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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传,中苏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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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两党积累下来的分歧和矛盾,经过一段和缓的时期以后,进到一九六二年底,又发展到一触即发的地步。

早在1936年,周恩来在陕北就接待过突破国民党的封锁访问延安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等国际友人,向他们介绍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的情况。抗战开始后,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在武汉、重庆、南京、上海广泛接触了外国使节、记者、学者、政界人士、国际友人和各种援华国际组织的代表,进行对外交涉和宣传工作。特别是在先与赫尔利后与马歇尔进行的复杂而尖锐的交涉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对外工作和斗争的经验,为中国共产党而后的对外的战略策略思想和基本方针政策的制定,以及新中国的外交,打下了初步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成立,周恩来任总理兼外交部长。他同毛泽东主席一起,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破除了旧中国100多年来的屈辱外交。
  “一五”期间,周恩来在外交上发挥了非凡的才干,富有创造性,富有朝气,富有特色。他坚持原则,从没有丝毫的摇摆,却又实事求是,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讲究策略的灵活性,有理、有利、有节,生动活泼。他为新中国的外交开创了一代新风,提出了经得起历史考验的方针,成为出类拔萃的共产党的外交家。
  周恩来在坚持独立自主这个基本立场的同时,把推迟或制止世界大战、争取尽可能长时间的和平,作为自己在国际范围内的首要目标。他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一直坚持和平的外交政策。”抗美援朝的胜利,美国在朝鲜战场上扩大战火遭到了遏止。1963年的时候,周恩来判断:世界大战推迟了。他还认为,如果新战争已经推迟,它也可能被制止的。他感到核大战不容易打。核武器越多的国家越怕打,禁止核武器的可能性在增长,推迟大战的可能性也在增长,但有限战争即局部战争却不可能避免。
  他在外交工作的一切方面力争取和平而努力。
  1954年2月,苏联在苏、美、英、法四国外长会议上提议中国参加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日内瓦会议。当时,朝鲜战争的炮火虽然已经停止,但是远东的紧张局势并没有真正缓和下来。美国没有放弃从朝鲜、印度支那、台湾三个方向威胁中国的部署,继续坚持它反对新中国的立场;而它的盟国却越来越有所顾虑,所以,英国和法国都倾向于同意苏联的提议。结果,美国被迫改变原来的反对态度,提议得到了通过。新中国与苏、美、英、法并列,作为五大国之一,第一次出席重要的国际会议。
  4月1日,周恩来到莫斯科,就中国参加日内瓦会议的方针等有夫问题,同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大和越南领导人胡志明、范文同举行会议磋商。12日回到北京。19日,中国政府正式任命周恩来为中国出席日内瓦会议代表团的首席代表,副外长张闻天、王稼祥、李克农为代表。晚上,周恩来同毛泽东、刘少奇、陈云、邓小平商谈了参加日内瓦会议的有关问题。这期间,周恩来嘱咐在《人民日报》的一篇社论中加进一句反映他的基本态度的话:“我们不侵略别人,也坚决反对任何人的侵略行为,我们不威胁别人,也反对任何人的威胁行为;我们不干涉别人内政,也反对别人干涉任何人的内政;我们主张和平,反对战争,但我们对任何武装侵略,决不会置之不理。”
  4月20日,他率领代表团乘专机从北京经莫斯科,于24日抵达日内瓦。临出发前,周恩来召集代表团成员全体会议。他指出,任何人不论职务高低都要遵守代表团的制度和纪律,不得违反。
  周恩来为开好这次会议而殚精竭虑。他夜以继日地工作。屋内的灯光常常从天黑亮到天明。睡觉起来,不是伏案疾书,就是阅读思考,同代表团成员商议问题。日内瓦是世界有名的风景区,号称“世界公园”。出席会议的各国代表团都找机会游览观光。中国代表团里,有人见周恩来工作太紧张,劝他出去散散步,他总是亲切地说,多做点工作吧。瑞士的报纸上曾赞扬说,中国的总理与众不同,休息日也不见他出来游览,真正是一心一意为会议。
  日内瓦会议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讨论朝鲜问题,6月15日结束;第二阶段从6月16日开始,举行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限制性会议。大会于7月21日结束。关于朝鲜问题的讨论,历时51天。在最后一次会议之前的两星期,美国国务院已经指示美国代表团要使会议破裂。美国代表团采用说服和压制的手段,使其他参加“联合国军”的国家同意执行这个指示。当时的加拿大代表团副团长朗宁在20年后出版的书中说:周恩来总理的讲话和建议完全可以作为讨论的基础,但是美国“完全是阻止达成和平解决”。由于美国代表团的多方破坏,没有达成任何协议。
  在最后一次会上,美国代表纠集“联合国军”的国家抛出“十六国宣言”,妄图在没有任何协议的情况下结束会议。在这关键时刻,周恩来当机立断,作了即席发言,提出至少应该通过一项决议;决定今后将继续努力达成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协议。他说:“中国代表团带着协商和和解的精神第一次参加这样的会议,如果我们今天提出的最后一个建议都被拒绝,我们将不能不表示最大的遗憾。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将对这一事实作出判断!”他的发言义正词严,合情合理,诚恳朴实而又充满义愤,很打动人。在他发言过程中,全场一片寂静。这一英明步骤显然出乎对方预料,使之陷于被动。比利时代表斯巴克急忙解释,说什么“十六国宣言”同周总理的建议精神是一致的。周恩来当即追问:既然一致,为什么不能十九国呢?斯巴克不得不表示赞成中国代表团的建议。苏联外长莫洛托夫立即提出无保留地支持比利时代表所附议的中国代表团的建议。这一来,对方阵脚大乱。美国代表声称,在请示政府以前不准备发表意见,不参加表决。南朝鲜代表说比利时不能代表十六国,至少不能代表南朝鲜。周恩来最后指出:美国这样的态度,“使我们大家都了解到美国代表如何阻挠日内瓦会议,并且阻止达成即使是最低限度的、最具有和解性的建议”。事后,莫洛托夫祝贺周恩来的精彩发言便会议取得了大的成就。朝鲜同志说:中国同志使外交变成艺术。
  会议期间,印度总埋尼赫鲁邀请周恩来访问印度。毛泽东表示总理可以到印度走一趟,做做印度的工作。于是在休会期间的6月24日,周恩来冒着酷暑,访问了印度,以后还访问了缅甸,争取他们在印度支那问题上赞同中国的立场。这两次访问中,发表了现在已经举世闻名、影响深远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最早是1953年12月31日,周恩来在接见参加中印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关系问题谈判的印度政府代表团时提出来的,“那就是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处的原则”。周恩来说:“两个大国之间,特别是像中印这样两个接壤的大国之间,一定会有某些问题。只要根据这些原则,任何业已成熟的悬而未决的问题都可以拿出来谈。”这一次,他在访问印度和缅甸后分别发表的中印会谈联合声明和中缅会谈联合声明中,都写上了这些原则,中印、中缅共同倡导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列宁在苏联无产阶级夺取政权、面对资本主义包围的形势下,提出了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思想。但当时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列宁没有提出和平共处的具体内容和完整条件。周恩来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列宁这一思想的重要发展。五条是互相联系、互为作用的一个整体。和平共处是目的,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是前提,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是维护主权、独立的必要条件,平等互利是经济关系的基础。正如周恩来说过的,只有“有了前四条才能实现和平共处”。这坚持和平、平等、正义的国际关系的五条,同以富压贫、以大欺小、恃强凌弱的霸权主义及具侵略扩张政策是针锋相对的。
  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历史证明:集团政治行不通,将自己的价值观念强加于人也行不通,唯一能够行得通的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只有和平共处,世界才能稳定。35年后的1989年,邓小平思考说“用什么新东西可以代替过去的旧东西来处理国际政治关系呢?现在的国际政治还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他考虑,“是否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代替集团政治、霸权主义和其他组织形式。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中、印两国首先提出来的,具体地说是尼赫鲁和周恩来提出来的”。“这是最明确、最明智的,是政治关系的最高概括,不但在政治关系,经济关系也某种程度地体现在这五项原则之中。解决南北问题也应该依照五项原则。这样才真正是可以天下太平。”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现在已越来越显现它的持久的广泛的生命力。
  日内瓦会议第二阶段的议题是讨论印度支那问题。本来,印度支那问题远比朝鲜问题复杂,利害关系十分错综。但由于5月7日越南在战场上取得了奠边府大捷,形势大为改变。6月中,法国国内矛盾尖锐化,20日拉尼埃政府倒台。倾向于早日结束印支战争的孟戴斯一弗朗斯组阁。法国不想再完全听从美国,美国在会上很孤立,印支问题有了取得协议的可能。1954年6月15日,中、苏、越三国代表团商谈老挝、柬埔寨问题,为了使会谈取得进展井达成恢复印支和平的协议,周恩来在会上提议作出一些让步,来取得越南在划区问题上的补偿。苏、越表示同意。次日,周思来向英国外长艾登作了说明。23日,周恩来同法国新任总理孟戴斯一弗朗斯在伯尔尼会晤,坦率地交换了意见。最后,与会各国达成了协议,规定了停止印度支那战争的具体办法,规定了解决印度支那政治问题的原则。7月21日,周恩来在最后一次会议上发言说:“印度支那敌对行动的停止就要实现了。举世盼望的印度支那的和平就要恢复了。正如朝鲜一样,和平又一次战胜了战争。让我们更加坚定信心,继续为维护和巩固世界和平而努力。”
  美国宣布不参加会议的最后宣言,把自己完全放在了孤立的地位。
  会后,越南胡志明主席发表文告说:“在日内瓦会议上,由于我国代表团的斗争,由于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国代表团的帮助,我们取得了一个伟大的胜利,法国政府承认了我国的独立、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并且同意了从我们的土地上撤退法国武装部队,以及其他。”越南劳动党中央致电中共中央,对中国方面在“抗战中以及日内瓦的外交斗争中”给予越南方面的“全面的帮助”,表示“诚挚的感谢”。
  参加日内瓦会议是周恩来首次登上国际舞台。他本着学习的精神,以无产阶级政治家和外交家的气魄和胆略,积极主动地创造性地开展了大量的国际统一战线的工作,团结和争取了一切可以团结和争取的力量,揭露和击退了杜勒斯之流对会议的破坏,使会议取得了成果。有的西方报纸说,周恩来在这次会议上消除了国外人们头脑中一个“好战的”中国的形象。周恩来的发言代表了亚洲人的声音。美国本想在日内瓦会议上孤立中国,但经过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代表团的出色工作和斗争,美国搞的一套不能得逞,反而使它自己陷于孤立。
  日内瓦会议开始时,中美双方的关系是十分紧张、尖锐对立的。经过日内瓦会议,架设了中、美官员双方接触的桥梁。会议期间,中美双方举行了四次会谈。这些会谈成为此后中美大使级会谈的前奏。
  中美大使级会谈先是在日内瓦,后是在华沙举行,延续15年。这是周恩来主持下的新中国外交在特定条件下的一种独创,它使中美两个大国在互不承认的对立情况下,有一个沟通意见的渠道。所谓“两国互不承认,却有会谈关系,没有外交关系,却又互相派出大使进行长期会谈;双方还可以达成某种协议,即协议声明,创造了协议上你讲你的,我讲我的新写法。这在国际关系史上也是独树一帜的。这种创造性在当时起到了表明中国的立场、态度,并与美国进行直接斗争和交涉的作用”。例如,1962年蒋介石趁大陆遭受自然灾害,掀起一股反攻大陆的恶浪,福建前线战云密布。当时的关键,是看美国的态度如何。王炳南在大使级会谈中听到美国代表卡伯特说,他们将尽一切力量来防止这种事情,甚至说,如果蒋介石要行动,我们两家联合起来制止他。这个情报对当时国内的决策起了很大的作用。又如,中国宣布12海里领海,美国不承认。但美方表示他们的军舰决不会进入12海里,这也是在大使会谈中透露给中国的。中美大使级会谈实际上反映中美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两国关系。两国虽然隔绝,却是互相了解底细的。正是周恩来的智慧和才能,有这十几年的会谈,最终形成美国承认台湾是我国领土,并接受中国提出的“废约、撤军和断交”的建交三原则的条件下同中国建交。
  日内瓦会议期间,周恩来同英国外交大臣艾登举行多次谈判,达成中英两国在北京和伦敦互派代办的建立半外交关系的协议。这也是外交上的一种创举。
  1954年10月,周恩来接待应邀前来我国访问的印度总理尼赫鲁。会谈中,尼赫鲁谈到亚非会议问题。周恩来表示:我们愿意参加这个会议,因为这个会议是为亚非和平和世界和平努力的。1955年4月4日,周恩来向中共中央提出《参加亚非会议的方案(草案)》和《访问印度尼西亚计划(草案)》,指出:“我们在亚非会议的总方针应该是争取扩大世界和平统一战线,促进民族独立运动,并为建立和加强我国同若干亚非国家的事务和对外关系创造条件。”5日,他参加了中共中央政治局的讨论。6日,国务院会议上通过了周恩来提出的参加会议的方针和代表团成员名单。周恩来为代表团首席代表,陈毅、叶季壮、章汉夫、黄镇为代表。7日,周恩来率代表团去广州。
  亚非会议定于4月18日至24日在印度尼西亚的避暑胜地、风光明媚的山城万隆市召开。周恩来这时刚动过阑尾炎手术。他认为这次会议非常重要,一定要亲自参加。到广州后。他原定11日和工作人员一起乘包租的印度客机“克什米尔公主号”出发,因中间应约要去仰光同缅匈、印度、埃及等国政府首脑会晤而改变了计划。“克什米尔公主号”如期由香港起飞,但在香港启德机场加油时,被国民党特务在枫翼内安放了定时炸弹,结果该机在飞越北婆罗洲涝越附近的海面上空时爆炸,中国和越南政府代表团工作人员和中外记者11人全部遇难。周恩来没有乘坐这架飞机,没有遭到毒手。
  暗杀动摇不了周恩来争取和平的信念,第二天,他写信给邓颖超说:
  “有这一次教训,我当更加谨慎,更加努力。文仗如武仗,不能无危险,也不能打无准备的仗,一切当从多方考虑,经过集体商决而后行。望你放心。”
  周恩来以大无畏的精神,仍然赴会。14日,他到达仰光。15日晚同尼赫鲁、吴努、纳赛尔、范文同、纳伊姆汗举行非正式六国会议交换意见。周恩来提出在亚非会议上不提共产主义问题,以免引起不必要的争论,致使会议无结果。这个建议获得一致赞同。17日,到达万隆。18日,亚非会议开幕。
  周恩来成了会场内外的风云人物。正像当时有的记者报道的:“他出现在哪里,哪里就有欢呼声和掌声。”当周恩来坐着飘扬着五星红旗的小汽车驶向大会会场时,街头群众发出了雷鸣般的欢呼,人们不顾警察的警戒,从四周围上来。动人的情景,使美国记者也感叹说:“人们都为他发疯了!”
  亚非会议是第一次由亚非国家独立召开,没有西方殖民国家参加的会议。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对这次会议十分害怕,极端仇视,一开始就施展种种阴谋,企图阻挠和破坏。蒋介石还派出了暗杀团组织,打算在万隆暗杀周恩来等。但在爱国主义的感召下,暗杀组织成员中有人向中国代表团报告了,中国代表团及时采取了预防措施。帝国主义见破坏会议召开的阴谋没有得逞,转而又利用亚非国家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不同,以及长期殖民统治造成的相互之间的某些隔阂,挑拨离问,企图使会议陷于无休止的争论而归于失败;特别是挑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其他亚非国家的关系。参加会议的29个国家中,同中国建交的只有7个,同美国有援助关系的有22个。许多国家对中国很不了解;有些国家受帝国主义的影响,对中国怀有恐惧甚至敌意。美国认为它有充分把握破坏这个会议。在帝国主义的挑唆下,会议一开始,有的国家的代表就提出所谓“共产主义威胁”,所谓“颠覆活动”等;会议气氛相当紧张。
  4月19日,会议第二大的下午,轮到中国代表发言。鉴于以上情况,周恩来临时决定把原定的发言稿作为书面稿印发与会者,自己则利用午间的短暂休会时间起草补充发言稿,以回答对中国的造谣中伤。他一边写,一边交给工作人员译成外文。下午的全体会议上,他发言指出:
  “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我们共产党人从不讳言我们相信共产主义和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是好的。但是,在这个会议上用不着来宣传个人的思想意识和各国的政治制度,虽然这种不同在我们中间显然是存在的。”
  他说:“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在我们中间有无求同的基础呢?有的。那就是亚非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自近代以来都曾经受过、并且现在仍在受着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痛苦。这是我们大家都承认的。从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中找共同基础,我们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虑和恐惧、互相排斥和对立。”
  他说:“本来,对于美国一手造成的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我们很可以在这里提出……请求会议加以讨论。……我们也很可以提议会议讨论承认和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问题。……而且,中国在联合国所受的不公正待遇,也可以在这里提出批评。但是,我们并没有这样做。因为这样一来,就很容易使我们的会议陷入对这些问题的争论而得不到解决。”
  他说:“我们的会议应该求同而存异。”会议应该把“共同愿望和要求肯定下来”,“我们还应在共同的基础上来互相了解和重视彼此的不同见解”。他谈了不同的思想意识和社会制度问题、有无宗教信仰自由的问题、所谓颠覆活动的问题,并说,“中国俗话说‘百闻不如一见’,我们欢迎所有到会的各国代表到中国去参观,你们什么时候去都可以,我们没有竹幕,倒是别人要在我们之间施放烟幕。”
  他在发言的最后说:“十六万万亚非人民期待着我们的会议成功。全世界愿意和平的国家和人民期待着我们的会议能为扩大和平区域和建立集体和平有所贡献。让我们亚非国家团结起来,为亚非会议的成功努力吧!”
  周恩来的发言获得了与会代表普遍热烈的欢迎和赞扬,会场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当他讲毕回到自己的座位时,许多代表过来同他握手祝贺。缅甸总理说:周恩来的演说是“对打击中国的人一个很好的答复”。有些在会上发表过攻击中国的言论的代表也不得不承认“这个演说是出色的,和解的,表现了民主精神”。周恩来的发言,阐明了中国的外交政策,回击了反动派的造谣诬蔑,使一些国家对中国的认识更清楚了。这个发言,引导会议绕过暗礁,拨正方向,回到了正确的轨道上来。“求同存异”这个1954年周恩来曾提出的同英国等西方国家交往的方针,成了万隆会议的原则。
  4月22日,周恩来又在亚非会议上作简短发言,指出中国代表团不准备在这里参加关于意识形态的讨论,因为这不是会议的目的。23日他在大会上发言,批判了要以“实力政策”来代替和平共处的论调,阐述了对战争与和平的看法,并提出了中国代表团拟定的《和平宣言(草案)》。印度尼赫鲁随即发言说:中国总理今天的发言应受到最大的重视,他的讲话是权威的。在会议快结束时,有人在会上挑起台湾问题。周恩来不得不在八国代表团团长会议上指出解放台湾是我国的内政,美国侵占台湾则是中美之间的国际问题。周恩来说:“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坐下来同美国政府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这个声明影响很大,使某些人为破坏会议而设置的障碍不能得逞,并导致当年8月1日的中美大使级会谈得以举行。24日,亚非会议闭幕。周恩来在会上发言肯定了这次会议所取得的成就,表示中国坚决支持亚非人民为摆脱殖民主义而进行的正义斗争。
  会议期间,周恩来儿乎日日夜夜地工作,每天只有两三小时睡眠。开了7天的会,总共才睡了十几个小时。实在累得不行,就和衣躺一会儿然后继续工作。有时忙得连饭也顾不上吃。但是,会议毕竟取得了成功。经过各国代表的反复磋商,特别是周恩来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同意把五项原则的前四项改为七项,同意把“和平共处”一词改为联合国宪章的用词“和平相处”,这样,终于通过了万隆会议的十项原则。这十项原则,是照顾了有些国家避嫌不愿直接提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情况,实际上包括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全部内容。
  会议期间,周恩来打破资产阶级外交规格,同与会各国的代表,不管小国还是大国,已经建交还是尚未建交,都积极主动地进行了广泛的接触,交结了很多朋友,增进了各国对中国的了解,为后来一些亚非国家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创造了条件,为进一步发展中国同广大亚非国家的友好关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周恩来顾全大局的崇高风格、平等待人的谦逊作风和作为政治家所具有的广阔胸怀,博得了与会代表一致的钦佩和赞扬。中国的保卫和平、反对战争和大力支持亚非国家正义斗争的严正立场,和“求同存异”、“协商一致”,不强加于人,摆事实,以理服人的态度,赢得了广大亚非国家的同情和支持。各国代表普遍肯定了周恩来对亚非会议所做出的杰出贡献。著名黑人学者杜波依斯夫妇曾对王炳南说:“非洲大陆人民的解放事业受到国际广泛注意,正是周总理在万隆会议上的精辟讲话所引起的。”
  5月13日,周恩来回国后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作《关于亚非会议的报告》,闸述了这次会议的重大历史意义。他说:“这个会议是在没有西方殖民国家的参加下,由渴望掌握自己国家命运的亚非国家举行的,它反映了占全世界人口一半以上的亚非人民的共同愿望和要求。”这在历史上是第一次。
  1956年底到1957年初,周恩来出国访问亚欧11国,“寻求友谊、寻求知识、寻求和平”。同时,他十分重视开展人民外交活动,在这个历史时期,尽管不少国家同中国还没有建交,但是友好团体和民间人士的往来络绎不绝,中国在世界上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八届十一中全会,把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用中共中央《决定》的形式确定下来,在组织上也作了重大调整。毛泽东接着考虑的是:怎样采取果断有力的行动,更大规模地发动群众,形成席卷全国的风暴,猛烈地冲击一切在他看来可能导致资本主义复辟的东西,开创一个新的局面。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周恩来参与领导了中共”六大”的召开,担任大会的秘书长。会上,他被选为中央委员。在六届一中全会上,周恩来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并和向忠发、苏兆征、蔡和森、项英一起,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常委分工,周恩来负责党的组织工作和军事工作,并兼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秘书长和中央组织部部长。
  向忠发主要因为是工人出身,在中共六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上,被推选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常委会主席。但他的思想水平和工作能力都不行。“六大”后,新的中共中央的工作计划,是由周恩来起草提出的。在这以后的大约两年多时间内,周恩来实际上是中共中央工作的主要主持者。当然,除了向忠发外,中共中央常委还有其他同志和后来增补的李立三。说周恩来是中共中央工作的主要主持者,从他在六大后的中央内所起的实际作用看,是明显的。
  周恩来在中共中央,解决了当时有关中国共产党的存亡和革命发展的若干个关键问题。
  (一)1928年,周恩来最早提出了思想建党的问题。
  在党的建设上着重从思想上建党,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特点和优点之一。大革命失败后,必须整顿和重新建设党。蒋介石、汪精卫反共,大批共产党员坚贞不屈,牺牲在昨日朋友、今日敌人的屠刀下,但是也有一些人在形势转变关头消极动摇,甚至叛变投敌。因此,中国共产党不但要从组织上改造和建设,而且必须从思想上加强无产阶级的坚强的斗争意志。另一方面,斗争的实际使党发生了一个巨大的转变,就是从城市转向农村,革命的武装割据已经开始,大批小资产阶级主要是农民涌入了革命队伍。到1928年11月,党员成分中已有75%是农民。对于他们,组织上吸收入党了,同时必须看到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在党内的发展和影响,存在着如何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来改造小资产阶级意识的问题。1928年11月11日,周恩来写出中共中央《告全体同志书》的第四部分。他根据中共“六大”决议精神指出:“全党的同志,应坚决地起来奋斗,肃清一切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党“要加强无产阶级的基础,同时要继续改造党的纽织,尤其要坚决地反对小资产阶级的意识。”
  几乎同时,毛泽东在农村开辟革命根据地中,也提出了这个问题。当时大批农民进入红军和革命队伍,加上中国农村的封建落后和各种复杂的矛盾,使得他在11月25日指出:“我们感觉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两个巨人,一个在白区,一个在苏区;一个在中央,一个在地方,所见相同。正因为中国共产党正确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所以后来共产国际领导担心中国党在农村离开工人阶级太远时,周恩来得以回答说:党在农村,经长期斗争锻炼和正确领导,也完全可以无产阶级化。
  着重从思想上重新建设共产党,同时也要在组织上整顿和建设共产党。从汪精卫叛变革命后的一年半之中,在白色恐怖压迫之下,中共各省组织几经破坏,干部牺牲不计其数,而自首告密叛变的事也由南而北渐渐遍及全国各级党部。党的组织日益脱离群众、隔绝社会,上级机关尢多形成空架子。因此,周恩来提出,领导同志应当走入工厂农村社会中,寻找职业,深入群众,以恢复和重建党的组织;整顿地方工作的程序,应先从中心区域做起;党员要重在质量的选择,要在一个地方有了几个建全的支部后,再成立地方党部,要避免空架子机关的毛病。
  (二)周恩来处理了当时中国共产党的见个重要组织中的问题,首先是中共顺直省委问题。
  顺直指的是北京(顺天府)和河北(直隶省)。在这里,中国共产党设有顺直省委。在大革命失败前后的历史转折时期,这个省委内部出现了混乱。这问题不很快解决,不但北方工作不能发展,而且全党涣散的精神都不能转变。所以,“顺直问题是中央开始工作之第一个最严重的问题”。“六大”前,蔡和森曾经代表中共中央去顺直巡视,但是未能用教育的方法在实际工作中解决问题,反而带着个人意气与成见,结果反而造成顺直党组织的分裂,出现了保南第二省委。“六大”后,在国内主持中央工作的常委将顺直问题移交给了新的中央常委。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0月4日开会讨论了顺直问题,并于12日作出《中央对顺直问题决议案》,发出《中央告顺直同志书》。会后,陈潭秋奉命到顺直巡视,看到党员头脑中仍充满了国共合作时代的旧观念,组织路线与工作方法仍是“八七”会议前那一套,极端民主化倾向比较普遍,经济问题纠缠不清,党的各级组织和党员很少自觉地开展工作。他与刘少奇、韩连惠决定暂时停止省委职权,井停止京东四县的活动。陈谭秋到中共中央汇报后,中央不同意停止省委职权的作法,要他返天津传达中央指示。陈潭秋传达后,刘少奇、韩连惠于11月16日写信给中共中央表示不同意。17日,陈潭秋向中央报告说恢复省委职权事实上无可能,主张由中央直接改组省委常委会。2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认为中央解决顺直问题的路线是正确的,方法有不足之处,陈潭秋、刘少奇在顺直工作中有取消主义观念,工作方式上有命令主义错误,决定派周恩来去巡视。
  12月11日,周恩来到天津。他先后参加省委、区委、支部会议,召开谈话会,听取各方意见,本着“从积极工作的出路上解决过去一切纠纷”的方针,多方地做工作。在这基础上,召开省委常委会,说服大家接受中央意见;并在党刊《出路》上发表文章,针对认为“顺直党的旧基础已经落伍了,腐烂了”的看法,指出:旧基础不是完全要不得,也不须立即解散,“正确的办法是要在现在还存在的旧基础上深入群众,积极工作,发展斗争,吸收新同志来继续不断的改造顺直的党,逐渐的产主新的斗争”。文章还分析了极端民主化与民主集中制、命令主义与说服群众、惩办主义与铁的纪律的区别。12月22日,周恩来召开顺直省委扩大会议,并在会上作政治报告,提出这次会议的总方针是贯彻“六大”决议,争取群众,发动斗争,准备迎接新的革命高潮。陈潭秋、刘少奇也作了报告。会议按中央决定恢复了省委职权,改组了省委常委会和京东党组织,挽救了顺直的中共组织。
  (三)解决江苏省委问题。
  正当周恩来在北方处理中共顺直省委问题的时候,在上海,1929年1月3日,向忠发、李立三等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出了一个乱子。他们作出决定,要由中央来兼中共江苏省委的工作。1月11日前后,周恩来从天津回到上海后,从李维汉那里得知这个消息,感到不妥,立即找向忠发、李立三谈话,要政治局重新讨论。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周思来在会上提出中央兼江苏省委的作法是危险的:1.这样做必然会削弱中央对全国的政治领导;2.这并不是中央进行群众工作的好方法;3.这样会妨碍中央本身的工作;4.会使处在白区地下的中央的秘密工作增加许多危险。他主张加强江苏工作而不是代替中共江苏省委。
  当时,中共江苏省委设在上海,江苏省委的工作范围是包括上海在内的。中共中央1月3日的决定,已经引起了江苏省委的强烈反对,省委召集上海各区的党委书记开会,进行宣传反对中央。14日,中央政治局又召开会议,周恩来终于说服了向忠发、李立三放弃兼江苏省委的意见。同时,他也反对中共江苏省委的上述举动。他说:中国党已经有了“六大”的正确路线,现在欠缺的是无产阶级意识的锻炼与领导。如果地方的同志不在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工作路线上来同中央讨论问题,而从个人不正确的倾向上来反对中央,这是一条死路。这个问题,可以说是教育全党的一个机会,也是改造党的过程中必然要发生的现象。江苏问题既然发生了,中央当然不要害怕,而要坚决斗争,用积极的意见来号召全党和江苏同志。从1月16日到24日,周恩来和向忠发、项英连日出席根据中共中央决定召开的中共江苏省委会议,来解决省委与中央对立的问题,终于使省委在19日的会上,作出决议,承认自己的错误。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鉴于江苏省委已经接受批评,承认错误,决定只对省委进行改组。25日,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召集的江苏省委会议,宣布中央的决定,并指出中央总的路线是正确的,目前党内并没有原则上不同的派别。对中央的缺点错误,省委可以讨论,但应当在符合组织原则的范围内,不允许搞非组织活动。江苏省委的问题顺利解决了。
  经过中共“六大”后一年来思想上、组织上的工作,中国共产党终于摆脱了削弱涣散的状态,达到重新巩固与一致,党的工作、党与群众的关系、党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与领导斗争的力量,都开始有了新的进展,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在全国许多地方纷纷建立和发展。
  (四)解决了红四军的问题。
  1929年6月,红四军在福建龙岩召开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会上,对于一些重要原则问题,朱德、毛泽东之间发生了争论,未能统一认识。会议选举了前委会,陈毅为书记。会后,毛泽东离开了四军的主要领导岗位。之后,陈毅按照中共中央指示秘密到上海参加中央召开的军事会议,并报告工作。在陈毅未到之前,周恩来起草了《中央给四军前委的指示信》(8月21日),阐明了红军建设的一些原则问题。8月29日,周恩来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陈毅关于红四军全面情况以及朱、毛之间争论的洋细汇报。会上决定由周恩来、李立三、陈毅组成委员会,起草一个对红四军工作的决议,周恩来为召集人。
  大革命失败后,周恩来早就有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1928年1月27日他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中共广东省委指示信中,就曾指出“琼崖的工作可加紧造成一割据的局面”。他在主持军委工作中对于各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发展从政策上、人力上、物力上给予了尽可能作到的支援。周恩来领导的中央军事部、中央组织部,派出了徐向前、邓小平、张云逸等很多批军事、政治领导干部,到各地加强红军和根据地的工作。在中央军事会议期间,周恩来和陈毅多次谈话,强调要巩固红四军的团结,维护朱德、毛泽东的领导,井代表中共中央宣布仍由毛泽东继续担任红四军前委书记。后来,陈毅按照周恩来多次谈话和中央会议精神,代中央起草了9月28日的《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这封信经周恩来审定,由陈毅带回根据地。信中提出了红军的根本任务与前途、发展方向与战略,指出“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并对红军与群众、红军的组织与训练、红军给养与经济问题、红军中党的工作等,都作了指示。信中批评了朱德、毛泽东在工作中的缺点,要他们和前委注意纠正,要前委恢复朱、毛在群众中的信仰,团结全体同志向敌人斗争。
  陈毅回去后,11月26日,毛泽东在陈毅陪同下回红四军前委主持工作。四军前委决定召开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毛泽东根据中央指示信的精神和红四军的实际情况,为大会起草决议案,陈毅也参加了。这就是在福建上杭县古田召开的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这个决议成为此后红军和中国共产党的建设的重要文件。周恩来主持的中央军委,要各地红军组织学习红四军的经验。
  到1930年3月,全国红军发展到62700多人,编为13个军,分布在鄂、豫、皖、浙、赣、桂、粤、闽8省127个县,并且在豫、苏、皖,赣、浙、闽、鄂、湘、粤、桂10省的162县有游击活动。全国党员发展到10万人。在城市中,到1929年,全国产业支部已发展到100多个,并向革命根据地输送了许多干部和物资。
  (五)纠正李立三“左”倾错误。
  1930年3月,周恩来离上海去莫斯科参加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会,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国党的工作,同时处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同共产国际间的一些分歧问题。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李立三的报告,通过了《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取得了统治地位。
  这次“左”倾冒险主义的最主要的表现,就是要搞盲目暴动,其中最重要的是武汉暴动、南京暴动和上海总同盟罢工,并且要求革命根据地的红军进攻大城市。李立三提出:南京兵暴是推动全国革命高潮的起点,组织南京兵暴必须与组织上海总同盟罢工同时并进,然后武汉暴动紧接着爆发,建立全国苏维埃政权。幻想能够“会师武汉”,“饮马长江”。
  在李立三“左”倾错误指导下各地发生的盲动,使得这两年健全、发展起来的中共组织和革命工人队伍遭受很大的损失,各地红军和根据地也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失。
  周恩来是反对盲目暴动的。他认为“目前中国革命新高潮是在成熟的过程中,还没有形成全国直接革命的形势。”“现在的时期是从各个的工人运动与农民战争转到总的革命进攻,转到为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统治建立苏维埃民主专政而斗争的一个过渡时期”。他针对李立三的一味反右倾,指出也要反对“左”倾的盲动情绪。
  共产国际研究了中共中央6月11日的决议,认为李立三有否认革命发展不平衡、搞脱离群众的武装暴动计划、只要政治罢工不要经济罢工等谱误,“一个严重的错误,就是决定在好几个城市中实行武装暴动”。周恩来、翟秋白参加了讨论。共产国际于1930年7月作出决定,要周恩来、瞿秋自回中国纠正李立三的错误。
  8月19日,周恩来先回到上海,他采取思想上说服教育、工作上稳步纠正的办法,对李立三不排斥,以同志式态度一起讨论和改正。他通过个别谈话和召开政治局会议,传达共产国际的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经过讨论,基本上取得了一致的看法,接受共产国际的意见。在统一认识的基础上,中共中央发出一系列指示和决定来纠正错误。周恩来亲自起草了中央给长江局的指示信,其中提出要停止武汉、南京暴动和上海总同盟罢工,恢复被李立三取消了的党、团、工会的独立领导机构和组织系统。这样,李立三“左”倾盲动主义的一些主要错误,就开始纠正。然后,9月24日至28日,瞿秋白、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周恩来在会上先后作《传达国际决议的报告》和《组织报告》,批评了李立三的错误。李立三作了自我批评。瞿秋白作了政治讨论的结论。这次会议和会议以后的中共中央,对于停止执行立三路线起了积极的作用。会议纠正了立三路线对于中国革命形势的极左估计,停止了组织全国总暴动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计划,恢复了党、团、工会的独立组织和经常工作,结束了作为立三路线主要特征的那些错误。
  周恩来。瞿秋白稳当妥帖地使中国共产党转好了这个大弯子,纠正了错误,端正了方向,形成了团结合作的气氛。
  两年多时间中,在严峻的白区秘密工作条件下,周恩来正确地解决了上面这些关键性的问题。他不愧是这一阶段中共中央工作的实际上的主要主持者。从中国共产党的“六大”到1930年上半年,中共中央基本上是正确的,工作是有成绩的,革命在向着好的方面发展。

  一九六二年十月,

  依靠什么力量来实现这种急风暴雨式的政治运动?毛泽东这时把主要希望寄托在青年学生、特别是那些高唱“革命造反精神”的红卫兵身上。这不仅因为毛泽东认为他们年轻、受旧思想影响少、朝气蓬勃、有一股不可阻挡的闯劲,而且还有更深一层的考虑。他曾对身边工作人员说:

  苏联在加勒比海危机中,和美国一度剑拔弩张,搞得十分紧张。但在这场危机过后,很快就迁怒于中国。十二月十二日,赫鲁晓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发表讲话,指责中国在中印边境冲突和加勒比海危机中的原则立场。这个讲话,成了苏联指挥一些党对中共发起新一轮围攻的信号。

  “文革中这些群众主要是年轻人、学生,正是杜勒

  这里所说的中印边境冲突,是指一九六二年十月在中印边境的东段和西段,中印之间所发生的军事冲突。从这年八月以来,中印边境紧张局势就逐步发展。为了缓和紧张局势,避免冲突,中国政府再三提议两国尽快讨论中印边界问题,却遭到印度政府拒绝。十月十七日,印军在中印边境东段和西段同时向中方进行猛烈炮击。

  斯们寄托和平演变希望的最年轻的一代。让他们亲身体

  十月十七日,毛泽东主持召集会议,决定进行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当天,中央军委下达《歼灭入侵印军的作战命令》。毛泽东后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回顾下决心进行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的过程时说:“开头你们是要打的,我是死也不要打的。西边加勒万河那一次,总理、少奇同志、小平同志、罗瑞卿同志,实在要打,说不得了,欺负得我们厉害呀,我说,就让他欺负,无论如何不要打。后头怎么搞的,我也看到不打不行了,打就打嘛。你整了我们三年嘛。你看嘛,从一九五九年开始,一九五九年,一九六0年,一九六一年,一九六二年,四个年头了,我们才还手嘛。”①

  验斗争的严重性,让他们把自己取得的经验和认识再告

  十月二十日晨,中国边防军在中印边境东、西两段开始进行自卫还击。从十月二十日到二十九日,东段收复了克节朗河以南、达旺河以北、不丹以东的全部领土;西段清除了加勒万河谷和新疆阿克赛钦地区部分入侵印军。这是自卫反击战的第一阶段。

  诉他们将来的子孙后代,一代一代传下去,也可能使杜

  在反击战开始以后,中国政府仍然为和平解决争端作最大的努力。十月二十四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建议双方确认中印边界问题必须通过谈判和平解决,在和平解决以前,双方尊重实际控制线,②并将武装部队从实际控制线各自后撤二十公里;两国总理应该再一次举行会谈。当天,印度政府发表声明,拒绝了中方的建议。十一月四日,周恩来总理再次写信给尼赫鲁总理,呼吁重开谈判解决中印边界问题。但印度不予置理,并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进行军事动员。十一月十四日至十六日,又一次向中国军队发起猛烈进攻。

  勒斯的预言在中国难以实现。”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边防军发起了第二阶段自卫反击战,从十一月十六日起到二十一日结束,在东段推进到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以南的传统习惯线附近,西段清除了入侵阿克赛钦地区的全部印军据点。

  “我考虑发动群众。我把批判的武器交给群众,让

  十一月十九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住处两次召集周恩来等开会。随后,周恩来和陈毅约见印度驻华临时代办班纳吉,向他表示:中印两国应该友好下去。我们应该向远处看。我们是有信心的,我们将不丧失一线希望。周恩来还表示,可以去德里谈判解决中印边界问题。

  群众在运动中受到教育,锻炼他们的本领,让他们知道

  同一天下午,毛泽东从当天的《参考资料》上看到,印度总理和总统在十八日的讲话中都说希望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中印边界冲突。他当即批示:“突然大谈和平解决。送总理阅。请外交部研究一下,印度领导人过去几天,是否有过十八日这种论调。③”他抓住这一契机,作出了一项没有先例的大胆决策:中国边防部队在自卫反击战取得胜利的情况下,主动实行全线停火,并主动后撤。

  什么道路可以走,什么道路是不能走的。我想用这个办

  十一月二十日,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等研究决定,先走一步,主动采取积极的步骤,扭转中印边境的紧张局势。

  法试一试。我也准备它失败。现在看来群众是发动起来

  十一月二十一日零时,中国政府发表声明,郑重宣布:(一)从本声明发表之次日,即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零时起,中国边防部队在中印边界全线停火。(二)从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一日起,中国边防部队将从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七日存在于中印双方之间的实际控制线,后撤二十公里。(三)为了保证中印边境地区人民的正常往来,防止破坏分子的活动和维护边境的秩序,中国将在实际控制线本侧的若干地点设立检查站,在每一个检查站配备一定数量的民警。还宣布:如果印军继续进攻,重新推进到实际控制线或越过实际控制线,中国保留进行自卫还击的权利,由此产生的后果由印度政府承担责任。④

  了,我很高兴,他们是同意我的作法的。”①(①访

  到第二年二月二十八日,中国边防部队完成了预定的后撤计划。四月二日,又宣布释放和遣返全部被俘的印度军事人员,共计三千二百一十三人。

  问吴旭君谈话记录,2002年1月18日。)

  在中国政府的努力下,中印边境局势得到了控制,对中印边界局势的长期稳定起了重要的作用。

  采取什么办法来更大规模地发动群众呢?八月十六日晚,中共中央决定要在北京召开百万人规模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参加大会的主要是来自北京和全国各地的青年学生。毛泽东表示将出席这次大会,要求为他出席这次大会准备一套绿军装。这将是毛泽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次穿上军装。同一个月前畅游长江一样,这个举动富有鼓动人心的象征意义。

  一九六二年发生的中印边界冲突,是非曲直十分清楚。赫鲁晓夫十二月十二日却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对中国进行不公正的指责。

  八月十八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结束后第六天,百万群众庆祝大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这次大会的群众规模和热烈场面是建国以来所罕见的。毛泽东一早就来到广场。当天的新华社通讯报道:

  一九六二年冬,一些欧洲的共产党相继召开代表大会。苏共领导人又利用这个机会,向中共代表团发起围攻。首先是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召开的保加利亚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由此拉开了在一些党的代表大会上公开指名攻击中国共产党的序幕。随后召开的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第八次代表大会、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对中国共产党的攻击调门越来越高,卷入的兄弟党也越来越多。

  “今天清晨五时,太阳刚从东方地平线上射出万丈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发表一系列答辩文章进行反击。

  光芒,毛主席便来到了人群如海、红旗如林的天安门广

  第一篇答辩文章,是十二月十五日发表的《人民日报》社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这篇社论原先的标题是“坚持真理,弄清是非,团结对敌”。毛泽东看了,觉得不够响亮,便重新拟了这个标题。毛泽东是十二月十四日凌晨修改这篇社论的,当时他正在杭州。他在给邓小平的批语中说:“此文已阅,认为写得很好,有必要发表这类文章。”“又,题目似宜改一下,更为概括和响亮些,请酌定。”⑤

  场,会见了早已从四面八方汇集到这里的革命群众。毛

  从这篇社论起,中国共产党紧紧抓住团结的旗帜,对各种攻击进行有节制的反击。

  主席穿一套草绿色的布军装。主席的军帽上一颗红星闪

  十二月初,意大利共产党举行第四次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派出代表团参加。十二月二日,意共总书记陶里亚蒂在总报告里点名攻击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决定给予还击。

  闪发光。毛主席走过天安门前金水桥,一直走进群众的

  在十二月四日召开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邓小平传达了毛泽东十二月二日下午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的一些决定。他在传达中说:“意共的会,原以为问题不多,现在看问题很多。匈牙利党代会就有邀请南斯拉夫的迹象。意大利带头邀请南共,又指名攻击中国,陶里亚蒂的报告就攻击,不只阿党问题,还有纸老虎问题、战争与和平问题。这就确定,他们公开批评我们,我们就可以批评他。这次本来要批评他是机会主义,主席说大会致词中不讲,放在酒会致词中去。”

  队伍当中,同周围的许多人紧紧握手,并且向全场革命

  他在传达中还说:“以后的斗争怎么样,要研究。现在看,今后的斗争更加展开了。这就需要一系列的东西,也要有适当的刊物。写文章的问题,每个问题写一篇,要适合于外国人看。如什么叫冒险主义,现在必须回答。还有纸老虎问题,赫鲁晓夫和陶里亚蒂都攻,主席说,可以就写‘驳陶里亚蒂’。最近要组织一两篇文章,同时要把陶里亚蒂攻击我们的言论摘登出来。”⑥

  群众招手致意。这时,广场上沸腾起来,人人双手高举

  这段时间,毛泽东一直在外地。面对苏共等兄弟党的围攻,处于精神亢奋之中的毛泽东,十二月二十二日,把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整理的《列宁在第二国际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的材料批给柯庆施,让他印发参加华东局会议的各同志,“大家读一、二遍,并讨论两天”。还在最后一页上写下了清代诗人严遂成的诗作《三垂冈》,并指出这是“咏后唐李克用和其儿子后唐庄宗李存勖的诗”。

  过顶,向着毛主席跳跃着,欢呼着,拍着手。许多人把

  英雄立马起沙陀,奈此朱梁跋扈何。

  手掌心都拍红了,许多人流下了激动的眼泪,他们欢喜

  只手难扶唐社稷,连城犹拥晋山河。

  地说:‘毛主席来了!毛主席到我们中间来了!’”

  风云帐下奇儿在,鼓角灯前老泪多。

  几万名戴着红袖章的红卫兵在大会上异常引人注目。在天安门城楼上,在东西两侧的观礼台上,站满了红卫兵的代表。天安门城楼、天安门广场和广场两侧的东西长安街,都由红卫兵维持秩序。新华社的报道说:“在大会进行中,师大女附中一个‘红卫兵’,登上天安门城楼给毛主席戴上了‘红卫兵’的袖章。毛主席和她亲切握手。城楼上下的‘红卫兵’,无限欢欣,有的一蹦尺把高,非常激动地说:‘毛主席是统帅,我们是他的小兵。’有的说:‘毛主席参加了我们的红卫兵,对我们是最大的支持和鼓舞。毛主席给我们撑腰,我们什么也不怕。’”①(①1966年8月19日《人民日报》。)

  萧飒三垂冈下路,至今人唱百年歌。

  这次大会由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主持。林彪在大会上讲话,提出下一步的行动号召。他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消灭资产阶级思想,树立无产阶级思想,改造人的灵魂,实现人的思想革命化,挖掉修正主义根子,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我们要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要打倒一切资产阶级保皇派,要反对形形色色的压制革命的行为,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我们要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要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我们要扫除一切害人虫,搬掉一切绊脚石!周恩来接着在大会上讲话。他说:十一中全会是一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会议。这次会议通过的十六条,是在毛主席亲自领导下制定的,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一切革命的同志,都要认真地学习它,熟悉它,掌握它,运用它。北京大学聂元梓和北京、哈尔滨、长沙、南京等地的大中学生,也在大会上先后讲话,表示一定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保证社会主义江山永不变色。大会结束后,浩浩荡荡的百万人游行队伍经过天安门城楼前,接受检阅。

  这首诗是毛泽东默写的,只错了三个字:第四句中的“且”写为“犹”;第七句中的“瑟”写为“飒”,“畔”字写为“下”。

  毛泽东在整整六个多小时内,一直坚持在场。当检阅游行队伍时,他高兴地说:“这个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对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的意义。”②(②1966年8月19日《人民日报》。)

  十二月二十六日,是毛泽东六十九岁生日。他在这一天写下了《七律·冬云》:

  新华社对这天大会的报道,还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对参加大会的中央领导人,按照八届十一中全会调整后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名单次序,把刘少奇列在第八位。这在十一中全会公报中没有宣布。这件事自然在社会上引起很大震动。

  雪压冬云白絮飞,万花纷谢一时稀。

  “八一八”大会后的一个重大变化是:红卫兵开始冲出校园,走上街头,声势浩大地开展所谓“向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发动了猛烈攻击”的“破四旧”活动。

  高天滚滚寒流泄,大地微微暖气吹。

  这些红卫兵中的大多数人,充满热情,认为自己所做的都是正当的“革命行动”。但他们政治上很幼稚,处于狂热状态,政策和法律观念十分淡薄,无政府主义思潮在他们中间迅速泛滥起来,做出许多荒唐的举动。有些人更在“革命造反”的旗号下为所欲为,造成骇人恶果。从二十日起,在“破四旧”的旗号下,北京、上海、天津等大中城市里都相当普遍地发生强迫抄家和侮辱人格、打人等践踏法制的野蛮行为。更令人痛心的是,一些被任意指责为“黑五类”的人员被打致死,更多的被强行遣送回乡。

  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

  运动中出现的这些极端行动,同毛泽东的初衷并不相符。《人民日报》不久发表的社论《用文斗,不用武斗》中,一开始就提出:“毛泽东同志反复地告诉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又说,实现这一场大革命,要用文斗,不用武斗。”①(①1966年9月5日《人民日报》。)显然是想提醒人们注意这个问题。但从总体来说,毛泽东仍认为红卫兵行动的主流是好的,认为他们的激烈行动对破除旧思想和旧秩序、打开一个新局面是需要的,出现某些偏差并不奇怪,有问题也只能适当引导或到以后再解决,决不能对他们泼冷水,更不能进行“压制”和“打击”。

  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

  从这种指导思想出发,八月二十日,他在林彪转送的反映有关“破四旧”行动的《文化大革命情况简报》(解放军报总编室编)上批道:“已阅,是大好事,彻底暴露牛鬼蛇神。”“不奇怪,这样可以打出一条路来,对群众有利。”①(①毛泽东对解放军报总编室《文化大革命情况简报》第109号的批语,手稿,1966年8月20日。)二十一日,他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说:“提倡文斗,不要武斗,这是今天要谈的第一个问题。”而在插话中又说:“北京就成了流氓世界了?不可能嘛!好人总是多数,坏人总是少数,怎么就成流氓世界?”“总之,我们不干涉,乱他几个月。我们坚决相信多数人是好人,坏人只占百分之几。”对西安等地红卫兵提出要罢一些官的问题,他说:“我们不好答应,情况不清楚。”②(②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6年8月21日。)经他批准,解放军总参谋部和总政治部在二十一日发出《关于绝对不许动用部队武装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中共中央又在二十二日转发公安部《关于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这样,红卫兵越出学校、走向社会“破四旧”的烈火不但没有得到遏制,反而越烧越旺。

  这首诗在后来发表时,毛泽东把“高天滚滚寒流泄”改成了“高天滚滚寒流急”。

  毛泽东本来就期待能掀起一场群众性的大风暴,猛烈冲击一下他认为的旧思想和旧秩序,以便开辟一个“反修防修”的新天地。眼前发生的局面,使他感到兴奋。八月二十八日,他同刚去负责《人民日报》工作的唐平铸、胡痴谈话,把自己的心情说得很明白:“现在学生对一斗二批三改不感兴趣,心里不在学校,要到社会上去横扫牛鬼蛇神。一斗二批三改,这是我讲的,现在群众不听了,他们已经超出了学校的范围,超出了本单位、本市、本地区。”“现在学生心不在一斗二批三改。我们领导上,在报纸宣传上,硬要把学生拉到这个方面去,这是违反学生的潮流。”那时,社会上又出现一个原来没有料想到的事情:北京的大中学校学生开始到全国各地进行大串连,外地学生也有不少到北京来。毛泽东认为,新出现的这种方式有利于把“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从北京迅速地推向全国,因此加以支持。对前一点,毛泽东说:“让他们去嘛,留些人轮流看家就行了。他们要出个介绍信,就统统开,管他是左派右派。文化革命委员会的人要去,也可以让他们去。有些坏人也会出去。坏人出去无非是放毒,在家里放毒,到外面放毒,都是一样。”对后一点,他说:“对外来的学生,要给他们搞伙食。有人说,没有房子住。哪里没有房子住?房子多得很,这是借口。”谈到许多地方的干部遭到红卫兵围攻时,他说:“我们开了全会,还有很多人没有转过来,他们就是不执行。有些人当群众围攻他们时躲起来,这是临阵退却。”值得注意的是,他在这次谈话中把“文化大革命”原来设想的时间又延长了,说:“文化革命的时间,看来到年底还不行,先搞到春节再说。”①(①毛泽东同唐平铸、胡痴谈话记录,1966年8月28日。)

  十二月二十九日,邓小平把起草好的《人民日报》社论稿《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送毛泽东审定。他在信中说:“这篇文章比上一篇⑦困难得多。经过多次修改,搞成这个样子。今天下午,将在少奇同志处讨论定稿。少奇同志意见,以在年底(卅一日)以前发表较好。请你看看,是否能用。最好在明(卅)日下午前给予指示。文章题目原想用‘驳陶里亚蒂’。因‘驳’字在外文中有‘反对’的意思,故未采用。”⑧

  随着运动的发展,各种矛盾越来越突出地表现出来,武斗现象十分普遍,这是毛泽东不赞成的。八月二十九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一开始,他就说:“文化大革命,发展到社会上斗批改。要文斗,不要武斗。”林彪一听毛泽东这样说,立刻紧接着说:“全部形势很好,就是要去掉一个打人。不打人,就什么都好了。”那时红卫兵正在到处揪斗原由各中央机关派去的工作组。被揪斗的工作组成员,通常都要戴高帽,挂牌子,遭到“喷气式”的残酷斗争。毛泽东说:“工作队员大多数是好的,只有极少数人不好。工作队长也不是个个都坏。派工作组的人要承担责任。国务院各口的负责人,要到群众中作检讨,到工作队员中去作检讨。这样,解放大多数。”在学生中这时出现了造反派同支持工作组的所谓“保皇派”的尖锐对立。毛泽东说:“保皇派这个名称要取消。中央下的命令,人家怎么不保?不能怪工作组,现在又怪到工作组底下的学生去了。你们要去传,我也保过六天皇,保的只是张承先,后来不保了。”

  毛泽东收到社论稿,连夜看完,三十日凌晨二时写批语给邓小平,说:“文章已看过,写得很好,题目也是适当的。可以于今日下午广播,明日见报。”⑨

  但是,毛泽东对红卫兵运动的基本态度,仍是继续主张“放”,而不是“收”。当李富春在这次常委扩大会议上谈到对中央八个口的文化革命运动规定了十条意见时,毛泽东说:“一条也不要。何必十条?来一个放任自流。有十六条嘛,都不听。让它去搞。”他还说:“全国的省委、大市委、中等市委,要垮一批。垮就垮,要准备个别中央局、一部分省委、一部分市委垮台。”①(①《八月二十九日常委扩大会纪要》,1966年8月29日。)

  一九六二年的最后一天,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作为第二篇答辩文章。《红旗》杂志也在一九六三年第一期刊登长篇社论《列宁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作为第三篇答辩文章。后一篇文章,毛泽东也看过,没有修改,说文章写得很好。

  “来一个放任自流”,“全国的省委、大市委、中等市委,要垮一批。”这显示出毛泽东对发动“文化大革命”已下了何等大的决心。他认为,这些并没有什么了不起,最终都可以得到控制。但后来的事实证明,一旦采取自由放任的态度,社会上原有的错综复杂的矛盾便会在种种漂亮口号掩盖下来一个集中的大爆发,一些大大小小的野心分子更会乘此活跃起来,为所欲为,就像一旦打开潘多拉盒子那样失去控制。它所造成的恶果远远超出毛泽东原来的预料,反映出他那些想法多么严重地脱离了实际。

  这两篇社论,各有侧重。前一篇,着重批驳陶里亚蒂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观点,包括战争与和平、对核武器和核战争的态度、“纸老虎”论断、和平共处和陶里亚蒂主张的“结构改革论”,等等。后一篇,着重从正面论述列宁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区别。其中包括关于时代的看法,关于两大阵营和平共处的问题,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是否过时。这两篇合在一起,都是对在几个共产党代表大会上对中共的种种攻击的一种反击。这些文章保留了一个最大的余地,就是没有点苏共及其领导人的名。

  红卫兵运动的烈焰越烧越猛,冲击到许多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和高级知识分子。二十九日晚,北京大学经济系一群红卫兵闯入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章士钊家中,肆意进行查抄。章士钊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说:“以钊荒耄不才,在公领导之余,受到本国青少年之督责搜检,此惟罪有应得,亦且情所甘愿。盖此中伏有大革命成功之美好前景,大多数人享受幸福,区区一小撮人沾着屈辱,又算得了什么也。”信中又要求“在可能范围内稍稍转圜一下,当有解铃之望”。毛泽东当天在信上批示:“送总理酌处。应当予以保护。”①(①毛泽东对章士钊来信的批语,手稿,1966年8月30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立即采取保护措施,并写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名单,包括宋庆龄、郭沫若、章士钊、程潜、何香凝、傅作义、张治中、蔡廷锴、邵力子、蒋光鼐、沙千里、张奚若、李宗仁等,还写了国家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人大常委、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部长、副部长、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负责人等,要对他们实行保护,努力减轻因红卫兵的无知行为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但在中央文革小组的煽动下,一些人仍受到不应有的冲击。

  一九六三年一月六日下午,毛泽东在杭州会见日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袴田里见一行。毛泽东在谈话中说到以下一些内容。

  八月下旬起,红卫兵运动已形成全国性“大串连”的浪潮。北京学生分赴各地,向全国播撒“文化大革命”的火种。各地红卫兵也纷纷涌入北京“取经”。到八月二十八日,外地来京学生已达十四万人。三十一日,毛泽东第二次接见红卫兵。九月五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组织外地高等学校革命学生、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由于参加“大串连”的学生一律免费乘坐火车,他们的伙食和住宿由当地政府安排,费用由国家财政开支,“大串连”更加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从八月底开始,毛泽东几乎每隔半个月就要接见一次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九月中旬,当第三次接见红卫兵的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时,毛泽东身体不适。他在十三日晚给林彪、周恩来、陶铸写了一封信说:

  他说:“有些党依靠压力过日子,还搞收买、颠覆,强加于人,不让各国党有自己的独立思考,不让各国党自己制定自己党的路线。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是阶级斗争的学说。但是现在修正主义者不讲这些,讲阶级调和、和平过渡、全民党,没有阶级性的自由、平等、博爱,超阶级的、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全民政府等。”

  “卧病三天,尚有微温,今天略好。可在明天(十

  在谈到当前的论战时,他说:“这一法宝是从意大利取来的。我们现在得到一种机会,可以公开地批评意大利共产党的‘结构改革论’。意共把结构改革说成是共产主义的一般方向。我们并非干涉内政,但由于意共说是一般方向,同时又公开攻击中国共产党。如果他不公开攻击,我们就不好公开回答。现在就非公开回答不可。”还说:“陶里亚蒂也作了一些好事。”⑩

  四)或后天(十五)上午十时或下午五时在天安门开七

  ①张国华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报告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东线情况时毛泽东的插话记录,1963年2月19日。

  十万人大会。我能起床,即去见见群众,不能起床,则

  ②这里所说的“实际控制线”,是指1959年11月7日存在于中印边界全线的实际控制线。

  请你主持,我不去了。”②(②毛泽东给林彪、周恩

  ③毛泽东对《参考资料》的批语,手稿,1962年11月19日。

  来、陶铸的信,手稿,1966年9月13日。)

  ④见1962年11月22日《人民日报》。

  十五日下午,病后初愈的毛泽东还是赶到天安门广场,接见了来自各地的上百万师生和红卫兵。到这年十一月下旬止,毛泽东共八次接见北京和来京串连的红卫兵总共一千一百多万人次。尽管毛泽东多次要求降低对他个人颂扬的调子,并且在七月间就对中央宣传部负责人批示“以后请注意不要用‘最高最活’,‘顶峰’,‘最高指示’一类的语言”,①(①毛泽东在陶铸送审的新华社电讯稿上的批语,手稿,1966年7月25日。)而在事实上,个人崇拜的浪潮正在迅速泛滥,达到狂热程度。八月三十一日,林彪在接见外地来京革命师生大会上的讲话中,称毛泽东为“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大量毛泽东的著作、语录、画像、像章等遍布城乡各个角落。赞颂毛泽东的歌曲,包括“毛主席语录”歌,流行大江南北。

  ⑤毛泽东给邓小平的批语,手稿,1962年12月14日。

  红卫兵的“全国大串连”产生巨大的辐射作用,从北京开始的那种对党政机关的猛烈冲击迅速扩展到全国。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政领导机关纷纷被围攻,被“炮打”。相当多数的党政负责人因遭到红卫兵的责难和攻击被迫一再检讨,而始终无法“过关”,有的被野蛮揪斗以至失去人身自由,实际上已无法正常工作。许多党政机关陷入瘫痪或半瘫痪。社会秩序处于失控的无序状态。全国局势日趋混乱。

  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记录,1962年12月4日。

  到国庆节前后,离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已经一个多月,“文化大革命”的进展却不像毛泽东预期的那样顺利。由于红卫兵的冲击已不是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精神来揭发、批评和帮助各级领导干部改正错误,也不是实事求是地分清敌我和辨明是非,而是“无限上纲”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在相当多的一批高中级领导干部中,不仅原来那种“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的状况仍普遍存在,而且对这种冲击和混乱局势的怀疑和不满更加强烈。在党团员和基层干部群众中,信任并支持各级领导干部的仍占绝大多数。在这种情况下,红卫兵的到处“造反”、“横扫”和“炮打”不能不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抵制。怎样把“文化大革命”继续有力地推进下去,便成为毛泽东这时思考的中心问题。

  ⑦指1962年12月15日《人民日报》社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

  毛泽东对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下了很大决心的,不惜付出代价,要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他并没有从来自各方面的抵制中冷静地反思一下自己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是否正确,采用的方法是否恰当;相反,更加坚决地认为必须以极大力量排除阻力。在他看来,这种来自各个方面、首先是高中级领导干部中对“文化大革命”的抵触情绪,同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前刘少奇、邓小平派工作组“打击”、“压制”群众运动的做法是一脉相承的;尽管刘、邓两人实际上已离开中央领导岗位,他们推行的那一条“路线”却依然存在,成为运动前进的主要障碍。

  ⑧邓小平给毛泽东的信,手稿,1962年12月29日11时。

  这便是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在十月间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的由来。

  ⑨毛泽东给邓小平的批语,手稿,1962年12月30日2时。

  这年的十月一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七周年,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百万人参加的隆重集会和游行。毛泽东出席了庆祝活动。林彪在庆祝大会的讲话中说:“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那些坚持错误路线的人,只是一小撮人,他们脱离人民,反对人民,反对毛泽东思想,这就决定了他们一定要失败。”当天晚上,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看烟火时同澳大利亚共产党领导人希尔交谈。他指着广场上的学生说:“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就是怕这些学生,我们有些干部也是怕他们。”他又说:“你不要以为我们的环境那么好。我们有些干部不想革命了,中央委员也有,政治局委员也有,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都有。他们就是怕。他们要调动军队来对付这些学生。解放军他们是调动不了的,他们就调动工人、农民来跟学生作对。”①(①毛泽东同希尔谈话记录,1966年10月1日。)

  ⑩毛泽东会见日本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袴田里见等的谈话记录,1963年1月6日。

  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红旗》杂志一九六六年第十三期社论。社论提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任务,写道:

  一月十二日下午,毛泽东在南昌会见委内瑞拉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团等外宾。在这次谈话中,谈到了现代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问题。他说:现代修正主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段和平环境中滋长起来的。它和老修正主义在本质上是一回事,都是不要革命。他们的社会基础是高薪阶层,是那些生活优裕的人。①

  “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

  这些谈话,反映了这一时期毛泽东对国际共运中一些问题的思考。

  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是两条路线斗争的产物,是以

  毛泽东在离开杭州之前,一月八日,作了一首大气磅礴的词《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②:

  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战胜资产阶级反动路

  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欲学鲲鹏无大翼,蚍蜉撼树谈何易。正西风落叶下长安,飞鸣镝。千万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革命精神翻四海,工农踊跃抽长戟。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线的产物。”

  毛泽东对自己的诗词要求非常严格。在他生前,几乎没有一首是不经过修改(有的经过多次修改)就公开发表的。这首词也不例外。发表时,将“欲学鲲鹏无大翼”改为“蚂蚁缘槐夸大国”;“千万事”改为“多少事”;“革命精神翻四海”改为“四海翻腾云水怒”;“工农踊跃抽长戟”改为“五洲震荡风雷激”。题目改为《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

  “但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并未就此结束。有些地方.

  毛泽东用诗词的形式表达了对国际大势的基本看法和斗争意志。不论是书写古人诗作,还是他自己创作的诗词,都表现出一种豪迈气势和博大胸怀。

  有些单位,两条路线的斗争还是很尖锐,很复杂的。有

  苏联共产党对中共的围攻继续升温。一月七日,苏联《真理报》发表长篇文章《为和平和社会主义的胜利加强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随后,在一月十五日至二十一日召开的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第一次公开指名批评中国共产党,同时又提出停止公开论战,实际上是要阻止中共继续反驳。

  极少数人采取新的形式欺骗群众,对抗十六条,顽固地

  在这种情况下,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决定,先由出席代表大会的中共代表团在会上致词,强调我们反对假团结、真分裂的阴谋;并由写作班子起草第四篇答辩文章,这就是一月二十七日发表的《人民日报》社论《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团结起来》。

  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极力采取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形

  当时毛泽东在武汉。一月二十五日晚,审阅了这篇社论稿,在给邓小平的批语中说:“二十四日送来的社论,已经看过,写得很好,可以发表。”③

  式,去达到他们的目的。”

  这篇社论点出了一些严肃的原则问题:要什么样的团结?在什么基础上团结?是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基础上的团结,还是在别的纲领基础上的团结?社论明确指出,公开论战是从苏共二十二大开始的。

  “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如果继

  这时,双方都想缓和一下。二月二十一日,苏共中央致信中共中央,表示要停止论战,举行中苏两党会谈,为召开新的兄弟党国际会议作准备。毛泽东很重视这封来信。二月二十三日晚,召开常委会议研究苏共来信。然后约见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参加会见的有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康生和伍修权。毛泽东正患感冒,是在菊香书屋的卧室里会见的。

  续过去的错误路线,重复压制群众的错误,继续挑动学

  毛泽东对契尔沃年科说,我刚刚看了你们中央给我们的信,就是昨天晚上八点钟交给我们的。我们欢迎这封信,这封信的态度好,我们赞成。虽然还有些地方我还有些意见,基本的态度是好的,是商量的、平等的态度。

  生斗争学生,不解放过去受打击的革命群众,等等,那

  他接着说:“有一点不满意的,是赫鲁晓夫同志在德国第六次党代表大会上提出停止论战,同时又自己论战,公开批评中国党。最近,你们批评中国党的文章四篇,赫鲁晓夫就有两篇,还有两篇是《真理报》编辑部文章。我们从二十号起登你们的这些文章,今天就登完了,使我们的人民都知道你们的观点。”

  就是对抗和破坏十六条。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够正确

  他说:“中国古书上有两句话:‘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对其他四十几国党对我们的评论也是这样。就是说,你们可以骂人,我们可以回骂。所谓骂者,就是评论。骂来骂去,中间总要停一下嘛。所以我赞成休战。并且现在有一些党批评我们,我们不准备马上回答,挂一笔账,这个账就是登在我们的报纸上,我们保留回答的权利。但是现在我们不回答,也许一两年也不回答,什么时候回答看情况再定。我们现在准备发表两篇文章,不是批评你们的,是批评法国、意大利的。”

  地进行斗批改呢?”

  针对苏共中央来信中关于停止攻击的解释,毛泽东质问:谁首先攻击?谁发动了四十几个党攻击我们?谁首先在一个共产党的代表大会上攻击另外一个共产党?他说:“我们首先提议不要公开争论,就是他(指在座的周恩来)在苏共二十二大上提出的。我们去年四月七日回你们二月二十二日的信又提议要停止公开攻击,并且建议为开会创造良好气氛。但是,在你们这封来信里面,只讲到你们五月的那封信,好像停止公开争论、建议开会的发明权只是属于莫斯科,北京一点份也没有。其实中苏两党的发明权都只有那么一点,首先发明的还是印尼、越南、新西兰的党。”毛泽东说:“一连五个党的代表大会公开攻击中国,就是保加利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意大利、东德,有几十个国家的党向我们公开指名攻击。这很好!把问题摆在全世界人民面前、全世界共产党人面前,也摆在全世界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面前。我们是‘反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是在你们四十三国共产党的手里。好,是不是可以建议我们的文章在你们的报纸上发表,在四十三国的报纸上发表,学我们的办法,然后你们批评,索性展开论战。索性展开有什么要紧呢!是不是天就要塌下来?北京西山山上的草木就不长了?我看天也不会塌下来,草木还照样长,妇女照样生孩子,河里的鱼照样游。”

  “要不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能不能贯彻执

  关于举行两党会谈为兄弟党国际会议作准备的问题,毛泽东建议:“可以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像一九六0年莫斯科会议那样,两党会谈各讲各的,达不成协议再到二十六国兄弟党起草委员会和八十一国兄弟党国际会议上去争论。另一种是一九五七年莫斯科会议那种方式,在中苏两党会谈中达成协议,用两党名义提交大会。我看还是一九五七年的方法好,再用一次。总而言之,最好要达成协议。”④

  行文化革命的十六条,能不能正确进行广泛的斗批改的

  当时正在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这次会议是二月十一日开始的,二十八日结束,主要讨论在城市开展“五反”运动和一九六三年的经济计划等问题,同时也讨论了国际反修斗争问题。

  关键。在这里,不能采取折衷主义。”②(②《红旗》杂

  二月二十五日,刘少奇在会上作关于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斗争问题的长篇报告,详细介绍了现代修正主义的发展过程和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斗争的目前情况,争论的性质和主要问题,以及这场斗争的前途和我们的方针。他指出:要坚持团结的方针,但是公开分裂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我们再发表三篇文章给予反驳,随后争论可能要停止一个时期;当前的工作,是准备两党会谈,准备兄弟党国际会议。

  志1966年第13期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

  毛泽东主持这次大会,在刘少奇作报告中间不断插话:

  这篇社论中第一次出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提法,指明它的主要表现是“压制群众”,并且强调“两条路线的斗争并未就此结束,有些地方,有些单位,两条路线的斗争还是很尖锐的,很复杂的”。这就把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放到继续推进“文化大革命”的关键地位,并且要扩大到地方和许多单位去。这一来,对运动中出现的任何过激和不法行为都不能加以约束,否则就是“压制群众”,就是“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整个混乱局面就更难收拾了。

  刘少奇讲到,苏共中央二月二十一日来信态度和缓了。毛泽东说,实际上是因为二十日看到我们发表了他们的几篇东西。

  这篇社论的起草人之一王力,后来这样回忆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背景和过程:

  刘少奇讲到,现在修正主义不敢首先同中国分裂。毛泽东说,我看中苏长期分裂是不可能的。中苏一破裂,美国就不同它和平共处了。那时我们再团结嘛。

  “(那时)主席天天看红卫兵小报,江青又不断送材

  刘少奇讲到,反对修正主义关系到各国革命和人类命运。毛泽东说,也关系到我们这个国家的命运。

  料给他,他就形成了一种认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一

  刘少奇讲到,不怕分裂。毛泽东说,不怕分裂,是指怕也分裂,不怕也分裂,那为什么怕呢?如果怕分裂就可以不分裂,那就怕,我赞成怕。

  九六六年八月到九月),整个运动的主流是向前的;但

  刘少奇讲到,要从经济上,政治上、思想上,在党和国家的组织上,在军队的组织上,防止出修正主义。毛泽东说,出不出修正主义,一种是可能,一种是不可能。从十中全会后,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依靠贫下中农,然后团结上中农,这就可以挖修正主义的根子。⑤

  是,许多问题没有解决,特别是批判错误路线的严肃

  从国际上的反修联系到国内的反修防修,不仅毛泽东、刘少奇这样想、这样做,中共其他领导人基本上也是这样一个思路。不过,最早提出这个问题,并感到最紧迫的是毛泽东。

  性、坚定性和彻底性。主席的这个认识要在国庆节的林

  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二月二十七日,以《人民日报》社论的名义发表了第五篇答辩文章,题目是《分歧从何而来?——答多列士等同志》。这篇文章第一次公开指明中苏两党的分歧是从苏共二十大开始。文章指出,“某些兄弟党的同志,屡次企图把一个党的代表大会的决议置于各国兄弟党的共同纲领莫斯科宣言之上,这就不可避免地引起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分歧”。如果说,前面的四篇文章,还只是澄清或正面回答一些争论问题;那么,这篇文章的发表,则把争论的深度向前推进了一步,指出了这场争论是由谁引起的,谁应对此负主要责任。

  彪讲话和《红旗》社论中表达出来。林彪讲话主要起草

  二月二十八日下午,毛泽东在最后一天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他说:这次会从五号算起,开了二十四天。平行作业,小平同志、伯达同志、康生同志,还有其他一些同志,搞国际问题去了,我也卷到这里头去了。国内问题,这一次我就没有管。少奇同志是两面都管。《分歧从何而来?》反响可大了。在北京的波兰记者、奥地利记者、英国记者,开头可紧张了。看了以后,松了一口气,讲他们国家的只有那么一点。又说:赫鲁晓夫昨天晚上的讲话,一个字也没有骂我们。我们是二十三号和苏联大使谈的。我看,他是看了我们跟苏联大使的那个谈话了。

  人是陈伯达和张春桥,他们使用了‘资产阶级反革命路

  谈到国内的反映时,他说:我们的四篇文章,苏联又是四篇(赫鲁晓夫两篇,《真理报》社论两篇),以及法国的、意大利的,在知识分子中可以试验一下。据我看,大多数,百分之九十以上是能接受我们的观点的。有百分之几,他们是反对我们的观点而欢迎赫鲁晓夫的。究竟百分之几,可以去研究。我看,不超过百分之一、二、三、四、五。这证明我们这几十年的教育工作是有很大成绩的。

  线’的提法。主席原来已同意定稿,后来陶铸提出‘反

  毛泽东说:现在形势的确是好。我们还没有回答,只是把赫鲁晓夫他们的东西登出来,“游行示众”,一连登了三天,他是二十三号派人来的,摸不到底,不晓得我们要怎么搞。我们现在有个十万字的东西,要从明天起开始登。还有答复美国共产党的一篇。

  革命’太重,就又改成‘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主

  最后,毛泽东提出,还要把问题转到国内的反修防修。⑥

  席同意了,(林彪)在天安门上也讲了。当天晚上在

  三月一日至四日在《人民日报》上连载的《红旗》杂志编辑部文章《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作为第六篇答辩文章。

  (人民大会堂)北京厅集合准备乘车看烟火时,张春桥

  毛泽东对这篇文章极为重视,改了几遍。文章要分四天连载,就是毛泽东提议的,他认为这样可以让大家有时间仔细阅读。⑦这篇文章,是这一时期连续发表的几篇文章中,最有分量的一篇,也是毛泽东下功夫修改最多的一篇。

  向主席提出,‘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从语法上讲不

  文章共八个部分,十一万字。二月三日最先送给毛泽东看的是前三部分,文章题目是《列宁主义在当代的若干问题——评陶里亚蒂等同志的论点》。毛泽东看过,把题目改为“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和我们的分歧——关于列宁主义在当代的若干重大问题”,并批示,要提一下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发表的《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那篇文章,说明为什么又要写这篇文章。⑧

  通’,建议还要改回来。主席说:‘不要改回来了,以后

  毛泽东先修改的是引言部分。在“他们这次既然直接地向我们挑起了公开争论”一句之后,加写了一段话:“我们有什么办法呢?难道还能如过去那样缄默不言吗?难道‘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吗?不行,不行,不行。我们一定要回答。他们迫得我们没有别的路走”。⑨

  提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样,《红旗》社论就

  二月十四日,陈伯达把毛泽东修改后的引言打出清样再送毛泽东。毛泽东又加写了一大段话,其中写到:“我们共产党人之间的分歧,只能采取摆事实说道理的态度,而断断不能采取奴隶主对待奴隶的态度。全世界无产者和共产党人一定要团结起来,但是只能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只能在摆事实说道理的基础上,只能在平等商量有来有往的基础上,只能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才能够团结起来”。⑩

  按照主席的提法改了。有些‘语录’把‘彻底批判资产

  ①毛泽东会见委内瑞拉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团等外宾的谈话记录,1963年1月12日。

  阶级反动路线’作为毛主席这一天发表的指示,是有根

  ②郭沫若的词《满江红》发表在1963年1月1日《光明日报》。

  据的。毛主席在定这个口径时,总理不在他身边,不

  ③毛泽东给邓小平的批语,手稿,1963年1月25日23时。

  知道。”①(①访问王力谈话记录,1983年7月29日。)

  ④毛泽东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的谈话记录,1963年2月23日。

  社论发表后,中央文革小组在《红旗》杂志社召开了一次座谈会。发言的中心内容是:说刘、邓的影响还很大,又攻击周恩来是“和稀泥”、“折衷主义”。会后,他们把记录送给了毛泽东。

  ⑤刘少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关于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斗争问题报告的记录,1963年2月25日。

  十月五日,中共中央转发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这个《指示》根据林彪的意见,规定:“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须把那些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统统取消。”中央在转发的批示中,又把这项规定适用的范围扩大了,写道:“这个文件很重要,对于全国县以上大中学校都适用,同样应当立即向全体学生和教职员工原原本本的宣读,坚决贯彻执行。”既然要“把那些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统统取消”,那就对群众运动没有任何约束和限制了。

  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记录,1963年2月28日。

  几天后,中共中央从十月九日起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会议由毛泽东主持,有中央党政军各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负责人出席。这次会议,是毛泽东提议召开的。他在周恩来关于会期的请示报告上批道:“会期三天不够,需要七天。”①(①毛泽东对周恩来关于召开中央工作会议问题的报告的批语,手稿,1966年10月7日。)事实上,这次中央工作会议连续开了二十天,到二十八日才结束。

  ⑦中共中央政治局第111次会议记录,1963年3月5日。

  会议的主题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正遭受红卫兵猛烈冲击的各地、各部门负责人,大多思想不通,忧心忡忡。用毛泽东的话来说,会议“头一个阶段的发言不那么正常”。②(②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6年10月25日。)

  ⑧毛泽东对《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的修改稿,手稿,1963年2月。

  十月十六日,陈伯达向会议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长篇讲话,成为这次会议的主题报告。他着重强调两条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他说:“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决定的十六条,纠正了前一个阶段的错误路线,即资产阶级的路线。但是,错误的路线,还可以用另外一些形式出现。无产阶级的革命路线与资产阶级的反对革命路线的斗争,还是很尖锐,很复杂的。”“斗争一直围绕在群众的问题上。”“我们有些同志,是少数同志,以老革命自居,在解放后做官当老爷,甚至把自己的革命历史忘记得一干二净。毛主席多年来批评的‘官、暮、骄、娇’,他们全有,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却不让群众去触动。”“有些地方,有些同志,在十一中全会之后,还用各种形式,在许多问题上,继续犯路线错误。”“压制群众,打击革命积极分子的错误路线,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陈伯达作了这样的归纳:“党内路线的斗争是社会阶级斗争的反映。刘、邓的错误路线有它的社会基础,这个社会基础主要是资产阶级。错误路线在党内。有一定市场,因为党内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有相当一批世界观没有改造或没有改造好的糊涂人。”①(①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6年10月16日。)他所说的“一小撮”,到各地和各部门便成了一大片。这个讲话,经毛泽东批准后印发。

  ⑨同上。

  十月二十三日,刘少奇、邓小平在全体会议上作检讨,对派工作组等问题主动承担了责任。他们的发言稿都先送给毛泽东看过,毛泽东表示欢迎。对刘少奇的发言稿,他写道:“少奇同志:基本上写得很好,很严肃。特别后半段更好。建议以草案形式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工作组(领导干部)、北京市委、中央文化小组各同志讨论一下,提出意见,可能有些收获,然后酌加修改,再作报告,可能稳正一些,请酌定。”②(②毛泽东对刘少奇发言稿的批语,手稿,1966年9月14日。)对邓小平的发言稿,他写道:“小平同志:可以照此去讲。但在第九页第一行‘补过自新’之后,是否加几句积极振奋的话,例如说,在自己的积极努力和同志们积极帮助之下,我相信错误会得到改正的。请同志们给我以时间,我会站起来的。干了半辈子革命,跌了跤子,难道就一蹶不振了吗?又,题目‘初步’二字可以去掉。”①(①毛泽东对邓小平发言稿的批语,手稿,1966年10月22日。)

  ⑩毛泽东对《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的修改稿,手稿,1963年2月15日。

  二十四日晚,毛泽东听取工作会议情况的汇报时作了不少插话,力图对各地、各部门的领导干部做点“政治思想工作”,解除他们的顾虑,推动他们以积极态度投身到“文化大革命”中去。这是毛泽东召开此次中央工作会议的主要目的所在。他说:“这次会议是我提议要召集的。时间这么短,是否讲得通?可能比上次好。我没有料到聂元梓一张大字报,一个红卫兵,一个全国大串连,搞成这么大的事。”当东北负责人谈到他们向群众检查自己犯严重错误仍不能得到通过时,毛泽东说:“反党反社会主义决不能承认,承认了还能工作吗?”他又向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说:“你们回去要振作精神,好好搞一下,万万不能承认反党反社会主义。把中央局、省、市委都打倒,让他们学生来接班,行吗?不知工农业,只读一点书,行吗?”他又讲到刘少奇、邓小平的问题,说:“把刘、邓的大字报贴到街上不好,要准人家革命,不要不准人家革命,叫学生们把鲁迅的《阿Q正传》看一看。”“对少奇同志不能一笔抹煞。”“刘、邓二人是搞公开的,不搞秘密的。”“刘、邓要准许革命,准许改。说我和稀泥,我就是和稀泥。”康生插话说:八大报告中有阶级斗争熄灭论。毛泽东说:“报告我们都看了的,大会通过的,不能单要他们两人负责。”最后,他叮嘱与会人员:“万万不能承认反党反社会主义。”“回去要把精神振作起来,没有哪个想打倒你!”②(②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汇报会上的插话记录,1966年10月24日。)

  二月十五日,毛泽东批示陈伯达:“请再打清样,送给我看。”①

  第二天,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实际上是对这次会议总结。他讲了两件事,第一件是回顾历史,讲一线、二线问题。他说:

  十五日下午,陈伯达将毛改稿的清样送来。毛泽东把第二部分的标题改为“这一次各国共产党人大争论的性质是什么?”次日早晨在写给陈伯达的批语里关切地问道:“以下各章改的情况如何?请打清样即送我看。”②

  “十七年来,有些事情,我看是做得不好,比如文

  十七日,陈伯达送来了第八部分(最后一部分)的初稿。毛泽东又加写了一大段话,着重剖析一种现象,就是给别人扣上“教条主义者”、“宗派主义者”、“分裂主义者”、“民族主义者”、“托洛茨基主义者”的帽子的人,却惧怕别人的答辩文章,严密封锁。其中有这样一段话:“你们既然肯定我们的文章是错误的,何不将这些错误文章通通发表出来,然后,逐条予以批驳,以便在你们自己国内的人民中间能够引起痛恨,痛恨那些被你们称之为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邪魔外道呢?你们为什么不敢这样做呢?为什么要封锁得铁桶一般呢?你们怕鬼。一个‘教条主义’亦即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巨大幽灵在全世界徘徊着,这个幽灵威胁着你们。你们不信任人民,人民不信任你们,你们脱离群众,所以你们害怕真理,害怕的情况达到那样可笑的程度。先生们,朋友们,同志们,好样的,站出来,在全国全世界人民面前公开辩论,双方互登对方一切批评自己的文章。我们希望你们学习我们的榜样,我们就是这样做的。我们敢于全部全文地登载你们的东西。在登载你们一切痛骂我们的‘伟大’作品以后,然后逐条地或者扼要地驳斥你们,当作我们的回答。有时我们只登载你们的错误文章,我们一个字也不作回答,让读者们自己去思考。③”毛泽东对这场论战充满自信,表现出中国共产党人道理在手、以理服人的雄浑气势和魄力,这种气势和魄力加上犀利的笔锋、雄辩的逻辑,使得中国共产党在这场论战中屡占上风。

  化意识方面的事情。

  过了一天,毛泽东对第八部分又作了一次修改。他改用《共产党宣言》结尾的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作为这部分的小标题。并以三句口号作为全文的结束:“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团结起来!④”这样就更增强了这篇文章在当时的震撼力和号召力。

  想要使国家安全,鉴于斯大林一死,马林科夫挡不

  二月二十日上午,毛泽东最后审阅了引文和第八部分。他在批语中,写了少有的满意评价:“改得很好,很完整,再也没有遗憾了。”⑤

  住,发生了问题,出了修正主义,就搞了一个一线、二

  《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这一长篇文章,是自一九六0年四月发表《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以来,最为系统也最有分量的理论文章,全面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在那个时期对时代主题和国际局势的基本看法,以及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些重大理论问题的基本看法。名义上是批驳陶里亚蒂,锋芒所向实际上是对着赫鲁晓夫等人。

  线。现在看起来,不那么好。”

  文章一共讨论了七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这一次各国共产党人大争论的性质是什么”?文章认为: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正在理论问题、根本路线问题和政策问题上展开一场大规模的论战。论战中的思潮,归根到底,一种是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潮,一种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潮。当前这场争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现代修正主义者的国际规模的论战。

  “十一中全会以前,我处在第二线,不主持日常工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当代世界的矛盾。文章重申了毛泽东在一九四六年同美国记者斯特朗谈话中提出的“中间地带”理论,列举了十六年来世界形势的重要变化,指出:“美帝国主义者的奴役政策同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矛盾,美帝国主义者向全世界的扩张政策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矛盾的焦点。这种矛盾,特别表现为美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之间的矛盾,表现为新老殖民主义者之间争夺这些地区的矛盾。”

  作,有许多事情让别人去做,想让他们在群众中树立威

  第三个问题是关于战争与和平。文章重申列宁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基本原理和“战争是政治的另一种手段的继续”的论断,提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主张依靠社会主义国家力量的团结和发展,依靠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斗争,依靠国际无产阶级的斗争,依靠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斗争,来保卫世界和平,防止新的世界战争。”

  信。以便我见马克思的时候,国家不那么震动。以前的

  第四个问题是关于国家与革命。文章重申马克思、恩格斯根据一八四八年到一八五一年经验和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经验总结出来的关于摧毁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和用什么代替被摧毁的国家机器的有关论述,重申列宁提出并为俄国十月革命证实了的无产阶级战略原则,着重批驳了“结构改革论”,实际上是批驳苏共二十大提出的“和平过渡”理论。

  意思是那样。大家也赞成这个意见。但处在第一线的同

  第五个问题是关于“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文章重申毛泽东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强调要“敢于藐视敌人,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反对“畏惧敌人,不敢斗争,不敢胜利”的改良主义或投降主义思想。

  志处理得不那么好。现在,这个一线、二线的制度已经

  第六个问题是关于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文章阐明如何正确地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如何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如何正确地坚持原则性和灵活性等问题,认为“现代修正主义是国际工人运动中的主要危险”,并试图划清同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界限。

  改变了。但红卫兵还不知道已经改变了。”

  第七个问题是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团结。文章重申一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社论的基本论点,强调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基础上的团结。

  “引起警觉,还是‘二十三条’那个时候。

  这篇文章在中苏论战中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其中许多观点,是多年逐步形成的,可以说是对中苏两党分歧和争论的一个初步总结。这些观点,后来都被吸收到中国共产党《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中,而且进一步地理论化和系统化。

  从许多问题看来,这个北京就没有办法实行解决,

  三月八日,发表了第七篇答辩文章:人民日报社论《评美国共产党声明》。

  中央的第一线中存在的问题就是这样。所以,我就发出

  从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五日到一九六三年三月八日,作为第一轮论战,中国共产党先后共发表七篇答辩文章。这些文章都没有对苏共领导人进行指名道姓的批评,以留有余地。

  警告说,北京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这是去年九十月间

  七篇答辩文章发表以后,中苏两党之间的论战暂时平息了下来。这是双方准备下一轮两党会谈的共同需要。实际上,这种暂时的宁静,又在酝酿和准备着更加激烈的一轮争论。

  说的。”

  还在一九六三年三月初《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一文刚刚发表不久,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就在考虑如何进行中苏两党会谈的问题。

  “北京的问题,到现在可以说基本上解决了。”

  在三月五日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百一十一次会议上,邓小平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他说:在主席那里谈,还有个想法,就是如果两党会谈、起草委员会会议在莫斯科开,我们就提出国际会议在北京召开。反之,如果国际会议在莫斯科开,两党会谈、起草委员会会议就在北京开。这个问题,将来两党会谈再说。刘少奇提出:两党会谈,一次可能谈不好。可能去两个礼拜、三个礼拜谈不完,然后第二阶段到北京来谈。可以轮流谈嘛。⑥

  毛泽东讲的第二件事,是“文化大革命”问题。他的态度比较温和,说:

  三月上半月,在刘少奇二月二十五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报告基础上,由毛泽东和几位常委共同修改,形成了一个指导性的文件,题为《关于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问题》。这个文件表明,在中苏论战的强烈影响下,中国的国内工作和国际斗争,逐步走上以反修防修为中心的轨道。

  “这个文化革命只有五个月,所以,不能要求同志

  三月九日,中共中央发出对苏共中央二月二十一日来信的复信,赞成停止公开论战,举行两党会谈,宣布从三月九日起,暂时停止发表论战文章。中苏两党会谈的准备工作正式启动。就在准备工作抓紧进行当中,三月三十日,苏共中央又致信中共中央,详细地提出了苏共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问题,并且建议以他们来信中关于这个问题所阐述的一系列观点作为中苏两党会谈的基础。四月二日,这封信通过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当面交给了周恩来和邓小平。

  们现在就那么理解了。”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既然苏共中央在来信中明确提出了总路线的问题,我们就要起草一封复信,全面阐明中国共产党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基本观点。四月四日,中央书记处讨论了起草复信的问题。从此,中苏两党会谈的准备工作,就转向起草关于国际共运总路线的复信。

  “这一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以前几个月,去年十一

  几个月以后,邓小平谈到关于中央作出这个决定的时候说:“我们得感谢他们的来信。因为他们的来信给我们出了个题目,给了我们一个启发,我们感觉到确实需要解决总路线的问题了。”⑦

  月、十二月,今年一月、二月、三月、四月、五月,虽

  这封复信的起草工作相当艰难。据主持这项工作的邓小平讲:“这个文件,恐怕是搞文件以来最费力的一篇东西。⑧”他不久又说:“我们这篇复信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动手写了,一直搞到现在,将近七十天。这个文件,常委很多同志亲自参加,主席亲自参加,少奇同志亲自参加,北京也平行作业。总理主持开小组会修改。”⑨

  然有那么多文章,中间,五月十六,又发了一个‘通

  复信先在北京起草,逐渐形成共二十条的一个比较成熟的提纲,在这个基础上写出初稿。

  知’,可是,并没有引起多大的注意。我看,还是大字

  四月七日,毛泽东离开北京,前往杭州、上海等地。

  报、红卫兵一冲,你们不注意也不行。拿同志们的话来

  四月十七日晨四时,毛泽东在杭州批示秘书林克,请邓小平、康生、陆定一、陈伯达四同志于二十一日或二十二日来杭州,讨论对苏复信。

  讲,叫‘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来了’。那末,赶快总结经

  四月二十一日,邓小平等四人来到杭州。毛泽东在杭州、上海多次主持讨论复信稿。周恩来陪同外宾到上海时,也参加了部分讨论。

  验吧。”

  在毛泽东主持下经过集体讨论后,四月二十七日邓小平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和修改了一次。以后又经过多次修改。

  “为什么两个月以后,现在又来开这次工作会议呢?

  从五月二日到十二日这个期间,毛泽东在杭州主持起草《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召开了一个小型会议,讨论这个决定草案。他的精力主要放到那上面了。待会议结束后,又集中精力修改复信稿。

  就是要总结一下经验,做政治思想工作。”

  在五月十九日稿上,毛泽东增写了两段内容。一处是在讲和平共处政策的地方,写道:“因为在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实行和平共处,根本不允许也完全不可能触动共处国家的社会制度的一根毫毛,而阶级斗争,民族解放斗争,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那些都是为了改变社会制度的激烈的你死我活的革命斗争,这是另一回事,同和平共处是风马牛不相及的。”(这段话后来又作过补充。)另一处是在讲应当有一个什么样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地方,写道:“如果不是自己能够思索、能够自己动脑筋,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工作,深知本国各阶级的准确动向,善于应用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而只是人云亦云,不加分析地照抄外国经验,跟着外国某些人的指挥棒团团打转,那就是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样样都有,成为一个大杂烩,而单单没有马列主义原则性的党”。⑩

  “你们回去有大量的政治思想工作要做。中央局、

  在五月二十一日稿上,毛泽东又作了修改,主要是一些文字上的润色和增补。

  省一级、地一级、县一级,至少这四级要开一个十几天

  对六月五日稿,毛泽东作最后一次修改,把复信的题目正式定名为“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于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一九六三年三月三十日来信的复信)”。

  的会,真正把问题讲清楚。也不要企图所有的干部统统

  ①毛泽东对《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修改稿的批语,手稿,1963年2月15日。

  弄得清楚,不可能,总有一些人不那么清楚,思想不

  ②毛泽东对《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修改稿的批语,手稿,1963年2月16日。

  通。”

  ③毛泽东对《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的修改稿,手稿,1963年2月。

  “很多同志,过去尽搞经济工作,工业、农业、交

  ④毛泽东对《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的修改稿,手稿,1963年2月。

  通运输,或者做一些别的政治工作、行政工作,就没有

  ⑤毛泽东对《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的批语,手稿,1963年2月20日。

  设想到搞这场文化大革命。现在学生不是冲得厉害吗,

  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111次会议记录,1963年3月5日。

  没有设想到的事情来了。来了就来了。这一冲,我看有

  ⑦邓小平同藏原惟人的第二次谈话记录,1963年8月3日。

  好处。过去多少年我们没有想的事情,这一冲就要想一

  ⑧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113次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3年6月12日。

  下了。无非是犯一些错误,那有什么了不起的呀?路线

  ⑨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113次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3年6月12日。

  错误,改了就是了。谁人要打倒你们呀?我是不要打倒

  ⑩毛泽东对中共中央给苏共中央复信稿的修改,手稿,1963年5月。

  你们的,我看红卫兵也不一定要打倒你们。”

  从五月下旬起,根据毛泽东提议,中央政治局决定邀请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威尔科克斯,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日成,越南劳动党领导人黎笋、长征来中国,就复信征求他们的意见。

  “总而言之,这个运动才五个月,可能要搞两个五

  五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在杭州会见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威尔科克斯,同他进行长时间的谈话。讲到中苏论战时毛泽东说:“我们准备搞一个比较完备的备忘录,包括二十大、二十一大、二十二大。他是二十大起家的,这些东西是碰不得的。我却偏偏要挖你的底子。”“他们放肆地骂了我们,就给了我们一个批评他们的权利。难道只有他们可以说话,我们就不能说话吗?可以把两封信比较一下。他们的来信是一个软体动物,我们的复信是像你所说的采取攻势。……现在这样也不算骂嘛。这是摆事实,讲道理。”①

  个月,或者还要多一点时间。那个时候还会有新的经

  五月二十九日和三十日,毛泽东在武昌两次会见金日成,征询对复信的意见。金日成说,文件很好,对争取中间派有好处。毛泽东说:“就是这个目的,能够争取中间派,不过分,就行,使右派也不能驳我们。主要是对中间派的问题,仅仅左派高兴还不行,使中间派也觉得能够勉强过得去。”②

  验,还要总结。”

  六月四日,毛泽东又在武昌会见黎笋、长征。谈话中毛泽东说:“修正主义和思想上有点‘左’或右是不同的。偶然的、不成系统的、不是一贯的,不能叫修正主义,是认识问题。”③

  “你们过不了关,我也着急呀。时间太短,可以原

  与此同时,在京的中央政治局成员分成两个组,连续几天讨论复信稿。

  谅,不是存心要犯路线错误,有的人讲,是糊里糊涂犯

  六月十二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由邓小平报告复信稿起草和修改的经过,并对一些兄弟党提出的修改意见作了说明。邓小平在谈到最后阶段毛泽东的一些修改意见时说:“这个文件,原来二十一条,后来一改,变成二十二条,二十三条。最后,主席把第一段变成三段,成了二十五条,我看很好。有一条关于总路线的表述,只有几行,这样眉目更清楚,逻辑性更强了。现在发给到会同志的,是六月十号的稿子。这个稿子,是经过伯达同志他们从杭州回来集体搞的。后来又在少奇同志那里谈了,照他的意见改了。又送到主席那里,他认为可以定稿了,只在几处加了几个字。”会议通过复信稿,决定六月十五日交苏共中央,当晚在国内广播。④

  的。也不能完全怪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他们两个

  这封复信署的日期是一九六三年六月十四日。六月十五日,由中国驻苏联大使潘自力当面交给苏共中央的苏斯洛夫。第二天,在国内各主要报刊上全文发表。

  同志犯错误也有原因。”①(①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

  复信全文共二十五条,每条着重阐明一个意思。

  上的讲话记录,1966年10月25日。)

  前三条,可以看作是整个复信的总纲。第一条,指出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是国际共运的共同纲领,必须坚决捍卫。第二条,阐明中国共产党关于现阶段国际共运总路线的基本内容,即:“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全世界无产者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争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巩固和壮大社会主义阵营,逐步实现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完全胜利,建立一个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的新世界。”第三,说明这条总路线是同苏共纲领中所说的“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相对立的,指出如果把国际共运总路线片面地归结为“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那就是违反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0年声明的革命原则。

  林彪在同一天的会上也讲了话。他说:“几个月来文化大革命中的情况是两头的劲很大,中间就有一点劲头不足,中间甚至还有一点顶牛,局势一度有些紧张。毛主席看到这个形势以后,提议把大家找来谈谈。”他在这篇讲话中提出:“革命的群众运动,它天然是合理的。尽管群众中有个别的部分、个别的人,有‘左’有右的偏差,但是群众运动的主流总是适合社会的发展的,总是合理的。”①(①林彪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6年10月25日。)这种“群众运动天然合理论”,全盘肯定群众运动的自发性,似乎一切都可以脱离党的领导而由群众说了算,为他不久前提出的“踢开党委闹革命”和正在社会上恶性泛滥的无政府主义进一步提供了理论依据。林彪这个讲话,经毛泽东的批准后下发。

  第四条到第二十二条,是上述总纲的具体展开。第四、第五条,分析当代世界的基本矛盾和批判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观点。第六条,是关于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在国内和国际的主要任务。第七条,是关于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指出美帝国主义企图在全世界建立一个空前未有的大帝国。第八、第九条,是关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问题。第十至十二条,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与和平过渡的问题。第十三条,是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是互相支持、互相援助。第十四至十六条,是关于战争与和平、和平共处以及全面禁止和完全销毁核武器的问题。第十七至十九条,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阶级斗争与“全民国家”、“全民党”的问题。第二十条,是关于“反对个人迷信”问题。第二十一、第二十二条,是关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和兄弟党关系的准则。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出,军委、总政《规定》的下发,林彪、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给已经闹得天翻地覆的红卫兵运动又添了一把火,火烧得更旺了。

  最后三条,第二十三至二十五条,是关于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问题,划清无产阶级革命党和资产阶级改良党的界限问题,以及国际共运的公开论战问题。

  毛泽东这时陷入自相矛盾的境地:他一再说干部中好的和比较好的是大多数,在“十六条”中也明白地写上了这一点;但是,既然要在“文化大革命”中搞得“天下大乱”,就必须放手支持红卫兵的“革命造反”行动,而对红卫兵行动中那些过火以至不法行为不加限制,便无法做到正确地对待广大干部。

  复信在结束时表示:中共中央决定派代表团到莫斯科参加将于七月五日举行的两党会谈,希望在两党会谈中对国际共运总路线以及与此有关的一些原则性问题进行充分的讨论,并能够取得积极的成果。

  事实上,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后对各级党政机关的冲击,除原来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旗号外,又打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旗号,冲击面更大了,冲击的势头更猛了,而且不受任何约束。对党政机关打砸抢的行为,负责干部遭受侮辱打骂和被随意绑架的事件,到处发生。造反派的队伍迅速扩大,形形色色对社会现状存在这样那样不满的人纷纷加入到造反行列中来,种种不合理的破坏性要求也纷纷提出来。社会秩序更加混乱,各地党政机关已无法正常工作,连毛泽东要求他们举行的四级干部会议也根本无法召开。这自然使各级干部对“文化大革命”更加抱着抵触态度,反过来又使毛泽东对这些干部更为不满。

  《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的复信发表以后,引起强烈震动。六月十八日,苏共中央发表声明,拒绝中共中央的这封复信,并表示不能在苏报刊上发表这封复信,指责复信“包含有对苏共和其他兄弟党的毫无根据的攻击”。二十一日,苏共中央全会通过一项决议,表示:“苏共中央断然拒绝中共中央对我们党和其他共产党,对苏共第二十次、第二十一次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决定,对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和国际革命运动的实际经验制订的苏共纲领进行的攻击,认为这种攻击是没有根据的和诽谤性的。”

  进入一九六六年最后两个月,另一个重要问题又被突出地提了出来。这就是“文化大革命”是否仍应着重在大中城市的文化教育单位和党政领导机关进行,还是要进一步扩展到更加广阔的工农业领域中去。

  对于苏共中央的这个声明和决议,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看来,没有理由不进行回击。新的一轮“声明战”就这样在两党会谈前夕开始了。

  这是一个关系整个国民经济能否正常运行、人民群众日常生活必需品能否得到基本保障、国家建设事业能否继续发展的全局性大问题。

  六月十九日收到苏共中央声明的当晚,毛泽东决定立即全文发表苏共的声明。《人民日报》在第二天就刊登了。

  随着“文化大革命”迅猛发展,影响所及,不仅在学校和机关里,不少工矿企业、农村社队、商业部门和科研院所已纷纷建立群众组织,相互串连,起来“造反”,把矛头对准本单位、本地区、本系统的党政领导。中央工作会议前,周恩来在九月八日曾主持制定了《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和《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两个文件,向毛泽东建议在政治局讨论一次,确定政策。毛泽东批示:“可照发,不要讨论了。”①(①毛泽东对周恩来请示信的批语,手稿,1966年9月14日。)这两个文件在九月十四日以中共中央名义下发。

  接着,毛泽东在六月二十五日、二十八日、二十九日,连续召开会议研究中苏两党会谈的有关问题。

  前一个《通知》中指出:“工业(包括国防工业)、农业、交通、财贸部门,应当立即加强或组成各级指挥机构,保证生产、建设、科学研究、设计、市场、收购等工作的正常进行,保证革命、生产双胜利。”“生产企业、基本建设单位、科学研究、设计和商业、服务行业的职工,都应当坚守岗位。外出串连的职工和科研设计人员,应当迅速返回原工作岗位,积极参加本单位的革命和生产。学校的红卫兵和革命学生不要进入那些工矿企业、科学研究、设计事业单位去串连,干预他们的部署,以免影响生产、建设、科学研究、设计工作的进行。如对该单位有意见,可送大字报去。”

  六月三十日,毛泽东审阅中共中央声明稿。下午二时,在住处召集会议,研究发表声明的有关问题。

  后一个《规定》中要求:“县以下各级的文化大革命,仍按原‘四清’的部署结合进行,依靠本单位的革命群众和广大干部把革命搞好。北京和外地的学生、红卫兵,除省、地委另有布置外,均不到县以下各级机关和社、队去串连,不参加县以下各级的辩论,县以下各级干部和公社社员,也不要外出串连。”“秋收大忙时,应集中力量搞好秋收秋种和秋购,‘四清’运动可以暂时停下来。”

  当天晚上,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中共中央声明和中共代表团在两党会谈中所采取的方针。邓小平在会上发言说:最近在主席那个地方多次考虑了谈判的方针。首先要估计一下,这次谈判究竟能不能取得什么结果。看来,取得什么积极成果,现在不可能,赫鲁晓夫也没有这个准备。他现在的一系列步骤,包括驱逐我们六个人⑤在内,就是不想达成什么协议的。原来,常委、主席大家都在考虑,是不是有这么一个可能,他求得达成一个某种限度的协议。我们考虑的结果,根据他现在的态度,根据他现在的措施,不可能。我们这二十五条,挖了他的底,他现在不好讨论这些问题。它的决议,实际上就是拒绝讨论。因此,这次谈判的结果,实际上只能是两个前途:一个叫拖,一个叫破。今天在主席那里谈了这个问题。第一条要放在他破,我们不主动破。我们不给他一个借口,好像我们首先来破裂。今天政治局决定了这样的方针,我们代表团轻松愉快,就好办了,就比较自由了。至于讲话,当然也不给他抓我们,也要讲分寸,也要站得稳。

  周恩来对协助他抓经济工作的余秋里、谷牧谈到自己心中的忧虑:“你们可得帮我把住经济工作这个关啊!经济工作不乱,局面还能维持。经济基础一乱,局面就没法收拾了。所以,经济工作一定要紧紧抓住,生产绝不能停。生产停了,国家怎么办?不种田了,没有粮食吃,人民怎么能活下去?还能闹什么革命?”①(①《我们的周总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1月版,第43页。)

  周恩来在会上发言说:主席今天也说了,这是边缘政策。现在的问题就是一个破裂,一个拖。这个破裂必须要准备。今天主席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一破二拖,达到边缘,你走到哪里,我们代表团跟到哪里,摆到边缘,看你敢不敢破裂。我想,在破裂和拖以外,还会出现又破又拖的情况。我们要准备他破,但是又可能拖,拖里头又要破。总是在一破二拖、破中又拖的斗争中,极其复杂地交叉着。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斗争。主席说一破二拖,这个问题就全面了,辩证了。⑥

  可是,就在这年十一月十日,在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一个人们事前没有想到的、改变了整个局势发展的事件发生了,那就是震动全国的“安亭事件”。

  七月一日,中共中央发表了声明。声明公布参加即将于七月五日开始的中苏两党会谈的中共代表团组成人员,团长邓小平,副团长彭真,成员有康生、杨尚昆、刘宁一、伍修权和潘自力。声明责成中共代表团坚持中共中央六月十四日给苏共中央复信的原则立场。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十一月初,以上海国棉十七厂造反派头头王洪文等为首的上海一些工厂的群众组织,串连筹建“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中共上海市委根据中央关于工矿企业不要成立跨行业组织的规定,没有给予承认,并对群众进行教育,被王洪文等指责为“压制革命造反”、“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工人的迫害”。十日凌晨,王洪文率领两千多名工人在上海北站强行登上火车,赴京请愿。列车行至安亭站后被铁路局下令停车。当天中午,王洪文煽动工人卧轨拦车,造成沪宁铁路交通中断近三十一个小时,使上海站三十六趟列车无法发出,严重影响了铁路交通运输秩序。他们并要求承认“工总司”是革命的合法组织,他们的北上控告是革命行动,这次事件的后果由华东局、上海市委负完全责任等。

  七月四日,苏共中央针对七月一日中共中央声明再次发表声明,除公布苏共代表团组成人员外,摆出了坚决捍卫苏共二十大、二十一大、二十二大路线的姿态。

  由于参与事件的已不是学校的红卫兵,而是工厂的工人。这就提出一个大问题:“文化大革命”是不是要扩展到工业交通领域中去,产业工人能不能像红卫兵一样也搞“革命造反”,进行“革命串连”,以至“停产闹革命”?

  这样,在中苏两党会谈举行前夕,人们已不难预料这次会谈的结局会是什么样子。

  “安亭事件”发生后,毛泽东最初没有管。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常委扩大会议,根据中央原来确定的原则,要陈伯达电告华东局和上海市委:不向“工总司”妥协让步,同时做好受蒙蔽、被裹胁工人的劝解工作。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被派前往上海处理这个事件。张春桥到上海后,不顾中央确定的原则,也不同华东局、上海市委商量,擅自发表支持“工总司”的言论,说:上海工人起来了,这是好事,是中央所希望的;上海工矿企业的文化大革命可能走在全国的前面;“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可以存在下去。①(①张春桥在上海文化广场同工人代表座谈纪要,1966年11月13日。)他还在“工总司”的要求上签了字。张春桥的这个行动立刻得到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

  四日下午,毛泽东在住处召开会议,讨论对苏共声明的处理问题。会前在邓小平主持下,很快起草了一项简短但措辞强硬的声明,经毛泽东审定后在七月五日发表。

  十四日下午,毛泽东在钓鱼台召开有部分常委和文革小组成员参加的会议。会上,毛泽东肯定了张春桥的做法,说:“先有事实,后有概念。”他还要陈伯达负责起草一个关于工矿企业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文件。

  一九六三年七月六日至二十日,中苏两党会谈在莫斯科举行。按照事前的约定,双方轮流发言,在一方发言时,另一方不得插话打断对方的发言。第一天的会谈,苏斯洛夫代表苏共代表团作了长达五个钟头的发言。隔了一天,七月八日,轮到邓小平代表中共代表团发言。这次发言,连同翻译的时间,也有五个小时。十日和十二日,又是苏斯洛夫和邓小平分别作长篇发言。这以后,又经过四轮发言,中共代表团在七月十九日提出暂时休会的建议。在七月二十日的会谈中,苏斯洛夫表示同意中方的建议。接着便起草了两党会谈的公报,宣布:“代表团的工作暂时告一段落”,“继续会谈的地点和时间将由中共中央和苏共中央另行商定。”

  为什么毛泽东这时会改变主意,支持张春桥的做法?一方面,他一直认为中国要巩固社会主义制度、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需要解决的问题不仅存在于文化教育单位和党政领导机关内,也严重地存在于工矿企业中。他在陈正人信上的批语就是明证。他觉得,此时在工矿企业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正有助于着手解决这方面的问题,把“文化大革命”在广度和深度上推向前进。另一方面,学校红卫兵运动经过几个月的发展,已暴露出很多毛泽东原来没有预计到的消极方面,学生红卫兵内部也明显发生分化,已出现走向低落的朕兆。这使他感到忧虑,需要借助作为“革命主力军”的工人队伍,推动这场“革命造反”运动继续发展。

  毛泽东自始至终密切关注两党会谈情况,直接指导中共代表团的工作。会谈期间,几乎天天召集周恩来等人开会,研究代表团来电及其他有关问题,及时提出对策。

  尽管如此,在一些基本观点上,他同林彪、江青等仍有区别。他不是不要生产,更不是要搞乱生产,而是主张首先抓好“革命”,来推动和促进生产的发展,认为抓了革命,群众的积极性充分发挥出来,生产就会上去。正如他对“十六条”修改的那句话所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为的要使人的思想革命化,因而使各项工作做得更多、更快、更好、更省。”①(①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稿的修改,手稿,1966年7月21日。)在“十六条”中,正是根据他的意见,加上了“抓革命,促生产”的内容。他还在陈伯达的一个讲话稿上批道:“抓革命,促生产这两句,是否在什么地方加进去。”②(②毛泽东对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稿的批语,手稿,1966年10月24日。)他始终深信,抓了“文化大革命”,不但不会妨碍生产,相反还可以促进生产。但是,毛泽东的主观愿望是一回事,实际情况又是另一回事。事实上,“文化大革命”进入工矿企业的结果,根本没有像他所想像的那样对生产起推动和促进作用,只是造成大规模的混乱,对生产产生严重的干扰和破坏。

  两党会谈期间,七月十三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我们要团结,不要分裂》。这个题目,是毛泽东拟定的。抓住团结的旗帜,以防苏共推卸破裂的责任。

  十一月十七日至二十一日,在北京召开部分省、市和国务院有关部门主管工业的负责人会议(通常称为工交座谈会),讨论陈伯达主持起草的关于工矿企业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文件稿。与会者不赞成其中提出的允许工厂成立派别组织、允许学生到工厂串连等内容,起草了一个修改稿,明确写上“十七年来,工交战线基本上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并且增加了以下内容:工业化大生产具有连续性和社会协作性,不能停产闹革命,只能有步骤地分期分批地搞;工人参加文革活动,只能在业余时间内进行,八小时工作制不能侵犯;学生不能到工厂去串连。陈伯达看到这个修改稿后大为不满,在二十一日把谷牧、余秋里找去,讥讽地说:“反正我们写文章的,无权无势,小小老百姓,谁也瞧不起。过去邓小平瞧不起,现在你们也瞧不起,你们有本事啊!把我们的稿子改得体无完肤了,有本事你们自己写一个嘛!”①(①《我们的周总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1月版,第26、27、46页。)

  中苏两党会谈没有取得任何结果,这是预料之中的。然而,出人意料的是,七月十四日,苏共中央在《真理报》上发表了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对中共中央六月十四日复信作了全面的批驳。

  余秋里、谷牧向周恩来、陶铸、李富春等作了汇报。二十二日,周恩来、李富春向毛泽东报告。毛泽东讲了几点意见:“(一)工矿企业还是要分期分批进行文革;(二)八小时生产不能侵犯,工人只能在业余时间闹革命;(三)文件提出后,让谷牧带个班子到上海、天津、沈阳听取各派工人的意见,继续进行修改,争取十二月份发出。”②(②《我们的周总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1月版,第26、27、46页。)毛泽东虽已决心在工矿企业也要开展“文化大革命”,但仍想把它限制在业余时间内进行。可是,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中,一旦让“文化大革命”进人工矿企业,就决不是用“业余时间”所能限制得住。跨出了这一步,工矿企业的生产秩序就稳定不住了。

  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再发表一个声明,同时发表七月十四日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并再一次以多种语言向全世界广播六月十四日中共中央的复信。

  第二天,谷牧把工交座谈会期间修改的关于工矿企业开展文化大革命问题的《汇报提纲》批印上报。但一场他没有料到的轩然大波发生了。据谷牧回忆:

  中共中央发言人声明于七月十九日发表。声明指出,所以要重新广播六月十四日中共中央的复信,同时发表七月十四日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是为了让自己的党员和中国人民了解中共中央和苏共中央双方的观点,进行比较和研究。毛泽东在审定声明稿时,加写了一大段话,其中说到我们广播苏共中央七月十四日的公开信的理由,是“这是一篇奇文”,接着引用了陶渊明《移居》诗中的两句,“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并称苏共公开信是“一篇绝妙的反面材料”。

  “万万想不到的是,我们这个稿子在十二月四日林

  《人民日报》七月二十日刊登苏共中央公开信时,有一个编者按。编者按列举苏共中央公开信中采取歪曲事实、颠倒是非的手法制造攻击中共领导人的事例。例如,关于核战争问题,说中共领导人不惜通过世界核战争,牺牲亿万人,来取得社会主义;关于对苏共二十大的评价问题,说中国领导人对它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弯;关于把思想意识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的问题,本来是由苏联造成的中苏经济贸易缩减,却反而责怪到中国方面。在列举了这些事例后,编者按说:“类似这样的情况,通篇皆是,总共有七八十处的样子,举不胜举,我们将在以后的文章中提供材料,加以澄清。”

  彪主持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汇报后,遭到了林彪、

  “我们将在以后的文章中提供材料,加以澄清”,这是毛泽东审定编者按时加写的,立此存照。这就是后来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发表评苏共中央公开信九篇文章的由来。

  康生、江青、陈伯达、张春桥、王力等人的激烈批判。

  七月二十一日下午,邓小平率领中共代表团返回北京。毛泽东亲自到机场迎接,一同前往的还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董必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首都各界五千多人也到机场欢迎,场面格外隆重热烈。这种场面是少有的。

  他们说,工业系统的问题,比文教系统还要严重;如果

  就在中苏两党在莫斯科进行会谈的时候,从七月十五日起,美、英、苏三国代表也在莫斯科会谈,讨论部分禁止核试验的问题。七月二十五日,三方签署了《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当时,中国正在抓紧进行核装置的研制工作。这是美苏勾结企图进行核垄断、阻止中国拥有核武器的骗局。毛泽东很重视这件事。七月二十八日、二十九日、三十日,连续三天召开会议,研究对策。七月三十一日,针对三国条约,中国政府发表了由周恩来主持起草修改、毛泽东审定的声明。在这个声明中,中国政府建议,全世界所有国家(有核国家和无核国家)庄严宣布全面、彻底、干净、坚决地禁止和销毁核武器。这件事,毫无疑问也为急剧恶化的中苏关系蒙上了一层厚重的阴影。连持中立态度的《柬埔寨电讯报》也发表评论说:人们本来希望中苏之间取得妥协,但赫鲁晓夫同西方接近的既成事实,使这种希望完全化为乌有。⑦

  工交财贸系统的文化大革命不好好地闹一闹,变修了,

  一九六三年七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召开会议,确定书记处的分工,写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事由康生负责,书记处各同志转到抓工业。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发表,共九篇,通称“九评”。

  文教系统搞得再好也没有用,国家非出修正主义不可。

  “九评”的第一篇(《一评》),九月六日发表,题为《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文章把中苏两党自一九五六年苏共二十大以来的矛盾和分歧,及其发展、升级和扩大的过程,公之于众。从这篇文章中,人们不难看到苏共的老子党作风和大国沙文主义的所作所为,也不难领略到中国共产党敢于同苏共的老子党作风和大国沙文主义作斗争的风骨。文章指名道姓地批评了赫鲁晓夫,并且指出,目前国际共运的大论战,是由苏共领导一手挑起和扩大起来的。论战已经开始,就必须把是非彻底地弄清楚。

  张春桥指着我说:‘你的发言,代表了一小撮走资派的

  在《一评》发表的时候,《二评》已在起草修改中。毛泽东对《二评》先后修改了三次,提出一些重要意见。

  情绪。’在十二月六日的会议上,陈伯达气势汹汹的站

  第一次是对九月二日稿的修改,把原先的标题“为什么甘当斯大林的敌人”改为“关于斯大林问题”。在文章开头加写了一段话,这段话以后又作了修改,形成最后的文字是:“斯大林问题,是一个世界范围内的大问题,曾经引起了世界各国一切阶级的反响,至今还在议论纷纷。各个不同的阶级,代表各个不同阶级的政党或政治派别,意见不同。估计在本世纪内,这个问题还不可能作出定论。但是,在国际工人阶级和革命人民范围之内,多数人的意见其实是相同的,他们不赞成全盘否定斯大林,而且越来越怀念斯大林。就是在苏联,也是如此。我们同苏共领导人的争论,是同一部分人的争论。我们希望说服这一部分人,以利于推进革命事业。这就是我们写这篇文章的目的。”

  起来,指责《汇报提纲》没有同他商量,发这个提纲是

  在九月二日稿谈到斯大林的错误和对他一生的评价的地方,毛泽东加写了一段话:“对于斯大林的只占第二位的一些错误方面,应当作为历史教训,使苏联共产党人和各国共产党人引以为戒,不再重犯,或者少犯一些,这也是有益的。正、反两面的历史经验,只要是总结得正确,合乎历史实际,而不加以任何歪曲,对于一切共产党人,都是有益的。”

  ‘突然袭击’。当我正在考虑对这一无理指责如何回答

  在谈到中国共产党抵制斯大林对中国的某些错误的影响的时候,九月二日稿写道:“早在三十年多以前,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就在抵制斯大林的某些错误的影响,并且逐步克服了‘左’倾和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路线,终于把中国革命引导到胜利。”毛泽东对这句话作了重要修改,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写上了刘少奇的名字,把刘少奇同毛泽东并列为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代表。毛泽东修改后的文字是:“早在二十年代末期和整个三十年代,随后又在四十年代的初期和中期,以毛泽东同志和刘少奇同志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就在抵制斯大林的某些错误的影响……。”

  时,周总理马上严肃地对着陈伯达说:‘这个提纲是我

  谈到中国共产党人对待犯错误同志的态度,毛泽东补充了一个重要内容:“对于犯错误的同志,只要改了就好了。如果他们不改,也可以等待他们在实践经验中逐步觉悟过来,只要他们不组织秘密集团,暗中进行破坏活动。”

  要他们写的,……是开夜车搞的,来不及征求意见。’

  在谈到斯大林做错了事能够做自我批评时,毛泽东加写了这样一段:“就是肃反错误,斯大林在一九三八年苏共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也是承认了的。”⑧

  在当天下午的会议上,林彪也发了言,他说:‘这次运

  九月六日,康生和吴冷西送上了修改后的九月五日稿。毛泽东作第二次修改,这次修改不多,主要是在谈到马克思主义者对待虽然犯过错误仍不失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人物如卢森堡、倍倍尔等人采取的态度时,增写了两句话:“倍倍尔、卢森堡等人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远不能同斯大林相比。斯大林是一个历史时代的无产阶级专政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的领导人,对他的评价,应当更加慎重些。”⑨

  动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一次批判干部的运动。干部当权

  九月十一日,毛泽东对《二评》作最后一次修改。在讲赫鲁晓夫等人对斯大林的否定之处,加写了一段话:“绝大多数苏联人,不赞成这样谩骂斯大林。他们越来越怀念斯大林。苏共领导人严重地脱离了群众。他们时时刻刻感觉到斯大林的阴魂不散,在威胁着他们,其实是广大人民群众对于全盘否定斯大林表示非常不满意。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至今不敢拿出来同苏联人民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见面,其原因就在于这个报告是一个见不得人的报告,是一个严重脱离群众的报告。”在文章的结尾,又补写了这样一句:“我们劝告赫鲁晓夫同志一句诚恳的话,希望你迷途知返,从完全错误的道路,回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上来。”⑩

  了这么多年,光讲光荣,成绩伟大,不许人家讲缺点,

  九月十三日,《二评》——《关于斯大林问题》发表,进一步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在斯大林问题上的一贯立场、中苏两党在斯大林问题上的原则分歧,对赫鲁晓夫在这个问题上的言行所作的揭露和批驳,可以说是淋漓尽致。

  非蜕化变质不可。这一回,硬是要发动群众大批判一

  ①毛泽东同威尔科克斯的谈话记录,1963年5月22日。

  下!’”①(①《我们的周总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

  ②毛泽东同金日成的谈话记录,1963年5月30日。

  1月版,第27、28页。)

  ③毛泽东同黎笋、长征的谈话记录,1963年6月4日。

  林彪过去从来不过问经济工作,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也很少出面主持政治局会议,这次表现得如此积极,的确很不寻常。他同江青、陈伯达、张春桥等在三个半天的会议上配合得如此默契,也不是偶然的。除了他们自身正要在乱中夺权的图谋以外,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们都看出:在“安亭事件”后,毛泽东决心把“文化大革命”从文化教育单位和党政机关扩展到工矿企业和农村中去,开展全面的“阶级斗争”,把它看作是巩固社会主义制度、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所必需的重要步骤。这确实是毛泽东正在思考和酝酿着的新的重大部署。

  ④中共中央政治局第113次会议记录,1963年6月12日。

  就在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后不久,毛泽东派人告诉林彪:稿子已经有了。他所说的“稿子”就是指陈伯达等重新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通常称为“工业十条”。十二月九日,中央碰头会议讨论通过了这个文件,并下发到县、团级和工厂企业、事业、科研、设计单位讨论。文件中虽然仍写道:“坚持八小时工作制,遵守劳动纪律,完成生产定额。”“八小时工作以外的时间,除了每周一次讨论生产问题以外,都由群众自己商量安排,进行文化大革命。”但同时又规定:“工人群众在文化革命中有建立革命组织的权利”:“各单位工人群众之间、工人群众组织之间,可以在业余时间,在本市革命串连,交流文化革命经验”;“学生可以有计划地到厂矿,在工人业余时间进行革命串连”等等。①(①《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1966年12月9日。)这一来,所谓在“八小时工作以外”的“业余时间”闹革命,只能是一句空话。

  ⑤1963年6月下旬,苏联政府以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工作人员散发中共中央《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为由,驱逐中国驻苏大使馆6名工作人员,并宣布他们为“不受欢迎的人”。

  十二月十五日,在林彪主持下,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又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规定:“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整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农村文化大革命,也要采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实行大民主。在队与队之间,社与社之间,可以利用生产的空闲时间,进行串连。还可以组织一批革命学生下乡串连”。②(②《中共中央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1966年12月15日。)

  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114次会议(扩大)记录,1963年6月30日。

  谁都可以感觉得到,一场“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浪潮很快就要在全国范围内以席卷之势掀起了。

  ⑦见1963年8月1日《人民日报》。

  十二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同一位波兰来访者谈话,论述了他对整个局势发展的新判断。他强调中国面对的不是个别人的问题,而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一场大斗争,是事关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前途命运的全局性的大事,现在需要从学校、机关进一步扩展到广大城乡,形成整个的阶级斗争。他说:

  ⑧毛泽东对《二评》9月2日稿的修改,手稿,1963年9月。

  “单反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是不够的,还要反我们

  ⑨毛泽东对《二评》9月5日稿的修改,手稿,1963年9月。

  党内的修正主义,不然的话,再过多少年,中国的颜色

  ⑩毛泽东对《二评》修改稿的修改,手稿,1963年9月11日。

  就会变了,到那时候就会晚了。过去做了一些,只是修

  此时,中共中央正在召开工作会议(九月六日至二十七日),主要讨论一九六四年经济计划、农村社教和农村工作、关于工业发展的决议、国际问题。在二十七日大会上,毛泽东着重讲了国际形势问题。

  修补补,没有当作整个阶级斗争去做。

  几天前,九月二十一日,苏联政府发表了一个声明。法新社评论说,这个声明“使中苏争论进入一个新阶段”。九月二十五日,中国驻苏联大使馆给中央发来一个对苏联政府声明的分析报告。

  先从学校的学生和机关的干部作起,再到工厂、农

  毛泽东先让杨尚昆当场念了这个报告。报告认为,苏联政府的声明,除了答复我九月一日的声明外,还企图回答我最近对它的揭露。对我公布内部文件非常害怕,流露了其立场虚弱、怕我党揭底的心情。报告还认为,苏联领导人近来比较集中地攻击我制造分裂,是在为全面分裂作准备。目前,苏联方面正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造成一种要求“停火”、“谈判”的舆论,企图阻止我新的反修攻势,并想“找借口嫁祸于我”。

  村中去,把工人、农民组织起来。这不是个别人的问

  念完后,毛泽东说:“大使馆他们在前线,这个分析很近乎事实。大家担心的是形势问题,尤其是国际形势。有些同志担心苏、美合作对我们不利。我总相信《红楼梦》上王熙凤说的那句话,‘大有大的难处’。现在,美、苏两国都很困难。美国政策委员会主席罗伯特曾发表一篇文章,基调是说美、苏都碰到了许多困难,而且是没法解决的。我也不认识这个人,他同我的某些想法不谋而合,差不多。美国不论国内、国际到处都碰钉子;赫鲁晓夫也是这样。不要忘记这一点。还是《红楼梦》上冷子兴说的,‘百脚之虫,死而不僵’。美国《锤与钢》杂志也说:美国像一株空了的大树,里边已被虫子咬空了,外边还枝叶茂盛。”

  题,这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有些人不很理解,

  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两个中间地带的问题。他说:“我看中间地带有两个,一个是亚、非、拉,一个是欧洲。日本、加拿大对美国是不满意的。以戴高乐为代表的,有六国共同市场,都是些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东方的日本,是个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对美国不满意,对苏联也不满意。东欧各国对苏联赫鲁晓夫就那么满意?我不相信。情况还在发展,矛盾还在暴露。过去几年法国人闹独立性,但没有闹到今天这样的程度。苏联与东欧各国的矛盾也有明显发展,关系紧张得很。什么缓和国际形势,不要信那一套。苏、美达成协议,我看不那么容易。大西洋许多国家也不会赞成美国。戴高乐到处说法国不当卫星国,他们是控制和反控制的斗争。赫鲁晓夫说我们同戴高乐站在一条战线上,其实我们同戴高乐也没有见过面。我们无论国内、国外,主要靠人民,不靠大国领袖。靠人民靠得住。”

  说我们太过分了。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反动派不赞

  谈到目前对苏共的方针,毛泽东说:“我们的方针是确定的。去年在这个地方少奇同志讲了一篇话,今年小平同志讲了一篇,刚才总理又讲了一篇。还是这个方针,叫做坚持原则,坚持团结,坚决斗争,留有余地,后发制人,反对分裂。我们按照这样几句话去做。每一篇文章总是留有余地。现在苏联也学我们,它也是留有余地。凡是气势汹汹的,你不要看它气势汹汹,其中有问题,外强中干。它不敢发表我们的东西。只看这一条,就知道它怕。究竟我们怕修正主义厉害些,还是修正主义怕我们厉害些?我看,它怕我们怕得厉害些。它有三怕,就是那一天小平同志讲的,一怕帝国主义,二怕‘教条主义’(就是我们),三怕人民、老百姓。”①

  成,我们就高兴。他们只赞成我们反对的资产阶级分

  毛泽东的讲话中,对中苏论战开始以来的情况作了分析,对今后将继续坚持的方针作了阐发,反映出他对当时国际形势的一些基本估计和看法。

  子。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反动派在中国的希望,就是

  九月二十六日,《三评》发表,题目是《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

  他们。并且他们还在党内,早就钻进来了,有老党员,

  文章把中苏两党在南斯拉夫问题上的分歧摆了出来,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在当时的看法。通过对南斯拉夫的对内对外政策的分析,从经济、政治、外交等方面,勾画了当时所称的“资本主义复辟”的基本轮廓和标志。这些认识,对于当时毛泽东对国内社会情况和党内状况的观察影响很大,使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阶级斗争的一系列论断,朝着“左”的方面进一步发展了?

  也有新党员。我们的党员百分之八十是一九四八年以后

  《三评》发表后,国庆节临近,一些兄弟党的代表团纷纷来华参加庆祝活动。中共中央决定,在这期间,暂时不再发表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直到十月二十二日,才发表了《四评》,题目是《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

  入党的,有些是资产阶级投机分子。领导机关对他们毫

  这篇文章,着重批驳苏共领导在对待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民族解放运动上的政策。文章重申,民族解放运动和社会主义工人运动,是当代两大革命潮流。亚非拉是当代世界各种矛盾集中的地区,是帝国主义统治最薄弱的地区,是目前直接打击帝国主义的世界革命风暴的主要地区。这是中共中央六月十四日复信中提出的一个基本观点,是毛泽东近年来反复强调的一个基本观点,他在会见外国客人,特别是众多的亚非拉国家的外国客人时,总是讲这个观点。

  无办法.他们就怕红卫兵。在工厂要组织红卫兵,在农

  《四评》认为苏共领导对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实行的政策是:以和平共处与和平竞赛代替民族解放运动;主张由苏美两国合作援助落后国家;通过裁军来消灭殖民主义;通过联合国消灭殖民主义。文章对苏共领导散布的所谓“黄祸论”进行了有力的批驳。

  村也要组织红卫兵,看看谁胜谁负。胜负还未定哩!”①

  十月底和十一月初,赫鲁晓夫接连发表两次讲话,一面继续攻击中共,一面又挂出了“免战牌”。中共中央考虑到各方面的情况,决定不予理会,继续发表评论文章。

  (①毛泽东同波兰客人杨力谈话记录,1966年12月21日。)

  十一月十九日,《五评》发表,题目是《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

  毛泽东心目中,面对的是那样一场“胜负还未定”的严峻的“整个阶级斗争”,弄得不好“中国的颜色就会变了”。在他看来,那是比什么都更重要而紧迫的问题。这样,他就越来越觉得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同他的思想距离太大了,依靠原有的体制,根本无法实现他发动这场“大革命”的意图和部署,而光靠十月中央工作会议那样对他们“做政治思想工作”看来已不能解决问题,“他们就怕红卫兵”,于是就决心采取更加激烈的手段,把运动的发展推向一个新的局面。“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遇到的几乎都是以往没有遇到过的新问题,毛泽东经常说的两句话是“不一定”和“还要看”。②(②访问王力谈话记录,1983年7月29日。)他下这样的决心,是经历了一个反复思考的过程才定下来的。不幸的是,这种决心是建立在对客观形势作出错误估计的基础上的。

  毛泽东审阅这篇文章时,加写了一个名句:“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毛泽东对真理标准问题所作的完备表述,现在已被人们普遍认为是一个经典的概括。

  十二月二十六日是毛泽东七十三岁生日。这天晚上,临时通知一些人到中南海的游泳池吃饭。除毛泽东外,参加的有江青、陈伯达、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没有林彪、周恩来、陶铸、康生、李富春。吃饭按他的惯例,四菜一汤,每人一小碗面条,还有烤白薯、煮玉米。吃饭前,毛泽东讲了很长的一篇话,就像是举行了一次会议。

  《五评》共分六个部分。在第一部分“历史的教训”里,回顾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的主要论点,以及列宁对这些论点的揭露,指出赫鲁晓夫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观点是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翻版;第二部分“最大的骗局”,揭露了赫鲁晓夫对于美国所抱的种种幻想,指出美国是当代侵略和战争的主要力量,以及他们推行“和平战略”的企图;第三部分“关于防止新的世界战争的可能性问题”,详细阐明了毛泽东关于新的世界战争可能防止的论点,同时又强调要消灭战争就必须消灭帝国主义的观点;第四部分“核迷信、核讹诈是现代修正主义的理论基础和政策指南”,着重批驳苏共领导关于“核武器改变了以前关于战争的概念”的种种论点;第五部分“是斗争还是投降”,阐明了毛泽东关于针锋相对的斗争策略,指出只有依靠人民群众,同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才能有效地保卫和平;第六部分“保卫和平的道路和导致战争的道路”,是对全文的总结,试图说明中苏两党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分歧,是既取得革命胜利又赢得世界和平的路线同适应美国“全球战略”、助长战争危险的路线的对立。

  毛泽东的这篇讲话十分重要,但没有留下正式记录。据参加这次晚宴的王力说,毛泽东讲话中给他印象很深的话是:

  十二月三日下午,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向杨尚昆和伍修权递交了一封由赫鲁晓夫署名致毛泽东的信。这封信所署的日期是十一月二十九日。

  “社会主义革命发展到新的阶段,苏联复辟了,十

  这一天下午,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正在举行闭幕会议,毛泽东让邓小平在人大会议上宣读了这封信。

  月革命的策源地不行了。苏联的教训说明,无产阶级夺

  苏共中央在来信中,要求停止公开论战,并表示希望改善中苏两国关系,包括加强经济、科技合作联系,可以提供成套设备,可以派苏联专家到中国帮助建设,在制定新的五年计划时,两国能够互助合作,对中苏边界的某些地段可以通过谈判解决分歧。还表示:“苏联报刊已经停止发表论战性的材料。”

  取政权以后能不能保持住政权,能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

  对苏共中央的这封信如何答复?要不要继续发表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对这些问题作出了回答。他说:考虑到我们对他们七月十四日的公开信还没有答复完,他们发表的两千多篇反华文章还没有开始答复,还有四十几个兄弟党发表的攻击我们的决议、声明,我们也都没有答复。在这种情况下,对于他们呼吁停止公开论战,我们不忙答复,还是继续写我们的评论。关于贸易问题,关于五年计划问题,无非是想做生意,现在也没有完全断绝贸易往来,无非想增加一些。关于边界问题,可能他们也想谈一谈,摸摸我们的底。至于专家问题,那真是岂有此理,他们要撤就一下子全部撤走,现在又想派人来,我们并不是傻子。毛泽东还谈到,下一篇讲和平共处问题的文章,要说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我们首创的;要把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同列宁的和平共处加以比较;要引用杜勒斯的话戳穿美国所谓的和平共处是搞和平演变。②

  辟,这是新的中心课题。问题出在党内,堡垒最容易从

  十二月十二日,《六评》发表,题目是《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文章概述了列宁和斯大林的和平共处政策,把列宁关于和平共处政策的基本思想概括为五条,强调同帝国主义国家和平共处是靠斗争得来的,强调列宁所说的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根本原则不是和平共处而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强调被压迫阶级同压迫阶级、被压迫民族同压迫民族不能和平共处。文章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丰富了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在国际事务中,对于不同类型的国家,对于同一类型国家的不同情况,采取区别对待的方针:把社会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加以区别,把新获得独立的民族主义国家同帝国主义国家加以区别,把一般资本主义国家同帝国主义国家加以区别,以及对不同的帝国主义国家也区别对待。文章指出,中国政府坚持和平外交政策,一九五四年倡议了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国外交政策的总目标是,“以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无产阶级为核心,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广泛的统一战线”。文章逐条批驳了苏共领导人关于和平共处问题的主要观点,认为这些观点同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在三个问题上存在原则性分歧:(一)实现和平共处,能不能消除社会主义同帝国主义之间的对立和斗争?(二)和平共处能不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总路线?(三)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共处政策能不能作为所有共产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能不能代替各国人民的革命?文章认为,“苏共领导的‘和平共处’总路线适应美帝国主义的需要”,“苏美合作是苏共领导的‘和平共处’总路线的灵魂”。

  内部攻破。阶级斗争没有完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

  接着,起草《七评》,题目是《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毛泽东说过:《七评》搞了两个多月,修改了十八次,我们在文章发表的前两个星期才想出了一个题目《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据吴冷西回忆:“这篇文章原定是讲兄弟党关系的,多次改变题目,改变结构,写得比较吃力。③”“此稿前后一共修改了十八遍,比我们过去的几篇文章花的力气都大,时间也最长。”④

  同资产阶级、特别是小资产阶级在党内代理人的全面较

  一九六四年二月四日,《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发表。文章从总结一百多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教训,特别是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的历史教训中破题,提出三个论点:第一,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共产主义队伍里来,不可避免地产生机会主义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分裂活动,马列主义和国际工人运动正是在这种对立面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第二,在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维护团结和制造分裂的斗争,实质上是马列主义同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斗争,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是分裂主义的政治和思想根源。第三,无产阶级的团结是在同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的斗争中巩固和发展起来的。文章指出,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领导,已经成为现代修正主义的主要代表,也是国际共运中最大的分裂主义者。

  量”。

  文章揭露了苏共强加于人的老子党作风和把本国利益凌驾于兄弟国家利益之上的大国沙文主义,并驳斥了加给中共的种种罪名,如所谓“反苏”、“争夺领导权”、“抗拒多数的意志”、“支持兄弟党的反党集团”等等。文章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加强国际共运团结的主张。

  “我这次搞了个文件——五一六通知,广播了一张

  《七评》发表前,毛泽东在审定一月二十八日稿时,有两处增补。一处是在“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部分,加写了“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是国内资产阶级因素泛滥和增长起来的产物”。另一处是在“目前的公开论战”部分,加写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科学,科学是不怕论战的,怕论战的不是科学”。⑤前者代表了毛泽东通过对苏联变化的观察和中苏论战得出的一个认识。他同样用这个观点观察中国国内的问题,从而由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最后演变成“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后者表达了他对这场论战的充分自信和将这场论战进行到底的决心。

  大字报,搞了个红卫兵大串连,大串连使全国革命联成

  在《七评》发表后的一段时间里,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开始考虑答复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苏共中央来信的问题。

  一片。整个文化大革命的过程都是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中共中央的复信,签署的日子是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九日,送出的日子是三月一日。复信共分五个部分:第一,关于中苏边界问题;第二,关于援助问题;第三,关于苏联专家问题;第四,关于中苏贸易问题;第五,关于停止公开论战问题。答复措词严厉,实际上是正在进行的论战的继续。这些问题已经超出中苏两党关系的范围,特别是已经涉及日益敏感的中苏边界问题。迹象表明,中苏论战远远超出了党与党的关系,已全面影响到了中苏之间的国家关系。

  较量,现在还在继续。资产阶级在党内还有一定的市

  复信的最后,对停止公开论战提出了四点建议:(一)必须经过中苏两党和其他有关兄弟党,进行各种双边的和多边的会谈,通过协商,找出一个能为各方所接受的公平合理的办法,达成共同的协议;(二)在举行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之前,应当做好准备工作,使这个会议成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原则的基础上团结的大会;(三)中苏两党继续举行会谈是开好兄弟党会议的必要准备步骤,建议在一九六四年十月十日到十五日在北京继续举行两党会谈;(四)在中苏两党会谈之后,举行阿尔巴尼亚等十七国⑥兄弟党代表参加的会议,为各国兄弟党代表会议作进一步的准备。

  场,还有大批干部世界观没有改造或没有改造好,这就

  毛泽东对这个复信极为重视,二月二十三日和二十四日两次审阅复信稿,并要康生、陈伯达邀几个人开会再讨论一下复信稿。二月二十九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通过了这封复信。同时还征求了朝鲜党和越南党的意见。

  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市场。这些代表人物顽强地坚持资

  三月七日,苏共中央又复信中共中央,对二月二十九日的信提出的各点内容逐条批驳,并指责中共“只是为了让自己占有‘老子党’的地位”。复信同意在北京举行两党会谈,但要求把会谈的时间从十月提前到五月;同意举行有部分兄弟党参加的筹备会议,并建议在一九六四年六、七月间召开,但不赞成中共提出的十七国名单,坚持要由参加一九六0年莫斯科会议起草委员会的所有二十六国⑦兄弟党组成筹备会议;同意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召开的时间为一九六四年秋。

  产阶级反动路线,利用这个社会基础,他们本人是党的

  这时,罗马尼亚工人党领导人来到北京,希望对迅速恶化的中苏关系作一些调解工作。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会见了他们,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并作了解释工作。

  各级领导者,在党内有影响。”

  三月三十一日,发表了《八评》,题目是《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

  “现在,对这些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要

  《八评》的第一段话,是毛泽东加写的,说明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本文想讨论一个大家都熟悉的、很出名的问题,这就是所谓‘和平过渡’问题。这个问题之所以出名,弄得大家都注意起来,是由于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提了出来,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用纲领的形式加以系统化,以其修正主义的观点,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一九六三年七月十四日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又重弹这个老调。”⑧

  叫他悬崖勒马,如果再搞两面派,他们就是和走资派同

  文章起草班子还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八评》最末一段增加以下的一些话:“我们愿意奉劝苏共领导同志,过去有多少机会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都被丢进历史垃圾堆,你们何必一定要跟着他们的脚印走呢?”“‘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冒牌的社会主义是死亡了,但是,科学社会主义却充满着青春的活力,它正在以更加宽阔的步伐向前迈进。”⑨

  流合污,或者他们就是走资派。一个要把社会主义革命

  文章从苏共二十大讲起,由此联系到伯恩施坦和考茨基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联系到列宁对伯恩施坦和考茨基的批判,联系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共运内部主张“和平过渡”的一些代表人物,着重批驳赫鲁晓夫的“议会道路”和“和平过渡”的观点。文章重申了关于暴力革命的思想,阐述从苏共二十大以来中苏两党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

  进行到底,一个要保存资本主义的秩序,老框框、老组

  这篇文章第一次指名道姓地给赫鲁晓夫戴上了修正主义者的帽子,批驳的言词也愈加尖锐,用毛泽东的话说:“以比过去更加清楚的语言,回答修正主义者。”⑩

  织、老规矩。一个要革、一个要保,就是两条路线斗争

  ①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3年9月27日。

  的继续。”

  ②吴冷西《十年论战》(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5月版,第655、656页。

  “中国现代史上革命运动都是从学生开始,发展到

  ③毛泽东同金日成的谈话记录,1964年2月29日。

  与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相结合,才有结果。这是

  ④吴冷西《十年论战》(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5月版,第662、663页。

  客观规律。五四运动就是这样,文化大革命也是这

  ⑤毛泽东对《七评》稿的修改,手稿,1964年1月28日。

  样。”①(①《王力反思录》下册,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

  ⑥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十七国包括: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越南、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中国、朝鲜、古巴、蒙古、波兰、罗马尼亚、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印度尼西亚、日本、意大利、法国。

  10月版,第693—696页。)

  ⑦苏联共产党提出的二十六国,除了上述十七国以外,还包括: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英国、芬兰、阿根廷、巴西、叙利亚、印度、美国、澳大利亚。

  对各地各级党政机关领导人中相当大的一个多数,毛泽东已经明显地失去耐心,认为他们利用领导者的身份,玩弄两面派的手法,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努力保存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旧框框,提倡无条件服从,挑动群众斗群众,阻挠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同他们商量,已不再能妥善地解决问题。不排除这个障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便不能进行到底。他认为,最近已出现新的局面,广大工农兵起来了,主力是工人。一切企图阻挡这股历史潮流的人都要被冲走。

  ⑧毛泽东对《八评》稿的修改,手稿,1964年3月17日。

  吃饭时,毛泽东举杯祝酒,说:祝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

  ⑨吴冷西《十年论战》(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5月版,第739、740页。

  在毛泽东看来,“文化大革命”将要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一场更大的“全面阶级斗争”的风暴即将来临。可是,这样的重大决断,只是由他个人来决定和宣布。中国便是在这种情况下进入一九六七年的。

  ⑩毛泽东对《八评》稿的修改,手稿,1964年3月17日。

  据吴冷西回忆,在《八评》发表之前由毛泽东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大家估计,我们发表《八评》以后,苏共很可能要发表他们二月全会的决议。毛主席说,如果《八评》发表以后,苏共发表二月全会的决议,掀起一个反华运动,那我们要考虑把过去几个月以来没有发表的我们同苏共来往的双方信件公开发表,而且要求他们也这样做。”毛泽东还把赫鲁晓夫比作中国古典小说《水浒》中的洪太尉,说:赫鲁晓夫就是洪太尉。他发动公开论战,就是揭开石板,把下面镇着的“一百零八个妖魔”放出来,天下大乱了。一百零八将就是梁山泊的英雄好汉。我们就是赫鲁晓夫这个“洪太尉”放出来的“妖魔鬼怪”。①

  果然,四月三日,苏联方面公开发表了苏共中央二月全会决议和苏斯洛夫在全会上的反华报告,《真理报》还配发了一篇反华社论。苏共中央二月全会的决议声称:“苏共中央认为,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共产主义运动和维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的根本利益,要求从思想上揭露中共领导的反列宁主义的立场和坚决反击他们的分裂行动。”②

  在中国共产党看来,这是苏共采取的一个使论战升级的重要步骤。按照预先商定的方针,决心一面继续写《九评》给予还击;一面采取拖的办法,尽量推迟中苏分裂的时间。一个重要措施,就是以毛泽东等的名义给赫鲁晓夫七十寿辰发贺电。

  当时毛泽东正在长沙。四月十三日下午,他召集邓小平、康生、吴冷西开会,讨论贺电稿的修改等问题。据吴冷西回忆说,毛泽东谈了四点意见。第一是关于给赫鲁晓夫七十寿辰的贺电。贺电不必多谈分歧和争论。要点出一个意思,尽管我们有分歧,但是一旦有事,我们两党会团结起来的。第二是关于准备发表苏共中央二月全会决议和苏斯洛夫的报告。第三是关于推迟发表对苏共中央三月七日来信的复信问题。少奇同志建议推迟发表复信,这个建议好,因为情况变化了,要改写后才能发。到时候,可以把从去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的来信一直到我们这次给他们的复信,这中间双方来往信件,全部公开发表。第四是关于继续写评论苏共公开信的文章问题。《九评》、《十评》要抓紧,今后还要组织一批文章。③

  随后,在邓小平主持下,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贺电稿搞出一长一短两个方案,同时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对长的比较满意,作了修改,并批示:“此件好。略有增改,请酌定。”④

  四月十七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由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署名的贺电。毛泽东特地嘱咐,这个贺电发出以后,一段时间内不要发表反修文章,以示和解。

  十天以后,四月二十七日,经毛泽东批准,《人民日报》摘要发表了苏共中央二月全会的反华决议和苏斯洛夫的反华报告,以及《真理报》在发表这些文件时配发的反华社论,并加写了按语,申明:“苏共领导公布的这批反华文件、讲话和文章,以及在此以前和以后公布的一切反华文件、讲话和文章,我们都要在对苏共中央公开信答复完毕以后,依次给予回答。⑤”这是在论战中“立此存照,将来再议”的通常做法。

  五月九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中共中央五月七日给苏共中央的复信,还全文发表了中苏两党之间的其他六封来往信件。

  五月七日的复信,在以下几个问题上表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态度。一是关于停止论战问题,复信表示:在对一九六三年七月十四日苏共中央的公开信还没有答复完以前,不可能放弃公开答辩的权利。二是关于举行中苏两党会谈、兄弟党代表筹备会和兄弟党国际会议的问题,复信表示:从现在的情况看,中苏两党会谈推迟到明年上半年(如五月)较为适宜。至于筹备会议和国际会议,要看两党会谈的结果而定。三是关于反对单方面召开国际会议,复信表示:如果苏共中央急急忙忙地要开一个这样的会议,就必须承担分裂的责任。

  这封复信的要点,是在预见到有分裂危险的情况下,采取了拖的策略,力图避免苏共把分裂的责任嫁祸于人。其中,第二、第三点是关键。这两点都是毛泽东修改定稿时加上的。复信指出:“我们现在把这种诚心诚意,利害昭然的话讲在这里,勿谓言之不预也。⑥”毛泽东在给康生、吴冷西并告中央常委各同志的批语中写道:“在这个开会时间问题上,苏共领导的章法乱了,因此指挥棒也不灵了,因为大多数党都怕开分裂主义的会。实际上苏共领导自己也怕开这种会,因为分裂对他们没有好处。这种会实际上是开不成的。⑦”后来这个会真的没有开成。

  五月十五日至六月十七日,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主要讨论两个问题。一是制定以备战为中心的“三五”计划;二是讨论农村“四清”运动。前者是要防范突然发生的大规模侵华战争,后者是要防止产生资产阶级分子和修正主义分子篡夺各级领导权。这些都是毛泽东心目中头等重要的大事。

  会议期间,六月十六日,毛泽东在北京近郊昌平县的十三陵水库管理处会议室召开一次会议,发表了关于培养接班人问题的讲话。他说:

  “苏联出了修正主义,我们也有可能出修正主义。如何防止出修正主义,怎样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我看有五条:

  第一条,要教育干部懂得一些马列主义,懂得多一些更好。就是说,要搞马列主义,不搞修正主义。

  第二条,要为大多数人民谋利益,为中国人民大多数谋利益,为世界人民大多数谋利益,不是为少数人,不是为剥削阶级,不是为资产阶级,不是为地、富、反、坏、右。没有这一条,不能当支部书记,更不能当中央委员。赫鲁晓夫是为少数人的利益,我们是为大多数人的利益。

  第三条,要能够团结大多数人。所谓团结大多数人,包括从前反对自己反对错了的人,不管他是哪个山头的,不要记仇,不能“一朝天子一朝臣”。我们的经验证明,如果不是‘七大’的正确的团结方针,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胜利。对于搞阴谋诡计的人要注意,如中央就出了高、饶、彭、黄等人。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有的人就是要搞阴谋,他要搞,有什么办法,现在还有要搞的嘛!搞阴谋的人,是客观存在,不是我们喜欢不喜欢的问题。

  一切事物都是对立的统一。五个指头,四个指头向一边,大拇指向另一边,这才捏得拢。

  完全的纯是没有的,这个道理许多人没有想通。不纯才成其为自然界,成其为社会。完全的纯就不成其为自然界,不成其为社会,不合乎辩证规律。不纯是绝对的,纯是相对的,这就是对立的统一。扫地,一天到晚扫二十四个钟头,还是有尘土。你们看,我们党的历史上哪年纯过吗?但是却没有把我们搞垮。帝国主义也好,我们党里冒出来的修正主义也好,都没有把我们搞垮。解放以后出了高岗、饶漱石、彭德怀,搞垮了我们没有?没有。搞垮我们是不容易的,这是历史经验。

  人是可以改变的。有少数人变不了,吃了饭就骂人,各省都有一点,是极少数,不变也可以,让他们去骂。对那些犯错误的人,要劝他们改好。要帮助人家改正。只要他认真改正了,就不要老是批评没完。

  要团结广大群众,团结广大干部,团结这两个百分之九十五。

  第四条,有事要跟同志们商量,要充分酝酿,要听各种意见,反对的意见也可以让他讲出来。要讲民主,不要‘一言堂’,一开会就自己讲几个钟头,不让人家讲话。不要开会时赞成,会后又翻案,又说不赞成。共产党人要搞民主作风,不能搞家长作风。

  第五条,自己有了错误,要作自我批评。一个指挥员指挥打仗,三个仗,胜二个,败一个,就可以当下去。打主意,对的多,错的少一点,就行了。不要总是以为自己对,好像真理都在自己手里。不要总是认为只有自己才行,别人什么都不行,好像世界上没有自己,地球就不转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是按照自己的规律前进的。无产阶级的大人物,像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不是都逝世了吗?世界革命还是在前进。

  但是,接班人的问题还是要部署一下。要准备好接班人。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总是要在大风大浪中成长的。”⑧

  经过近一年的中苏公开论战,随着国内“四清”、“五反”运动的进行,毛泽东愈来愈担心中国出修正主义的危险性。为防止中国出修正主义,毛泽东把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作为防修的一项战略措施提上日程。毛泽东上述讲话的五条主要内容,不久被写进《九评》。

  七月十四日,《九评》发表,题目是《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这时同苏共中央公开信的发表,正好相隔一年。这是对苏共中央公开信评论文章的最后一篇,也是九篇评论文章中分量最重的一篇。原先还准备写《十评》,由于赫鲁晓夫的下台,《十评》没有发表。

  《九评》是全面论述无产阶级专政学说,驳斥“全民国家”、“全民党”的,所以原先的题目是“无产阶级专政和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毛泽东把题目改为“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

  《九评》从怎样认识社会主义社会、怎样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问题破题,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对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认识,强调“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很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贯穿着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谁战胜谁’的问题,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这是全篇立论的基础,源于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公报。文章分析了苏联的社会状况,认为苏联存在着敌对阶级和阶级斗争,认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篡夺了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在苏联社会上出现了一个资产阶级特权阶层”,“苏联人民同他们之间的矛盾,是目前苏联国内的主要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对抗性的阶级矛盾”。文章批驳了“全民国家”和“全民党”的观点。

  文章总结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教训,主要是回答怎样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怎样才能防止和平演变。文章把近年来毛泽东提出的关于反修防修的理论和政策加以系统整理,概括成为十五条内容。这十五条,包括了毛泽东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的一些正确的思考,如关于正确区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社会矛盾的思想,关于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和逐步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思想,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关于人民军队必须永远置于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等等。但是,这十五条也比较系统地体现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指导思想,把八届十中全会以来迅速发展着的关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继续进行阶级斗争的一系列思想系统化了。

  据吴冷西回忆,毛泽东在主持讨论“九评”修改稿时曾说,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在苏联搞和平演变,是向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包括我们中国在内,向所有共产党,包括我们中国共产党在内,敲响了警钟。帝国主义对我们第一代、第二代大概没有指望了,但他们寄希望于第三代、第四代和平演变,杜勒斯辈就是这么公开说的。因此我们要准备后事,要培养革命接班人。⑨所以,“九评”将毛泽东六月十六日讲话中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应具备的条件全文发表,并强调指出培养革命接班人的重大战略意义:“总之,这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生死存亡的极其重大的问题。这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帝国主义的预言家们根据苏联发生的变化,也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党的第三代或者第四代身上。我们一定要使帝国主义的这种预言彻底破产。”

  《九评》关于国际共运历史经验教训的论述,是针对苏共二十二大提出的一些突出论点,同时直接引申到中国国内的反修防修问题上。

  由于对国内形势过分严重的估计,在“以阶级斗争为纲”思想指导下,《九评》把中苏论战中得出的一些结论运用到对国内政治生活状况的观察,又进一步加速和加深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阶级斗争的“左”倾理论和政策的发展。

  还在《九评》发表以前,苏共中央曾于六月十五日给中共中央一封来信。这封信是对中共中央五月七日信的答复。信中认为中共中央放弃了关于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的建议,并申明他们要尽快召开由二十六国组成的筹备会议,“关于召开这个筹备会的具体日期,我们认为必须在最短期间内就同兄弟党商定”。信中虽然说了“仍旧愿意在取得协议的任何日期举行苏共和中共代表的双边会谈”,但实际上已把两党会谈同召开国际会议脱钩了。

  中共中央是六月二十日收到这封信的,毛泽东提出对此信暂不理睬,先发表《九评》再说。

  七月十五日,也就是“九评”发表后的第二天,毛泽东才腾出手来修改复信稿,到七月二十五日,进行了多次修改。

  苏共中央在来信中坚持认为,“在召集国际会议问题上,兄弟党赋予它以特殊的责任”。复信稿对此作了批驳,毛泽东认为分量还不够,提出:“还要多讲几句,以剥夺他的什么召集权。”“另外要写一段自共产国际解散以后,十多年没有国际会议,而各国革命却胜利了,各国共产党却发展了。”

  毛泽东针对苏共坚持要把二十大和二十二大通过的纲领写进兄弟党国际会议文件的做法,在复信稿中加写了一连串的质问:“为什么一个党的决定,硬要一切党都服从呢?为什么不服从就算犯了大罪呢?请问这是什么逻辑,什么兄弟党之间相互关系的准则呢?”

  在复信的最后部分,毛泽东加写了几段话,正告苏共领导人不要召开分裂性质的兄弟党国际会议。其中一段,描绘了赫鲁晓夫等人在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问题上“骑虎难下”、“欲罢不能”的尴尬处境。话是这样写的:“你们既然下定了决心,大概就得开会吧。如果不开,说了话不算数,岂不贻笑千古吗?这叫做骑虎难下,实逼处此,欲罢不能,自己设了陷阱自己滚下去,落得个一命呜呼。不开吧,人们会说你们听了中国人和各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劝告,显得你们面上无光。要是开吧,从此走入绝境,再无回旋的余地。这就是你们修正主义者在现在这个历史关节上自己造成的绝大危机。你们还不感觉到吗?我们坚信,你们的所谓大会召开之日,就是你们进入坟墓之时。”“那时我们只好说:‘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⑩”

  这个复信,可以看作是对苏共中央公开信九篇评论文章的继续,借着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这个话题,着重批驳苏共领导人惯于对兄弟党发号施令、指手划脚的老子党作风,揭穿赫鲁晓夫等人以兄弟党国际会议作为“指挥棒”,让兄弟党服从于自己,把自己党的纲领强加于人的大国沙文主义作风。这对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各兄弟党之间确立正常的平等协商的关系,有很大的推动作用。但是,纵观整个论战前后的情况,毋庸讳言,在激烈的争辩中,中国共产党自身也在某种程度上自觉不自觉地表现出以自己的观点划线、把自己的某些观点强加于人的倾向。

  ①吴冷西《十年论战》(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5月版,第736、737页。

  ②1964年4月27日《人民日报》。

  ③吴冷西《十年论战》(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5月版,第745-747页。

  ④毛泽东对祝贺赫鲁晓夫七十寿辰电报稿的批语,手稿,1964年4月14日。

  ⑤1964年4月27日《人民日报》。

  ⑥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三月七日来信的复信稿的修改,手稿,1964年4月30日。

  ⑦毛泽东给康生、吴冷西并告中央常委各同志的批语,手稿,1964年4月30日。

  ⑧《毛主席论教育革命》,人民出版社1967年12月版,第18-21页。

  ⑨吴冷西《十年论战》(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5月版,第781页。

  ⑩毛泽东对中共中央给苏共中央的复信稿的修改,手稿,1964年7月25日。

  七月二十八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这个复信。三十一日,这封复信连同苏共中央六月十五日的来信,在《人民日报》上全文发表。这以后,围绕着召开兄弟党筹备会议和国际会议的问题,继续展开你来我往的“信件战”。

  七月三十日,苏共中央再次致信中共中央,说他们已经把前一封信发给所有的兄弟党,“绝大多数兄弟党都表示必须采取集体行动来克服我们队伍中产生的困难”,“而且许多党都坚持这种会议的召开不能长期拖延”。信中还说:苏共中央已经邀请二十六国(包括中国在内)兄弟党的代表在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五日前到达莫斯科参加筹备会议,“即使二十六个共产党中任何一个党,在上述期限之前不派出自己的代表,委员会也应该开始工作”。

  这封信表明,赫鲁晓夫已下决心孤注一掷,不论中共同意与否,都要召开筹备会议和国际会议。这一情况,毛泽东预先是估计到了。在接到苏共中央的来信后,经过中央政治局多次研究,决定不参加苏共中央召集的二十六国筹备会议。八月三十日,中共中央在复信中把这个决定正式通知了苏共中央。

  北京时间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苏共中央全会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分别发表公报,宣布解除赫鲁晓夫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选举勃列日涅夫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任命柯西金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消息传来,似乎为陷入僵局的中苏两党关系带来了一线转机。

  也在这一天,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这两件事巧合地遇在一起,整个北京、整个中国处在一片欢腾之中。

  当时,毛泽东对这两件事用两句话来描述:“无可奈何花落去。无可奈何花已开。”前一句是指赫鲁晓夫下台,后一句是指中国成功爆炸原子弹。这是他在十月十九日召开的一次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大家议论美国总统约翰逊最近的一篇讲话时说的。当时还议论到是否能争取到十年和平时间。毛泽东说:“有可能。再有十年,原子弹、氢弹、导弹都搞出来了,世界大战就打不成了。将来我们要把原子弹试验转入地下,不然污染空气!”①

  十月十四日夜,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将苏共中央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上述决定通知中共中央。十月十六日,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向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等发出贺电。毛泽东在住处连续召开会议,研究局势,商量对策,决定借苏联十月革命节的机会,派周恩来率领高规格的中国党政代表团去苏联访问。

  十一月五日,周恩来率中国党政代表团抵达莫斯科。在同罗马尼亚和匈牙利党政代表团的会谈中,周恩来透露了来意:赫鲁晓夫下台是好事,会使苏联党和政府的政策有一些变化。我们想做一点推动工作,推动他们向好的方面变化。

  在十一月七日苏联政府举行的国宴上,发生了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挑衅事件。他对中方人员说:“不要在政治上耍魔术,不要让任何的毛、任何的赫鲁晓夫再妨碍我们。”“我们已经把赫鲁晓夫搞掉了。②”经过中方的强烈抗议,苏联方面把这一事件解释成酒后失言。周恩来说这是酒后吐真言。

  在周恩来等同苏联新领导人勃列日涅夫等的会谈中,苏方表示:过去苏共是集体领导的,在同中共中央分歧的问题上,苏共中央内部甚至在细节上也是没有分歧的。他们坚持说,苏共中央七月三十日信中关于十二月十五日召开二十六国筹备会议一事仍然有效。在十二日最后一次会谈中,他们还表示:苏共二十大至二十二大通过的路线和纲领都是正确的,不可动摇的。③这就紧紧地封闭了调整中苏两党关系的大门。

  十一月二十一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赫鲁晓夫是怎样下台的》,为中苏大论战划上了句号。

  随后,中苏两国关系急剧恶化。一九六六年三月以后,苏联在中苏边境和中蒙边境逐步陈兵百万,使中国在国家安全方面感受到巨大的威胁。中苏边境的武装冲突也在加剧,直至一九六九年三月二日在乌苏里江珍宝岛爆发了大规模武装冲突。这些严重的情况,早已远远超出了两党关系和意识形态分歧的领域。教训极为深刻。

  往事如斯。二十多年以后,在中苏恢复正常关系的时候,邓小平回首往事,曾经对中苏论战作过这样的评说:“多年来,存在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解问题。从一九五七年第一次莫斯科会谈,到六十年代前半期,中苏两党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我算是那场争论的当事人之一,扮演了不是无足轻重的角色。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决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同时他还谈到:“从六十年代中期起,我们的关系恶化了,基本上隔绝了。这不是指意识形态争论的那些问题,这方面现在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④

  邓小平在这里所说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就是指苏联实行的大国沙文主义和霸权主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无比的勇气,敢于顶住苏联的种种压力,没有跟着赫鲁晓夫等人的指挥棒转,保持了民族尊严和国家独立自主的地位。历史证明,这对于中国的安全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听取李富春汇报计划工作时毛泽东的插话记录,1964年10月19日。

  ②见中苏两党会谈记录,1964年11月8日。

  ③米高扬在中苏两党会谈时的发言记录,1964年11月9日。中苏两党会谈记录,1964年11月12日。

  ④《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291-2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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