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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皇帝,毛泽东传
分类:牛牛娱乐棋牌现代文学

一九五八年,在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留下了一道深深的印迹。

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重提阶级斗争以后,毛泽东从“反修防修”的战略出发,决定在全国城乡发动一场普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几经周折,几经反复,有人被腰斩弃市,有人则升官晋级。有人买了考题落个不第而归,有人诚心为文却得名列榜首。冥冥之中,似乎有神明相助,其实全是雍正皇帝圣心独运,乾纲震断的结果。

  李卫傻了:“那,那可怎么办?难道让他鄂尔泰压住咱们?哎——先生,有没有比孔子大的?”

  这一年,是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头一年,也是实践十五年赶超英国目标的头一年。新年伊始,毛泽东向全党提出,把党的工作着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来。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有一个发展过程。对毛泽东来说,对全党来说,这个教育运动应当怎么搞,并不是一开始就有了一套具体的方针、政策和方法。这些都是在实践过程中,根据典型经验逐步总结出来的。毛泽东在探索,刘少奇在探索,党的各级领导也在探索。这中间,毛泽东的意见起着主导的和决定的作用;而他的许多意见也是集中了别人的意见。毛泽东在指导中苏论战的同时,又指导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两件事互相影响,互相推动,使毛泽东的思想一步一步地向“左”的方向发展,并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作了思想舆论准备。在探索中,总会有不同的意见发生。随着运动的深入进行,对于这场运动的性质、基层干部状况的估计,以及工作步骤和方法等问题,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出现了分歧,这种分歧的加深,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直接原因之一。

  看着阶下山呼膜拜的三百六十名进士,雍正皇帝终于露出了难得的笑容。新科进士觐见皇帝,是历朝历代都十分看重的大事。因为自此以后,这些人就将担当起国家的重任,为官为宦,或造福一方,名垂青史,或建功立业,彪炳万代,众所周知,皇上是个生性挑剔,事事较真的人。张廷璐等透露考题事发之后,震惊了全国,也使雍正皇帝痛切地感到,吏治改革已经是迫在眉睫了。所以,他再一次重新命题,重新委派考官,当卷子呈上来后,他还亲自审阅,甚至亲手批改,亲自选走录取的名次。为的就是在他登基后的第一次科举中,选出他最满意的人来,为新朝奠定坚实的基础。所以,他对今天的新科进士的觐见大典,比过去任何朝代都更为重视,安排得也更为隆重。

  “没有,真的是没有。”

  回顾新中国走过的八年历程,展望今后的发展,毛泽东感到十分欣慰:

  十中全会之后,由于忙于繁重的经济调整工作,绝大多数省份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并没有闻风而动地搞起来。一九六二年冬和一九六三年初,毛泽东在杭州、南昌、长沙、武汉、郑州、邯郸等地,分别找来一些省委负责人谈话,只有湖南省委书记王延春、河北省委书记刘子厚向他汇报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情况。毛泽东感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问题并没有引起各地负责人的高度重视,感到不满,决定在一九六三年二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专门讲一下。

  所有的本朝重臣也全都奉命前来与闻观礼。八弟允禩,十三弟允祥,上书房大臣隆科多和马齐,全都到场了。连前些时因为避嫌而回避的张廷玉,也被重新召回,站在了御座旁边。

  李卫拧眉攒目地想了又想,一边还不住地在嘴里嘟囔着:“他妈的,我不信孔子就那么厉害,难道就没人能管住他?哎,我想起来了,咱们在大牌子上写上‘孔子他爹’!孔子再大,他总不能比他爹更大吧?”

  “我们的革命是一个接一个的。从一九四九年在全

  中央工作会议于二月十一日至二十八日在北京召开。会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增产节约和“五反”运动,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厉行增产节约和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的指示》。

  首席王大臣允禩是今天的司礼,他看雍正皇上目视自己,就跨前一步,来到御座前躬身行礼,又转过身去朗声说道:“雍正元年恩科进士胪唱已毕,新进士跪聆皇上圣谕!”

  邬思道一愣之下,随即又放声大笑:“好,这主意真可叫绝,你李卫也不愧了这‘鬼不缠’的雅号!不过,你写上‘孔子他爹’,似乎也太直白了些。孔子的令尊大人叫‘叔梁纥’。你把他写到牌子上,不管孔子到了哪里,他见到这块牌子,也得退避三舍!”

  国范围内夺取政权开始,接着就是反封建的土地改革,

  “五反”运动,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方式之一,只限定在城市中进行。农村中如何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会议没有作什么决定。而毛泽东所关心的恰恰是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他印发会议的两个文件都是属于这方面的,一个是湖南省委的报告,一个是河北省委的报告。毛泽东称赞这两个报告“都是好文件,值得引起全国各地、中央各部门的同志们认真研究一下”。①(①毛泽东对河北省委关于农村整风整社运动情况报告的批语,手稿,1963年2月20日。)

  新进士们齐声高呼:“万岁!”

  雍正皇帝这次巡视,并不是十分顺利。他从开封出发刚来到兰考,大船就搁浅了。这里的水是不小,但多年黄河失修,屡次漫灌,主航道早已不见。以致有的地方水流湍急,打得船只光转圈就是不向前;而刚刚走了不远,又困在沙滩上前进不得。全靠随行的军士们拉纤,才能一尺尺地挪动。张廷玉命人找了一个河工来一打听,照现在的走法,再走一个月也难回到北京,这可真是名符其实的“蚊龙困在沙滩上”了。张廷玉身为宰相,他得纵观全局,联想到眼下瞬息万变的形势,他再也坐不住了。

  土地改革一完成就开始农业合作化,接着又是私营工商

  二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各中央局第一书记谈农村工作问题,有刘少奇、邓小平参加。他说:“各省农村情况究竟如何?王延春、刘子厚同我谈过,他们都写了报告。但刘子厚的报告没有写清楚。对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讲什么?他们原来写了提纲,按提纲讲碰了钉子,后来才按中央文件原原本本地讲。谁讲?我看从省委书记到县委书记,凡是年轻力壮的都要到公社去讲。”这个时候,“四清”的问题还没有提出来,在农村搞社会主义教育主要是宣讲十中全会的三个文件②(②指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公报、《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毛泽东在谈话中讲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他说:“在农村要加强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要有一套制度防止修正主义。现在的事情,实际上是上一个朝代传下来的,是上一个朝代孕育的。”①(①毛泽东同中央局第一书记谈话记录,1963年2月26日。)

  雍正安详地坐在御座上,端起奶子喝了一口,清清嗓子开言了:“你们都是新科的进士,也都是读书人。常言说,响鼓不用重槌,朕也没什么要向你们多说的。昨天夜里朕又详查了一下你们的履历,三百六十名进士中,出身寒素的占了一大半、看来李绂取的还算公道。”他略微一顿,又平静地说,“国家取士,三年一比,为的是什么呢?为的就是要用你们这些人替朝廷作事,为国家分忧。子曰,‘学而优则仕’。你们能被取中,当然是‘学而优’的人了,以后就看你们怎么做这个‘仕’。朕选了你们,就是要用你们这些人替朕办事的。你们或者在朝中做官,辅佐朕协理政务,参赞筹划;或者是代朕抚绥地方,治理民事,调理民情。‘仕’做的好坏,要看你们自己。过去,你们是寒窗苦读。从童生而秀才,由秀才而举人再到进士,凭的是文章,是学识。以后,你们要当官理民了,应该凭什么呢?朕今天要送你们两个字。”

  他从船上下来,到雍正坐着的大舰上求见皇上。雍正还在埋头批阅着文书,见他进来,也只是抬了一下头说:“不要行礼了,坐吧。”便又继续写下去。

  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即生

  建立什么制度,采取什么具体措施防止修正主义呢?这时毛泽东也还没有具体方案。他主要强调要靠教育,并且渴望了解下面提供的实践经验。

  说到这里,雍正突然停了下来。新科进士们都伏首静听,在等着皇上的下文,谁也不敢抬头,谁也不敢出声。整个大殿都沉浸在一种肃穆端庄的气氛中,仿佛地上掉根针都能清清楚楚地听见。

  张廷玉真想说一句,你倒是稳坐钓鱼船,不用着急,可你知道咱们已经陷入绝境了吗?可是,他只敢想,却不敢说。一直等雍正写完了,才小心谨慎地说:“皇上,臣以为这河工不宜再看了,还是走陆路早点回京更好。”

  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在一九五六年基本

  在中央工作会议最后一天的会议上,毛泽东专门讲了社会主义教育问题。他强调指出:“要把社会主义教育好好抓一下。社会主义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一抓就灵。”他说:“我跑了这么多省,两个省的同志(王延春同志在长沙,刘子厚同志在邯郸)突出地跟我讲这个问题。干部教育中,要保护大多数,使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同志把包袱放下来,也不是洗冷水澡,也不是洗滚水澡,而是洗温水澡。然后,他们去和贫下中农积极分子结合,团结富裕中农以及或者已经改造或者愿意改造的那些地主残余、富农分子,打击那个猖狂进攻的湖南人叫‘刮黑风’的歪风邪气、牛鬼蛇神。”他说:“现在又证明,我们的干部,包括生产队长以上的这些不脱离生产的以及脱离生产的,绝大多数不懂社会主义。他们之所以不懂,责任在谁呢?在我们。我们没有教育嘛,没有教材嘛,没有像‘六十条’这样的东西以及阶级教育。十中全会公报是很好的一个教材。有教材了,教育的方法,还得照湖南、河北现在的办法。请各省把湖南省委、河北省委这些报告,参考你们自己的经验,加以研究。要走群众路线,保护大多数干部,又使他们放下包袱,又解决问题。只要五个晚上,歪风邪气、牛鬼蛇神就打下去了,不需要多少时间。”毛泽东问王延春:“只要五个上,是不是这样?”王延春答:“是这样的,可能有的多一点。”毛泽东接着说:“这个教育问题,提出来还只有一两年,从‘六十条’起,还只有两年,从去年七千人大会着重提出教育干部算起,也只有一年多。再有几年,我们的干部是可以教育好的,可以把那些牛鬼蛇神打下去。既然是牛鬼蛇神,就要打。打的方法,也不能个个拿来枪毙,不能用那个生硬的方法。像少奇同志那一天讲的斯大林那个办法,动不动就杀人,那不解决问题。”

  雍正含着微笑,从牙缝里迸出两个字来:“天良!懂得这两个字吗?‘天’,就是‘天理’,‘良’就是‘良知’!顺从民意,不违民情,就合乎天理;敬法畏命,忠心做事,就是良知。能做到这两个字,你就能享受荣华,享受富贵,光宗耀祖,封妻荫子,要什么有什么!因为你既公且忠而又明,益国益民益自己,这荣华富贵是老天赐给你的,朕也乐意把它们全都给你。可话又说回来,你不讲这两个字,不遵天理,不循良知,那么你就将会受到惩罚,那时坐牢杀头,抄家流放,也是要什么就有什么。因为上天要惩治你,朕也乐意把这些全都给了你!”

  “哦?你怎么突然想起这个主意了呢?朕看你脸色不好,是不是身体不适?”

  完成。接着又在去年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

  刮“共产风”那几年,毛泽东也曾批评过基层干部不懂社会主义,主要是指他们不懂得按劳分配原则和价值法则,违反和破坏了这些原则。现在又说基层干部绝大多数不懂社会主义,主要是指他们不懂得阶级斗争。这两种批评合在一起,实际上反映了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某种认识和理解。

  张廷王听了这话,不觉一震。他是在两代皇上身边多年的人了,过去,老皇上康熙在世时,遇上新进士入宫觐见,总是把它当作一件大喜之事来办的。行了礼,磕了头,老皇上顶多是说一句“回去好好办差,不要辜负了朕的恩情”,就算完了。因为这是庆典,说些吉利的话,说些让大家都高兴的话,让他们知道感恩戴德就行了,怎么能说得这样严肃,让新进士们胆战心惊呢?可是,他却不敢有什么表示,只是按习惯“站在局外”一个人想心事。他转脸看看别人,也都是什么表情也没有,只是泰然自若地在听着。他忽然想起昨天被处决的兄弟张廷璐,“天威难测”几个字,使他打了个寒战,便再也不敢胡想了。

  “不不,臣虽然有点晕船,可还能抗得住。刚才臣召见了河工,听说,前边的三百多里路十分难走。沿岸也少有人家,给养又供应不上……再说年羹尧回京在即,恐怕要误了……”

  会主义革命,这个革命在今年七月一日以前可以基本上

  最后,毛泽东还特别嘱咐大家,要抓紧社会主义教育同今年的经济工作。他说,今年如果能够再增产一百五十亿斤到二百亿斤粮食,棉花再增产若干,油料再增产一些,工业的调整再有一个进步,那就很好了。①(①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3年2月28日。)

  雍正皇帝还在上边继续说着:“你们都知道,朕在当皇帝前,曾经在藩邸当过近四十年的王爷,也曾奉了圣祖皇上的旨意,多次办差,屡屡出京去察看民情。所以朕不是那种什么都不知道的昏君,也没有什么事情能瞒得过朕的眼睛。眼下朝廷里就有一种混账风气,科举选士本来是朝廷的抡才大典,可是选来选去,倒成了一些人谋取私利的手段了。考官着重的是“师生”情份,而考生也只记得我是某某科的进士,某某是我的座师、房师,某某是我的同年、同科。他们忘记了皇上的恩情,却只记得门生、同年的私情,于是便结党拉派,朋比为奸,便不念君恩,不循纲常,不谙大礼,不要天良,什么样的怪事都出来了。你们都给朕记住,这种行为是难逃朕之洞鉴,也难逃国家法度的!”

  “哎——你太过虑了!年羹尧只需一纸文书,让他再等几天就行了嘛。这里的河道朕是一定要好好看看的。亲自看了,心里才能更有底。不然,他们就老是给朕说屁话。”

  告一段落。……现在要来一个技术革命,以便在十五年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对于开展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来说,具有标志性的意义。会议后,各地纷纷行动起来,把农村社教运动当作一件大事来做,并且初步总结了一些典型经验,上报中央。毛泽东对这些经验报告极为重视,选其重要者,及时批转各地,催促参照实行。

  说到这里,雍正皇上笑了笑说:“今天是你们的好日子,应该说点好听的话才是,朕却说了些这话,你们可能都不大高兴了。俗话说,一咒十年旺嘛,咒一咒,你们就能太平无事了。”突然,他把眼光转向张廷玉说,“你们看,这里站着的就是你们都十分敬仰的张廷玉。当年他和你们一样,也是跪在这里,聆听过先帝爷胪传圣训的。几十年过去了,他还与当年听训时一样,兢兢业业,勤公忠廉,成为先帝和朕两代皇朝的股肱之臣,心腹之臣,不容易呀!今天朕就要在这里立他为你们的楷模——李德全!”

  “万岁要是不放心这边,等回京后再派个人来好了。再不,臣亲自替皇上看,这总行了吧。再往前走,邸报就送不上来了,北京是什么情形,各地又是什么情形,我们一君一相撂在这里全然不知可怎么好?怡亲王正在病中,也着实让人惦记……”

  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内赶上和超过英国。中国经济落

  二月会议后,毛泽东转发的第一个文件,是山西昔阳县干部参加生产劳动的材料。这个材料以中央名义于三月二十三日转发,题目是《中央转发一个调查材料:昔阳县干部参加劳动已形成社会风尚》。毛泽东审批时,觉得标题太平,不足以引起注意,重新拟写了一个标题:《山西省昔阳县,县、社、大队、生产队四级干部全体参加生产劳动的伟大范例》。

  内宫总管李德全“扎”地一声跪在面前。雍正皇帝一字一板地说,“记档:张廷玉着晋升一等侯爵,赐紫禁城骑马。他的子孙里着选一人,恩荫贡生,随皇子宗室陪读待选。”

  雍正已经预感到事情的严重,但他并没有马上表态,只是说:“好了,好了,你不要多说了。哎呀,这船舱里怎么这样闷?走,到外边透透风吧。”

  后,物质基础薄弱,使我们至今还处在一种被动状态,

  四月间,毛泽东又先后收到几个报告。主要有:(一)四月四日保定地委关于“四清”工作向河北省委的报告。这个报告第一次提出“四清”问题,即“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工分、清理财务”。这是保定地委在农村贯彻“六十条”、贯彻勤俭办社和民主办社当中提出来的。他所针对的主要是农村干部中大量存在的多吃多占、账目不清、贪污盗窃等现象。报告认为这些都是损害社会主义、损害集体经济的行为,并且写道:“事实再一次证明阶级和阶级斗争确实是存在的。两条道路的斗争是激烈的。在生产队开展‘四清’实际具有农村‘五反’性质。这是又一次反击资本主义向集体经济进攻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①(①《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7月版,第254页。)毛泽东四月八日南下路过天津时看到这个报告,当即予以肯定,说不搞“四清”怎么搞社会主义?随后路过济南、南京时,向山东省委和江苏省委负责人推荐了这个报告。(二)四月十日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两个问题的报告。这个报告提出用村史、家史等对青年进行阶级教育。(三)四月十五日河南省委关于当前农村社教运动情况的报告,汇报了中央二月会议以后,对全省社教运动的部署。

  “扎!”

  站在夏风劲吹的船头上,雍正不由得心潮起伏。他眼前的这个张廷玉,不是雍正藩邸的老人,他当然不能像邬思道或李卫那样,不论看到什么事,都敢往外撂。张廷玉的忠心,他的谨慎,他的精明,他的干练,都是让人不容怀疑的。他刚才所说,是话中有话啊!表面上看,说的是越走越远,怕误了皇上的军国大事;可细心一想,“连邸报都送不上来了”,就会有人借机封锁消息,策动叛乱,使朝局发生意外!雍正一想到此,不觉毛骨悚然,是的,不能再往前走了,得赶快回京!他忽然又想到,此时此刻,说不定远处就有人在窥探动静。嗯,不能让他们看出这里的真实情况,起了疑心。他大声地说:“哎,不怕。你是没有办过河工,不知道真情。不就是三百里水草路嘛,有这么多军舰护送,还能过不去?等出了这段泛区,叫洛阳水师提督把有功人员名单报上来,依次嘉奖也就是了。”说完,他回头就进了舱内。

  精神上感到还是受束缚,在这方面我们还没有得到解

  毛泽东对这几个报告都很重视。到了上海,四月二十五日在同周恩来、邓小平等讨论对苏共中央三月三十日来信的复信稿时,特地提请他们注意这几个报告。但当时大家的心思都不在这里,没有怎么讨论。毛泽东觉得,这么重要的问题,没有引起注意,实在有加以强调的必要,于是便找彭真来,帮助起草转发这些报告的批语。后来,周恩来追述说:“那次,小平同志和几位同志到杭州去修改给苏共中央的复信,我陪阿联的萨布里到上海去见主席,在上海会合。四月二十五日在主席那里谈了一次,主席就提出这个问题,说这几个文件值得很好地注意。当时主席说了,我们也听了,也说应该注意,但是也没有展开讨论。我们当时还是对反修正主义谈得多,这个问题比较谈得少。主席感觉大家还是印象不深,所以我回来不久,主席就打电话要彭真同志去,起草这些批语。这是四月底。到五月二号,就起草了对东北、河南的报告的批语。”①(①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3年5月18日。)

  张廷玉一听这圣谕,傻在那里了。弟弟张廷璐昨天才被处决,全家都没有受到株连,自己还在朝里照样当差,没有处分,更没有失宠,这都已是万分幸运了,怎么还能受到褒奖?这,这这这,这太不可思议了。他连忙从班部中出来跪下:“皇上,不可……臣无寸功于皇上,却有失察之罪。万岁对臣升官晋级,恩荫子弟,如此深恩厚泽,臣如何敢当?”

  一进舱,雍正立刻严峻地悄声说:“廷玉,你说得对。朕全听你的,今晚就走。留下李德全和邢年他们,照旧在这里‘当差侍候’。你和五哥、德楞泰、高无庸与朕同行,走陆路返回京城。”

  放。要鼓一把劲。再过五年,就可以比较主动一些了;

  毛泽东很快觉得,指导全国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仅仅依靠一个一个地批转典型材料已经不够了,需要中央作出一个决定,全面阐明指导整个运动需要解决的一系列思想认识问题和具体的方法、政策,使全党统一认识,保证社教运动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他指定彭真(后加陈伯达)具体主持决定的起草工作。这个决定后来定名为《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

  雍正把手一摆说:“你是你,张廷璐是张廷璐,你们兄弟二人不能相提并论。这次考场舞弊,朕已经查清,这里面没有你的事。张廷璐有罪,罪有应得,罪不能赦;而你张廷玉有功,功在社稷,功不可没。”他向下一指接着说,“朕今天就是要他们看看,要他们想想,朕刚才说的‘天良’二字的分量。有功者必赏,有罪者也必罚,功过是非分明,才是明君所为嘛。朕的话已经记档,你就不要再辞了,起来吧。”

  张廷玉躬身答应,又说:“臣立刻发文给田文镜,让他调来开封的绿营兵拱卫圣驾……”

  十年后将会更加主动一些;十五年后,粮食多了,钢铁

  从五月二日至十二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一个会议,主要就是讨论和修改决定草案稿。参加会议的有彭真、陈伯达、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和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也参加了会议。

  雍正说完,向允禩看了一眼,允禩上前高声说道:“新科状元率诸进士上表谢恩!”

  “用不着!”雍正马上拒绝了,“太平世界,又是大白天走路,怕的什么呢?何况张五哥和德楞泰还都是百人敌,他们难道还护送不了你我君臣二人?”有句话他没有说出,那就是三十名粘竿处的卫士,还在暗中保护着呢,又怕的什么。

  多了,我们的主动就更多了。我们的革命和打仗一样,

  会议期间,毛泽东继续阅读各地送来的关于农村社教运动的报告,选出一些重要的印发会议并加写批语。毛泽东在主持讨论修改文件时,又发表了许多意见。这些批语和意见,以及印发的材料,成为形成决定草案的思想指导和基本素材。

  王文韶答应一声,起身向御座走了三步,舞拜三跪九叩大礼,小心翼翼地从袖子里取出黄绫封面的谢恩折子读了起来。开始时,他还有点紧张,读着读着就越来越流畅了。听着这篇写得极其华丽、又极其空泛的颂圣文章,张廷玉的心里又飞驰神思了。处决张廷璐时那血淋淋的刑场,夜里九阿哥允禟那非同寻常的拜访和他那闪烁其辞的话语,加上今日皇上这突如其来的表彰,像乱麻一样在心头搅和着,怎么也理不出个头绪来。多年的从政生涯,曾使他的思路变得十分敏锐。他清楚地知道,一个人骤然受恩,或者受恩太重,常常会带来意想不到的灾祸。雍正皇帝又是个喜怒无常的君王,今天同着新科三百六十名进士,给予他如此的重恩,这意味着什么呢……

  张廷玉没有再坚持。他心里十分清楚,雍正皇帝外出私访,真正的敌人不在民间,而是在庙堂之上,萧墙之内。与其让这些“真正的敌人”了解到皇上的动静,不惊动官府恐怕还更安全一些。不过,他还是把德楞泰和张五哥,以及李德全他们叫来,嘱咐了又嘱咐,叮咛了再叮咛,这才放下心来。

  在打了一个胜仗之后,马上就要提出新任务。这样就可

  对宋任穷的报告和河南省委的报告的批语,是五月二日(会议的第一天)毛泽东亲自起草的。在征求中央其他领导同意后,于五月十日发出。批语指出:“河南报告说明,他们在中央二月会议以前是没有根据十中全会指示的精神,认真地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工作的,或者是没有抓住问题的要点,没有采用适当的方法。二月会议以后,他们抓起了这个工作,并且抓住了问题的要点,采取了适当的方法。”批语在肯定河南的试点工作后指出:“总之,必须团结绝对大多数(百分之九十几)的干部和群众,适当地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即解决程度不同的不正常的干群关系问题,组成有领导的广大干群队伍,以便一致对敌。对坏人坏事,也要有分析。轻重不同,处理的方法也不同。必须以教育为主,以惩办为辅。真正要惩办的,只是群众和领导都认为非惩办不可的极少数人。”批语向全党推荐了宋任穷报告中讲的用村史、家史、社史、厂史教育青年群众的做法,认为是普遍可行的。批语最后指出:“社会主义教育是一件大事,请你们检查一下自己在这方面的认识和工作,检查一下是不是抓住了要点和采取的方法是否适当,查一查是否还有很多的地、县、社没有抓住这方面的工作。如果有的话(看来一定是有的),应当在农忙间隙,在不误生产的条件下,抓住进行。”这个批语,毛泽东特地用中共中央指示的形式下发,意在大力推动全国农村的社教运动。同时,在工作步骤和政策上,采取了较为稳健的方针,强调:“特别要注意分步骤的方法、试点的方法和团结大多数、孤立极少数的政策”。①(①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宋任穷报告和河南省委报告的批语,手稿,1963年5月2日。这个文件发出时,将日期署为5月10日。)

  他正在胡思乱想,王文韶的文章已经读完了,随着最后那句“谨奉表称谢,以闻!”读出,众进士一齐伏首高呼:“臣等恭谢天恩!”

  当夜二更过后,一叶舢板,驶离大舰。雍正皇上和张廷玉他们扮做客商,张五哥等人则装扮成随从。悄悄地走上了大路。不过,他们却没从原来的路上走,而是绕道菏泽,经由临清、德州等地,来到了河北保定。

  以使干部和群众经常保持饱满的革命热情,减少骄傲情

  五月七日,毛泽东主持讨论决定草案第一稿。他对这个稿子提出了指导性的修改意见。说不要那么长,要短些,严肃些。要写些这样的问题,如认识不一致的问题。他说,他走了十一个省,只有王延春、刘子厚滔滔不绝地向他讲社会主义教育,其他的省就不讲。三级干部会开了,社会主义教育没有抓住要点,方法不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要点就是:阶级、阶级斗争,社会主义教育,依靠贫下中农,“四清”,干部参加生产劳动这样一套。这时,毛泽东对社教运动的内容已经形成一个基本规定。

  雍正皇帝微笑着接过李德全呈上来的谢恩表,打开来仔细看了看说:“嗯,写得很好嘛……唔,王文韶,你是不是王掞师傅一族的?”

  见到了高耸的保定城头,张廷玉的心才放下了一半。不过,他还是不敢那么自信。他知道,这里的知府是他的门生,便以奉旨外出私访为名,向他要了三十名亲兵。张廷玉告诫说:他要的这些人,是充当他这位宰相的临时护卫的。他们只能远远地跟在后面,而不准走近他身后十里之内!

  绪,想骄傲也没有骄傲的时间。新任务压来了,大家的

  然后,他进一步阐述了对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一些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他说:各地都要试点,试点很要紧。凡是一般化的,不触及洗手洗澡,不触及贪污盗窃,就不能抓住问题。我们在农村中十年来没有搞阶级斗争了,只是土改搞了一次,“三反”、“五反”是在城市,一九五七年搞了一次,也不是现在这个方法。现在的方法,是要使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洗温水澡。说精神愉快,那是结果,要有点紧张,但不是所有的人都那么紧张。有些人实行了退赔,就不戴贪污分子的帽子了。吐出来就算洗了手,一不叫贪污,二不叫盗窃,伤人不要过多。十年来,“四清”就没有搞清楚过。“四清”是人民内部矛盾,敌我矛盾就是敌人的破坏,投机倒把,贪污盗窃。要用现在这个方法,使多数人洗手洗澡,轻装上阵。要把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团结教育过来,发动群众,打击极少数贪污盗窃分子。要使多数人有敌我观念,把阶级队伍组织起来。

  王文韶叩首回答:“回万岁,太傅王掞是家父的三眼堂弟。”

  张廷玉叫了两辆驮车,请皇上坐好,自己紧随其后。张五哥和德楞泰护侍着雍正,高无庸则坐在皇上的驮车车辕边上。就这样,行行走走,走走行行,巍巍帝阙已经在望。张廷玉心细,京师就在眼前,后边再跟着兵士就招眼了。他跳下驮车,回身向高无庸说:“你到后边去见见随行的兵士,把我写的这个条子交给他们。向他们说‘张相已经到京,不要再送了’。让他们凭着这条子,到保定府去领三千赏银。”

  心思都用在如何完成新任务的问题上面去了。”①(①毛泽东《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1958年1月。见《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49—351页。)

  他又提出:不要性急。今年搞不完,明年再搞。明年搞不完,就后年。社会上总是一分为二,对立的统一,没有贪污盗窃,不成世界。不然辩证法就不灵了。

  “哦,三服不算太远嘛。家学渊源,不愧是状元手笔呀,文章很看得过去了。”

  此刻,雍正也从驮轿上下来了。他走过来问道:“廷玉,再往前去,不就是西华门吗?朕看也不过三十多里路,你为什么在这里停下呀?”

  毛泽东把这个思想概括为“不断革命”。

  毛泽东与大家一起进餐。他举杯祝酒:“为‘四清’、‘五反’,挖修正主义根子的胜利干杯!”他接着说:“有人有顾虑,无非是两条,一是怕耽误生产,一是怕伤人太多。要使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有利于生产。‘四清’、‘五反’的结果,一定会有利于增加生产。”

  “万岁,臣不敢谬承圣上夸奖。这篇文章其实是臣和一甲二名进士尹继善,一甲三名进士刘墨林三人合议,由臣执笔写成的。”

  “万岁您看,太阳已经下山,也该打尖吃饭了,您急什么呢?这里地势紧要,我负着皇上的安全。怎么走,在哪儿住,都应该由我说了算。您不要多问,也勿需多管。因为,这已是皇上早就答应了的。”

  同时,他又交代,把党的工作着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这件事可以在党内事先酝酿,“向干部讲清楚,但是暂时不要在报上宣传,到七月一日以后我们再大讲特讲,因为那时候基层整风已经差不多了,可以把全党的主要注意力移到技术革命上面去了。”(②毛泽东《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1958年1月。见《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49—351页。)

  饭后,继续开会。他说:干部参加劳动问题,请大家注意一下。昔阳的材料很好,你们看了没有?那个县的干部每年参加劳动,至少有六十天。那是一个在山上的县,很穷。越穷就越要搞社会主义。富了就不搞了吗?!各省都有这样的材料,浙江搞了七个。请每个省都搞一批。干部一参加劳动,许多问题就得到了解决。修正主义的根子就在这里。支部书记参加劳动了,大队长、队长、会计就会参加,整党整团就好办了。这样,修正主义就少了。县、社两级干部也要参加劳动。我希望在几年之内,分期分批,办到昔阳那样的程度。

  雍正笑了笑说:“哦,原来是商量好的文章,果然做得花团锦簇,十分得体。昨天可是个你们的吉庆日子啊,你们既然聚在一起,除了写文章外,难道不曾做过别的事情?比如说吃点酒,对对诗什么的,毕竟是金榜题名,毕竟是大喜日子嘛。”

  张五哥和德楞泰看傻了。他们在宫中眼侍了这么多年,和张廷玉打交道多了。在他们的眼睛里,这位宰相总是那么规矩,那么勤奋。很少见他有过笑脸,但也很少见他发过脾气,更从来没见过他用这种口气和皇上说话。但再向上一瞟,皇上似乎并没有生气,还是那么平静地笑着。他们奇怪了,哎?这是怎么回事?

  毛泽东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对领导经济建设全神贯注,投入了几乎全部精力。他是多么急切地希望中国很快地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而新中国八年来的迅速发展,也的确为迎接这一历史性变化准备了条件。

  说到组织阶级队伍问题,毛泽东认为,“六十条”中对阶级队伍问题写得不突出是一个缺憾。他说:农村里贫下中农大约占百分之五十到七十,组织起来了,就有了中心。搞“六十条”时,还没有好好注意提依靠谁的问题。依靠谁,总得有阶级,不是依靠全民,而是依靠较贫苦的。①(①毛泽东在杭州召开的有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会议上的谈话记录,1963年5月7日。)

  雍正这话说得十分随便,好像是信口而问的一句闲话,但是说者似乎无心,听者却不能不答。王文韶向尹继善和刘墨林看了一眼,叩头答道:“回万岁,臣等因为今日一早就要进宫觐见天颜,昨夜不敢喝酒。谢恩表章写完之后,因为天时尚早,就在一块玩了一会儿叶子戏。可不知是什么原因,玩着玩着,忽然少了一张牌。想到还要早起,也就散去了。”

  雍正笑着说:“对对对,你说了算,朕说的不算,这总可以了吧。”

  到一九五七年,工业总产值从一九四九年的一百四十亿元增加到七百八十四亿元,在“一五”计划期间保持每年百分之十八点四的增长速度,超过计划中原定的百分之十四点七的速度。这是一个很高的而又很扎实的速度。其中,钢产量从一九四九年的十五万八千吨,增加到五百三十五万吨;煤产量从一九四九年的三千二百万吨,增加到一亿三千一百万吨。农业总产值,从一九四九年的三百二十六亿元增加到一九五七年的六百零四亿元,在“一五”计划期间保持着百分之四点五的年增长率,超过原定的百分之四点三的增长速度。工业总产值在工农业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也从“一五”计划开始时的百分之四十一点五(一九五二年)提高到结束时的百分之五十六点五(一九五七年),超过一半。一些具有战略意义的工业部门,如飞机制造、汽车制造、机床设备制造、有色金属冶炼、高级合金钢冶炼等,也在这一时期内从无到有地相继建立起来。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增长速度都不很高。第一强国美国的年平均增长率不过百分之三点七,英国只有百分之二点九。刚刚诞生的新中国,以这样的速度发展的确是很快的。

  第二天,五月八日,毛泽东向会议印发并推荐了湖南省委的两个报告:关于农村社教运动情况的第二次报告和关于树立贫农优势的报告。

  雍正畅怀大笑:“哈哈哈哈……好,说得好,做得也好。你们不欺暗室,不欺朕躬,老老实实,一句谎话也不说,不愧是真名士,真状元也!”说着从袖子里拿出一张骨牌来向王文韶一亮,“你们看看,玩丢的是这张牌吗?”

  张廷玉没有说话,他仔细地打量了一下四周。从这里向西是畅春园,东北那边是西便门,正北是白云观,离这里最近的地方则是丰台大营。他和皇上离开北京已有好多日子了,那里现在到底是什么样,他们连一点也不知道,这神密莫测的京城里等着他们的是福是祸,谁也不敢说。身为宰相,他不能拿皇上的安全冒险,也不能让皇上见到自己的一点差错。他当机立断,对皇上说:“万岁,臣以为我们今晚应该住在丰台大营里。叫毕力塔前来侍候,明天再从这里返回畅春园。”

  在“二五”计划开局之年,应当采取怎样的发展方针,是毛泽东首先考虑的问题。

  当天晚上,毛泽东又在住地召集会议。由彭真汇报前一天晚上他们自己讨论的情况,表示文件没有写好,作了自我批评。彭真说,大家感觉从去年北戴河会议以来跟不上主席,跟不上下边那些先进单位。毛泽东说:“你们的文件就是平淡,逻辑性也不够,有的长,有的短。”会上有人说,看到一些报告受到了启发。毛泽东说:“启发就是河南的这两个材料。我又看了一次昔阳的报告,写得很好。浙江的七个材料我都看了。”

  王文韶抬头一看,惊得张大了嘴再也合不上了。原来他们昨夜少的那张“么”,现在正在万岁手中。他来不及多想,叩头答道:“是。臣等昨晚丢失的正是这张牌。”

  雍正目光幽幽,只是稍微一闪就熄灭了。他似乎对张廷玉的安排并不十分满意,但也没表示什么。只是轻轻地说:“朕说过了,一切都随你。”

  同解决其他难题一样,他首先从抓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人手。

  毛泽东提到的河南的两个材料,指的是在《中南通讯》上刊登的《偃师县三级干部会议的做法》和《巨陵店区三级干部会议》。同时刊登的还有另外两篇,湖北的《五里界区四级干部会的开法和效果》和湖南的《花明楼公社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受到毛泽东的称赞。就在八日这一天,毛泽东向全党推荐了这四个材料,并给了很高的评价。他在批语中写道:“这几个文件很好,看到了问题,抓起了工作,正确地解决了大量的人民内部的矛盾和敌我之间的矛盾,政策和方法都是正确的,因而大大地推动了农业生产。可以作为各省、地、县、社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工作的光辉的榜样,应当组织干部学习这些文件。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都需要收集这种又有原则,又有名有姓、有事件、有阶段、有过程、有结论的文件,请你们注意这件大事,认真调查研究,是为至要。”①(①毛泽东对《中南通讯》编印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主要做法特辑》中的四个文件的批语,手稿,1963年5月8日。)

  雍正还是在微笑着,他没再说话,靠在龙椅背上,久久地思索着什么,脸色也由微笑变得庄重。殿上众人都屏息不语,静待着他的问话。可是,他却冷冷地说:“你们都跪安吧!”

  为了不惹闲人的注意,几个人悠悠逛逛地向前走去,来到丰台大营时,天已近晚了。不料刚到大营门前,就听一声断喝:“什么人?站在那里别动,不准往前走!”

  从一九五六年初起,毛泽东就不断地在讲:做事情,至少有两种方法。一种,达到目的比较慢一点,比较差一点;一种,达到目的比较快一点,比较好一点。一个是速度问题,一个是质量问题。不要只考虑一种方法,经常要考虑两种方法。在一九五六年一月召开的知识分子会议上,他概括出两种领导方法:一为又多、又快、又好、又省;一为又少、又慢、又差、又费。多快好省作为一个方针,成为毛泽东当时批评右倾保守、批评反冒进的主要武器。

  彭真汇报到对阶级斗争调查研究做得不深人时,毛泽东说:“什么是调查研究的范围?一个生产斗争,一个阶级斗争,一个科学实验。不然,哪有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恩格斯不参加生产,是总结人家的生产经验。我们这些人年纪大了,不能劳动了,就靠总结人家的生产经验。现在要好好提倡干部参加生产劳动。阶级斗争和生产同时搞就不行?一边开会,一边生产,生产劲头就来了。阶级斗争可以促进生产嘛。”

  三百多名进士一听此言,连忙齐刷刷地叩下头去,高呼“万岁”,恭送皇帝离座升舆。刹时间,鼓乐大作,乐声中,两个礼部来的笔帖式披红戴花,抬出了幡龙金榜。这金榜由礼部尚书护送,众进士随行,从午门正中而出,走向天街。传统的“披红簪花,御街夸官”的仪式开始了!骑在亮似白银的高头大马上夸官的三位天之骄子,兴奋之余却又不由得纳闷,那张正玩得好好的牌,怎么会到了皇上的手中呢?刘墨林的脑子转得快,他早就在各种传言中,听说过皇上身边那个叫做“粘竿处”的厉害了。今天他亲自领略到这些飞来飞去无踪影的手段,更是感慨万千。他看了看走在前边的王文韶,心想多亏文韶兄老实,假如换了一个人,或者有一句话说得不对,随之而来的,可就是又一场惊动全国的泼天大祸了!

  随着喊声,一名军校走了过来,把他们四人打量了好半天才问:“从哪里来?找谁的?有勘合吗?”

  这里有一段曲折的历史过程。

  有人谈到,北戴河会议后认识仍不一致,大家要求两三个月就在主席处开一次会。毛泽东说:“噢!就是‘不唱天来不唱地,只唱一本香山记’。”这句话,出自一本流行于民间的说唱书。从此,这句话就在省委书记等高级干部中流传开来,颇为时兴了一阵。毛泽东接着说:“你们中央局就开这样的会。注意这种会不要伤人。伤人只伤少数人,百分之五、百分之六也多了。我看最后还要缩小,还要加上不追不逼,不打不骂。有些事不要搞绝了。过去几年没有管,要在几天就解决,恐怕也困难,还是要慢慢打通思想。压服不行,压而不服,一定要说服,说服就要有一个过程,一次谁都认识不了。现在才懂得什么叫心情舒畅。贫雇农不起来,几股黑风不打倒,干部不洗澡,能够心情舒畅吗?干部心情不舒畅,贫下中农也不能心情舒畅。要反对修正主义。要不这样搞,地富反坏就要反攻倒算,投机倒把分子也要猖狂起来,不出修正主义才怪!”

  就在新科贵人骑马夸街的时候,有一个同样是处在兴奋之中的人,正在紧张地收拾行囊,准备到四川重庆去就任知府哪!这个人就是一宝押对而平步青云的田文镜。他是老京官了,尽管平日里孤芳自赏,没有一个能够信得过的朋友,可是,却有不少的熟人。山西之行,田文镜一举扳倒了“天下第一抚臣”诺敏而声名大震,朝廷里的有识之士们,早就预料到他很快就将会受到特别重用的。也许是中国是个有千年文明的泱泱大国,也许是国情、民情、吏情、人情造成了这样的现实,反正只要是有人交上了好运,就会有更多的人来赶这个热炕头。不是朋友的也来攀交情,不是亲戚的也来叙家谱。一听说田文镜就要走马上任了,认亲的,叙旧的,荐师爷的,送长随的,赠盘缠的,送程仪的,简直把门坎都踢破了。偏偏这位田大人不吃这一套,心想,你们早于什么去了?如今看我快上轿了,才来帮着扎耳朵眼,晚了!所以他是请酒不吃,请筵不赴,师爷长随一个不要,银钱礼品一概不收。人来了,他张口圣人语录,闭口皇恩浩荡,说不上几句,便端茶送客。闹得来访的人无不高高兴兴而来,讪讪拂袖而去。这可好,田文镜本来就没什么人缘,这一摆架子就更臭了。谁见谁说,谁见谁骂,落了一个“小人得志”的恶名。

  张廷玉见他这样严肃,不禁笑出声来了:“好,毕力塔的规矩还真大!你进去禀报毕将军,就说张廷玉夤夜来访。勘合并不曾带,这是我的随身小印,你交给他,他自然会明白的。”

  一九五五年夏,国务院开始着手编制国民经济发展的十五年远景规划及“二五”计划轮廓。十月,毛泽东看了国家计委的报告,对设想中的发展速度不满意。十二月,写《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把反对右倾保守思想,从社会主义改造方面转到经济建设领域,提出各行各业都要反对建设中的右倾保守思想。他说,这篇序言“节约起来讲就是要搞多快好省”。①(①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2月18日。)随后,<人民日报》一九五六年的元旦社论,明确提出了“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要求。②(1956年1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为全面地提早完成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而奋斗》。)很快,就出现各部门、各地区不顾实际条件,纷纷提高计划指标、追加基建项目的浪潮,有如周恩来所说的那样,“千军万马,奔腾而来”。这样下去,整个国家预算和经济计划有失控的危险。

  谈到整党时,毛泽东表示:“整党,我看不忙,明年后半年再搞。你不搞阶级斗争,不搞生产,不搞‘五反’,不搞‘四清’,不把贫下中农组织搞起来,整党怎么搞得起来?这些事,两年做好就不错了。”

  明天就要上路,田文镜早就把行李捆好了。他独自坐在院子里的一口箱子上,扎着架子就等人家来给他送行。反正,不管谁来,在我这里你连一口水也喝不上。可偏就在这时,打门外走进一个人来。田文镜是个近视眼,一直到那人来到面前,这才看清,原来是久违了的乔引娣!这姑娘是他田文镜清查山西藩库的第一见证人,可也是这宗大案的一个受害者。她被随案带进了京城,一直押在牢里“待勘”,直到诺敏伏刑后才放了出来。田文镜一看她现在的模样,就猜着她可能是来要钱的。要说不对她负责到底也不近人情,可要让田文镜帮衬她,他又觉得不合算,怎么才能打发走这女孩子呢?

  那军校接过小印,翻过来掉过去地看了又看,把小印又扔还给张廷玉说:“这玩艺,咱没见过,不知是干什么用的。可我认识,它不是兵部的勘合。我们毕军门到城里会议去了,不在大营,你们改天再来吧。”说完也不容他们申辩,转身扬长而去。

  从一九五六年六月开始,在周恩来主持下,付出很大力量压缩预算和计划指标,形成“既反对保守,也反对冒进”的指导思想,并得到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的赞同和支持。根据这个精神,中央宣传部起草了题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人民日报》社论,经刘少奇、陆定一、胡乔木审定,在六月二十日发表。到九月中共八大通过关于“二五”计划的建议,反冒进取得了明显成效。这篇社论,成为一九五六年反冒进的一个代表作。

  最后,毛泽东说:“现在我的事情完了,你们明天走不走?你们就走吧。”①(①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的谈话记录,1963年5月8日。)这等于宣布会议结束。

  他正在想着主意,那姑娘却抢先说话了:“田大人,我是特意来向您辞行的,好歹我们总是相与了一场嘛。您别多心,我绝不向您要钱,大理寺把我身上那几十枚金瓜子都还给我了,所以我不缺钱化。”

  张廷玉真拿他没办法,又一想,这里既然是兵营,怎么能没了规矩,又怎么能让外人随便闯入?君臣四人正是无可奈何,张五哥眼尖,却见从里边走出一队人来。因为五哥常到这里传旨,认识不少军营的人。知道走在前边领队的叫张雨,便放开声音喊了一嗓子:“是张雨吗?我是张五哥呀,请过来一下。”

  毛泽东对反冒进和这篇社论,从一开始就不赞成。他在收到刘少奇送来的社论稿后,批了三个字:“不看了”。

  可是,九日毛泽东接到周恩来来信,希望向他汇报关于“跃进号”失事的处理情况,同时想就便在杭州与各中央局书记谈谈粮食、精简和农业生产问题。毛泽东问各中央局书记:“总理要来,你们留不留?如果你们要走,我打电话请总理不要来了。”大家表示留下来等总理。这样,会议就又延长了四天。

  田文镜被她一语道穿了心事,觉得有点不自然,脸也红了,嘴也笨了,想了半天,才找出一句话来:“哦,对对对,你说的很对。回山西还有什么难处吗?要有,你就告诉我,我替你想办法。”咳,这不全是废话吗?

  这时天已擦黑,远处看不太清,张雨一直来到跟前,才认出了五哥。他看五哥穿着这身打扮,竟像是一位商贩,先是一愣,不觉又笑了:“哎呀呀,是张军门啊!您这是……”

  一九五六年十月,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全会的组长们一道,议出七条意见,对压缩一九五七年预算和计划指标表示赞同,但又指出:“关于压缩问题,必须做到合理安排,不出乱子。物资不足,应该首先支持必要的生产,同时注意平衡。”③(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小组长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6年11月13日。)实际上毛泽东对这七条并不很满意。后来他说,一九五六年六月至十一月反冒进,二中全会搞了七条,妥协方案,是个提坝,挡一下水。④(④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1月12日。)

  五月九日这一天,毛泽东又转发了浙江省委办公厅印发的《一批干部参加劳动的材料》,他一口气写了一千三百多字的长篇批语。

  “不,今天我来见你,是想向你讨个主意的。我离家这么长时间了,老子娘现在怎么样,我一点也不知道,心里头着实地想着他们,也想早点回去看看。可是,昨儿个十四爷派人到狱神庙里见了我,问我有什么打算,还问我愿不愿意到王府里去侍候福晋。十四爷是我的救命恩人,不是他,我这条小命早就没了。唉,是回家好,还是跟着十四爷好呢?”

  张五哥脸色一沉说:“不要高声!张中堂刚从外地微眼考察回来,让我和德楞泰跟着保护。”说着向后一指,”怎么,你连老德也不认识了?”

  过了十个月,一九五七年九至十月中共召开八届三中全会.这个时候,经济形势发展得比较好,群众的建设热情高涨起来。在毛泽东看来,一九五六年夏到一九五七年春的反冒进恰恰是对群众的积极性泼了冷水,毛泽东便把反冒进作为一个严重问题公开提出批评。

  毛泽东把干部参加生产劳动看作是一件具有“伟大革命意义”的“极端重大的问题”。他希望争取在三年内能使全国全体农村支部书记认真参加生产劳动,城市工厂支部书记也应当是生产能手。他写道:

  田文镜连想都没想,就把话说出来了:“回家,回家!你在这儿干什么呢?家中老父老母倚门而望不说,那里没有闲事啊!”他左右看了一下,在心中斟酌着怎么才能说清这事,想了好长时间才说,“这事不是一句话能说完,也不是你该着知道的。我说,你还是回家的好,而且是越早越好。别听外边人人都夸十四爷好,也别看十四爷现在身份贵重,你就动心了。其实……咳,怎么说呢,十四爷那里不安全哪!”

  张雨凑到跟前仔细辨认了一下:“啊!果然是德军门!你好啊,咱们多时不见了。快,随我到里面说话。”

  八届三中全会后,十二月十二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的社论。社论说:“在去年秋天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在某些部门、某些单位、某些干部中间刮起了一股风,居然把多快好省的方针刮掉了。有的人说,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订得冒进了,行不通;有的人说,一九五六年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全部冒进了,甚至第一个五年计划也冒进了,搞错了;有的人竟说,宁可犯保守的错误,也不要犯冒进的错误,等等。于是,本来应该和可以多办、快办的事情,也少办、慢办甚至不办了。这种做法,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当然不能起积极的促进的作用,相反地起了消极的‘促退’的作用。”①(①1957年12月12日《人民日报》。)

  “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

  田文镜这话刚出口,就瞧见乔引娣的脸色变了。她淡淡地说:“好,有您田大人这话,我什么都明白了,我还是回到十四爷那里去吧。田大人,您前程远大,请多多保重。”说完她转身就走。田文镜还想再说什么,可是,已经看不到她的身影了。

  张五哥却没功夫和他叙旧,一边往里走,一边问:“哎,老毕真的不在大营?好家伙,你们的那个看门狗可真厉害,大概是看我们穿得破,说什么就是不让进来。张相拿出印来,他又不认得。真是好笑,难道张相的印,不比兵部的勘合管用?明天这事要传了出去,岂不成了一大笑话吗?”

  这篇社论是毛泽东主持起草的。据他说:在访苏前就开始写的,因为没有写完,带到莫斯科去了。“闲来无事江边望”,有点闲功夫,就在我们代表团中间先读一读。回来又经过斟酌,政治局还有一些同志看过才发表的。多、快、好、省,这是代表中央的,是党的一个路线,是我们搞建设的一个路线。②(②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2月18日。)

  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

  张雨看了一眼只顾低头走路的皇上,笑着说:“军门,今天你真是错怪了毕将军。隆中堂昨天就叫他进城议事,今天又叫了他去。毕军门的脸色打昨儿晚上起,就像阴了天似的,吓得我们谁也不敢多问。毕军门走时发下话来说,无论是谁,没有兵部的勘合一律不准放行。谁知道张相和您偏偏在这时来,怎么不闹误会呢?”

  一九五八年元旦,《人民日报》又发表了题为《乘风破浪》的社论。这是根据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议上的多次讲话精神写的。社论再次强调“多、快、好、省”的方针,并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口号。毛泽东对这篇社论极为赞赏。

  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张廷玉接下了话头问:“你说什么?毕力塔不在营里,他真是去隆科多那里会议了吗?张雨,他们今天开的是什么会?是十三爷主持,还是隆科多主持的?”

  不久,毛泽东在广西南宁召开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和部分地方负责人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这就是著名的南宁会议。

  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

  “回中堂话,十三爷身子不好,住在清梵寺里静养。毕军门是去步兵统领衙门会议的,那就一定是隆中堂在主持。”

  在南宁会议前,有一个杭州会议,由华东六省市党委第一书记参加。杭州会议共开了两次。一次是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十六日至十八日三天;一次是一九五八年一月三日、四日两天,这一次有周恩来参加。据毛泽东说,第一次无结果而散,没有议出什么名堂,第二次才积累一点意见。①(①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2月18日)

  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不然的话,让地、富、

  “会议的什么事?”

  在一月三日和四日的会议上,毛泽东两次讲话,着重讲了领导经济建设的方法问题,政治与业务的关系问题,敌我与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问题,以及不断革命、技术革命等。并再次批评反冒进,还第一次点名批评了周恩来等人。

  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

  “回中堂,卑职不知。”

  杭州会议,实际上是南宁会议的序幕。毛泽东的两次讲话,一共谈了十七个问题,可以说是《工作方法六十条》的雏形。

  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蚀

  张廷玉和雍正皇上迅速地交换了一下眼神。两人都没有说话,还在继续地走着。张廷玉的心里却早已疑云突起了。隆科多的异常行动引起了他的惊觉,难道他们是在……?他回过头来对张雨说:“我这次并没有什么要事,只是坐了一天的轿,坐得太乏了,才想在你们这里休息一下的。议事厅那里我就不去了,现在头昏脑胀的,我什么人也不想见。毕力塔不是有个书房吗?我就到那里好了。能给我们烧点水来,让我们烫烫脚,洗洗身子就很好了。如果有什么吃的也请给我们送来一些。张雨,这事就拜托你了。”

  杭州会议一结束,毛泽东就离开杭州,乘专机经长沙,于一月六日来到南宁。这里的气候依然温暖如春,江山如画,洋槐树只有少数的黄叶子,告诉人们这里是秋天不是春天。毛泽东准备在这里召开范围更大一点的中央工作会议。

  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许多工人、农民和

  张雨满口答应着,把他们一行往毕力塔的书房里领。雍正凑着这机会,打量了一下这座军营,只见这里果然是十分整肃。东西南北全是四四方方的高墙大寨,寨角设着垛楼,以便了望。墙上每隔不远,就吊着一盏灯笼。灯下可见一列兵了佩刀持枪,钉子似地站着。另有两队兵丁,往返巡戈在空旷的大操演场上。雍正满意地点点头,心想,这里确实比畅春园安全。他一声不响地跟着高无庸,迈步走进了毕力塔的书房。张五哥和德楞泰更无需人交代,早就一边一个地守在了门口。张雨一看这阵势,心里猛然一惊。他偷眼瞧了一下张廷玉,却没敢问出口来。只是说:“请张大人暂且在此安歇,卑职这就去安排。”

  他亲自写了一个会议通知,要求参加这次会议的,除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及分管计划、财政、经济的几位副总理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外,还有国家技术委员会主任、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黄敬,国家建设委员会主任、冶金工业部部长王鹤寿,新华通讯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要求参加会议的还有一些省市的负责人,包括黑龙江、陕西、四川、河南、湖北、江西、湖南、广东、广西九省的省委第一书记欧阳钦、张德生、李井泉、潘复生、王任重、杨尚奎、周小舟、陶铸、刘建勋,以及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史向生、广西省委书记处书记韦国清.以及中央政治局的三位秘书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①(①在毛泽东开列的到会人的名单里,陈云、邓小平、潘复生因故没有到会。)

  知识分子也被敌人软硬兼施,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

  雍正皇帝却不等张廷玉说话,就开口说道:“传张雨进来,让朕瞧瞧。”

  南宁会议于一月十一日至二十二日召开。毛泽东主持会议。主要议题是讨论一九五八年的预算和经济计划,以及正在酝酿形成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

  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

  张廷玉听皇上自己亮明了身份,也不再隐瞒,对吓得目瞪口呆的张雨说:“张雨呀,今天算你有福,万岁爷在里边叫你哪。怎么?你还不快点进去!”

  会议印发了二十二个参考文件,其中三件是作为多快好省的对立面——反冒进的材料印发的。它们是:李先念在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关于一九五六年预算报告中的一段话;《人民日报》一九五六年六月二十日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周恩来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关于一九五七年国民经济计划报告的节录。这三个文件一发,会议的气氛就紧张起来了。

  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

  张雨傻在那里,不知如何才好了:“万岁?刚刚进去的真是万岁爷?那您……”

  一月十一日晚,毛泽东在会上第一次讲话,着重讲反对分散主义和关于反冒进两个问题。

  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

  张廷玉笑了,这是他几天以来,第一次开心地畅笑:“你问得好!可你也不想想,假如万岁爷不来,我一个宰相,到你们这军营里又为的是哪桩?快去吧,万岁爷还在等着你呢。”

  关于反对分散主义,他说:国务院向全国人大的报告,我有两年没看了。只给成品,不给原料,不行。要离开本子讲问题,把主题思想提出来,进行交谈。财经部门不向政治局通情报,没有共同语言。“为了反对分散主义,我编了一个口诀:‘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各方去办;办也有决,不离原则;工作检查,党委有责。”’他说:“集中,只能集中于党委、政治局、书记处、常委,只能有一个核心。”②(②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1月11日。)

  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情景啊!”

  张雨平时的机灵劲,不知跑到哪里去了。此刻,他直觉得浑身打战,两腿发软,头上的汗珠不住地往下掉。他踉踉跄跄地走了进来,却又傻站在那里,竟忘了行礼了。

  毛泽东批评分散主义是针对国务院的。参加会议的王任重在日记中写道:“晚上和先念、富春、一波同志谈了主席的讲话,对于这样尖锐地批评分散主义感到一些突然。”③(③王任重日记,1958年1月12日。)

  关于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性质和意义,他是这样写的:

  雍正看他惊得出汗,怕得可笑,便轻松地说:“你瞪着眼睛看朕是什么意思?难道连朕都不认识了吗?你不是还曾跟着你十三爷在户部办过差吗?朕那时也常去户部的,你怎么就会忘了呢?朕还记得你哪!你是武将,大碗喝酒,大块吃肉,是个敢说敢为的好汉嘛。你见了朕又怕的什么?你应该洒脱一些嘛!”

  接着,毛泽东又批评反冒进。他说:“管‘实业’的人当J大官、中官、小官,自以为早已红了,钻到里面出不来。一九五六年冒进,一九五七年反冒进,一九五八年又冒进。看是冒进好,还是反冒进好?”他举了治淮河的例子,说治淮河,六七年花了十二亿人民币,只搞了十二亿土方。安徽今年已经搞了八亿土方,再搞八亿土方,不过花几千万元。

  “这一场斗争是重新教育人的斗争,是重新组织革

  张雨突然从惊怔中清醒过来,连忙解下佩刀放在一边,“啪”地打下马蹄袖来,行了三跪九叩首的大礼。这才说道:“奴才今儿个是瞎了眼了,其实奴才早就该认出万岁爷来的。不但在户部见过,奴才提升参将时,也蒙恩受过引见。万岁去年来阅兵,奴才就在队列里。回万岁的话,奴才是康熙四十五年就在古北口穿上号褂子的。原来是十三爷跟前的亲兵,户部撤差后,十三爷提拨奴才到了丰台大营当干总,去年又升为参将。”

  毛泽东带有警告的口气说:“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这是政治问题。首先没有把指头认清楚,十个指头,只有一个长了疮,多用了一些人(工人、学生),多花了一些钱,这些东西要反。当时不提反冒进,就不会搞成一股风。吹掉了三条,一为多快好省,二为四十条纲要,三为‘促进委员会’。这是属于政治,不属于业务。一个指头有毛病,整一下就好了。”“没有搞清楚六亿人口的问题,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是保护热情、鼓励干劲、乘风破浪,还是泼冷水泄气?”“破破烂烂的一个中国,蒋委员长二十年只搞了四万吨钢,理应失败。”①(①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1月11日。)

  命的阶级队伍,向着正在对我们猖狂进攻的资本主义势

  “哦,你也可算是老军务了。这里十三爷的老人还多吗?”

  一月十二日上午,继续开会。毛泽东第二次讲话,开头就说:“八年来我们为这样一个工作方法而奋斗。”他在这里说的工作方法,就是指多快好省。

  力和封建势力作尖锐的针锋相对的斗争,把他们的反革

  “回皇上问话,原来丰台大营里,游击以上的军官,大多是十三爷提拔的。毕军门掌了大营后,十三爷来说,树挪死,人挪活,都挤在一起不好。后来,有的升了,有的调了,老人大概还有二十几个。不过,十三爷现在是亲王,还管着那么多的事,奴才就是想见也很难见到了。”

  他继续批评反冒进:“在杭州会议上,我当着恩来发了一通牢骚。《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序言,②(②指写于1955年12月27日的第二个序言。)对全国发生了很大的影响,是‘个人崇拜’,‘崇拜偶像’?不管什么原因,全国各地的报纸、大小刊物都登载了,发生了很大的影响。这样,我就成了‘冒进的罪魁祸首’。”“财经工作有很大成绩,十个指头只有一个不好,讲过一万次不灵。工作方法希望改良一下子。这一次,千里迢迢请同志们来一趟,是总理建议的。本来我不想多谈,有点灰心丧志。”他甚至说:“右派的进攻,把一些同志抛到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只剩了五十米,慌起来了。什么‘今不如昔’,‘冒进的损失比保守的损失大’。”他说:“最怕的是六亿人民没有劲,抬不起头来”。反冒进就是泄了六亿人民的劲。他讲到宋玉写《登徒子好色赋》的故事,说他们用的都是一个方法,叫作“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命气焰压下去,把这些势力中间的绝大多数人改造成为

  雍正高兴地说:“怡亲王是个细心人,朕自己想不到的,他全都办好了。国家要是多几个这样的贤王该多好呀!”

  毛泽东再次批评分散主义。他说:“我对付分散主义的办法是消极抵抗,还要小会批评,当着众人批评。事先要通一点情报,总是说没有搞好,实际上是封锁。开会前十分钟把文件拿出来,要人家通过,不考虑别人的心理状态”。“我不是攻击所有的人,是攻击部长以上的干部,攻击下倾盆大雨的人”。①(①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1月12日。)

  新人的伟大的运动,又是干部和群众一道参加生产劳动

  这以前,周恩来因为工作关系,留在北京,没有参加会议,没有直接听到毛泽东上面的那些讲话。一月十三日,周恩来乘飞机到达南宁。当天晚上,毛泽东同刘少奇、周恩来谈话,直到深夜。

  和科学实验,使我们的党进一步成为更加光荣、更加伟

  一月十四日,继续开会。毛泽东第三次讲话,讲工作方法问题,共二十四条,比杭州会议的十七条更为系统化。批评反冒进和国务院的工作仍很尖锐。这次他用平衡与不平衡的哲学观点来批评反冒进。毛泽东历来认为,我们的计划工作,又平衡又不平衡。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净讲平衡,不打破平衡是不行的。他说:反冒进就是讲平衡,“却不知道反冒进伤了许多人的心,兴修水利、办社、扫盲、除四害都没劲了”。

  大、更加正确的党,使我们的干部成为既懂政治、又懂

  他再次强调要注意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区别,一定要抓住主流,抓错了就不好。“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这种做法,历史上吃过大亏。教条主义这样搞过,因小失大。②(②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1月14日。)

  业务、又红又专,不是浮在上面、做官当老爷、脱离群

  从一月十一日到十四日,毛泽东连续三次讲话,集中批评分散主义和反冒进,形成了工作方法二十四条。从一月十五日起,各省市党委第一书记和国务院分管经济工作的负责人在会上作一九五八年工作安排的汇报,毛泽东每天都出席会议,并不断插话,有时还讲得很长。

  众,而是同群众打成一片、受群众拥护的真正好干部。

  一月十六日,柯庆施汇报。毛泽东讲了一大段话,从柯庆施的一篇报告谈起。柯的报告,是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在上海市一届二次党代会上作的,题为《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毛泽东曾作过修改,并要《人民日报》全文刊登。

  这一次教育运动完成以后,全国将会出现一种欣欣向荣

  毛泽东对柯庆施的报告大加称赞,说:“这一篇文章把我们都压下去了。上海的工业总产值占全国的五分之一,有一百万无产阶级,又是资产阶级最集中的地方,资本主义首先在上海产生,历史最久,阶级斗争最尖锐,这样的地方才能产生这样一篇文章。这样的文章,北京不是没有也,是不多也。”很明显,毛泽东是借此批评国务院主持经济工作的领导人。

  的气象。差不多占地球四分之一的人类出现了这样的气

  毛泽东问周恩来:“恩来同志,你是总理,你看,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周答:“我写不出来。”毛又说:“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①(①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下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662页。)这些话,显然说得很重,也太过分了。

  象,我们的国际主义的贡献也就会更大了。”①(①

  毛泽东又说:“周恩来的报告,②(②指周恩来1957年6月26日在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报告中说:“有人认为,我国的发展国民经济计划在1956年全面冒进了,在1957年又全面冒退了。很明显,这种意见是不正确的。”1956年的计划“采取了跃进的步骤,而且在各方面取得了如前所说的巨大成就。不错,某些指标是大了一些。但是,这是属于局部性质的缺点”。)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文章。”“问题是如何说成绩与缺点。省委书记要研究理论,培养秀才,都要研究文法、考据、词章,一人每年搞个把篇文章,事情就好办了。”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他批评许多省委、部委整天忙于事务性工作,昼夜奔忙.考据之学、词章之学、义理之学不搞,也不下去跑一跑,思想僵化。针对这些情况,他提出领导干部要学理论,读点书.还要学习一点外文。他说:没有理论,凭什么做领导工作?领导干部要自己动手,集体创作,开动脑筋,不搞出点理论问题不行。

  年7月版,第292、293页。)

  毛泽东提出,要破暮气,讲朝气。他说,暮气,就是官气,我们都相当地有一些。世界大发明家,往往不是大知识分子,都是青年。王弼二十二岁死,颜回活了三十二岁,“后生可畏”。周瑜二十几岁、李世民十几岁当“总司令”。现在我们这一班人,容易压制新生力量。要讲革命朝气,保持旺盛的斗志。①(①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1月16日。)多读书,多研究理论,以增加共同语言;去掉暮气,保持朝气,以鼓起革命干劲。这是毛泽东这次讲话的两个重点。他批评了一些人和事,这些批评又是集中对着主管经济工作的国务院负责人的,这就使得会议的紧张空气继续升温。

  这是毛泽东心目中的一个美好理想。他特别看重干部要和群众一道参加劳动,同群众打成一片,不能浮在上面、做官当老爷。这个批语中不乏精辟论述,但就总体而言,是建立在对阶级斗争形势的过分估计上,因而对干部思想,及对实际工作的指导,都产生了“左”的影响。

  据薄一波回忆,当时与会者都在猜测,毛泽东批评的锋芒主要是对着谁的。“当时,大家心里在纳闷,这到底是批评谁?少奇同志说:主席的批评是针对管经济工作的几个人的。一月十七日晚上,毛主席约富春、先念同志和我谈话,明确讲到批评主要是对陈云同志的。”②(②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下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662页。)

  五月十日和十一日,毛泽东集中两天时间修改《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先后修改了四稿。

  一月十七日,李先念汇报。毛泽东又一次批评反冒进。他拿着《人民日报》关于反冒进的那篇社论,念一段,批驳一段。“这篇社论针对谁?是针对我的《高潮》序言提出批评。社论提出的方针对社会主义建设不利,没有想到造成这样反冒进的空气,挫伤了积极性。这是没有料到的。”

  决定草案共十个问题:(一)形势问题。着重说明整个农村的形势和农业生产的情况是好的,而且一年比一年好。(二)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是否还有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的问题。重申了八届十中全会公报和毛泽东的有关论述。(三)当前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列举九个方面的事实,来证明这一论断。所列举的这些事实中包括:被推翻的地主富农分子伺机反攻倒算,进行阶级报复,千方百计地腐蚀干部,篡夺领导权,进行恢复封建的宗法统治的活动;雇工剥削、放高利贷、买卖土地的现象也发生了;出现了新的资产阶级分子,靠投机、剥削,大发其财;在机关中和集体经济中出现了一批贪污盗窃分子、投机倒把分子、蜕化变质分子等等。(四)我们的同志对于敌情的严重性是否认识清楚了的问题。其中引用了湖南省委报告中的一段话:“政治上和平共处,组织上稀里糊涂,经济上马马虎虎,怎么能建设社会主义?”(五)依靠谁的问题。强调依靠贫下中农是党在农村中要长期实行的阶级路线。(六)目前农村中正确地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政策和方法问题。引用了毛泽东在二月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话“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强调一定要分步骤,一定要经过试点。(七)怎样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的问题。(八)“四清”问题。指出目前社、队普遍存在四不清的矛盾,这种矛盾主要是干群之间的矛盾,必须予以解决。党的方针是:说服教育、洗手洗澡、轻装上阵、团结对敌。(九)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问题。提出党的基层组织,必须放在积极劳动的先进分子手里。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对于社会主义制度说来,是带根本性的一件大事。(十)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进行调查研究的问题。中共中央认为,以上十个问题,是当前农村中的根本问题,是关系党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和经济上的几项基本建设。决定草案附了经毛泽东批转过的二十个材料。

  《人民日报》社论在引用毛泽东写的《高潮》第二个序言一段话的时候,只引用了前半段:“人们的思想必须适应已经变化了的情况。当然,任何人不可以无根据地胡思乱想,不可以超越客观情况所许可的条件去计划自己的行动,不要勉强地去做那些实在做不到的事情。”而没有引用后半段:“但是现在的问题,还是右倾保守思想在许多方面作怪,使许多方面的工作不能适应客观情况的发展。现在的问题是经过努力本来可以做到的事情,却有很多人认为做不到。因此,不断地批判那些确实存在的右倾保守思想,就有完全的必要了。”

  这几天的会议主要是讨论并对决定草案进行修改。毛泽东在修改时加写了具有前言性质的一大段话,回答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这个哲学问题。

  毛泽东写这篇序言的着重点本来在批判右倾保守思想,社论恰恰不引用这些话,反而引用了另外一些包含着防“左”内容的话。所以毛泽东非常不满,说:“我的文章重点不在此,要引就应引全文,引全文即否定他了。”①(①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1月17日。)

  他写道:

  一月十九日晚,毛泽东单独与周恩来谈了一次话。接着开全体大会,次日凌晨一时结束。周恩来和刘少奇都在会上发言,对反冒进承担了责任。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周恩来在发言中承担了反冒进的主要责任。他说:“反冒进是一个问题、一段时间(一九五六年夏季到冬季)带方针性的动摇和错误。反冒进是由于不认识或者不完全认识生产关系改变后生产力将有跃进的发展,因而在放手发动群众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表示畏缩,常常只看见物不看见人,尤其是把许多个别现象夸大成为一般现象或者主要现象,这是一种右倾保守主义思想。”“反冒进结果损害了三个东西:促进、四十条、多快好省,使一九五七年的工农业生产受到了一些影响,基本建设减少了一些项目。”“而且最重要的损失在于方针一偏,群众和干部的劲头就得不到支持,反而受到束缚,使我们建设走群众路线这一方针受到某些损害。”“因此,这个方针是与主席的促进方针相反的促退方针。实行这个方针,不管你主观想法如何,事实上总是违背主席的方针的。”“这一反冒进的错误,我要负主要责任。”①(①周恩来在南宁会议上的发言提纲,手稿,1958年1月19日)

  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

  刘少奇说:《人民日报》反冒进的社论,基本方针上是错误的,经过我发表的,我负主要责任。对于当时社会主义建设方针有所动摇,没有感到是方针问题。有这个错误感到沉重,对主席的意图体会不深,感到很难过。沉重又高兴,看到群众高潮高兴了。解放以来,我们党领导革命领导建设,右倾是我们的主要危险。②(②王任重工作笔记,1958年1月19日。)

  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

  一月二十日,分管计划、财政和经济的三位副总理李富春、李先念和薄一波汇报工作。毛泽东在插话中,继续提出一些严厉批评。

  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人们的社会存在,

  他提出,要采取使中央和地方的意见相结合的开会方法。“北京是一种空气,地方又是一种空气,要使两种文章,中央的和地方的相配合。”③(③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的插话记录,1958年1月20日。)

  决定人们的思想。而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

  南宁会议就是一个由部分中央负责人和地方负责人参加的小型工作会议。毛泽东集中了中央的和地方的多方意见,在杭州会议十七条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工作方法六十条。毛泽东在讲到六十条形成过程时说:“这是中央和地方同志一九五八年一月先后在杭州会议和南宁会议上共同商量的结果。这几十条,大部分是会议上同志们的发言启发了我,由我想了一想写成的;一部分是直接记录同志们的意见;有一个重要条文(关于规章制度)是由刘少奇同志和地方同志商定而由他起草的;由我直接提出的只占一部分。”①(①《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44、345、350页)

  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

  一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作总结讲话,主要讲工作方法六十条,形成正式文件时,题名《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

  他分析了人的认识形成的两个过程、两个飞跃。首先是无数感性认识的材料积累多了,就会产生一个飞跃,变成理性认识,这就是思想。这是整个认识过程的第一个阶段,即由客观物质到主观精神的阶段,由存在到思想的阶段。这时候的精神、思想(包括理论、政策、计划、办法),还不能确定是否正确,然后又有认识过程的第二个阶段,即由精神到物质、由思想到存在的阶段,这就是把第一个阶段得到的认识放到社会实践中去,看这些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等是否能得到预期的成功。人们的认识经过实践的考验,又会产生一个飞跃。这次飞跃比起前一次飞跃来,意义更加伟大。因为只有这次飞跃,才能证明认识的第一次飞跃,究竟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此外再无别的检验真理的办法。最后的结论是:“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①(①《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20、321页。)

  《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是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产生的又一个重要文献。如果说,《论十大关系》所要解决的是如何处理经济建设中几个主要的矛盾;那末,《工作方法六十条》所要解决的是经济建设的领导方法,但是其中有不少“左”的脱离实际的东西。

  这个“前言”,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阐发,较之《实践论》,更为简洁概括、通俗易懂。其中说到认识上的第二个飞跃比认识上的第一个飞跃“更伟大”,实际上就是突出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也是毛泽东切身的经验之谈。“前言”写作的直接动因是读了二十个材料和起草决定草案,但他所抽象出来的哲学思想,则远远超越了这些材料和决定草案的范围,形成了一个科学的哲学名篇:《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毛泽东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突出地提出工作方法问题呢?这同他对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的估计是分不开的。他认为,现在人民群众在生产战线上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空前高涨,全国人民为十五年赶超英国这个口号所鼓舞,一个新的生产高潮已经和正在形成。为了适应这种情况,中央和地方党委的工作方法,有作某些改变的需要。

  关于这篇文字写作的由来,毛泽东的卫士张仙朋有个回忆。

  《六十条》的内容十分广泛,不仅讲工作方法,还涉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党的战略任务和目标,以及思想方法等等。

  他说:

  《六十条》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提出技术革命,要求从一九五八年起,把党的工作着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毛泽东说:“我们一定要鼓一把劲,一定要学习并且完成这个历史所赋予我们的伟大的技术革命。”②(②《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44、345、350页)与此同时,规定县以上各级党委要抓社会主义建设工作,抓社会主义工业,抓社会主义农业;从一九五八年起,中央和省、市、自治区党委要着重抓工业,抓财政、金融、贸易。在刚刚经历了一场政治运动之后,这些规定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使人振奋,令人鼓舞。这是中共八大关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正确路线的延续。

  “一九六一年年底,有一天我到主席办公室。毛主

  毛泽东关于工作重点转移的决策,无疑是正确的。但它是在不断革命的思想指导下提出的。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这时在理论上还没有形成一个明确而坚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观点,即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因此,当着毛泽东认为需要提出另外的新的任务时,工作重点就会随之而改变,就像后来所发生的那样。

  席突然向我提出了一个问题,问我什么叫思想,人的正

  《六十条》提出的任务和目标,是在反对右倾保守、批评反冒进的政治气氛中,在没有经过充分科学论证的情况下确定的,要求过高,过急,是难以达到的。例如,五至八年内完成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三年内大部分地区的面貌基本改观等。(而在一年以前,毛泽东还是这样估计的:“中国可能在三、四个五年计划内,初步地改变面貌。”①(①毛泽东《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讲话提纲)》,手稿,1957年2月。))“大跃进”,就是在这些不切实际但却十分鼓舞人心的口号的激励下,在过高过急的任务的压力下,一步一步地发动起来的。为实现这些任务和目标,《六十条》里规定的一些工作方法,如生产计划三本账,②(②生产计划三本账是指:中央两本账,一本是必成的计划,第二本是期成的计划。地方也有两本账。地方的第一本就是中央的第二本,这在地方是必成的,第二本在地方是期成的。见《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第9条。)普遍组织省、市、县直到基层单位的检查和评比,提高农业合作社的积累等,助长了工作中的形式主义、命令主义和浮夸作风的滋长。

  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对主席提出的问题,我一时答不

  毛泽东还提出一个在他看来是十分重要的问题,叫做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的关系问题。他说:“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有区别,这件事看来简单,许多人却不懂得。要宣传这种观点。这是大局和小局、一般和个别、主流和支流的区别。”“说一个和九个指头,这种说法比较生动,也比较合于我们工作的情况。我们的工作,除非发生了根本路线上的错误,成绩总是主要的。”③(③《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57页)这个比喻,在一定的情况下是适用的,但把它普遍化,到处套用,就往往会成为拒绝批评、掩饰错误的借口。

  上来。主席笑了笑说:这样简单的问题,有些人并不懂

  关于改革规章制度问题。这是刘少奇提出来的,被毛泽东所肯定,作为《六十条》中的重点条目之一。这一条是这样写的:“八年来积累起来的规章制度许多还是适用的,但是有相当一部分已经成为进一步提高群众积极性和发展生产力的障碍,必须加以修改,或者废除。”又指出:要根据具体情况,“保存现有规章制度中的合理部分,修改或者废除其中的不合理部分,并且拟定一些新的适合需要的规章制度”。①(①《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53、354、351页。)这一条贯穿着改革的可贵精神,规定的原则也是对的。但在“大跃进”中,大量合理的规章制度也被破除,违反了客观规律,造成生产无政府状态,使生产力遭到很大破坏。

  得。他对我解释说,人的正确思想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

  在《六十条》中,有许多规定是正确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和建设几十年经验的总结,有它的理论意义和长远的指导作用。

  的,也不是自己头脑里本来就有的,而是从社会实践中

  关于红与专、政治与业务的关系问题,就是这样的一条。毛泽东说:“一定要批判不问政治的倾向。一方面要反对空头政治家,另一方面要反对迷失方向的实际家。”“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这是毫无疑义的,年年如此,永远如此。这就是又红又专。”“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是完成经济工作和技不工作的保证,它们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思想和政治又是统帅,是灵魂。”②(②《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53、354、351页。)

  来的。毛主席告诉我,他正考虑在他的《实践论》的基

  关于以平等的态度对待干部和群众,也很重要,它集中体现了毛泽东的平等观。他强调指出:“打掉官风,实事求是,同人民打成一片”。③(③《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53、354、351页。)“必须使人感到人们互相间的关系确实是平等的,使人感到你的心是交给他的。”“人们的工作有所不同,职务有所不同,但是任何人不论官有多大,在人民中间都要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决不许可摆架子。一定要打掉官风。”①(①《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54—357、359页。)

  础上,根据社会主义时期的实际情况,再写一篇哲学著

  关于开会的方法应当是材料和观点的统一,又是一条。这个方法的适用性不只限于开会,而具有普遍性。“把材料和观点割断,讲材料的时候没有观点,讲观点的时候没有材料,材料和观点互不联系,这是很坏的方法。”“要学会用材料说明自己的观点。必须要有材料,但是一定要有明确的观点去统率这些材料。”②(②《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54—357、359页。)

  作。……现在搞社会主义,这还是一个未被认识的必然

  关于写文章和文件要有“三性”,即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也是一条。“准确性属于概念、判断和推理问题,这些都是逻辑问题。鲜明性和生动性,除了逻辑问题以外,还有词章问题。现在许多文件的缺点是:第一,概念不明确;第二,判断不恰当;第三,使用概念和判断进行推理的时候又缺乏逻辑性;第四,不讲究词章。看这种文件是一场大灾难,耗费精力又少有所得。一定要改变这种不良的风气。"③(③《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54—357、359页。)

  王国,要想使人的认识从必然王国飞跃到自由王国,这

  毛泽东还专门讲了一段认识论,可以当作一篇哲学短文去读。其中写道:“概念的形成过程,判断的形成过程,推理的过程,就是调查和研究的过程,就是思维的过程。”‘概念、判断的形成过程,推理的过程,就是‘从群众中来’的过程;把自己的观点和思想传达给别人的过程,就是‘到群众中去’的过程。,,“任何英雄豪杰,他的思想、意见、计划、办法,只能是客观世界的反映,其原料或者半成品只能来自人民群众的实践中,或者自己的科学实验中,他的头脑只能作为一个加TEE厂而起制成完成品的作用,否则是一点用处也没有的。人脑制成的这种完成品,究竟合用不合用,正确不正确,还得交由人民群众去考验。”①(①《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58页。)

  里有很多条件,就像你们游泳也有个规律,也要有条件

  《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是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那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对它的内容,应当进行具体分析。其中有些是正确的或基本正确的,有些是错误的和不科学的。而且还应看到,一些虽然是正确的东西,但在后来的“大跃进”中也被简单化、绝对化了,引出了不好的结果。尽管如此,对《六十条》中凡属正确的、包含着真理性的思想观点,都应当作为一份精神财富继承下来,加以研究和应用。

  一样。……学游泳必然要喝几口水,只有喝上几口水,

  南宁会议结束前夕,中央讨论了长江流域的综合开发问题,就是否兴建三峡水库问题听取了两种不同的意见。为了加强这项工作的统一领导,会议根据毛泽东提议,决定由周恩来主持治理长江工作。

  才能认识水的特点和掌握游泳的规律。搞社会主义也是

  南宁会议是一次重要的会议,它对中国后来的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这次会议继承了中共八大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正确路线,并且提出要努力开创一个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迅速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把中国早日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南宁会议上表现出来的毛泽东与中央其他几位领导人的分歧,不是在是否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问题上,而是在建设速度的I司题上。由于毛泽东严厉批评了反冒进,又提出一些超过实际可能性的高指标而被会议一致通过,这就直接导致“大跃进”的开始发动。

  这个道理。接着毛主席又意味深长地说:人们常说,

  经过南宁会议,毛泽东的主张,在中共最高领导层被一致接受了。在毛泽东看来,这是关键,但又远远不够,还必须把他的主张推广到党内外的更大范围,推广到全党和全国人民中间去。

  ‘虎死了留皮,人死了留名’。我这个人啊,只要为人民

  南宁会议结束的第二天,一月二十三日,毛泽东乘专机飞往广州,在那里休息了两天,二十六日离开广州返回北京。

  留点文就行了。”①(①张仙朋《为了人民……》,见《当代》

  一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最高国务会议第十四次会议,讨论一九五八年的预算和经济计划,为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作准备。这是八年来讨论预算和经济计划最早的一年。毛泽东主持会议,他首先讲话:

  杂志1979年第2期。)

  “七八年来,都看出我们这个民族有希望,特别是

  一九六一年底,中共中央正在召开工作会议,为七千人大会作准备,总结建国以来主要是一九五八年以来的经验。毛泽东也正在思考这个问题,并想从认识论的哲学高度加以总结。当时,他虽然没有专门系统地讲述这个问题,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东西,但在七千人大会的讲话中已经涉及这个问题。他强调,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必须经过反复的实践,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才有自由的活动。可见这个“前言”是酝酿已久的。

  在去年一年,使得广大群众感觉到光明的前途。几亿人

  毛泽东对决定草案的第十条也加写了一段话,强调学习和普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必要性,提出要“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②(②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的修改,手稿,1963年5月10日。)

  口,精神发扬起来。经过大鸣、大放、大辩论.把一些

  五月十一日晚,毛泽东将决议草案改好后,在住地召集第三次会议,再次进行讨论。周恩来参加了这次会议。

  问题搞清楚,任务也提得适当了,比如十五年赶上英

  毛泽东说:这个文件还是个草案,因为在座的常委还不到半数,还要拿到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去议一议,讨论决定。请总理明天带回去议。彭真同志可到南方几个省跑一跑。他对在座的各中央局第一书记说:你们明天可以把草案带回去,每个省也可以发一份。开会的方法,可以先发材料,要先看这二十个材料,看个三天五天,议一天,引起议论。不要使大家对中央的东西先有一个框框。

  国,又多、又快、又好、又省之类。四十条农业纲要重

  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做法,他说:不要性急,横直准备搞他一年、两年,两年搞不完就三年。有的地方一时还搞不了,就不要勉强搞。可以允许两个办法,一个搞,一个暂时不搞。这样一来,就防止了急。总之,这一次要搞得稳一点,分期分批,一个县也要分期分批,先搞试点,可以有先有后,允许参差不齐。这样就做得好。

  新发布,给群众很大的鼓励。许多认为做不到的事情,

  接着,大家对决定草案进行讨论。

  现在群众觉得做得到。”

  周恩来提出:“是提团结百分之九十几,还是写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李井泉说:“是否写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好些。”毛泽东说:“我看可以这样说的,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已经批的文件,都改过来。”

  “我们这个民族在觉醒起来,好像我们大家今天早

  周恩来又说,小平同志建议写上我们绝大多数的干部是好的。毛泽东表示赞同。

  晨醒来一样,在逐步觉醒。因为觉醒了,才把帝国主

  周恩来问:“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顺序,要改成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还是怎么写都可以?”毛泽东说:“按社会科学来讲,首先是生产斗争。科学实验是讲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就不好搞。”

  义、封建主义打掉;因为觉醒了,才把私有财产制度废

  关于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科学实验三者关系的问题,后来毛泽东曾作过专门分析。他说:“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者必须结合。只搞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不抓阶级斗争,人的精神面貌不能振奋,还是搞不好生产斗争、科学实验的。只搞生产斗争,不搞科学实验,行吗?只搞阶级斗争,不搞生产斗争、科学实验,说拥护总路线,结果是假的。我说石油部作出了伟大的成绩,既振奋起了人们的革命精神,又搞出了六百万吨石油,还有一百万吨的炼油厂,质量是很高的,是国际水平。”①(①毛泽东听取薄一波、谭震林汇报时的谈话记录,1964年3月24日。)

  除;因为觉醒了,才进行整风,批评右派。现在还要革

  毛泽东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很重视生产斗争,但他更重视阶级斗争。他认为,不搞阶级斗争,人们的精神面貌振奋不起来,还是搞不好生产。多少年来,他形成了这样一个思想,就是通过抓阶级斗争、抓革命,来振奋人们的精神,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来推动生产的发展。这就是他常说的“抓革命,促生产”。

  掉一个东西:我们是又穷又白。白纸好写字,穷就要革

  刘澜涛提出:“搞社会主义教育还要注意不同地区,例如新疆就不同。”毛泽东说:“要注意不同地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的做法要有不同。西藏、新疆做法要有不同。甘肃、青海、宁夏也要注意民族地区的特点。”

  命,要干,就有一股干劲。现在的生产节约,各种社会

  在前一次谈话中,毛泽东曾经形象地把阶级斗争现象比作“蚂蚁”,说大踏步走路就看不见蚂蚁,一蹲下去就看见了。这主要是批评忽视阶级斗争的倾向。这一次谈话又强调了另一面,说:没有“蚂蚁”的地区就不要去找“蚂蚁”,比如那些一类队,一定要搞阶级斗争就不一定。那些地方,过去注意了阶级斗争,注意了社会主义教育,就不一定采取这些方法去搞。但是,人民内部矛盾是普遍的,那要搞多少年。讲到干部退赔时,他说:赃物赃款,不退不行,但又要合情合理。退得太挖苦了也不行,使干部生活过不去也不好,群众过些时候也会同情他的。

  风气的改革,就是希望我们的国家成为一个大国,一个

  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做法,毛泽东说:从基本上说,不是派人去的问题,而是依靠群众,依靠省、地、县、社的广大干部。把广大干部群众发动起来,这是最主要的。用这种方法,自我教育的方法,来办好人民公社。①(①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的谈话记录,1963年5月11日。)

  强国。现在的情况完全不相称,还比不上比利时,比利

  决定草案就要提交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一场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即将在全国逐步开展。鉴于过去历次运动的教训,毛泽东这次显得特别谨慎。反复思量,彻夜未眠。第二天,五月十二日一清早,又把各中央局书记找来谈了一次。中心意思是:不要性急,要搞稳一点,不要搞乱了。

  时有七百万吨钢,我们只有五百多万吨,粮食水平很

  他说:还有些话,又把你们找来了,谈谈总结经验这个事情。各中央局是否在七月二十日北戴河会议以前再开一次小型的会,总结总结这一段的经验,搞得天下不是大乱,中乱小乱也不好。你晓得地委怎么样?摸一摸底,不然,宁可不发动。要自觉的,不要勉强的,要他懂得这是怎么一回事。准备一年、两年搞完,搞好。不要伤人,伤了人,敌人又搞不准。“四清”我们从来没搞过,过去有许多运动,搞出毛病,后边还要平反。对于干部要着重说服,说服不通的,就用实际证据再说服。老口号不行,没有贫下中农来说服不行,那些顽固的,你们说不行,他就是听群众的。总之,中央局要看情况,如果蛮干一气,你就开会,把蛮干的说服,不然,那就一下子搞乱了。毛泽东强调指出:对于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要实行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这一条。手脚不干净的要检讨。要讲清楚,第二批、第三批铺开的不算不名誉,不然他力争上游,一哄而起。就怕伤人,搞过了头。①(①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的谈话记录,1963年5月12日。)

  低,不识字的人很多。因此,现在这个觉醒,群众这个

  杭州会议结束了。五月十八日,在周恩来主持下,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这个决定草案在五月二十日正式下发,成为全国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指导文件。

  热潮,我们要好好注意。我看,我们这个民族现在好比

  杭州会议以后,各地开始进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试点,城市的“五反”运动进一步展开。到这年九月,中央机关的“五反”运动基本结束。

  打破原子核释放出热能来。”①(①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

  毛泽东最担心的是在农村社教运动中出乱子,搞过了头。尽管对此三令五申,但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思想指导下,乱子还是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在试点过程中普遍发生了混淆两类矛盾、打击面过宽的问题。

  议第十四次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1月28日。)

  在一线负责这项工作的彭真,从五月十五日到六月十五日,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到一些省份视察,发现了不少问题。七月四日,向毛泽东和党中央写了一份情况报告,提出“不要重复老区土改整风时‘搬石头’、‘跳圈子’的错误”。同时,各地陆续报来一些材料,反映农村社教中出现的一些偏差和问题,提出要划清一些具体的政策界限。为此,中央决定,由邓小平、谭震林主持起草《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问题》。具体工作由田家英组织的一个起草班子负责。这个文件也写了十条,简称“后十条”,五月间下发的《决定(草案)》简称“前十条”。

  毛泽东十分自信地认为,有群众这么大的热潮,十五年赶上英国是完全可能的。他说,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要有一股干劲。他特别称赞元旦社论的两句话:“鼓足干劲,力争上游”。

  在一九五七年整风座谈会上,当时任教育部长的张奚若对共产党的工作提了个批评意见,归纳为四句话:“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轻视过去,迷信将来”。毛泽东接过这四句话,当作正面的东西作了新的解释。

  毛泽东说:“我很欣赏这几句话。这几句话是好人说的,说这个话的人并非右派,我很喜欢这一位,这个人是个有正义感的人。”

  他说:不好大喜功不行。但是要革命派的好大喜功,要合乎实际的好大喜功。不急功近利也不行。《易经》上讲:“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曾子也说:“夏禹惜寸阴,吾辈当惜分阴。”这都是圣人之言。我们要的是革命的、合乎实际的平均先进定额(指标)。过去的东西不轻视不能活下去。历史是要的,但对过去不能过于重视。人类历史是五十万年。①(①这是当时通行的说法。根据最新的考古成果,人类历史至今至少已有三百万年至三百五十万年。)“拿现在来比,倒数上去,总是一代不如一代,这才叫进化,才叫进步。所以,轻视过去,在这一点意义上讲完全必要”。还有一个“迷信将来”。人类就是希望有个将来,希望也总是寄托在将来。所以说,“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轻视过去,迷信将来”这四句话,恰好是正确的。

  毛泽东强调说,现在我们是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地球开战,工作重心转到技术革命,要革地球的命。“十五年赶上英国,这个事情要变成一个主要的事情。”②(②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四次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1月28日。)

  二月一日至十一日,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实际上是实现国民经济新跃进的动员大会。会议听取并讨论了李先念关于一九五七年国家预算执行情况和一九五八年国家预算的报告、薄一波关于一九五八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并作出相应的决议。还听取了周恩来关于目前国际形势和我国外交政策的报告。

  会议批准的一九五八年国民经济计划指标,体现出跃进的精神,也还照顾到实际可能性。计划提出:基本建设总投资一百四十五亿七千七百万元,比一九五七年增长百分之十七点八。农业和农副业总产值六百八十八亿三千万元,比一九五七年增长百分之六点一。粮食产量要达到三千九百二十亿斤,棉花达到三千五百万担。工业总产值六百四十三亿七千万元,比一九五七年增长百分之十四点六。钢产量拟定为六百二十四万八千吨,比一九五七年增长百分之十九点二。

  在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期间,《人民日报》连续发表《我们的行动口号——反对浪费,勤俭建国》、《鼓起干劲,力争上游!》、《高产区能再跃进,低产区也能跃进》、《发动群众打破陈规》等社论,继续批评右倾保守思想,提出“我们国家现在正面临着一个全国大跃进的新形势”,造起了“大跃进”的声势。

  此时的毛泽东处于高度兴奋的状态。他利用开会间隙,跑了一趟济南,接着又到东北,去作调查。

  二月五日上午十时,专列开到了济南。毛泽东在住地召集几位地方负责干部和农业合作社社长谈话。有山东省委书记、省委农村工作部部长,莱阳和聊城的地委书记,泰安县委书记,历城县的一个农业合作社社长,寿张县一个农业合作社驻社干部。第二天上午,又在住地同省委、莱阳地委和济南市委的负责人谈了~次话。下午返回北京。

  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闭幕后,毛泽东开始了他的东北之行。他想更多更快地了解一些实际情况,增加一些感性知识。为了节约时间,提高效率,这次出行,不坐火车而乘飞机。二月十二日下午到沈阳,顾不得休息,立即去东塔飞机发动机制造厂参观。晚上,与辽宁省委书记、鞍山市委书记等人谈话。十三日上午,参观沈阳飞机制造厂总装配车间、沈阳地方国营小型开关厂,看了沈阳高坎农业社打井情况。接着,不顾疲劳乘汽车到抚顺参观露天煤矿,向矿党委书记和矿长询问生产情况。然后,又来到电解铝厂参观。中午,接见抚顺市委负责人。十三日下午,从沈阳飞抵长春。一到长春,就去长春汽车厂的作工车间和总装配车间参观。然后在住地与吉林省委书记等人谈话。十四日上午,再次与吉林省委、长春市委负责人谈话,并参观了长春电影制片厂。下午返回北京。

  四天跑了四个城市,看了不少工厂,找了不少人谈话。在谈到这次调查时,毛泽东说:“我们在南宁开会,有华东、中南、华南三个地区的人参加。东北找了个欧阳钦,华北找了一个刘仁,西北是张德生,西南是李井泉。下一次我们准备到成都,大概是三月上旬,去谈一谈。因为《六十条》里有一条,一年要抓四次。东北我没去过,就是有一年路过,那不算去。华北的山西也没有去过,绥远也没有去过,河北的事情我也过问不多,西北根本没有去过,西南没有去过。所以我这几天又到了济南,又到了沈阳,又到了抚顺,又到了长春,这就多了一点了。等几天我还要跑。”①(①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2月18日。)

  这次调查,也为即将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了一些准备。

  二月十八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颐年堂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在京的中央委员,党员部长或副部长,共一百一十九人。这次会议是传达南宁会议精神,讨论《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这是继杭州会议、南宁会议之后,中共中央召开的一次以批评反冒进和发动“大跃进”为主题的更大规模的会议。毛泽东认为这次会议“实际上是中央内部的整风”。①(①毛泽东给刘少奇的信,手稿,1958年2月17日。)

  二月十八日开会那天,恰好是春节。毛泽东说,今天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就叫“团拜会”。他以高昂的情绪大力称赞生产高潮的到来。他说:“今年是一个很大的生产高潮。以前没有解放,一部分上层建筑,一些环节,有错误、缺点,生产关系上不完善。因为整风,就改善了,攻破了,破坏了不好的,建立了比较好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较平等了,能讲话了,可以贴大字报了,老爷气少了,这样,群众就高兴了,就来了一个生产高潮。现在这个高涨的群众情绪,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没有见过。一九五六年春季是有一个高涨,但是没有现在这一次高涨。”

  接下来就批评反冒进:“我赞成这个冒进。这个冒进好嘛!这使农民的水利多了嘛!工人的气刚刚上来,一九五六年夏季就来一个巴掌。十一月二中全会以后就好一些了,因为二中全会也算挡了挡。没有几个月情况就改变了。冒是有点冒,而不应该提什么反冒进的口号。有一点冒是难免的。同志们,今年下半年,你们就会看到,要有一个大冒就是了。我看是比哪一年冒进还要厉害,为了对付这个情况,我们怎么办?处在这个大的群众高潮面前,中共中央,共产党要采取态度。”“以后反冒进的口号不要提,反右倾保守的口号要提。反冒进这个口号不好,吃亏,打击群众。反右倾这个口号为什么不会打击群众呢?反右倾所打击的就是一部分人的那些气(官气、暮气、骄气、娇气),一些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这些东西应该加以打击。”

  毛泽东承认一九五六年冒了,冒了也应该调整。但是他十分忌讳提“反冒进”,他认为,这样提就成为政治问题、路线问题了。他提出,今后只能提反右倾保守的口号,而不能提反冒进的口号,这就带来片面性,同他历来所倡导的在反倾向问题上进行两条战线斗争的方针是不一致的。

  毛泽东着重地讲了打掉官气、以平等的态度待人、改进领导方法的问题。他说:“要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不论你官多大,无非是当主席,当总理,当部长,当省长,那么大的官,但是你只能以一个劳动者的姿态出现。这样,你的官更好做,更多得到人民拥护。”又说:“在北京做官,官气比较重,下去的时候很要注意,不要学‘巡按出朝,地动山摇’那一套”。

  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原理,生产关系包括三个方面:所有制,人与人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分配。毛泽东认为,所有制问题已经解决了,现在就要解决人与人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问题,就是党政军干部和群众,工厂的领导和职工,合作社的领导和社员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他说:要消灭官僚主义,消除资产阶级作风,要使得大家感到,现在是真正地解放了,建立起真正平等的关系。以前,我们的相互关系,如在基层,厂长、党委书记、工会主席和职工之间,并不平等,群众把他们称为“官”,党、政、工、团是“四大领袖”。而现在,经过大鸣大放、大辩论,情况就改变了。群众看到,这些人可以批评,他们也真改正缺点。于是群众也纷纷起来改进工作,落后的职工批判了自己过去只为人民币服务、只为“五大件”服务的错误态度。经过运动,他们认识到应该为人民服务了。于是劳动热情高涨,干劲十足。这样,我们解决“相互关系”这个中间问题,就进一步巩固了所有制,同时也使得分配问题容易得到解决。

  解决人与人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问题,建立起一种平等的关系,这是毛泽东的一个重要思想,也是他执着追求的一种理想。他认为,人与人的平等关系一旦建立起来,蕴藏在人民群众中的劳动热情、生产积极性就会解放出来,成为无穷无尽的力量。

  最后他说:“群众中间有一个很大的革命热情。所以,我们中央委员会、政治局要适应这种情况。工作方法要改变,不改变就不能继续前进。”①(①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2月18日。)

  毛泽东讲话后,大家对《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发表了意见,并同意下发征求各省和各部门的意见。

  陈云在发言中,表示要对反冒进中财贸工作的问题负主要责任,并自责说,在财经工作中,对毛主席和政治局采取了“倾盆大雨”和“本本主义”的办法。②(②陈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58年2月18日。)

  会议结束前,毛泽东再次讲话,对《论十大关系》中涉及经济方面的几个关系,作了进一步的说明和解释。他说:十大关系中跟经济有关的,最大的是工业农业两个产业的关系。到了一九五六年春季,我们就感觉到应该有所调整,不要单调地搞重工业,要着重农业和轻工业,但是明确地讲,就是见于去年二月二十七日讲的、六月十九日发表的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报告,那上面说的是同时并举。再就是去年三中全会上讲的,宣传上不要偏于工业的宣传。

  毛泽东说: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也是个大事。我是历来主张虚君共和的,中央要办一些事,但是不要办多了,大批的事放在省同市去办,他们比我们办得好,要相信他们。现在的情况是卜面比较活泼,中央部门中的官气、暮气、骄气、娇气就多些。我就有这么个企图,在南宁会议上,觉得要把这些气革一下,要老百姓化,要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资格出现。

  讲到沿海内地关系时,毛泽东说,这也是一大解放。沿海把辽宁算进来是八个省,人口大批集中在沿海。有原材料,你就可以开工厂。有铁矿、有煤矿,就可以搞小型钢铁厂。化肥厂、机械厂,各省都可以搞。

  讲话结束时,又回到反冒进问题上来,但口气缓和了许多。他再一次肯定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六日周恩来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他说:虽然总理有那篇报告,但是这个问题人们还不那么很了解,所以南宁会议还是要放一炮的。这个炮,我看不过是小炮而已,害得一些同志紧张。何必那么十分紧张。南宁会议我们就讲了的,就是这么一件事,一个时期,一个问题。接着他说:“一九五六年反冒进,这是个什么事情呢?这是大家都在正确的路线之下,在个别问题上意见不一致,这么一种性质。”①(①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2月18日)

  对反冒进的这一定性,对涉及的有关人来说,是一种解脱。

  这是毛泽东的一贯做法。当他认为党内出现了重大错误或偏差的时候,大声疾呼,在犯错误的人背上击一猛掌;待他们作了自我批评,他又加以鼓励,继续委以重任。一九五三年八月全国财经会议上是如此,一九五五年批评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右倾”是如此,此次南宁会议上又是如此。在以后的党内生活中,类似的情况还出现过多次。这一次对反冒进的批评,实践证明是错误的,由于对当事人采取继续信任的态度,避免了更大的损失。但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从此开始受到破坏,对后来的历史进程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

  三月四日,毛泽东乘专机离开北京,经西安,于当天下午到达成都,将在这里主持召开中共中央工作会议。

  三月的川西平原,呈现一片美丽的景色。金色的油菜花、紫色的蚕豆花、绿色的麦苗,间以数不尽的竹林盘,恰似一幅鲜艳的图案,镶嵌在这块肥沃的土地上。

  此时,全国上下,热气腾腾,正在掀起一个生产高潮。在党内,随着批评反冒进的范围越来越大,地方上的一些领导人竞相攀比,提出的生产指标越来越高。毛泽东的头脑越来越不冷静了。成都会议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召开的。

  毛泽东和与会人员都住在成都西郊金牛坝。参加会议的有: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李富春、罗荣桓、陈伯达、薄一波、谭震林、胡乔木、田家英、黄欧东、吴德、欧阳钦、张德生、张仲良、汪锋、王恩茂、林铁、陶鲁笳、乌兰夫、刘仁、黄火青、李井泉、周林、谢富治、柯庆施、王任重、陶铸。后来又增加王鹤寿、彭涛、滕代远。

  三月九日是会议的第一天,毛泽东讲话。他提出了二十几个问题,要大家讨论,主要是经济方面的,如协作问题、中心工作与非中心工作如何结合问题、税制和价格问题、完成计划问题、大量招工问题、平衡问题、发展地方工业问题、地方分权问题等,也有些是属于领导方法方面的。重点讲反冒进,反对经济工作中的教条主义。

  这次对反冒进的批评,提到一个更高的层次,成了马克思主义还是非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他说:“两种方法的比较,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冒进’,一种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究竟采取哪一种?我看应采取‘冒进’。很多问题都可以这样提。”

  毛泽东尖锐地批评了经济工作中的教条主义。他说:“少奇同志在南宁会议谈了规章制度问题。规章制度从苏联搬来了一大批,如搬苏联的警卫制度,害死人,限制了负责同志的活动,前呼后拥,不许参观,不许上馆子,不许上街买鞋。陈云同志让他亲戚煮饭,警卫部门认为不得了。”“搬苏联的很多,害人不浅。

  那些规章制度束缚生产力,制造浪费,制造官僚主义。”“搬,要有分析,不要硬搬,、硬搬就是不独立思考,忘记了历史上的教条主义的教训。”“苏联的经验只能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不从之。把苏联的经验孤立起来,不看中国实际,就是不择其善者而从之。”①(①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3月9日。)

  成都会议期间,毛泽东的心情极为舒畅。一方面,周恩来、陈云等都对反冒进问题作了检讨,承认了错误。另一方面,各地区正在制定新的跃进指标,人民群众的劳动热情被激发起来,一个空前规模的社会主义生产高潮看起来已在各行各业普遍出现。他感到,经过杭州会议、南宁会议,到这次成都会议,情况已经根本扭转过来,“大跃进”已成定局。这使他始终处于亢奋之中。在会议的十九天中,他一连发表六次讲话,广征博引,谈古论今。

  三月十日,毛泽东第二次讲话,讲坚持原则与独创精神,进一步批评教条主义。

  他说:“学习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专门模仿;一种是有独创精神,学习与独创相结合。硬搬苏联的规章制度,就是缺乏独创精神。”“全国解放后,一九五。年至一九五七年,在经济工作和文教工作中产生了教条主义,军事工作中搬了一部分教条,但基本原则坚持了,还不能说是教条主义。经济工作中的教条主义,主要表现在重工业、计划工作、银行工作和统计工作方面,特别是重工业和计划方面,因为我们不懂,完全没有经验,横竖自己不晓得,只好搬。”“商业搬得少些,因中央接触较多,批转文件较多。轻工业工作中的教条主义也少些。社会主义革命和农业合作化未受教条主义影响”。

  他分析了教条主义产生的原因。一、重工业的设计、施工、安装,自己都不行,没有经验,没有专家,部长是外行,只好抄外国的,抄了也不会鉴别。二、对苏联和中国的情况都不了解。对苏联的经验、情况、历史发展不甚了解,既然不了解只好盲目地学他们。三、精神上受到压力。菩萨比人大好多倍,是为了吓人。戏台上的英雄豪杰一出来,与众不同。斯大林就是那样的人。四、不懂得比较法,不懂得树立对立面。对许多规章制度,我们许多同志不去设想有没有另外一种方案,择其合乎中国情况者应用,不适合者另拟,也不作分析,不动脑筋,不加比较。

  毛泽东回顾了一九五六年以来独立探索的历程。他说:“一九五六年四月的《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我们自己的建设路线,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一九五七年,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中,讲了工农业同时并举、中国工业化的道路、农业合作化等问题。这一年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全民整风、反右派,群众性的对我们的批评,对人们思想的启发很大。”“一九五八年,在杭州、南宁、成都开了三次会。会上大家提了许多意见,开动脑筋,总结八年的经验,对思想有很大启发。南宁会议上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国务院各部门的规章制度,可以改,而且应当改。怎样改呢?一个办法是和群众见面,一个办法是搞大字报。另一个问题是地方分权,现在已经开始实行。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同时存在,能集的则集,能分的则分,这是去年三中全会后定卜来的。”

  这是毛泽东自一九五六年初批评教条主义以来,又一次批评教条主义。一九五六年那一次,以苏联为鉴,引发了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思想解放,提出了一系列从中国实际出发的新思路。成都会议这一次的批评,提出的一些见解,从道理上讲也不能说不对,比如学习要与独创相结合,但由于指导思想上的“左”,由于忽视客观规律,片面地强调“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因而在实际工作中助长了盲目蛮干情绪,把许多必要的、合理的规章制度也当作迷信而废除了,造成无章可循或作出一些不恰当的规定,破坏了正常的经济秩序。

  在这次讲话中,还提出关于两种个人崇拜的论点。

  他说:“有些人对反个人崇拜很感兴趣。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崇拜,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我们相信真理,真理是客观存在的反映。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反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①(①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3月1O日。)

  这段话,分析了两种不同的个人崇拜并加以区别。实际上是很难区别的,结果是鼓励和助长了不加分析的、盲目服从的个人崇拜。后来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

  从三月十日起,到十九日,会议听取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汇报。毛泽东作了许多插话,归纳起来,主要有这样一些内容。

  ——社会主义建设路线的形成,再有五年就差不多了,苦战三年,也可能形成。过去的八年,顾不上也抽不出手抓建设。现在才有可能抽出时间来研究建设,开始摸工业。现在建设路线还没有完全形成。科学、文教、商业还没有摸。我们一定苦战三年,切实去摸,形成一条完整的、我们中国的建设社会主义的路线。

  ——苦战三年,基本改变本省面貌。七年内实现四十条。农业机械化,争取五年实现。可不可以这样提,各省可议一下。

  ——十年或稍多一点时间赶上英国,二十年或稍多一点时间赶上美国,那就自由了,主动了。

  ——实现四十条,辽宁三年,广东五年,是左派。三年恐怕有困难,可以提三年到五年。

  从这些话里,可以感受到成都会议上那种过热的气氛。不久前,还一直在讲十五年或更多一点的时间赶上英国,现在变成“十年或稍多一点时间”,又增加了一个“二十年或稍多一点时间赶上美国”。这些,虽然没有作为正式口号提出来,但思想的倾向是清楚的。本来,提出十五年在钢的产量上赶上英国,是有根据的,经过努力可以做到的。薄一波曾经说:“十五年赶上英国,就钢的总产量来说,也不能算是冒进。”“如果我们按一九五六年八大确定的指标和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办事,不搞什么‘大跃进’,那么,我国一九七二年的钢产量超过英国是绰有余裕的。”①(①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下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744、745页。)但在没有经过充分论证的情况下,笼统地提出十年赶英就成为主观想像的东西了,二十年赶美就更没有什么科学根据了。实现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的时间也大大提前,原来规定十二年完成的指标,有的提前到三至五年,有的提前到五至七年。

  对于一些地方提出的太离谱的高指标,毛泽东还有所顾虑。比如,辽宁提出两年实现亩产四百斤。毛泽东就说:“不要吹得太大,还是五年计划争取三年完成,这么个快法,我有点发愁。可以提得活动一点,留有余地,再看一看,以免被动。”

  ——搞农业机械化,小社势必要合并一些;合并后仍然不能搞的,可以搞联社。

  ——为了水利综合利用,使用大型机械,会合并一些社。际了地广人稀的地区外,五年之内逐渐合并。

  ——“二五”计划期间,平原地区合作社的规模大一些为好,可以办小学,办工厂。

  在农业生产中,为了水利的综合利用,提高水的使用效益,一九五七年冬和一九五八年春兴起了大搞水利运动,在许多地方,已经冲破了现有合作社的规模,要求并社。经过毛泽东的肯定和倡导,可以预料,并社和扩社将以不可阻挡之势发展起来,这就是后来人民公社运动的出现。在社员家庭副业方面,毛泽东采取慎重和保护的政策。他说:苦战三年,不要减少自留地和个人的养猪。三年内增加合作社积累,分得少了,应该使农民发展•些副业,增加一些收入。自留地减少,又不要多养猪,两头堵死不好。①(①以上均见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听取汇报时的插话记录。)

  在这个期间,毛泽东批转了一批报告,作为会议文件印发。在会议印发的一百余份文件中,毛泽东提议印发的近六分之一,其中相当多的是一些省和部的跃进计划和经验。他印发这些材料的目的是要推动其他地区和部门也能打破常规,来一个“全面跃进”。毛泽东还从《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按语中,选出一些反对所谓落在群众运动后面、打击群众积极性的右倾保守思想的,印发会议。

  听了几天汇报后,毛泽东在三月二十日发表第三次讲话。

  他对于汇报中提到的改良农具的群众运动,给予很高的评价,称之为技术革命的萌芽,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应该推广到一切地方去。他说,群众性的创造是无穷无尽的,是从下而上搞起来的,我们发现了好的东西,就要加以总结推广。

  河南省提出,一年实现“四、五、八”,②(②指《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粮食平均亩产量在12年内所要达到的指标,即:黄河、秦岭以北地区达到400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区达到500斤,淮河、秦岭以南地区达到800斤,简称“四、五、八”。)水利化,除四害,消灭文盲。对于这样一个完全脱离实际、根本办不到的跃进计划,毛泽东虽然并无太大把握,但还是有些相信,并未制止,而是采取大体肯定的态度,主张试试看。他认为:可能有些能做到。即使是全部能做到,也不要登报。各省不要一阵风,说河南一年,大家都一年。可以让河南试验一年。如果河南灵了,明年各省再来一个运动,大跃进。他又说:如果一年实现“四、五、八”,消灭文盲,也可能缺点很大,起码是工作粗糙,群众过分紧张。只要总路线正确——多快好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那末一年、二年、三年乃至五年完成“四十条”,那也不能算没有面子,不算不荣誉。凡是根据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能办到的,就应当多快好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但办不到的不勉强。现在有股风,十级台风,不要公开去挡,要在内部讲清楚,把空气压缩一下。要去掉虚报、浮夸,不要争名,而要务实。有些高指标,没有措施,那就不好。

  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毛泽东说:还在创造中,基本点已经有了,现在已经使得少数人感觉这条路线是正确的。可能还有很多人是将信将疑,或者说是不自觉的。对于我们来说,从理论上和若干工作的实践上(例如工农业有相当的增产,工作也有相当的成绩,多数人心情舒畅),认为这条路线是正确的。但四十条还没有实现,十五年赶上英国还只是口号,一五六项尚未全部建成,“四、五、八”大部分尚未证实,全国工业化尚未实现。第二个五年计划搞几十万项,①(①指由地方各级分别投资兴办的建设项目。)县县都办起工业来,结果如何?会不会生产过剩?在我脑筋中存在问题。是好,还是天下大乱,我现在没有把握。所以,现在要开会,要每年抓四次,看到有问题就调节一下。他说:这个路线开始形成,由于两个原因,根本的是群众斗争的创造,其次是领导机关反映了这些创造。总路线开始形成了,但是尚待完善,尚待证实,不可以说已经最后完成了。

  毛泽东对于已经和正在出现的跃进局面,从根本上说是肯定的和欣喜的。但对这样一件从未干过又毫无经验的大事业,他似乎也预感到可能会出什么乱子。但他相信,这条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是正确的(虽然有时说还要看几年),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已经高涨起来,只要中央和省市自治区这两级领导一年抓四次,开会研究,看到有问题就调节一下,就不会出大问题。

  三月二十二日,毛泽东第四次讲话。毛泽东的精神越来越兴奋,情绪越来越高昂,思想越来越活跃。这次主要讲要有势如破竹、高屋建瓴的气概,要敢想敢说敢做。为此他提议把会议延长两三天,专门谈谈思想问题,以解放思想,提高风格。

  他说:要提高风格,振作精神,要有势如破竹、高屋建瓴的气势。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抓住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工作中的基本矛盾。但我们的同志有精神不振的现象,是奴隶状态的表现,像京剧《法门寺》里的贾桂一样,站惯了不敢坐。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要尊重,但不要迷信,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创造出来的,不能抄书照搬。一有迷信就把我们脑子镇压住了,不敢跳出圈子想问题。

  他还讲不要怕教授,说进城以来相当地怕教授,看人家一大堆学问,自己好像什么都不行。他说,自古以来,创新思想、新学派的人,都是学问不足的青年人。他的这个思想,在南宁会议上就提出来了,但没有展开,这次大大地发挥了,举出古今中外的许多事例:孔子不是二三十岁的时候就搞起来?耶稣开始有什么学问?释迦牟尼十九岁创佛教,学问是后来慢慢学来的。孙中山年轻时有什么学问,不过高中程度。马克思开始创立辩证唯物论,年纪也很轻,他的学问也是后来学的。马克思开始著书的时候,只有二十岁,写《共产党宣言》时,不过三十岁左右,学派已经形成了。那时马克思所批判的人,都是一些当时资产阶级博学家,如李嘉图、亚当•斯密、黑格尔等。“历史上总是学问少的人,推翻学问多的人。”章太炎青年时代写的东西,是比较生动活泼的,充满民主革命精神,以反清为目的。康有为亦如此。刘师培成名时不过二十岁,死时也才三十岁。王弼注《老子》的时候,不过十几岁,死时才二十二岁。颜渊死时只三十二岁。青年人抓住一个真理,就所向披靡,所以老年人是比不过他们的。梁启超青年时也是所向披靡。

  毛泽东还提出“六不怕”:“不敢讲话无非是:一怕封为机会主义,二怕撤职,三怕开除党籍,四怕老婆离婚,五怕坐班房,六怕杀头。”他说:我看只要准备好这几条,看破红尘,什么都不怕了。难道可以牺牲真理,封住我们的嘴巴吗?我们应当造成一种环境,使人敢于说话。我的企图是要人们敢说,精神振作,势如破竹,把顾虑解除,把沉闷的空气冲破。

  为了活跃党内思想,在领导干部中形成带头学理论、想大事、抓大事的风气,毛泽东提议创办党的理论刊物,中央办一个,各省都办一个。

  开会期间,毛泽东的精神和工作,并非总是绷得那么紧,也有松闲的时候。他选了一些有关四川的古诗词,印出来发给大家。其中有李白的《蜀道难》、杜甫的《咏怀古迹五首》、王勃的《杜少府之任蜀州》、李商隐的《马嵬》等。这是要大家读点诗词,长点知识,活跃一下气氛。这既反映了毛泽东的一种爱好,也反映了他此时的一种心境。

  他从古诗词谈到民歌,说:印了一些诗,尽是老古董,搞点民歌好不好?他要各地负责同志回去收集一点民歌,搞几个{式点,每人发三五张纸,写写民歌,不能写的找人代写。限期十大收集,下次会议印一批出来。在毛泽东的号召下,“大跃进”甲兴起了一个写作和收集民歌的群众运动。

  毛泽东从民歌问题,讲到中国诗歌发展的出路问题。他认为,中国诗的出路,第一条是民歌,第二条是古典,在这个基础上产生出新诗来。形式是民族的,内容应该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对立的统一,太现实了就不能写诗了。我们可能搞到几百万或者成千万首的民歌。①(①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3月22日。)

  民歌,也是一种艺术,而艺术创造是不能搞群众运动的。当时一些流行的民歌,尽管也可以说反映人民群众战天斗地的豪迈气概,但对“大跃进”中的浮夸作风和形式主义的盛行也起了一些推波助澜的作用。而毛泽东对中国诗歌的发展出路问题,所提出的新的见解,则是应当引起重视和研究的。

  毛泽东讲话后,欧阳钦、陶铸、李先念、林铁先后发言,基本上按照毛泽东的思路,有的还作了进一步发挥。有的人提出,破除对斯大林的迷信,也要破除对经典著作的迷信,提倡大胆怀疑与独立思考。有的说,对于领袖应当无条件地信任,特别是经过几十年实践证明,中国不存在个人崇拜的问题,要更加强调学习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的著作。②(②王任重工作笔记,1958年3月22日。)

  三月二十五日,毛泽东第五次讲话,主要讲思想方法问题。

  对反冒进的问题也主要是从这个角度去讲的。他说:“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第一是唯物论,第二是辩证法。”我们许多同志对此并不那么看重。反冒进不是什么责任问题,不要说得太多了,我也不愿听了。不要老做自我批评,作为方法问题的一个例子来讲是可以的。接着他说:“唯物论是世界观,也是方法论。”“我们的主观世界只能是客观世界的反映,主观反映客观是不容易的,要有大量事实,在实践中反复无数次,才能形成观枣。一眼望去,一下抓住一两个观点,并无大量事实作根据,是不巩固的。”要真真实实地听下级的话,个别交谈,小范围交谈。省委解决问题如此,中央也如此。反冒进也是一种客观反映。反映什么呢?把个别的特殊的东西误认为一般的全面的东西。辩证法是研究主流与支流、本质与现象、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过去发生反冒进等错误,即未抓住主流和本质,把支流当作主流,把次要矛盾当作主要矛盾来解决。国务院开会对个别问题解决得多,但有时没有抓住本质问题。

  他说:我们许多同志不注意理论。究竟思想、观点、理论从何而来?就是客观世界的反映。客观世界所固有的规律,人们反映它,不过是比较地合乎客观情况。任何规律即是事物的一个侧面,是许多个别事物的抽象,离开客观的具体事物,哪还有什么规律?

  毛泽东称赞了冶金部党组的一个做法。他们吸收部分大企业的十几个人开会,谈了几天解决了许多重要问题。他说,两种因素加在一起就起变化,空气就不同了。中央开会,有地方同志参加,除省委书记外,再加若干地、县委书记,就有了新的因素。中央下去的同志,同省委书记谈还不够,还要找地、县委书记,学校、合作社的人谈谈,一竿子到底。为什么要提出这个问题呢?就是要打掉官气。当了“老爷”不愿向人请教,这种自以为是的态度,各级都有。越是向人请教的多,提出来的东西,就比较有把握些,但还不能说是正确的,因为没有证明。许多事情,我自己就半信半疑。“多快好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建议路线,究竟对不对?还要看五年。

  每当中国革命事业向前胜利发展的时候,毛泽东总是提醒全党,要准备发生预料不到的事情。成都会议上又提出这个问题。他说:一九五六年发生的几件事没有料到,就是国际上批判斯大林和波匈事件,国内是反冒进。今后还要准备发生预料不到的争情。我看要把过高的指标压缩一下,要确实可靠。过高的指标不

  要登报。河南今年四件事都想完成,也许能做到,即使能做到,讲也谨慎些,给群众留点余地,也要给下级和自己留有余地。又说:我们一些同志在热潮下面被冲昏了头脑,提出一些办不到的口号。我并不是想消灭空气,而只是要求压缩空气,把膨胀的脑筋压缩一下,冷静一些;不是想下马,而是要搞措施。①(①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3月25日。)

  毛泽东讲话后,张德生、胡乔木、柯庆施、邓小平、陶鲁笳、周恩来、薄一波、滕代远、刘少奇、彭德怀先后发言。根据毛泽东提出的要求,大都是讲思想、理论问题,主要有:反对教条主义问题,南宁会议和成都会议思想斗争的性质问题,社会主义建设的路线问题,思想解放运动问题,领袖的作用问题等。还有人提到逐渐削弱城乡、工农差别,以及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问题。发言的基调仍然是反对右倾保守思想。

  有的说,教条主义在内战时期主要表现为“左”,在建设时期主要表现为右。有的说,南宁会议、成都会议的思想斗争具有深远的原则性的意义,这场斗争,是在建设路线、方针方面的斗争,不是两条道路的斗争,是用什么方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一种是蓬蓬勃勃,轰轰烈烈,一种是慢慢吞吞,冷冷清清,两种方法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兴衰问题。反冒进和其他错误,根源是主观主义,或者教条主义,或者经验主义,克服主观主义就是思想解放运动。我们要有雄心,但心要热头要冷。有的说,慢性病所造成的损失不亚于急性病,从当前来讲,右倾保守的危险还是主要的。急性病的问题要防止,但也不甚可怕。社会主义建设中,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不是截然分开的。集体所有制将来要转化为全民所有制,但目前不要搞集体变国营的群众运动。

  在发言中,一些中央领导人都对毛泽东说了一些赞扬的话。有的说:我们的水平与主席差一截,应当相信主席比我们高明得多,要力求在自觉的基础上跟上。作为一个高级干部来说,不只是跟上的问题,而是要有创造精神的问题。主席的作用不是当不当主席的问题,不是法律上名誉上的问题,而是实际上的领袖。有的说:主席比我们高明得多,我们的任务是认真学习。主席的许多优点是不是可以学到呢?应当说,是可以学到的,不是“高山仰止”。但是主席有些地方我们是难以赶上的,像他那样丰富的历史知识、那样丰富的理论知识、那样丰富的革命经验,记忆力那样强,这些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学到的。有的提出:要宣传毛主席的领袖作用,宣传和学习毛主席的思想。高级干部要三好:跟好、学好、做好。有的说:毛主席的思想具有国际普遍真理的意义。①(①成都会议记录,1958年3月25日。)他们说这些话,态度是诚恳的和严肃的。他们对毛泽东的信任和钦佩是发自内心的。党中央的一些最重要的领导人如此集中地颂扬毛泽东个人,这是在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未有过的。

  三月二十六日,历时十八天的成都会议结束了。在会议的最后,毛泽东又讲了话。这是他在成都会议上的第六次讲话。

  他说:“这次会议开得还可以,但事先未准备虚实并举,实业多了一点,虚业少了一点。这也有好处,一次解决大批问题,并且是跟地方同志一起谈的,也就比较合乎实际。”“过去我们太实了。要引导各级领导同志关心思想、政治、理论的问题,红与专相结合。”

  毛泽东再次强调一年抓四次,特别是今年,要抓紧一点,以便更及时地掌握群众的情绪,稳一点掌握建设的速度。下次会议七月开,重点是工业。这正是毛泽东以往所不很熟悉的。

  他说:“现在有些问题,还是不摸底,农业比较清楚,工业、商业、文教不清楚。……煤、电、油、机械、建筑、地质、交通、邮电、轻工业、商业没有接触,财贸还有文教历来没有摸过。林业也没有摸过。今年这些要摸一摸。政治局、书记处都摸一摸。”①(①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3月26日。)

  成都会议是继南宁会议之后,中共中央召开的又一次重要会议,在发动“大跃进”的道路上,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从批评反冒进为主,转到发动“大跃进”为主,是一次发动“大跃进”的中央会议。生产指标,一涨再涨;完成任务的时限,一缩再缩。反教条主义、反经验主义和“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口号,本来都是好事情,但是在“左”的、急于求成的思想指导下,却鼓励了不尊重客观规律的盲目蛮干情绪。由于反复讲唯物论、辩证法,使得批评反冒进、发动“大跃进”,更具备了一定的理论形态。

  成都会议提出和研究了许多问题,而最主要的是开始形成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并且有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表述,尽管还没有明确地把它突出出来,作出一个正式的规定。

  这次会议讨论通过了国家计委提出的《关于一九五八年计划和预算第二本账的意见》。同这年二月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一九五八年计划指标相比,作了大幅度的调整。钢产指标从六百二十四万八千吨提高到七百万吨,粮食指标从三千九百二十亿斤提高到四千三百一十六亿斤。基建投资从一百四十五亿七千多万元增加到一百七十五亿元。

  会议还搞了四十几个文件,主要是经济建设方面的。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工作会议上,如此集中地讨论经济问题,搞出这么多经济文件,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是第一次。

  成都会议结束后,各省立即回去传达。在提出“苦干三年,改变面貌”的河南省,其负责人宣布:“水利化已经做到,已完成五十二亿土方的水利工程。”在大搞水利方面,在南宁会议期间曾经得到毛泽东表扬的安徽省,其负责人说:“水利落在河南后面了,现在是赶河南,四月底可以到四十五亿土方。四十九个县可以宣布水利化。”又说:“完成农业四十条,不要七年了,可能是三到五年。”①(王任重工作笔记,1958年3月26日、4月2日。)超越实际可能的盲目攀比赶超之风,就这样在一些地方从上到下以不可阻挡之势刮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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