩三分地儿上,他年某可以为所欲为。可是,这表面上的凶狠,正说明他心里的惧怕!要不,他今天又何必把桑成鼎派来送信救人?

  一九五八年秋,当人民公社刚刚搭起架子,一大堆问题还摆在那里没有解决,却有很多地方宣布人民公社为全民所有制,并且搞“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试点。河北省徐水县率先成立了全县范围的特大型公社,号称实现了全县“全民所有制”,并提出“向共产主义过渡”,引来不少人参观学习。河南也有这样的试点。毛泽东曾经派人去徐水了解过,发现不少问题。为了进一步弄清情况,他决定亲自到河北看一看。

  “一九六七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

  汪景祺还知道,年羹尧眼下这个难关,非他汪景祺来帮不可,因为汪景祺的招数高出年羹尧一筹。这个人原来在索额图手下的时候,就以“才识卓著”而受到重用,索额图为掸掇太子篡位坏事时,就有他的一份“功劳”。索额图倒了,他又投靠了八爷允禩,成了八爷手下的“高参”。他帮八爷只有一件事,就是要把雍正皇帝从御座上赶下来。所以你要说汪景祺是位煽动谋权篡位的“专家”,也并不过分。汪景祺向八爷献的第一条计,就是劝八爷想尽一切办法抓军权。因为十四爷现在被叫回了北京,要想东山再起,要想手中有兵,就得在年羹尧身上打主意。别看年某是雍正皇帝的亲信,可他汪景祺有法子取得年羹尧的信任,也有法子让年羹尧俯首听命。

  十月十四日下午,毛泽东到达天津,同天津市委和河北省委负责人谈话。第二天下午,再次同他们谈话。谈论的话题,都是人民公社和钢铁生产问题。

  一九六七年,将是无产阶级联合其他革命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的一年。

  汪景祺一到青海就看出来了,年羹尧用的这个死死包围青海的法子,是个笨办法。这不,一点明“塔尔寺”这个地方,年羹尧果然就上了心;一点明“塔尔寺不能来硬的”,年羹尧就傻了眼。看着年羹尧傻呆呆地站在那里,不知如何是好的样子,汪景棋上前一步说:“大帅,其实这件事,还只是学生的一些断想,能不能实现还要靠大帅的决策。学生能提供给大帅参酌的,也只是一句话:既要得到全胜,又不能授人以柄,请大帅慎思。”

  十月十六日下午和十七日下午,毛泽东又找来河北省委和天津地委、保定地委负责人,徐水、安国、唐县、正定四个县的县委负责人,听取他们汇报。当徐水县负责人汇报他们的“全民所有制”时,毛泽东明确表示,徐水的全民所有制和鞍钢的全民所有制有区别,不能混为一谈。他要河北省长刘子厚到徐水作些调查,二十一日向他汇报。十七日下午六时,毛泽东回到北京。

  一九六七年,将是更加深入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清除它的影响的一年。

  年羹尧迟疑了。他不声不响地转过身来,在房子里来回踱步,苦苦地思考着。终于,他下定决心了:“桑成鼎,你进来!去筹粮处传我的令:立即切断内地运往青海的粮食。青海全省的寺庙观宇、喇嘛僧侣们的用粮一概从军饷中按人头分发。哦,还有,去传点夜宵来,我要和汪先生彻夜畅谈!”

  毛泽东密切关注着“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发展。他需要了解更多的实际情况。十月十九日一清早,写信给陈伯达,要他和张春桥、李友久立即去河南遂平县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作调查,为杭州会议①准备意见。并提出到郑州时,最好能请河南省委书记史向生一同去调查。过了半个小时,又写信给陈伯达,嘱咐他带上《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一书,②调查组每人一本,边调查,边读书,白天调查,晚上读书。并建议把胡绳、李友久都带去,“练习去向劳动人民做调查工作的方法和态度,善于看问题和提问题”。③陈伯达一行接信后很快就出发了。

  一九六七年,将是一斗、二批、三改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的一年。”①(①1967年1月1日《人民日报》。)

  听着年羹尧的话,汪景祺不出声地笑了。只为刚才那一席话,他已经从一个普通幕僚“晋升”为“汪先生”了。

  张春桥,当时是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大跃进”期间,写了《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一文,在一九五八年九月出版的上海《解放》杂志上发表。毛泽东看了十分欣赏,建议《人民日报》转载,并为转载这篇文章写了“人民日报编者按”。张春桥因此来到北京,并曾随同毛泽东到河北调查。

  这篇社论在人们心中引起极大震动,社会上充满“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紧张气氛。

  他们的这个计划是庞大而又冒险的。如果说年羹尧原来的想法是“关门打狗”的话,那么现在可说是变成“逼狼出洞”了。按照他们两人反复合计好的方案,就是一方面封锁青海全省的粮道,一方面在下级官兵中放出风去说,天寒地冻,与其在这里无仗可打,又要耗费粮食和煤炭,不如回到兰州去,待到春暖以后再重行集结,大举进军,与罗布藏丹增决战。他暗地命令二十来名将校,东行去兰州的部队要大张旗鼓地行动,让沿途百姓和敌军探子确实相信我军是要回兰州去过冬。但行进途中,却要分做几支,暗地埋伏在指定的地点。担任埋伏的部队,要昼伏夜行,一路上封锁消息,并且每隔十里设一座烽火台。年羹尧所率的中军精锐,就驻扎在城外不远的地方,那里还设着全军最大的烽火台。只要这里烽火一起,全军要立刻杀奔西宁和塔尔寺。行动要快,下手要狠,逢村烧村,见人杀人,不给敌人留下一条活路,也不给敌人留下一张活口!

  十月二十一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听刘子厚汇报。这次调查发现了一些问题,主要是浮夸风和“共产风”。例如:一亩白薯产量不过两千斤,却虚报成八千斤;把几个村的肥猪集中起来,让人参观,弄虚作假;在宣布全民所有制的同时,所有个人财产和私人债务统统“共了产”,分配上实行完全的供给制。听到这些,毛泽东明确表示反对。

  社论内容中还有一点很值得注意。“文化大革命”初期,起着冲锋陷阵作用的一直是席卷全国的红卫兵运动。四个多月后的这篇社论说:“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出现了一个新局面”,这个新局面主要特点的第一条是“广大的工人、农民起来了。他们冲破各种阻力,建立自己的革命组织,投入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社论还写道:“我国现代史上的文化革命运动,都是从学生运动开始,发展为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发展为革命的知识分子同工人农民相结合。这是客观的规律。”“一九六七年,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将按照这个客观规律进一步地展开。”①(①1967年1月1日《人民日报》。)

  年羹尧瞪着饿狼一样的眼睛,格格地笑着说:“大家要心中有数,我唱的是一出假‘空城计’,就是一定要造成我大军东移的假相。所以凡是半路逃亡的,一律擒拿斩首。各军都要设立收容所,把掉队的人一概密送西宁。只有这样,才能诱使罗布藏丹增来攻西宁,然后四面合围,全歼敌军。你们都明白了吗?”

  关于浮夸风,毛泽东说:“要实事求是。把猪都并到一起,就不实事求是了。初看可以,经不起细看,经不起分析。要告诉县里,叫他们不要搞这一套。”“对虚报的人要进行教育,进行辩论,不要讲假话,是多少就是多少。”

  它表明:产业工人将代替以学生为主的红卫兵,充当“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展开总攻击”的主力军。中国产业工人最集中的上海,成为毛泽东关注的焦点。

  有人说:“大帅,西宁是我军行辕所在,也是我们的屯粮之地,假如我们前脚刚走,敌军随即就来,只靠老弱残兵是无法应付的。粮草有失,那后果将不堪设想。”

  关于“共产风”,他说:“家具可以不归公,这是一部分生活资料。吃饭集体,衣服、床、桌、凳等等不能集体嘛。”“对私人间的债务问题,一风吹,又一次‘共产’哩。这是劳动人民的劳动所得,把你的拿过来,这不是租借是侵略了。”他说:“要把劳动力多的农户的积极性调动出来,使他们收入多点,工资多点,不要平均主义。多劳多得是社会主义原则。”

  元旦社论发表后,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具体含义是什么?整个局势下一步将怎样发展?这些问题引起人们种种猜测。答案很快就有了,那就是“全面夺权”。

  年羹尧恶狠狠地笑笑说:“区区十万斤粮食又算得了什么?只消一把火,要不了半个时辰就烧得净光!”

  毛泽东听到一些基层干部工作方法简单粗暴,捆人、打人的情况时有发生,十分生气,批评说:“有捆人,打人,就是还有封建残余,是对敌我界限和人民内部矛盾的相互关系没有搞清楚。一捆、二打、三骂、四斗,不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

  这是一个重大变化:直到一九六六年底,各地造反派对党政机关主要是围攻、“炮打”和揪斗领导干部,还没有和机关干部联合起来从下而上夺权。这种“夺权”活动,是从上海开始的。

  “要是罗布藏丹增不肯上当呢?”有人还是不放心,“天寒地冻,我军分散行动,远离中军和补给线,这可都是犯着兵家大忌的啊!”

  关于徐水县的“全民所有制”,他认为,实际上是集体所有制,其中也包含有全民所有制的因素。“他们说全民所有,也不一定公开改,马虎下去好了。”④对这个问题,毛泽东似乎还在看,还在研究,没有让他们立即纠正。

  “安亭事件”后,王洪文等为首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一直把攻击矛头对准上海市委,并且制造全国第一场大规模武斗,搞垮了同它对立的另一派上海工人组织。“上海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不久也宣告成立。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张春桥、姚文元以中央文革小组调查员的名义回上海。当天,上海《文汇报》造反派宣布接管报社。五日,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的造反派也宣布接管报社领导权,并且在《告读者书》中写道:“这个权,我们是夺定了!”②(②1967年1月6日《解放日报》。)同一天,张春桥在“工总司”召开的会议上煽动说:“基本问题是把领导权夺过来,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揪出来,打倒。”六日,“工总司”等造反派组织在上海人民广场召开“彻底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会上批斗了陈丕显、曹荻秋、魏文伯、杨西光等上海和华东党政负责人。大会发出的“通令”称:“大会认为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必须彻底打倒。”①(①上海“工总司”等召开的“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所发《第三号通令》,1967年1月6日。)会后,市委、市政府所有机构被迫停止办公,由造反派掌握的“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等取代原上海党政部门的职能,全市实际权力转移到张春桥、姚文元等手中。

  “你说得对,粮食最能要了人命!我们要过冬,敌人同样也要过冬,我已经卡断了所有通往青海的粮道,行辕里的十万斤粮食就是最好的诱饵。人,只要饿急了,就会什么也不顾的。我已经向皇上奏报了我们的计划,现在和众将约期半个月,十五天后,就是罗布不来,我也照样点燃烽火,你们就退回西宁来集结。这一冬,我宁肯饿死青海全省也在所不惜!”

  毛泽东的这些意见,给“共产风”泼了一点冷水。他对混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界限的问题,开始有所察觉,有所思考。

  毛泽东对提出“彻底打倒”上海市委那个大会没有立刻表态,但对《文汇报》、《解放日报》造反派的夺权很快就明确地加以肯定。他在一月八日说:“这是一个大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大革命。这件大事对于整个华东、对于全国各省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必将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上海革命力量联合起来,全国就有希望。”“不要相信‘死了张屠夫,就吃混毛猪’。”“他们以为没有他们不行,不要相信那么回事。”他还说:“搞一场革命,先要搞舆论。”“许多事情,宣传部管不了,文化部管不了,教育部管不了,你们管不了,我们也管不了。红卫兵一起来,就管住了。”“两个报纸夺权,这是全国性的问题,我们要支持他们造反。”他又说:“要讲抓革命、促生产,不能脱离岗位来搞革命嘛!”②(②毛泽东谈话记录,1967年1月8日。)这次谈话的主要内容,在九日《人民日报》转载“工总司”等《告上海全市人民书》的编者按中加以公布。

  听着这狠到极点,也毒到极点的话语,众将都不寒而栗。可是,军令如山,他们谁又敢说不执行?就在这时,却来了一个不速之客,一个很不受年羹尧喜欢的人。谁呀,甘肃巡抚范时捷。

  十月二十三日,陈伯达到河南以后,毛泽东又写给他一封信,要他们在卫星公社搞一个星期调查,包括调查团(社)、营(大队)、连(队)⑤的各项问题。然后再找遂平县级干部座谈几次,研究全县各项问题。

  一月十日,江青给毛泽东报送了两篇新华社电讯稿,一篇是《上海革命造反派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起总攻击》,一篇是《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革命造反组织,在(文汇报)(解放日报)发出(紧急通告)》。前一篇通讯稿中,提出上海地区“文化大革命”形势“好得很”有四个重要标志:第一,广大的工人、农民起来造反了。他们冲破各种阻力,建立了自己的革命组织,自己解放自己,自己起来闹革命。第二,市级党政机关的革命造反派杀出来了,他们打破了“内外有别”等种种框框,同工人、革命学生一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第三,革命造反派不仅队伍越来越壮大,而且斗争艺术也越来越趋于成熟。第四,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始全线崩溃,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庇护下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丑恶面目,已开始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范时捷这个人是从康熙年间就入朝为官的,人倒是十分机灵能干,也颇为正直。可是,他有个小小的毛病,就是爱和人开玩笑,也爱别人和他胡闹。你越是骂他,他就越高兴;要是你三天不理他,不骂他,他就会浑身难受,甚至还会发脾气。十三爷允祥摸准了他的这个贱毛病,一见就骂,一见就让他趴在地上学驴叫。他还真不怕丢脸,不光是学驴叫,叫完了还要加上两声驴放屁,这才算过了瘾。他觉得十三爷瞧得起他,没把他当外人,所以他把十三爷当作了唯一的“知音”。十三爷说什么,他就乖乖地听什么,绝对不打一点折扣。年羹尧听说他很能干,就通过十三爷把他要到甘肃来当了巡抚。不过年羹尧不开玩笑,老是沉着个阴森森的脸,让人一见就心寒。也许是年羹尧太严肃了点,架子太大了点,对自己的身份和地位看得也太重了一点,所以,范时捷人虽然来了,却对年羹尧敬而远之,不常来往。他总是躲着年羹尧,不得不见面时,也是一副公事公办的模样。年羹尧对范时捷也不满意,觉得这个人不会巴结,总是听调不听喝,不把他年大将军看在眼里。总之,年羹尧只要见到范时捷,就从心眼里感到腻歪。今天年羹尧一听说他来了,就打心底里烦。可是烦也不行啊,人家是甘肃巡抚,你大将军权势再大,也不能不见啊?说声:“传进来!”范时捷就大大咧咧地进来了。

  过了几天,十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决定派吴冷西、田家英去河南调查。他选了两个地方。一是新乡地区的修武县,是个小县,十三万人口,以一县一社而闻名。一是七里营公社,是全国第一个打出“人民公社”牌子的,位于豫北平原,为新乡县的一个乡。

  毛泽东当天就把这两个电讯稿批给陈伯达及中央文革小组:“(一)此两件很好;(二)请你们在二三日内,替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起草一个致上海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指出他们的方针、行动是正确的,号召全国党、政、军、民学习上海的经验,一致行动起来。”①(①毛泽东对《上海革命造反派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起总攻击》等两篇电讯稿的批语,手稿,1967年1月10日。)

  年羹尧往下一看,这位五短身材,墩墩实实的范大人,闪着一对满不在乎的黑豆眼,身上的官服不知是剪裁不当,还是他不会穿,怎么看就怎么别扭。更让年羹尧生气的是,他进来之后,并没有像别的官员那样规规矩矩地行礼,既不报名,也不叩拜,却只是打了个千。年羹尧看着他这副贱模样,心里不痛快了,沉着脸问:“我这里军务正忙,你来干什么?”

  二十八日凌晨四时,毛泽东复信陈伯达,告诉他,如果遂平调查已毕,可以去附近某一个县再作几天调查,以资比较。于十一月二号或三号回到郑州即可。

  根据毛泽东的要求,一月十二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上海“工总司”等三十二个造反派团体的贺电。贺电最后说:

  “我说的也是军务。”范时捷似笑非笑地说,“上次我向大将军要军帐,你要我去找兵部,可兵部说,所有的军用物资都拨到你这里了。所以,我还得来找你。甘西的驻军几十个人全挤在一座帐篷里,说句玩笑话,半夜里出去撒泡尿,回来就没地儿睡了。所以我才来请示大将军,应该发给我们的帐篷,何时才能够到手?”

  这时,中央已经发出在武汉召开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和八届六中全会的通知。为了开好这两个会议,毛泽东决定先到郑州,一面听取两个调查组的汇报,一面约集部分省市委书记准备有关文件。

  “你们实行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组织的大联合,成为

  年羹尧冷冷一笑说:“就这么点子事,你也值得大老远地跑来找我?”

  十月三十一日傍晚,毛泽东乘专列离开北京。十一月二日到达郑州。一路上,不断召集当地负责人座谈,如饥似渴地了解公社化以来的情况。

  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的大联合,成为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的

  “哎,这怎么能说是小事呢?”范时捷没有一点胆怯,“还有,你要甘肃绿营兵马移防松潘,我也有点想不明白。岳钟麒将军驻军之地。就离松潘近在咫尺,何必要舍近求远地从甘肃调兵去呢。我想请将军三思,最好是收回成命。”

  十一月二日至十日,毛泽东在郑州主持召开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大区负责人、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后来被称作“第一次郑州会议”。参加会议的人是逐步增加的。开会地点也不固定,有时在专列上,有时在省委招待所。

  核心,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

  这句话说得虽然很随便,可是却正犯了年羹尧的大忌。年羹尧和汪景祺定好的这个诱罗布上钩的假“空城计”,是死死地瞒着岳钟麒不让他知道的。年羹尧为的是要独享胜利果实,独得皇上的嘉奖。所以在部署兵力时,把甘肃的绿营军调往松潘,名义上是防止罗布南窜,其实是阻拦岳钟麒抢功。现在范时捷要他“收回成命”,那不等于是与虎谋皮吗?可是,年羹尧的心事又不能向范时捷明说,只好敷衍他:“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你回去吧。”

  按照毛泽东的说法,他召集郑州会议,本来是想研究人民公社性质问题,先派陈伯达、张春桥,吴冷西、田家英分别到遂平、修武、七里营研究一下,再请几位省委书记来。但会议一开始,有些人就提出,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已经过时,要搞一个新的四十条。毛泽东同意了。这样,第一次郑州会议就有两个议题,准备两个文件。

  命的命运,把社会主义经济的命运,紧紧掌握在自己的

  范时捷却不是那么好打发的:“知道了并不等于给我解开了难题。我今天回去了,可明天兵士们照样没地儿睡,岂不是伤了大将军爱兵如子之心?我已将我的难处,向岳将军发了移文,请他再和年将军协商一下,最好是由岳将军驻守松潘,也免了甘肃军将的劳苦。”

  十一月三日下午,毛泽东在专列上召集九个省委第一书记开会。他们是河北的林铁、河南的吴芝圃、陕西的张德生、甘肃的张仲良、湖北的王任重、山西的陶鲁笳、山东的舒同、安徽的曾希圣、湖南的周小舟,还有陈伯达等人。主要是听他们关于人民公社问题的汇报。毛泽东一面提问,一面发表意见。在交换意见时,他与陈伯达有一个小的思想交锋。

  手里。

  范时捷说得十分轻松,可话一出口,却让年羹尧大吃一惊:“谁让你把部队移防的事告诉岳将军的?你有这个权吗?”

  吴芝圃汇报说:“关于交换问题,有些东西是调拨,交换的范围缩小了。”

  你们这一系列的革命行动,为全国工人阶级和劳动

  “怎么没有,我不但有,而且这个权力还是你年大将军亲自给我的。”

  陈伯达:“现金结算减少了。遂平县现金结算,去年占百分之七十,今年倒过来,非现金结算占百分之七十。”

  人民,为一切革命群众,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什么,什么,我叫你这样子的?我什么时候说过这话?”

  毛泽东:“现金结算,非现金结算,是一回事嘛!”

  我们号召全国的党、政、军、民各界,号召全国的

  “看看看,大将军真是贵人多忘事。上次在甘东誓师您登坛阅兵时亲口说的嘛,您说岳将军是副帅,告诫众将说,以后有事,要随时向您和岳将军一齐通报,不得隐瞒。你说这话时大家都在场,也都听见了呀!不信你叫他们来问问,看我说的有一点走样没有。”

  陈伯达:“是一件事,但不用货币来往了,有性质上的不同,没有货币流通了。”

  工人、农民、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

  年羹尧万万没有想到,范时捷如此难缠。他说得振振有辞,又让你无法驳倒。心想,好嘛,你可真算是个活宝,我竟然拿你没有一点办法。他烦燥地挥挥手说:“好了,好了,你什么也别再说了。告诉你,你的差使我已经给你撤了,你回去把巡抚的一摊子事移交给布政使,然后就回家听参去罢。”

  毛泽东:“外国资本家每天数钞票,谁去数呀?还不是银行里头算一算帐。资本家交换货物,哪一个见现金?我们现在也是这样,就是不数票子。当然,性质不同。我也没有学过货币学。”

  学习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的经验,一致行动起来,打退

  “是!在下遵命。”范时捷不急也不气地说:“原来是您保荐我来甘肃的,我还以为您是一心为公呢,现在看来您并不待见我,那我就只好回去听参,也写我自己的申辩折子去了。正好,听说皇上有旨意让我去做两江巡抚,既然有人代理,我这就是向大将军辞行了。”说完,打了个千,起身又说,“大将军多多保重,我去了!”

  曾希圣:“我们发现这样一个问题,单是粮食生产地区,货币很少,没有货币流通了。经济作物地区货币多,货币比较容易流通。”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

  年羹尧这个气呀,他简直想把范时捷抓到手里揉碎了。看着范时捷走出去的背影,他在心里说:哼,小子,你这个两江巡抚的梦做不了十天,就得乖乖地回来听我的摆布!

  毛泽东:“必须使每个公社,并且使每个生产队,除了生产粮食以外,都要生产商品作物。西安会议⑥没有提倡这个事,他们一心一意要取消商业。”“每一个人民公社除生产粮食以外,必须大量生产经济作物,能够赚钱的,能够交换的,有农业品,有工业品,总之是生产商品。这个问题不提倡,以为人民公社就是个国家,完全都自给,哪有这个事?生产总是分工的。大的分工就是工业、农业。既有分工,搞工业的就不能生产粮食、棉花、油料,他就没有吃的,只好交换。”“三国时候,张鲁的‘社会主义’是行不长的,因为他不搞工业,农业也不发达。”

  命,沿着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前

  可是,年羹尧也有失算的时候,范时捷就那么好摆布?他知道年羹尧是一定要告他的刁状的,所以他得赶在年某的前边。匆匆赶回兰州以后,他向布政使移交了差事,连家眷都顾不上带,就骑上快马直奔京城去了。回到京师,又马不停蹄地来到西华门递了牌子请见万岁。皇上的旨意很快便传了出来,要他先到军机处报到。太监高无庸还告诉他说:“范大人,你来得不巧,太后今天犯了老病,凤体欠安。皇上一大早就过去侍候了,十三爷和十四爷大概也得进去。前边那里就是军机处,你先去见见张大人也好。”

  这是公社化运动兴起后毛泽东对商品、货币等问题最早的比较明确的表态。

  进。”①(①1967年1月12日《人民日报》。)

  范时捷来到军机处,见张廷玉、马齐都在这里,他一一参见了。他知道张廷玉是位道学先生,在这里他是不敢胡闹的。张廷玉待范时捷行过了礼说:“哦,老范进京述职来了吗?请先稍坐一下,我和孙嘉淦谈完就说你的事,哦,嘉淦,你继续说下去。”

  在汇报家庭问题时,吴芝圃反映:有的干部提出,在共产主义实现以前就消灭家庭。毛泽东说:“现在不是消灭家庭,而是废除家长制。”他又重复了一遍:“废除家长制,肯定不是废除家庭制度。”⑦

  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郑重地向上海造反派团体发出贺电,这是非同小可的举动。贺电中虽然没有正面提到上海造反派的“夺权”行动,但既然公开号召全国“学习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的经验”,不言而喻,就是号召和鼓励各地造反派向所在地区的党政领导机关“夺权”。把中央文革小组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并列在一起发电,这是第一次,自然也大大提高了它的地位。

  孙嘉淦正在向张廷玉报告他去贵州的事:“张大人,杨名时和蔡珽互相攻讦的事,我已做了查问。云南有盐,要经过娄山关运往四川,杨名时下令开关,但要按章纳税。可是,有个叫程如丝的知府,却仗着蔡地的势力,强行以半价收购,从中获利,中饱私囊。杨名时撤了程如丝的职,但蔡珽却马上委派这个程如丝去当了娄山关的参将,照样盘剥盐商贩夫,激起了民愤。程如丝竟然调集了几千军士,鸟枪弓箭全都用上了,一下子就杀死了三百多人。为严申法纪,杨名时请出王命旗来斩了程如丝。我想去见蔡珽,可他竟然要我捧了手本报名进见!我一个左都御史,蔡珽不过是个驻外将军,他有这资格吗?所以我就拂袖而去,蔡珽也就上了这个参劾我的奏章。请张大人照我这话如实奏明皇上好了。”

  搞一个新四十条,以取代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是在这次会上定的。毛泽东指定吴芝圃负总责,下分工业、农业、教育科学文化、公社体制四个小组,分别由王任重、曾希圣、舒同、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史向生负责。从四日起开始讨论,七日拿出初稿。

  几天后,中央报刊对于“夺权”问题的宣传调子更加明朗起来。

  张廷玉听了说:“嘉淦,皇上只是让我问一问你,并没有怪罪的意思。我劝你一句话,这件事你最好写成密折,或者亲自向皇上密陈。你要学会体谅皇上的难处,还要学会能顾全大局,而不要一味地使性子。你是言官,当然是看到什么就应该说什么。可是,家有三件事,先从紧处来。皇上现在一是要顾全太后的病体,二呢,还要不分昼夜地想着前方的军事。原来定好了的木兰秋狩都取消了,你要是再一闹,不是让皇上心里更烦吗?”

  十一月四日下午,在专列上继续开会,听取新四十条起草情况的汇报。吴芝圃说,议了一个题目,叫“人民公社发展纲要四十条”,第二个题目叫“共产主义建设十年规划纲要”。毛泽东说:“你现在涉及到共产主义,这个问题就大了,全世界都不理解了。现在的题目,我看还是社会主义。不要一扯就扯到共产主义。”

  一月十六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用黑体字刊出毛泽东所说的:“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这篇评论员文章还写道:“上海工人阶级,其他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的这一革命行动,标志着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到达了一个新的转折点,标志着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②(②1967年1月16日《人民日报》。)

  孙嘉淦低头想了一下说:“好,张中堂,我听你的。不过。也请中堂向皇上转告我的肺腑之言。我孙嘉淦不是在为杨名时说话,他是我的同年不假,他如果有错,我也照样参劾他!可是,杨名时在贵州,火耗银子只收到二分,这在全国也是绝无仅有的。他却说:‘贵州这地方,是出了名的人无三分银。收他们二分火耗,我已经很过意不去了。我向皇上打了保票,一年之内要粮银自给自足。我不苦点,不给百姓做个表率,怎么去要求下面的官吏和百姓,又怎么向皇上作交代?’中堂啊,我不是不懂道理,我是在为杨名时担心哪!我怕,怕他让蔡珽这个老兵痞子参倒了呀!”

  在汇报工业、农业时,都提出一些吓人的超高指标,例如,十年内,钢产量达到四亿吨,机床一千万台,煤四十亿吨,粮食亩产由原定的四百斤、五百斤、八百斤,分别提高到四千斤、五千斤、八千斤,叫“新四、五、八”。毛泽东听了,没有反对,采取保留态度。他说:“我看这个文件要发表,要过了苦战三年之后。”并问道:“你这是内部盘子吧,不写在文件上吧!”最后,毛泽东接受陈伯达的意见,把这个文件的题目改成“全国的十年建设规划”。

  为什么毛泽东会在此时作出这样一个令人震惊的重大决策——支持上海和各地造反派的“夺权”活动?因为在他看来,党内一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仍在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压制群众,阻碍“文化大革命”的发展,需要依靠群众的力量来扫除这些障碍,建立起新的权力机构和干部队伍。否则,他所期望的“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就不能达到。

  张廷玉听了这话,也是十分感动:“你放心。杨名时向皇上打了保票,可皇上也给杨名时打了保票:六年之内,绝不调换他的巡抚之职。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当时毛泽东正在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结合“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遇到的问题进行思考,饶有兴味。他说:“我们研究公社的性质、交换、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这些问题,可以参考的材料还是斯大林那本《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我大体看了一下,可以找几十本在这里发一下。我们现在看,跟发表的时候看不同了。发表的时候,我们谁也不想这些问题”。“我看,他那个东西是有些问题,但是还很可以值得研究,不要轻易全面否定那个东西。”

  一月十六日,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我们的干部十几年来有些人变质了。”“左派群众起来夺权,这是好的。右派夺权当然不好。左派的力量发展很快。上海的左派工人去年十一月上旬只有一千多人,今年一月上旬一百万,再加上学生,就是主力。”“过去是军队打江山,现在是工农自己打江山,军队帮助。”“群众选举新的干部,就让他们选嘛!厂长、书记让他们去选。被接管的地方可以选。”但他对“接管”的内容作了一个重要限制:“接管很好,只管政务,不管业务,事情还是原来的人去搞,我们只管监督。”①(①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7年1月16日。)也就是说,造反派可以夺的只是“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而不是业务工作的领导权,那些“事情还是原来的人去搞”。但是,这一点后来在各地大多并没有做到。

  孙嘉淦放心了:“张大人,有您这话,我就回去写我的折子,再也不会来打扰您了。”

  史向生在汇报中谈到,讨论公社体制时,遇到了共产主义因素、大集体和小集体、大全民所有制和小全民所有制、商品交换等问题,始终没有讨论清楚,而且越说越糊涂。毛泽东没有多说什么,这些也都是毛泽东正在考虑和研究的问题。

  第二天,他在会见一个外国党负责人时说:“我们党内有党,这点你们过去不知道。表面上是一团和气,实际上是斗得很厉害。”“没有这场文化大革命,我们毫无办法。讲了多少年了。虽然我的名声很大,但他们还是那么搞法。在北京就是没有人听我的话,《人民日报》就不听我的话。”“广播电台和保守派很厉害,所以需要夺权。”“为人民服务,我们党过去也讲了许多。但我有怀疑,有的人到底是为人民服务还是为资产阶级服务。”对上海工人中的造反派,他抱着很大的希望,说:“上海工人已经起来了。一九四九年上海解放,工人是欢迎解放军去接管。现在他们自己起来接管,他们接管了工厂、机关、学校。”“列宁说过:没有干部,为什么不在革命当中训练干部?革命才能出干部。”①(①毛泽东同一位外国党负责人谈话记录,1967年1月17日。)

  张廷玉回过头来对范时捷说:“我这里事情太多,劳你久等了。我原来想着,你不会回来得这样快的,想不到你还是个一刻也坐不住的脾气。”

  因为要搞全国的十年建设规划,毛泽东提出,进一步扩大会议的规模,请上海的柯庆施、广东的陶铸、东北的欧阳钦、四川的李井泉,中央分管农业和工业的谭震林、李富春等参加。⑧

  十多天后,他接见阿尔巴尼亚代表团的卡博、巴卢库,把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并且采取“夺权”这种极端步骤的意图,说得更透底。他说:

  范时捷轻松地一笑说:“张大人,您哪里知道,年羹尧把我的差使给撤了,我不回来,呆在那里还泡的个什么劲?我这是赶回来听候处分的,我还想请见皇上,说说自己的心里话。”

  十一月五日,会议继续举行。新增加的李富春、柯庆施、欧阳钦、史向生、吴冷西,出席了会议。

  “多少年来,我们党内的斗争没有公开化。比如,

  两个上书房大臣听了这话都不免一惊,一位封疆大吏,与年羹尧根本没有隶属关系,却被年羹尧说撤就撤,甚至连中央机枢大臣们都不知道,这事也办得太出格了!他们正要说话,却见十三爷和十四爷一前一后地走了进来。范时捷一见十三爷,就像见到救星一样,连忙迎了上去行礼叩见。可是,他一看十三爷那珠泪汪汪的双眼,突然站住了。十三爷强忍泪水,也只说了一句话:“太后……已经薨了……”

  一上来,毛泽东就问新到会的人:“把你们请来,有什么新闻?”

  一九六二年一月,我们召开了七千人的县委书记以上干

  第一个发言的是柯庆施,他主要反映城市里有些混乱,抢购商品,提银行存款,购置高档商品,怕废除票子。毛泽东说:“陈伯达就有这个倾向。”会上,其他人也反映了类似的情况,引起毛泽东的严重关注。他说,纲要里要写这个问题,有个安定人心的问题。后来,毛泽东对城市办人民公社,一直采取谨慎的态度。

  部大会,那个时候我讲了一篇话。我说:修正主义要推

  当史向生再次提出十年内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候,毛泽东进一步阐述了他的观点:“修武一县一社,它的东西在县的范围可以调拨,但河南省去调就不行,国家调更不行。修武的粮,七里营的棉,是要交换的,不能调拨。不要把修武、徐水、遂平与鞍钢、上钢、上海国棉一厂混同了。(史问:到底是什么所有制?)总不能说全民所有制,可以说县全民所有制,小全民所有制,大集体所有制。把全民、集体混起来,恐怕不利。好像我们现在差不多了,共产主义已经来了。这么快,太快了!奋斗太容易了!把它们提得过高,跟鞍钢一样,而实际上不是,就不好了。这是客观规律。”这时,毛泽东联想到他在北戴河会议决议上加的那句话。他说:“我现在顾虑,我们在北戴河开那个口子,说少者三四年,多者五六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即由集体所有制搞成全民所有制,像工厂那样,是不是开了海口,讲快了?”“北戴河决议要有点修改才好。”

  翻我们,如果我们现在不注意,不进行斗争,少则几

  在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时间问题上,毛泽东有些犹豫了,似乎感到说冒了,但在农业生产方面,仍坚持他的“少种多收”方针和三三制的耕作制度,即全部耕地的三分之一种农作物,三分之一种树,三分之一休耕。⑨

  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中国会要变成法西斯专政

  十一月六日、七日两天晚上,继续开会。开会地点从专列改到河南省委招待所。刘少奇、陈云、邓小平、谭震林、杨尚昆等都来了,出席这两天的会议。

  的。这篇讲演没有公开发表,在内部发表了。以后还要

  在六日的会上,毛泽东提议由邓小平代替吴芝圃主持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的起草工作,并提议搞一个《郑州会议纪要》。他认为,四十条纲要,问题甚大,建议把时间拉长,将十年改为十五年。最后这个文件定名为《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

  看一看,里面也许有些话还要修改。不过在那个时候已

  毛泽东提出三个问题要大家研究。第一个问题,什么叫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什么叫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实现这些过渡需要什么条件,要多长时间?毛泽东认为,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的主要标志,就是产品可以在全国调拨,像国营企业鞍钢那样。关于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问题,他提醒大家,“我们不要冒险”。对山东范县提出的“三年过渡到共产主义”,他半信半疑。毛泽东提出要研究的第二个问题是钢的指标。第三个问题是城市人民公社如何搞。他说,城市人民公社是可以搞的,问题是要有步骤,基本原则是不降低现有的工资标准,要有优越性。有先有后,北京、上海慢一点。他再一次批评人民公社是全民所有制的说法,要求每个公社生产商品,不要忌讳“商品”这两个字。⑩

  经看出问题来了。”

  ①信中提到的杭州会议,后来改在郑州举行。

  “一九六二、六三、六四、六五、六六,五年的时

  ②《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共产主义社会》一书,是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全面发动起来以后出版的。编这本书的主要目的,是要给向共产主义过渡提供理论根据。

  间,为什么说我们有不少工作没有做好?不是跟你们讲

  ③毛泽东给陈伯达的信,手稿,1958年10月19日。

  客气的,是跟你们讲真话,就是过去我们只抓了一些个

  ④毛泽东在中共河北省委领导同志汇报徐水工作时的谈话纪要,1958年10月21日。

  别的问题、个别的人物。”“此外,还搞了一些在文化界

  ⑤人民公社在建社初期,许多地方采用了军队的建制。

  的斗争,在农村的斗争,在工厂的斗争,就是社会主义

  ⑥西安会议,指1958年10月在西安召开的农业协作会议。会上有人提出取消商业、消灭货币的意见。

  教育运动,有些情况你们也知道。这些都不能解决问

  ⑦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11月3日。

  题,就没有找出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

  ⑧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11月4日。

  地、由下而上地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

  ⑨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11月5日。

  “现在,两方的决战还没有完成,大概二、三、四

  ⑩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11月6日、7日。

  这三个月是决胜负的时候。至于全部解决问题可能要到

  经过两天讨论,对《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初稿又作了补充修改。八日,送毛泽东审阅,他略有修改,交邓小平阅办。

  明年二、三、四月或者还要长。”“只有发动群众才有办

  九日上午,会议在河南省委招待所继续进行。毛泽东主要就纲要四十条问题发表意见。经过七天的讨论,毛泽东纠“左”的思路越来越明显了。他讲了几个重要问题。

  法。没有群众我们毫无办法,他不听。”①(①毛泽东

  第一,家庭问题。针对公社化运动中在一些地方出现的拆散家庭的极左做法,他主张在纲要里写进这样的话:“废除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不合理的家长制。在住宅方面,注意使住房适宜于每个家庭的男女老幼的团聚。”

  同卡博、巴卢库谈话记录,1967年2月3日。)

  第二,商品问题。他说:“许多人避而不谈商品和商业问题,好像不如此就不是共产主义似的。人民公社必须生产适宜于交换的社会主义商品,以便逐步提高每个人的工资。在生活资料方面,发展社会主义的商业;并且利用价值法则的形式,在过渡时期内作为经济核算的工具,以利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列宁曾经大力提倡发展商业,因为苏联那时城乡商品流通有断流的危险。我们在一九五О年也曾有过这种危险。现在运输情况不好,出现半断流的状态。我看要向两方面发展:一是扩大调拨,一是扩大商品生产。不如此,就不能发工资,不能提高生活。”

  这时,刘少奇等已经离开领导岗位,毛泽东说的“没有群众我们毫无办法,他不听”,指的显然已不只是刘少奇等,而是涉及面更广的一大批领导干部。他在这次谈话中说“我们党里暴露出许多人”,并且具体地说明大体上是指几部分人:一部分是搞民主革命的,在民主革命阶段可以合作,打倒民族资本主义就不赞成了,这就是一批老干部;第二部分是解放以后才进党的一批人;第三部分是接收下来的国民党的一些人;第四部分是资产阶级、地主、富农的子弟,这些人也不都坏,有许多是站在我们方面的,但有一部分是反革命分子。

  第三,资产阶级法权问题。他说:“一部分必须破坏,如等级森严,居高临下,脱离群众,不平等待人,不是靠工作能力吃饭,而是靠资格,靠权力。这些方面,必须天天破除。破了又生,生了又破。又说:我们要恢复供给制,但要保留适当的工资制,保留一部分多劳多得还是必要的。”对资产阶级法权问题,毛泽东自有他的见解。在这次讲话中,他对这个问题采取了分析的态度,没有全盘否定。

  毛泽东最后说:“现在流行着一种无政府主义思想,口号是一切怀疑,一切打倒,结果弄到自己身上。”“不过,整个潮流看来,斗来斗去,那些错误的人总是最后站不住脚。”②(②毛泽东同卡博、巴卢库谈话记录,1967年2月3日。)

  第四,高指标问题。纲要中提出,到一九六七年要达到年产四亿吨钢。毛泽东就问:“许多问题,我不清楚你们是根据什么这样提的。工业方面为什么搞四亿吨钢?到一九六二年搞多少吨?(有人答:一亿吨钢。)五年就增长三亿吨,怎么增法?”他说:“现在有些问题相当混乱。不仅在公社方面,就是在中央、省、地这三级里头,都相当混乱。钢、机床、煤、电四项高指标吓人,四十条发到哪一级,要做政治考虑。”毛泽东对四十条里的高指标越来越怀疑了。

  在这段时间内,各地造反派的夺权活动在迅速蔓延。一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山西革命工人造反决死纵队”等二十五个团体组成的“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一月十四日宣布夺权的《第一号通告》。三十日,又刊登了“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一月二十二日宣布夺权的《第一号通告》。二月一日,《人民日报》在刊登贵州省造反派夺权消息同时,发表了题为《西南的春雷》的社论。二日,在刊登黑龙江造反派夺权消息同时,又发表《东北的新曙光》的社论。三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这些连篇累牍的夺权通告和社论,表明毛泽东对这些地区夺权活动的支持,对全国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

  第五,工作方法问题。他说:“第四十条,一大堆观点,使人看了不满意。中心是要解决实行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不要捆人、打人、骂人、辩人,罚苦工,动不动“辩你一家伙”。要提倡实事求是,不要谎报。《人民日报》最好要冷一点。要把解决工作方法问题当成重点,党的领导,群众路线,实事求是。”

  长久以来,毛泽东一直在观察和思考刚刚建立不久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现实生活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对干部中日益滋长的严重脱离群众的现象十分不满,认为我国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危险。他苦苦地思索着,在寻求一种解决问题的办法,认为以往那种“只抓了一些个别的问题、个别的人物”的做法,都不能解决问题。现在,终于找到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这就是“文化大革命”,他为此而感到由衷的高兴。

  讲完了四十条,毛泽东把话题转到斯大林《关于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他要求省委常委、地委常委以上干部都要研究其中的第一、二、三章。他强调指出:“必须肯定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还有积极作用。调拨的产品只是一部分,多数产品是通过买卖进行商品交换。”“现在有一种偏向,好像共产主义越快越好。实行共产主义是要有步骤的。山东范县提出两年实现共产主义,要派人去调查一下。现在有些人总是想在三五年内搞成共产主义。”①

  但是,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的“黑暗面”作了不符合实际的过分严重的估计,把持有不同意见的各级领导人毫无根据地看作是“修正主义”或“走资本主义道路”,把大量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看成阶级斗争,又采取了错误的做法,认为只有靠“天下大乱”来“达到天下大治”,靠“夺权”来重新组织干部队伍,重新建立起一种新的社会秩序。结果只能导致混淆是非、混淆敌我的混乱局面,造成极端严重的后果。

  在九日这天,毛泽东写了《关于读书的建议》这封信,提议大家都读两本书,一本是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另一本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共产主义社会》。他提出:“要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去读这两本书,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现在很多人有一大堆混乱思想,读这两本书就有可能给以澄清。有些号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同志,在最近几个月内,就是如此。他们在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候是马克思主义者,一临到目前经济实践中某些具体问题,他们的马克思主义就打了折扣了。现在需要读书和辩论,以期对一切同志有益。”他还建议:“将来有时间,可以再读一本,就是苏联同志们编的那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时期,读这类书最有兴趣,同志们觉得如何呢?”②

  当“文化大革命”迅速发动起来后,党的各级组织普遍受到冲击而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党长期依靠的许多积极分子和基本群众受到排斥,原有的社会秩序和道德规范被视为“封、资、修”的旧事物而抛弃。这样,就不可避免地造成无政府状态,使中国社会内部原来存在的人与人之间的种种矛盾一齐不受任何约束地爆发出来,并恶性发展为对抗性行动,同时,也给一些投机分子、野心分子、阴谋分子以可乘之机,在“革命造反”的大旗下兴风作浪,不择手段地胡作非为,制造出一幕幕令人痛心的惨剧。

  这次郑州会议起草的另一个文件《郑州会议纪要》,十一月七日形成初稿。毛泽东改过两遍,把文件名称改为《郑州会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

  对“夺权”这样的战略性决策,这样大的举动,并没有在党中央进行过充分酝酿、讨论并作出正式决定,便迅速在全国推开,这是很不正常的,进一步反映出中央的领导已由个人独断取代了集体领导。

  决议草案分六个部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什么叫建成社会主义;公社问题;城市公社问题;要抓农业;工作方法;几个具体政策问题。

  “夺权”活动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展开,局势并不是如毛泽东预期的那样朝着“大联合”的方向发展,更谈不上“达到天下大治”,相反,迅速陷入“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混乱、破坏和倒退之中。

  这个决议草案,尽管肯定了人民公社是实现由集体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由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两个过渡的最好的形式,强调要不断提高公有化程度,提高产品国家调拨的比例,但毕竟在划清社会主义同共产主义的界限这个问题上,迈出了纠“左”的一步,明确指出现阶段仍处在社会主义社会,现阶段的人民公社是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

  各地造反派组织在夺权中,很快形成山头林立的局面,无政府主义思潮泛滥。许多造反派组织要求“以我为核心”,拉帮结派,对其他组织采取排斥或打击的态度,相互争权抢权,相互指责辱骂,派性武斗层出不穷,愈演愈烈。地方党政组织和公、检、法部门失去或几乎失去作用。工矿企业停产或半停产,交通严重堵塞,国民经济状况严重恶化。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被造反派“定性”为所谓“走资派”、“叛徒”、“特务”、“黑帮分子”。许多人被任意批斗或遭到人身摧残,有的甚至被造反派残忍地迫害致死。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昆明军区第一政委阎红彦,煤炭工业部部长、党组书记张霖之等,相继被残酷揪斗而含冤身亡。整个局势几近失去控制。

  十一月十日上午和下午,毛泽东两次讲话,谈他对这个决议的修改意见,和对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的看法,着重批评混淆集体所有制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和取消商品的错误观点。

  这是毛泽东原来没有料想到的。他在这年年底说:“有些事情,我们事先也没有想到。每个机关、每个地方都分成两派,搞大规模武斗,也没有想到。”①(①毛泽东同阿中友好协会代表团谈话记录,1967年12月18日。)据当时从近处观察他的人说:“夺权以后,主席也没有料到,太乱了。一月夺权开始后不久,主席不断讲另一面,一般不讲夺权、打倒,而是强调不准武斗,而且说得很严重,打人的要法办,干部怎么能和地主一样?都是对革命有功的。”②(②访问王力谈话记录,1983年8月12日。)

  他说,大跃进搞得人的思想有些糊里糊涂,昏昏沉沉。需要对一些同志作说服工作。

  面对如此混乱的局势,怎么办?这时国内惟一有领导、有组织、能够在一片混乱中成为一股稳定力量的,只有中国人民解放军。毛泽东考虑到,要使军队出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发挥控制局势的作用。

  他说:“现在仍然是农民问题。有些同志忽然把农民看得很高,以为农民是第一,工人是第二了,农民甚至比工人阶级还高,是老大哥了。”“这样看,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有的同志读马克思主义教科书时是马克思主义者,一碰到实际问题就要打折扣。”“于是谨慎小心,避开使用还有积极意义的资本主义范畴——商品生产、商品流通、价值法则等来为社会主义服务。第三十六条③的写法就是证据,尽量用不明显的词句,来蒙混过关,以便显得农民进入共产主义了。这是对马克思主义不彻底、不严肃的态度。这是关系到几亿农民的事。”“我们没有宣布土地国有,而是宣布土地、种子、牲畜、大小农具社有。这一段时期内,只有经过商品生产、商品交换,才能引导农民发展生产,进入全民所有制。”

  那时,军队自身同样处在严重混乱中。各地在一些军事院校造反派领头下,也在冲击领导机关,揪斗领导干部。一月十一日,毛泽东出席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徐向前、叶剑英、朱德先后发言。他们对军队内部这种状况忧心忡忡,在发言中一致强调要绝对维护军队的稳定。徐向前说:“军队不同于地方,不同于学校、工厂、农村,不能和一般单位那样搞大民主,否则就会搞乱,搞瘫痪,要定下来这么一个方针。”“军队一定要保持稳定,否则像地方一样一轰而起,就没有办法控制。”叶剑英说:“军队要稳定,地方越乱,军队越要稳。”①(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1967年1月11日。)

  他又说:“现在,我们有些人大有要消灭商品生产之势。他们向往共产主义,一提商品生产就发愁,觉得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没有分清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区别,不懂得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利用商品生产的作用的重要性。这是不承认客观法则的表现,是不认识五亿农民的问题。在社会主义时期,应当利用商品生产来团结几亿农民。我以为有了人民公社以后,商品生产、商品交换更要发展,要有计划地大大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例如畜产品、大豆、黄麻、肠衣、果木、皮毛。现在有人倾向不要商业了,至少有几十万人不要商业了。这个观点是错误的,这是违背客观法则的。”

  同一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通知,对各地的要害部门,开始实行军事管制,各地银行一律由人民解放军和公安部门负责保护。②(②《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保护银行的通知》,1967年1月11日。)中共中央还发出通知,规定凡是在内部发生斗争的广播电台,一律由当地人民解放军实行军事管制。一月十二日,毛泽东批示同意《中共中央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通知》规定:“今后,任何人、任何组织,都不得冲击人民解放军的机关。”“地方的电台、监狱、仓库、港口、桥梁,由军队负责守卫,也是完全必要的。同样,不准挑动群众对这些地方进行包围、冲击、占据和破坏。”③(③《中共中央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1967年1月14日。)这个《通知》在十四日发出。

  他还说:“商品生产不能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为什么怕商品生产?无非是怕资本主义。现在是国家同人民公社做生意,早已排除资本主义,怕商品生产做什么?不要怕,我看要大大发展商品生产。”④

  毛泽东此刻的心情是相当矛盾的。他看到造反派夺权活动中出现的严重混乱,觉得必须加以控制,努力消除这些消极现象,但他总体上对当时造反派的夺权活动依然是肯定和支持的,认为这是关系“革命大方向”的问题,是为了“反修”、“防修”而难以完全避免的。他希望军队能发挥保持稳定的作用,又要求军队坚决地支持正在夺权的“左派”。

  毛泽东反复强调,生产资料是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因此产品也是公社集体所有,他们只愿意用他们生产的产品交换他们需要的商品。只要存在两种所有制,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就是极其必要、极其有用的。他批评了河南省提出的要四年过渡到共产主义,说他们马克思主义“太多”了。

  一月二十一日,南京军区党委送来一件紧急请示报告,说首都第三造反司令部驻安徽联络站等组织二十二日和二十三日要在合肥召开十五万至二十万人的大会,批斗安徽省委主要负责人,要省军区派三百到五百名部队来警卫会场秩序,“如不派就是不支持文化大革命”。“是否派部队,请速指示”。毛泽东当天批示:“应派军队支持左派广大群众。”“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求军队支持、援助,都应当这样做。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人了。此事似应重新发出命令,以前命令作废。”①(①毛泽东对南京军区党委请示报告的批语,手稿,1967年1月21日。)

  毛泽东十日的讲话,实际上是第一次郑州会议的总结。在“划线”问题上,在对待商品生产、商品交换问题上,毛泽东形成了更为鲜明、更为系统的思想。这是第一次郑州会议纠“左”成果的集中反映。但是,第一次郑州会议还只能说是纠“左”的开端。其他一些重要方面,如高指标问题,浮夸风问题,两个“过渡”的时间问题,人民公社内部的诸多问题,都还没有解决。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由此引发的“共产风”和极左思潮,来势猛烈,犹如一列急速行驶的火车,一时根本刹不住。而且毛泽东一直认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总的是正确的,强调成绩是主要的,缺点错误是第二位的。因此,不能设想,通过这次会议就能把错误的东西都纠正过来。

  在严重的派性斗争中,谁是“左派”是一个极难判断的问题。这就使军队处于十分为难的境地。二十二日,毛泽东接见军委碰头会扩大会议高级将领。由于造反派冲击军事机关的事件仍在继续,接见时,许多高级将领对造反派的行为十分愤慨,情绪激昂。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说:“戴高帽子,对地富反坏可以戴,对我们几十年的老干部这样做,我们想不通。我们犯了什么错误?”第二炮兵政委李天焕说:“我们现在根本不能工作,要求主席允许我们工作,有错误我们检讨。”毛泽东对他们说:“要支持造反派。他们人数少,也要坚决支持。”“我们的基本方针,要站在革命左派方面。过去不介人,其实是假的。”他也批评了造反派:“军队里对廖汉生、刘志坚、苏振华搞‘喷气式’,一斗就四五个小时,污辱人格,体罚,这个方式不文明。造反派造反有理嘛,搞‘喷气式’干什么?”“决不能过分,过分了就不得人心。”“犯了错误就一棍子打死,都不用,那还得了?哪个不犯错误?我也犯。”他又说:“对群众我们不能泼冷水,但要说服。”“张体学、江渭清(他们原来分别是湖北省省长、江苏省委第一书记。——引者注)这些人过去总是做了一些工作的,犯了错误,要给他们改的时间,错了就批。现在动不动就戴高帽子、搞喷气式是不好的。”“还是按照延安整风的办法: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对青年人要进行教育。这些人不知天高地厚。他们以为一冲就行了,一冲不行就两冲。你们那些苦处,把它当作经验来对待。”①(①毛泽东同军委碰头会扩大会议人员谈话记录,1967年1月22日。)

  第一次郑州会议结束了。按照毛泽东原先的意见,这次会议通过的《郑州会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在经过中央政治局确认后,就下发各地贯彻执行。然而,毛泽东很快就改变了主意。十一月十二日上午七时,毛泽东写信给邓小平,说:“想了一下,那个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还是稍等一下(大约两个星期左右),带到武昌会议上再谈一下,得到更多同志的同意(可能有好的意见提出来,须作若干修改,也说不定),然后作为正式文件发出,较为妥当。这并不妨碍各省同志按照他们带去的草案立即在干部中传达、讨论和实行。是否如此,请你同北京同志们商量酌定。既然如此,郑州会议就是一个为武昌会议准备文件的会议,因此不要发公报。”⑤

  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经毛泽东批示“照发”的《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这是一个对全局产生重大影响的决定。毛泽东不久后说:“那个时候,党政都不行了,只有解放军出来,担负这个任务。”②(②毛泽东同杨成武、汪东兴、郑维山谈话记录,1967年7月14日。)

  毛泽东改变主意,说明会议虽然散了,但他还是放心不下,脑子里一直在思考着人民公社的一些问题。正如他所说:“因为这是一个大问题”。⑥

  要使军队能执行这个《决定》,前提仍是军队本身必须保持稳定。这个问题事实上远未解决。一月二十四日,徐向前去找林彪,“说到军队许多高干被随便抓去,任意抄家,变相体罚,还有的自杀,有些机关已处于瘫痪状态,有的处于半瘫痪状态,此次来京开会的干部,心情都很紧张。”③(③林彪给毛泽东的信,原件,1967年1月25日。)二十五日,他又写信给林彪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支柱,一面要大力支援地方的真左派,一面又要进行内部的阶级斗争,因之必须要稳当点才好办事。否则,军队不易控制,指挥失灵,副作用即会更大多了。”④(④徐向前给林彪的信,手稿,1967年1月25日。)当天,林彪同徐向前、陈伯达、聂荣臻、叶剑英、杨成武共同商议后,拟出七条规定,当天送给毛泽东。规定中包括:军队一切人员必须坚守岗位,不得擅离职守;军队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单位,应该严格区别两类矛盾,不允许用对待敌人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允许无命令自由抓人,不允许任意抄家、封门,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例如,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罚跪等等;今后一律不许冲击军事领导机关;军队内的战备系统和保密系统,不准冲击,不准串连等。毛泽东对这个规定十分重视,先后作了多次批示和修改,如提出“再加上一条关于管教干部子女的问题”;将第五条改写为“对于冲击军事领导机关问题,要分别对待,过去如果是反革命冲击了,要追究,如果是左派冲击了,可以不追究,今后则一律不许冲击”。①(①毛泽东对中央军委命令稿的批语和修改,手稿,1967年1月26日、28日。)二十八日,文件作为《中央军委命令》发布,因为增加了毛泽东提出的关于管教干部子女那一条,通常称为“军委八条”。这个文件对遏制军队内部的混乱现象起了明显的作用。

  第一次郑州会议结束后,刘少奇、陈云、邓小平等返回北京,连续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通报会议精神,讨论会议制定的两个文件,组织学习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毛泽东在郑州又停留了几天,十一月十三日下午离开郑州,十五日凌晨一时许到达武昌。在郑州期间和去武昌途中,毛泽东继续向一些地委、县委、公社负责人作调查。

  在这前后,为了发挥军队在稳定局势中的作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继续采取一系列重要措施。一月二十日起,北京军区根据毛泽东关于派军队干部训练师生的指示和中共中央、国务院的通知,派出四千一百多名干部到北大、清华、北航、地质学院、矿业学院,对二万多名师生进行二十天的军政训练。重点学习《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等文件,“检查批判了对自己看成绩多,看缺点少;强调自由多,考虑纪律少;喜欢‘大干’,忽视做艰苦细致的工作;只看局部,不看整体等错误思想”。②(②北京卫戍区《北京五所高等院校短期军政训练试点的总结报告》,1967年2月18日。)二十六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关于民用航空系统由军队接管的命令》。二月十九日,毛泽东对北京卫戍区在北大、清华等五所高等院校和两所中学实行短期军训试点工作的两个总结报告批示:“大学、中学和小学高年级每年训练一次,每次二十天。”二十三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军队大力支援地方抓好春耕生产的指示》。二十七日,周恩来因广东省委第一书记自动向造反派“让权”,致信毛泽东,建议对广东以及有类似混乱情况的云南实行军事管制,得到毛泽东批准。三月十日,中共中央又因江苏各派群众组织之争一时统一不起来,决定对江苏省实行军管。

  离开郑州那天,毛泽东写信给刘少奇、邓小平,对在北京召开政治局会议通报贯彻第一次郑州会议精神提出具体建议。他提议讨论两个问题:“(一)讨论郑州起草的两个文件,当作问题提出,征求意见;(二)讨论斯大林苏联经济问题‘意见书’部分的第一第二第三章。这样做,是为了对武汉会议先作精神准备。”他解释说:“所谓当作问题提出,即对每一个问题,都提出正反两面。例如对划一条线弄清界限问题,提出划线好,还是不划线好?对商品问题,提出现阶段要商品好,还是不要商品好?”他要求省一级的会议也要讨论这两个问题。⑦

  三月十三日,周恩来在军队军以上干部会议上讲话。这次会议是为了要求军队帮助地方搞好春耕生产而召开的。周恩来在讲话中宣布: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的单位,被坏人篡夺了领导权的单位,边防、沿海、交通要道(码头、铁路局、海港)、专政机构、机密要害部门、国防企业事业单位,都应实行军事管制。他在报告中说:

  划线问题,商品问题,这是第一次郑州会议已经明确了的,为什么毛泽东还要求中央政治局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当作问题提出”,进行讨论呢?在毛泽东看来,这是两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而在这两个问题上有错误观点和模糊认识的,并不是少数人。首先要在中央、省市区这两级领导干部中,进行充分讨论,真正把这两个问题弄懂弄通,才能在全党统一认识。这两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不解决,纠正工作中的错误是不可能的,甚至还会带来更大的危害。

  “全国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包括天津市),已

  在武昌,毛泽东一面批阅文件,一面找人谈话,了解第一次郑州会议贯彻的情况和下面的反映。找来谈话的,有一些省委书记,还有湖北省的一些城市和地区的主要领导干部。

  经实行军管或等于实行军管的加上已经批准准备实行军

  十一月二十一日到二十七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武昌举行。毛泽东主持会议。会议围绕人民公社问题和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问题,着重讨论了高指标和浮夸风问题。

  事管制的有十个:陕西、新疆、青海、西藏、云南、广

  在第一天(二十一日)的会议上,毛泽东讲话,谈了八个问题:一、过渡到共产主义问题;二、十五年规划问题;三、这次会议的任务问题;四、划线问题;五、消灭阶级问题;六、商品经济问题;七、减少任务问题;八、人民公社整顿问题。这些问题,都是他在第一次郑州会议前后反复考虑的,据他说:“这一向,在我的脑筋里头,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就是刚才讲的那些问题,究竟这样好还是那样好。”

  东、广西、福建、浙江、江苏。已经实行‘三结合’夺

  他担心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在干部中存在一种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趋势。他说:我们乡以上的干部,没有一百万,也有几十万,就是要过渡得快,越早越好,抢先于苏联。他说:我们现在是一穷二白,五亿多农民人均年收入不到八十元,是不是穷得要命?我们现在吹得太大了,我看是不合事实,没有反映客观实际。苏联一九三八年宣布社会主义建成了,现在又提出,从现在起十二年准备进入共产主义的条件,因此,我们就要谨慎。我们有说两年的,也有说三年的,也有说四年的,也有说五年的,就要进入了,哪有那个事呀?范县说两年进入共产主义,我派了几个同志去看了看,他们说“难于进”。

  权,成立革命委员会的五个:黑龙江、山西、贵州、上

  关于郑州会议上搞的那个《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草案)》,毛泽东说,那些数目字根据不足,放两年再说,不可外传,勿务虚名而受实祸,虚名也得不了,说你们中国人吹牛。他提议,这次会议的重点,就是讨论关于人民公社的决议和一九五九年的计划安排,为召开六中全会作准备。这样,集中反映“大跃进”中追求高指标达到登峰造极的那个“纲要四十条草案”,也就被搁置起来了。

  海、山东。”

  在谈到一九五九年的任务时,毛泽东说:工业任务、水利任务、粮食任务都要适当收缩。实在压得透不过气,压得太重。我们在这一次唱个低调,把脑筋压缩一下,把空气变成固体空气。胡琴不要拉得太紧,搞得太紧,就有断弦的危险。可能性有两种,一种是现实的可能性,一种是非现实的可能性。能够由可能性转化成有现实性的那种可能性,就是现实的可能性。所谓非现实的可能性,就是空的,不能实现的。

  “不论是要通过军事管制或者推动进行无产阶级革

  要不要降低一九五九年钢产量指标,是毛泽东翻来覆去考虑的一个问题。北戴河会议提出的指标是二千七百万吨至三千万吨。毛泽东当时是很赞成的,只是想过,生产这么多钢有何出路?干什么用?还没有想到可能不可能的问题。一到武昌,他已觉得不妙了,应当考虑有没有可能的问题。所以他在讲话中提出:“钢三千万吨,要不要那么多?能不能搞那么多?”邓小平马上接过来说:“是不是搞三千万吨,是值得考虑的。”薄一波又接上说:“三千万吨,我们在下面稍微议了一下,是值得考虑的。现在六千万人上山,造成各方面这样紧张的局势,这实在是值得考虑的。”毛泽东问:“明年老老实实就是翻一番,有没有危险?”薄答:“翻一番没有问题,比较稳妥。”⑧

  命派大联合、实行‘三结合’夺权斗争,都需要有一个

  这个问题,毛泽东始终放心不下。当天晚上(实际上已经是二十二日凌晨一时了),他又把李富春、薄一波、王鹤寿、赵尔陆找来,问他们的意见。薄一波回忆说:“毛主席非常关心这件事,夜不能寐。”⑨最后他提出,不是三千万吨有无把握的问题,而是一千八百万吨有无把握的问题。但是,就在二十二日这天召开的工业会议上,主管计划工作的同志还是提出,必成二千二百万吨,争取二千五百万吨。当天晚上,毛泽东与刘少奇、陈云、邓小平等召集七个协作区组长开会,向他们摸底:翻一番是否可能?反复问他们:一千八百万吨靠不靠得住?

  筹备阶段。我考虑,要成立夺权筹备小组。按主席思

  二十三日,毛泽东在会上再次讲话。第一个问题就是指标问题,再次提出要压缩空气,使各项指标切实可靠。

  想,毫无疑问,也要以解放军为主。总要有一个推动力

  他说:一九五九年的钢产量究竟以什么指标为好?北戴河会议定的是二千七百万吨到三千万吨,那是个建议性的,这次要决定下来。今年翻一番,是个冒险的倡议,搞了六千万人上阵。“北戴河会议后这两个月的经验,对于我们是一个很好的经验,就想到,恐怕明年搞二千七百万吨到三千万吨,难于办到。我们是不是可以用另外一种办法,把指标降低,只翻一番,不翻两番,有没有把握?……前天晚上,富春、一波、王鹤寿、赵尔陆他们已经睡着了,我从被窝里头把这几位同志拖起来,就是讲,不是什么三千万吨有无把握的问题,而是一千八百万吨有无把握的问题。昨天晚上,我跟大区和中央几个同志吹了一下,究竟一千八百万吨有无把握,我们所得到的根据不足。从前别人反我的‘冒进’,现在我反人家的冒进。”但他又说:昨天晚上我们谈,似乎一千八百万吨是有把握的,许多同志说有把握。毛泽东把各协作区报的一九五九年钢产计划数字加起来,是二千一百三十万吨,正好比一九五八年翻一番。由此,他提出搞两本帐,第一本帐是一千八百万吨,第二本帐是翻一番,两千二百万吨。各部门的指标也都要相应地降下来。

  量,光靠革命群众组织不行,革命干部没有出来亮相,

  一九五九年的钢产量指标,从三千万吨降到一千八百万吨,这是一个很大的调整幅度。走出这一步,对于毛泽东来说是不轻松的。他要克服来自多方面的阻力,更要极力克制自己想把钢铁搞得越多越好的主观愿望。经过两个多月的实践,他的头脑已经冷静一些了,经过翻来覆去地考虑,终于下决心大幅度压低钢产指标。

  站不出来。”

  针对“大跃进”中浮夸风所以会刮到那样严重的程度,毛泽东专门讲了一个“作假问题”。他建议在关于人民公社的决议里把反对作假的问题专门写一条。他说:“建议跟县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切实谈一下,要老老实实,不要作假。本来不行,就让人家骂,脸上无光,也不要紧。不要去争虚荣。比如扫盲,说什么半年、一年扫光,我就不太相信,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扫除了就不错。绿化,年年化,年年没有化,越化越见不到树。说消灭了四害,是‘四无’村,实际上是‘四有’村。上面规定的任务,他总说完成了,没有完成就造假。现在的严重问题是,不仅下面作假,而且我们相信,从中央、省、地到县都相信,主要是前三级相信,这就危险。如果样样都不相信,那就变成机会主义了。群众确实做出了成绩,为什么要抹煞群众的成绩,但相信作假也要犯错误。”他强调地说:“希望中央、省、地这三级都懂得这个问题,有个清醒头脑,打个折扣。”

  “一个地区的军事管制(省、地、县三级),应当由

  “破除迷信”是毛泽东发动“大跃进”时提出的口号。在这次讲话里,他指出了问题的另一面,说:“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学当迷信破除了。”“破除迷信以来,效力极大,敢想敢说敢做,但有一小部分破得过分了,把科学真理也破了。”“凡迷信一定要破除,凡真理一定要保护。”

  当地最高军事机关和其他军事机关派人组成军事管制委

  “破除资产阶级法权”,也是毛泽东在发动“大跃进”时提出来的。对这个问题,他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作过一个分析。在这次讲话中,又作了进一步的较为全面的分析。他说:“资产阶级法权只能破除一部分,例如三风五气,等级过分悬殊,老爷态度,猫鼠关系,一定要破除,而且破得越彻底越好。另一部分,例如工资等级,上下级关系,国家一定的强制,还不能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有一部分在社会主义时代是有用的,必须保护,使之为社会主义服务。把它打得体无完肤,会有一天我们要陷于被动”。⑩

  员会,成为当地的最高领导机构,负责执行毛主席的抓

  ①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11月9日。

  革命、促生产的最高指示。”

  ②《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432、433页。

  “有的同志怕军队成了工作组,这要看是什么工作

  ③指《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1958-1972)》第一次修正稿修改时重新改写的第36条,内容是:“人民公社应当根据必要的社会分工发展生产,既要增加自给性的产品,又必须增加用以交换的产品。产品的交换,除了在公社相互之间可以继续采取合同制度以外,在国家和公社之间,应当逐步地从合同制度过渡到调拨制度。”

  组?……不要怕,看你站在什么立场上。为什么七千个

  ④《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436-439页。

  军事管制单位,群众都欢迎?就是支持了他们,就是这

  ⑤毛泽东给邓小平的信,手稿,1958年11月12日。

  个道理。”

  ⑥毛泽东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和各协作区负责人的信,手稿,1958年11月12日。

  “到底第二阶段什么时候完?主席说,二、三、四

  ⑦毛泽东给刘少奇、邓小平的信,手稿,1958年11月13日。

  月看出眉目来。昨天,见了主席,主席又说,恐怕要

  ⑧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11月21日。

  二、三、四、五月了。……到了五月份,‘三结合’的

  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下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842页。

  革命委员会,也可能成熟,至少省一级可以成熟或接近

  ⑩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11月23日。

  成熟。这样,大概的眉目可以看出来。”①(①周恩来

  会议期间,云南省委的一份报告送到毛泽东手里。报告反映,这年春夏之间云南发生因浮肿病等引起严重死亡的情况,主要原因是紧张持续的苦战,对群众生活缺乏注意。毛泽东十分看重这件事,当即写了一个批语印发会议,认为中央在这个问题上也要承担责任,吸取教训。他指出:“在我们对于人民生活这样一个重大问题缺少关心,注意不足,照顾不周(这在现时几乎普遍存在)的时候,不能专门责怪别人,同我们对于工作任务提得太重,密切有关。千钧重担压下去,县乡干部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去干,少干一点就被叫做‘右倾’,把人们的心思引到片面性上去了,顾了生产,忘了生活。解决办法:(一)任务不要提得太重,不要超过群众精力负担的可能性,要为群众留点余地;(二)生产、生活同时抓,两条腿走路,不要片面性。”①

  在军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7年3月13日。)

  在这以前,十一月十四日,毛泽东在前往武昌的途中,写了一个同样内容的批语。当时他看到一个消息,反映河北邯郸地区伤寒疫病流行,主要原因是领导干部只注意生产,忽视了群众生活,致使社员过度劳累,身体抵抗力下降。毛泽东也把这个批语在武昌会议上印发了。批语指出:“很值得注意,是一个带全国性的问题,注意工作,忽视生活,必须立即引起全党各级负责同志,首先是省、地、县三级的负责同志的注意,方针是:工作生活同时并重。”②

  这是根据毛泽东“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思想作出的具体部署。

  要关心群众生活,生产、生活一起抓,要保证群众睡足、吃饱,不能把工作任务提得过重而不关心人民的生活,毛泽东从郑州会议讲起,一直讲到武昌会议,要求各级领导高度重视这一重要问题。

  三月十六日和二十日,毛泽东又先后批准北京卫戍区司令部对需要实行管制的厂矿的布告和聂荣臻提出的对国防工业各部的研究院、所,以及科学院所属承担国防任务的各研究所,实行军事接管的意见。五月二十八日,周恩来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关于对国务院××部(委)实行军事管制的决定(试行草案)》送毛泽东审阅。周恩来在送审报告中写道:“国务院各部(委)经过今年领导革命、监督业务的夺权斗争后,现在大多数单位的革命造反派均已分成两派,互相斗争,影响业务和生产甚大,势非实行军管不可。”毛泽东批示:“照办。”②(②毛泽东对《关于对国务院××部(委)实行军事管制的决定(试行草案)》的批语,手稿,1967年5月。)到这年下半年,各省“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的成立虽还没有看出眉目,但全国绝大多数的省、市、自治区,中央、国务院各部委,一些重要的铁路枢纽站段,大型厂矿企业、港口码头、医院、银行等,都实行了军事管制(教育部、文化部由中央文革小组派人负责处理两部的事宜)。

  在纠“左”方面,比起第一次郑州会议来,武昌会议又前进了一步。中共高层领导中间,对于一些突出问题的认识渐趋一致,为中共八届六中全会的召开准备了条件。

  人民解放军执行“三支两军”的任务,特别是军管和军训这两项措施,在那样混乱的局势下是必要的,对稳定局势起了积极作用。当时没有任何其他力量能够代替它。先后执行“三支两军”任务的二百八十多万名指战员,在极其困难复杂的局面下,做了大量工作,努力维护社会秩序、工作秩序、学习秩序和生活秩序,减少了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整个指导思想错了,“三支两军”工作是在局势极端混乱的情况下不得不采取的非常措施,实际上无法控制住整个动荡的局面;参加这项工作的指战员思想上又缺乏准备,不了解历史情况,缺乏地方工作经验,难以弄清究竟谁应该是“支左”的对象,甚至在军队内部也出现严重分歧;加上有林彪、江青集团的插手、干扰、破坏,因而在“三支两军”工作中也产生许多缺点错误,带来消极后果。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到十二月十日,在毛泽东主持下,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在武昌举行。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全会的重点放在分组讨论和修改两个文件上,即《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和《关于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草案)》。

  随着一月“夺权”风暴席卷全国,党内一些老同志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已从最初的很不理解发展到强烈不满。这种不满突出地表现在三个问题上:“文化大革命”究竟要不要党的领导,老干部是不是统统都要打倒,军队还要不要保持稳定。

  《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是在《郑州会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的基础上,重新改写的。决议集中针对两个突出的倾向,一个是急于向全民所有制和共产主义过渡,另一个是企图过早地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着重阐述了几个重大政策和理论问题。决议指出:“无论由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向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过渡,还是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都必须以一定程度的生产力发展为基础。”“同志们要记着,我国现在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毕竟还是很低的。”“因此,我们既然热心于共产主义事业,就必须首先热心于发展我们的生产力,首先用大力实现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计划,而不应当无根据地宣布农村的人民公社‘立即实现全民所有制’,甚至‘立即进入共产主义’,等等。”又指出:“继续发展商品生产和继续保持按劳分配的原则,对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是两个重大的原则问题,必须在全党统一认识。有些人在企图过早地‘进入共产主义’的同时,企图过早地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过早地否定商品、价值、货币、价格的积极作用,这种想法是对于发展社会主义建设不利的,因而是不正确的。”③决议要求,在一九五八年十二月至一九五九年四月对人民公社进行一次整顿。《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仍然反映和肯定了人民公社的许多“左”的、超越历史阶段的东西,但它的锋芒,如毛泽东所说,主要是对着那些性急的人。

  一件事促成了这种不满的爆发,那就是毛泽东第一次对中央文革小组提出严厉批评。二月十日,他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针对江青、陈伯达没有报告中央就公开在群众中点名打倒陶铸这件事,批评他们:“你这个陈伯达,你是一个常委打倒一个常委!”“你这个江青,眼高手低,志大才疏。打倒陶铸,别人都没有事,就是你们两个人干的。”他还说:“我看现在还同过去一样,不向我报告,对我实行封锁,总理除外,总理凡是重大问题都是向我报告的。”毛泽东最后要文革小组开会,批评陈伯达、江青。①(①访问王力谈话记录,1983年8月12日。)十二日,他又找中央文革小组的张春桥、王力、姚文元、戚本禹谈话,批评中央文革成为“独立王国”,说:“小组成立以来,没有一次提出要我主持开会。去年六月以来,代替了书记处,也是独立王国。骂别人独立王国,自己独断独行,否认政治局常委存在。”“文化大革命,闹一二年,总要停顿。现在有打倒一切的风气。干部统统打倒,怎么行?”“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是无政府主义。”“把工人、学生提上来,掌握了权,没有经验,几个月就变了,很不稳定。”上海一月“夺权”后,在张春桥、姚文元主持下,宣布成立“上海人民公社”。《文汇报》发表了《伟大的历史性的革命创举——欢呼上海人民公社诞生》的社论。毛泽东批评道:“上海公社如果一发表,各地都叫人民公社了,那党、政、军还要不要?一切都管?”①(①毛泽东同张春桥、王力、姚文元、戚本禹谈话记录,1967年2月12日。)十四日,中央文革小组开会批评陈伯达,江青没有参加。这件事,陈毅、谭震林、徐向前、李先念等很快也知道了。他们对毛泽东严厉批评中央文革小组感到极大兴奋。

  《关于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草案)》,是根据毛泽东“压缩空气”的精神制定的,是一个压缩高指标的决议。但压得很不彻底,除对基建投资、钢产量作了压缩,其他指标大体保持北戴河会议提出的高指标。对这些指标,陈云有保留,向具体起草文件的胡乔木提出过,希望在会议公报中不要公布这些指标,但这个意见没有反映到毛泽东那里。

  二月十六日,周恩来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碰头会。这次会原来是准备讨论“抓革命,促生产”问题的。会议开始前,谭震林就向张春桥责问为什么不让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到北京来,张说我们回去同群众商量一下。谭震林气愤地说:“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哩!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闹革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你们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他站起来要退出会场,周恩来叫他回来。陈毅说:“不要走,要跟他们斗争。”“这些家伙上台,就是他们搞修正主义。”他又说:延安整风时有些人拥护毛泽东思想最起劲,挨整的是我们这些人。“历史不是证明了到底谁是反对毛主席吗?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斯大林不是把班交给了赫鲁晓夫,搞修正主义吗?”李先念说:“就是从《红旗》十三期社论开始,那样大规模在群众中进行两条路线斗争,还有什么大串连,老干部统统打掉了。”①(①张春桥、王力、姚文元整理的《二月十六日怀仁堂会议》,1967年2月16日。)

  全会讨论通过了这两个决议。

  会后,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去找江青,江青说要立即报告主席。当晚他们向毛泽东汇报。陈毅提到的延安整风这件事,触怒了毛泽东。据王力说:“我注意到汇报前面其他情况时,主席光笑,当讲到陈老总发言的时候,主席变了脸,不再笑了。主席开始是当笑话听的,听到这里,板起面孔,从此以后再也没笑。主席以后讲的问题,话都比较厉害。如张春桥说总理对《红旗》十三期社论没送他看有意见时,主席说:‘党章上没有这一条,党报党刊社论要常委审查!’汇报的时间不长,主席已经当成很大的问题了,但还没有发大脾气。”②(②访问王力谈话记录,1983年8月12日。)

  这次全会还通过一个重要决定,就是《同意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关于他不作下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候选人的决定》。《决定》指出:“毛泽东同志不担任国家主席的职务,专做党中央的主席,可以使他更能够集中精力来处理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路线的问题,也有可能使他腾出较多的时间,从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工作,而并不妨碍他对国家工作继续发挥领导作用。”还说:“毛泽东同志是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的久经考验的领袖,在他不再担任国家主席的职务以后,他仍然是全国各族人民的领袖。在将来,如果出现某种特殊情况需要他再担任这种工作的时候,仍然可以根据人民的意见和党的决定,再提他担任国家主席的职务。”④

  第二天,谭震林又给林彪写了一封信说:“他们有兴趣的是打老干部,只要你有一点过错,抓住不放,非打死你不可。”“他们能当政吗,能接班吗,我怀疑。我想了好久,最后下了决心,准备牺牲。但我决不自杀,也不叛国,但决不允许他们,再如此蛮干。”“这个反,我造定了,下定决心,准备牺牲,斗下去,拼下去。”③(③谭震林给林彪的信,原件,1967年2月17日。)林彪把这封信送给毛泽东,并附了一封信说:谭震林最近的思想竟糊涂堕落到如此地步,完全出乎意料之外。毛泽东批了“已阅”。

  这件事,毛泽东酝酿已久。从一九五六年起,他就曾多次提出不再担任国家主席职务。一九五六年夏,在北戴河讨论修改八大政治报告稿期间,他在一次几十人参加的会议上谈过这个意见。一九五七年四月三十日,他在天安门城楼上约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座谈,又提出这个动议。黄炎培、陈叔通思想不通,还联名致信刘少奇和周恩来,表示不赞成。五月五日,毛泽东看过这封信,要刘少奇召集一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专门讨论这个问题。以后,由于发生反右派斗争等事件,这项动议被暂时搁置起来。这次中央全会予以通过,毛泽东摆脱繁重的国务活动的愿望就成为现实了。

  十九日凌晨,毛泽东召集会议,在会上发了大脾气,讲了一些在气头上分量很重的话。他说:我马上走,林彪也走!文革小组改组,让他们来搞,陈毅当组长,谭震林、徐向前当副组长。周恩来劝毛泽东不要这样生气,并作了检讨,说自己没有掌握得好。这样,缓和了一下空气。毛泽东的气也慢慢消下去了。当时决定召开对陈毅、谭震林、徐向前三个人进行批评的生活会,他们三人停职检查。

  六中全会闭幕的前一天,十二月九日,毛泽东作长篇讲话。他说:“人民公社的出现是没有料到的。这是一件大事,找到了一种建设社会主义的形式,便于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也便于由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全民所有制,便于办工农商学兵,规模大、人多,便于办很多事。”他强调,要保护广大干部的积极性,对犯有强迫命令、说假话错误的干部,对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要耐心说服,不予处分。对“苦干三年,基本改变全国面貌”的口号,他再次表示怀疑,认为三年不能基本改变全国面貌,只能改变一部分。他说:围绕人民公社,党内外有各种议论。一种是性急一点,纷纷宣布进入全民所有制,两三年就进入共产主义。这次决议的锋芒,就是对付性急的。也有少数人认为,搞公社,搞社会主义建设太急了,内心有忧虑,怕我们跌跤子。这个决议也可能说服他们。关于毛泽东提到耕作“三三制”问题,全会上有不同意见。有人建议不要把它写在决议里,有人说这个办法有点冒险。也有一些人说,这个事可以做到,决议里可以写得灵活一些。毛泽东仍然肯定“三三制”是群众的创造,并且说这可能是农业革命的方向。毛泽东所以作出这种脱离实际的判断,显然是由于听信了那些惯于粮、棉等农产品产量的虚报数字,从而过分乐观地估计了中国农业生产状况。后来这种估计很快就被实践打破了。毛泽东在讲话中,突出地讲了两种可能性问题。他说:食堂、托儿所、公社,看来会巩固,但也要准备有些垮台。巩固和垮台两种可能性都有。我们党也有两种可能性:一是巩固,一是分裂。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有两种可能性:胜利下去,或者灭亡。所以,我们要积极准备,争取三四年内搞几千万吨钢,建立起工业基础,使我们比现在更巩固。我们在政治上是强国,在军事装备和经济上是弱国。因此,我们面前的任务是由弱变强。我们现在名声很大,实力很小,这一点要看清楚。不要外国人一吹,打开报纸一看,尽说干劲冲天,搞得神乎其神,飘飘然然。不要自己骗自己。⑤

  二月二十七日,陈伯达又把登载了天津小站公社情况材料的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快报》送给毛泽东,并写道:“这是一个闹资本主义复辟的例子。”毛泽东在第二天看后批道:“从上至下各级都有这种反革命复辟的现象,值得注意。”①(①毛泽东在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快报》第1332号上的批语,手稿,1967年2月28日。)王力、关锋起草了一篇《红旗》杂志社论,题目是《粉碎反革命复辟逆流》,送给毛泽东。他们的用意,显然要在“打退反革命复辟逆流”的旗号下,掀起新一轮的冲击高潮。毛泽东看了,不同意发表,要江青向文革小组传达,批评了他们。江青在传达时还说:“文革小组的正副组长提议印发政治局生活会的材料,主席给扣了,没同意。”②(②江青传达毛泽东对《红旗》杂志社论稿《粉碎反革命复辟逆流》的意见的记录稿,1967年4月15日。)

  从第一次郑州会议到八届六中全会,毛泽东连续主持召开三次中央会议,历时一个多月。他是在用心研究和纠正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并力图从理论上、政策上解决这些问题。但这只能说是纠“左”的开始。问题还没有更多地暴露,有的已经暴露,也还没有进入毛泽东的认识领域,或者没有被他所重视。毛泽东反对作假,但仍被某些假象所蒙蔽。他一方面纠“左”,另一方面在他头脑里仍然有不少“左”的东西。纠“左”的任务还严重地摆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面前。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从二月二十五日到三月十八日,召开了七次“政治局生活会”,对陈毅、谭震林、徐向前以及李富春、李先念、叶剑英、聂荣臻进行批评。江青等猛烈攻击他们是“资产阶级复辟逆流”,以后称为“二月逆流”。这以后,中央政治局停止了活动,实际上由中央文革碰头会取代。四月底,毛泽东同意让受到批判的几位老帅以及“文化大革命”以来多次遭受批判的朱德、陈云等在“五一”节检阅游行队伍时登上天安门,使他们的处境有所好转。但他们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毛泽东仍是很不满意的。

  八届六中全会结束后,毛泽东到广州住了十多天,十二月三十日返回北京。

  五月十七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一年前通过的“五一六通知”。第二天,中央文革小组将《红旗》杂志、《人民日报》为此而写的编辑部文章《伟大的历史文件》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在修改中写了一段话:“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必然要进行多次,毛泽东同志近几年经常说革命的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如果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①(①毛泽东对《伟大的历史文件》稿的修改,手稿,1967年5月18日。)

  一九五九年初,问题更加暴露出来。一个突出问题,是农业发展速度明显缓慢。同钢铁等重工业年产值增长百分之七十八点八的情况相比,农业总产值实际上只增长了百分之二点四,粮食产量实际上只有四千亿斤,只比一九五七年增长了百分之二点五,比八届六中全会上七千五百亿斤的估计少了将近一半。但这些严重情况,人们当时并不清楚。在相当普遍的浮夸风影响下,一九五八年征了过头粮,在产量实际上比去年只增加百分之二点五的情况下,由于高估产,征购量却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二点三,把相当数量的农民口粮和种子粮也征走了,致使农村人均粮食消费量从一九五七年的四百零九斤下降到第二年的四百零二斤。⑥全民大炼钢铁又严重影响了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全局的正常发展。轻工业生产和原材料生产严重落后,城市副食品和日用消费品供应十分紧张,农村劳动力造成极大浪费,国民经济出现了严重的比例失调。

  “五一六通知”公开发表后,社会上出现一股攻击周恩来的风浪。二十七日,外交部干部唐闻生、王海容给毛泽东写信说:“最近社会上出现了一股攻击周总理的风气,同时也反映到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及所属各战斗队内部,争论颇为激烈。”“我们绝不能同意‘炮打总理是当前运动的大方向’这个提法,这种提法是错误的。”两天后,毛泽东把这封信批给林彪、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说:“此件请阅。极左派的观点是错误的,请文革同志向他们做说服工作。”②(②毛泽东对唐闻生、王海容来信的批语,手稿,1967年5月29日。)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虽然看到了一些问题,但对问题严重程度的估计仍远远不足。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一九五九年一月十九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一月二十六日召开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讨论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轻工业和市场问题、农业问题、劳动力调配问题等。为了准备这次会议,毛泽东在一月十八日召集陈云、李富春、薄一波、李先念、彭德怀、谭震林讨论经济问题和工业问题。当时,他的注意力仍然在确定这一年的计划指标上,特别是粮、棉、钢、煤四大指标。

  毛泽东原来以为“文化大革命”到这年二、三、四月可以看出个眉目来,后来又加上一个五月份,而且采取了军事管制等一系列力度较大的措施,想把运动尽快引入他所预期的轨道。可是,动乱的潘多拉盒子一旦打开,事态的发展便不依哪个人的意志为转移了。各地派性武斗日趋严重,局势变得越来越难以控制。

  一月二十六日至二月二日,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在中南海召开。毛泽东在二月一日和二日的讲话中,提出完成任务的几个有利条件,确定一九五九年仍然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一年,这就为会议定了基调。这次会议虽然对一九五九年的计划作了一些调整,但各项主要指标仍然居高不下,基本上维持武昌会议的指标。关于这个问题,毛泽东后来感到有些后悔。他在上海召开的八届七中全会上说:“一月二十六日的会议是我建议召开的。会前,我找了几个中央同志谈工业问题。陈云同志表示了非常正确的意见。从前工业生产依靠上一年建成的工厂,百分之十五依靠新的,百分之八十五依靠旧的。而一九五九年百分之三十是靠新的,百分之七十是靠旧的。因而,武汉会议⑦定的指标难于完成。我当时说,完不成拉倒。我从来就说,我们的总路线究竟正确不正确,要观察,有待证明。”⑧又据薄一波回忆:“陈云同志表示今年的生产计划难于完成。毛主席说,那就拉倒,甚至于这个总路线究竟正确不正确,我还得观察。那时,一些同志对降低指标有抵触,认为陈云同志‘右倾’。而毛主席是有心改变高指标的,他赏识陈云同志的见解,要陈云同志讲话。陈云同志那时还不摸底,以为毛主席要他检讨。”陈云在会上就压低钢指标问题作了自我批评。薄一波还回忆道:“因而北京会议基本上维持了武昌会议的指标,未能作出进一步的调整。”⑨

  当毛泽东看到各地因派性纷争而致使工业生产持续下降的情况后,焦虑地批道:“军队不但要协同地方管农业,对工业也要管。”“军队不能坐视工业生产下降而置之不理。”③(③毛泽东对沈阳军区一份报告的批语,手稿,1967年3月3日。)当他看到打着“革命”旗号起来夺权的造反派内部情况相当复杂时,在一次谈话中说:“大局还没有定哩!”“要写一个通知,各地夺权要事先同中央商量。否则,不能成立。”“大企业的工人最多,最重要,不要急于夺权。急于夺权的人有问题。别人要夺让他夺,好就支持,不好再夺回来。不好的,反正中央不承认。”①(①毛泽东谈话记录,1967年3月16日。)以后,《人民日报》转载《文汇报》一篇社论时,又在编者按中用黑体字引用了毛泽东的一段话:“必须善于把我们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关键问题。”②(②1967年6月25日《人民日报》。)

  会议最后的意见是,确保六中全会规定的粮、棉、钢、煤四大指标和与之相应的其他指标,同时注意安排好生产中的薄弱环节。会议强调,要抓好市场供应,增加轻工业产品和农业的多种经营,力求在二三季度把市场供应紧张的情况扭转过来。劳动力要好好安排,严格控制城市劳动力的增加。

  尽管如此,毛泽东对事态的整体发展仍然充满信心,认为在这过程中发生的种种问题是难免的,只要采取适当措施(包括“引导”工作)并不难解决。他向身边工作人员说:“你总说‘乱’。你没有看到最根本的一条:这个运动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革命,不要怕。我考虑发动群众,我把批判的武器交给群众,让群众在运动中受到教育,锻炼他们的本领。我想用这个办法试一试,我也准备它失败。现在看来,群众是发动起来了,我很高兴,他们是同意我的做法的。”“跟随我南征北战的老同志,我没有忘记他们对党对人民的贡献。周总理跟我讲哪些人有困难,我都让周总理去保他们。”③(③访问吴旭君谈话记录,2002年1月18日。)

  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结束了,毛泽东的心情一点也没有轻松,他感到很烦恼,睡不着觉。有一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他:一九五八年农业大丰收,为什么从一月开始,特别是二月,全国发生了缺粮、缺油风潮,大中城市蔬菜供应很少,肉也很少?他百思不得其解。正在这时,一个材料送到他手里,是广东省委转发的省委书记处书记赵紫阳关于雷南县干部大会解决粮食问题的报告。报告说,雷南县去年晚造生产有很大跃进,年底却出现了粮食紧张的不正常现象,结果查出瞒产私分的粮食七千万斤。雷南县的经验证明,目前农村有大量粮食,粮食紧张完全是假象,是生产队和分队进行瞒产私分造成的。报告说,必须交待两条政策:一、粮食政策。明确宣布一九五九年夏收之前粮食消费以生产队为单位进行包干,以解除大家对粮食问题的顾虑;二、对待瞒产干部的政策。应明确宣布瞒产是错误的,但只要坦白交待,可既往不咎;拒不交待的,要给以处分,甚至法办。广东省委的批语也说,去年粮食大丰收、大跃进是完全肯定的,粮食是有的。必须坚决领导和进行好反瞒产、反本位主义的斗争,才能保证完成粮食外调任务和安排好群众生活。

  五月十六日,他在会见刚果(布)政府保安代表团时,又对他们说:“乱得很,红卫兵到处闹。”“不是我创造的,是群众创造的。大字报,红卫兵,都是他们创造的。炮轰这个,炮轰那个,打倒这个,打倒那个。”“我们的一些事,完全没办法。我们政府、中央、公安部毫无办法,红卫兵、群众一起来,就有办法了。几十年我们不清楚的事,红卫兵一闹就清楚了。”“你不借红卫兵的力量,什么法子也没有,一万年也不行。”“乱是由于阶级斗争,两派斗争,左派同右派斗争。乱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天掉不下来。我曾经给别的外国朋友讲过:第一,天掉不下来;第二,山上的草木照样长,你不信到山上去看看;第三,河里的鱼照样游;第四,女人照样生孩子。”“我们的政府是靠群众。没有群众,什么事也办不成。”①(①毛泽东同刚果(布)政府保安代表团谈话记录,1967年5月16日。)

  毛泽东看了报告,异常兴奋,认为找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二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把这个报告批转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毛泽东为中央写了一个批语。其中写道:“赵紫阳同志给广东省委关于解决粮食问题的信件及广东省委的批语,极为重要,现在转发你们。公社大队长小队长瞒产私分粮食一事,情况严重,造成人心不安,……在全国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必须立即解决。”“瞒产私分是公社成立后,广大基层干部和农民惧怕集体所有制马上变为国有制,‘拿走他们的粮食’,所造成的一种不正常的现象。六中全会关于人民公社的决议,肯定了公社在现阶段仍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这一点使群众放了心。但公社很大,各大队小队仍怕公社拿走队上的粮食,并且在秋收后已经瞒产私分了,故必须照雷南县那样宣布粮食和干部两条正确的政策,并举行一个坚决的教育运动,才能解决问题。”⑩

  既然毛泽东依然认为“最根本的一条:这个运动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革命。”“乱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天掉不下来”,他对当时全国混乱局面造成的极为严重的后果仍缺乏认识,错误地以为这些都是为了实现更重要的目标而不能不付出的代价,以后不难收拾。

  ①毛泽东:《一个教训》(对中共云南省委1958年11月18日关于肿病死人情况向毛泽东并中央的检查报告的批语),手稿,1958年11月25日。

  局势实际上在继续恶化。随着解放军越来越深地介入到“文化大革命”中,自身也就越来越深地陷入难以解脱的矛盾之中。他们的任务是要“支左”,但各地几乎都存在两派或几派自命为“革命左派”而又相互对立的群众组织,难以正确判明应该支持的是哪一派。一旦支持了这一派,总是立刻引起另一派或几派的猛烈攻击。军队内部的意见也往往并不一致,有的部队支持这一派,有的部队却支持另一派。

  ②毛泽东对新华社《内部参考》第2630期(1958年11月11日)刊载的电讯稿《邯郸专区伤寒疫病普遍流行》加写的批语,手稿,1958年11月14日。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却又担心冲击过军事机关的造反派会受到很大压制,着重强调要对军队做思想教育工作。

  ③《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月版,第606、607、611页。

  四月六日,他在林彪送审的《中央军委命令》上批示:“此件很好。”②(②毛泽东对林彪报送的《中央军委命令》的批语,手稿,1967年4月6日。)《命令》规定:对群众组织,无论革命的、或者被反动分子所控制的,或者情况不清楚的,都不能开枪,只能进行政治工作;不准随意捕人,更不准大批捕人;不准把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更不准把革命组织宣布为反革命组织;对于过去冲击过军事机关的群众,无论左、中、右,概不追究等等。这个《命令》共有十条,通常称为“军委十条”。它的调子和重点,同一月间的“军委八条”有明显区别:“八条”的重点在不得冲击军事机关,保持军队的稳定;“十条”的重点在对过去冲击过军事机关的造反派组织概不追究。

  ④《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月版,第647页。

  五月十日,毛泽东在刘伯承转报的一封反映济南地区军队遭受严重冲击情况的来信上批道:“此件表现这一时期军队许多人的心情。遇到这种情况,应当沉着镇静,多做工作,发扬成绩,纠正错误,问题总是可以得到解决的。”情况“其实不是那样严重”。①(①毛泽东对反映济南地区问题的来信的批语,手稿,1967年5月10日。)四天后,他又就广东省军管会、湖南省军区的报告写了批示:“要受得住工人、农民、学生、战士、干部的批评,加以分析,好的接受,错的解释。解释不通,暂时搁下,将来再说。”他特别强调:“要坚决相信绝大多数群众是好的,坏人只是极少数,不过百分之一、二、三。这样一想,就什么都通了。”②(②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军委文革小组转发广东省军管会、湖南省军区关于支左工作报告起草的批语,手稿,1967年5月14日。)这段话,很能反映出他自己当时的心态,很能反映出他面对如此混乱局势时的基本想法。二十七日,他又在转发五十四军在重庆工作情况的报告上批示:“凡属两派革命群众组织互相对立很严重的,只要进行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问题总是可以解决的。对于有群众的保守组织,甚至反动组织,也要细致地进行思想政治工作。”③(③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转发第五十四军对反对派进行工作情况报告起草的批语,手稿,1967年5月27日。)

  ⑤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12月9日。

  显然,由于过于自信,毛泽东把问题想得比较简单,总以为“其实不是那样严重”。这已严重地脱离实际。

  ⑥房维中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大事记(1949-198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10月版,第234、235页。

  档案中保存着一份毛泽东在五月间同外国军事代表团的谈话记录。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回顾了“文化大革命”开始到一九六七年五月以前的发展过程,也谈了他对当前运动的看法。他说:

  ⑦指1958年11月28日至12月10日在武昌召开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政策策略上讲,大致可分

  ⑧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的讲话记录,1959年4月5日。

  四个阶段:从姚文元文章发表到八届十一中全会,这可以

  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下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855页。

  算第一个阶段,主要是发动阶段。八届十一中全会到一

  ⑩毛泽东:《中央批转一个重要文件》,手稿,1959年2月22日。

  月风暴,这可以算第二阶段,主要是扭转方向阶段。自一

  毛泽东转发这个报告时,拟了一个醒目的标题:《中央批转一个重要文件》,可见他对这个报告之重视。令他十分烦恼的问题仿佛终于有了答案:大丰收年闹粮荒,原来是普遍存在的瞒产私分造成的!所以他说:“我一月有点烦恼,二月更加烦恼,赵紫阳那封信给了我很大的帮助。”①为什么会发生瞒产私分的现象,怎么看待这个问题,他要追根究底地弄个明白。

  月风暴夺权到大联合、三结合,这可以算第三阶段。自戚

  二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带着这个问题登车南下。当天晚上,在停靠天津的专列上,同河北省负责人刘子厚、解学恭、张明河,天津市负责人万晓塘、李耕涛等谈话,谈了三个小时。据毛泽东说,这次谈话对他有很大启发。他是这样说的:“他们(指河北省。——引者注)一月九号散会的党代表大会的倾向是要一为大二为公,想统一,想统死,作了决议。到了一月中旬、下旬,觉得不对头了,省委赶紧转,到二月就下决心,二月十三日开了次电话会议,相当明确,但是还没有触及所有制。”②毛泽东在调查中逐渐把注意力集中到所有制问题上来。他感到,那种高度集中、统得过死的大规模公社存在严重问题,必须调整。

  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及《修养的要害是背叛

  二月二十四日晚,毛泽东抵达济南,在专列上同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秘书长吴建谈话。随后,前往山东省委交际处会议室,又同山东省和济南市的负责人谈话。他要李先念参加了这两次谈话。第二天,继续谈话。为了更多地掌握第一手材料,还找了历城县委第一书记和几名基层干部:一个公社党委书记、一个管理区党总支书记、一个生产队队长。毛泽东对这个座谈会很满意。在吕鸿宾合作社里发生的故事,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吕鸿宾社是一个有名的合作社,也是搞“共产”,开条子,调这个调那个。后来条子不灵了,就派人拿着秤去称粮食,翻箱倒柜,统统受到群众抵制,也不灵。最后便是扣帽子,叫本位主义,还是不灵。这样,才教育了吕鸿宾他们转变过来,一做思想工作;二讲明政策;三使人“下楼梯”,不戴帽子。

  无产阶级》发表后,这可以算是第四阶段。(从下文看,毛

  二月二十六日,毛泽东来到郑州。当天晚上,同河南省委负责人吴芝圃等谈话,二十七日上午,又增加河南省四位地委负责人一起谈。这时,毛泽东所考虑的问题已逐渐成熟,心里有了底。一开头就从所有制讲起。他说:公社有穷队、中等队、富队三种。现在的公社所有制,基本上是队的所有制,即原来老社的所有制。现在的公社,实际上是“联邦政府”。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是要逐步形成的。调多了产品,瞒产私分,又对又不对,本位主义基本合法。一个公社,有那么多管理区、生产队,有经营好坏、收入多少不同,粮食产量多少不同,吃的多少不同。生产水平不同,分配不能一样。穷队挖富队不好,他们都是劳动者。人为的抽肥补瘦,就是无偿地剥夺一部分劳动者的劳动产品给穷队。多劳的多得,少劳的少得,就都积极起来了。“瞒产是有原因的,怕‘共产’,怕外调。农民拼命瞒产是个所有制问题。本位主义是怕调,这种本位基本上是对的。”至此,毛泽东点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这是他一个多月来苦苦思索,经过调查研究后得到的一个认识。毛泽东还提到,公社办工业不要太多,批评银行将贷款统统收回是错误的。③毛泽东的谈话,得到河南省委负责人和几位地委书记的赞同。

  泽东这里指的是‘大批判’阶段。那两篇文章都是批判刘

  农村中是有瞒产私分的情况,但并不多。当时主要是缺粮而不是瞒产私分。反对瞒产私分更加重了农村缺粮的情况。但是,毛泽东从“瞒产私分”这个问题得到启发而提出公社所有制问题,是很重要的。

  少奇的。——引者注)第三、第四阶段,都是夺权问题。

  二月二十七日晚到三月五日下午,毛泽东在专列上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第二次郑州会议。关于这次会议的召集,毛泽东这样说过:“‘右倾’不是我一个人,山西同志也相当‘右倾’。山西我没有去。我一到天津,天津同志也‘右倾’,刘子厚跟我差不多。到了山东,就听说吕鸿宾先左倾,后来‘右倾’了。还有李先念,他也觉得过去‘右倾’不够。我一到河南,河南同志赞成我这个‘右倾’。我二十六号晚上就见了他们,跟他们一吹,我就有劲了,我才敢于下决心召集这次会议。”④

  第四阶段是在思想上夺修正主义的权,夺资产阶级的权,

  这次会议的参加人员是逐步扩大的。第一天的与会者为: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彭真、李先念、胡乔木,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河北省委书记刘子厚,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张德生。毛泽东发表长篇讲话。

  所以这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决战

  他指出:“我认为人民公社现在有一个矛盾,一个可以说相当严重的矛盾,还没有被许多同志所认识,它的性质还没有被揭露,因而还没有被解决。而这个矛盾我认为必须迅速地加以解决,才有利于调动广大人民群众更高的积极性,才有利于改善我们和基层干部的关系,这主要是县委、公社党委和基层干部之间的关系。究竟是什么样的一种矛盾呢?大家看到,目前我们跟农民的关系在一些事情上存在着一种相当紧张的状态,突出的现象是在一九五八年农业大丰收以后,粮食、棉花、油料等等农产品的收购至今还有一部分没有完成任务。再则全国,除少数灾区外,几乎普遍地发生瞒产私分,大闹粮食、油料、猪肉、蔬菜‘不足’的风潮,其规模之大,较之一九五三年和一九五五年那两次粮食风潮都有过之无不及。同志们,请你们想一想,这究竟是什么一回事呢?我认为,我们应当透过这种现象看出问题的本质即主要矛盾在什么地方。这里面有几方面的原因,但是我以为主要地应当从我们对农村人民公社所有制的认识和我们,所采取的政策方面去寻找答案。”

  的关键阶段,是主题,是正题。”

  他批评一些领导干部,说:“他们误认人民公社一成立,各生产队的生产资料、人力、产品,就都可以由公社领导机关直接支配。他们误认社会主义为共产主义,误认按劳分配为按需分配,误认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他们在许多地方否认价值法则,否认等价交换。因此,他们在公社范围内,实行贫富拉平,平均分配,对生产队的某些财产无代价地上调,银行方面也把许多农村中的贷款一律收回。一平、二调、三收款,引起广大农民的很大恐慌。这就是我们目前同农民关系中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

  既然“文化大革命”已经进入“决战的关键阶段”,已经进入“正题”,在毛泽东看来似乎胜利在望,尽管现在依然是“天下大乱”,下一步该“达到天下大治”了。但他也发现事情的发展不完全如他设想的那样。他在这次谈话中说:

  他说:“公社在一九五八年秋季成立之后,刮起了一阵‘共产风’。主要内容有三条:一是穷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义务劳动太多。三是‘共’各种‘产’。”“即是说,在某种范围内,实际上造成了一部分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的情况。”

  “本来在一月风暴以后,中央就在着重大联合的问

  关于人民公社的体制,毛泽东认为,最基本的是要承认“目前公社所有制除了有公社直接所有的部分以外,还存在着生产大队(管理区)所有制和生产队所有制”。他说:“六中全会的决议写明了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和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须经过的发展阶段。但是没有写明公社的集体所有制也需要有一个发展过程,这是一个缺点。因为那时我们还不认识这个问题。这样,下面的同志也就把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制之间的区别模糊了,实际上否认了目前还存在于公社中并且具有极大重要性的生产队(或者生产大队,大体上相当于原来的高级社)的所有制,而这就不可避免要引起广大农民的坚决抵抗。”

  题,但未得奏效。后来发现各个阶级、各派政治势力还

  从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毛泽东反复提醒各级领导注意,人民公社从集体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需要有一个过程。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他又进一步地提出,在人民公社内,由队的小集体所有制到社的大集体所有制,也需要一个过程。这表明他当时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和思考在逐渐深化。

  在顽强地表现自己。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是没有

  他说:目前的问题不是本位主义,而是领导者的平均主义和过分集中的倾向。“所谓平均主义倾向,即是否认各个生产队和各个个人的收入应当有所差别。而否认这种差别,就是否认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原则。所谓过分集中倾向,即否认生产队的所有制,否认生产队应有的权利,任意把生产队的财产上调到公社来。”“上述两种倾向,都包含有否认价值规律、否认等价交换的思想在内,这当然是不对的。”⑤

  任何力量的,捏成了还要分。所以现在中央的态度只是

  第二天(二十八日)的会议,毛泽东找来另一批省市委第一书记开会,他们是上海的柯庆施、广东的陶铸、湖北的王任重、湖南的周小舟、安徽的曾希圣、江苏的江渭清、四川的李井泉、甘肃的张仲良等。讲的内容跟上一天大致相同,不过有些话讲得更鲜明,更尖锐。比如他说:“去年九月起,十月、十一月、十二月,我们的手伸得太长了,我们有个很大的冒进主义。”“我现在是支持保守主义,我站在‘右派’这一方面,我反对平均主义同‘左’倾冒险主义。”讲到反对本位主义问题时说:“我没有出北京以前,也赞成反本位主义,但我走了三个省就基本上不赞成反本位主义了。不是本位主义,而是他维护正当权利。产品是他生产的,是他所有,他是以瞒产私分的方式来抵抗你。幸得有此一举,如果不瞒产私分,那多危险,那不就拿走了?”⑥从反对“本位主义”到赞成“本位主义”,毛泽东在思想上起了一个重要变化,这个变化来自他亲身的调查研究。

  促,不再捏了。拔苗助长的办法是不成的。这个阶级斗

  这一天的会开得不大顺利,不少人思想上没有准备,对毛泽东提出的一套主张想不通,一时转不过弯来。三月一日上午八时,毛泽东写信给刘少奇、邓小平等,建议会议再延长两天。他写道:“听了昨天十位同志的意见,我感觉有一些同志对我讲的那一套道理,似乎颇有些不通,觉得有些不对头,对他们那里的实际情况不相符合,感觉我的道理有些不妥。当然还待商量。我可以这样说,同志们的思想有些是正确的,但是我觉得我的观察和根本思想是不错的,但是还不完善。有些观点需要同志们给我以帮助,加以补充、修正及发展。”他还说:“我的这一套思想,是一月二月两个月内逐步形成的。到天津、济南、郑州,跟三省同志们交换意见,对我有极大的启发。因此到郑州,就下定了决心,形成了一套,虽然还有些不完善,还有些不准确,还有些需要发展和展开,需待今后再观察、再交换意见,再思再想。”⑦

  争的规律,是不以任何人主观意志为转移的。”

  三月一日下午,将二十七日、二十八日分别参加会的人合起来,继续开会。毛泽东讲话,再次强调所有制问题,等价交换、按劳分配问题,肯定瞒产私分的合理性,并且作了自我批评。他说:要从所有制方面解决问题。现在是一平、二调、三收款,这样一来,统统违反按劳分配原则,否定价值法则,否定等价交换。毛泽东指出:“基础是生产队,你不从这一点说,什么拉平,什么过分集中,就没有理论基础了。得承认队是基础,跟它作买卖。它的东西,你不能说是你的,同它是买卖关系。”他说:“六中全会到现在,两个半月,根本没有实行。人民公社决议没有阻止一平、二调、三收款这股风。开头我放炮,一定要那样做,要紧张一天半,不然扳不过来。原先心里想的共产多了,个人少了,就是这个弯子。(李先念插话:“二十七号以前是反对本位主义。”)要去掉本位主义的帽子,要恢复农民的名誉。(吴芝圃插话:“他们(指参加河南省委正在召开的六级干部会议的人。——引者注)来的时候就谈本位主义,他们估计就是反本位主义。”)现在我们是取消本位主义的帽子,反对平均主义思想、过分集中思想。这两个东西是很冒险的,它的性质是冒险主义。”又说:“瞒产私分不是本位主义,瞒产私分极其正确,那股风一来,他幸得瞒产。(王任重插话:“省委的责任就是政策不明确。”)我的思想就不明确。主要责任中央担,没有说清楚这个事,以为一篇决议就可以解决了。?⑧

  “本来想在知识分子中培养一些接班人,现在看来

  面对“一平二调三收款”这股猛烈的“共产风”,毛泽东很着急和担心,怕出现更大的破坏。现在又是春耕在即。他要迅速扭转这个局面。他认为这是可能的,根据河南的经验,就是各省立即召开六级干部会议,一竿子到底,作出统一决定,贯彻实施。三月二日凌晨四时半,他再次写信给刘少奇、邓小平等:“鉴于河南六级干部会的开法有极大利益,不集中开一次,领导不会很强,全省、区不能迅速作出一个统一的决定,而这种统一的决定是十分必要的。已是三月了,春耕在即,这个大问题不在三月上半月解决,将遇到大损失,我担心苏联合作化时期大破坏现象可能在我国到来。我国过去几年合作化讲步骤,无破坏。这次公社化,仍然必须讲步骤,避免破坏。”⑨上午八时,毛泽东又写信致刘、邓等,说:“我已请恩来、陈云、陈毅、德怀、富春、一波、萧华、定一、康生等九同志于今日到此,到即参加你们今日下午和晚上的会议,共同审定我的讲话稿和你们议定的十二句话,以昭慎重。”⑩讲话稿是指由胡乔木整理的毛泽东在二月二十七日会议上的讲话。十二句话,指当时议定的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方针的十二句话。原来有一句“多劳多得”,毛泽东认为,“多劳多得,并不等于等价交换,可以叫价值法则,等价交换”。后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把“多劳多得”改为“按劳分配”,又加了两句“物资劳动,等价交换”,变成十四句话:“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动,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

  很不理想。”“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知识分子和广大

  这十四句话,成为制止“共产风”、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基本政策,其中最重要是队为基础(即以原高级社为基础),等价交换,按劳分配。

  青年学生搞起来的,但一月风暴夺权、彻底革命就要靠

  ①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9年3月1日。

  时代的主人——广大的工农兵作主人去完成。知识分子

  ②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9年3月1日。

  从来是转变、察觉问题快,但受到本能的限制,缺乏彻

  ③毛泽东同中共河南省委负责人的谈话记录,1959年2月26日。毛泽东同河南省委负责人和河南省四位地委书记的谈话记录,1959年2月27日。

  底革命性,往往带有投机性。”①(①毛泽东同一个外国

  ④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9年3月1日。

  军事代表团谈话记录,1967年5月。)

  ⑤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9年2月27日。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他说到的两个“本来”:一个是“本来在一月风暴以后,中央就在着重大联合的问题”;一个是“本来想在知识分子中(包括以青年学生为主的红卫兵。——引者注)培养一些接班人。”结果,事情的发展都不是如他本来所想像的那样,使他深感失望。现在,他认为运动应该进入以“大批判”为主的第四阶段,着重“在思想上夺修正主义的权”,取得“文化大革命”的圆满成功,结果,事情依然不是如他所想像的那样发展。“十条”下达后,局势不是走向缓和,而是更趋恶化。

  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9年2月28日。

  六月以后,“文化大革命”中的突出现象是:各地的派性武斗大幅度升级。毛泽东在这年年底也说过:“用热兵器搞武斗是从六月开始的。”②(②毛泽东同阿中友好协会代表团谈话记录,1967年12月18日。)有些造反派组织抢武器库,夺走机枪、冲锋枪、子弹、手榴弹等。有些实际上是支持这一派的军队支左人员听任他们抢夺的。六、七月间,江西赣州地区的武斗,人员伤亡很大,断粮断水,交通全部堵塞。湖南、湖北、河南等地的局势也十分紧张。

  ⑦毛泽东给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的信,手稿,1959年3月1日。

  毛泽东依然认为局势不难控制,抱着“乱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天掉不下来”的态度,并且想亲自到比较乱的中南地区去看看,继续做军队的思想教育工作,把混乱的局面扭转过来。

  ⑧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9年3月1日。

  七月十三日下午,毛泽东召集林彪、周恩来、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成员和萧华、杨成武开会。他认为“文化大革命”的群众发动阶段已经过去,说:“一年开张;二年看眉目,定下基础;明年结束。这就是文化大革命。”③(③张子申《杨成武将军访谈录》,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4年10月版,第39页。)他提出要到湖北、湖南去。

  ⑨毛泽东给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的信,手稿,1959年3月2日。

  大多数与会者不赞成他去武汉,说武汉的武斗严重,安全没有保障。毛泽东说:我不怕乱,我去,让杨成武跟我去,就这样定了。他还让汪东兴立刻准备专列火车,通知北京军区副司令员郑维山同车前往武汉,以便在火车上跟他谈河北省的问题。周恩来对毛泽东的安全仍不放心,当晚先飞往武汉,为他安排住处。

  ⑩毛泽东给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的信,手稿,1959年3月2日。

  毛泽东是七月十四日凌晨三时乘专列离开北京的。这是他自一九六六年七月十八日回北京后第一次离开北京。他在路上同杨成武、汪东兴、郑维山谈话时,谈得仍很轻松。他说:

  三月二日晚,继续开会。周恩来、陈云、彭德怀等几位中央领导人都参加了。毛泽东发表第四次讲话,因新到会的人都看了二十七日讲话稿,没有再重复那些内容。这次会开得比前几次显得轻松一些,主要是研究如何传达文件和如何开好六级干部会。毛泽东说:“头一天我把炮一放,他们一晚不睡觉,心里硬是跳不转,第二天就开始转过来了。河南这些干部也是这样,头一天放炮,大吃一惊,弯子转得太陡了。‘倒退’、‘右倾’、‘不要共产主义’、‘富农路线’这些帽子都给我安上了。”刘少奇说:“他们今天的心情转变过来了,昨天还有抵触情绪。”

  “军队介入后,因为情况不熟悉,调查研究不够,错误

  毛泽东讲了一个工作方法问题,是从一个三国故事讲起的。郭嘉是曹操的一名谋士。他给曹操出了一个计策:先打吕布,后打袁绍。他说,袁绍这个人多端寡要,多谋寡断,见事迟,得计迟。(毛泽东解释说,所谓见事迟,得计迟,就是形势已经出来了,他还不能判断,得出一个方针来,就处于被动。)曹操听了郭嘉的话,结果先打败了吕布,又打败了袁绍。毛泽东说:“我借这个故事来讲,人民公社党委书记以及县委书记、地委书记,要告诉他们,不要多端寡要,多谋寡断。谋是要多,但是不要寡断,要能够当机立断;端可以多,但是要抓住要点,一个时候有一个时候的要点。这是个方法问题。这个方法不解决,每天在混混沌沌之中,什么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什么当驴狗子,什么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特别是对外斗争,得计迟是很危险的。”毛泽东这段富有哲理性的话,确实给了人们以新鲜而深刻的启发。

  是难免的。来了个‘八条’,抓人抓多了,有些革命组织不

  关于这几天开会的情况,王任重在他的日记中有一些记载,很能反映一些与会者的心态和思想变化过程,摘录如下:“二十八日下午到了郑州,晚上主席找我们七个人去谈话,柯庆施、陶铸、曾希圣、江渭清、周小舟和我,还有李井泉。主席的谈话像丢了一个炸弹,使人一惊,思想一时转不过弯来。一日上午继续开会,由小平同志主持讨论。看来大家还有相当大的抵触情绪,怕变来变去影响生产。当天下午主席又找大家一起去谈,从下午四时谈到晚上九点多钟。就在这一天的午饭后,我睡了一觉起来,思想就开朗了,觉悟到主席抓住了根本问题、关键问题,而我们是直线,抓的是枝节问题,是改良主义的修修补补的办法,不能彻底解决问题。”“这次主席谈话,我们几个人跟他唱反调,再一次证明我们自己的思想水平低,相差太远。”“二号晚上主席又找大家去,当面宣布几项结论,征求大家意见。大家都同意了,是真同意了。他为了察言观色,让我们坐在他的对面。在这两天主席写了三封信,申述了他的主张,要各省开六级干部大会,看来主席抓得很紧。”①

  应取缔的取缔了,起了压的作用。这样,林彪同志起草了

  三月五日,毛泽东主持最后一次会议。出席的又新增加了一些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北京的刘仁、内蒙古的乌兰夫、黑龙江的欧阳钦、吉林的吴德、辽宁的黄火青、福建的叶飞、浙江的江华、江西的邵式平、广西的刘建勋、云南的谢富治、新疆的王恩茂等。毛泽东在长篇的讲话中,又说了一些分量很重的、简直是不留余地的话,强烈地表达他纠正“共产风”的决心:“我现在代表五亿农民和一千多万基层干部说话,搞‘右倾机会主义’,坚持‘右倾机会主义’,非贯彻不可。你们如果不一起同我‘右倾’,那么我一个人‘右倾’到底,一直到开除党籍。”毛泽东为了迅速扭转一种形势,总是爱使用一些十分尖锐甚至是极而言之的话,觉得不如此不足以引起人们的注意,不如此不利于问题的解决。这是毛泽东的一种鲜明性格,是他的一种工作方法,在许多场合都是如此。正如他所说的:“因为我要把问题讲彻底,所以一些不好听的话都讲出来了,比如什么抢产之类。整社五个月,时间过去了三个月,做了一些改良工作,没有搞出根本彻底的办法。谢谢五亿农民瞒产私分,坚决抵抗,就是这些事情推动了我,我就想一想。现在的问题是跟公社特别是公社这一级,要使他们懂得价值法则、等价交换,这是个客观规律,违反它,要碰得头破血流。我们对农民唯一的办法是等价交换,买卖关系。公社内部买卖关系,三级之间买卖关系,社与社,队与队,买卖关系,做生意,等价交换。”又说:“六中全会决议就是缺三级管理、队为基础这一部分。(胡乔木插话:“等价交换没有说清楚,只说了社与社,社与国家,没有说社内的等价交换。”)这是个缺点,这个责任我得担当起来。原先这个稿子说了,我本人就没有搞清楚,有责任。”②毛泽东在二月二十七日的讲话稿中,有他作自我批评的话,他对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问题承担了责任。后来,在大家的要求下删去了这些话。

  ‘十条’。‘十条’后,受压的又起来了,又恢复了,来了个

  在会议结束的时候,毛泽东批评“大跃进”中要几亿农民都要写诗这件事的时候说:“有诗意的人才写诗,没有诗意也要他写,这不是冤枉?你要我在郑州写诗,我的诗跑到九霄云外去了,不行。”③这句话倒是透出毛泽东此时此刻的心情,同发动“大跃进”时迥然不同。他为“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出现的问题感到沉重,这是他最初万万没有想到的。在郑州的那些日日夜夜里,他的全部心思都倾注到纠正错误、扭转局势之中。他虽然还没有能够找到导致丰年闹春荒的真正原因所在,但却透过有些地方瞒产私分这个现象,发现了一个带根本性质的问题,即公社所有制问题,并且很快提出一套解决问题的方针、办法和理论。在从中央到地方许多干部中头脑仍然发热的情况下,毛泽东比较冷静,走在纠“左”的前列。他克服重重阻力,作了大量的说服工作,坚决贯彻自己的主张,包括纠正有些他自己曾经认可的看法。会议关于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十四句话,就是根据他这些思想提出来的,这是第二次郑州会议的集中成果。纠正“一平、二调、三收款”的“共产风”,确定以生产队即原来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为基础,在公社内部实行等价交换原则,取消一县一社的体制等等,这一系列决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是对原先设想的那个“一大二公”的大公社在一定程度上的否定。在纠“左”的问题上,第二次郑州会议比前两次会议迈出更大的步子。后来薄一波回忆说:“如果不是毛主席从纷繁的事物中,找出人民公社问题的症结所在,我们的事业就可能被‘共产风’所葬送。”④尽管如此,由于受思想认识上的局限,包括毛泽东在内,纠“左”还要走过相当长的路程。

  反复。”“反复好,我看湖南,江西九江、南昌、庐山、赣州经

  ①任重日记,1959年3月4日。

  过大武斗,形势大好,阵线也分明了。”“我看解放军垮不

  ②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9年3月5日。

  了。垮了,还依靠什么?”“干部多数是好的,河北的干部

  ③同上。

  将来要来个大翻案。我过去支持刘子厚。刘子厚站出来

  ④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下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850页。

  了,阎达开就好办了嘛!”①(①毛泽东同杨成武、汪东兴、

  郑维山谈话记录,1967年7月14日。)

  当晚九时,毛泽东乘坐的专列抵达武汉。他这次来武汉,没有对外宣布,社会上并不知道。他们静悄悄地下了车,首先映入毛泽东眼帘的是到处张贴的“打倒陈再道”的大标语。

  陈再道是武汉军区司令员兼湖北省军区司令员,曾是当年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时主力之一的第二纵队司令员,性情耿直,办事果断。二月间,周恩来曾把他和武汉军区政治委员钟汉华找去,要他们集中力量抓好三件事:“一是抓革命、促生产;二是抓好按行业、按系统的革命大联合;三是抓好大、中学生的复课闹革命。”①((①《陈再道回忆录》(下),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7月版,第301、318页。))三月十七日,武汉军区和公安机关曾根据“军委八条命令”,把武汉地区军内外煽动极左思潮,搞打、砸、抢、抄、抓的一批造反派组织头头和骨干分子抓了起来。二十一日,武汉军区又发表《通告》,宣布解散工人总部及其所属组织,并且解放了一大批地方干部,成立省市的抓革命、促生产办公室。这些措施,稳定了武汉地区的局势,使生产形势得到迅速扭转,但也引起各造反派的不满,引起林彪、江青等的注意。四月六日“军委十条”下达后,武汉地区的形势立刻出现大的反复。造反派组织公开声称要粉碎武汉地区的“二月黑风”和“三月逆流”,把陈再道称为“武老谭”(即武汉的谭震林),把矛头对准武汉军区。江青四月十六日在北京接见军内外造反派时说,成都、武汉,那是问题比较严重的地方,可以冲一冲。这样,武汉局势更加混乱了。造反派贴出的标语、漫画、大字报上,提出“彻底粉碎带枪的刘邓路线”,“打倒陈再道,解放全中原”等火药味极浓的口号。五月十六日,同这些造反派组织持不同观点的群众在“工人联合会”的基础上成立“百万雄师”联络站,队伍迅速扩大。六月四日,鉴于当时严峻的局势,武汉军区发表《公告》,在肯定支左工作的大方向正确、重申不得为工人总部翻案的同时,检讨了支左工作中某些缺点和错误,希望各群众组织在新的形势下,求大同,存小异,尽快实现大联合。但两派组织对这个《公告》都不满意:造反派认为,军区是“假检讨,真反扑”,闹得更加凶了;“百万雄师”认为,军区这个《公告》太软弱,扶不了正,压不了邪,也对军区不满。先到武汉的周恩来对陈再道和武汉军区政治委员钟汉华说:“我们临行前,主席对我说:‘走,到武汉去,保陈再道去。’你们放心吧,不要有顾虑。”②(②《陈再道回忆录》(下),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7月版,第301、318页。)毛泽东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到达武汉的。

  毛泽东到武汉后,住在东湖宾馆的梅岭一号,先到的周恩来住在百花一号。原来在成都、这时被叫来汇报情况的谢富治和王力住在百花二号,陈再道和钟汉华也搬到东湖宾馆的乙所。毛泽东到武汉后,发现情况比他原来想的要复杂得多。连东湖宾馆的工作人员也分成两派,互不合作,房子弄得不像样子,经过周恩来做工作才一起收拾房间,共同从事服务工作。

  七月十七日上午,毛泽东在住地听取谢富治、王力汇报四川、云南、贵州等地“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并研究武汉地区的问题。在座的有周恩来、杨成武、汪东兴、余立金(空军政治委员)、郑维山。毛泽东对周围的一切仍不很在乎。当谢富治谈到湖北造反派要打倒陈再道时,他说:“凡是有错误,不管是大错误小错误,只要承认了错误,统统不打倒。承认错误了,再打倒,那就是他们的错误了。陈再道只要承认错误,打倒也不行。我们来是给他保驾的。陈再道、孟夫唐(原湖北省副省长。——引者注)都不要打倒。”当谢富治汇报到湖北问题比较复杂、难以解决时,毛泽东说:“不见得。我看湖北问题比湖南、江西要好。我相信湖南、江西问题会要解决的。对红卫兵不要怕,不管哪一派,现在都要借用我的招牌。”当谢富治请示处理湖北问题的方针时,他说:“百万雄师继续保持名称,要搞入正轨。三派要达成协议,发表个声明,要做他们的工作。”“工人总部要平反,抓的72,总的几个头头没放的最好是今天明天就放了。”“军队犯错误,犯得快,改正也改得快。真正要打倒陈再道怎么行呢?错误改了,他们还要打倒,那就是他们的不对。”毛泽东最后说:“这次出来是想休息一下,在北京一年了。十三日听说一百万人游泳,才有这个念头。”①(①毛泽东听取谢富治、王力汇报时的插话记录,1967年7月17日。)

  第二天晚上,毛泽东约陈再道、钟汉华到他住处来谈。在座的还有周恩来、谢富治、杨成武、王力、郑维山、余立金、汪东兴和海军第一政治委员李作鹏。毛泽东说:“四川问题很严重,你们武汉还有所不同。”“因为冲击得厉害,要维护八条。八条一出来,军队就有劲了:人民解放军还能冲呀?于是就抓人,解散组织。十条出来了,造反派又有劲了。”他对谢富治、王力、余立金说:“你们要多做工作,要组织拥护军区,不要打倒。在声明发表之前,双方都要开会。一发表,就团结起来了。”他又说:“都是工人,这一派就那么右,那一派就那么左?我们这个招待所分了两派,我看道理不那么多。能不能合起来?将来总是要合起来的。”“什么打倒、油炸、绞死,逐步升级,讲讲而已。对有些话,不要那么认真。都打倒,我也不高兴。”他又对陈再道、钟汉华说:“万万不能承认是三反分子。我是讲了的,对于他们(指湖北被冲击的干部。——引者注)的结论还要等一下,让群众先批。”“张体学(原湖北省省长。——引者注)不能用了吗?他打了几十年仗,小孩时就当兵,就是不太懂政治。”“现在主要做军队工作及百万雄师的工作,很快转过来,否则他们被动。第一,中央负责;第二,你们负责。军队支持百万雄师是公开的。军队的好处是讲直的,怎样做就怎么说。要人家转,总要有个过程,不能两三天就转过来了。这是军队的群众问题。不能说百万雄师是坏的,多数是好的,个别坏人也是有的。”他还对其他人说:“要他们出去。(指要陈再道、钟汉华到群众中去。——引者注),不但得保证人身安全,而且要拥护他们。”讲话中,毛泽东还批评了北京中南海造反派批斗刘少奇等的做法。①(①毛泽东同陈再道、钟汉华等谈话记录,1967年7月18日。)

  毛泽东同陈再道、钟汉华等的谈话到晚上十时才结束,他很客气地把陈再道等送到走廊上。这时,刚好有几个招待所的服务人员站在走廊里。毛泽东把他们招呼过来,要他们同陈再道、钟汉华一一握手,笑着对他们说:“再不能打倒你们司令了吧?我是不打倒他的。”①(①《陈再道回忆录》(下),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7月版,第322页。)

  事情看起来似乎正在向乐观的方向发展,一天多后却陡然发生逆转,这是谢富治、王力造成的。谢、王两人是十四日到武汉的。他们不顾周恩来嘱咐他们暂时不要公开露面的指示,当晚就到湖北大学会见一群造反派,对他们表示支持。第二天,武汉地区造反派举行大规模游行,热烈欢迎谢富治、王力来解决武汉问题。谢富治、王力又到百万雄师联络总站,单方面指责他们:你们在据点上集中起来搞武斗是错误的。百万雄师负责人要求召集两派组织谈一谈,定几条规矩,大家一起都撤回去,各派群众组织是平等的,希望中央代表团也能平等对待。十八日夜间毛泽东同陈再道等谈话结束后,周恩来当晚回北京。周恩来一走,谢富治、王力立刻赶到水利电力学院的造反派总部。他们戴上造反派袖标,视察他们的据点、工事,慰问武斗负伤人员。随后就召开大会,王力在会上讲话,把他们称为“钢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并且说:你们受压抑、受打击的现象是不允许存在的,要把这种现象翻过来,叫它一去不复返。十九日,造反派以高音喇叭在武汉三镇到处播放谢富治、王力在水利电力学院的讲话录音,还播放王力的“四点指示”:军区支左大方向错了,要为“工人总部”平反,造反派是革命左派,“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这一来,大大激怒了在武汉地区拥有多数群众的“百万雄师”以及支持他们的一部分军人。声讨王力的大字报、大标语当天贴满了武汉街头。晚上,他们乘坐几十辆拉响警报器的消防车、上百辆大卡车涌进军区大院,质问军区:王力为什么把“百万雄师”打成保守组织,又凭什么把几个造反派组织封为“革命左派”?军区支左大方向明明没有错,陈再道、钟汉华为什么要当“投降派”,承认自己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七月二十日拂晓,“百万雄师”的两百多个代表来到东湖宾馆百花二号,要求王力回答问题。陈再道、谢富治出来会见,答应下午接见,答复他们提出的问题。这些代表将要离去时,又有几百人冲进东湖宾馆,多数是部队战士。他们感情冲动地殴打了陈再道,又冲进房间把王力揪到军区大院去。

  这些冲进来的人,目标只是要揪王力去回答问题。他们根本不知道毛泽东这时已到了武汉,更不知道毛泽东就住在东湖宾馆,也没有冲向毛泽东所住的梅岭一号。但是这样多的人、包括相当多的军人气势汹汹地冲人毛泽东居住的东湖宾馆,打人揪人,在一片混乱中确实容易造成一种错觉:仿佛发生了“兵变”。

  在局势没有明朗的情况下,林彪、江青当天联名写信给毛泽东,危言耸听地说:武汉形势不好,毛泽东的安全受到威胁,要及早转移。①(①《杨成武将军自述》,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年8月版,第284页。)这封信由军委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带着坐专机送到武汉。毛泽东一时也把情况估计得很严重,怀疑是不是由陈再道和“百万雄师”策动的一场“暴乱”,决定立刻离开武汉。

  这天发生的事情,被称为“七二。事件”。

  二十一日凌晨二时,毛泽东在专程赶到武汉的周恩来具体安排下,乘车离开东湖宾馆去机场,上午十一时乘飞机到达上海,住进虹桥宾馆。这是他在一九五八年以后第一次破例再次乘坐飞机。一离开乱哄哄的武汉,他的头脑就开始冷静下来。毛泽东到上海后,一夜没有睡觉,把身边的人叫来说,不是他们说的那样吧?如果陈再道搞兵变,我们走得出来吗?随同毛泽东从武汉飞抵上海的杨成武,叙述了毛泽东在二十四日晚同他的一段对话:

  “晚饭以后,毛泽东又通知我去一趟。向我交待了

  第二次返京的任务,然后问我:‘你过去认识不认识陈

  再道?这个人怎样?’‘以前不认识,解放后才认识的。

  这个人不错,我们关系也很好。’我回答说。‘你对武汉

  的事情有什么看法?他会反对我吗?’‘主席,谁也不会

  反对你,老红军、老干部、老党员、老百姓,都把你当

  成大救星,军队里的老同志都是跟你干革命的。’‘是

  啊!我也是这样想啊!陈再道也不会反对我,如果陈、

  钟要整我,我们从武汉也出不来啊!’毛泽东经过两天

  冷静的思考,对武汉军区领导的看法,比较实事求是

  了。‘他们不会反对您。’我又补充了一句。‘对!对!

  对!’毛泽东高兴地连说了三个‘对’字。然后又说:

  ‘陈再道在哪里,还有钟汉华、牛师长、蔡政委都在什

  么地方?’‘不清楚。’我答。‘你去告诉周总理,把陈再

  道、钟汉华、牛师长、蔡政委都接到京西宾馆去。你转

  告陈再道三句话:一是有错误就检查,二是注意学习,

  三是注意安全。’”①(①《杨成武将军自述》,辽宁人

  民出版社1997年8月版,第289、290页。)

  第二天,毛泽东代中央起草了给武汉军区党委的复电。他在电文中写了一段重要的话:“对于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包括你们和广大革命群众所要打倒的陈再道同志在内,只要他们不再坚持错误,认真改正,并为广大革命群众所谅解了之后,仍然可以站起来,参加革命行列。”②(②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武汉军区党委的复电,手稿,1967年7月25日。)尽管电文中说陈再道犯了严重错误,但在林彪、江青等把“七二。事件”说成“一个彻头彻尾的反革\命事件”,把陈再道说成这个事件的“罪魁祸首”,要将他置之死地而后快的情况下,这个电报仍把陈再道称为“同志”,对他起了重要的保护作用。陈再道在回忆录中写道:“如果没有毛泽东的这两个字,林彪他们要整死我们,那是易如反掌的。”①(①《陈再道回忆录》(下),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7月版,第363页。)

  一个多月后,毛泽东同杨成武等谈话时批评王力,并且也作了自我批评。他说:“在武汉,我同你们谈话时,当时王力的态度就很凶。我们有个错误,第一天到武汉就应找陈再道做工作。”他批评王力“没有先做好部队的工作,然后再去做好两派的工作。没有好好进行调查研究,下车伊始就哇里哇啦地叫,这种人没有不犯错误的。”②(②毛泽东同杨成武、张春桥、余立金谈话记录,1967年9月9日。)过了十来天,他又说:“前一次王力他们解决百万雄师就是不听我的,不先同部队讲好,做好工作,而急急忙忙到群众中去表态,有偏向,又不找我,捅了一个马蜂窝,着急。前次我不走就好了,王力他们搞得太凶了。”③(③毛泽东同曾思玉、刘丰等谈话记录,1967年9月20日。)

  林彪、江青等却抓住“七二。事件”,变本加厉地进行煽动。七月二十二日,江青接见河南省造反派代表时说:“河南一个革命组织提出这样的口号,叫做‘文攻武卫’,这个口号是对的!”“不能天真烂漫,当他们不放下武器,拿着长矛,拿着大刀对着你们,你们就放下武器,这是不对的,这是要吃亏的,革命小将要吃亏的。现在武汉就有这个情况。”④(④江青接见河南造反派代表时的讲话记录,1967年7月22日。)二十七日,林彪主持会议,决定先在内部撤销陈再道和钟汉华的职务。杨成武回忆道:“在这关键时刻,林彪说了一句关键性的话:‘武汉不单是武汉的问题,而是全国性的问题’,提出‘我们要抓住做大文章’,要批判‘带枪的刘邓路线’,‘揪军内一小撮’,即揪出所谓‘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⑤(⑤《杨成武将军自述》,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年8月版,第294页。)他的意图很明显,就是要乘机在军内清除他心目中的众多异己力量。八月一日,《红旗》杂志发表纪念建军四十周年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社论写道:“不久以前,武汉地区党内和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勾结起来对无产阶级革命派进行镇压。”“目前,全国正在掀起一个对党内、军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这是斗争的大方向。”①(①《红旗》杂志1967年第12期。)

  在林彪、江青的煽动下,各地造反派组织更加无所顾忌地冲击军事机关,大肆抢夺武器弹药,全国范围内的流血武斗继续升级,人民生命财产和国家资产蒙受巨大损失,国内局势进一步恶化。

  毛泽东从武汉转移到上海后,在这里住了将近两个月。剧烈动荡的现实已使他难以像从前那样到处巡视,更难以自己进行以往他提倡的深入的调查研究,而主要是靠阅读文电、报刊以及从少数能同他接触的人员那里来了解国内外情况,指导工作。但是,面对如此复杂多变的局势,通过这些渠道了解得来的情况十分有限,有些还是虚假不实的。因此,他提出的不少意见往往同客观现实有很大距离。

  八月十六日,毛泽东同阿尔巴尼亚两位专家谈话。他计算着“文化大革命”还需要进行多长时间,觉得从目前情况来看,这个时间比他原来预计的要长,但仍认为有三年总可以够了。他说:“我们这次运动打算搞三年,第一年发动,第二年基本上取得胜利,第三年扫尾,所以不要着急。凡是烂透了的地方,就有办法,我们有准备。凡是不痛不痒的,就难办,只好让它拖下去。”“卡博和巴卢库同志是一、二月份来的。当时我要留他们呆到四月份。我说过,三个月,即二、三、四月,可以看到眉目。现在的设想有些改变。经过四、五、六、七月,现在八月份了,有些地方搞得比较好,有一些地方不太好,时间要放长一些,从去年六月算起共三年。既然是一场革命,就不会轻松。这是一场严重的斗争。”如何对待当前“天下大乱”的局势?他仍坚持原来的看法,说:“有些地方还要乱一些时候,乱是好事。有些外国朋友问我,为什么你们高兴乱呢?如果没有大乱,矛盾就不能暴露。”“干部倒下的是少数。如上海市、区、县,各部委,工厂党委和支部书记,要打倒的、靠边站的是少数。”①(①毛泽东同万捷尔•莫依修、缪非特•穆希谈话记录,1967年8月16日。)在他看来,一时被打倒的,还可以再站出来。

  九月四日,他在听取中央文革小组汇报后,着重谈了如何控制局势的问题,说:“发出一个不许抢枪的命令,这个好。”“要解放一大批干部,对!”“有的‘四大’(指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引者注)搞得很惨,何必那么搞?犯错误的干部,主要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另外是长期脱离群众,现在群众要报复一下。现在搞一下也没有什么了不得,又不是向敌人下跪。”②(②毛泽东听取中央文革小组汇报时的讲话记录,1967年9月4日。)

  九月九日晚间,他同杨成武、张春桥、余立金进行了一次长时间谈话。他特别关心“大联合”问题,把它看作解决各省问题、改变当前严重混乱状况的关键。他说:“我们文化大革命搞到现在,有两个前途:一是搞得更好了,一是从此天下分裂。如南京、无锡、北京两大派,势不两立。全国到处两大派,如果统一不起来,这样会不会像辛亥革命以后那样全国出现混乱状况、长期分裂?”“怎么最近又有那么多干部不好了?揪了那么多,红卫兵把干部扫多了。”他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主要是找各方面的人谈话,多做思想政治工作。他计算了一下,说:现在有七个省、市的革命委员会是比较好的,还有几个省的问题基本上解决了,今年还有不到四个月,可不可以再解决十个省?如果再解决十个省,形势就很好了。

  他又谈到上下级关系问题,说:“龙潜(浙江省军区政治委员、省军管会主任。——引者注)整得过分啦,搞喷气式,罚跪,挨打,挂牌子。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事?一个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群众有气;一个是官作大了薪水多了,有事不跟人家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严重脱离群众,到处骂人、训人。”“战士有意见平时没有机会讲,有机会就爆发了。一年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战士有意见就让他讲一讲,讲完了他就没有意见了。”另一方面,他又叮嘱说:“要告诉造反派的头头:你们现在正是犯错误的时候。要用我们自己犯错误的经验教训,教育他们。”“现在有点严肃、紧张有余,团结、活泼不足。要讲团结。干部有错误,有问题,不要背后说,找他个别谈,或在会议上讲。”“现在小将提口号,不留余地。过去‘红总’(江苏省一个群众组织。——引者注)提‘打倒许世友’;现在告诉他们不能打倒许世友,‘八二七’(江苏省另一个群众组织。——引者注)又提‘谁打倒许世友就是反革命’。这样又要犯错误啦!”

  他特别关心工人中分裂为两大派的问题,说:“工厂的问题,我就讲啦,一个工厂都是工人,为什么分两派,我想不通。在武汉开会,我同王力就不一致。在谈话时,王力好凶啊,好凶啊!”当有人谈到上海交通大学的“反到底”组织提出要以它为核心时,毛泽东说:“什么核心?核心是实践中群众承认的,不是自封的。”①(①毛泽东同杨成武、张春桥、余立金谈话记录,1967年9月9日。)

  在上海期间,为了遏制国内局势的进一步恶化,特别是看到全国内政外交有濒于全面失控的危险,毛泽东作出一项有全局性影响的重大决断:对“文化大革命”以来一直到处煽风点火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实行“隔离审查”。

  这项决断的直接导因是八月七日王力对外交部造反派姚登山等所作的讲话(当时被称为“王八七讲话”)。那时候,外事口造反派乘“七二o”事件前后的混乱局面,组成千人“揪陈大军”,矛头直指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在外交部门口“安营扎寨”。八月七日晚,从武汉回到北京并受到盛大欢迎而得意忘形的王力,约见外交部“革命造反派联络站”代表,公然煽动他们夺外交部的大权。他说:“外交吓人嘛,别人不能干,了不起,把它神秘化,只有少数专家才能干。你这外交就这么难?我看处理红卫兵内部的问题比这复杂多了。红卫兵就不能干外交?”“部党委班子没有动吧?这么大的革命,班子不动还行?为什么不能动一动班子?”“揪陈毅大方向当然对,为什么不可以揪?”“我看你们现在权没有掌握,有点权才有威风。”“文革小组对革命派总是支持的。你们有什么过火?我没有看到有多少过火的地方。”①(①王力关于外交部夺权问题的讲话记录,1967年8月7日。)在王力的煽动下,外交部造反派冲砸了外交部,宣布“夺取”部党委的大权。八月二十二日夜,外事口造反派和北京一些红卫兵组织冲击并焚烧了英国驻华代办处,制造了一起建国以来最严重的违法涉外事件。

  八月二十五日凌晨一时,周恩来单独约见刚从上海毛泽东处来到北京的杨成武,向他谈了对近来一系列事件的看法,特别谈到王力的“八七讲话”,并把一份讲话记录交给杨成武,要他立刻送给毛泽东看;还谈了关锋主持起草的《红旗》社论中“揪军内一小撮”的问题。周恩来说:这样下去怎么得了?我担心的是连锁反应。现在,一个是中央的领导不能动摇,一个是解放军的威信不能动摇。他后来对外宾说:“在一九六七年,的确有极左思潮的干扰。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如果仅仅是在青年中产生极左思潮,那是可以得到说服和纠正的,问题是有些坏人利用这个机会来操纵群众运动,分裂群众运动,破坏我们的对外关系。这种人只有在事情充分暴露以后才能发现。”①(①《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5月版,第483页。)

  杨成武在周恩来同他谈话的当天上午立刻直飞上海,向毛泽东汇报周恩来的意见。杨成武后来回忆当时的情景:

  “毛泽东边听边抽烟,不说话,也不提问。听罢汇

  报说:‘成武啊!你累了,先回去休息吧!我考虑考虑,

  看看材料,有事再找你。’”“次日上午,毛泽东对我说:

  ‘你马上去准备飞机回北京,准备好了再来。’我从毛泽

  东那里出来,给专机组打电话安排好飞机后,又回到毛

  泽东的住处。”“毛泽东喝了一口茶,说:‘我考虑好了,

  我说你记。’我准备好笔和纸后,毛泽东继续说:‘王

  (力)、关(锋)、戚(本禹)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

  是好人,你只向总理一人报告,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

  负责处理。’毛泽东将记录过目后,说:‘就这样,你回

  去请总理马上办。”’“当我走出客厅后,毛泽东又把我

  叫回去,说:‘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戚暂时不动,要

  他作检讨,争取一个。”’“中午,我回到北京,立即赶

  赴钓鱼台,单独向周恩来汇报了毛泽东的决定。周恩来

  决定,事不宜迟,马上开会。”“当晚,在钓鱼台,周恩

  来主持召开中央小碰头会,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参

  加。周恩来说:‘今天的会议,是传达毛主席的一个重

  要决策。’他严肃地逐字逐句地宣读毛泽东的指示。随

  后便把王力、关锋隔离起来。”“后来,又根据毛泽东在

  一次会议上的指示把戚本禹也抓了起来。”②(②张子申

  《杨成武将军访谈录》,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4年10月版,

  第43—45页。)

  王力、关锋、戚本禹三人,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身份,自“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到处指使并支持造反派采取极端行动,制造事端,起了十分恶劣的作用。毛泽东决定采取对他们隔离审查的断然措施,对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是一个沉重打击,在社会上引起不小震动,对遏制局势进一步恶化产生了积极影响。

  九月十六日,毛泽东坐火车离开上海,经杭州、南昌、长沙、武汉、郑州回北京。他在途中都找这些省的负责人谈话,讲得最多的仍是正确对待干部和消除派性问题,希望尽快地出现一个“革命大联合”的稳定局面。

  在浙江,他一开始就谈怎样正确对待干部的问题,说:“龙潜、阮贤榜(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省军管会副主任。——引者注)有错误,还要帮助他们,不能一棍子打死,不能像湖南农民对待地主一样。对待干部不能像对待地主一样,罚跪、坐喷气式、抄家、戴高帽、挂牌子,这种做法我是反对的。这种做法破坏了我们的传统。对国民党的杜聿明、黄维、王耀武还优待嘛!希望他们错了就改嘛,能站出来。哪有那么多人要打倒啊!对干部要一分为二嘛!不能一切都抹杀了,他们过去还打过很多仗嘛!”对打派仗的问题,他又说:“红卫兵、工厂的工人分两派,一个工厂、学校分两派,我想不通。双方都有后台。”他归纳起来说:“形‘左’实右,现在还是以极左面目出现,这是主要的。”“运动的第一年已经过去了,第二年又过了三个月了,七、八、九,我看(明年)春节差不多了,可能有个眉目了。”①(①毛泽东同南萍、陈励耘谈话记录,1967年9月16日。)

  在江西,他说:“干部垮得这么多,究竟是个好事还是坏事?现在要批评极左派思想——怀疑一切。这种人不多,但是能量很大,与社会上坏人勾结在一起。我们不是专为保守派说话,是教育左派的问题。总之,要团结大多数嘛!”“要拿一个纲领来团结起来,不是拿哪一个为核心来团结起来,我还是偏向于要多一些人。”“总而言之,打击的面要缩小,教育的面要扩大,包括左派。”①(①毛泽东同程世清等谈话记录,1967年9月17日。)

  在湖南,他说:“学校造反派也要学政策,什么以我为核心,这个问题要解决。”“两派都是工人,一派是左派,一派是保派,我总想不通。越压越反抗。”但他又说:“清理干部得搞群众运动。”“群众运动有一个规律,到了时候才会回头。”②(②毛泽东同黎原、华国锋、章伯森谈话记录,1967年9月18日。)

  毛泽东所说的“群众运动有一个规律,到了时候才会回头”,这句话反映了毛泽东对如何处理群众运动中出现的各种问题的基本态度。在他看来,这些问题是需要解决的,但在时机不成熟的情况下难以解决,急着去解决也解决不了,而现在似乎快到时候了,应该提出批评那些“与社会上坏人勾结在一起”的“极左派思想”。

  据杨成武回忆:“在视察途中,毛泽东还提到,明年春天‘文革’结束后,接着召开九大,把老同志都解脱出来,许多老同志都要当代表、当中央委员。他还列举了邓小平、乌兰夫、彭真、贺龙等人。”③(③张子申《杨成武将军访谈录》,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4年10月版,第40页。)

  九月十九日,他在武汉同杨成武、张春桥、汪东兴、余立金谈话,重点放在他正考虑的下一步工作部署上。他说:“要开一次九大,准备在明年秋季,至少在后年一月份召开。”“要解放一批干部,大胆使用一批干部,多数的干部是好的。”“中央委员会要扩大。怎样扩大?中央委员会要选些新鲜血液,代表里要有新鲜血液。”“要不要开人民代表大会?什么时候开人民代表大会?”“党的机构、政府机构都应大大缩小。”④(④毛泽东同杨成武、张春桥、汪东兴、余立金谈话记录,1967年9月19日。)

  二十日,他找武汉军区和湖北省的领导干部曾思玉、刘丰、方铭、张纯青谈话,又说到:“大概(明年)春节以前,全国基本上解决问题,还有四个多月。”他也向曾思玉等提出九大什么时候开的问题,说:“我看明年秋季九月份开,至少后年一月份开。”他又一次说:“现在我很不喜欢你们给我的四个官衔,什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叫毛主席就行了。”这里显然流露出他对林彪已有不满。他还谈到邓小平,说:“邓小平是不是要保?一个他打过一些仗;第二,他不是国民党的人;第三,他没有黑修养。”①(①毛泽东同曾思玉、刘丰、方铭、张纯青谈话记录,1967年9月20日。)这是他一直在考虑的问题,但以前还没有这样明确地说出来。

  二十一日上午,毛泽东根据各地解决问题的情况,很有把握地说:“七、八、九三个月,形势发展很快,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全国在春节前就差不多了,解决了。”并且说:“文化大革命明年春天结束,不能再搞了。”②(②张子申《杨成武将军访谈录》,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4年10月版,第40页。)

  当天,毛泽东离开武汉,经过河南,在二十三日回北京。这次南巡共两个月零十天。十月七日,中共中央整理转发了《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重要指示》。这是中央在“一月夺权”以来第一次下达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的比较系统的论述。但由于他没有改变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这些谈话收效甚微,各地的混乱状况仍在发展。

  为了扭转这种混乱局势,在毛泽东回到北京前后,经他批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连续发出关于开展“拥军爱民”运动的号召(八月二十五日),关于不准抢夺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和各种军用物资的命令(九月五日),关于严禁抢夺国家物资商品、冲击仓库、确保国家财产安全的通知(九月十三日),关于在外地串连学生和在京上访人员立即返回原单位的紧急通知(九月二十三日),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十月十四日),关于按照系统实行革命大联合的通知(十月十七日),关于各级军区机关目前不搞“四大”和军以下部队坚持正面教育的通知(十一月十四日)。这一系列措施,目的都在稳定局势,恢复社会正常秩序,使“文化大革命”的发展纳入他预期的轨道中去。

  但是,局势并没有因此得到缓解。这从周恩来接见北京大专院校学生的谈话中可以看得出来。他这样讲:对你们来说,始终我们的话是不灵的,而错误的估计、极左的东西却不胫而走,传遍全国。直到现在,各地还在揪“军内一小撮”,许多群众组织还在打“内战”,个人主义、小团体主义、无政府主义、“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思想正从你们的言行中表现出来,这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是完全错误的。①(①周恩来接见北京市大专院校“天派”代表时的讲话记录,1967年9月16日。)

  毛泽东对自己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始终深信不疑。他看到运动中出现的某些问题,并采取一些措施努力加以纠正,但看到社会上不少人对“文化大革命”产生怀疑,又认为有必要维护“文化大革命”,不能因“支流”而忽视“主流”。他在同外宾谈话时尤其强调这个方面。

  九月三十日,他在北京会见谢胡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时说:“中国的事情有一部分干得还可以,有一部分干得不好。如果统统干得好,还搞文化大革命干什么?正是有个黑暗面,要改变。”“在去年夏季赞成我们这一些道理的,赞成文化大革命的,占少数。那时,工人还没有起来,学生受压迫,左派站不起来,红卫兵刚刚冲破汶个压迫。现在来看.情况就不同了,工人起来了,革命派占了多数。现在可以说,多数省革命派占了多数。”他又说:这是社会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社会上有资产阶级、封建阶级,它就要在共产党里找代理人。“去年上半年到今年二月,我把形势估计得严重一点,我说我们这场斗争的第一个可能性是失败,第二个可能性是胜利。”“现在可以看出一个眉目来了,第一个可能性是胜利,而不是失败。”①(①毛泽东同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谈话记录,1967年9月30日。)

  十月三日,他会见刚果(布)总理努马扎莱时,提出一个重要论点:“文化大革命是要部分地改造我们的国家机器。”他又用很长时间来讲干部问题,说:“我只要求你(指干部。——引者注)一条,要把官僚架子放下,跟老百姓、工人、农民、学生、战士、下级一起,平等待人。不要动不动就训人。有道理为什么要训人,可以解释嘛,有道理为什么要骂人?”“这样不行,老百姓不同意,也要批评你,当然不会因为这些打倒你。这次一年多的一个大批判运动,可把这些干部吓一跳。”另一方面,他说:“无政府主义也大大发展了。有那个思潮,暴露出来好,我们就可以教育。”努马扎莱插话说:外国人讲中国乱得很。毛泽东说:“乱了一会就不乱了,请他乱,他也不乱了,他闹够了,不闹够不行。学生、工人、农民都起来闹,这个时候差不多了。”“一个工厂为什么要分成两派,而且打得那么凶?这没有道理。他打够了,就不想打了,下面不打了,工人不想打了,群众不想打了,上面头子孤立起来了。中央讲几句话,就是给他一个下台阶的机会,讲早了不行。”他对形势仍估计得很乐观,说:“现在没有危险了,我已经走过了。打够了,不愿再打了,问题已解决了。好像身上长了一身脓疮,把脓挤出来,身体更健康了。”②(②毛泽东同努马扎莱谈话记录,1967年10月3日。)

  十月十二日,毛泽东再次会见谢胡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对他们说:“这是一次审查干部的好机会。”他又讲到:我们有一部分干部不接近人民群众,也不接近下级干部,做官当老爷。对付这些人,我毫无办法,因为国家这么大,百分之九十九的人我都没有见过,人都不认识。“这回好,群众就整他了。”“为什么我们不怕乱呢?因为你不让它乱,这些矛盾就不能暴露出来。”“从九月下旬起,全国联合的多,不联合的少。大体上他们打够了,闹够了,我看工人、农民、学校、机关有点不想干了。我们要全面解决还得几个月。”“还有一个问题,大概明年或后年我们开党代表大会,把党重新建立起来。”①(①毛泽东同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谈话记录,1967年10月12日。)不久,他会见以谢•佩奇为首的阿中友协代表团时再一次说到:这次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大审查,用群众性方法来审查干部。有可能要冤枉一部分好人,但横竖不杀,搞错了将来平反”。②(②毛泽东同阿中友好协会代表团谈话记录,1967年12月18日。③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记录,1967年11月5日。)

  从对形势的这种乐观估计出发,毛泽东把召开九大和整党的问题提上了日程。他在十一月五日找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了一次,说:“其实,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整党、整团、整军,也是整工、青、妇、学。党、政、军、民、学都整了。”“打了一年多仗,搞出了不少坏人。现在要打出一个党来。当然,坏人还是搞不干净,一次搞干净是不可能的。整党不可能在九大以前统统搞好。九大以后,根据新的党纲党章,继续重新整党建党。”他又说:“我们的党要吸收新血液。工人、贫农、红卫兵中的积极分子要吸收到党里来。旧血液中二氧化碳太多,要清除掉。一个人有动脉静脉,通过心脏进行血液循环,还要通过肺部进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进新鲜氧气,这就是吐故纳新。一个党也要吐故纳新。不清除废料,就没有朝气。”③他要求拟出几条征询意见性的办法,在十一月内发下去,以便十二月把意见集中起来,再发一个指示。根据他的要求,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先后发出《关于对征询召开九大的意见的通报》、《关于整顿、恢复、重建党的组织的意见和问题》和《关于进行修改党纲党章工作的通知》。

  在着手筹备九大和整党工作的时候,毛泽东认为需要对“文化大革命”从理论上加以总结,以利于把“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切实巩固下来。这个理论的概括的表述,最先是在十一月六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纪念十月革命五十周年的编辑部文章《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中发表的,被称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编辑部文章把这个理论的要点归纳为六条:(一)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立统一的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二)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三)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在本质上,依然是政权问题。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四)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必然会反映到党内来。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他们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五)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革命,最重要的,是要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它是建立在对当时我国阶级斗争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错误估计基础上的。对于党和国家机体中确实存在的某些阴暗面,当然需要作出恰当的估计并运用符合宪法、法律和党章的正确措施加以解决,而决不应该采取“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方法。那样做的结果,只能造成严重的混乱、破坏和倒退。这篇编辑部文章,是陈伯达和姚文元主持起草的。但它集中地反映了毛泽东晚年关于“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思想。文章发表前是经过毛泽东看过并同意的。

  在毛泽东看来,一切似乎正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他仍十分自信能有效地控制局势,认为“打够了,不愿再打了,问题已解决了”,可以在此基础上着手创造出一个新的局面来。可惜事实却不是这样。

本文由牛牛娱乐棋牌发布于牛牛娱乐棋牌现代文学,转载请注明出处:毛泽东传,唱假戏大帅巧用兵

上一篇:雍正皇帝,毛泽东传 下一篇:没有了
猜你喜欢
热门排行
精彩图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