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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张相国夤夜议朝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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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齐国是东方第一大国,疆域在现在的山东中部和东部一带,土地肥沃,农业发达,并富有鱼盐之利。早在春秋初期(公元前685—前643年),齐桓公任用大政治家管仲进行改革,增强国力,成为东方霸主。眼下是齐景公统治的时代,也是大政治家晏婴活跃的时代,国家安定而强盛。孔子到齐国来,按说是能够大有作为,干一番事业的。
  临淄南门外,停放着一辆普通马车,车旁立着一个士族打扮的人及其三五个随从,他们在翘首南望……
  依照当时从事政治活动的方式,要去投效一个国家,得找一点门路。哪怕五年前孔子已经见过齐景公,齐景公对孔子的印象也很好,但如果不打通齐景公的亲信,也还是难以掌握到实权。虽然有百里奚那样的传说,但这究竟只是“士”所乐道的美谈罢了,真正的社会现实并非如此。因此,孔子在决定赴齐之后,遣人致书晏婴。
  孔子远远见有人郊迎,便下车步行。孔子师徒一步步走近了,士族打扮的人上前深施一礼说:“微巨黎鉏,奉晏太宰之命,恭候夫子大驾光临!”
  孔子急忙还礼。只见这黎鉏上中等个,三十开外年纪,白皙的面皮,稀疏的胡须,颇有几分文雅和英俊。孔子心里泛起了一股热浪,从晏婴所派遣的使者可以看出他对自己的态度。
  黎鉏引路,孔子随行,两辆马车一前一后地进了临淄城。
  临淄城内,街道宽阔,屋舍俨然,店铺林立,货摊相衔,人烟稠密,大街肩摩毂击,小巷熙来攘往,“农有条粟,女有条布”,“以粟易器械,纷纷与百工交易”,一派繁荣景象。市民们衣着整洁,服饰华丽,志高而扬,满面喜气,向远方来客显示着他们生活的殷实与富足。……
  马车左弯右拐,拐进了一个陋巷。街巷狭窄,仅容一辆马车通过。路面坑坑洼洼,坐在车上颠簸得十分厉害。小巷尽头是一排低矮的茅草房,石级上,有一老者在躬身迎候孔子师徒,这就是齐太宰晏婴。他身高不满五尺,着一身缁褐色大襟粗麻布长袍,曳着地面。宽大的服裳裹着一个慈祥和蔼的干巴老头,酷似穷乡僻壤的一位朴实的老农。然而,他那宽阔的眉宇,灼灼目光,奕奕神采却在告诉人们,这是一位卓越的政治家。
  故友相见,分外亲热,拱手,施礼,感情十分真挚。孔子介绍随从弟子——见过,晏婴将客人延引至家,让入客厅,分宾主坐定。这所谓客厅,不过是一个较宽敞些的草堂,既无古玩字画,也无珠玉珍宝。屋子本身低矮,门窗自然不会太大,室内光线昏暗。普通苇席铺地,席地上整齐地放着三五张几桌,供饮茶进餐之用。孔子简介了鲁国内乱,申明来意,询问鲁昭公情况,请晏婴引见齐景公。从晏婴口中得知,齐无助昭公复国之意,昭公现在被安置在一个叫堂阜的边远小镇,齐派小股部队保卫其人身安全。
  说话间,天已黄昏,一着麻布衣裙的妇人端来了杯盘匙勺,向孔子施礼致敬。晏婴介绍说:“此乃拙妻也,不善烹调,望夫子与众高足海涵。”
  晏婴布好餐具,重新正了正孔子面前的几桌,晏太宰妇人陆续端来了酒菜,孔子面前还多了一盘姜丝和一碗酱肉松——晏婴设家宴招待远方来客,黎鉏作陪。酒宴并不丰盛,但却都是新鲜的菜肴,刀工精细,色色依照孔子的生活习惯,孔子吃得津津有味。原来孔子平日起居,必依礼而行,席不正不坐,菜肴不及时不食,切得不正的不食,买来的熟肉热酒不食,变色变味的不食,无姜无酱不食,饮酒不及乱,进食不过多……酒足饭饱之后,晏婴又陪孔子说了一会闲话,便命黎鉏送孔子师徒到馆舍中安歇。馆舍内,孔子辗转反侧,难以安寝。他很兴奋,回顾着半天来发生的一切,无一不说明晏婴对他不仅十分尊重,而且异常了解。他既然如此熟悉自己的生活习惯,想必更理解自己的思想感情、志趣和抱负。他幻想着晏婴是会像鲍叔荐管仲那样向景公荐举自己,他盘算着明天见了景公将首先说些什么,今后怎样与晏婴齐心协力地辅佐景公一步一步地在齐国首先实现自己“仁政”、“德治”的政治理想,推而广之,“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就有望了。当然,今日的会见并非事事都使孔子喜悦,齐国对鲁君的态度就很令其伤情。鲁君寄人篱下,复国无望,在那边远小镇是多么孤独、凄凉、悲哀和痛苦。他决定明天一早带几个弟子往堂阜探拜昭公,劝慰他暂且忍耐一时,只要自己得到齐景公的赏识和重用,齐定能出强兵帮昭公复国,惩罚季平子的不仁与无礼。常言道,耳听是虚,眼见为实,今天目睹了相府的简陋和一家人的服饰,方知人们平日关于晏婴节俭的传闻并非虚夸。自己一定要充分利用这一活教材,对弟子们进行艰苦节俭的教育,使每人都养成节俭的良好习惯,并逐渐成为全社会的习俗……孔子心里很舒坦地这样想着,渐渐鼾然入梦了。
  第二天,孔子赴堂阜拜见鲁昭公归来,欲见齐景公的心情更加迫切了,鲁昭公复国的希望全寄托在他的此行此举上。然而,一连数日,晏婴或来与孔子谈古论今,或派黎鉏陪孔子游览、参观、狩猎,绝口不提见景公之事。每当孔子提及,晏婴总是回答“好说,好说。”“不忙,不忙。”孔子是听其言而观其行的,晏婴这样有言无行,怎能不令其生疑呢?但孔子总是以好心度人,特别是对晏婴这样他所崇拜的政治家。既然晏婴迟迟不肯引他见齐景公,定有其难言之隐,不要过于难为于人,不要操之过急,欲速则不达呀。弟子们则七嘴八舌的像开了锅,冉伯牛哈哈地笑个不停。孔子问道:“耕呀,为何无故发笑?”
  冉伯牛回答说:“我笑齐国大无人,竟让一个矮矬子当太宰!”
  “放肆!”孔子生气地说,“晏太宰乃天下大贤,满腹经纶,岂可以貌取人!”
  子路冷笑一声说:“依我看,那晏婴不仅个子矮,而且肠子细!……”
  孔子责怪说:“由呀,你今日如何也变得如此刻薄?”
  子路说:“非弟子刻薄,那晏婴表面上待夫子很热情,可是一听说夫子欲见齐景公,即刻变得吞吞吐吐,含含混混。若非鸡肠鼠肚之辈,岂能如此嫉贤妒能!”
  “休得胡说!”孔子制止说,“晏子乃当今贤相,岂可胡乱猜疑!”
  子路冷冷地说道:“但愿天下人都像夫子一般忠厚诚实!”
  还有几个弟子欲有所言,都被孔子制止了。在这众说纷纭,师生意见不一的情况下,是黎鉏帮了孔子的大忙。
  这黎鉏原是齐景公宠臣高昭子的家臣,却整天在晏婴身边转悠。这是个神秘的人物,他很像一只蝙蝠,在禽与兽的争斗中,能博得双方的喜爱和宠信。飞禽说,蝙蝠有翅膀,分明是自己的战友;走兽说,蝙蝠有牙齿,显然与自己是同类。黎鉏就是这样圆滑地骑墙,活动于晏婴和高昭子之间。孔子接受黎鉏的建议,拜访了高昭子。
  高宅豪华的客厅里,漆器闪光,珠玉生辉,古玩陈列,书简高累,地毯上龙飞凤舞,杯盘里热气蒸腾,昭子正在满面春风地接待孔子,自然又是黎鉏作陪。
  高昭子赔笑说:“不知夫子大驾光临,有失远迎,还望孔夫子恕罪!”
  孔子应酬说:“孔丘何德何能,敢劳高大夫大驾。”
  “不知夫子与众位高足现在何处下榻?”高昭子问。
  “孔丘率弟子于馆舍安身。”孔子回答道。
  “哎呀!”高昭子故作惊讶,“馆舍杂乱之地,岂是大圣安身之所!”他转身命令黎鉏说:“黎大夫,回头将孔夫子的众门生俱都接进府来居住,将最幽雅舒适的客房腾出来让给夫子,让圣人住馆舍,也不知那晏太宰是何居心!”
  其实,有黎鉏这样的灵耳利目,孔子来齐的情况,高昭子岂能不知?故弄玄虚而已。孔子并不喜欢高昭子的虚言假套,后来他曾说过:“花言巧语,伪善面貌者,少有仁德!”
  孔子提及欲见齐景公,高昭子满口应承,说明天一早就奏明国君,“为国荐贤。”多年来,高昭子在与晏婴的较量中一直处于劣势,他很想借助孔子的声誉和力量与晏婴抗衡,斗而胜之。
  齐景公是个虚荣心很重的君王,五年前孔子就给他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为图一个“礼贤下士”的美名,经高昭子荐举,岂有不见之理!所以,很出孔子的意料,高昭子面君回来,便喜形于色地说:“国君思贤若渴,明日早朝后便召见夫子!”
  好消息来得太突然了,孔子竟一时不知该说什么好。
  人多是讲究实惠的,评价人的好坏也往往从个人恩怨利害出发。晏婴半月没有办的事,高昭子一朝便办成了,怎不使孔子迅速改变对他的印象呢?
  当天夜里,晏府的书房内,同普通农家一样以陶制的小碗做成的油灯闪着昏黄的光,油灯下晏婴与黎鉏对坐,中间隔一条粗糙而陈旧的几案。黎鉏向晏婴回报完了几天来发生的情况后说:“高昭子向国君推荐了孔丘,明天国君即召见他,望太宰及早设法制止。国君耳根子软,那孔丘又极富辩才,只怕经不住他三言两语,便乱了方寸。”
  晏婴长叹了一声:“唉,我晏婴侍奉国君,素来小心翼翼,战战兢兢,极谨慎地选择接近国君之人,目的唯图国君耳根清静。普天之下,知我心者,能几人欤?”
  黎鉏说:“高昭子正钻此空,他将孔丘接回家中,百般殷勤,多方昭顾,又说动国君,召见孔丘,此乃置太宰于嫉贤妒能之地呀!”
  晏婴目视着黎鉏问:“黎大夫是如何看待呢?”
  黎鉏机灵地眨眨眼睛,捋了一下他那三绺稀须,胸有成竹地回答说:“依下官之见,太宰与孔丘,道相异也……”
  晏婴极感兴趣地“哦?”了一声。
  黎鉏继续说道:“太宰讲现实,而孔丘拘古礼,‘道不同,不相与谋’也。”
  晏婴拍案而起:“黎大夫深知我心!我素来佩服孔夫子的人品学识,道德文章,我们只能是好友,不能一殿称臣!”
  第二天早朝后,温柔和顺的齐景公于齐宫接见了孔子,他像一个老朋友似地对孔子说:“五年前夫子劝谏寡人的一席话,使寡人受益匪浅。寡人不敢自比秦穆公,但对百里奚那样的贤才非常敬重与欢迎,请问夫子,如何才算政治清明呢?”
  孔子不假思索地回答说:“君像君,臣像臣,父像父,子像子。果能若此,可谓政治清明矣。”
  齐景公拍案称绝:“讲得好,讲得好啊!真若君不像君,臣不像臣,父不像父,子不像子,纵有千万石粮食,寡人岂能得而食诸?”
  数日后,齐景公再次召见孔子,仍是高昭子奉陪。齐景公问:“夫子来敝国已有数日,依夫子所见,敝国当前最要紧者,莫过何为?”
  孔子回答说:“管子曰:‘仓禀实而知礼义’,故政在节财。”
  齐景公是极敬重晏婴的,而晏婴就是一位非常节俭的人。听到孔子也如此崇尚节俭,正中下怀。“讲得好,讲得好啊!”齐景公连声称赞,“夫子如此倡俭,与我晏太宰真乃同道之人呀!”
  高昭子在一旁冷冷一笑说:“可惜同道而不同心呀!……”
  齐景公一怔问:“爱卿此言何意?”
  高昭子毫不避讳地说:“启奏国君,孔夫子多次提出欲拜见国君,太宰却横加阻拦,不知何意。”
  齐景公将信将疑地问:“爱卿此言当真?”
  高昭子说:“孔夫子可以作证。”
  齐景公生气地说:“寡人望夫子来齐,犹暗夜中盼星月。如此以来,岂不陷寡人于不仁,让寡人担不敬贤之名吗?为弥补寡人过失,愿将尼谿一带封夫子,作为夫子食邑。”
  高昭子赞叹说:“国君圣明!如此以来,则天下圣贤尽归齐矣!”
  孔子急忙拱礼说:“国君厚恩,孔丘感激不尽!然丘于齐并无寸功,无功而受禄,岂不显得国君赏罚不明吗?且鲁君正逃亡在外,有国难奔。常言道‘君辱臣死’,如今丘苟且偷生,已不合礼仪,岂能再君辱而臣受封?”
  齐景公说:“孔夫子高风亮节,寡人钦佩之至!寡人素来敬重忠臣孝子,受封地,夫子当之无愧。”
  “启奏国君,孔丘实不敢从命!”
  齐景公一摆手说:“寡人主意已定,请勿再言!”
  又是这简陋的书房,还是那昏黄的油灯,晏婴执意明日犯颜廷谏,劝国君别重用那误国误民的孔子。黎鉏说:“既然国君主意已定,太宰还是顺水推舟吧。常言道,‘伴君若伴虎’,惹怒了国君,自讨没趣事小,毁了身家性命何苦?
  ……”
  “晏婴只知有国有民,不知有家有命,吾意决矣!”晏婴果决地说。
  “有一言难听,不知当讲否?”黎鉏试探着问。
  “黎大夫有话请讲!”
  “太宰就不怕别人说你心胸狭窄,容不得贤人吗?”
  “作为大臣,晏婴在考虑国家大事时,心中从无自己!”
  黎鉏似乎很受感动,他的眼圈湿润了,表示若国君责怪下来,自己情愿和太宰一道挂冠出走,永不为官。
  齐宫,只有景公和晏婴两人。
  “国君,此事万不可行!”晏婴听了景公的决定,一反平日谦恭委婉的常态,十分坚决地说。
  齐景公带着三分不快,七分不解地反问:“这却为何?”晏婴回答说:“启奏国君,凡儒生皆傲慢成性,法度难约,不宜作臣下……”
  齐景公反驳说:“依寡人看来,孔夫子非世俗儒生之辈!”
  晏婴说:“国君所见极是,孔子确与一般寒儒不同,因此也更加迂腐。他主张一切效法古人,一切按古礼行事。然而,古人早已亡故,骨且成灰,古礼、古法何以能不变?孔子提倡复古,可他自己并不构木为巢,衣树叶,食生肉,而是衣食起居,十分考究……”晏婴真不愧是舌辩之士,开口便滔滔不绝,难怪当年出使楚国,弄得想污辱他的楚国君臣狼狈不堪。
  “孔子提倡节俭,却是与爱卿相见略同。”齐景公像泄了气的皮球,说话变得有气无力了。
  晏婴顺茬说:“他虽倡俭,但却极重丧礼,治丧主张铺张,埋葬不惜倾家荡产,此等习俗岂能提倡?他们到处游说,乞求高官厚禄,此等人岂能用来治国?自大贤消失,周室衰微,礼乐残缺久矣。今孔子盛饰外表,礼节繁杂琐碎,令人难穷其极,主上如以此改变齐国风俗,岂不误国?……”齐景公迟疑了半天说:“封地之事当缓图,容寡人三思。”
  从此以后,齐景公仍常召孔子进宫,但多是探讨学问,不再问政,绝口不提封地之事。孔子无事可做,便每日在高昭子家给弟子们讲学,帮高家作些文牍之类的工作。孔子师徒的衣食及一应费用,多由高昭子提供,还安排了男仆女婢各一人,专供孔子驱使,孔子整日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生活倒也安闲自在。
  一天,齐景公视朝,见一单足鸟飞落殿前,展翅而跳。齐景公很奇怪,回头问晏婴:“寡人有生以来,未见鸟生一足,太宰可识此鸟?”
  晏婴回答说:“臣实不知,不敢捏名诳对。”
  景公又问群臣,群臣无不瞠目结舌。高昭子说:“孔夫子,人称博物君子,待我回府请教,或可知晓。”
  齐景公欣然同意。高昭子奉命回府请教孔子,先将详细情形说了一遍,孔子闻后回答说:“此鸟名商羊,乃是水祥。”
  高昭子跟问道:“夫子何以知之?”
  孔子说:“昔者有儿童屈一足,张两手,且唱且跳道:‘天将大雨,商羊起舞。’今齐廷见此鸟,必有水灾,应速告百姓开沟疏渠,修筑堤防,以免大水成灾。”
  高昭子汲汲回朝堂,把孔子的话如数告诉了齐景公。景公叫晏婴定夺。晏婴对孔子的学问素来是深信不疑的,立即与有关大臣拟定若干防汛条款,颁布全国施行。数日后,天果降暴雨,洪水泛滥,周围国家俱都遭灾,齐因早有防范,田亩庄禾,安然无恙,全国上下,无不感激称颂孔子。
  洪水过后,齐景公对晏婴所说又有动摇,看来孔子的学问能博施于民,并非误国之道,因而封田之念又有萌动。高昭子则积极进谏,广为宣传,于是朝野上下,无所不知,受惠农夫拍手叫好。
  这天,晏婴趁齐景公兴致正浓,送来了一幅画,这是他请齐国著名画师新绘制的。画面上是一清澈见底的小溪,溪中鱼虾清晰可辨,或称霸,或追逐,或逃命。只见大鱼正吃小鱼,小鱼吃虾,虾吃砂,内中有一大鱼,浑身束满了细丝,欲追不能,欲逃不成。岸边有一老翁,怡然坐于石上,等候鱼虾落网,被束缚的大鱼眼看劫数难逃……
  齐景公端详了半天,不解其意,对晏婴说:“寡人不解其中深义,请相国明教!”
  晏婴凑近画幅,指指点点地说:“此画虽描绘自然景物,却是当今天下的真实写照。君王请看,这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虾吃砂,酷似诸侯间的强凌弱,众暴寡,你不想侵吞他,他却欲食你,故值此天下多事,诸侯争霸之秋,当务之急乃富国强兵,做一个撒网老翁!而孔子所鼓吹的那套周礼古乐,专讲究怎样见人,如何走路,穿戴什么,摆何等面孔,不仅与争霸无益,且犹如诸多细丝,将此大鱼缠得紧紧,既不能追逐鱼虾,强健身心,又难免成为渔人釜中美味……”
  齐景公击案而起:“爱卿不必多言,寡人顿开茅塞!”
  一日,高昭子陪孔子闲游,忽然,一曲美丽悠扬的乐曲超过华丽府第的高墙,震击着孔子的耳鼓,孔子急忙上前,驻足谛听。那乐曲描绘了一幅和风细雨、鸟语花香、鸡鸣犬吠、男耕女织、尊老爱幼、怡然恬静的田园风光和太平盛世图景,塑造了一位敦厚大度、谦恭礼让的慈祥老者的形象。孔子听得入迷,连连赞叹道:“没料到世上竟有如此美好的音乐!”他按捺不住地询问高昭子,高昭子告诉他说,这是齐国太师(乐官)的府第,定是太师在弹琴。孔子请高昭子引荐,破门而入,拜师学琴。
  孔子与齐太师一见如故,谈话投机,谈论音乐,太师有问必答,比苌弘更为详细。太师告诉孔子,方才弹的曲子名《韶》,乃歌颂虞舜之作。孔子评论说:“丘于洛邑曾听苌弘组织乐队演习《大武》,今又闻太师以琴弹《韶》,自觉《韶》乐优于《武》乐,不知太师以为如何?”
  太师说:“夫子所言极是。”
  孔子说:“孔丘有一事不明,《韶》乐在前,《武》乐在后,《武》乐何不仿效《韶》乐而竟歌意晦涩呢?”
  太师回答说:“此因舜、武两人处境不同。舜处顺境,唐尧先将两个爱女妻他,后将帝位让他,虽则也是以臣继君,却由禅让顺受而得,所以他常处乐境,发明五弦琴,作《南风》歌,歌云:‘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声容何等宏大,诗歌中满含乐意,犹如泉水般顺流而下。武王所处的是逆境,他载着文王木主,东征伐纣,遇见伯夷、叔齐跪在马前谏道:‘以臣伐君,不仁也!’伯夷、叔齐乃孤竹君二子,并非商纣臣子,因素知文王仁德,不愿武王建逆理之功,故而叩马谏阻。武王虽得了商纣天下,逃不了以臣伐君的公论。身处逆境,作乐记功,不便尽量显扬功德,尽量形容旧君的罪恶,于是变成或吞或吐,寓意曲折的《武》乐了。”
  孔子说:“太师所论精确无比,丘欲习《韶》乐,恳望太师正拍!”
  自此以后,孔子专心习《韶》,不分昼夜,连饮食也是弟子或高府奴仆侍候到嘴边。他常常是边吃饭边操琴,或狼吞虎咽地吃完一餐饭又练,至于吃的什么,滋味如何,全然不知,以往的饮食习惯早已忘得一干二净。弟子们见夫子如此辛苦劳神,便在膳食上格外注意调整。孔子像喜欢姜丝和酱那样喜欢牛肉,因此,一日三餐必备之。如是者三月有余,直至达到自以为理想境界为止。
  子路见老师一天天消瘦下去,很是爱怜。一天,他进山射了一只梅花鹿,剁成肉馅,买来初春的头刀鲜韭菜,用香油调拌,包成肉丸包子。鹿肉是夫子不曾吃过的,子路心想,夫子定能美餐一顿,夸他贤能。包子蒸熟之后,子路端到夫子跟前,请夫子用餐。孔子正在操琴,十分兴奋,照例是边吃边练,摇头晃脑。突然,他的琴声戛然止住,孩子似地高喊:“成功了!成功了,这是世上最好的音乐,尽善尽美,尽善而又尽美矣!……”忽然,他发现子路站在身边,用手拍着他的肩膀说:“仲由呀,为师在习乐上又迈上了新的台级!下午你快去买些牛肉来犒劳为师,为师已经三月不曾尝到肉味了……”
  子路闻听,“噗嗤”的一声笑了,笑得孔子发愣,忙问:
  “由呀,你为何发笑?”
  子路笑着问:“夫子,您方才吃的什么?”
  孔子被问得十分茫然:“吃的什么?我啥也没吃呀!
  ……”
  子路说:“这肉包我尚未端走,夫子嘴角的油珠尚在闪光呢!”
  “是嘛?”孔子用手抹了一把嘴角,看看,果然油珠尚在,无限感慨地说:“想不到欣赏音乐竟到了这种境界!”孔子说着抓起了一个包子,咬了一口,咀嚼着,赞叹说:“香,真香!
  ……”不禁又是一阵哈哈大笑,笑得眼角溢出了泪滴……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周恩来忙于对国内外大事的操劳处理,经党顾不上吃饭,顾不上休息,夜以继日,日以继夜。有一次,一位烈士子女来探望他,恳求他保重身体。在傍晚的院子里,周恩来目光炯炯地看着这位同志,说道:
  “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只有八个字:鞠躬尽瘁,死而后己。”
  这是周恩来决意面向这场灾难,为党和国家献身的忠诚誓言。这八个字贯穿了他的一生。
  林彪自我爆炸后,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1971年10月上旬,经周恩来提议,毛泽东同意撤销中共中央军委办事组,由叶剑英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毛泽东接见军委办公会议成员时说:“凡讨论重大问题,要请总理参加。”周恩来、叶剑英、李先念等掌握了党、政、军大权。
  周恩来等有了一定的条件,来设法尽量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努力消除“文化大革命”给各个领域造成的严重恶果了。他们整顿和加强企业管理,平反一些冤假错案,解放大批干部,逐步恢复文教、科技部门的正常工作,并着手打开外交工作的新局面。
  周恩来当时提的是:批判极左思潮。
  周恩来在1967年就反对过极左思潮。1968年,他又提过“极左思潮一定要批判”。1970年6月,他指出:“防保守,排极左,仍是当前主要任务。”9月,他针对出版工作中存在的极左偏差,提出不能割断历史,不能“因人废文”,指出“任何思想的发展都不是无根的,新社会是从旧社会脱胎出来的”,“这就叫历史唯物主义”。到1971年3月,在国务院召开的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上,他针对存在的问题着重讲了批判极左思潮的问题。他批评了“破坏纪律,无政府主义泛滥,只有自由,没有集体,为所欲为”。他说:“自由主义是右的,但形式上是以极左出现的”。“否定一切,这也是极左思潮。”这年上半年,他已经在一些会议上强调要反对极左思潮了。
  “九一三”事件后,随着批林整风运动的深入,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开始全面展开,特别是在落实党的经济政策和干部政策方面,在实际工作中产生了效果。
  从1971年底开始,周恩来在一系列相继召开的全国性专业会议上,通过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来消除“文化大革命”对经济方面的破坏性后果。他强调指出批判极左的重要性,并且针对由于受林彪鼓吹“突出政治”的影响而普遍存在的不敢抓生产、抓业务的倾向,在会上批评说:极左思潮就是搞“空洞的、抽象的、形而上学的东西,夸夸其谈,走极端”。他强调“运动与业务不能对立”,鼓励各级干部理直气壮地抓生产,抓业务。1973年,他在听取国家计委汇报计划工作时指出:“1969年以后,在经济管理上瞎指挥盛行。南昌把飞机厂最好的工人下放了。景德镇陶瓷窑也给炸了。林彪一伙一直破坏到‘九一三’.影响到1973年,恶果逐步暴露出来了。应把‘九大’以来林彪一伙破坏经济计划的情况编个材料,供大家批判。一定要批透,把破坏性后果消除掉。”他说:“国民经济要按比例发展,但现在根本没有比例!”“到处搞独立经济体系是不行的。”在周恩来的指导下,从1971年底到1973年,国务院召开一系列全国性专业会议,批判林彪一伙自立政策,自成系统,搞独立王国,破坏党对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挑动资产阶级派性,分裂工人阶级队伍,反对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国民经济,破坏党的经济政策,在农村强迫扩社并队,没收自留地,砍家庭副业,搞“一平二调”;在城镇“割资本主义尾巴”;等等。1973年2月,国家计委根据周恩来指示精神,起草了《关于坚持统一计划,加强经济管理的规定》(即经济工作十条)。这个文件拿到这年全国计划会议讨论时,除了“四人帮”把持的上海市外,其余28个省、市、自治区都表示赞成。
  当时,周恩来指出了经济工作中有“三个突破”的严重问题,要着重加以解决。1972年初,他在全国计划会议上说:职工人数突破了5000万,工资突破了300亿元,粮食销售量突破了800亿斤,这“三个突破”对国民经济各方面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不注意解决就会犯错误。但是,这个问题在1972年还没有切实得到解决。这年底,职工人数达到5610万人,工资总数达到340亿元,粮食销售量达到927亿斤,出现了粮食周转困难的状况。1973年3月,周恩来听取国家计委汇报后,生气地说:“确实没有‘王法’了”;“不只三个突破,货币发行也突破了”。“林彪一伙破坏经济所造成的恶果这两年表现出来了。票子发多了,到了最大警戒线。三个突破不如这一个突破。你们管财政、银行的也不叫,要随时提醒,这是个寒暑表嘛!”还说:“1970年基本建设大膨胀,1972年没有抓。鉴于这个教训,以后要全年抓。该停的停,停得不合适的再建。”他还讲了要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原则,批评了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会干不会干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等平均主义倾向。
  国务院采取了坚决的措施:首先,控制基建规模的扩大,减少基建投资,同时压缩基建占用民工人数,增加农业财政拨款和支农工业投资,1973年比上年增加19%。第二,加强劳动工资的集中统一管理,重申劳动工资大权在中央。1972年6月9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强工资基金管理工作的通知,规定凡未经批准超计划招收职工和违反国家政策和规定增加工资的,银行有权拒绝支付。第三,积极解决粮食购销差额问题。1972年11月24日,国务院向中共中央写了粮食问题的报告,并转报了商业部的报告,内容是发展粮食生产、整顿粮食统销工作、控制职工人数和吃商品粮人数等。中共中央在12月10日批转了这两个报告,要各地执行。
  经过1972,1973年的努力,“突破”的问题得到了解决。
  在反对极左的同时,周恩来在整顿企业管理,落实农村政策,重视教育和科研工作,发展对外经济等方面,都做了不少工作。1972年2月5日,周恩来指出,现在我们的企业管理乱得很,要整顿。这是首次提出整顿的主张。据此,全国计划会议起草了文件,提出企业要恢复和健全同位责任制等七项制度,要抓产量、品种、质量等七项指标。对这个文件,经周恩来主持讨论定稿后,建议由国务院提请中共中央批转下发。但由于张春桥作梗,没有能发下去。在实际工作中,周恩来把工业产品的质量问题,放在议事日程上来加以解决。1971年12月16日,他对援外飞机的质量不合格问题作了批示,和叶剑英一起抓军用飞机质量问题。他提到高度来指出:质量问题是路线问题。1972年1月,鉴于汽车生产质量下降,他请余秋里抓这个问题。4、5月间又连续抓了出口罐头、衬衣、照相机和部分日用工业品的质量问题。这些,都推动了许多企业恢复和加强质量管理,促进了企业管理的整顿。10至11月间,国务院批准国家计委、财政部、农林部召开加强经济核算、扭转企业亏损的会议,解决林彪一伙鼓吹“政治可以冲击一切”所造成的经济工作混乱状况,明确提出政治工作要结合经济工作一道去做。
  农村方面,也注意纠正一些“左”的政策。1971年12月26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分配问题的指示,针对当时农村在极左思潮影响下,普遍存在分配不兑现,劳动计酬上的平均主义等严重挫伤农民生产积极性的状况,要求各地不要硬搬照套大寨的管理办法,坚持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强调农业要全面发展,不能把多种经营当作资本主义去批判,规定了有利于集体增产个人增收、减轻农民负担和使分配兑现的一些具体政策,以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
  周恩来还努力恢复文教科技部门的正常工作。他说:“否定一切,不一分为二,这是极左思潮,不是毛泽东思想”。“那些把书都烧了的,还不是受极左思潮的影响?”“极左思潮不肃清,破坏艺术质量的提高。”1972年7月1日,他会见美籍华人物理学家杨振宁时,对于杨振宁提出的我国应加强基础理论学习和研究的建议,表示赞同。不久,他对北京大学校长周培源说:要把北大理科办好,提高基础理论水平,这是我给你的任务,有什么障碍就要扫除,有什么钉子就要拔掉。9月,他写信给张文裕、朱光亚,强调科学院必须把基础科学和理论研究抓起来;同时,又要把理论研究和科学实践结合起来,这件事不能再迟了。10月,他针对当时正常升学制度已被“文革”破坏的情况提出,有发展前途的青年,“中学毕业后,不需要专门劳动两年,可以直接上大学”。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对教育提出的富有胆识的主张,是后来恢复我国大学招生制度的先声。他还在恢复出版事业,加强气象工作,重视外语教学,学习文化科学知识等方面,都提出了重要的意见。他多次批评姚文元分管的新华社的工作,提议把新华社的原负责人、老干部朱穆之从干校调回来,参与领导,得到毛泽东的同意。
  在对外经济方面,周恩来努力为改善和发展对外经济交流和对外贸易创造条件。1973年1月,经毛泽东、周恩来批准,我国从日本、美国、联邦德国、法国、意大利、荷兰、瑞士等国进口了一批技术先进的成套设备和单机,其中包括13套大化肥、四套大化纤、三套石油化工、一个烷基苯厂、43套综合采煤机组、三个大电站、武钢1.7米轧机,以及透平压缩机、燃汽轮机、工业汽轮机制造工厂等,总额43亿美元(后来实际对外签约成交39.6亿美元);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二批大规模引进,打破了西方国家对中国封锁、禁运的局面。这些引进项目到1979年底绝大部分建成投产,在我国后来的经济建设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这段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期间,由于在一定程度上抵制和纠正了“文化大革命”“左”倾错误,因此,国民经济逐步回升。1973年,我国国民经济各项主要指标都完成或超额完成了计划,成为第一个五年讨划以来增长最快的一年,财政情况也是好的。
  在外交方面,我国也打开了新的局面。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恢复了中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发表了联合公报。9月,中日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声明,实现了邦交正常化。
  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后,用了很大力气来对大量的被打击迫害的党内外干部恢复名誉和安排工作。1972年4月24日,《人民日报》经周恩来审查同意,发表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社论。社论强调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要坚持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干部还是老中青,老的都靠边站,都是年轻的,不行”。9月30日前后,周恩来几次约谈两报一刊(即《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国庆社论的内容,强调要继续落实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这期间,他建议在毛泽东处召开一次会议,谈中共“十大”的筹备工作问题,并提议朱德、董必武、许世友等参加。1973年8月中共“十大”期间,周恩来分别参加中央直属机关、国家机关和天津、上海、江苏等小组的讨论,在发言中强调要抓好生产,落实干部政策,要相信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对犯错误的干部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10月,他同中央主管组织工作的纪登奎谈了解放干部和安排工作问题,之后中央组织部提出了一个几百人的名单,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连续讨论,解放干部。他在延安参观“七大”会址时,提出应陈列朱德、董必武、任弼时、陈毅、贺龙的照片;当1972年12月毛泽东问到谭震林的情况后,周恩来立即写信给有关负责人,说谭震林是好同志,“应该让他回来”。这几年中,周恩来常常利用各种纪念日举行活动,通过在报纸上发表参加人员名单的办法,解放了一批又一批干部。或者,他提出名单建议一批同志参加党和国家的一些重要会议,报请毛泽东批准,使不少同志从而获得解放。一些冤案如贺龙、“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等相继平反。限于客观情况一时还不可能平反的,在周恩来的推动和后来邓小平等的支持下,中共中央作出决定:除与林彪集团有关的审查对象和其他极少数人外,对绝大多数关押受审者均予释放。
  国外有些人是这样评论的:“由于周,林死后的接班真空才得以暂时填补。长期的接班斗争,在周的谨慎的战略指导下,才避免让‘四人帮’接了班。由于周的经验和在中央的连续领导,那些被侮辱的干部和高级文职人员能够在‘文化大革命’的后遗症中比较容易地恢复工作。”
  这里着重说一下周恩来关心邓小平的安全和努力使他重新出来工作。1969年邓小平下放到江西时,周恩来亲自给中共江西省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办公室打电话,要当地加以照顾。正如邓小平在那里劳动的工厂的负责人罗明所说:“保护邓小平绝对安全的问题,是周恩来指示的,我们要不打折扣地执行总理的指示。”1972年1月,毛泽东参加陈毅的追悼会时,对张茜说起邓小平的性质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在场的周恩来听了十分高兴,暗示陈毅的子女们想办法把这个意思传出去,以制造舆论。
  这年8月3日,邓小平写信给毛泽东。14日,毛泽东阅后批给周恩来,称“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并列举了邓小平历史上的功绩。周恩来立即一方面把毛泽东的批示和邓小平的信印若干份送中央政治局委员传阅,15日又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了这一批示;另一方面以中共中央的名义通知中共江西省委,宣布邓小平立即解除监督劳动,恢复党组织生活,作一些调查研究活动,并指示将原来的公务员、秘书调到邓小平身边帮助工作。12月18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提议,致信纪登奎、汪东兴,让他们考虑让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的问题,还约他们面谈了这件事。之后,纪、汪根据谈话精神提出了邓小平仍任副总理的建议信。周恩来看了后,又取得毛泽东的同意,终于在1973年3月10日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28日,周恩来、李先念等会见邓小平。次日,周恩来约邓小平到毛泽东那里开会。之后,他又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商定邓小平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工作,并以副总理身分参加对外活动,遇有重要政策问题,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参加讨论。
  在“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原来甚为健康的身体,由于长期过度紧张、繁忙而急剧衰弱,除得了心脏病而且屡次发作外,1972年5月,医护人员发现周恩来小便中红血球增加,并有细胞变异现象。经专家会诊,确定为膀胱癌。11月,医生向叶剑英、李先念等报告,认为周恩来要特别注意休息。这个报告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阅后批道:应当休息、节劳,不可大意。但周恩来万机待理,不可能真正地得到休息。因治疗一再延宕,到1973年1月5日,大量便血。3月9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说明了便血的情况,向政治局请假两星期,并提议在自己去玉泉山检查身体期间,政治局会议和报告由叶剑英主持和签署,还建议抓紧解放干部的工作。10日,他致信毛泽东报告会议情况,毛泽东批:同意。3月10日到24日,周恩来到玉泉山进行检查治疗。10日晚,做了第一次手术。4月9日,周恩来专门约邓小平、卓琳谈话。5月20日,他主持中央工作会议的全体会,在讲话中特别表示欢迎邓小平出席这次会议,说对于中央恢复邓小平职务,“绝大多数同志都是满意的”。12月12日,周恩来到毛泽东处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谈话中提出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和邓小平参加军委任总参谋长的建议。接着,周恩来忙于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部署,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和陪同毛泽东接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的人员。22日,他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决定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参加中央和军委领导工作的通知,并于当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1974年1月18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提议军委成立以叶剑英牵头,有王洪文、张春桥、邓小平、陈锡联参加的五人小组,讨论处理军委的大事和紧急作战事项。2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正式向毛泽东提出这一建议,毛泽东表示同意。至此,邓小平接替周恩来的格局已经有了初步的安排。
  周恩来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使江青反革命集团十分恐惧。他们不断地进行阻挠。1972年8月,周恩来针对江青一伙大搞“空头政治”,造成不敢抓业务、不重视业务的严重情况,指出: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要挂在业务上。这个指示传达后,江青一伙就追查来源,并阻挠它的贯彻执行。9月底,周恩来约人谈两报一刊国庆社论的内容,社论起草人根据周恩来的意见,两次写进批判极左思潮的内容,都被姚文元勾掉。10月14日,《人民日报》根据周恩来8、9月间两次批判极左思潮的讲话精神,发表了一整版批无政府主义的文章。张春桥、姚文元称这版文章是“毒草”,在上海组织批判。这年秋,在周恩来提议下,召开“文化大革命”以来的第一次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会议上认为周培源为贯彻周恩来关于加强基础理论的讲话而写的《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一文,在当时发表是必要的,有利于促进科技工作和活跃教师的思想。这个会议遭到张春桥等人的反对,说什么“会议的大方向有问题”,“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复辟,回潮”。他们声言要追周培源的后台。周恩来同张春桥进行了斗争,坚持在会议纪要中不能把科技战线写成是“黑线专政”。11月底,周恩来审阅中联部、外交部关于召开外事会议的请示报告。报告设想这次会议的任务是联系外事工作实际,彻底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煽动的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周恩来阅后批“拟同意”,并送毛泽东和在北京的中央政治局成员阅。张春桥阅后称: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否仍然是极左思潮?批林是否就是批极左和无政府主义?江青认为“应批林彪卖国贼的极右”。12月17日,毛泽东约周恩来、张春桥、姚文元等开会,他表示: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在谈到批林问题时,毛泽东说:“是极左?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这样,对极左思潮批不下去了。周恩来主持讨论定稿的,提出了整顿企业的措施。1972年全国计划会议纪要,报到中央后,也因张春桥的阻挠而没有通过。1973年2月,国家计委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精神起草的经济工作《十条》,由于张春桥的破坏,也不能下达。江青一伙于1973年冬发动了针对周恩来的反对“右倾回潮”运动。但尽管如此,周恩来在实际工作中仍然尽力纠正“文革”“左”倾的错误。
  在解放干部问题上也是这样。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江青、张春桥极力阻挠干部的解放。对此,叶剑英愤慨地写了一首“过桥”诗,说:“一匹复一匹,过桥真费力,多谢牵骡人,驱骡赴前敌。”这首诗道出了周恩来在解放干部中的辛勤和艰难。
  这期间,周恩来对江青一伙的具体斗争是不断的。如1973年4月周恩来接见中日友协访日代表团全体成员,谈到影片《李双双》时,当场点名要那个江青安插在国务院文化组的负责人回答,为什么要批判这部影片,并明确指出这部影片总的倾向是好的。8月6日,江青在中央政治局会上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儒法斗争的谈话内容。周恩来表示要理解消化一段时间,不必马上公布。21日,在召集万里等开会时,听说了卫生战线劳动模范时传祥因被江青点名而受到迫害,周恩来气愤地说:“难道‘文化大革命’要打倒一个掏粪工人吗?”指示叫为时传祥平反。这年秋冬,江青攻击周恩来是“迫不及待”地要夺权,说什么同周恩来的斗争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她遭到了毛泽东的斥责。
  1974年初,周恩来癌症显著发展,病情加重。1月20日后,连续作治疗。24日,江青一伙背着毛泽东召开在京军队单位批林批孔动员大会;25日,又召开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大会。这两次大会,经过江青一伙策划,迟群、谢静宜等作了煽动性讲话,把矛头直指周恩来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他们以批“周公”、批“宰相”来影射攻击周恩来。毛泽东扣发了江青等人准备在全国播放的“一·二五”批林批孔大会上的讲话录音。说他们的“讲话有缺点,不宜向下发”。接着,江青又制造了“蜗牛事件”,以美国康宁公司赠送我国四机部代表团成员玻璃蜗牛的工艺品为借口,说这是“骂我们,侮辱我们,说我们爬行”,从而大骂国务院搞“卖国主义”、“洋奴哲学”。周恩来机智地指示外事部门先查清事实真相和该国风俗习惯。结果说明,蜗牛在美国是常作为礼品和陈设的工艺品的,象征幸福、吉祥。康宁公司并无恶意。在周恩来主持下,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江青的讲话不印发,不下传,已下发的要收回。
  江青一伙对于周恩来等前一时期的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进行了不断的反扑。他们针对1973年4月国务院批转教科组一份强调高校招生要进行文化考查的文件,说这是“对教育革命的反动”,宣扬交“白卷英雄”张铁生。这年底,他们又利用经过编者精心删改的一个名叫黄帅的小学生的日记摘编,批所谓“师道尊严”,使刚刚有所恢复的教育秩序又遭破坏。他们还批晋剧《三上桃峰》、湘剧《园丁之歌》,追查周恩来看过和肯定的电影《海霞》是谁推荐的,说这是黑线回潮的代表作。他们指责电影《创业》是“给什么人树碑立传”。毛泽东看了,批示“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他们才把已经排好的批判文章拆了版。他们组织了一些写作班子写文章,诬陷重新出来工作的各级领导干部是“从资产阶级民主派到走资派”,已经成为所谓“继续革命”的对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同意邓小平任出席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代表团团长,并去作报告,江青吵着不同意,直到毛泽东写信说:“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这一时期,由于江青一伙的破坏捣乱,已经趋向稳定的形势急转直下,国民经济建设出现严重混乱,许多企业处于半瘫痪状态。
  4月底以厉,周恩来病情日益增重。6月1日,他做了第一次大手术,此后就住在305医院里了。6月14日,江青召集会议,授意她的写作班子“要批现代的儒”,说“写老的儒有问题,不然只是刘、林”,对“现在的儒应写文章”。不久她在天津又说,“批现代的儒”、“批党内的大儒”是重点。她甚至给一个社员改名周克周,露骨地说:“用我们这个周去克他那个周”。她们极力攻击周恩来等,妄图为自己组阁创造条件。这年10月14日.毛泽东正式提出,建议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四人帮”千方百计要排除邓小平。10月17日,江青等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利用“风庆轮”事件围攻邓小平,矛头指向周恩来。所谓“风庆轮”事件是这样的:为了尽快发展我国的远洋运输业,1964年,周恩来作出造船和买船并举的决定,得到毛泽东同意。1970年,周恩来又指示力争在几年内基本结束主要依靠租用外国轮船的局面,把立足点放在国内造船上,在国内造船一时不能满足需要时,适当买一些船,把远洋运输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风庆轮”是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万吨级远洋货轮,交通部派两个干部去任政委、政治干事。“四人帮”的党羽要他们来批国务院、交通部在造船问题上的“洋奴哲学”、“崇洋卖国”,被他们拒绝。“四人帮”的亲信就在上海整了诬告材料,江青一伙借此定为“反动的政治事件”,扬言要揪后台。“四人帮”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难,遭到邓小平的批驳。第二天,他们就背着周恩来和中央政治局,派王洪文到长沙向毛泽东诬告周恩来、邓小平等,说“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昧道”,说周恩来“虽然有重病,但昼夜都忙着找人谈话,经常在总理处的有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毛泽东听了后批评了王洪文,叫他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周恩来在医院里得知这事后,同纪登奎、华国锋、李先念、邓小平等谈话,了解“风庆轮”事件经过。然后,他通过接近毛泽东的同志把情况反映给毛泽东,说明这事情不像江青他们所说的那样,而是他们预先计划好要整邓小平;小平同志已经忍耐很久了。毛泽东听后说: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由总理负责,并且赞扬了邓小平,提议他当第一副总理、党的副主席、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11月上旬,周恩来在医院里分三批约中央政治局成员开会。解决了“风庆轮”事件问题。
  1974年底,周恩来不顾病情的发展,为了主持开好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和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仍然紧张地工作着。由于得到毛泽东的支持,他挫败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篡党夺权的阴谋。在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上,江青、张春桥等人竭力争取要把他们的亲信安排在文化、教育、体委三个部委的领导岗位。周恩来约李先念等交换意见,感到教育部关系重大,确定以周荣鑫掌管为宜。12月23日,周恩来以重病之身,还远行千里,飞赴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的筹备情况。这一次,还同毛泽东单独谈了话,提到怀疑江青、张春桥历史上有严重政治问题的事情,毛泽东表示已经知道了。在谈话中,毛泽东称赞邓小平“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提议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增补他为中央副主席,还对周恩来说,不要老闷在医院里,可以出来走走,告诉邓小平在京主持工作。这次,周恩来回到北京下飞机前,坚持叫秘书搀着到驾驶舱看望机组人员,同他们一一握手告别。这是他最后一次乘坐飞机。这时,他的癌症已经转移到肠部。
  1975年1月1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通过了邓小平起草的关于国务院的部委设置和各部部长、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人选的报告。4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提出把在“文革”中被撤销的文化、教育两部恢复起来。周荣鑫任教育部部长,否定了“四人帮”提名的迟群。8日到10日,他亲自主持中共十届二中全会,通过了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并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四人帮”组阁夺权的阴谋受到沉重打击。13日至17日.弟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周恩来在会上作《政府工作报告》.重申了要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种学技术现代化的目标。会议选出了以朱德为委员长的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任命了周恩来为总理,邓小平等为副总理。1月下旬,周恩来连日在医院里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国务院副总理的分工问题。他嘱咐国务院核心小组副组长吴庆彤转告邓小平,请邓小平把分工列出,“他不好讲,由我讲”。2月1日,他主持了由总理、副总理13人出席和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列席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审定了国务院副总理的分工。同日,召开国务院各部、委负责人会议,传达了毛泽东对邓小平“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的评语,说:“将来这样的会,请小平同志主持。”第二天,他写信给毛泽东,谈了副总理的分工情况,说“邓小平:主管外事,在周恩来总理治病疗养期间,代总理主持会议和呈批主要文件”。毛泽东圈阅了这封信。
  1975年4月底,毛泽东从湖南回到北京。周恩来与毛泽东商定,由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邓小平主持工作后,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和解决工业、农业、交通、科技等方面问题的一系列重要会议,着手对许多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形势有了明显的好转。
  周恩来的上述安排,遭到“四人帮”的恶毒攻击。1975年3月1日,张春桥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会议上讲话,提出要以反对经验主义为“纲”,影射攻击周恩来等。同日,姚文元写文章提出“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江青、王洪文分别找政治局成员谈话,鼓吹“经验主义是当前大敌”。邓小平当时就表示反对,说:这是在政治局内一个一个动员反总理。4月5日,江青对北大、清华两校大批判组的人们(笔名梁效)谈话说:“党的现在的最大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随后,“四人帮”把持的一些报刊纷纷发表影射攻击周恩来和其他一些领导人的所谓批“经验主义”的文章。江青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布置反经验主义,要政治局讨论,受到邓小平的抵制。后来,邓小平借陪同毛泽东接见外宾的机会,向毛泽东反映了这个问题,表示不同意说经验主义是当前主要危险。毛泽东表示同意邓小平的意见。毛泽东在姚文元送来的一个报告上作了批示,“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邓小平、叶剑英等批评了江青、张春桥等人大反经验主义的错误以及在1973年11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以个人名义送材料和搞“四人帮”宗派等问题。江青被迫作了检讨。
  这年8月,毛泽东同一个北京大学教师谈对《水浒》的看法,说,“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江青就借此大做文章,召集于会泳、浩亮、刘庆棠开会,说什么“主席对《水浒》的批示有现实意义。评论《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现在党内有人架空毛主席”。9月17日,她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讲话,离开主题大讲评《水浒》,说“宋江架空晁盖。现在有没有人架空主席呀?我看是有的”。她还要求大会印发她的讲话稿,并在全国放她的录音。毛泽东得知后严厉地批评她“放屁,文不对题”,明确指示:“稿子不要发,录音不要放,讲话不要印”,制止了江青的无理取闹。
  1975年9月7日,周恩来不顾病情严重恶化和医护人员的劝阻,会见了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这是他最后一次会见外宾。会谈中,他坦然地说:“马克思的请帖,我已经收到了。”他说:“现在,副总理已经全面负起责任来了。”向国外介绍了邓小平。10月以后,周恩来病情继续恶化,卧床不起。24日,再次进行手术。在进入手术室前,周恩来躺在手推车上,向围绕在周围的政治局委员们询问小平同志来了没有,并握住走上前来的邓小平的手说:“你这一年来的工作,证明比我强得多。”表示了对邓小平的支持。
  周恩来从1972年得了癌症后,作为病人,他应该休息治疗;作为一个对党和人民建立了丰功伟绩的七旬老人,更应该得到休息和疗养;一向工作起来不知疲倦的周恩来,这时候也向他身边的同志吐露,说自己感到疲乏。他何尝不想休息。但是,当时党和国家的现实,“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图谋,他的举足轻重的重要性,使他不能够也不考虑休息疗养。他在医院的病床上,担心的是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正是为此,他患了绝症更加不分昼夜地工作。把生命倾注在保护党和人民的事业上,不顾病清的恶化,不顾“四人帮”的攻击叫嚣,全部心力完全彻底地贡献给了党、国家和人民。
  从1974年初起,周恩来的病势更重了。但是从这年1月1日到6月1日住进医院期间,他在多数日子里都工作12小时以上,很多日子工作18小时以上,有一次甚至连续工作30个小时。6月1日,他携带一大堆文件,告别他的办公室,住进医院。实际上,他只不过是把办公室从西花厅搬到医院罢了。住院期间,他动过大手术六次,小手术八次。平均每40天左右动手术一次。但只要身体还能够支持,他仍坚持工作。就是在医院里,他同中央的一些老领导同志会面谈话,嘱咐叶剑英:“要注意斗争方法,无论如何,大权不能落在他们(指‘四人帮’)手里……”。就是在医院里,他同中央部门和其他有关方面的负责同志谈话,接见外宾,召开会议。贺龙的骨灰安放仪式,他挣扎着去参加了;李富春的追悼会,他也去参加了;董必武去世,他因病重不能参加追悼会,但仍亲自看了悼词。……
  周恩来晚年,胸前始终接着一枚“为人民服务”的徽章。这是用意深刻的表明心境的证章。他公而无私,全心全意,决心把有限的生命完完全全地贡献给“为人民服务”的事业。邓颖超说过:“恩来对于自己个人离开人世没有丝毫挂虑,对祖国的科学发展和未来却充满了热情和期望。”这是十分真实而切当的写照。
  周恩来在病床上,仍关心着解放干部。他同纪登奎、吴德等谈这个问题,并责成把宋任穷等九人的案件赶快了结。他两次约纪登奎、吴德、华国锋谈话,指示尽快结束专案审查。1975年参加“五一”劳动节活动的人名单是张春桥拟定的,周恩来很不放心。他发现很多人不在名单中,赶紧找杨德中等去商谈,集中三四十辆小卧车,派人拿着请帖到这些人家中请,来不及参加白天的游园会,就参加焰火晚会,第二天名字见报,实际上又解放了一批人。他要公安部开列全部未赦战犯名单,以便特赦。不久,他在医院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释放全部在押战犯问题,后来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作出了特赦的决定。他还说到一些人的名字,指出应予释放。
  当然,他十分关心同“四人帮”的斗争。“四人帮”借反经验主义攻击他,他要秘书找出提反经验主义问题的报刊送阅;“四人帮”评《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他嘱医务人员把《鲁迅主集》中《评金圣叹》这一篇和各种版本的《水浒》找来送阅。他还要秘书把新、旧《唐书》中的《武则天》传找来……
  周恩来关心看祖国的统一。1975年12月20日,他在病床上约罗青长部长谈对台工作问题。其间两次被病痛折磨得说不出话来。最后不得不中止谈话。这是他最后一次找部门领导人谈话。
  周恩来始终坚持着共产主义信念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在病中,他对关心他的亲属讲:“这有什么着急的?共产党员要唯物主义嘛!人生的规律都有这么一天,应该相信规律。”他确实对自己个人离开人世没有丝毫挂虑。在病痛的折磨之中,他同邓颖超同声吟唱《国际歌》。
  1976年1月7日晚,周恩来微睁双眼,对病床前的医生吴阶平说:“我这里没有什么事了,你们还是去照顾别的生病的同志,那里需要你们。”
  这是周恩来所说的最后一句话,他心里想的仍然是别人。
  1976年1月8日9时57分,一代伟人周恩来溘然长逝,终年78岁。“巨星殒落,人们相告不成声,欲言泪复垂。”亿万人民和国际友人沉痛悼念周恩来。他一生的追求,一生的奋斗,都是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祖国的富强,为了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这一崇高的目标。

  在旁边的桑成鼎看了一眼,不禁大吃一惊:“大帅,你这奏折前半段很好,后边的几句话却说得不大合适。你知道皇上心胸狭小,是个最爱计较的人。他见到你又是表功,又是叫屈的,定会很不受用的。”

  老秀才当众出丑,被大家搜出了证据,羞得他满面通红,没了立足之地。在当时那个社会里,讲究的是读书人要一心读书,寻花问柳已经是受人耻笑的事了,这老头子还出入公门帮人家打官司,那就更让人看不起了。那老秀才被人拿住了证据,状纸也不捡了,绣鞋也不要了,顾不得丢人现眼,爬起身来狼狈而逃。

  年羹尧接过奏折来,把上面“鸟尽弓藏兔死狗烹”这四个字拉掉说:“就这样吧。正因为皇上事事计较,我才要写出心里话。你不了解皇上,你越是下软蛋,他就越是要欺负你。可是,你要敢硬顶他,他倒会相信你是说了真话。桑哥,你回过头来想想,史贻直和孙嘉淦,不全是顶出来的英雄吗?”

  贾士芳啐了他一口,又左顾右盼地向在座的人问:“还有谁不服气?站出来公开说,不要在心里头嘀嘀咕咕的!”他一边说话,一边把手中的馒头团弄着,面屑纷纷落下,又用口一吹,只听“当嘟”一声响,撒在桌上六个银角子。他傲慢地看着惊奇万分的人们说,“这不是偷的,乃是我在沙河店里与人猜枚玩,赢了几位江湖好汉的。当时扔在了河里,想不到今天却在这里派上了用场。够不够?要不够我就再来点。”说着,用手向空中一抓,又是一枚银角子掉在桌上。

  三天以后,年羹尧回到了西宁大营。岳钟麒亲自率领着一百多名军官,在接官厅恭候年大将军归来。他一如既往,还是那副笑面虎的模样,一说话就先自笑个不停。年羹尧见他亲自来接,当然也十分高兴。哪知,走到近前一看,这么多陌生的面孔却让他大吃一惊!汝福、玉允吉和魏之跃到哪里去了?他们为什么不来迎接呢?

  墙角处有个年轻人看得呆住了,他走上前来说:“贾神仙,你真了不起。假如你能当众把今科的考题说出来,在座的一定得感谢你。”

  岳钟麒焉能看不出年羹尧的心思,不过他却没有多说,只是按着规矩,率领众人向年羹尧行礼,然后又热热闹闹、风光排场地簇拥着这位大帅回到了城里。进到大帐以后,年羹尧再也忍不住了,他气愤地问岳钟麒:“岳兄,想必你也一定看到皇上的旨意了。真是好景大家夸,墙倒众人推呀!我年某一倒霉,放屁都能砸了脚后跟儿。九爷今天不来我不能责怪,他身份贵重,而且有他的处境和难处。可是,我手下的这些人也真够混蛋的,他们全都钻了沙,当了缩头乌龟吗?”

  贾士芳笑着说,“今科的考题我当然知道,可泄露出去是要犯律条的。其实考上考不上,全在自己,该考上的,用不着猜题;不该考上的,我就是说了也没用。就像你,我就敢说你四十岁之前与功名无望。过了四十岁再来考,或者能中个副榜。你这一生,也就这么大的前程了。”

  岳钟麒一边笑着让座,一边给年羹尧敬酒说:“大帅,您请坐,坐下来有话慢慢说嘛。亮工兄刚走不久,朝廷就来了旨意,说你这次进京大概要多住些天,叫钟麒来大营暂时主持一下营务。兄弟来到这里是萧规曹随,一切都按大将军的制度办事,不敢有丝毫走样。他们几位不来,年兄可不能生气,因为他们都奉调离开这里了。临行匆忙,来不及给你告别。你先干了这杯酒,闲话咱们有的是时间说。”

  一个又黑又瘦的小个子挤上来,胆怯地问:“我呢……”

  年羹尧一听这话就炸了:“慢!我现在最怕听的就是‘闲话’。不过,我还是想请问岳将军,你怎么可以任意调动我的部下,而且一下子就把几个大将全部调走?我问你,你把他们调到哪里去了?”

  贾士芳仍然笑着,却不屑地对他说:“你明天一早,到厕所里去看看就知道了。”

  岳钟麒呵呵一笑说:“大帅,我可没有那么大的胆子啊!这件事说来话长,但我看,你也真是贵人多忘事。他们不都是西线大捷后,你亲自保举的人嘛。汝福被调到蔡珽那里,魏之跃去了阿尔泰,王允吉则调到了伊克昭盟。他们不但调走了,而且都晋职为将军,升官了。这都是你年大将军的面子大,他们跟着你,才能有这个福份啊!这么大的事情,你不说话,我哪有那么大的权?我实话实说,只有福尔一个人是我安排的。我让他把部队带到青甘交界的地方,那里背风向阳,好过冬不是。老兄路过那里时,一定看到了他们。你是大将军,你现在既然回来了,我说过的全都不算数。你要是觉得不妥,一声令下,他们就能回到你这里来。”

  李绂一直在旁边静静地审视着这位“神仙”。自己身为今科主考,尚且不知道考题是什么,他怎么能大言不惭地公然在众人面前胡说,而且,连谁是第一名都说了出来,这也太“神”了!可是,刚才他在馒头里取银子,揭露那老秀才的隐私这两件事,又都在众目睽睽之下,他到底真的是神仙,还是在玩弄玄虚呢?他忽然来了兴致,走上前来笑着说:“贾道长,我不是不信你,你说得也太玄了。空中取银,是街头上卖艺的人都能办到的;揭穿别人稳私,只要两人事先做好了手脚也不难。乡试的题目是由礼部出了,奉旨照准,然后密封发到各省学宫里的,你怎么全都知道?这就未免有点令人生疑呀!”

  听着这有板有眼,又挑不出毛病的话,年羹尧觉得心里阵阵发凉。到了现在,他才明白,雍正皇上对他说过的“不调一兵一卒”,原来竟是这个意思。是的,这次确实没调动他年某的一兵一卒,但他手下最得力的大将,却一个也没有剩下!突然,他发出一阵撕裂人心的狂笑,端起面前的酒杯来,一饮而尽。他恶狠狠地盯着岳钟麒说道:“让我试着猜猜看,眼下大营里新换的三个都统,大概都是从岳将军那里补过来的?或者,你老兄的大营已经移到西宁来了?九爷呢,哦,他也许已经被你‘礼请’到川北过冬去了?”

  “您先生不信,那是自然的,连主考大人都不知道,何况是别人呢?”说着,贾士芳从酒坛子里倒出三碗酒来,一碗交给蒋文魁,一碗自己端着,却把另一碗递到李绂手里说:“儒家向有为尊者讳的经义,以你的地位来说,我怎能说破了你的真相?咱们随便玩一下吧,请看我手中的坛子,里面有酒吗?”

  “哈哈哈哈……”岳钟麒仰天长笑:“亮工啊,你连一条都没有猜对。我一个人都没有往你这里安插,九爷也还是住在这里。我并没有拘管他。他今天是身子不爽,可能不会来见你了。至于我本人,那更好说,我只带了我的六百亲兵到你这里,而我的老营还在原来的地方!你要是不信,就请亲眼看看吧,看这些新都统是从哪里来的。喂,你们怎么不上来给年大将军敬酒啊?”

  “有!”

  岳钟麒话刚落音,三位都统从外面走了进来,齐刷刷地站在年羹尧的面前。岳钟麒上前来一一引见说:“大帅您瞧,这位叫曹森,这位是德彪,这位吗,就是大名鼎鼎的吉哈罗。你看,我说的不假吧?有一个我的人没有。”

  贾士芳突然用一只手伸进坛底,把那个带着花釉的坛子翻了个底朝天!他问李绂:“现在您再看,这酒还有没有了?”

  年羹尧往下边一看,几乎笑了出来。这三个人,一个瘦得像麻杆,那两个却都是大胖子。这些人要是能当我这里的都统,我大营里所有的兵丁都能当将军!但他们既然不是从岳钟麒那里来的,多少总是让年羹尧放了心。他想着,这或许不算是在夺我的军权。况且,汝福他们几个的升迁,也全是应该的。自己倒不能责怪别人,既不能怪岳钟麒,更不能怪皇上。就在他沉思不语的时候,那个瘦得像麻杆似的人,抢先说话了:“年大将军,标下吉哈罗,奉圣命来到大将军麾下效力。大将军不要看标下貌不惊人,但标下却不是个窝囊废。康熙六十年苗寨土司叛乱,标下曾率领手下三十人,深入苗寨,擒斩土匪七百余人。康熙爷圣明,曾经御口亲封标下为‘孤胆英雄吉将军’。从今而后,大将军若有什么指令,标下水里火里誓不皱眉!”

  李绂惊异得声音都变了:“啊!没有了,坛子都翻过来了,怎么还会有酒?”

  年羹尧看他的模样,知道他因自己其貌不扬,常常受人白眼,这才一见面就先自报家门。年羹尧心里顺了,对他当然就不肯小瞧,便说:“好,既然大家都是为皇上效力,本大将军定会一视同仁的。下头的兵如果不听号令,你只管来向我禀报。但我要把话说到前头,你们也都要自尊自爱。哪个胆敢触犯了我的军令,我也是无情的。来,我借花献佛,与三位军门共饮一杯!”

  “那么,就请您亲自验证。”说着,把酒坛子往外一倾,那翻着的坛子里竟然流出了琥珀色的黄酒,浓烈的酒香扑鼻沁心。

  岳钟麒在一旁笑着说:“好,我这就算是当面作了交代。年大将军今日一到,我也该回去了。今天这酒,既是给年大将军接风,也算给我自己饯行。哈哈哈哈……来,大家都举起杯来,共敬年大将军。也共干一杯同心酒!”

  李绂看得呆住了:“不可思议,简直是不可思议……”

  直到这时,年羹尧的心情才稍稍好转。岳钟麒既然愿意回去,兵权就仍旧还在自己手中,别的什么事,以后自可慢慢说清的。他这一路实在是累了,也乏了。众人敬酒,他就来者不拒。一场酒宴下来,竟有些醺醺欲醉。他踉踉跄跄走出宴会厅时,却迎面碰上了九爷允禟。年羹尧连忙上前见礼问道:“九爷,你怎么才来?酒都吃完了!”

  “哦,这没有什么讲不通的道理。你是儒家,儒者讲的是以文道治人。可是,你应当知道,大千世界万流百川,哪一条不要流到海里?董仲舒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孔子才成为百王之师,这难道不是史实吗?若论刑法文明,治理乱世,也确实只有儒家才能担起这个重任。但大道如同宇宙,周流万世。它高耸入于九天,渊深犹如四海,又岂是一种学术可以包罗起来的呢?”

  “是吗?我还敢来吃酒吗?”九爷咬着牙说,“告诉你,我正在预备后事。既预备自己的,顺便,也预备着你年大将军的。”

  一席话说得李绂心服口服:“先生真是道德高深之人,今日学生我大开眼界!”他想起雍正要他寻访异能之士的事,莫非上天真地给了我这个机缘?但这些话又不便明言,便欠身说道:“以先生之能,也用不着我多说什么了。在下叫木子绂,家住京都四牌楼。请问鹤驾是在白云观安置的吗?改日我定当熏沐拜访。”

  “九爷,你怎么这样说话?我听不懂你的意思。”

  贾士芳一脸古怪地说:“足下可要多多保重啊!我观你印堂晦暗,恐怕要有点小厄,但有惊无伤。只要你修德养性,韬晦自爱,莫问世事,灾难也就可以自行消除。百日内切记不要出门,否则大祸将不旋踵而至!”说完这些,他转身向着大家,“原来说好了要请蒋居士吃酒的,不想却玩了半天的把戏,连菜都放凉了。明天请各位到白云观来,有病的看病,问功名的请免开尊口。来来来,蒋居士,咱们先干一杯!”

  “听不懂不要紧,过不了几天你自会明白的。知道吗?你已经被夺去兵权了。”

  李绂退出人群,心中却如翻江倒海一般。“百日内不要出门”,对他这位即将上任的总督来说,是绝对办不到的;那么他就只好等着那“不旋踵而至”的大祸了,这话是什么意思?皇上正宠信着自己,而且宠信的程度也不亚于田文镜;自己从没办过什么错事,还有湖广百姓万人联名叩阙保着;既没有私仇,又没有隐私,这“祸”又从何而来呢?想来想去的,他苦笑一声对自己说:哦,原来我竟然相信了江湖术士的花言巧语!

  年羹尧摇摇头说:“九爷说的是什么话,我不还是大将军吗?”

  恰巧,那两个小厮也回来了,李绂问:“你们俩是谁去见的张中堂?”

  允禟连声冷笑着向外面走去,回头对年羹尧说了声:“韩信,大清朝的韩信!”

  一个孩子忙上前来答道:“是我去的。中堂大人那里客人多得很,都在那里坐着等中堂接见。我一说是从您这儿去的,中堂就立刻把我叫进去了。”他说着脸上带出笑容,好像得了彩头似的,“屋子里的人真多呀!有诚亲王和庄亲王两位老千岁,还有几个官员,大概是善扑营和内务府的,奴才一个也不认识。张中堂问了我们一路上的情景后说,原想今晚就见见的,只是你们大人走了一天路,怕是累了。他说请您明天先到上书房去,他有话交代。完了后,您再请见皇上。就这些,他老人家说完,就让我先回来了。”

  年羹尧吃惊地看着九爷,他已经走远了,但他的话却一直震响在耳边。韩信,难道我果然是死在汉刘邦手中的韩信吗?

  李绂说:“老师已年过花甲,还这样地勤劳王事,我怎么能在此闲坐呢?快去找轿夫,我这就去张相府!”

  九爷的预言,被可怕地证实了。几天后,还没有把虎皮交椅暖热的年羹尧,就收到了皇上的朱批谕旨。皇上的口气变得越来越严厉了,“……年羹尧,你在红古庙写的奏折,朕看了不胜骇然。不知是你吃醉了酒,还是杀人过多,让恶鬼夺去了你的魂魄……”

  李绂是张廷玉的门生,平日里常来走动,相府的人都与他很熟了。他一到,就有一个管家迎了出来笑着说:“我们相爷可真成神仙了!他料定,你一得到信就会立马赶来的,所以,把客房里候见的人全都撵走了。相爷吩咐说,大人一到,让奴才马上领您到书房去,不要再通禀了。”

  这话是年羹尧从来都没有听到过的。皇上还说,“……朕将田文镜的折子发给你看,是要启发你的天良,让你从此敛去锋芒,做个以公心事主的好臣子。岂知你却大放厥词,丧心病狂乃至于此,真让朕大失所望……”

  李绂笑着塞给他一块银子,又问,“老师身子好吗?他还是四更起身?听说梅大公子放了济南知府,为什么不留他在直隶呢?”

  看到这里,年羹尧心里还存着一线希望。当奴才的挨主子的训斥,也是常事嘛。自己跟随雍正这么多年了,哪一年不受他的训斥?哪一年不看他的脸色?他就是这么一个主子嘛!

  “哪!万岁爷说,我家相爷老了,留他在身边,好时时照应一些。可是,相爷却坚辞不受。他说,只要自己为相一天,就不能留子弟们在京师附近作官。还说,李大人您现在当了直隶总督,是他的学生,家里人更得避嫌。”说话间,已经到了书房门口,那管家说:“到了,我不能随便进去,请李大人自便吧。”

  可是,再往下看,年羹尧坐不住了,“……尔奏折中本应写出的‘朝乾夕惕’四字,竟错写成‘夕阳朝乾’。一字之差,轻慢之心,溢于言表矣……”年羹尧连忙把皇上发回来的奏折原件翻出来,一看之下,他自己也哭笑不得了。“朝乾夕惕”是颂词,是说皇上勤劳国事,无分昼夜之意的。自己怎么却一时糊涂,写成了“夕阳朝乾”呢?在给皇上的奏折中,写了错别字或者用错了词意,是有罪的。假如是在关键地方写错用错,那更是不得了,少说,也能发落一个“大不敬”的罪名。按说,年羹尧一向以儒将自许,是不应该出这种错误的。可是,那天大概自己真是气急了,气疯了,才出现了这样的笔误。要在过去,自己立了大功,皇上正在高兴时,这其实也是付之一笑的事。皇上最多骂他个糊涂,怪他太过粗心。但,现在自己已经不得势了,还敢这么想吗?他知道,光是这一字之错,就能要了自己的性命。是怎么说也不能原谅自己,更不能得到皇上谅解的。

  李绂弹弹衣服,正要报名,就听张廷玉在房子里说:“是李绂吗?你自己进来就是了。这是在我家里,用不着那么多的规矩。”

  继续往下再看,就更加不得了。皇上说,“尔既然不许朕‘朝乾夕惕’,则你西疆之功,朕也在许与不许之间。”

  李绂答应着走进房里,果然见允祉、允禄两位王爷坐在客位上,都穿着朝服,戴着金冠;屋子里坐着的其他人,也个个都是正襟危坐,好像刚刚退朝下来,连家都没来及回似的。他向上看了一眼,见在座的有丰台大营提督,九门提督,还有内务府的俞鸿图等一班人。李绂与他们一一招呼过了,才在旁边一个座位上坐下。

  这就是说,皇上原来封赏过的一切,都要全部收回了,他说过的话,许过的愿,也全都付之东流了。

  十六王爷允禄看着他说:“李绂呀,你一到,京师各武备衙门的主官就算到齐了。我们是下午在宫里见到皇上的,怡亲王允祥已经病得不能理事了,晚间皇上还得去瞧他。今晚是两个头都在议:一头是八爷廉亲王那里,几个旗主在听八哥布置旗务整顿的事;一头是我们这里,议的其实是一码子事,也是旗务整顿。李绂你刚才没到,我怕你不明白,所以我先说明一下。我们这样做,并不是要为难这些王爷,而是要帮他们有条理地办好差使。”

  果然,雍正说,“朕已下旨给岳钟麒,征西将军之职由他接替。看来,尔也当不起这个‘大’字,着即改授杭州将军,见谕即行交割印信。”

  李绂知道,这位十六爷,在康熙皇帝的二十多个儿子中排行十六。他硕身玉立,一表堂堂,为人也十分忠厚朴讷。只是小时候因为顶撞了太子,被大千岁打了一记耳光,落了个耳背的毛病。所以,他很少在朝廷中露脸,只管迎送外藩,和管着内务府。他这番话虽然是针对李绂说的,但说得有点语无伦次,倒让李绂听得稀里糊涂。

  这就是说,只因一字之差,他的“大将军”一职就被撤了!到了这时,年羹尧可真是欲哭无泪了。

  三王爷允祉见李绂脸上一片茫然,便忙着插言解释:“十六爷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整顿旗务本来就是个扎手的差使。朝廷准备削减旗务开支,让旗人们自食其力,在京各王府旗营里有好几万人,怕万一出了乱子,八爷才让旗主们进京的。他们那边会商的是整顿细务,我们这边则要严密关防督察,防着有小人们惹是生非。张相今晚请大家来,说的就是这件事情。”

  朱批中还有这样一段话:“尔放心,朕断不肯做藏弓烹狗皇帝。但尔也要成全朕,火速启程回归。你那里小人太多,把你挑唆得患了失心疯!朕想保全你,怎奈尚有国法在呢!”

  李绂原来对于八王允禩并无好感,他对八爷的尊敬,也只是尽大臣的本份。“整顿旗务”的事,他早就听说了,因为与自己不沾边,所以没有往心里去,可是,今天晚上听了三王爷的话,他才觉得,这不只是要旗人去种田的小事。而且这件事情,还连带着八爷和皇上二十年的党争,就更加不可轻视了。一想到潞河驿那边戒备森严。如临大敌的情景,他只觉得浑身打颤。他站起来躬身说道:“二位王爷的训示,臣已经明白。臣是汉人,对这里面的情景并不清楚。王爷和相爷有什么吩咐,只管派臣去办就是了。”

  年羹尧捧着这份朱批,看了又看,足足地看了小半个时辰。他想再写一份辩折,可是,他知道再写也是白搭。皇上叫他火速回归,他敢不从命吗?桑成鼎来到他的身边,他也没有抬起头来看一眼。他像一棵被雷击倒了老树,一蹶不振,再也没了力气了。他自言自语地说:“黄梁一梦,黄梁一梦啊!”便失神地走出了军帐。

  张廷玉看着他这个得意高足说:“你的差使有两个:一,是顺天府的乡试,由你来担任主考。参加这次考试的有许多旗人子弟,你要防着他们在里面煽动士子们闹事;二,你现在是直隶总督,管好本省的军务,也是你的职份之内的事。京师防务由毕力塔和图里琛二人各按防区驻防,你也要十分留意直隶各旗营里的动静。发现有串连的,有行动诡密的,要随时查拿,随时举报。每隔一天,你要到清梵寺去向十三爷报告,十六爷也要住在那里。你不但要详细报告各旗的情况,还应该有喜说喜,有忧报忧,不许有一点大意!”

  天色阴得很重,但却没有雪。大块大块的云层聚在头顶,压得人喘不过气来。塞外肆虐的狂风,卷起了怒涛翻滚似的风沙。门外铁旗杆上那面写着“大将军年”的军旗,也仿佛不胜其寒,在风中籁籁地发抖。年羹尧知道,那个曾经纵横疆场,叱咤风云的“大将军”再也回不来了。这面作为历史见证的军旗,也将随之消失,而且永无展现之日!他悄然转回军帐,见桑成鼎还在这里,也还是默默无言地站在他的身旁。他苦笑一声对桑成鼎说:“桑哥,你不要觉得奇怪,这事是迟早总要发生的。急也没用,怕也不行。我不敢说是为皇上立了大功,但谁要想一手遮天,掩尽天下人的耳目,恐怕也是办不到的。桑哥,你不要难过。你看我这官当的容易吗?拼死拼活不说,辛苦了大半辈子,图的又是什么?看看你,跟着我吃苦受累,早早地就白了头发,看起来像是七老八十的人。现在我们总可以解脱了,也没有留下什么憾事。我们钱挣足了,官也当够了。慢说皇上还给我留了个杭州将军的虚名,就是贬家为民,我这辈子也活得值了。”

  李绂肃然答道:“是,我明白了。”

  桑成鼎忧心忡忡地说:“我看,没有那么轻松的事儿。皇上不会就此罢手的,他一定要……”

  三爷允扯笑着说:“廷玉,真有你的,你这么一曲划,就什么都明白了。我和十六弟主持内廷的礼仪,上次八弟对我说,按先朝制度,皇帝和旗主王爷们只有上下座之分,不行君臣大礼。我告诉他说,那样只怕不行,比如说,老十三允祥也是世袭罔替的铁帽子亲王,平日里每天见面是一回事,到了重要场合,还是要行三跪九叩首的大礼的。后来,我没问十六弟,不知你们是怎么议的?”

  年羹尧摆手止住了他的话,从柜子里取出一份卷宗递了过去,桑成鼎打开一看,不由得大吃一惊,原来里面装的全是银票。桑成鼎大约一数,足有七八十张,每张都是见票即付的十万两龙头大票,总数有七八百万两哪!他眼盯盯地看着年羹尧说:“二爷,你这是要干什么?我们家是世受年家大恩的家生子奴才,你这样做,让我在死后怎么去见我们老爷子?”

  允禄说:“哎呀,这事我怎么一点也记不得了呢?好像八哥说,要整出个条陈来,几位王爷一块儿去见皇帝,再把条陈变成谕旨明发天下。当时,万岁一听就笑了,说:‘什么三跪九叩,二跪六叩的,这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要紧的是旗务要整顿好,旗营要能打仗,朝廷用人时要用得灵;再一个,就是旗人们要能生业,户部就可以少一点开支,这样也免得他们无事生非,荒唐嬉戏。只要作到了这些,他们就是给朕行鞠躬礼,朕也是无所谓的’。”

  年羹尧叹息一声说:“我的好桑哥呀,正因我们两家世代相依,我才要这样做啊。要真的像你刚才说的那样,皇上要对我下毒手,恐怕不但是我,我们全家谁也逃不过这场灾难!你知道,我早就收留了十名蒙古女子做侍妾,现在她们之中有两个已怀了身孕。”年羹尧压低了声音说,“今晚你就带着她们离开这里。我派兵送你们到山西境内,你在那里把兵丁们打发回来,然后就远走高飞。不要投亲,更不要靠友,最好是找一个人迹罕至的地方躲起来。我如果能过去这道关口,会找到你们的。皇上也许会抄斩我家满门,你千万替我留下一个后代。假如能有个男孩儿,年家的香烟就有人承继了。”

  张廷玉说:“我当年曾多次跟着圣祖东巡奉天,王爷们见驾时,有行三跪九叩大礼的,但也有时是圣命免礼的。在承德,王爷们见驾时,也随班免礼。但这次是在北京,是皇上登极以来王爷们的第一次进京朝觐,我看,必须行三跪九叩首的大礼。礼,不是件小事,那是区划,是分别,也是应当遵从的大道理,不能随意而行。”

  桑成鼎刚要阻止他说下去,就被年羹尧拦住了:“别别,我的好哥哥,你什么都不要说,我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呀。你想让他把咱们全都一勺烩了吗?你想让我给你跪下求告吗?桑哥呀……”他已经泪流满面了。

  允禄说:“张相既是这么说了,就按你说的办也就是了。”

  桑成鼎抱着那卷宗,好像是抱着一个尚在褪褓中的孩子。他老泪纵横地说:“二爷,你的心我全都明白了。你……你,不要再多说,我照你的话办就是……咱们会有相见的那一天的,你可要多多保重啊……”

  允扯站起身来说:“这件事等皇上召见时再议也不迟。我现在就到清梵寺去,老十三的症候不大好呢!我走了以后,你们该怎么议就接着议,不要怕出乱子,也不要只在一些小事上绕圈子。要议大政,照皇上的旨意,把旗务整顿好,这才是正经事。”他接着又说了些不痛不痒的事情,才起身离去。

  突然,一名军士闯了进来禀道:“年大将军,岳钟麒将军已经来到仪门,他说是奉旨来见,还有旨意要宣。”

  允祉走了之后,图里琛笑着说:“张相,您放心好了,不会出什么乱子的。所谓‘铁帽子王’,只是个叫法罢了,那顶‘铁帽子’是在手里拿着的,他们的头可并不是铁的。如今的旗营和汉军营一样,都是吃的朝廷的钱粮,并没人吃旗主的俸禄。他们如果能乖乖地听话照着皇上旨意整好旗务,那就万事全休;假如要是生了别的妄想,只要主子一道旨意,两个时辰内我就能把他们撵出京师。您假如想要他们的脑袋,那就更省事了。”

  年羹尧回头对桑成鼎又看了一眼,大声吩咐:“放炮,开中门,摆香案!你这就去告诉岳将军,说等我更衣之后,立刻出迎!”

  张廷玉嗔怪地看了他一眼说:“这些话还用得着你来说?我最怕的就是你有这想法,也怕有人挑唆着旗人们闹事。清理吏治和田赋制度已经闹得我们四脚朝天了,京师里一定不能再出任何乱子,朝局更是要越稳越好!告诉你,我要的是顺利整顿,要的是几个王爷来到了北京,能够在这里安享尊荣,让他们坐镇北京,把各旗牛录们的钱粮减下来,把田地分下去,也把该交的租赋定下来。这样,我们的差使也就算功德圆满了。”

  一份由岳钟麒拜发的八百里加急军报,乘着凛烈的西北风来到京城,呈在了雍正皇帝的御座之前。岳钟麒在这封奏报中说:“年羹尧已经俯首听命,交出军权。臣岳钟麒将他亲送至潼关,年亦奉命赶往杭州上任。”

  李绂看着张廷玉那忧心仲忡的样子,觉得心疼,忙说:“学生知道,师相是一片佛心,想保这些王爷们平安,也保住八爷不至于出了大乱子。”他回头看了一下图里琛脸上的那片刀疤又说,“只是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恐怕也是没法子的事。图大人磨刀霍霍,也是为了有备无患嘛。”

  雍正的心放下了,张廷玉和方苞的心也放下了。雍正向正在陪他下棋的方苞说:“方先生,这盘棋朕不下了,再下也是输,朕输得起;就像与年羹尧这盘棋一样,朕赢了,也赢得起!”

  十六爷允禄不安地看了张廷玉一眼说:“最好是不要翻脸,一翻脸就是百年不遇的大案子;不翻脸呢,也许有些人野心被压了下去,往后就会老实办差了。”

  十三爷正坐在皇上跟前,他病骨支离,瘦成了一把干柴。听了雍正的话,他惨然一笑说:“皇上,这事情办得如此顺利,真多亏了廷玉啊。他为皇上建立了不世之功,应该受到褒奖。”

  张廷玉听了连连点头:“是啊,就是这话。皇上常说,十六爷口齿虽然艰难,可心里明白,果然是一点不假,我们就按您说的办吧。”

  十六爷站了起来告辞说:“你们只管接着往下议,我得先走一步了。皇上有旨叫我去一趟理藩院,看看他们那里在礼节上还有什么说法,还要见一见弘时三阿哥。我今晚不回家了,就住在理藩院签押房里。你们要是有大事,就到那里找我好了。”说着就带着俞鸿图和一大群笔帖式向外走。众人也连忙起身,恭送十六爷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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