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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孔子年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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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话说1930年,冯玉祥、阎锡山发起讨伐蒋介石的中原大战。中共中央临时负责人李立三认为南方各省工农武装割据已成气候,他要趁着国民党中原大战的时候,整编红军,夺取几个大城市,争取一省或数胜革命首先胜利。6月,临时中央指示,赣南、闽西红军在福建长汀整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由朱德任军团长,毛泽东任政委,下辖红四军和红六军。23岁的林彪升任红四军军长,罗荣恒任政委,陈奇涵任参谋长,李涛任政治部主任。与此同时,红五军与红八军也在湖北长治整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由彭德怀任军团长,滕代远任政委,邓萍任参谋长,袁国平任政治部主任。此外,贺龙、徐向前等人领导的红军也分别进行了整编。红军整编后不久,李立三即命令各地红军“会攻武汉,饮马长江。”红三军团的纵队政委黄克城闻讯后,立即致信彭德怀,指出武汉是中原重镇,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凭红军现时力量还不足以攻打像武汉这样的大城市,即使打下来也无法守住。彭德怀也认为黄克城的意见有道理。但中央夺取大城市的意图不能公开违背。经过再三思索,他决定“佯攻武汉,转攻长沙。”他率军离开黄石港,并迅速占领离武汉只有五十里的鄂城,金丰一带,扬言攻打武汉。红一军团也在石首、公安、松滋一带积极作战,形成夹击武汉的态势。鄂豫皖的红一军第一师也逼近了武汉以北的平汉铁路。湖北省新春、黄梅、广济一带的红军游击队也在武汉市东西方向积极活动。各路红军齐头并进,矛头直指武汉。国民党慌了手脚,急令驻守岳阳的钱大钧师星夜船运武汉。谁知彭德怀突然袭击,一举攻占了岳阳。钱大均气急败坏地反扑岳阳,彭德怀却不慌不忙地放弃岳阳,率部回转平江苏区,然后锋芒一转直奔长沙而来。驻守长沙的何键哪是彭德怀的对手,一场恶战之后,丢盔卸甲地逃往沅江、湘阴、宁乡、湘潭一带去了,彭德怀遂占据长沙。彭德怀这一连环的“调虎离山、声东击西”战术震摄了国民党,也使毛泽东、朱德深为叹服。然而,毛泽东更加玄虚,他见彭德怀率军攻打岳阳,便知彭德怀醉翁之意不在酒。为配合三军团行动,毛泽东对朱德说:“看样子彭德怀不想打武汉,他要攻长沙。咱们也去瞧瞧南昌。”朱德欣然同意。于是红一军团也挥师直逼南昌。8月1日,朱德、陈毅、林彪等人与毛泽东一道,站在南昌牛行火车站,回想三年前在此义旗一举,拉开了第二次国内战争的序幕。三年来,南北征战,历尽千辛万苦,终于越战越强,甚至可以重回南昌。朱德命令战士们隔江鸣枪示威,以纪念南昌起义三周年。但毛泽东却不愿真打南昌。他们在南昌附近滞留二十余天,听说彭德怀已撤离长沙,红一军团便转到安义、奉新一带休整。23日,一、三军团在永和会师。李立三得知毛泽东佯攻南昌,彭德怀退出长沙后,气得大骂“毛彭右倾。”于是,中共中央急电将一、三军团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由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总政委。同时组建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由毛泽东任书记,朱德、彭德怀、周以粟、滕代远、林彪、黄公略、谭震林为委员。
  
  红一方面军成立后,不得不遵照中共中央命令再打长沙。二十九日,红一方面军各部分别到达长沙外围,对何键守军发起进攻。激战数日,僵持不下。原来何键上次吃了大亏,回城后大修工事,到处铺设电网,小心翼翼,分兵把守。红军炮火不足,无法摧毁湘军电网。几天下来,红军伤亡甚大。这天,林彪在红四军指挥所踱来踱去,冥思苦想破敌之策。忽然想起战国时代燕人田单“火牛阵”的故事,灵机一动,决定效仿田单、驱牛破敌。9月10日上午,林彪、罗荣桓亲临红四军第三纵队前线指挥部督战。战士们把100多头牛角上绑着尖刀,尾巴上捆着鞭炮,身上浇了汽油,然后点燃鞭炮。霎时,受惊的群牛狂奔,直冲湘军阵地。城下湘军官兵见了,吓得掉头就跑。何健在城上看见,急令用机枪扫射。跑在前面的十多头牛应声倒地,后面的牛见势不对,掉头便望回跑。顿时牛群大乱,相互冲撞践踏,死伤无数,剩下的牛群反而冲向红军阵地。红军官兵大出意外,一时也乱了阵脚,何键见了,立刻指挥部队反攻。红军抵挡不住,湘军官兵直扑三纵队指挥所而来。三纵队司令员肖克一见,二话不说,拨出身上大刀,大吼一声:“跟我来!”带领警卫连奋勇冲入敌群,砍瓜切菜一般厮杀。三纵队官兵见司令员如此神勇,也齐声呐喊,转身扑向敌人。湘军官兵见了只得退兵,脱险后,林彪哭笑不得,气得大骂何健:“操他娘,送他牛肉还不要。”罗荣恒忍俊不住,“卟哧”一声笑了起来,可是,他们哪里知道,即使牛群冲入电网,也只有统统触电而亡!此是林彪征战史上一则笑话,不提。红一方面军火攻长沙不下,给养难以为继,只得撤兵。
  
  且说蒋冯阎中原大战,只杀得尸横遍野,血流成河。最后,将介石中央军获胜。将介石刚刚喘过气来,忽见武汉、南昌、长沙等地告急军报雪片一般飞来。将介石不由大怒:“以前只道是几股流贼,如今居然攻城掠地,长此以往,赤祸蔓延,如何得了!”于是,1930年10月,他调集十万人马,由江西省国民政府主席鲁涤平任总指挥,赣军十八师师长张辉瓒任前敌总指挥,浩浩荡荡发动对江西中央苏区的第一次大围剿。毛泽东在罗坊召集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与中共江西省行委联席会议,决定了“诱敌深入,寻机歼敌”作战方针。12月20日,张辉瓒与湘军二十八师师长公孙藩分别由永丰、乐安向前推进,相约三日后攻占东固。三日后,公孙藩如期到达抢先占了东固。其实红军早已撤离,只留得一座空城。公孙藩好大喜功,马上向南京越级报捷,蒋介石也立即复电嘉奖。次日拂晓,浓雾弥漫,张辉瓒率部赶到东固。远远地只听见人喊马嘶,误以为是守城红军,遂指挥部队悄悄逼近偷袭。漫天雾气中,公孙藩也误以为红军攻城,慌忙率部拼死抵抗。双方枪来炮往,激战四个多个小时,等到雾散天清,方才看清彼此都是青天白日满地旗,双方都有不少伤亡。张、公二人气得顿脚,互相大骂一场。自此,公孙藩负气不听张辉瓒指挥,张辉瓒也从此不与公孙藩联系。29日,张辉瓒探得红军主力在龙岗一带,便将手下五十四旅留在东固,仅带戴岳五十二旅急扑龙岗。戴岳谏道:“朱毛狡诈,不如联合公孙藩同去。”张辉瓒不允,他要抢此大功,杀杀公孙藩的傲气。岂知毛泽东、朱德料敌如神,早已在龙岗一带张网以待。30日拂晓,龙岗一带依然雾气漫天,三丈外不见人影。先锋戴岳率部进至龙岗东面黄竹岭,恰遇红三军军长黄公略率部在此防守。戴岳驱军仰攻,黄公略据险扼守,战至中午丝毫不能进步。红四军原在上固,此刻奉命赶到,从背后潜伏起来,截断戴岳归路。却说戴岳久攻黄竹岭不下,不由焦急万分,切盼张辉赞、王捷俊派兵来援。哪知张辉瓒、王捷俊逶迤行军,刚至万功山前,埋伏在那里的红十二军军长罗炳辉一声令下,红军枪炮齐鸣,自此紧紧咬住不放。戴岳听见万功山枪声密集,已知上当。于是当机立断,急命撤退,欲与张辉瓒会合。黄公略见戴岳要溜哪里肯依?他命令吹响冲锋号,发动进攻。霎那间,红三军、红四军、红七师以及地方赤卫队纷纷从周围山头跃出,团团将戴岳人马围住。戴岳气得连连跺脚道:“惨,惨,惨。我早说过,轻敌必然自取灭亡。”无奈红军四面攻打甚急,只得指挥部队拼死突围。再说张辉瓒、王捷俊督促部属拼死攻打,罗炳辉顽强抵抗,战至下午3时,万功山仍然不能得手。正在无计可施之时,忽见潮水一般的红军漫山涌出,又将自己围住。原来是黄竹岭方向追赶五十二师残部的红军到了,国民党军队顿时乱成一团,罗炳辉又乘势冲下山来,势若摧枯拉朽,根本不能抵挡。战至次日天明,张辉瓒往身边一看,自己差不多已是光杆司令一人,急忙扒了一个下级军官尸体衣服穿上,独自钻入万功山东坡茅草丛中。林彪见敌人全军履没,张辉瓒却不知去向,遂指挥红四军将万功山团团围定,仔细搜查,务要找出张辉瓒。红四军战士搜至东坡,首先发现张辉瓒狐皮大衣,断定人未走远,于是鸣枪示警并高声大喊:“张辉瓒滚出来,再不出来开枪啦!”张辉瓒无奈,只得从草丛中站起来。他浑身沾满草籽,头脸早已跌破,鲜血淋沥,状极狼狈。但他不肯举手投降,却说道:“我是前敌总指挥。”接着又道:“我找你们军长黄公略。”一个战士讽刺他说:“我们军长是林彪,你去找他好了。张辉瓒听得心里一惊“林彪这个黄埔四期生,从未听说与什么人有过交情,只听说此人作战凶狠无比,此番性命休矣!”连忙结结巴巴地说“那,我,我找,找毛润芝先生。”但林彪并不鲁莽,第一次捉住国民党高级将领,他没擅自处理,立即电话报告毛泽东。毛泽东在黄竹岭指挥所里刚刚起床,听说后非常高兴。他和朱德走出指挥所,但见漫山枫叶似火,“捉了张辉瓒”的欢呼声此起彼落。他笑着对朱德说:“老总,其它部队可以行动了,第一次大围剿也应该打破了!走,我们下山去看看。”后来毛泽东写了一首《菩萨蛮、反第一次大围剿》,词道:“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雾满龙岗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二十万军重入赣,风烟滚滚来天半。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
  
  1931年3月中旬,南昌城内戒备森严,战云密布。但是,何应钦的南昌行营里却灯火辉煌,热闹非凡。第一次大围剿失败以后,蒋介石深责地方军阀无能,以至损兵折将。此番,他经过再三斟酌,派出国民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坐镇南昌,指挥刚调集的二十万大军,发动对中央苏区的第二次大围剿。此刻,何应钦正襟危坐在首席位置上,下面两边分别坐着奉命参战的王金任、朱绍良、蒋光鼎、孙连仲、韩德勤等国民党中央和地方军将领。何应钦神色严肃,从心底里瞧不起地方军阀这些乱世英雄,但面子上又不能流露出来,于是,他站了起来,表面谦恭地说道:“本人奉蒋委员长之命,与诸君共同围剿朱毛红军。本人不才,惟愿与诸君共进共退。然朱毛诡谲狡诈,致令屡屡进剿年年失利。诸君久与朱毛周旋,熟知匪情,敢问可有良策教我?”众将齐道:“但凭委员长训诲,总指挥差遣!”何应钦听了,心中很不痛快,无奈众将各怀心事,俱不作声,只得将作战方略讲了一遍,然后道:“本人现为总指挥,望诸君精诚团结,戳力同心,聚歼朱毛红军,共建不世功业!倘有畏缩不前,见死不救,违命抗令,触犯党规军纪者,定当严惩!诸君勿谓言之不预。”原来何应钦曾在日本讲武学堂念过书,深知兵法要义,且又吸收了张辉瓒轻敌冒进失败的教训,于是抱定了稳扎稳打的宗旨。他派兵遣将,对苏区实行分割包围,然后步步为营,逐步缩小包围圈,心想不用打,就是困也得将红军困死。毛泽东、朱德继续采取“诱敌深入”的战术,可是何应钦坚决不上当。眼见国民党军队逐渐推移,根据地逐渐缩小,红军几无回旋的余地。毛泽东见诱敌深入不成,便把林彪招来,对他如此这般面授机宜,林彪领命而去。
  
  5月8日,公孙藩部八十二旅旅长王斌德从富田送来一名自称是“逃兵”的红军俘虏。公孙藩非常高兴,他亲自审问。那俘虏自称是林彪红四军下面的一个排长,因触犯军纪怕受严惩,乘哨兵不备从密林峭壁间溜下山来。公孙藩诈道:“红四军离此路途遥远,你一个逃兵又无路条,如何能够走的出来?分明是赤匪派出来的侦探。来人呀,与我拉出去毙了!”那俘虏慌忙跪下叩头,大碱“冤枉!”公孙藩道:“你有何冤枉?”俘虏道:“红四军就在你们哨兵面前十来里的地方。我敢以性命担保!”公孙藩听了,暗暗一惊,便又问道:“毛泽东、朱德可在红四军中?”俘虏道:“我前日参加连里开会,说是叫我们红四军打掩护,大部队恐怕要突围,毛泽东、朱德不可能在红四军。”公孙藩心中一动,便道:“你敢给我们带路么?倘若你说的属实,捉住了林彪,我赏你一个营长当!”那俘虏道:“带路可以,当官我不干。完事后但求长官开个路条,赏点路费,我自回家种田。当兵打仗实在险恶。我上有老母,下有妻子儿女,再也不敢当兵吃粮了。”公孙藩马上向前敌总指挥齐向辰和总指挥何应钦发电请示。此时蒋介石在南京见何应钦对红军长期围而不攻甚为恼火,一日数次催逼出战。何应钦见红军主力隐蔽,不知所在,又不敢轻举妄动。5月11日,何应钦复公孙藩电说:“经空军侦察,东固一带并无红军大部队行动,估计只是林彪潜伏此地。”他要公孙藩“鼓动所属,不顾一切,奋勇前进,克日攻占东固,以树此次围剿之先声。”公孙藩虽然生性多疑,此时也只得下定决心前进。不料国民党军队一举一动,毛泽东全部了如指掌。原来,红军在宁都战役中缴获敌人一台小型发电机,并俘虏了两名敌人电台技术人员,经过动员参加了红军。因此,红军此时已能窃取和破译国民党军队电报内容,毛泽东见调动敌人目的已经达到,便亲自签发作战命令,彭德怀、林彪、黄公略各自领命而去。
  
  5月15日,公孙藩的二十八师沿中洞起趋向东固,中央军王金任四十七师沿观音崖、九寸岭向东固攻击。红一方面军兵分三路予以迎击。16日晨,公孙藩走到中途,忽被红军团团围困。他情知中计,急命架设无线电台,与属下各部联系。命令增援。中洞北面柴乔松八十三旅报告:“我部一六五团昨晚进至桥头附近,第二营与朱德总司令部遭遇,激战三个小时,营长郭仲群受伤。一六四团已抵达中洞以南,遭遇红军伏击,目前激战甚烈。故全旅无法救援。”在富田的王斌德八十二旅来电称:“我军在原地被红军团团围困,现正拼死力战。特请示办法。”公孙藩不由想起张辉瓒,惊出一身冷汗。无奈只得向齐向辰发电求援。齐向辰一面命他坚持,一面令四十七师加紧攻打观音崖和九寸岭,尽快与公孙藩汇合。谁知,自以为天下无敌的中央军正与林彪的红四军打得难解难分。王金任自诩御林军,要力图扭转战场的不利形势,指挥他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部队,冒着红军密集的弹雨,不停顿地向红军阵地发起一轮又一轮的集团冲锋。中央军也真的英勇顽强,倒下一批又冲上一批。防守的红军官兵,虽然弹药不足,但他们凭借有利地形,子弹打光了,就用石头拼命砸。其中,十一师阵地最为吃紧,红军官兵正与中央军用大刀、刺刀拼着肉搏。林彪赶到的时候。忽然敌人一颗炮弹在红军阵地爆炸,红十一师政委罗瑞卿应声倒地。立刻浑身血肉模糊,人事不省。林彪命令战士将他抬下阵地,然后指挥特务连和警卫连来一个反冲锋,终于将敌人压下山去。此刻,各大战场战斗均告结束,各路红军乘胜起直扑观音崖,将四十七师团团包围起来。林彪乘势吹响冲锋号,山上山下一齐攻击。骄狂的四十七师终于难逃厄运。倒是公孙藩与王金任装扮成普通士兵,混在成千上万的俘虏群中,趁着红军遣散俘虏的时候侥幸脱逃。红一方面军第二次围剿以来首战告捷,士气大振。立即按着预定计划,由富田向东南方向追击。十五日之间,横扫七百余里,歼敌三万余人。何应钦做梦也没想到:红军竟然能在一次战斗中吃掉他的两个整编师,并且其中尚有中央军一个整编师。蒋介石和他精心策划的第二次大围剿计划,竟如此轻易地为毛泽东、朱德打破!然而,毛泽东诗潮如涌,提笔疾书,写下《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给了他们辛辣的讽刺。那词道:“白云山头云欲立,白云山下呼声急,枯木朽株齐努力。枪林逼,飞将军自重霄入。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有人泣,为营步步嗟何及。”

  一岁 公元前551年,周灵王二十一年,鲁襄公二十二年夏历八月廿七日,孔子生于鲁国陬(zōu)邑昌平乡(今山东省曲阜城东南尼山附近;今尼山下有“坤灵洞”,传说为孔子诞生地)。因父母祷于尼丘山而生,故名丘,字仲尼。
  二岁 公元前550年,周灵王二十二年,鲁襄公二十三年,孔子在鲁。
  三岁 公元前549年,周灵王二十三年,鲁襄公二十四年,孔子的父亲叔梁纥(hé)去世,葬于防(今曲阜县东二十五里处之防山,今称梁公林)。孔子的母亲颜征在携孔子移居鲁国的首都曲阜阙里定居,孤儿寡母,家境贫寒。
  四岁 公元前548年,周灵王二十四年,鲁襄公二十五年,孔子在鲁。
  五岁 公元前547年,周灵王二十五年,鲁襄公二十六年,孔子在鲁。
  六岁 公元前546年,周灵王二十六年,鲁襄公二十七年。孔子在母亲颜征在的教育下,自幼好礼,“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史记·孔子世家》),演习礼仪。
  七岁 公元前545年,周灵王二十七年,鲁襄公二十八年,孔子在鲁。
  周灵王死,其子贵立,是为周景王。
  八岁 公元前544年,周景王元年,鲁襄公二十九年,孔子在鲁。
  吴公子季札赴鲁观周礼——鲁系周公封地,可用
  天子礼乐,所以保存周礼较完备。
  九岁 公元前543年,周景王二年,鲁襄公三十年,孔子在鲁。
  这一年郑国子产执政,“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
  田有封洫,庐井有伍。”(《左传·襄公三十年》)郑国大治。后来孔子对子产的政绩评价很高。
  十岁 公元前542年,周景王三年,鲁襄公三十一年,孔子在鲁。
  鲁襄公死,其子裯(chóu)继位,是为鲁昭公。郑人游于乡校,议执政善否。然朋劝子产毁乡校,子产不听,曰:“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孔子后来评价子产这些话时说:“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均见《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可见孔子对子产尊重民意评价很高。
  十一岁 公元前541年,周景王四年,鲁昭公元年,孔子在鲁。
  十二岁 公元前540年,周景王五年,鲁昭公二年,孔子在鲁。
  春,晋侯使韩宣子聘鲁,观书于太史氏,见《易象》与《春秋》,说:“周礼尽在鲁矣。吾乃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左传·昭公二年》)此类文献大概为鲁国所专藏,这是孔子成长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圣人的土壤。
  十三岁 公元前539年,周景王六年,鲁昭公三年,孔子在鲁。
  齐国晏婴使晋,与晋卿叔向谈及齐政归陈(田)氏,因齐君加重赋税,滥取于民,而陈氏则采用施恩人民,收为己助的办法,以弱公室。叔向认为晋国公室也到了末世,人们听到国君的命令,“如逃寇仇”(《左传·昭公三年》)。可见这时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已经很尖锐了。
  十四岁 公元前538年,周景王七年,鲁昭公四年,孔子在鲁。孔子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论语·子罕》)说明孔子少年时代曾从事过各种劳动。
  冬,郑国子产制定丘赋制度。
  十五岁 公元前537年,周景王八年,鲁昭公五年,孔子在鲁。
  孔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论语·为政》)
  这时孔子在童年艰苦学习的基础上,更自觉地在学业和品德上不断提高完善自己。
  鲁国改三军为四军,叔孙、孟孙各领一军,季孙
  领二军。当时军、赋统一,分军即分赋,所以当时称此举为“四分公室”(《左传·昭公五年》)。
  十六岁 公元前536年,周景王九年,鲁昭公六年,孔子在鲁。
  三月,郑国铸刑书。“礼治”衰替,法治渐起。
  十七岁 公元前535年,周景王十年,鲁昭公七年,孔母颜征在卒,此后不久,季氏宴请士一级贵族,孔子赴宴,被季氏家臣阳虎拒之门外。
  十一月,鲁国的执政者季武子卒。
  十八岁 公元前534年,周景王十一年,鲁昭公八年。传说孔子身长九尺六寸,被世人称为“长人”。
  十九岁 公元前533年,周景王十二年,鲁昭公九年,孔子娶宋女亓(qī)官氏为妻。
  二十岁 公元前532年,周景王十三年,鲁昭公十年,孔子生子,因鲁昭公以鲤鱼赐孔子,所以取名鲤,字伯鱼。
  这一年孔子开始任委吏(管仓库的小吏)。
  二十一岁 公元前531年,周景王十四年,鲁昭公十一年,孔子改做乘田吏(管理牛羊畜牧的小吏)。孟子说:“孔子尝为委吏矣,曰:‘会计当而已矣。’尝为乘田矣,曰:
  ‘牛羊茁壮长而已矣。’”(《孟子·万章下》)
  二十二岁 公元前530年,周景王十五年,鲁昭公十二年,孔子在鲁。
  二十三岁 公元前529年,周景王十六年,鲁昭公十三年,孔子在鲁。
  晋会诸侯于平丘,子产、子太叔相郑伯以会。……
  及盟,子产争承(争取使郑国少贡),自日中以争,至于昏,晋人许之。孔子认为“子产于是行也,足以为国基矣”(《左传·昭公十三年》)。
  二十四岁 公元前528年,周景王十七年,鲁昭公十四年,孔子在鲁。
  春,季孙氏家臣南蒯(kuǎi)在费地叛,费人逐之,奔齐。
  二十五岁 公元前527年,周景王十八年,鲁昭公十五年,孔子在鲁。
  二十六岁 公元前526年,周景王十九年,鲁昭公十六年,孔子在鲁。
  二十七岁 公元前525年,周景王二十年,鲁昭公十七年,郯(tán)子朝鲁,在宴会上,他回答叔孙昭子之问,谈起其祖先少皞(hào)氏的官制。据《左传·昭公十七年》记载:“仲尼闻之,见于郯子而学之。既而告人曰:‘吾闻之,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犹信。’”
  二十八岁 公元前524年,周景王二十一年,鲁昭公十八年,孔子在鲁。
  宋、卫、陈、郑皆有火灾。郑国裨灶认为,如不
  祭天禳灾,郑国还要再次发生火灾。子产不同意这种意见,认为“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左传·昭公十八年》)这种观点对孔子重人道轻天道思想的形成有很大影响。
  二十九岁 公元前523年,周景王二十二年,鲁昭公十九年。
  孔子学琴于师襄子(一说此为鲁昭公十七年事,今从《阙里志》)。襄子曰:“吾虽以击磬为官,然能于琴。今子于琴已习,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数也。”
  有间,曰:“已习其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间,曰:“已习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
  “丘未得其为人也。”有间,孔子有所缪(穆)然思焉,有所睪(怡)然高望而远眺,曰:“丘殆得其为人矣。
  近黮(dán)而黑,颀然长,旷(《史记》作眼)如望羊,奄有四方,非文王其孰能为此?”师襄子避席叶拱(《史记》“叶拱”作“再拜”)而对曰:“君子圣人也,其传曰《文王操》。”(《孔子家语·辨乐解》)
  三十岁 公元前522年,周景王二十三年,鲁昭公二十年。
  孔子自称“三十而立”(《论语·为政》),即从此开始,他已奠定了治学、作人、为政等坚实的学问德业基础。根据《史记》记载,这年前后,他开始创办平民教育,收徒讲学,在最早的弟子中,比较知名的有颜路(颜回的父亲)、曾点(曾参的父亲)、子路等人。
  郑国子产卒,仲尼闻之,为之出涕,曰:“古之遗爱也。”(《左传·昭公二十年》)他认为子产有君子之德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论语·公冶长》)
  齐景公与晏婴来鲁。景公问孔子,秦穆公何以能称霸,孔子回答说他善于用人(《史记·孔子世家》)。
  三十一岁 公元前521年,周景王二十四年,鲁昭公二十一年,孔子在鲁。
  三十二岁 公元前520年,周景王二十五年,鲁昭公二十二年,孔子在鲁。
  四月,周景王卒,其子猛立,即周悼王。王子朝
  联络旧官、百工与灵、景之族造反,杀悼王而自立。晋人攻之,立景王另一子匄(gái),是为周敬王。
  三十三岁 公元前519年,周敬王元年,鲁昭公二十三年,孔子在鲁。
  三十四岁 公元前518年,周敬王二年,鲁昭公二十四年。
  孟僖子将死,嘱其二子孟懿子与南宫敬叔向孔子学礼。孟僖于卒,孟懿子与南宫敬叔拜孔子为师。不久,孔子得到鲁昭公的支持,与南宫敬叔适周都洛阳,观周朝文物制度,拜见了老聃与苌弘,学礼,学乐,收获极大,说:“周监于二代(夏、商),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此时南宫敬叔仅十二岁,似不可能随同孔子适周。适周之事,时间上可能后些。)
  三十五岁 公元前517年,周敬王三年,鲁昭公二十五年。
  鲁昭公帅师攻伐季孙氏,季孙、孟孙、叔孙三家联合反抗昭公,昭公兵败奔齐。孔子因鲁乱带弟子适齐,路经泰山,遇一妇人哭诉亲人被虎咬死仍不愿离开此地时,不由发出“苛政猛于虎”的慨叹(见《礼记·枟弓下》)。到齐国后为高昭子家臣,借以进见齐景公。
  三十六岁 公元前516年,周敬王四年,鲁昭公二十六年。
  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岂能得而食诸!”(《论语·颜渊》)齐景公欲以尼谿之田封孔子,但因晏婴阻挠,没有成功(见《史记·孔子世家》)
  孔子在齐,与齐太师语乐,听到《韶》乐(相传是舜时音乐)三月不知肉味,兴奋地说:“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论语·述而》)
  这一年鲁昭公自齐居郓(郓原为鲁地,此时齐为昭公攻取)。
  三十七岁 公元前515年,周敬王五年,鲁昭公二十七年,孔子在齐,齐大夫扬言欲害孔子,齐景公也对孔子说:
  “吾老矣,弗能用也。”于是孔子自齐返鲁(见《史记》·孔子世家)。据说返鲁时迫于形势险恶,仓促中把正在淘的米未及做饭即提起来一面走路一面滤干。(《孟子·万章下》:“孔子之去齐,接淅而行。”)
  吴公子季札聘齐,其子死,葬于嬴、博(临近鲁境之齐地)之间,孔子往观其葬礼(见《礼记·枟弓下》)。
  吴公子光使专诸刺吴王僚而自立,是为吴王阖闾。
  三十八岁 公元前514年,周敬王六年,鲁昭公二十八年,孔子在鲁。
  晋魏舒(魏献子)执政,灭祁氏、羊舌氏,分祁氏之田为七县,羊舌氏之田为三县,选派贤能之士(包括其子在内)为县宰。孔子十分赞赏,说魏子之举“近不失亲,远不失举,可谓义矣。”(《左传·昭公二十八年》)
  鲁昭公至晋,居乾侯(晋邑)。
  三十九岁 公元前513年,周敬王七年,鲁昭公二十九年,孔子在鲁。
  冬季,晋铸刑鼎,赵鞅、荀寅把范宣子制定的刑书铸在铁鼎上。孔子认为,这样做就会“贵贱无序”,破坏等级制度,不由得发出了“晋其亡乎!失其度矣”的感叹(《左传·昭公二十九年》)。
  四十岁 公元前512年,周敬王八年,鲁昭公三十年,孔子在鲁。
  孔子自称“四十而不惑”(《论语·为政》),所谓“不惑”盖指“而立”时确立的世界观,人生观已坚定不移。
  四十一岁 公元前511年,周敬王九年,鲁昭公三十一年,孔子在鲁。
  四十二岁 公元前510年,周敬王十年,鲁昭公三十二年,孔子在鲁。
  冬,鲁昭公卒于乾侯。季孙意如立昭公弟公子宋,是为鲁定公。
  四十三岁 公元前509年,周敬王十一年,鲁定公元年,孔子在鲁。
  夏,昭公灵柩自乾侯归葬鲁,定公即位。
  四十四岁 公元前508年,周敬王十二年,鲁定公二年,孔子在鲁。
  四十五岁 公元前507年,周敬王十三年,鲁定公三年,孔子在鲁。
  邾庄公卒,邾隐公即位,将冠,使人问冠礼于孔子。
  四十六岁 公元前506年,周敬王十四年,鲁定公四年,孔子在鲁。
  孔子率孔鲤与部分弟子观鲁桓公庙宥坐之欹器,对孔鲤与弟子们说:“吾闻宥坐之器者,虚则欹,中则正,满则覆”,“恶有满而不覆者哉!”他认为正确的态度应该是“聪明圣智,守之以愚;功破天下,守之以让;勇力抚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谦;此所谓挹而损之之道也。”(《荀子·宥坐》)
  四十七岁 公元前505年,周敬王十五年,鲁定公五年,孔子在鲁。
  六月,鲁国季孙意如(季平子)卒,其家臣阳虎
  囚其子季孙斯(季桓子),而专鲁政。阳虎欲见孔子,孔子不见,于是馈孔子豚,欲待孔子拜谢时见孔子。孔子不想见,打听得阳虎不在时前往拜谢,但不巧在路上二人相遇了。阳虎劝孔子出仕,孔子口头答应,但终不仕(见《论语·阳货》)。退而修《诗》、《书》、《礼》、《乐》,以教弟子。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
  四十八岁 公元前504年,周敬王十六年,鲁定公六年,孔子在鲁。
  四十九岁 公元前503年,周敬王十七年,鲁定公七年,孔子在鲁。
  二月,齐将郓、阳关二地归还鲁国,阳虎据为己有。
  五十岁 公元前502年,周敬王十八年,鲁定公八年,孔子在鲁。
  孔子自谓“五十而知天命”(《论语·为政》)。所谓“知天命”指的是掌握了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
  冬,阳虎欲去三桓,谋杀季氏未遂,随入讙(今山东省宁阳县西北)、阳关(今山东泰安市东南)以叛。
  公山不狃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因子路反对而未成行(见《论语·阳货》)。
  五十一岁 公元前501年,周敬王十九年,鲁定公九年,孔子在鲁。
  六月,鲁伐阳虎,攻打阳关。阳虎突围奔齐,旋逃亡宋国,最后逃至晋国,投赵简子。孔子说:“赵氏其世有乱乎!”(《左传·定公九年》)
  孔子任中都(今山东省汶上县西)宰,卓有政绩,治理一年,四方则之。
  五十二岁 公元前500年,周敬王二十年,鲁定公十年,孔子在鲁。
  孔子由中都宰升小司空,由小司空升大司寇,摄相事。
  夏、齐与鲁媾和,鲁定公与齐景公会于夹谷(今山东省莱芜市南)。孔子以大司寇身份为定公相礼,孔子认为“虽有文事,必有武备”,事先做了必要的武事准备。齐欲劫持定公,孔子以礼斥之。齐君敬畏,遂定盟约,并将侵占的郓、讙、龟阴等地归还鲁国以谢过(见《谷梁传·定公十年》)。
  五十三岁 公元前499年,周敬王二十一年,鲁定公十一年,孔子在鲁。
  孔子为鲁大司寇,鲁国大治。据《品氏春秋·乐成》记载,开始尚疑其才,既而政化盛行,国人诵之(见《孔丛子·陈士义》)。
  五十四岁 公元前498年,周敬王二十二年,鲁定公十二年,孔子在鲁。
  孔子为鲁国大司寇,子路为季氏宰,孔子为了削弱私家以强公室,向鲁定公建议:“家不藏甲,邑无百雉之城,今三家(三桓)过制,请皆损之。”(《孔子家语·相鲁》)遂将堕三都。当时,正值叔孙、季孙之家臣侯犯和南蒯各据其都叛,叔、季二氏也支持这一主张,于是先拆毁了叔孙氏的郈邑(今山东省东平县南)和季氏的费邑(今山东省费县)。堕费时,费宰公山不狃乘鲁都(曲阜)空虚,率费人攻曲阜,幸赖孔子命申句须、乐颀二大夫率部反击,败公山不狃于姑蔑(今山东省驷水县东)。公山不狃逃奔齐国。遂堕费。
  可是再去堕孟氏的成邑(今山东省宁阳县东北)时,却受到孟氏家臣公敛处父的抵制而失败。堕三都至此半途而废(《史记·孔子世家》)。
  五十五岁 公元前497年,周敬王二十三年,鲁定公十三年。
  鲁国得治,齐国畏惧。齐欲败鲁政,于是便选美女八十人,衣以文衣,并文马二十四驷馈鲁君。季桓子受之。鲁君臣荒于女色,怠于政事,多日不听朝政,也不按礼制送膰肉(当时郊祭用的供肉)给孔子,孔子失望,于是去鲁适卫,开始了十四年访问诸侯列国的活动。
  孔子到卫后,居住在卫都帝丘(今河南省滑县)子路妻兄颜浊邹家。卫灵公按照孔子在鲁国的待遇给予俸禄。后卫灵公听信谗言,监视孔子,于是孔子便在这一年的十月去卫适陈。在过匡地(今河南省长垣县境)时,匡人误认孔子为阳虎(因阳虎曾欺压匡人,而孔子的长相又极似阳虎),围困了孔子。后经蒲地(也在长垣县境),适逢公叔氏欲起事,又被围困。孔子与蒲人订盟,返回卫都,住在蘧伯玉家。
  五十六岁 公元前496年,周敬王二十四年,鲁定公十四年,孔子在卫。
  孔子回到卫都,曾见卫灵公夫人南子,子路不悦;
  灵公与南子还让孔子为次乘招摇过市。
  五十七岁 公元前495年,周敬王二十五年,鲁定公十五年,孔子在卫。
  邾子朝鲁,子贡观礼。鲁定公卒,其子蒋立,是为鲁哀公。
  五十八岁 公元前494年,周敬王二十六年,鲁哀公元年,孔子在卫。
  五十九岁 公元前493年,周敬王二十七年,鲁哀公二年,孔子在卫。
  孔子见卫灵公不能用他,喟然叹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三年有成。”卫灵公问陈于孔子,孔子说:
  “俎豆之事则尝闻之,军旅之事未之学也。”(《史记·孔子世家》)由此,决计离卫西去,投奔晋国赵简子。走到黄河边,听说赵简子杀害了两个贤人,不由得临河而叹,返回卫国,然后去卫如曹适宋。
  在适宋的路途上,曾与弟子习礼于枟树之下,宋司马桓魋欲害孔子,派人把大树砍倒了。孔子微服而行,逃到郑国,郑国也没有接待他,只好取道适陈。
  夏,卫灵公卒,立蒯瞆之子,是为卫出公。
  六十岁 公元前492年,周敬王二十八年,鲁哀公三年,孔子在陈。
  这年秋,鲁国季桓子病,后悔过去未能长期用孔子
  而影响了鲁国的振兴。临死之前,嘱其子季康子要召回孔子以相鲁。后来由于公之鱼的阴拦,季康子改变了主意,派使改召孔子弟子冉求。冉求将行,孔子说:“鲁人召求,非小用之,将大用也。”(《史记·孔子世家》)这一年,孔子已经六十岁了,他很想回到家乡,能为鲁国贡献自己的力量。
  孔子曾说:“六十而耳顺。”意思是说这时他听到任何事情,都能立即辨明是非。
  六十一岁 公元前491年,周敬王二十九年,鲁哀公四年,孔子在陈。
  六十二岁 公元前490年,周敬王三十年,鲁哀公五年,孔子在陈。
  (这里只注明孔子以卫、陈为据点的大概年份。)
  六十三岁 公元前489年,周敬王三十一年,鲁哀公六年,孔子在陈。
  这年吴伐陈,楚来救,陈国大乱。孔子离陈过蔡地去负函(楚地,分河南信阳,楚有贤大夫沈诸梁即叶公驻此),在陈蔡间被困,绝粮七日,弟子饥馁皆病,孔子依然讲诵,弦歌不止。子路等由于屡遭挫折,对孔子之道产生了怀疑,只有颜回认识到孔子道大,不为当时所容,“是有国者之丑。”孔子为有颜回这样的弟子感到高兴。(《史记·孔子世家》)
  孔子在路上连续遇到当时的一此隐士,如长沮、桀溺、荷蓧丈人和楚狂接舆等的嘲讽,桀溺劝子路跟他们一道做避世之人。孔子说:“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论语·微子》)表示了为改变天下无道局面的决心。
  孔子到了负函,与叶公见面,叶公问政,孔子说:“近者说(悦),远者来。”(要使境内的人都喜悦,使境外的人都向往而来)。叶公又通过子路问起孔子是怎样的一个人物,子路不知如何回答。孔子说:“女奚不曰:‘其为何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论语·述而》)
  楚昭王欲重用孔子,使使奉币来聘,将以书社地七百里封孔子,由于楚令尹子西的阻拦,此议遂止。孔子在楚讲学问当时比较落后的长江中下游地区传播了中原文化。
  六十四岁 公元前488年,周敬王三十二年,鲁哀公七年,孔子在卫。
  孔门弟子多仕于卫,要求孔子返卫,孔子便返回卫国。子路问孔子:“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孔子回答说:“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正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
  夏,鲁哀公与吴人会于鄫(今山东省峄县境内),吴向鲁索取牛、羊、猪名一百头为祭品。吴太宰讙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贡辞谢,子贡以周礼说服了伯讙,维护了鲁国和季康子的尊严。
  六十五岁 公元前487年,周敬王三十三年,鲁哀公八年,孔子在卫。
  三月,吴伐鲁,吴大败,孔子弟子有若参战有功。
  六十六岁 公元前486年,周敬王三十四年,鲁哀公九年,孔子在卫。
  六十七岁 公元前485年,周敬王三十五年,鲁哀公十年,孔子在卫。
  孔子夫人亓官氏卒。
  六十八岁 公元前484年,周敬王三十六年,鲁哀公十一年,孔子在鲁。
  春,齐师伐鲁,孔子弟子冉求为季氏将左师,与齐军战于鲁郊,克之。季康子问他是怎样学会作战的,冉求说,学于孔子,遂荐孔子于季氏。季康子派公华、公宾、公林以币迎孔子归鲁。至此,孔子结束了访问列国诸侯十四年颠沛流离的生活。
  孔子返鲁后,鲁哀公问政,孔子曰:“政在选臣。”(《史记·孔子世家》)又问:“何为则民服?”孔子回答说:“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
  (《论语·为政》〉季康子问政,孔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季康子欲行“田赋”,即将军费改按田亩征税,使冉求问孔子,孔子曰:“若不度于礼,而贪冒无厌,则虽以田赋,将又不足。”季氏不听(《左传·哀公十一年》)。
  鲁终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专心从事文献整理和教育事业,删《诗》《书》,定《礼》《乐》。修《春秋》,并继续聚徒授业,培育治国贤才,据史载:“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史记·孔子世家》)。
  六十九岁 公元前483年,周敬王三十七年,鲁哀公十二年,孔子在鲁。
  春,鲁实行田赋。
  夏,鲁昭公夫人孟子卒,孔子往吊。
  与鲁太师(乐官)论乐,孔子说:“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热烈),纵之纯如(和谐),皦如(清晰),绎如(络绎不绝)也,以成”。孔子又说:“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史记·孔子世家》)
  冬十二月(周历十二月相当于夏历十月),鲁国发生蝗灾,季孙问于孔子,孔子说:“丘闻之,火伏而后蜇者毕,今火犹西流,司历过也。”(《左传·哀公十二年》)十二月属冬季,不该有蝗虫。孔子认为这年十二月有蝗虫,不是自然界反常,而是司历者算错了时间。
  孔子之子伯鱼卒。
  七十岁 公元前482年,周敬王三十八年,鲁哀公十三年,孔子在鲁。
  孔子曾说:“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也就是说,到了七十岁,任何想法和做法都不会越出仁道原则和周礼所定的规矩了。
  孔子晚而喜《易》,“读《易》,韦编三绝。”(《史记·孔子世家》)
  七十一岁 公元前481年,周敬王三十九年,鲁哀公十四年,孔子在鲁,作《春秋》。
  春,管山林的人(“虞人”)在曲阜西边的“大野”打猎,捕获一只怪兽,据说是麟,孔子说:“吾道穷矣!”于是绝笔,停止了修《春秋》。
  颜回死,享年四十一岁,孔子哭之恸,曰:“噫!天丧予!天丧予!”(《论语·先进》)
  六月,齐国的陈恒(又叫田成子)杀死齐简公,孔子劝鲁哀公及“三桓”讨之,以正君臣之义,毫无结果。在齐国的这次政变中,孔子弟子宰予死于难。
  七十二岁 公元前480年,周敬王四十年,鲁哀公十五年,孔子在鲁。
  冬,卫有政变,蒯瞆逐其子出公而自立,是为卫庄
  公。孔子弟子子路此时为卫大夫孔悝的邑宰,死于难,孔子恸甚。
  七十三岁 公元前479年,周敬王四十一年,鲁哀公十六年。
  周历四月十一日(即夏历二月十一日)孔子寝疾七日而殁,葬于鲁城(今曲阜)北泗上。鲁哀公诔(lěi)之曰:“旻(mín)天不吊,不*(yìn)遗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茕茕余在疚,呜呼哀哉!尼父!无自律。”(《左传·哀公十六年》)不少弟子为之守墓三年,临别而去,哭尽哀,或复留。唯子贡庐于墓凡六年,然后离去。弟子及鲁人往从墓而家者百有余室,因名孔里。并把孔子故居改为庙堂,藏孔子平生衣冠琴书于堂中。自此以后,年年奉祀。今曲阜之孔庙、孔府、孔林,所谓“三孔”者,即始创于此。

  话说1928年春天,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军余部经过无数艰难曲折,终于进入湘南一带,并与中共湘南特委接上关系。特委转达中共中央指示,将这支部队整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师。林彪所在连队改称第一团第一营第二连。湖南省委和湘南特委要求第一师留在湘南,组织发动湖南的第二次农民暴动。朱德、陈毅考虑到毛泽东已将秋收起义部队带上井冈山,暂时尚无联络,便同意了组织湘南暴动。2月16日,第一师2000余人进驻来阳县城,立即配合中共来阳县委展开斗争。他们深入乡村,发动农民打土豪,分田地,组织农民协会和赤卫队,建立苏维埃政权。一时间,农民群众扬眉吐气,土豪劣绅胆战心惊,来阳附近全部赤化。工农革命军得到迅速补充,林彪连队也恢复到150余人。国民党湘南省当局害怕赤化运动波及全省,立即命令第十九军胡宗锋团前往镇压。此时朱德、陈毅已将部队分散到湘南各县,来阳革命军部队不多,于是主动撤出县城,并将部队隐蔽于乡村。林彪率领连队在城东35里远的敖山庙。
  
  且说胡宗锋不费一枪一弹占领了来阳县城,以为革命军怕他,便派人四出侦察,欲寻革命军主力决战。谁知各乡村赤卫队封锁极严,他派出的人不是被抓就是吓得屁滚尿流回来,革命军似乎无处不在,又似乎一个没有。一天,有个土豪跑来向他告密,说敖山庙驻有革命军一个连。胡宗锋大喜,立即组织了一个加强连的兵力前往偷袭。中共来阳县委通过打入国民党内部的情报人员迅速掌握了这一情况,立即通知部队。林彪听见大喜,马上与地方干部一道察看地形。敖山庙背后三面环山,山上悬崖峭壁树木浓密。庙前地势平坦,散布着五个自然村落。庙前东北方有一条小河,河上有一座小桥,从来阳至敖山庙的大路,正从小桥经过。林彪认为这是一个打伏击的绝好地方,他要来阳县农协会长吴子云把乡亲们慰问部队的猪肉、糖果等食品全部堆在庙门口。吴子云大惑不解,林彪道;“我要用食品换敌人的脑袋。”天黑时分,林彪指挥部队进入埋伏阵地,200多名赤卫队也带着大刀、长矛和鸟枪参加战斗,1000多名老人、妇女和儿童则躲在庙后山林中,准备呐喊助威。半夜,500名国民党士兵,由那个地主带路,悄悄地摸到敖山庙前。领兵的营长甚为谨慎,他派地主先带一个排摸进敖山庙,自己却带着大部队在桥边等候。这个排摸到庙门口,一个人影也不见,只有桌子上摆放着猪肉、糖果等食品。他们冲进庙里,点燃火把察看,只见革命军衣服、鞋子、帽子扔得满地都是。他们认为革命军肯定闻讯逃跑了,于是蜂拥而出抢着吃糖果等食品,并嚷嚷着要煮熟了猪肉打牙祭。那个土豪朝着山下大喊:“快来呀,赤匪跑光了!”带兵的营长把手一挥,国民党军队便大摇大摆过了桥,全部钻进了伏击圈。林彪一声号令“打”,四下里枪声骤起,漫山遍野喊杀声震天动地。革命军战士和赤卫队员们好似虎入狼群,一个个或用枪射,或用矛刺,或用刀劈,杀人只如砍瓜切菜一般。国民党军骤然被袭,朦胧夜色中难分敌我,又不知革命军有多少人马,以为陷入革命军主力包围,顿时大乱,四散奔逃。不久,带兵营长被乱枪打死,群龙无首的国民党军士兵纷纷跪地乞降,五百余人全部被歼,无一漏网。
  
  敖山庙首战告捷,革命军和来阳农民士气大振。胡宗锋吓得龟缩城中,逼迫士兵和居民日夜抢修工事,并趁机派粮派款,搜刮民财。其部下在城内烧杀抢夺无恶不作,城中居民由此怨声载道,恨之入骨。他们暗中联络县委,要求革命军攻城。林彪不敢擅作主张,便请示朱德、陈毅。朱德、陈毅见林彪敖山庙战斗指挥有方,便同意他攻打来阳。3月2日,林彪与中共来阳县委一道研究作战方案,他认为敌人虽然不足一个团,但毕竟是正规军队,不宜强攻,只能智取。他们决定:派一部分地方武装人员利用各种关系混进城内,联络城内居民并策反部分警察作为内应。再由革命军强行攻打。第二天,3000余名地方武装人员突然包围县城,并占领了四周的山坡,居高临下地用各种枪支和土炮向城内射击,然后潮水般地涌向城门。林彪则率领二连官兵,从西北方向对城里发起一轮轮猛攻。胡宗锋虽然丢掉一个加强连,但手下尚有近千人马,做梦也没想到革命军会来功城。他登上城门一看,四周山上数百面旗帜招展,大小路径上革命军人马滚滚而来。正自狐凝不决,潜入城内的第一区赤卫队百余人和着城内居民,反叛警察数百人又在城中动起手来。他们抢占街道和工事,拦截国民党军通讯兵士,在城内到处喊叫“革命军进城了”!同时,他们还用汽油、柴草到处纵火,一时间城内烈焰冲天、浓烟滚滚。胡宗锋眼见内外夹攻,哪里还敢恋战?只得丢下60多具尸体,指挥众官兵拼死突破东门,狼狈逃窜而去。至此,来阳县全境为共产党占领。林彪以一个连队的兵力与敌一个团周旋,最终将敌人悉数赶跑,一时在革命军中传为佳话。后来,一营营长周子昆在与国民党许克祥部作战时身负重伤,朱德、陈毅便提升21岁的林彪作了一营营长。
  
  4月,湘南起义失败。毛泽覃也从井冈山回到部队,向朱德、陈毅汇报情况。他说:毛泽东一直非常盼望朱德部队上井冈山会师,共创革命根据地。毛泽东,字润芝,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人。他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现任中共中央委员。大革命时代主要从事农民运动,在广州举办农民运动讲习所,为全国各地培育了大量农民运动骨干。他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两篇文章曾经轰动全国。“四一二”政变后,毛泽东回到湖南,于1927年8月15日,组织湖南农民举行了秋收暴动。暴动失败后,他把起义部队带上井冈山,与当地农民赤卫队会合,并成功地收服改造了当地绿林武装。他在井冈山地区开展了土地革命,建立武装割据的苏维埃政权,已拥有几个县的部分地盘。朱德、陈毅当机立断,立即带领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向井冈山进发,与毛泽东部队会师。
  
  1928年4月28日,井岗山上的砻市镇,红旗招展,人喊马嘶。中国共产党员领导的两支最早的军队,经历万千艰险,终于在这里举行历史性会师。毛泽东和朱德,这两位中国现代史上的巨人,像久别重逢的患难弟兄,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三军呐喊,欢声雷动。林彪今天也特别兴奋,他特地找出一套干净的半旧军装穿上,整理好武装带,别好手枪,打上绑腿,系上鲜红的革命军领巾,显得格外干净利落。开完会师大会后回到驻地,团部通讯员匆匆跑来告诉他:毛委员马上要来视察部队。林彪在武汉读过毛泽东的文章和诗词,很佩服毛泽东“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的豪迈气概,赞成他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精辟分析。进入湖南以后,毛泽东组织秋收暴动、开创井冈山根据地的种种传说脍炙人口,他更叹服毛泽东的雄才大略。进入井冈山地区后,他亲眼看见根据地党政军民那种紧张有序的工作,亲密无间的鱼水关系,他感到这里有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心中更对毛泽东涌起一种崇敬的心情。听说毛泽东要来视察,他顿感欣喜万分,立即召集部队集合,整顿军容,进行训话。他说:“同志们,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毛委员马上要来视察我们部队!”毛泽东早巳成为工农革命军官兵心目中的英雄,刚才会师大会上人山人海,根本看不见毛泽东的模样,大家都感到遗憾。此时听说毛泽东要来,人群里立即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林彪摆了摆手,示意大家安静,然后继续说:“毛委员领导了秋收起义,创建了我党第一个革命根据地。他来视察,我们一定要精神饱满、斗志昂扬,给他留下一个好的印象。大家知道吗?”“知道!”官兵们齐声回答。这时,毛泽东在朱德、陈毅的陪同下,已经走了过来。他身材伟岸,体型略瘦,穿着一身土灰布军装,留着一头长发。他远远望见这支军容整齐、枪械明亮的部队就不由心中喜欢,再看正在讲话的林彪不过二十来岁,不免有点好奇地问:“他是谁?”陈毅说:“他就是指挥来阳大战的林彪,现任一营营长。”毛泽东心中一动,便道:“走,我们看看去。”林彪一见,立即上前敬礼。毛泽东一直走到林彪面前,很仔细地打量这个年轻的营长,然后与林彪握手,微笑着说:“你的兵带的很不错啊!”林彪有些腼腆地道:“谢谢毛委员夸奖!我叫林彪,一营营长。”毛泽东笑道:“不用自我介绍了嘛,我们的少年英雄有谁不知道呢?”林彪受到毛泽东的称赞,心里乐滋滋的。这时,毛泽东又从队伍这头走到那头,开始检阅起来。官兵们一个个昂首挺胸,意气风发。毛泽东瘦削的脸上露出满意的微笑。林彪上前,请求毛委员给官兵们作指示。“好!毛泽东欣然同意,他往后退了几步,站在队伍前面的中央,开始讲话:“同志们,你们从南昌打到广东,又从广东打到福建、江西、湘南,现在到井冈山。可以说是南北转战,艰苦卓绝,大家辛苦了!”场上又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毛泽东又接着说:“以前,你们是一支铁军、百战百胜,打出了北伐军的威风。南昌起义后,你们在会昌、三河坝、敖山庙、来阳城都打得很不错,是一支英勇善战的队伍 !你们为革命立了功,今天来到井冈山,还要再立新功。有朝一日革命高潮到来,我们这支军队还要打出根据地,解放全中国!”毛泽东的讲话,给了一营营兵极大的鼓舞,他们再次报以热烈的掌声。朱德、陈毅也作了讲话。毛泽东把林彪叫到一边,单独与他交谈。当他得知林彪与林森、林育南、林育英都是从林家大湾走出来的以后,他在林彪肩膀上轻轻拍了两下,然后诙谐地说:“林家大湾风水不错嘛,尽出大人才!林育南、林育英是我们党的优秀干部,几年前我就认识他们的。可惜林森不好,他现在站在蒋介石一起,反对共产党员。当然也反对林彪你罗。”
  
  朱毛会师后,立即着手整顿部队。他们依照苏联军队的称呼,将部队统一整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下辖二十八团、二十九团、三十团、三十一团和三十二团。由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陈毅任军委书记,王尔琢任参谋长兼二十八团团长。林彪任二十八团一营营长。为了统一井冈山地区党政军的领导,又成立了井冈山前委,由毛泽东任书记。毛泽东、朱德、陈毅决定:部队集中一段时间进行整训。整训主要是军事技术和部队纪律。毛泽东规定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要求红军官兵邦助驻地苏维埃和群众、搞好军政军民关系。他又制定了党指挥枪的原则,规定连以上部队必须建立党的组织,部队的一切行动都必须经过党组织集体研究决定,实行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他还在部队设立士兵委员会,废除打骂士兵等军阀作风,生活上实行同甘共苦,官兵一致。对于这些纪律、原则和规定,朱德和陈毅都表示赞成。林彪却感到毛泽东有一种恢宏的领袖气度,更增加了对他的崇敬。他觉得照这样下去,红军和根据地一定会大有希望,共产党终究会夺得天下。
  
  毛泽东、朱德会师的消息传到巳成为国民党统治中心的南京,立刻引起了蒋介石的注意。他对毛泽东、朱德这两个人十分熟悉。毛泽东雄才大略,深得民心,朱德素为军中宿将,娴熟军事。二人结合,共产党如虎添翼。如不及早剪除,必将后患无穷。然而,欲加剪除他又感到力不从心。此时的蒋介石踌躇满志,心雄万丈。在国民党内,他通过各种手段,已从控制军权发展到控制党权和政权,正准备登上国家领袖的宝座,梦想成为孙中山之后现代中国的又一伟人。但是,他自己也清楚地知道:困难和矛盾有如重重大山,横亘在他的远大理想面前。首先是国内远未太平。此时北洋军阀集团虽巳分崩离析,表面上拥护国民政府,实际上各自拥兵自重,根本不听号令。在国民党内,汪精卫、林森、孙科自成体系,并与地方各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与蒋介石也是心口不一、貌合神离。蒋介石一直希望依靠黄埔军校的学生建设一支绝对忠诚于自己的中央军队伍,借以荡平乾坤,实现真正的一统天下。但此时中央军力量尚嫌弱小,其建立统一的中央军愿望便是逃离大陆之时也末能实现。另外,国内尚有两支政治力量让他烦心、让他头痛。一支是宋庆龄等民主派。宋庆龄是孙中山的遗孀,蒋介石姨姐。宋庆龄与英美等西方国家关系密切,崇尚“民主”“自由”。尽管蒋介石一直对他曲意奉承,尊为“国母”,但宋庆龄并不领情,经常与鲁迅、郭沫若等一班左派文人起而攻蒋,蒋介石深为忌惮。另一支就是中共,本来去年发动清共前,他计划关一批,杀一批,争取一批,共产党从此将灰飞烟灭。不料,共产党内崛起一批新秀竟将陈独秀赶下台去,并组织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武装暴动。虽然这些暴动先后都被镇压下去,但一年来朱德、毛泽东、贺龙、徐向前一直流窜各地,甚至陕北、海南仍有赤祸蔓延。在国际上,由于清共已与苏俄结怨,不得不担忧苏俄插手支持中共。同时,蒋介石倚为靠山的英美等国,并非对蒋介石情有独钟,暗中与除中共以外的各派政治力量均有往来,令他既恨且怕。最可恨的是邻国日本,窥视中国东北由来己久,近年更有派兵入侵的迹象。倘若中日开战,后果必然不堪设想。似此内外情势,虽则蒋介石堪为一代枭雄,也不得不为之忧心忡忡。如今朱毛联合,倘若坐大,致令各路赤匪联合,后果也是不堪设想。但精明的蒋介石此时绝对不愿动用中央军攻打朱毛,于是他给江西省国民政府主席朱培德下达严令,要他火速消灭井冈山朱毛红军。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国的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一个崭新的时代开始了,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人站起来了。

  作为领导和推动了这一历史巨变的关键人物毛泽东,这一天心情格外激动。

  他在这年六月十五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中曾经预言:“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①

  毛泽东对此充满信心。

  十月一日下午二时,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主持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中央人民政府宣告成立。会议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政府施政方针。随后,毛泽东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全体委员,分别乘车驶向天安门。车队开出中南海东门,缓缓而行,穿进故宫,直接开到天安门城楼下。毛泽东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全体委员,沿着城楼西侧的古砖梯道拾级而上,登上天安门城楼。当毛泽东出现在主席台时,广场上三十万群众立即沸腾起来,欢呼雀跃,无数面鲜艳的红旗迎风招展,场景十分壮观。

  下午三时,开国大典隆重开始,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宣布开会。毛泽东走近麦克风前,用洪亮的声音向全中国、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成立了。”

  顿时,广场上再次欢声雷动,情绪激昂。

  接着,毛泽东按动电钮,在代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雄壮旋律中,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全场肃立,经历这激动人心的一刻。广场上,五十四门礼炮齐鸣二十八响,象征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浴血奋斗的二十八年历程。

  把五星红旗作为国旗、《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代国歌,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作出的郑重决定。为了作出这个决定,这次会议设立了第六小组,专门讨论国旗、国徽、国歌等方案。

  九月二十五日晚,毛泽东、周恩来在中南海丰泽园召开座谈会,听取关于国旗、国徽、国歌、纪年、国都问题的意见。参加者有:郭沫若、沈雁冰、黄炎培、陈嘉庚、张奚若、马叙伦、田汉、徐悲鸿、李立三、洪深、艾青、马寅初、梁思成、马思聪、吕骥、贺绿汀。

  毛泽东首先谈了对国旗的意见。他说:“过去,我们脑子老想在国旗上画上中国特点,因此画上一条以代表黄河。其实,许多国家的国旗也不一定有什么该国家的特点。苏联的斧头镰刀也不一定代表苏联特征,哪一国也有同样的斧头镰刀。英美德国旗也没有什么该国特点。”说着,他拿起画有五星红旗的国旗方案,用手指着说:“这个图案表现我们革命人民大团结。现在要大团结,将来也要大团结。现在也好,将来也好,又是团结又是革命。”毛泽东讲完,与会者鼓掌一致通过。

  《义勇军进行曲》产生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田汉作词,聂耳作曲。它传遍祖国大地,成为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一首高昂的战歌。在这次座谈会上,马叙伦提议用《义勇军进行曲》暂代国歌。许多委员表示赞成,一部分委员提出需要修改歌词。有的提出,“歌词在过去有历史意义,但现在应让位给新的歌词”。有的说:“歌曲子是很好,但词中有‘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不妥。最好把词修改一下。”周恩来表示,就用原来的歌词,他说:“这样才能鼓动情感。修改后,唱起来就不会有那种情感。”最后,毛泽东拍板,与会者一致赞同,用《义勇军进行曲》代国歌。毛泽东、周恩来和与会者一起合唱《义勇军进行曲》,座谈会在这首激荡人心的歌曲中结束了。②

  升旗结束后,毛泽东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郑重宣告:“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③

  毛泽东宣读公告完毕,阅兵式开始。由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组成的方队,通过主席台前,威武雄壮地由东而西行进。由新中国第一代飞行员驾驶的十四架战斗机、轰炸机和教练机,在天安门广场凌空掠过,格外引人注目。

  中国人民解放军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今天已经发展成为一支四百万人的大军。毛泽东为这支军队的创立和发展,付出巨大的心血,做出了最杰出的贡献。从一九二七年领导秋收起义创建工农革命军起,二十二年来,毛泽东的生活、工作与战斗,始终同这支军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领导的中国人民革命事业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光辉历程,也就是这支军队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光辉历程。

  阅兵式持续近三个小时,结束时天色已晚。这时,长安街上华灯齐放,群众游行开始了。一队队怀着欢欣、激动心情的游行群众涌向主席台,然后分东西两路离开会场。这时,“人民共和国万岁!”、“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响彻云霄,扩音器里不断地传出毛泽东宏亮的声音:“同志们万岁!”

  人民拥戴毛泽东,毛泽东热爱人民,两种真挚的感情水乳交融地结合在一起。

  晚上九时二十五分,游行结束。这一天,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整整站了六个多小时,他的精神始终十分饱满。回到中南海住地,他对身边卫士说的第一句话是:“胜利来之不易!”这句蕴含深刻内容的话他连续说了两遍。

  从一八四0年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人民为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但是,各式各样救国救民的探索、试验,包括改良的和革命的,都不成功,都失败了。中国依然没有找到出路。只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团结全国各族人民,经过二十八年艰苦卓绝的奋斗,革命才取得胜利,人民共和国终于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建立起来了。这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换来的,毛泽东也有六位亲人为此献出了生命。胜利确实来之不易!

  然而,要巩固和发展这个胜利,更为不易。这一点,毛泽东在一九四九年三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就指出来了。他说: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

  为了巩固革命的胜利,巩固新生的政权,新中国刚诞生,毛泽东和他领导的中央人民政府就面临着三项极为紧迫的任务:对内,以最快的速度肃清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军事力量,统一全中国;在国民党政府留下的残破的局面下,以极大的力量恢复和发展国家经济,改善人民生活。对外,争取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首先是争取同第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建立友好同盟关系。

  开国之初,毛泽东仍以很大的精力放在指挥人民解放战争方面。

  这时,东北全境、华北全境早已解放。西北地区的解放战争已基本结束,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正向着新疆的北疆和南疆实行前所未有的大进军,至九月二十六日新疆宣告和平解放。华东地区,已经大部解放,第三野战军一方面防守华东,准备应付可能发生的美国军事干涉,一方面积极部署攻取台湾和其他沿海岛屿。待解放的地区,还剩下两大块:一是中南,包括湖南南部、广东、广西;一是西南,包括四川、云南、贵州、西康、西藏。以后的作战方向,主要集中在这两个地区。

  据守在中南地区的国民党军,主要是桂系的白崇禧集团和广东的余汉谋集团。白崇禧集团这时已经退据以衡阳、宝庆(今邵阳)为中心的湘南地区,同余汉谋集团组成湘粤联合防线,企图阻止人民解放军南进。据守在西南地区的国民党军,主要是胡宗南集团和宋希濂集团,此外,还有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兼云南绥靖公署主任卢汉和国民党西康省政府主席刘文辉以及国民党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邓锡侯、潘文华等所属的部队。

  解决中南地区和西南地区国民党军队的任务,毛泽东早在一九四九年五月人民解放军突破长江防线后不久,在规划各野战军向全国进军的部署时,就已定下来了。这就是:第二野战军应准备于两个月后以主力或以全军向西进军,经营四川、贵州、西康;第一野战军分出一路,由贺龙率领,经营川北,以便与二野协作解决贵州、四川、西康三省。第四野战军渡江后,占领两湖,十月即可尾随白崇禧退路向两广前进,十一月或十二月可能占领两广。④

  毛泽东的这个战略部署,得到完满实现,而且比预想的更为顺利。

  怎样歼灭白崇禧集团,这是毛泽东在指导中南战场作战时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白崇禧在国民党军队中素有“小诸葛”之称。他很有战略头脑,作战灵活。他所掌握的桂系军队,战斗力比较强,并且没有受到很大损失。人民解放军渡江以后,曾多次与白崇禧集团交手,每次都想同他决战,他都逃避决战。五月解放武汉时是如此,七月打湘赣战役时是如此,八月解放长沙时也是如此。照毛泽东的说法,白崇禧是中国一个最狡猾的军阀,和他作战的困难,是不容易打着他,他很会跑。正因为这样,采取近距离迂回包围的部署不能奏效,达不到包围歼灭该敌之目的。而这时就整个国民党军队来说,早已处于崩溃瓦解之势。

  根据全国战争的局势以及同白部多次作战的经验,毛泽东及时地提出歼灭白部的新的作战方法。他在七月十六日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第四野战军领导人林彪、邓子恢、萧克的电报中指出:“判断白崇禧准备和我作战之地点,不外湘南、广西、云南三地,而以广西的可能性为最大。”“和白部作战方法,无论在茶陵、在衡州以南什么地方,在全州、桂林等地或在他处,均不要采取近距离包围迂回方法,而应采远距离包围迂回方法,方能掌握主动,即完全不理白部的临时部署,而远远地超过他,占领他的后方,迫其最后不得不和我作战。因为白匪本钱小,极机灵,非万不得已决不会和我作战。因此,你们应准备把白匪的十万人引至广西桂林、南宁、柳州等处而歼灭之,甚至还要准备追至昆明歼灭之。”⑤

  随着战局的发展,毛泽东在九月十二日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第二野战军领导人邓小平、张际春、李达的电报中,进一步指出:“我对白崇禧及西南各敌均取大迂回动作,插至敌后,先完成包围,然后再回打之方针。”⑥

  这个新的战略方针,对解决中南战场和西南战场的国民党军,起了关键作用。这种大迂回的战略追歼方式,成为中外战争史上的一大奇观。它是毛泽东“十大军事原则”的新发展。

  根据新的战略方针,第四野战军和第二野战军的第四兵团分东、西、中三路,于九月中旬分别向广东、湘西、湘南挺进。由四野第十三兵团组成的西路军,从右翼迂回到湘西,突破白崇禧的湘粤联合防线,切断了白部主力向贵州撤退的道路。由四野第十二兵团组成的中路军在湘南发起衡宝战役,歼灭了白崇禧的精锐部队近四个师。与此同时,由二野第四兵团、四野第十五兵团等组成的东路军挥戈广东,发起广东战役。十月十四日解放广州。同月下旬,在广东西南部全歼企图经过雷州半岛退向海南岛的国民党军四万余人。湘南、广东解放后,三路军立即挥师入桂,实行大迂回战略,首先切断桂系军队退往云南、退往雷州半岛、退往桂南以及退往越南的各条道路,然后各个歼灭敌军。至十二月十四日,共歼灭国民党军十七万三千人,解放广西全境,圆满地实现了毛泽东在广西境内最后歼灭白崇禧集团的作战计划。

  遵照毛泽东关于在一九五0年春夏两季内解决海南岛问题的指示,由四野的两个军越海作战,在琼崖纵队的有力配合下,于三月上旬发起海南岛战役,五月一日全岛解放。

  两广解放,国民党政府由广州迁往重庆,原在川陕地区的胡宗南集团也撤往西南。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曾以西南地区作为大后方,此时仍企图在这里重新站住脚跟,卷土重来。蒋介石自己也赶到重庆。解放西南,刻不容缓。

  西南的重点是四川。毛泽东精心选择了进军西南的战略方向。

  自古以来,夺取四川不外两条通路。一是由陕西越秦岭入川,一是由鄂西溯长江入川。蒋介石判断,毛泽东最大的可能是令彭德怀、贺龙率第一野战军主力经秦岭入川。据此,他在八月召开的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军事会议上,亲自部署西南防务,把川陕边作为守备重点。将胡宗南集团主力沿秦岭主脉组织第一道防线,又沿白龙江、米仑山、大巴山组织第二道防线。同时,也在川东和贵州布防,以备不测。

  毛泽东经过审慎考虑,一反常规,决定令二野以大迂回动作,取道湘西、鄂西,直出贵州,挺进四川的叙府(今宜宾)、泸州、重庆一线,出其不意地出现在国民党军西南防线的后侧,切断胡宗南集团及川境诸敌的退路,关起门来在四川境内歼敌主力。同时,以一野一部从陕西挺进秦岭,故意作出由此大举入川的姿态,吸引胡宗南集团把注意力放在北线,尔后也可南下攻占川北及成都。

  这一军事行动,要以大兵团翻越川鄂湘黔边境的高山峡谷,行军给养都十分困难,还随时要同困兽犹斗之敌作战,可谓一着险棋。但是一旦成功,蒋介石精心部署的西南防线便会不战自溃,因此,这又是一着出奇制胜的高棋。

  十一月一日,早已秘密集结在湘西的二野第五、第三两个兵团的雄厚力量,在四野一部的配合下,以快速行动,一举突破湘黔防线,十五日解放贵阳,二十一日占领遵义,切断了四川境内之敌向贵州退逃的道路,并乘胜向川南兜击。国民党军的西南防线果然不战自溃。

  这时,坐镇重庆的蒋介石才如梦初醒,急调胡宗南部队回防四川,并命令川东守军西撤。这时,二野抓住敌军调整部署的有利时机,实施迂回包围,将川东西撤之敌和胡宗南一部聚歼在南川以北山区,十一月三十日解放重庆。随即二野和跨越秦岭南下的一野第十八兵团共同发起成都战役,十二月二十七日解放成都。蒋介石在大陆上最后一支主力——胡宗南集团全部覆灭。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政治感召下,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兼云南绥靖公署主任卢汉、西康省政府主席刘文辉、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邓锡侯、潘文华等分别通电起义,云南、西康两省和平解放。

  西南战场上连续进行的几个战役,历时两个月,歼灭国民党军九十万人,蒋介石割据西南、负隅顽抗的梦想彻底破灭了。

  在中国大陆上,待解放的地区只剩下西藏了。为了迅速统一全中国,毛泽东作出“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的决策,同时又指明利用一切可能,加强政治争取工作,力争和平解放西藏。

  一九五0年六月,经中共中央批准,西南局向西藏地方当局提出包括驱逐英美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祖国的大家庭来;实行西藏民族区域自治;西藏现行各种政治制度和达赖的地位职权不予变更;实行宗教自由;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等十项政策,作为谈判的基本条件。但是,西藏地方当局中的反动势力,在帝国主义怂恿支持下,不但拒绝谈判,反而害死斡旋和平的格达活佛,在昌都及其周围地区部署兵力,企图凭借金沙江天险和高原特殊艰苦的自然条件,阻止人民解放军渡江西进。

  这样,为了敲开和平谈判的大门,只有断然采取军事行动了。

  毛泽东在一九五0年八月二十三日致中共中央西南局并告西北局的电报中指出:“如我军能于十月占领昌都,有可能促使西藏代表团来京谈判,求得和平解决(当然也有别种可能)。”⑦同年十月,人民解放军发起昌都战役,解放了昌都地区。果然,昌都战役一个胜利,进藏的门户被打开,为和平解放西藏创造了条件。一九五一年四月,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的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团到达北京,同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团举行谈判。五月二十三日双方签订《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西藏和平解放。

  至此,中国除台湾和一些沿海岛屿、香港、澳门外,实现了空前的统一。

  全国的统一,结束了长期以来为人民所极端厌恶的国家分裂和混战的局面,为恢复和发展经济事业和其他一切事业,为中华民族的振兴,创造了根本的条件。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毕生为之奋斗而没有实现的统一愿望,在毛泽东领导下实现了。

  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统一和分裂交替着出现。统一总是主流,而分裂常常伴随着连绵不断的战争和破坏,伴随着外部势力的入侵和压迫。统一,反映了人民对于和平和安定的渴望与追求,有利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有利于江河水域的治理和利用,有利于各民族之间的亲密合作和交流,是中国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正如孙中山所说的:“统一是中国全体国民的希望。能够统一,全国人民便享福;不能统一,便要受害。”⑧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大革命,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及其集中代表国民党的反动统治,统一全中国,实现了人民的愿望,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要求。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统一,同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的统一,有着本质的区别,社会制度和政权性质都根本改变了。它是人民当家作主人的统一,是由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作为政治保障的统一,是建立在各民族之间平等、团结基础上的统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人民从世世代代饱受压迫的地位变成国家的主人。但是,人民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力,要通过一定的组织形式来实现。这个组织形式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和它的过渡形式人民代表会议。早在一九四八年九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就提出,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建立起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要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制度。这是毛泽东从现代中国历史和革命根据地政权建设的经验中总结出来的。这是一种适合中国情况、又有利于表达人民意志的政权组织形式。

  一九四九年,人民解放战争向着广大的国民党统治地区迅猛发展,大批城市回到人民手中。八月九日至十四日,北平市举行了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十三日,毛泽东出席会议,向全国发出号召:希望全国各城市都能迅速召集同样的会议,加强政府与人民的联系,协助政府进行各项建设工作,克服困难,并从而为召集普选的人民代表大会准备条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毛泽东更加注意发挥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作用,把它作为体现人民的主人翁地位、密切党和政府同人民群众联系的重要组织形式,紧紧抓住,连续转发了一批典型经验,一再要求和催促各地都把这一件大事做好。

  十月十一日,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向毛泽东发出一份电报,汇报松江县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情况和经验。毛泽东收到此电,十分高兴,对会议的成功,“极为欣慰”。⑨随即将饶漱石的报告转发各中央局负责人,请他们通令所属一律仿照办理,并强调指出:“这是一件大事。如果一千几百个县都能开起全县代表大会来,并能开得好,那就会对于我党联系数万万人民的工作,对于使党内外广大干部获得教育,都是极重要的。”⑩

  ①《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467页。

  ②毛泽东、周恩来召集的国旗、国徽、国歌、纪年、定都协商座谈会记录,1949年9月25日。

  ③《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116页。

  ④《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591、592页。

  ⑤《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308、309页。

  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670页。

  ⑦《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藏学出版社2001年5月版,第23页。

  ⑧孙中山:《在神户与日本新闻记者的谈话》,1924年11月24日。见《孙中山全集》第11卷,中华书局1986年7月版,第373页。

  ⑨毛泽东致饶漱石电,手稿,1949年10月13日。

  ⑩《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4页。

  十月三十日,毛泽东又转发了华北局第一书记薄一波关于华北各城市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经验的报告,并要求各地认真研究,引起全党干部的注意,同时总结自己在这一重大问题上的经验教训。

  在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问题上,一些地方主要存在着关门主义倾向。毛泽东指出,在代表名额中,共产党员不能太多,“多则无力,不多不少则力量大”。

  在毛泽东的倡导和督促下,全国各地先后召开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对于发扬人民民主,进行政权建设,以及实施各项政策,起到重要的作用,也为以后召开普选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准备了条件。

  新中国成立了,人民群众意识到自己地位的改变,愿意和敢于把自己想要说的话,向党和政府,向毛泽东,以通信的方式表达出来。人民群众写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中央人民政府的信件,迅速地大量地增加起来。许多地方也普遍出现了人民来信大量增加的情况。

  各级领导机关认真负责地处理人民来信的工作,同样是发扬人民民主、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的人民政权性质,密切党和人民政府同人民群众联系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有些领导机关对人民来信却漠然视之,这件事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一九五0年十一月三十日,他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向各中央局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发出指示说:“请你们对群众来信认真负责,加以处理,满足群众的要求。对此问题采取忽视态度的机关和个人,应改正此种不正确态度。”①一九五一年五月十六日,毛泽东再一次向各级党委和各级政府发出指示:“必须重视人民的通信,要给人民来信以恰当的处理,满足群众的正当要求,要把这件事看成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加强和人民联系的一种方法,不要采取掉以轻心置之不理的官僚主义的态度。”②

  毛泽东自己就是严格这样做的。他每天批阅和处理大量文件,其中就包括重要的人民来信。有一个专门为他办理群众来信的机构,如果对重要的人民来信办理有所延误,不及时送阅,就会受到他的批评,这种批评有时是非常严厉的。

  早在一九四五年七月,抗日战争胜利的前夜,褚辅成、黄炎培等六位参政员赴延安访问,见到毛泽东。黄炎培向毛泽东提出一个问题。他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不少单位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黄炎培提出的是一个十分重大的问题,也表达了各界人士对中国共产党的期望。毛泽东回答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③

  毛泽东这个斩钉截铁的回答,讲得非常好,反映出中国共产党对于未来充满信心。从共产党领导革命根据地建设的实践中探索出来的这个“跳出周期率”的新路,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国家的统一,延伸和扩展到全中国。尽管这条新路后来曾经走得那么曲折,但中国共产党完全有信心、有决心、有能力,终究会实现毛泽东预期的“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个伟大目标。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进入一个新的时期,达到空前广泛的程度,开创了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真诚合作、共同建设新中国的新格局。

  作为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理论和政策的主要创立者和制定者,毛泽东对新中国的统一战线工作十分重视。新中国成立前后,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权机关纷纷建立,毛泽东一再指示和提醒各地党政领导人,一定要注意吸收包括起义将领在内的党外人士参加政权机关,注意发挥他们的作用,使他们有职有权,并且关心和照顾他们的实际困难。

  薄一波有一段回忆说:“组建中央人民政府时,谁担任什么职务,毛主席考虑得很周到。对他们的生活也很关心。每个月给程潜五万斤小米,补贴帮助他,是毛主席提出的。主席说,程潜应酬多,开销大。傅作义当了水利部长,毛主席问我,怎么样?我有时汇报一下。他对我说:傅作义和平起义,是有功的,应该让他自己挑一个副部长,有职有权。那时政务院有十个以上的部长都是党外民主人士。”

  毛泽东还亲自作党外人士的工作,同他们亲切交谈,坦诚地说明共产党与非党人士长期合作的根本政策。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同绥远军区的负责人谈话,特别邀请了傅作义参加。毛泽东说:

  “现在共产党成了全国性的大党,又有了政协全国委员会,我当主席有责任使各个方面都有利,使别的党派也有利,否则会引起不满,会被人骂,甚至会被推翻。绥远也一样要注意,归绥就有两个‘党’,我们的与傅先生的。军政委员会就架在这个矛盾之上,要处理好。现在全国都在执行统一战线,华中、华南的政府也一样是统一战线的政府。农村和城市的情况不同,没有别的党派参加政府,但也有非党干部。没有非党干部参加政府就会出毛病。共产党要永远与非党人士合作,这样就不容易做坏事和发生官僚主义。苏联也是共产党与非党合作,《真理报》说,政府干部中党员占四分之三,其他是非党干部。中国永远是党与非党的联盟,长期合作。双方要把干部都当成自己的干部看,打破关门主义。关门主义过去是有的,‘三怕’的说法就是证明。没有统一战线,革命不能胜利,胜利了也不能巩固。搞统一战线哪能怕麻烦,怕捣乱,怕人家吃了你的饭?切不可叶公好龙。长征二万五千里不是因为有统一战线,而是因为太纯洁。这次政府的名单中,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还是一半一半好,要搞五湖四海。别人在民主革命困难时期拥护共产党,为我们说过好话,帮过忙,我们胜利了不能不要人家。傅先生交出了北平,解决绥远问题就要有所不同。这证明我们的政策正确,今后还将继续证明这一点。

  中国已归人民,一草一木都是人民的,任何事情我们都要负责并且管理好,不能像踢皮球那样送给别人去。国民党的一千万党、政、军人员我们也要包起来,包括绥远的在内,特务也要管好,使所有的人都有出路。没有这一条不行,眼睛里只看到绥东解放区八十万人民就会弄错事情。”④

  毛泽东对起义将领说的这一席话,是肺腑之言,十分坦诚,把中国共产党所以要实行统一战线的道理,说得非常明白。

  一九五0年五月,毛泽东收到黄炎培的一个意见书,反映苏南川沙、南汇、奉贤三个县征粮工作中存在一些偏差等问题,并提出补救办法的建议。毛泽东先后给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苏南区党委书记陈丕显发指示,要陈丕显派专人或者自己亲自对这三个县作一次调查,“将苏南征粮偏差及纠正情况,春耕中食粮、种子、肥料等如何解决的及现在苏南春耕情况,苏南灾情及救济情况等三项问题,向中央作一有具体内容的较详细的报告用电报发来,以便答复黄炎培”。并且特别嘱咐:“按照实事求是精神,有则说有,无则说无,是则是,非则非,逐一查明,并加分析具报。”⑤毛泽东这样认真对待党外人士的意见和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体现了统一战线内部党与非党的真诚合作关系。

  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当时党内一部分同志中间存在一种关门主义倾向。这种倾向也反映到了一九五0年三四月间召开的全国统战工作会议的某些代表的发言中。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四月二十一日在同李维汉、徐冰的谈话中发表了重要意见。他说:

  “对民主党派及非党人物不重视,是一种社会舆论。不仅党内有,党外也有。民主党派是联系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政权中要有他们的代表。对民主党派要给事做,尊重他们,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干部一样。要团结他们,使他们进步,帮助他们解决问题,如党派经费、民主人士旅费等。华南分局陪送张治中来北京的人,一下车就向张治中要求交路费。聘请到东北去工作的教员,发现是民主党派分子的,就不愿意要,让他们在东北周游一下又送回去。等等。这是不公平的。资产阶级要求平等、博爱、自由,我们这样做就不是平等,不是博爱而是偏爱。手掌是肉,手背是肉,不能有厚薄。我们要解放全人类,资产阶级、地主也要帮助他们解放,改造他们。这就是博爱。要实行民主。现在有人有好多气没有机会出,要让他们出,除了泄密的、破坏性的,都让人家说。所以,政治局最近通过了一个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出的气不外是两种,有理的,应当接受;无理的,给他说理。我们要有气魄,不怕骂。只要君子动口不动手。不让讲话就会闹宗派主义,党内也一样。”⑥

  毛泽东把统一战线提到解放全人类这个伟大目标的高度,这就把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性彻底说清楚了。这个谈话,展示了毛泽东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气魄和胸怀。

  新中国的统一战线是如此之广泛,它包括了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广大华侨,无党派民主人士和其他爱国分子,也包括了从敌人营垒分化出来而走到人民方面来的各种人。中国的大统一就是由这个广大的统一战线作保障的。

  在旧中国,有相当数量的知识分子留学海外或旅居海外,其中有许多优秀人才。新中国的成立,使他们看到了希望,看到了光明,唤起对祖国的憧憬与向往。他们怀着一颗赤诚的心,急切地希望回到祖国。不少人经过千难万险,摆脱种种阻挠和迫害,才回到祖国怀抱。他们当中,有杰出的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语言学家等等。他们成为新中国许多学科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为发展祖国科学事业、文化事业、经济建设和国家建设,为培养一代又一代的人才,作出了巨大的不可磨灭的贡献。

  著名画家徐悲鸿当年曾致信好友陈西滢,表述他对新中国的看法,劝说在国外的陈西滢能够早日归来。这封信很有代表性,特引录如下:“解放以来,不通音问已及一年。弟因曾无违反人民之迹,得留职至今。去年曾被派参加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原想得晤足下及在欧友好,未能进入巴黎,在捷京会后即归,不及两月。”“兄等须早计,留外终非久法。弟素来不喜欢政治,惟觉此时之政治,事事为人民着想,与以前及各民主国家不同。一切问题尽量协商,至人人同意为止。故开会时决无争执,营私舞弊之事绝迹。弟想今后五年必能使中国改观,入富强康乐之途。兄等倘不早计,尔时必惆怅无已。”⑦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正确处理民族问题极端重要。毛泽东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原理,结合中国的国情,制定了一套正确的和富有远见的民族政策,即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政策,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政策等,废除了中国反动统治者实行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的政策。

  在筹建新中国,制定《共同纲领》的时候,在民族政策方面,有一个突出问题摆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面前,需要作出抉择: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实行“民族自决”,还是“民族自治”?列宁和孙中山都提出过“民族自决”的口号,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也赞同过这个口号。但是,当形势已经发生根本变化时,是继续旧政策,还是采取适应新形势的新政策?毛泽东选择了后者,以民族自治代替民族自决。

  一九四九年十月五日,中共中央致电第二野战军前委,并告各中央局、分局及各前委,对这个问题作了透彻的说明:“关于各少数民族的‘自决权’问题,今天不应再去强调,过去在内战时期,我党为了争取少数民族,以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它对各少数民族特别表现为大汉族主义)曾强调过这一口号,这在当时是完全正确的。但今天的情况,已有了根本的变化,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基本上已被打倒,我党领导的新中国业经诞生,为了完成我们国家的统一大业,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分裂中国民族团结的阴谋,在国内民族问题上,就不应再强调这一口号,以免为帝国主义及国内各少数民族中的反动分子所利用,而使我们陷于被动的地位。在今天应强调,中华各民族的友爱合作和互助团结”。⑧

  一年后,一九五0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周恩来在政务院第六十三次政务会议讨论少数民族问题时说:“孙中山先生曾在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就以‘民族自决’的口号把它肯定了下来。在我们制定《共同纲领》的时候,毛主席曾提出了以民族自治代替民族自决的原则,因为这样做对于加强民族间的团结与合作是有利的。现在,从一年来的少数民族工作中,我们可以看得出毛主席在当时的预见是十分正确的。”⑨

  今天,经过几十年历史检验,更加证明毛泽东这个预见和决策的极端重要性和正确性。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已经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一项不可动摇的基本政治制度。它对于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为了保证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培养和吸收大批能够与共产党合作的少数民族干部参加各级人民政府,是重要的一环。毛泽东在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四日给彭德怀和西北局的电报中指出:“在一切工作中坚持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政策外,各级政权机关均应按各民族人口多少,分配名额,大量吸收回族及其他少数民族能够和我们合作的人参加政府工作。在目前时期应一律组织联合政府,即统一战线政府。在这种合作中大批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他进一步指出:“要彻底解决民族问题,完全孤立民族反动派,没有大批从少数民族出身的共产主义干部,是不可能的。”⑩

  ①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指示,手稿,1950年11月30日。

  ②《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64页。

  ③黄炎培:《延安归来》,载黄炎培著《八十年来》,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8月版,第148、149页。

  ④《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3、14页。

  ⑤《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57页。

  ⑥毛泽东同李维汉、徐冰的谈话记录,1950年4月21日。

  ⑦徐悲鸿给陈西滢的信,手稿,1950年11月。

  ⑧《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5月版,第24页。

  ⑨周恩来在政务院第63次政务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0年11月24日。

  ⑩《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0页。

  新疆和西藏是中国大陆最后解放的两大少数民族地区。两区面积占全国陆地总面积近三分之一,又是中国的重要边陲。处理好这两个地区的民族问题,对于巩固和发展全国统一大业特别重要。在指导这两个地区和平解放的过程中,毛泽东发表的许多指示和讲话,对解决这些地区极其复杂的民族问题,提供了正确的指导思想。他要求进驻这些地区的部队和地方工作人员,恪守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并一再强调,军队进驻这些地区,不得侵扰老百姓,不要增加人民的负担,一切军需物资包括粮食在内均由中央供给。这些政策的实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开始就在当地各少数民族的群众和一些上层人士中间留下良好的印象。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六日,进驻拉萨部队举行入城仪式,西藏地方政府官员、三大寺活佛,以及各族各界僧俗群众两万多人夹道热烈欢迎。这样的场面,在西藏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在欢迎仪式上,西藏地方政府噶伦拉鲁致欢迎词说:过去,无论是清朝的军队,美国的军队,国民党的军队,来到西藏时,我们都没有欢迎过,唯有这次人民解放军到拉萨,我们热烈欢迎,因为解放军是人民的军队。①

  毛泽东始终抓住民族团结这个旗帜,并使之贯穿于民族地区的一切实际工作中。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三日,他就新疆问题给彭德怀和西北局的电报中指出:维吾尔族人口三百余万,为新疆的主要民族,“人民解放军只有和维吾尔族(以及其他各族)建立兄弟般的关系,才有可能建设人民民主的新疆”。②

  西藏由于历史的原因,不仅存在着汉族与藏族之间的隔阂,还存在着西藏内部的不和。由此带来西藏民族问题的特殊性和复杂性。毛泽东把同时加强汉藏之间的团结和西藏内部的团结,作为一个根本原则。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三日,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在北京签订。第二天,毛泽东举行庆祝宴会。在宴会上,他十分高兴地说:“现在,达赖喇嘛所领导的力量与班禅额尔德尼所领导的力量与中央人民政府之间,都团结起来了。这是中国人民打倒了帝国主义及国内反动统治之后才达到的。“今后,在这一团结基础之上,我们各民族之间,将在各方面,将在政治、经济、文化等一切方面,得到发展和进步。”③

  在民族团结的旗帜下,毛泽东十分注意争取和团结少数民族的上层人士,特别是上层中的主要代表人物。这一特点,最明显不过地表现在处理西藏问题上。一九五0年五月,中共中央西南局根据中央关于解决西藏问题的方针,草拟了与西藏地方当局谈判的十项政策,二十七日报送中央审定。毛泽东在审阅时,对其他各条均表同意,唯独对第八条作了修改。第八条原文是:“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完全根据西藏人民的意志,由西藏人民采取协商方式加以解决。”毛泽东在“由西藏人民”之后,加了七个字:“及西藏领导人员”。虽然只有七个字,却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民族问题的一个重要政策。这是根据少数民族地区,特别是西藏的实际情况确定的。团结藏族上层人士及其主要代表人物,对于团结整个藏族人民至关重要。这个政策在后来的实践中又不断发展和完善。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都亲自做过达赖和班禅额尔德尼的工作,或者通信,或者面谈。后来达赖集团叛国,这一部分人分裂出去了,但中国共产党努力团结西藏上层人士的政策始终不变。

  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制定的民族政策,成功地解决了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一个十分复杂而极其重要的问题,保证了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和全中国的大统一。

  正如毛泽东在建国七年以后所总结的那样:“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④

  毛泽东还用艺术的形式,表现了国内各民族大团结的盛况:

  长夜难明赤县天,百年魔怪舞翩跹,人民五亿不团圆。一唱雄鸡天下白,万方乐奏有于阗,诗人兴会更无前。 ⑤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全中国的空前统一,受几千年封建统治和一百多年帝国主义压迫的中国人民获得解放,从而成为中华大地这块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真正主人。这是翻天覆地的大事变。站在历史潮流的前头指导这一伟大事变的毛泽东,被深深地铭记在中国各族人民的心中,他的名字永远镌刻在中国的史册上。

  ①1951年10月31日《人民日报》。王贵等著《西藏历史地位辨》,民族出版社1995年9月版,第451页。

  ②毛泽东致彭德怀并告西北局电,手稿,1949年10月23日。

  ③《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68页。

  ④《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04页。

  ⑤这是毛泽东1950年10月写的一首词《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1950年10月3日晚,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观看由西南各民族文工团、新疆文工团、吉林省延边文工团、内蒙古文工团联合演出的歌舞晚会。毛泽东请一起观看演出的柳亚子填词一首,以述各民族大团结之盛况。柳氏写了一首《浣溪沙》送毛泽东。毛遂即写了这首词以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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