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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传,创始人与C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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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始人与CEO

为什么乔布斯一定要外聘斯卡利这样的职业经理人来做CEO呢?

IT公司的创始人外聘CEO,这在硅谷并不罕见。年轻的创始人有激情、能创新,但缺乏管理、经营经验,等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市场、销售、人事、财务之类千头万绪,创始人未必能驾驭自如。另一方面,很多醉心技术创新的创始人并不一定真的有兴趣做管理,他们宁愿天天和电脑交流,而不愿和芜杂的会议、审批、流程打交道。这时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外聘有经验的职业经理人来当CEO。

「外来的和尚会念经。」这话放到IT领域,可不见得总是正确。有的创始人和外聘CEO合作得珠联璧合,企业也因此生机勃勃。有些企业外聘的CEO却未必真能让自己融入企业,水土不服的毛病轻则让CEO下课,重则让企业遭殃。

好的榜样近在眼前。2011年4月,谷歌创始人拉里·佩奇从埃里克·施密特手中,接过CEO令旗,以一种近乎完美的方式,宣告施密特、佩奇和布林三驾马车共掌谷歌大权的时代正式落幕。10年前,为弥补自己在管理上的经验不足,创始人拉里·佩奇和谢尔盖·布林从Novell公司请来施密特出任CEO。施密特负责公司日常运营,佩奇和布林则偏重产品和技术,但公司重大决策总是由三人共同讨论决定。起初,不少人怀疑,这种三人共管的方式会不会效率低下。但很快,谷歌的迅猛发展就打消了所有人的疑虑。其实,施密特既是两位年轻创始人的好朋友,也是他们在运营方面的导师。这种师生兼挚友的关系潜移默化地培养着创始人自己的管理和领导能力。10年后,当创始人胸有成竹的时候,由佩奇接替施密特出任CEO,独掌公司运营大权,就成了水到渠成的事情。

回头再看苹果。乔布斯和沃兹创立苹果时,只是想做几单生意,卖些电脑,虽然两个人都梦想着改变世界,但那时谁也没想过,苹果会迅速成长为他们实现梦想的平台。沃兹在头几个月里,连惠普的工作都没辞,只是把苹果当成了自己业余时间玩票的地方。

但乔布斯还是从一开始就注意到,即便只经营一家微型公司,也远不是两个攒电脑的毛头小伙子可以胜任的。正是基于这个考虑,他才在早期请来熟悉商务、法律的韦恩帮忙。几个月后,Apple I竟然卖得不错,苹果也逐渐有了个公司的模样。乔布斯再一次提前预见到,自己和沃兹初出茅庐,有天分没经验,如果没人帮助提携,估计很多东西都玩不转。另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是,Apple II的研发、制造需要资金。两个在圈子里没有任何知名度的年轻人,除了找熟人借点儿钱外,该去哪里募集资金呢?

还是熟人管用。乔布斯找到了自己在雅达利的老板诺兰·布什内尔,向他求教融资渠道。布什内尔在第一时间塞给了乔布斯一张名片,名片上的人叫唐·瓦伦丁(Don Valentine)。这个瓦伦丁可不简单,那时在硅谷,说起瓦伦丁的名头,可谓如雷贯耳,就像水浒里的绿林好汉说起及时雨宋江。他在1972年创办的红杉资本(Sequoia Capital)是硅谷最负盛名的风投公司,投资过甲骨文、思科、雅虎、谷歌等一大批顶尖企业,也是雅达利公司的投资者。人送瓦伦丁一个强悍的绰号──硅谷风投教父。

红杉资本的办公室位于硅谷著名的风投聚集地──斯坦福大学校园西侧的沙山路(Sand Hill Road)。1976年8月,乔布斯到沙山路3000号找到瓦伦丁时,瓦伦丁被这个穿T恤、凉鞋,一副嬉皮士派头的小伙子震惊了。他对乔布斯造电脑、卖电脑的商业计划并不太感冒,但他以前确实没见过像乔布斯这样另类、叛逆,但又有激情、梦想的小伙子。

「你的目标是什么?」这个问题,瓦伦丁问过无数登门拜访的创业者。

「我想改变世界。」乔布斯毫不犹豫地回答。

乔布斯脸上若无其事的表情就像在说,改变世界不过是件应该做也可以做的事,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瓦伦丁觉得,眼前这个小伙子要么是个自大狂,要么是个不世出的鬼才。他后来对人说,乔布斯当时看上去简直就是个「人类的叛逆」。在瓦伦丁眼里,苹果的创业计划幼稚得就像小孩子过家家。可瓦伦丁又隐约觉得,帮助这个小伙子是一件正确的事。

乔布斯后来总结说:「那个时候的风投,对公司的帮助非常多。他们就像你的导师一样。这是因为,早期的风投者,像瓦伦丁,都曾是高科技企业的创始人或高管。瓦伦丁就曾是国家半导体(National Semiconductor)公司的市场副总裁。这种背景,让投资者在投入金钱之外,也像导师一样分享他们的才能和经验。」

导师一样的瓦伦丁为乔布斯推荐了另一位乐于当导师的人──迈克·马库拉。马库拉是个生意人,市场营销和管理经验丰富。他在飞兆半导体和英特尔任市场经理期间,通过股票期权成了百万富翁,然后就四处寻求投资创业公司的机会。乔布斯没费多少力气,就用激情打动了马库拉。马库拉决定以天使投资的方式,注资并加盟苹果。股权分配方案是,马库拉和两个史蒂夫各占30%股份,剩下的10%归工程师罗德·霍尔特(Rod Holt)所有。

1976年年底,加盟苹果的马库拉帮乔布斯制定了一套完整的公司战略和经营计划。马库拉在商务和市场方面的特长让乔布斯看到了专业和业余的差距。乔布斯虽然有营销天赋,但那时至多算是个业余高手,和马库拉相比,还差得很远。凭着清晰的商业计划,马库拉还说服沃兹彻底辞去了惠普的工作,专心在苹果创业。然后,马库拉又和乔布斯以及市场公关公司麦金纳(McKenna)一起,制定了更完善也更有针对性的营销方案。

1977年1月3日,苹果完成了正式的公司注册手续。但马库拉从来也没有打算亲自管理公司。他坦白地向乔布斯和沃兹指出,年轻创业者缺乏经验,不适合管理公司,必须聘请有经验的人。2月,马库拉利用自己的人脉,从国家半导体公司挖来了工程师出身的职业经理人迈克·斯科特(Mike Scott),这是苹果公司历史上第一位CEO。

外聘CEO无疑是好事,但前提是,创始人要和CEO合作顺利。谁也没想到的是,苹果外聘CEO的历程,竟如此磕磕绊绊,一波三折。几乎每位外聘CEO都带着懊丧、遗憾甚或是愤怒离开,甚至连创始人自己也因为和CEO不和而被排挤出公司。不得不说,苹果外聘CEO的历史,差不多就是一部苹果公司早期的动荡史。

拿第一任CEO斯科特来说,虽然乔布斯和斯科特都是工程师出身,但他们两个人骨子里,几乎没有多少共同点。

乔布斯是典型的梦想狂,他无时无刻不期盼着实现自己改变世界的梦想。为了达到目的,他追求并享受最高权力,也放纵自己在管理上的控制欲,但同时也极度缺乏管理经验。斯科特后来说:「乔布斯没有管理能力。他不会管人。你好不容易按计划开始做一件事,他总要时不时插一手,让事情按他的意思变来变去。」

斯科特也像乔布斯那样追求权力和地位,但他最大的愿望并不是改变世界,而是作为CEO,展示并证明自己的管理才能,带领一家公司发展壮大。和乔布斯相比,斯科特是个纯粹的职业经理人,他对管理方法、管理技巧以及权力范围的关心常常胜过他对技术方向和公司远景的关注。

斯科特到来之前,乔布斯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斯科特到来后,乔布斯发现,权力重心在向斯科特倾斜。马库拉通常也会站在斯科特一边。向来不服输的乔布斯几乎从一开始就和斯科特在各种问题上发生或大或小的冲突,但这似乎并不影响各项工作在吵吵闹闹中开展起来。

为了编员工号,斯科特提出的方案是,既然苹果电脑是沃兹发明的,沃兹当然是1号员工,然后是乔布斯的2号,马库拉的3号,费尔南德斯的4号,霍尔特的5号,等等。大家都对这个编号没有意见,只有乔布斯例外。

「我是1号?」乔布斯问。

「不,沃兹是1号,你是2号。」斯科特说。

「不。我必须是1号。」乔布斯有点儿生气。

「可沃兹已经是1号了。」

「如果我不能是1号,那我可以是0号吗?」乔布斯玩起了数字游戏。

斯科特没有办法,只得让乔布斯成为了与众不同的0号。乔布斯在乎这样的名分,他觉得,惟其如此,才能显示他在公司的特殊性。

Apple II成功推出之后,销量直线上升。等到1979年完成第一轮大规模融资后,苹果开始有了些大公司的迹象。新员工不断到来,公司的内部流程也变得复杂和拖沓起来。当公司只有十几个人时,经常出现的情形是,乔布斯飞快地跑到沃兹或哪个工程师身边,对他说,我需要这个功能。工程师就接连几天几夜奋战,把乔布斯要的功能做出来。现在,随着公司和项目规模的扩大,管理费用高了,人浮于事的情况多了。乔布斯不得不面对工程师们花很长时间打造一个项目却迟迟无法交工的烦恼。斯科特希望用正规的、制度化的方法来解决类似问题,但乔布斯总想用自己的头脑加上干劲儿寻求突破。

1980年12月12日,苹果成功上市。苹果的公开上市,是自福特汽车1956年上市以来最大规模的IPO(首次公开发行)。乔布斯因此一夜之间成了身价2.56亿美元的富翁。但就在苹果上市前几天,12月8日,乔布斯的偶像──披头士乐队的主唱约翰·列侬──被歌迷枪杀。这件事在乔布斯心头蒙上了一层阴影,似乎也暗示着苹果上市后的坎坷。

危机很快出现。上市才两个多月,斯科特就开始对公司内编制冗余、人浮于事的情形大为不满。很多新来的员工在工作中并没有展示出应有的能力。斯科特觉得,必须用裁员的方式,保持员工的工作积极性。

斯科特打算裁掉40名左右的员工,马库拉和乔布斯没有多想就同意了。1981年2月25日,星期三,斯科特开始了苹果历史上第一次成规模的裁员。各部门经理分别向斯科特提交建议名单,再由斯科特作最后的定夺。可过程本身有些混乱,最终被解雇的人并不都是业绩差的人,有些人在几周前还得到了业绩良好的评语。而且,被解雇的人里居然包括公司最赚钱的Apple II团队的不少员工。

当天下午,斯科特对留下来的员工说:「我常说,当我觉得做苹果CEO不再快乐的时候,我就会离开。但现在,我改变了我的想法。当这项工作不再快乐的时候,我会解雇你们中的一些人,直到这工作重新快乐起来为止。」

在留下的员工听来,斯科特的话阴森恐怖,让人不寒而栗。没人知道自己将来的命运。在公司刚刚上市,情况一片大好的时候,尚且有这么多人被解雇,那又何谈员工对公司的忠诚呢?员工对斯科特的粗暴做法极为不满,他们把这一天称为「黑色星期三」。

对这样的结局,马库拉和乔布斯也十分沮丧。有员工当面问乔布斯:「怎么会这样?公司是这么开的吗?」

乔布斯面无表情地反问他:「那你说,公司应该怎么开?」

「黑色星期三」让斯科特在员工心里丧失了威信,也让乔布斯和马库拉对斯科特的看法产生了根本转变。马库拉觉得,斯科特的管理作风越来越简陋、笨拙,这和斯科特刚来时的谨慎、细致形成了鲜明对比。也许,斯科特只适合在小公司当CEO。好在,与斯科特签订的4年合同即将到期。在找到合适的CEO之前,马库拉决定自己出山,先带领苹果走过一段过渡期。

7月,自掘坟墓的斯科特黯然离职。马库拉临时出任苹果CEO,同时开始物色新的CEO人选。

马库拉决定不再留任斯科特的时候,乔布斯就向他提出,自己想当CEO,想管理整个公司。在马库拉和其他董事会成员眼里,乔布斯还是个大孩子,如果有经验的斯科特都玩不转,一向在管理中简单、粗暴的乔布斯,还不把公司搞成幼儿园?马库拉没给乔布斯任何机会,就自己揽过了CEO大权,但同时也让乔布斯兼任董事会主席,算是给乔布斯的一个补偿。

尽管没得到CEO的职位,乔布斯还是有自己的盘算。如果董事会不让他出任CEO,那么,他希望寻找一位能跟他默契配合,受他影响的CEO。他希望自己关于产品和公司未来的想法,能毫无障碍地贯彻到公司日常运营中。反复比较后,乔布斯相中了斯卡利。因为几次接触下来,乔布斯感觉到,斯卡利不但和自己优势互补,而且可以成为自己在管理方面的老师,将自己培养成真正有资格管理苹果的人。

显然,乔布斯和斯卡利那时都高估了两人之间的互补和默契程度。从根本上说,斯卡利和斯科特一样,都是注重流程、尊重制度的职业经理人。在管理水平上,斯卡利当然要远远高过斯科特,但斯卡利同样不可能真正懂得乔布斯关于技术与未来的宏伟理想,乔布斯也不可能真正学会斯卡利严谨、务实的思维方式。

1983年4月,与苹果谈妥一切待遇条件的斯卡利来到库比蒂诺,开始了他长达10年的苹果CEO生涯。为了乔布斯一句「卖糖水,还是改变世界」的话,踌躇满志的斯卡利踏上了一条不归路。他万万不会想到,他的到来,竟是苹果创始人与CEO之间最大矛盾冲突的开始。

青年时代的周恩来,曾经在他的诗篇中写道: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成功地进行了第一次核试验。
  17日,周恩来以国务院总理名义向世界各国政府首脑发出电报,说:
  “中国政府一贯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中国进行核试验、发展核武器,是被迫而为的。”
  “中国政府郑重宣布,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中国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
  原子弹爆炸的成功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一夜之间中国跨进了核大国行列,全世界刮目相看。可是要做到这一步,却不知花费了多少人其中包括了周恩来的心血和精力。
  发展我国的科学技术事业这件事,周恩来很早就已放在心上了。早在1949年春季,解放中国的炮声还在祖国南方大地上隆隆作响,要出国参加保卫世界和平大会的钱三强,想趁机在法国定购中型回旋加速器的电磁铁和其他一些仪器、图书、资料等。他提了这个想法,又有些后悔,因为人民解放战争正在进行,解放区的经济很困难,要拿出外汇实非易事。但是周恩来批准了。这件事使得中国的科学家感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新兴科学的发展大有希望。新中国建立后,从1950年到1954年,在周恩来的支持和关怀下,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用钱三强定购回来的这批仪器、资料和我国自己制造的实验设备,在20多个学科领域开展研究,培养骨干,为创建我国核事业作了基础准备。
  1955年1月31日,周恩来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提出:我们应该使全世界人民知道,原子能如果为和平建设服务,就可以造福人类,如果为战争服务,就是毁灭人类。我国为了反对核战争,保卫和平,把原子能用于国家建设,造福人民,就要进行严肃认真的工作,必须掌握原子能。
  就在这一月,周恩来把薄一波、李四光、钱三强找到办公室,详细了解我国核科学技术研究和铀矿资源情况,告诉他们中央将要开会研究。接着,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中国发展原子能事业问题,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德怀、邓小平、彭真、薄一波等都参加了。会上,李四光、钱三强等汇报后,作了用仪器探测铀矿石的操作表演,当仪器接近铀矿石发出嘎嘎响声时,大家高兴地笑了。毛泽东说:这件事总是要抓的。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只要排上日程,认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来。周恩来特别强调说:对人力培养要大力加强。这次会议对我国核科技研究和核工业建设有重大历史意义。按照周恩来关于要“迅速地建立和加强必要的研究机构”的指示,到1958年,我国建设成了第一个比较完整的综合性的核科学技术研究基地。
  当时,周恩来的思想是:我们要“能够制造新式的保卫自己的武器,像国防方面的原子弹、导弹、远程飞机”,“要根本上解决,就必须自己制造”。火箭专家钱学森回国不久,周恩来就亲自交代他写了一个《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1956年4月,周恩来主持中央军委会议,听取钱学森关于在中国发展导弹技术的规划设想,决定组建导弹航空科学研究方面的领导机构——航空工业委员会,他亲自牵头负责筹备。导弹研究设计院、核武器研究设计院等一系列科学研究机构相继成立,大力推动了我国国防科研事业的发展。聂荣臻曾经说,“1956年总理找我和学森同志谈组织航空工业委员会的事。就是说,我们要搞‘两弹’。那时候,主席也下了决心的,周总理很重视。”
  1956年,周恩来亲自领导制定我国第一个科学技术发展的十二年规划。在制定这一规划过程中,他特别注意听取各方面科学家的意见,包括不同的意见。讨论中,出现了两种不同意见:一种认为,中国科学技术不发展,主要是基础科学太差,科学家太少,应该按照科学家的专长来开展工作,也就是按学科和专长来制订发展规划;另一种认为,中国科学技术差,更应该瞄准世界先进水平,补齐缺门,基础科学要重视,但技术科学对国民经济的发展更有直接影响,应以此为重点,也就是按国家需要,逐步建立起与国民经济相适应的各种科学技术研究机构,重点加强与生产的衔接工作。两种意见反映到周恩来那里,他表示:科学研究不能只为促进科学发展而发展,应该面向国民经济发展和国家现代化的总任务。于是,大家按照这个方针,拟订十二年发展目标和分类课题,起草成分科规划。周恩来认为,这许多不同学科中,总要有重点,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对什么是重点,大家在讨论中又出现重大分歧。一部分人认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重点是重工业,而重工业的基础是钢铁,科学技术的发展应以此为重点;另一部分人认为要实现现代化的方针,重点应该放在发展现代科学技术上,以此来带动传统工业伎术和传统工业的改造,缺门的学科也要及时建立,以缩小与先进国家的差距。两种思路两种对策,提请周恩来决定。周恩来认为:现代科学新技术是衡量一个国家发达水平的标志,应当选定航天技术(当时叫喷气技术)、核技术、半导体、计算机、电子学和自动化为重点。按照周恩来的指示,经过充分讨论,最后选定了57项重要任务。
  这时候,我国除电子学、自动化外,全是一片空白。要从头建立,谈何容易。“两弹”是大规模的科学技术研究,要有几千人、上万人的协作,组织是十分庞大的。周恩来亲自召集会议,从事组织工作和各方面安排,曾经组织过上百个部、委、局级单位,26个省、市、自治区和上千个厂、矿、院校、所,以及各军兵种的有关单位,分工协作,联合攻关。这种情况,是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和在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下才能做到的。人力集中了,中国科技大学创办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一批高等院校都办起了有关的科系或专业。1958年,我国第一台电子管电子计算机研制成功,第一枚探空火箭上天;1959年我国研制成功半导体晶体管电子计算机。科技十二年规划提前五年,于1962年经过认真检查,具体项目基本上完成了,从而有效地解决了一批我国国民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中的科学技术问题,使我国科学技术水平提高一步,缩小了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为我国科学事业的发展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1963年,周恩来提出,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的主要要求是,实事求是,循序前进,相互促进,迎头赶上。
  到了国民经济困难时期,摆在面前的一个重大决策问题是:我们的导弹、核武器要不要继续搞下去?是上马,还是下马?争议相当激烈。周恩来的态度是非常坚决的,表示要决心搞下去。他的态度得到毛泽东的支持,认为不能放松,更不能下马。周恩来提出,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完全靠自己的力量搞出原子弹来。当时调整国民经济,全国其他基本建设几乎全部停了下来,但是这方面的工程不仅没有下马,反而有了很大的发展,决心要把原子弹、导弹搞出来。
  1962年11月,在中共中央领导下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主任的专门委员会,有七个副总理、七个部长参加(贺龙、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陆定一、聂荣臻、罗瑞卿、赵尔陆、张爱萍、王鹤寿、刘杰、孙志远,段君毅、高扬),领导我国的原子能工业建设和核科技工作。当时的国防部部长林彪曾经提出一个主张,叫做“两弹为主,导弹第一”。这个主张没有重点,使下面捉摸不透。周恩来在专门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明确提出了“先抓原子弹”的战略思想。在1962年12月4日的专门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周恩来原则同意了二机部关于爆炸第一颗原子弹准备工作的“两年规划”。这个规划在1963年3月的专门委员会会议上被正式批准。周恩来提出了“三高”的指导思想,即高度的政治思想性、高度的科学计划性、高度的组织纪律性。
  1964年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那一天,周恩来派张爱萍为现场总指挥,全权负责处理可能出现的问题。周恩来和贺龙、聂朵臻在北京,亲自在电话机旁听着现场指挥口令和倒数时间的声音。张爱萍在核试验场手持话简向周恩来准确地回答提问和报告情况。试验取得了成功,中华民族精神为之大振。世界友好国家和人民,纷纷向我国表示热烈祝贺和同情支持。周恩来说:我们原子弹一响,美国的冲绳基地就向关岛迁移了。他问二机部部长刘杰研制氢弹的安排考虑。刘杰答:现在还有许多问题吃不透,大约需要三五年时间。周恩来说,五年是不是太慢了?
  从原子弹到氢弹,美国用了七年零四个月,苏联用了四年,英国用了四年零七个月,那时法国已经研制了四年多,还没有搞成功。各国对研制氢弹的技术都严格保密,只字不漏。二机部经过反复论证,向中央专门委员会呈报了《关于加速发展核武器问题的报告》,把原理探索作为突破氢弹技术的首要措施,得到了周恩来的首肯。1965年2月3日和4日,周恩来主持第十次专门委员会议审议并批准了这个报告,决定:“力争于1968年进行氢弹装置的爆炸试验。”也就是说,要以比美、英、苏都快的速度把氢弹研制出来。
  在氢弹的研制过程中,周恩来为大家制定了工作指导方针:“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这十六个字充分体现了周恩来一再强调的要“保证产品的高质量”和“绝对保证安全”的思想。他还制定了一系列指导方针,其中最重要的是1965年3月20日专门委员会议上他提出的“我们反对核讹诈和核威胁,不主张搞几百次核试验,因此我们的核试验都要从军事、科学、技术的需要出发,都要做到一次试验全面收效”。按照这个方针,我国从1964年10月到1987年6月的近23年时间里,只进行了33次核试验,而美、苏几十年来分别进行了800多次和600多次核试验。
  1967年6月17日,我国成功地进行了一次300万吨级的空投氢弹试验,提前实现了原定的1968年进行氢弹试验的目标。从原子弹到氢弹,是一个质的飞跃。实现这个飞跃,我国用了两年零八个月,与美、苏、英、法比,速度是最快的,技术水平也比美、苏首次试验的氢弹水平高。
  以周恩来为首的专门委员会,最初只管核武器研制:1964年开始也管航天事业了。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周恩来要以此带动尖端事业的全面发展,并把专门委员会的工作转移到战略导弹和人造卫星上来。他说:“下半年重点抓战略导弹。要从东风二号抓起。”对于原子弹,他指出:要加速小型化,我们要真正制止核讹诈,就必须有自己的真正核威慑力量。在当时,要真正具有核威慑力量,核弹就必须能装在导弹上,否则是不行的。1966年10月27日,我国进行了原子弹和导弹结合的试验,导弹装上真的核弹头,在自己国内从发射场打到降落地。聂荣臻亲自指挥了这次试验,试验获得了成功。
  周恩来又提出:“两弹结合进展顺利,接着要抓战术导弹(地空、海防)。”这也是他的用突破战略武器来推动发展战术武器的思想。专门委员会的第十三次会议上,确定了战略、战术导弹共有十几个型号。周恩来进一步明确工作重点,指出战术武器的研制工作,“要为地空导弹让路”。在1965年12月29日至31日的第十四次专门委员会议上,周恩来还明确提出要求说:“明年是导弹年,要有收获”,“明年中程、高空、核弹头,有对空的、对航的、低空的,后年要出更大成果。”到1967年9月,我国防空部队终于用自己国产的新型地空导弹,把改进了的美国高空侦察机击落了下来。
  也是在这期间,专门委员会原则批准了研制攻击型潜挺。
  原子弹、氢弹、导弹、人造卫星的成功,是周恩来关于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正确思想在科学实践中的丰硕成果。这项工作,我国是从零开始的。钱学森说过:“大家想一想,假使中国没有原子弹、导弹,那中国是什么国际地位?”
  周恩来对每次核试验、导弹试验和发射人造地球卫星,都要亲自听汇报,找专家咨询,仔细检查各方面的准备工作,要求把各种不利或意外因素都考虑到,采取最可靠的保险措施。他语重心长地告诉大家:核试验关系重大,绝不能有一丝一毫马虎,我们国家穷,做什么事,都要考虑到,略有失误,都会加重人民的负担。正是由于贯彻了周恩来的指示,我国的“两弹”试验和外国相比,事故最少,伤亡最小,成功率最高。后来,1970年7月,核动力陆上模式堆运行试验准备就绪,中央专门委员会进行讨论时,周恩来着重审查了启动运行的安全问题,井指出这是核动力的起点,也是奠定核电站的基础。这年11月的一次专门委员会会议上,他提出我国发展核电站应当遵循“安全、适用、经济、自力更生”的方针。1974年三四月间,他带病最后一次主持专门委员会会议,审查并肯定了上海的核电站建设方案。
  我国的国防科研和国防工业,能够独立自主地顺利发展,十年动乱的严重破坏下也没有中断,并为大规模地发展科学技术创造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成功经验,这是和周恩来的亲切关怀与正确领导分不开的。

1769年 8月15日  生于科西嘉阿雅克修。1778年12月15日  离开故乡前往法国。1779年 1月 1日  进奥顿中学。
      5月13日  进布里埃纳军事学校。1784年10月19日  进巴黎军官学校。1785年 2月24日  丧父。
      9月 1日  被任命为瓦朗斯拉费尔炮兵团炮兵少尉。
     10月30日  离开巴黎前往瓦朗斯。1786年 9月15日  返回科西嘉。1787年 9月12日  由科西嘉回到巴黎。1788年 1月—5月  返回科西嘉。
      6月     到奥松服役。1789年 7月14日  巴黎人民攻克巴士底狱,法国大革命开始。
      9月     返回科西嘉。1791年 1月底    从科西嘉前往法国。
      4月 1日  升任中尉。
      7月16日  任瓦朗斯炮兵四团军官。
      9月 1日  返回科西嘉。1792年 4月 1日  被选为阿雅克修国民自卫军中校。
      5月28日  前往巴黎。
     10月15日  返回科西嘉。1793年 2月     参加马达莱纳岛远征。
      3月 3日  与保利决裂。
      6月 1日  全家从科西嘉前往土伦。
      9月16日  接任围攻土伦的炮兵指挥。
     10月18日  升任少校。
     12月19日  攻克土伦。
     12月22日  升任准将。1794年 2月 6日  接任意大利军团炮兵指挥。
      8月 9日  以叛国罪嫌被捕。
      8月20日  无罪释放。1795年 5月—8月  因拒绝接受步兵职务而退职,闲居巴黎。
      8月20日  在救国委员会地形测绘局任职。
     10月 5日  受命镇压迫月13日叛乱。
     10月26日  升任少将,担任法国内防军司令。1796年 3月 2日  任意大利军团总司令。
      3月 9日  与约瑟芬·德·博阿尔内结婚。
      3月26日  正式接管意大利军团。
      4月12日  在蒙特诺特击败奥军。
      4月13日  在米莱齐莫击败撒军。
      4月15日  在代戈击败奥军。
      4月21日  在芒多维击败撒军。
      4月28日  在凯拉斯科同撒丁王国签订停战协定。
      5月10日  在洛迪击溃奥军。
      5月14日  进入米兰。
      8月 3日  在洛纳托击败奥军。
      8月 5日  在斯蒂维耶雷击败奥军。
      9月 4日  在罗韦雷多击败奥军。
     11月15—17日  在阿尔科拉击败奥军。1797年 1月14日  在利沃里击败奥军。
      4月18日  在累欧本同奥地利签订和约初步条款。
     10月17日 签订坎波福米奥和约。
     12月6日  返回巴黎。1798年 3月5日    被任命为东方远征军总司令。
      5月19日  离开土伦,远征埃及。
      6月10日  占领马耳他。
      7月1日   在亚历山大港登陆。
      7月21日  金字塔之战。
      7月24日  占领开罗。
      8月1日   法国舰队在阿布基尔湾被歼。1799年 2月10日  开始远征叙利亚。
      3月7日    攻克雅法。
      3月28日—4月1日  围攻阿克尔城失败。
      5月17日  退回开罗。
      7月25日  在阿布基尔歼灭土耳其军队。
      8月22日  把军队交给克莱贝尔,率亲信冒险回法国。
     10月9日  在弗雷居斯登陆。
     11月9日  发动雾月政变,建立执政府。
     12月12日 被选为第一执政。1800年 5月6日    离开巴黎,往前线指挥第二次意大利战役。
      5月20日  率预备军团越过阿尔卑斯大圣伯纳德山口。
      6月9日   芒提贝洛之战。
      6月14日  马伦哥会战。
      7月28日  法奥两国签订和平草约。
     11月 5日  法奥之间战争再起。
     12月 3日  莫罗在霍恩林登击败奥军。
     12月24日 圣尼凯斯街谋杀拿破仑事件。1801年 2月 9日    同奥地利签订吕内维耳和约。
      3月29日  同那不勒斯缔结佛罗伦萨和约。
      4月     在布伦建立侵英基地。
      7月15日  同罗马教皇签订政教协议。
     10月1日  同英国签订伦敦和约初步条款。
     10月8日  同俄国签订协议。1802年 3月25日  英法签订亚眠和约。
      8月 2日   被任命为终身执政。1803年 3月11日  命令成立两只侵英舰队。
      5月16日  废除亚眠和约。
      5月18日  英国向法宣战。1804年 2月13日  王党分子暗杀拿破仑阴谋失败。
      3月20日  枪杀当甘公爵。
      3月24日  颁布拿破仑法典。
      5月18日  元老院宣布拿破仑为皇帝。
      5月19日  晋封18位将军为帝国元帅。
     12月 2日  在巴黎圣母院加冕。1805年 4月11日  英俄缔结同盟。
      5月26日  加冕为意大利国王。
      6月 4日    兼并热那亚。
      6月 7日   任命欧仁·博阿尔内为意大利副王。
      8月 3日   在布伦军营准备横渡英吉利海峡。
      8月 9日    奥、英、俄结成第三次反法同盟。
      8月24日  布伦军营解散,帝国大军开往中欧。
      9月25日  帝国大军越过莱茵河。
     10月20日 乌尔姆大捷。
     10月21日 英舰队在特拉法加海角歼灭法舰队。
     11月14日 进入维也纳。
     12月 2日  奥斯特里茨大会战。
     12月26日 签订普莱斯堡和约。1806年 3月30日  封约瑟夫·波拿巴为那不勒斯国王。
      6月 5日   封路易·波拿巴为荷兰国王。
      7月12日  任莱茵同盟保护人。
      8月 6日   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解散。
     10月 1日  普鲁士向拿破仑发出最后通牒。
     10月 7日  法军侵入普鲁士和萨克森。
     10月14日 耶拿及奥尔斯塔特会战。
     10月27日 进入柏林。
     11月21日 颁布柏林敕令,宣布对英国实行大陆封锁。
     12月19日 进入华沙。1807年 2月 8日   艾劳会战。
      6月14日  在弗里德兰击败俄军。
      6月25日—7月9日  和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在提尔西特会晤。
     7月9日   法、俄、普三国签订和约。
     8月18日  封热罗姆·波拿巴为威斯特法利亚国王。
     10月27日 与西班牙国王签订密约。
     11月30日 朱诺率军占领里斯本。1808年3月24日  缪拉进入马德里。
     6月6日    立约瑟夫·波拿巴为西班牙国王,缪拉为那不勒斯国王。
     7月22日  杜邦在拜兰向西班牙游击队投降。
     8月1日    惠灵顿率英军在葡萄牙登陆。
     9月27日—10月14日  和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在爱尔福特会晤。
     11月5日  去西班牙督战。
     12月4日  进入马德里。1809年1月24日  离开西班牙回巴黎。
     4月9日   奥军进入巴伐利亚。
     5月13日  进入维也纳。
     5月22日  埃斯林会战。
     7月5日—6日  瓦格拉姆会战。
     7月7日   软禁罗马教皇。
     10月14日 法奥两国签订肖恩布鲁恩和约。
     12月14日 宣布与约瑟芬离婚。1810年4月2日   同奥地利公主玛丽亚·路易莎结婚。
     7月9日   宣布荷兰并入法国。
     8月21日  贝尔纳多特元帅被立为瑞典王储。1811年3月20日  其子罗马王诞生。
     12月4日  开始准备征俄战争。1812年2月24日  法普两国缔结同盟。
     3月14日  法奥两国缔结同盟。
     4月27日  沙皇以最后通牒要求法军退出普鲁士。
     6月22日  向俄国宣战。
     6月24日  法军越过涅曼河。
     6月28日  进入维尔纳。
     7月22日  惠灵顿在西班牙击败马尔蒙。
     8月18日  进入斯摩棱斯克。
     9月5日—7日博罗迪诺会战。
     9月14日  进入莫斯科。
     10月19日 撤出莫斯科。
     10月23日 巴黎发生马莱政变。
     11月28日 法军渡过别列津纳河。
     12月5日  离开大军回国。
     12月13日 法军渡过涅曼河。
     12月18日 抵达巴黎。1813年3月16日  普鲁士对法国宣战。
     5月2日   卢岑之战。
     5月20日  包岑之战。
     6月4日   与联军签订停战协定。
     6月21日  惠灵顿在西班牙维多利亚击败法军。
     7月4日—8月10日  布拉格会议。
     8月12日  奥地利向法国宣战。
     8月17日  战端再起。
     8月26日  德累斯顿之战。
     10月16日—19日  莱比锡大会战。
     11月2日  从莱比锡退到梅因兹。1814年1月11日  那不勒斯国王缪拉与奥国单独媾和。
     1月25日  离开巴黎前往夏龙指挥军队。
     1月27日  在圣迪埃击败普将约克。
     1月29日  在布里埃纳打败布吕歇尔。
     2月10日  在尚波贝尔全歼奥尔苏费耶夫的俄国师。
     2月12日  在蒙米赖击败萨肯军。
     2月14日  在沃尚击败布吕歇尔军。
     2月18日  在蒙特罗击败施瓦岑贝格军。
     3月31日  反法联军进入巴黎。
     4月2日   元老院宣布拿破仑退位。
     4月6日    拿破仑宣布退位。
     4月11日  签订枫丹白露条约。
     4月20日  在枫丹白露告别近卫军。
     4月26日  路易十八宣布即位。
     5月3日   路易十八进入巴黎。
     5月4日   拿破仑抵达厄尔巴岛。
     5月29日  前妻约瑟芬去世。
     5月30日  第一次巴黎和约。
     11月1日  维也纳会议召开。1815年2月26日  逃离厄尔巴岛。
     3月1日   在儒昂港登陆。
     3月20日  进入巴黎,开始百日统治。
     4月4日   惠灵顿从维也纳到布鲁塞尔。
     4月23日  颁布帝国宪法补充条款。
     6月12日  离开巴黎前往比利时前线。
     6月16日  林尼之战。
     6月18日  滑铁卢会战。
     6月21日  返回巴黎。
     6月22日  第二次退位。
     7月7日   反法联军进入巴黎。
     7月8日   路易十八第二次即位。
     10月16日 拿破仑到达圣赫勒拿岛。
     11月20日 第二次巴黎和约,成立四国同盟。1821年5月5日   在圣赫勒拿岛逝世。1840年12月15日 遗体运回巴黎安葬。

  没有耕耘,
  哪来收获?
  举起那黑铁的锄儿,
  开辟那未耕耘的土地;
  种子散在人间;
  血儿滴在地上。

  为了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周恩来已经付出一生的大半年华。现在,政权在手了。他在党和政府特别是政府工作中,又将经历多少艰难曲折,在祖国土地上滴下多少心血!
  周恩来主持起草的,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上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
  他在政协会上报告共同纲领的特点时,作了说明:“人民政府在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行使国家政权。”
  1949年10月21日,周恩来主持召开第一次政务(扩大)会议,宣告了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的成立。会上,他作了《关于政务院的成立和政府机关的组织与干部问题》的报告,说:“政务院是首脑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之下,进行国家事务工作。”他说明了政务院和它下属的四个大委员会和30个行政部门,是在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下采取科学分工的机构,希望各部门的工作人员,加强思想意识和工作作风的修养,一起来做好工作。
  周恩来建立起了中国历史上少有的统一的政府,这个政府精干、廉洁、高效率和生气勃勃,齐心一致地进行国家的恢复和建设工作。
  当时,摆在党和国家面前的两项大的任务是:巩固对国家的政治统治;恢复被战争破坏了的经济,为将来的发展奠定基础。
  周恩来开始了他繁忙紧张的总理生涯。“恩来同志日理万机,全国刚解放,政府工作百废待兴,又要忙于应付战争的各项工作,他思路敏捷,处理问题细致周到”,他“日夜操劳,是付出了很大心血的”。
  周恩来的精力大部分集中到政府工作方面去了,同时,他仍旧是中央军委副主席,开始时还兼任着军委总参谋长。
  大陆还没有完全解放,战争还在进行,大陆上和沿海岛屿上还有国民党的残余军队100多万,有待肃清。国内存在着几百万武装的政治土匪。救灾任务很重,1949年全国各地旱、冻、虫、风、雹、水灾相继发生,尤以水灾最严重,被淹耕地约1亿亩,灾民约有4000万。官僚资本必须没收,到1949年底,共没收2858个官僚资本企业,占我国工业固定资产的80%。生产因战争而下降,全年工农业总产值只有466亿元,钢生产量为15.8万吨,比解放前的最高年产量90多万吨下降83%。同过去中国经济发展的最高年份相比,工业总产值减少了50%左右,粮食减少25%,棉花减少48%。交通运输需要恢复,全国2万多公里铁路,1949年要恢复80%,1950年要恢复余下的20%,而且还要有发展。军队有470万人,军费支出的压力很大。失业人员4000万。国民党部队、政府留下的人员有几百万,要养起来;全国公教人员共有900万人,需要生活。社会秩序需要稳定。土地改革要花很大的力气来继续完成。财政经济混乱,物价不断上涨,……真是问题成堆,问题成山,千疮百孔,都有待政府来加以解决。
  周恩来说:“我们所接受的旧中国满目疮痍,是一个破烂摊子。”“我们决不能随随便便地在破烂摊子上建设高楼大厦,那是不稳固的”,“首先必须医治好战争的创伤,恢复被破坏了的工业和农业。”
  周恩来提出了新中国恢复和发展经济的方针。1949年12月,他向参加全国农业会议、钢铁会议、航务会议的人员讲:国家现在负担很大,不抓生产不行。生产是我们新中国的基本任务。当前生产任务的重心是恢复而不是发展。农业的恢复是一切部门恢复的基础,没有饭吃,其他一切就都没有办法。“我们必须在发展农业的基础上发展工业,在工业的领导下提高农业生产的水平。没有农业基础,工业不能前进;没有工业领导,农业就无法发展。”我们的国家建设,是以国内力量为主,即自力更生为主,生产建设上要自力更生,政治上要独立自主。我们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使我们的国家健全地、有步骤地、不急躁地走向社会主义。他指出:我们要保持和发扬中华民族勤劳勇敢的传统,保持和发扬党的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中国人民的创造力是无穷的,只有广大人民在生产中发挥了积极性和创造性,才能提高他们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也才能更有效地克服官僚主义。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要发挥地方的积极性,才能使各方面的工作生气勃勃,否则就死气沉沉。周恩来强调:“生产是我们新中国的基本任务。”
  帝国主义在笑话新中国:中国共产党打仗还可以,但是建立政权、做经济工作是不行的,何况领导这么大的一个国家。他们在等待新中国的失败。
  一场新的战斗开始了。稳定物价是人民政权面临的最紧迫任务之一。当时政府在经济上所遇到的最严重的困难,就是国家在12年战争中产生的严重的通货膨胀。国民党原来统治的地区,从1937年6月到1949年5月,物价上涨了成百万倍。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全国物价这年从4月起发生了多次大幅度上涨之后,1O月份又猛烈上涨。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11月,在全国范围内调集粮食、棉纱等物资,井采取停止贷款和按期收回贷款,开征税收,冻结资金投放等措施,经过周密部署和充分准备,各大城市统一行动,趁市场价格上涨时大量抛售,在几天时间内给哄抬物价的投机资本以沉重的打击,平抑了物价。1950年3月3日,政务院作出《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政府放手抛售库存物资,把延续12年之久的恶性通货膨胀终于消灭了。
  到第二年4、5月间,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统一,财政收支接近平衡,金融物价趋于稳定,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初步好转。这是新中国在经济战线上的一个重大胜利,使全世界观感一新。物价突然稳定,成为举世闻名的奇迹。这被称为是经济上的“淮海战役”。
  恢复和修建铁路也取得明显的成就。1950年初,大陆的铁路网基本恢复,从抗战之初起中断了交通十多年的华北和华南的铁路连接起来了,沟通了全国城乡经济。1952年7月1日。新建的成(都)渝(重庆)路通车了。1952年9月,新建的天(水)兰(州)路全线通幸了。
  1950年4月19日,周恩来参加了一个座谈会。这个座谈会是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有民主建国会、民主促进会、中华职业教育社等单位的领导人参加。会上,周恩来提出了进一步的设想。他说:国家要促进生产发展,“必须有重点,有先后”。(一)应该着重农业生产;(二)工业方面“应看力于对国计民生有益并可救急的”轻工业;(三)商业方面“必须掌握与国计民生有关的商业,如粮、布、煤等”。在周恩来的思想上,中国要向社会主义发展,这一点是肯定的、明确的。他的想法是这“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期”,要“健全地、有步骤地、不急躁地走向社会主义”。他在1950年6月的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还说过:“这必须经过相当长期的努力才能达到,决不可躐等而进。”
  1949年12月16日,毛泽东访问苏联。1950年1月20日,周恩来到达莫斯科。中苏会谈正式开始。周恩来亲自草拟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案)》。2月14日,他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全权代表,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以及《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和《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周恩来在签字仪式上发表演说,充分肯定苏联援助中国革命事业的重大意义。
  周恩来既主持政务院的工作,还主持着军委的日常工作。到1949年底,除西藏外,全国大陆已经全部解放。1950年4月16日到5月1日,人民解放军解放海南岛,歼灭国民党薛岳所部3万余人。中央准备大量复员军队。5月16日,周恩来在中央军委参谋会议上讲话,就军队的整编问题提出意见,指出整编的原则是使解放军在现有的基础上提高,在近代化条件下发展。6月5日,中央复员委员会成立,周恩来任主任,聂荣臻任副主任。在组织实施军队精简整编的同时,周恩来主持和参与领导了海、空军和其他特种兵的建设。1949年11月空军正式组建。1950年4月组建了海军。同年8月到1951年3月,炮兵、装甲兵、防空兵和工程兵的领导机关也先后建立起来。这些工作,他都亲自过问,有时还参与具体组织实施。短短几年间,人民解放军由几乎是单一的步兵发展成为一支诸军兵种的合成军队,在抗美援朝战争和边防、海防斗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正在我国准备大量裁减军队的时候,1950年6月25日,朝鲜爆发了内战。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公然宣布武装侵略朝鲜,干涉朝鲜内政,并命令它们的海军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霸占中国领土台湾。年轻的人民共和国受到帝国主义的武装进攻的威胁。
  中国立刻作出反应。28日,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指出:“杜鲁门27日的声明和美国海军的行动,乃是对于中国领土的武装侵略,对于联合国宪章的彻底破坏”,“我国全体人民,必将万众一心,为从美国侵略者手中解放台湾而奋斗到底。”7月7日和10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两次主持召开中央军委会议,讨论组建东北边防军问题。他指出:朝鲜战争将会是持久的、长期化的战争,要作好各方面的准备,准备出兵。7月13日,中央军委作出《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从河南、广东、广西、湖南、黑龙江等地抽调兵力25.5万多人,组成东北边防军,8月中旬完成集结,开始整训。
  与此同时,周恩来领导中国政府积极开展外交斗争。8月间,他多次致电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和秘书长,支持苏联关于和平调处朝鲜问题的提案,抗议美国的侵略罪行。周恩来还曾经通过印度向与我国还没有外交关系的美国,几次提出强烈警告。但是,美帝国主义对此都不理不睬。美军在朝鲜仁川登陆后,很快进抵三八线,准备越过三八线,吞并全朝鲜。9月30日,周恩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庆祝国庆节大会上,再次提出警告,说:“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是为了保卫和平,从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不能置之不理”这句话,后来成了美帝国主义后悔莫及的践语。
  美帝国主义者错误地估计了形势,把中国的严正态度视为恫吓,加快了向中朝边境进犯的军事行动,企图将战火烧向中国来。10月上半月,中共中央根据朝鲜劳动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请求和祖国安全的需要,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策。周恩来坚决支持毛泽东出兵救援朝鲜的主张。10月5日,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派志愿军入朝作战问题时说,要“有充分准备,一出手就胜”,在这样的战略意图下,检查我们的准备工作。战争开始后,周恩来挑起了协助毛泽东主席组织领导这次战争的重任。从志愿军的编组、装备、兵员补充,到军工生产、交通运输、后勤保障以及作战指挥,他都亲自过问,运筹帷幄。为了保障作战物资的源源供给,他亲自过问抢修和保卫铁路、公路、码头等交通枢纽,指示在运输线上普遍建立“交通港”、“防空哨”,建立起打不烂,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作战部队反映大盖帽不便于爬山、钻林子,周恩来立即指示改换解放帽。他了解到部队在山地作战,棉衣容易扯破,就指示把棉衣面轧上绗线。当了解到志愿军战斗紧张吃不上饭时,他立即责成政务院向一些省市布置,发动群众炒面供应前线。他还亲自到北京的一些机关同大家一起动手炒面。抗美援朝有一段时间,形势相当紧张,美军很可能从朝鲜半岛中部登陆,截断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后路。周恩来既要及时掌握前线情况,又要组织国内各方面支援和后勤供应运输,不少时日,每天只能睡三四个小时。他还为中央军委起草了《关于轮番作战方针的指示》,指出“敌人不被大部消灭,是不会退出朝鲜的”,为了“坚持长期作战,以达到大量消灭敌人,完全解决朝鲜问题之目的”,决定组织第一、第二、第三批志愿军,轮番作战,使我既有生力军,又能得到切实整补,保持高度的机动性与持久性。
  1950年10月到1951年6月,经过五次战役,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共歼灭敌军23万余人,把敌人从鸭绿江边赶回到三八线,井把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6月30日,美国方面被迫同意进行停战谈判。7月10日,停战谈判在开城开始举行。
  这个谈判,中国方面是由周恩来直接领导的。他派李克衣、乔冠华等去参加谈判工作,一切问题都向他随时汇报。从谈判的议程、方针、策略,直到谈判的地点和中立区的范围,周恩来都作了缜密的考虑。他起草了大量电报发往谈判前方,指导中方谈判代表工作。仅1951年8月23日停战谈判中断到10月25日在板门店复会,这期间周恩来代毛泽东起草给中方代表团的指示电就达50多件。从10月25日到1958年10月8日,谈判的第二阶段,周恩来起草的和经他修改的指导中方代表团工作的电报就各有80多件。后来,停战协定终于在1953年7月27日签字。新中国同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一起,对拥有世界上最强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的美帝国主义进行军事较量,取得了胜利,打破了“山姆大叔”不可战胜的神话,保卫了朝鲜和我国的安全。
  在胜利地进行抗美援朝的同时,国内完成了土地改革、剿灭土匪、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稳定物价、争取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等重大任务。1951年1月16日,周恩来指出当年度财政总概算的实施方针,就是既要照顾到国防建设的紧急需要,又要保证物价继续稳定,使前方的胜利和后方的稳定结合起来。后来,他把这一思想发展成为“既要保证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又要保证国内物价的稳定,同时还要照顾国家的重点建设”。把“战争胜利、物价稳定、进行建设”作为1952年的要求。毛泽东概括成为“边打、边稳、边建”的方针后,周恩来指出:关键在“稳”。1950年市场物价稳定,为国家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创造了必要的前提。1952年工农业总产值827.2亿元,比1949年增长77.5%,比历史最高水平的1936年增长20%,其中工业总产值比1949年增长145%,农业总产值比1949年增长48.5%。工农业主要产品产量已超过历史最高水平,钢产量为134.9万吨,粮食产量为3088亿斤,棉花产量为2607万担。这一年,国家财政收人为183.7亿元,支出为176亿元。职工平均工资比之1949年增长60一120%,农民的收入也增长30%以上。
  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胜利完成了。重要的工业企业银行、铁路等国民经济的命脉掌握在国家手里,起着主导的作用。人民生活得到初步改善。大陆上的反革命残余势力基本上消灭了;平息了匪患,消灭武装匪徒240多万人,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全国修复和新建铁路通车线路2.4万多公里,公路12.7万公里。土地改革除新疆、西藏等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和台湾外,在全国基本完成,彻底推翻了长期统治和压迫中国农民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巩固了工农联盟,为进一步建设创造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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