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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传,美中交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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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台海浊浪

正当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再度进入闽西并召开南阳会议的时候,一九三○年六月十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李立三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这次会议标志着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中共中央取得统治地位。
  这次“左”倾错误,同两年多前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左”倾错误相比,有着不同的特点:前一次是在革命遭受严重挫败时带有浓厚拼命色彩的蛮干;这一次却是在国民党各派军阀混战大规模爆发、革命运动又明显走向复兴时,由于对革命发展的有利形势作出过分夸大的估计而发生的急性病式的冒险行动。
  李立三起草的决议对形势作了根本错误的估计,认为中国革命也好,世界革命也好,都到了大决战的前夜,全国范围内已有“直接革命的形势”,并“有极大的可能转变成为全国革命的胜利”。决议从“城市中心论”的错误观点出发,特别强调:“没有工人阶级的罢工高潮,没有中心城市的武装暴动,决不能有一省与几省的胜利。不特别注意城市工作,想‘以乡村包围城市’、‘单凭红军来夺取城市’,是一种极错误的观念。”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中共中央制订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和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重点是武汉暴动、南京暴动和上海总同盟罢工,并要求各路红军“会师武汉”,“饮马长江”。
  这些主张,自然同毛泽东等坚持先在农村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是根本对立的。李立三曾在六月九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在全国军事会议中发现了妨害红军发展的两种障碍:一是苏维埃区域的保守观念,一是红军狭隘的游击战略。最明显的是四军毛泽东同志,他有整个的路线,他的路线完全与中央不同。”①六月十五日,中共中央致信红四军前委,提出:“现在红军的任务,不是隐蔽于农村中作游击战争,它应当积极进攻,争取全国革命的胜利”。并且严厉地批评毛泽东等:“你们现在完全反映着农民意识,在政治上表现出机会主义的错误。”信中说:“你们固执过去的路线,主要的原因是你们没有了解整个革命形势的转变。这的确也难怪你们,因为你们处境太偏僻了。”同时,又以强硬的语调提出:“中央新的路线到达四军后,前委须坚决按照这个新的路线转变”,“如果前委有谁不同意的,应即来中央解决。”②
  红四军前委和闽西特委联席会议在南阳开了一个星期后,在六月十九日又移到长汀县城继续进行。“会议对红军如何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开始从游击战向运动战转变,以及红军的整编工作和闽西地方工作等问题,都作了讨论和决定。汀州会议是红军战略由以游击战为主逐步向以运动战为主转变过程中的第一次重要会议。”③二十一日,中共中央特派员涂振农赶到长汀,在联席会议上作了两天传达中共中央精神的报告。据涂振农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说:会议接受了这个报告提出的意见,认为:“长江(流域的)反动统治正是非常混乱,走向更急激的崩溃。争取以武汉为中心,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是非常的迫切。决定很快的集中,先打下吉安,作为进攻南昌、九江的根据地,同时在打吉安进攻南昌的口号之下,发动赣西南群众,猛烈扩大红军。”④
  对涂振农传达的意见,毛泽东、朱德曾表示反对。朱德后来对美国作家史沫特莱说过:“毛泽东和我对于整个方案都表示怀疑,但是我们久居山区多年,能够得到的有关国内和国际局势的情报很不全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得不接受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分析。”他又说:“除了毛泽东和我之外,很少有人反对李立三路线。我们别无选择,只有接受。”⑤尽管如此,他们在执行过程中始终坚持从实际情况出发,灵活处置,从而避免了使红军遭受大的损失,并在斗争中继续得到发展。
  联席会议还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决定将红四军、红六军、红十二军(由红四军第三纵队和赣南地方武装合编而成)整编为红军第一路军,不久改称红军第一军团,由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政治委员;成立红军第一路军总前敌委员会,由毛泽东任书记。全军团共一万多人,内有共产党员四千人,有枪七千支。红一军团成立后,使赣南、闽西战略区的红军进入集中组织、统一指挥的新阶段,开始实行由以游击战为主向以运动战为主的战略转变。

  1. 何去何从

  朝鲜战争之后,艾森豪威尔对外方针的立脚点是,在解决世界性对外政策的重大问题时,最大限度地利用美国盟友的力量。

  六月二十二日,毛泽东、朱德签发命令:“本路军有配合江西工农群众夺取九江、南昌以建设江西政权之任务,拟于七月五日以前全路军开赴广昌集中”。月底,红一军团总部及直属队离开长汀,经广昌、瑞金于七月九日绕道到达兴国。中央特派员涂振农随总部前进,公布了由他从中央带来的《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为进攻南昌、会师武汉通电》⑥。
  当时,蒋、阎、冯之间的中原大战正在激烈地进行,国民党在江西的驻军兵力不足。江西省政府主席兼第九路军总指挥鲁涤平得知红军夺取南昌、九江的计划后十分震惊,立刻命令南昌、九江、吉安等城市加紧修筑工事。蒋介石又调第十八师两个旅返回江西,加强防务。
  毛泽东、朱德等到达吉安县陂头,七月十四日出席由中央特派员涂振农召集的中共红一军团前委和赣西南特委联席会议。大家认为,吉安的国民党军队正凭险死守待援,工事坚固,如果硬攻将会造成很大伤亡。决定主力红军暂时不攻吉安,改向吉水、永丰、樟树攻击前进。二十日,红军进入永丰城。当天下午发出第二期推进计划表。当时担任红一军团参谋处长的郭化若回忆道:“当时行动命令都是在毛泽东同志授意下,由朱云卿参谋长主持,由我起草,然后送呈毛泽东、朱德同志审查修改后才发出的。命令措词和使用推进计划表方式,是在毛泽东同志意图下经过考虑有意安排的,实际上并没有具体部署进攻南昌,这就是‘推’字的文章。”⑦二十四日攻占樟树镇,歼灭国民党军队两个营。
  为了确定下一步的行动方针,毛泽东在樟树召开中共红一军团前委扩大会议。这时,涂振农已离开红一军团总部。会议从缴获敌军作战文件中得知国民党军队在江西的配置情况,认为如按中共中央命令直接进攻南昌,敌军第十八师两个旅正处在红军东部侧后,威胁较大,南昌城郊池塘较多,又有坚固工事,不易攻克;如在樟树停留,又有受敌军三个旅夹击的可能。为了争取主动,避免被动,会议决定西渡赣江北上,再视情况向南昌对岸推进。这是避实就虚的正确决策。
  红一军团西渡赣江后,在七月二十七日进抵高安、上高地区。这时,鲁涤平判断红军将要进攻南昌,急调三个旅加强南昌防务。二十九日,朱德、毛泽东下达“相机进占牛行车站”的命令。八月一日,红十二军代军长罗炳辉奉命率两个纵队进占南昌对岸的牛行车站,隔江向南昌鸣枪,以纪念南昌起义三周年,并从实地侦察敌情。罗炳辉回来后,说明南昌国民党军队防务严实,不宜进攻。朱德、毛泽东立即下令红一军团“撤围南昌向安义、奉新北上”。这是国民党军队兵力空虚的地区。红一军团在安义、奉新一带分兵发动群众,并进行扩大红军的工作。
  进攻南昌、九江是中共中央的命令。要改变这个重大部署,必须作出解释。八月十九日,毛泽东给中央写信说道:“若直进南昌,则敌人主力没有消灭且在我军后,南昌又四面皆水,于势不利,故乘虚渡河向南昌对岸,前进攻击牛行车站为目标,举行八一示威”。“敌人在南昌城不还一枪、不出一兵。我们此时找不到敌人打,既不能攻南昌,八一示威任务已经达到,遂向奉新、安义散开工作,发动群众,筹款,做宣传等”。⑧
  从长汀北上以来,毛泽东、朱德始终坚持从实际情况出发,灵活机动地使用兵力,不断改变进军方向,没有机械地执行中共中央关于进攻南昌、九江的命令,因而不仅避免了“左”倾冒险主义可能造成的损失,红军还得到较大的发展,由长汀出发时的一万人左右发展到一万八千人,为日后的大规模反“围剿”战争打下了基础。
  不久,瞿秋白、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纠正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会上,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补选朱德为中央候补委员。
  八月七日,毛泽东在奉新得到七月三十日和八月一日的上海报纸,得知彭德怀率领的红三军团已乘虚攻克湖南省会长沙(中原大战爆发后,反蒋的李宗仁、张发奎部从广西大举北进湖南,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第四路军总指挥何键急忙调兵抗击,长沙防御力量薄弱)。几天后,又获悉红三军团已撤出长沙,并在平江地区受到何键部的追击。红一军团立刻向湘赣边境西进,同红三军团靠拢。十八日,在万载得悉湘军追击部队右路的第三纵队四个团已突进到两省交界处的浏阳文家市一带,和其他两路距离较远,态势较为孤立。毛泽东、朱德当机立断,当夜发出奔袭文家市的命令。
  二十日拂晓,红一军团主力在当地赤卫队配合下,向文家市突然发起猛攻。经过三个多小时的激战,全歼立足未稳的湘军三个团、一个营及一个机枪连,击毙第三纵队司令兼第四十七旅旅长戴斗垣。这是红一军团建立后取得的第一个重大胜利,对支援红三军团有重要意义。这次战斗本来可以缴获一部无线电台。湘军溃退时,丢下一部电台还在工作,但红军战士好奇,把电台给砸烂了。当时红军的通讯器材很缺乏,还没有建立无线电通讯,毛泽东很惋惜,说这就是游击主义的破坏性,要制止战争中的破坏行为,非经过长期深入的教育不可。
  战斗结束后,毛泽东、朱德率红一军团于二十三日北上浏阳永和市,同由平江地区南下的红三军团会合。两个军团的前委举行联席会议,决定把两个军团合编为中国红军第一方面军,共有兵力三万多人,是当时最强大的工农武装力量,由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成立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敌委员会,由毛泽东任书记;同时,成立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统一指挥红军和地方政权的工作,由毛泽东任主席。
  红一方面军成立后,下一步的行动方向是什么?毛泽东主持召开总前委会议进行讨论。据滕代远后来回忆:“这时,中央又命令一方面军再去打长沙,三军团也有不少人主张打长沙,当时我们认为,第一次三军团二万多人也打了长沙,现在四万人还不能去打吗?”⑨当时红军士气旺盛,但还不具备进攻大城市的条件。第一次进攻长沙,因对方守备力量薄弱而攻入了,但敌军一集中兵力反攻,就被包围在城内,突围时遭受很大损失。这时,长沙城内的国民党军队比红军多一倍多,而且筑有较强固的防御工事。红一、三军团刚刚会合,才开始由游击战向运动战发展,还缺乏攻坚的装备、技术和经验。所以,毛泽东、朱德对中央这个指示提出疑问,认为就红军的装备条件来看,长沙不易攻下。但上有中央命令,总前委内部又有不少委员主张打长沙,最后,毛泽东、朱德仍尊重多数委员的意见,由会议决定再次进攻长沙。
  依据总前委的决定,毛泽东、朱德于八月二十四日下达红一方面军分“三路向长沙推进”的命令。红一方面军主力在二十九日进抵长沙近郊。总前委从侦察中获悉,长沙守军有六个师又一个旅,共三十一个团,又有坚固的防御工事,而红一方面军的十三个师实际上相当于十三个团,双方强弱悬殊,决定采用“诱歼敌军于其工事之外、然后乘胜攻入长沙”的作战方法。⑩然而,长沙守军坚持凭工事固守,不肯出击,红一方面军抓不到歼敌的战机,部队内部要求攻城的呼声甚高。于是,红一方面军总部在九月一日晚,发出在第二天向长沙发动总攻的命令。这次战斗异常激烈。尽管指战员英勇奋战,甚至采用“火牛阵”的方法,想用牛群来冲破敌军的电网,仍没有奏效。何键看到红军进攻受阻,在三日晨派两个多旅出击,被红一军团击溃。这以后,守军不再出击。十日,红一方面军发动第二次对长沙的总攻击,连续几次强攻,激战到十一日拂晓,仍没有能突破守军的阵地。
  红一方面军围攻长沙十六天,两次总攻都没有奏效,诱歼敌军的计划也没能实现,又得到李宗仁,张发奎的部队已到达湘潭的消息。九月十二日,毛泽东主持召开有湖南省委代表参加的方面军总前委扩大会议。大家认为,李、张部队到湘潭不是打何键而是为了进攻红军,红军有腹背受敌的危险,从而下决心从长沙撤围。撤围后退到哪里?会上有四种不同意见:一是认为不应该放弃对长沙的进攻计划,可由株洲萍乡铁路撤退,以消灭后面的敌人;二是撤退到岳州;三是撤退到江西袁州;四是撤围长沙,改打南昌。最后由毛泽东作总结,会议决定先退株洲、萍乡,休整待机。⑾
  对这次攻打长沙的教训,毛泽东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此次攻长沙不克,其原因有三:(一)未能消灭敌之主力于打工事之前。敌共有三十一团之众,我在文家市、猴子石两役虽已消灭敌兵在五团以上,但大部队尚未消灭即退入城壕,因此敌有余力守城。(二)群众条件不具备。城内无工人暴动、无士兵暴动以为响应,粤汉路、株萍路及对河群众没有起来,不能断绝敌人之水陆交通,不能封锁敌人之经济及军事运输。(三)技术条件不具备。敌之工事是欧式重层配备,铁丝网、壕沟等计八九层,我们只有肉搏,没有重炮破坏敌之工事,交通器具如无线电等我们也没有,以致两个军团联络不好,因而失机。”他在报告中强调:“依我们的经验,没有群众条件是很难占领中心城市的,也是很难消灭敌人的。”⑿可以看出,经过第二次攻打长沙失败的实际教训,毛泽东已更深切地感到,在力量对比悬殊的条件下强行进攻中心城市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

  楔子

  整整两个月来,由于天气、地形和敌人的顽强抵抗,战争进展得十分缓慢。艾森豪威尔决定把盟军总部往前移,更加靠近前线。这样做的主要原因,是他不愿意他的参谋人员总是呆在一个地方停滞不动,尤其是像阿尔及尔这样的大城市。

  可以说,艾森豪威尔当政期间,美国的对外政策被称为“条约狂”,这绝非偶然:1954年成立东南亚条约组织,1957年成立中央条约组织。到50年代末,美国已同42个国家建立了“军事义务”的关系。这是一个用密集的军事基地对苏联及其盟国进行总体包围的方针。

  红一方面军从长沙撤抵株洲时,部队缴获了国民党政府在内部印发的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八月初的一封信。信中提到:“第一军团的任务是夺取南昌、九江,占领南浔铁路,建立江西政权及全国性政权,封锁长江,向右进攻南京、向左保障武汉胜利”。“第三军团在江西工作一个时期后,再去湖南或湖北。”⒀看到中央这个指示后,红一方面军一部分干部主张立即进攻南昌、九江;一些干部又主张在湘鄂赣坚持斗争,再攻长沙。毛泽东深知,无论进攻南昌、九江,还是再攻长沙都难以奏效。九月十三日,他在株洲召开方面军总前委会议,经过充分讨论,决定:先在萍乡、醴陵、攸县筹措给养,然后由红一军团夺取吉安,红三军团略取峡江、新干。会后,红军沿萍株铁路从湖南折回江西。
  但问题并没有完全得到解决。当时“革命急性病”在红一方面军的干部中相当普遍地存在。特别是,看到中共中央的指示,许多人急于想取得攻下中心城市的重大胜利。九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江西宜春(袁州)召开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会议(通常称为袁州会议)。会上发生了争论,毛泽东等坚持株洲会议的原有决定:先打吉安;部分干部却提出直攻南昌、九江,有的甚至向毛泽东提出质问:“你又不打长沙,又不打南昌,你执不执行中央路线?”⒁
  会议进行期间,中共中央长江局军事部负责人周以栗从湖南赶到红一方面军总部,传达说:长江局已查明李、张部队并没有到达湘潭,要红一方面军回去再打长沙。并且带来中共中央的一封指示信,里面说:“我们预料你们(注:指一、三军团)既然取得联络,必然有过会议,讨论再度占领长沙问题。如果你们是决定以三(注:原来的红六军已改称红三军)、四、五、八军的主力集中进攻长沙,而以少部队留守赣省,牵制南昌、九江之敌,并通知二、六军逼进武长线,以切断敌联络线为任务,这一战略无疑是正确的,望你们坚决照此战略执行。”⒂毛泽东在大革命时期曾和周以栗一起搞过农民运动,就同他谈了一个通宵,终于用事实说服了他。周以栗放弃了原来的想法,接受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而且转过来在会上帮助说服部分干部:暂时不打南昌而先打吉安。会议终于决定:“一军团以很短时间攻下吉安,建立江西省苏维埃政府,补充新兵,筹措给养等。三军团则占领清江县城及其附近,封锁赣江,筹款,发动群众,整理补充等。”⒃这样,就最终放弃了再攻长沙的打算,也没有采取立刻进攻南昌、九江的冒险计划。
  十月二日,毛泽东和朱德向红一军团下达命令,“决于四日拂晓总攻吉安城”。部队行进到吉安境内,遇到从中央开会回来的李文林,说中央还是要红一军团去打南昌。毛泽东很平静地说:我们准备去打吉安,你看队伍已经向吉安开去了!李文林说,那也只好这样了。
  当时,吉安周围都在红军控制下,已成为一座孤城,只靠赣江同外交通。十月四日晨,在赣西十多万群众和地方武装配合下,红一军团向吉安发起总攻击。当晚,守军邓英率部乘夜潜逃。红军胜利攻占吉安城。接着,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赣西南特委在城内举行十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庆祝吉安解放的胜利,成立以曾山为主席的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同时,组成李文林负责的中共江西省行动委员会。但在吉安也得到错误的情报,认为“各级指导机关,无论内外,多数为AB团、富农所充塞。”这导致了不久后发生的肃反中的严重错误。
  红一方面军占领吉安后扩军八千人,还建立起工兵队,又连续攻克泰和、安福、吉水、峡江、新干、清江等地,进行了土地革命,使赣江两岸几十个县的红色政权连成一片,红军得到了扩大。

  妹妹被放下来,扶好,站在院子里的泥地上,她的小脚肥肥白白的,站不稳。她大概才一岁吧,我已经四岁了!

  艾森豪威尔的新办公室坐落在那不勒斯北面的卡塞尔塔王宫。他的房间大到可以用作火车站的候车室。他对房子过大表示不满,但是没有用,他的参谋人员都存有一种征服者的优越感。在这儿,军官们有舒适的宿舍,有频繁的社交活动,他们生活上的奢侈令相对贫寒的战士们非常反感。

  美中关系,则是前任的民主党总统留给艾森豪威尔的一个很头疼的问题。中国革命的胜利,给美国在亚洲大陆的地位以迎头痛击。亚洲大片地区以及世界范围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急剧变化,这一情况需要美国对其对外政策进行认真的调整。

  这时,国民党军队已开始大批地向江西南昌集中,准备对红军发动“围剿”,而红一方面军内部却又争论起攻下吉安后打不打南昌的问题来。不少干部仍坚持按照中央原有决定去攻打南昌、九江。毛泽东从攻打长沙失利的教训中已经认识到,这样做是不能取得成功的,但又不便同中央决定和红一方面军内许多干部的意见公开对抗,只能以“有计划、有配合、有步骤地夺取南昌、九江”为理由,决定将部队先向南昌以南的袁水流域推进,等待战机。
  根据这个决定,红一军团的三个军分别从十四日拂晓开始撤出吉安,移师向北。
  毛泽东随同红一方面军总部在十月十七日抵达峡江县城,召开总前委会议。这时,国民党各派军阀之间的中原大战已将结束。在讨论时局问题时,毛泽东指出严重的局势即将到来。他说:“我们认为统治阶级的军阀混战,暂时决不能调和停顿,但也不会继续扩大到底。”“要知道阶级矛盾超过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时,反动统治阶级必联合的来进攻革命。”
  对如何巩固已经扩大了的革命根据地,会议也进行了讨论。毛泽东指出:“对于土地问题,我们认为一定要彻底的平均分配,才是对的。只有执行没收一切平均分配,才能争取广大的贫农群众,才能彻底推翻封建剥削,才能保障社会主义胜利的前途。对于资本问题,我们认为目前无条件的没收一切工厂商店是不对的,应该没收反革命的商店与军阀官僚资本的工厂商店,对于不是违反苏维埃劳动法的资本,应用工人监督资本的方法来限制他,克服他的阴谋(移开资本,怠工不办货)。”⒄
  会后,朱德、毛泽东命令:“方面军以直占南浔路、待机略取九江、南昌之任务。第一步拟先歼灭高安当前之敌而占领之。”⒅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命令中对南昌、九江是“待机略取”,而“第一步”只是攻取高安。十月二十二日,红一方面军总部到达清江县的太平圩,并已获悉国民党军队正在大批开入江西。第二天,毛泽东在太平圩召开总前委会议,“决先在袁水与瑞州河之间布置工作,以主力沿袁水配置发动这一带的群众,筹措给养,竭力准备与敌决战的条件,暂以七天为期。”⒆二十九日又命令:“本方面军拟仍在原地区延长工作三天”。⒇这样,部队实际上不再向北推进。
  鉴于局势日趋严重,十月二十五日,毛泽东、朱德率领红一方面军总部后撤三十里,移至新余县罗坊,召开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江西省行委联席会议。这是一次极为重要的决策会议。
  当时得到消息:国民党军队先头部队已到清江,同红军只有一江之隔。会上,毛泽东根据当前敌情的变化,明确地提出:“在强大的敌人进攻面前,红军决不能去冒险攻打南昌。南昌是敌人重兵驻守的地方,红军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去攻打大城市。红军必须采取‘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退却到根据地去,选择好战场,创造有利条件,充分依靠人民群众,实行人民战争。把敌人放进来,才能集中力量消灭敌人。”(21)
  开始讨论时,少数人不赞成这个主张,李文林、袁国平提出:“不打南昌、会师武汉,就是违背中央精神,就会断送中国革命。”(22)多数人如朱德、周以栗、罗荣桓、曾山、陈正人等支持毛泽东的主张。经过反复讨论,会议对打不打南昌、九江这个问题基本上统一了认识。第二天,联席会议一致通过决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一方面军及江西党的任务的指示》,提出目前的战略是“在吉安南昌之间一带地区发动广大的群众,筹措给养,同时加紧后方的群众调动与给养筹措,准备与敌人作大规模的决战,消灭敌人主力,实现全省胜利”。(23)
  滕代远后来回忆说:“经过充分讨论和毛主席以及长江局代表周以栗的耐心说服,我们接受了毛主席不去打南昌的正确意见。当然我们的转变并不是开一次会议解决问题的,而是毛主席费了很大的功夫,尽了最大的耐心,开了许多次会,我们的思想才通了。另一方面,当时我们也感到在强大的敌人面前,我们的力量不能分散,而要集中,要团结对敌,如果在这个问题上意见不统一,就会导致分裂,对革命不利,所以我们同意了毛主席的正确意见。”(24)
  但在联席会议上,对“诱敌深入”的方针仍没有取得统一的认识,所以在决议上并没有把它写上。十月三十日,从侦察得知,国民党多路军队约十万人已经出动,向红军和根据地推进,局势十分严峻。毛泽东立即召开总前委紧急会议讨论,大家认为,从敌强我弱这个实际状况出发,要战胜敌人的“围剿”必须退到根据地腹地才有可能,于是确定了“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25),并决定整个方面军东渡赣江,由原来在湘江、赣江之间转移到回旋和发展余地都大得多的赣江以东广阔区域活动,待机破敌。
  红一方面军是由一军团和三军团合编而成的。红三军团的第五军和十六军大多数是湖南的平江、浏阳人,第八军大多是湖北的阳新、大冶人,有些人从狭隘的地方观念出发,反对东渡赣江,主张一、三军团分家,夹江而阵:一军团位置于赣江以东,三军团位置于赣江以西。彭德怀出席了罗坊会议,坚决支持总前委的决定,认为:为了消灭敌人,必须反对地方主义,在政治上以朱、毛为旗帜,集中统一红军,一、三军团不再分开。他在三军团的会上说:“要集中兵力,大量消灭当前蒋介石进攻之敌,有意见到江东去讨论吧,我是一定要过江的,总前委这个决定是正确的。红军要打遍全中国,不要地方主义。”(26)他所表示的这种态度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大家都没有意见了。三军团便在峡江、樟树之间东渡赣江。总部和一军团也在峡江附近渡过赣江。
  这样,整个方面军在统一指挥下开始投入第一次反“围剿”的准备工作。

  妈妈把菜刀拿出来,对准妹妹两脚中间那块泥,认真而且用力的砍下去。

  艾森豪威尔决心扭转一下他的军队中存在的这种歪风邪气。

  美国对亚洲政策的一切重要问题——苏美关系、朝鲜战争、日本问题、印支战争、台湾问题,都同极为复杂的美中关系不可分割地连在一起。

  从离开长汀西进到罗坊会议这四个月间,毛泽东和他率领下的红军走过一条充满惊涛骇浪的历程。那时,在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指导下,一些革命根据地和红军遭受了严重损失。毛泽东虽也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移师向南昌、长沙推进,并且对长沙发动了历时十六天围攻,不但没有取得成功,反而造成较大伤亡;但总的说来,他保持着冷静的头脑,认真研究不断变化着的实际情况,尽力避免盲目硬拼,机动灵活地使用兵力。当进攻长沙失败后,他又在存在严重争议的处境下,耐心地、一步一步地纠正部队内部相当普遍的盲目执行上级命令和急躁的情绪,把红军的行动引入正确轨道。朱德后来回忆说:如果不是这样而真照李立三的错误指导做下去,“把部队开去打武汉、九江,结果是难以设想的”。(27)到一九三○年十月间,红一方面军总人数已达四万人,并且集中了兵力,统一了指挥,革命根据地也有明显扩大,从而为迎接即将到来的大规模反“围剿”作战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在当时那种复杂的环境中,能做到这样实在是很不容易了。

  “做什么?”我大声问。

  一次,艾森豪威尔巡视卡普里岛,看到一所豪华的大别墅,他问道:

  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艾森豪威尔在一项声明中强调说:“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封锁等于是战争举动。”他指出,在没有与国会磋商前,他永远不会采取会导致战争的冲动步骤。

  ① 李立三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0年6月9日。
  ② 中共中央致红四军前委信,1930年6月15日。
  ③ 《郭化若回忆录》,军事科学出版社1995年3月版,第28页。
  ④ 涂振农在第一军团及赣西南、闽西巡视工作报告,1930年9、10月间。
  ⑤ 艾格妮丝·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4月版,第316、317页。
  ⑥ 从中央档案馆保存的原件,可以确认它是从中央带来的。
  ⑦ 《郭化若回忆录》,军事科学出版社1995年3月版,第30、31页。
  ⑧ 毛泽东给赣西南特委转闽西特委并转中央的信,1930年8月19日。
  ⑨ 滕代远:《谈有关罗坊会议的情况》,《江西党史资料》第6辑,第252页。
  ⑩ 红军第一方面军命令,1930年8月31日。
  ⑾关向应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言记录,1930年10月14日。
  ⑿第一军团前委书记毛泽东给中央的报告,1930年9月17日。
  ⒀第一军团前委书记毛泽东给中央的报告,1930年9月17日。
  ⒁滕代远:《谈有关罗坊会议的情况》,《江西党史资料》第6辑,第254页。
  ⒂中共中央关于再度占领长沙的战略与策略给长江局并转湘省委、湘鄂赣前委及行委的信,1930年8月29日。
  ⒃毛泽东给南方局即转中央信,1930年10月14日。
  ⒄毛泽东给湘东特委的信,1930年10月19日。
  ⒅朱德、毛泽东命令,1930年10月19日。
  ⒆朱德、毛泽东命令,1930年10月24日。
  ⒇朱德、毛泽东命令,1930年10月29日。
  (21)陈正人回忆罗坊会议(1967年12月),《江西党史资料》第6辑,第260—261页。
  (22)陈正人回忆罗坊会议(1967年12月),《江西党史资料》第6辑,第260—261页。
  (23)《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5月版,第264页。
  (24)滕代远:《谈有关罗坊会议的情况》(1967年),《江西党史资料》第6辑,第254页。
  (25)《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版,第254页。
  (26)《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162页。
  (27)朱德:《在编写红军一军团史座谈会上的讲话》,《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130页。

  “小孩子不懂事!”妈妈很神秘地收好刀,“外婆说的,这样小孩子才学得会走路,你小时候我也给你砍过。”

  “这是谁的别墅?”

  不过,当艾森豪威尔入主白宫时,美国实际上与中国处于战争状态。在他主持白宫的8年中,两大国的关系不时呈现紧张状态,台湾海峡多次掀起滔天浊浪,这是与艾森豪威尔所奉行的“扶蒋反华”的反动政策密切相关的。

  “为什么要砍?”

  “先生,是您的。”有人回答,“是布彻先生安排的。”

  美国侵朝和法国殖民主义者侵越失败,提高了台湾在华盛顿政治交易所里的身价。美国认为,台湾是“美国在亚洲条约系统的关键环节”。美国毫不隐讳地说,他们打算使台湾军国主义化,以巩固从南方进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个天然的战略基地。

  “小孩生出来,脚上都有脚镣锁着,所以不会走路,砍断了才走得成路。”

  艾森豪威尔指着另一所更大的豪宅问道,“那所呢?”

  艾森豪威尔上台后不久,便用条约形式来固定美国和台湾的关系。继美国第7舰队侵入台湾海峡之后,1954年12月2日,艾森豪威尔政府公然与蒋介石订立“共同防御条约”,在台湾海峡加紧扩大侵略战争的部署。该条约宣称,美蒋将采取行动对付“共同危险”。中华人民共和国当即发表声明,指出这个条约是非法的、无效的。

  “我没有看见,”我不服气地说,“脚镣在哪里。”

  “那是斯帕茨将军的。”

  与此同时,美国海军作战部长卡涅宣称,美国在太平洋的海军部队已“处于准备停当状态”,“可以接受分配给他们的任何任务”。美国的间谍机关则纷纷在中国沿海金门、马祖、白犬、大陈等岛设立特务机关,向大陆派遣特务,发展“游击武装”,以配合正面“反攻大陆”。

  “脚镣是有的,外婆说的,你看不见就是了。”

  艾森豪威尔怒火中烧,大声吼了起来:“去他的,这不是我的别墅,那也不是斯帕茨将军的!只要我一天是这里的头头,这些别墅就一天不属于任何将军!”

  美国军事顾问团则直接帮助蒋介石在中国沿海岛屿构筑“反攻大陆”的前哨基地,利用海岛上的险峻地形,在滩头和纵深处建筑了永久性及半永久性的碉堡,设置了重重铁丝网,并且在岛的四周和岩缝里埋下了大量的地雷和爆炸物。

  “现在断了没有?”

  他顿了顿,强压着心头的火气说:“这里要成为休养中心,成为战士们的休养中心!而不是军官的俱乐部!”

  路透社的记者惊呼,“美国要在亚洲大陆和中国共产党作战了”。

  “断了,现在砍断了,妹妹就要会走路了。”

  上岸后,他马上打电报给斯帕茨,训斥他说:“这直接违反我的政策,必须马上停止!”

  杜勒斯在此问题上与艾森豪威尔的观点不谋而合。他认为,美国对亚洲的政策应当依靠蒋介石。他在1953年3月31日的一份文件中写道:

  妹妹后来当然是会走路了,而且,我渐渐长大,终于也知道妹妹会走路跟砍脚镣没有什么关系,但不知为什么,那遥远的画面竟那样清楚兀立,使我感动。

  如此地关心部下,是艾森豪威尔的典型作风。卡普里岛事件以及其他类似的事件,很快在部队中流传,这使艾森豪威尔更受战士们的爱戴。

  “对于多数人,蒋介石是战争时期的英雄。过去,比如在雅尔塔,我们没有忠诚地对待他。不要重犯过去的错误。美国应该记住,蒋介石仍然是中国惟一杰出的反共领袖,直到今天,也还没有更高瞻远瞩能接他的班的人,或能代替他的人。”

  也许脚镣手铐是真有的,做人总是冲,总是顿破什么,反正不是我们壮硕自己去撑破镣铐,就是让那残忍的钢圈箍入我们的皮肉!

  对于在意大利泥泞中艰难行进的步兵来说,没有什么事情比听到艾森豪威尔把斯帕茨或者某一位将军训得服服帖帖更令人高兴的了。艾森豪威尔像一个老兵那样骂人,这很受士兵们的赞赏。土兵们喜欢他来视察前线,因为他能够听取士兵们的意见。

  赤裸裸的炫耀“实力”政策,引起了世界上许多国家的不安,连美国的同盟国领袖也都对此举纷纷提出异议。丘吉尔声明,英国“不会把以沿海岛屿控制在蒋介石手中为目的的战争看作是防御战争”,因这一行动也许会遭到十分不幸的反应,而无补于军事优势。加拿大官员莱斯特·皮尔逊强调,加拿大不会为沿海岛屿而战。印度总统贾瓦哈拉尔·尼赫鲁说:“这个命令加重了世界上的恐惧病。”

  是暮春还是初夏也记不请了,我到文星出版社的楼上去,萧先生把一份契约书给我。

  士兵当中流传着许多关于他平易近人的故事。人们最爱讲的一个故事就是他视察厨房时的情形。他在走过一堆牛肉糜时,一手舀起一把牛肉,一手抓起一个洋葱,他一会儿尝一下生肉糜,一会儿咬一口生洋葱。厨师对此印象很深刻:“天啊,那是一个硬汉子!”

  除了在军事上进行封锁外,美国还急不可待地提出必须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继续加紧实行外交封锁。艾森豪威尔的总统特别助理罗伯特·格雷认为:“一旦红色中国在联合国取得代表6.4亿大陆中国人民的权利,那将是他们最大的政治胜利。”

  “很好,”他说,他看来高大、精细、能干,“读你的东西,让我想到小时候念的冰心和泰戈尔。”

  艾森豪威尔也喜欢视察前线,同战士闲扯恢复了他的精力。他告诉玛咪,“我们的士兵真好。我总觉得,越靠近前线,士气越好,抱怨越少。没有人了解我多喜欢在他们之间转来转去。我和真正的战士们在一起呆上一天,我的精神就振奋起来。”

  在美国的纵容和支持下,蒋介石仿佛吃了“定心丸”,摩拳擦掌,不时地对大陆进行骚扰,在台湾海峡炮制了一起又一起严重事端。

  我惊讶得快要跳起来,冰心和泰戈尔?这是我熟得要命,爱得要命的呀!他怎么会知道?我简直觉得是一份知遇之恩,《地毯的那一端》就这样卖断了,扣掉税我只拿到二千多元,但也不觉得吃了亏。

  这时,离总统选举还有一年,另一种职业选择摆在了艾森豪威尔的面前——竞选总统。当时,共和党在寻找总统候选人和罗斯福竞争,麦克阿瑟显然是一名候选人,于是共和党内部掀起一场争取选他作为候选人的浪潮。当然,艾森豪威尔的名字也开始频繁出现,并有报道说,艾森豪威尔准备竞选总统。

  1955年元旦,蒋介石预言在金门和马祖“随时都可能爆发战争”。而在台湾海峡的另一边,周恩来总理说,“进攻迫在眉睫”。台湾危机一触即发。

  我兴匆匆地去找朋友调色样,我要了紫色,那时候我新婚,家里的布置全是紫色,窗帘是紫的,床罩是紫的,窗棂上爬藤花是紫的,那紫色漫溢到书页上,一段似梦的岁月,那是个漂亮的阳光日,我送色样到出版社去,路上碰到三毛,她也是去送色样,她是为朋友的书调色,调的草绿色,出书真是件兴奋的事,我们愉快地将生命中的一抹色彩交给了那即将问世的小册子。

  有人劝艾森豪威尔发表声明,强调他没有政治野心,以免对他的良好声誉造成影响。

  为了表示中国人民的尊严和主权,中国人民解放军于1955年1月18日奉命向一江山岛发起进攻,攻势异常凌厉,激烈的战争持续了53个小时。国民党守军司令王生明负隅顽抗,结果作了蒋介石的牺牲品。战争以解放全岛告终。美国人急了。随后美国国会授权总统可以使用美国武装部队来对付“红色”中华人民共和国。条文规定:

  “我们那时候一齐出书,”有一次康芸微说,“文星宣传得好大呀,放大照都挂出来了。”

  艾森豪威尔处变不惊,他正色道:“我看到那些不负责任的报道了。不过,这种情况对于名字经常在报刊上出现的人来说,都可能发生,因而没有必要发表任何声明,因为这样做,只会显得我幼稚可笑。我要做的是消极抵制——我不能容忍把我的名字同任何政治活动联系在一起。”

  “在此授与美国总统在他确信必要的时候,可以动用美国军队的权力,以确保台湾和澎湖列岛的安全,免遭武装进犯。这项授权同时也包括保卫在友邦手中的,与上述地区相关的据点和领土的安全,以及在确保台湾和澎湖列岛安全的防务过程中,采取他断定为必需的或适当的任何其他这样的措施。”

  那事我倒忘了,经她一提,想想好像真有那么回事,奇怪的是我不怎么记得照片的事,我记得的是我常常下了班,巴巴地跑到出版社楼上,请他们给我看新书发售的情形。

  接着,电台又发布了一条消息说:“如果共和党挑选麦克阿瑟,罗斯福会选艾森豪威尔作为他的民主党竞选伙伴。”

  1月21日,艾森豪威尔在椭圆形办公室会见了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杜勒斯及威尔逊。他概述了他提出这份议案的四个理由:(1)它合乎逻辑的目的;(2)让中共知道“我们的意图”;(3)消除我们是否根据宪法行事的怀疑;(4)鼓励国民党的士气。艾森豪威尔还气势汹汹地扬言,他“已下定决心让中共在中国海吃点苦头”,他不会“袖手旁观,听任赤色分子在大陆集结大量军队以进犯台湾和澎湖列岛”。

  “谁的书比较好卖?”其实书已卖断,销路如何跟我已经没有关系。

  艾森豪威尔对这一消息不屑一顾。他的反应是简短的:“我很难想象,在美国能有谁比我更不适合做此类的政治工作。”由于艾森豪威尔的消极态度,“艾森豪威尔热潮”随即烟消云散。

  周恩来总理马上作出反应。他称“总统咨文”是“战争叫嚣”。他严正宣称:

  “你的跟叶珊的。”店员翻册子给我看。

  随着战事趋于稳定,意大利降为次要战场。盟军总部内便纷纷传说起关于更换司令官的事。其中流传最多的说法是,马歇尔到伦敦来担任指挥职务,而艾森豪威尔回华盛顿接替他的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曾经一再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自己的领土台湾。美国政府在中国人民最近胜利地解放了一江山岛之后,就一面加紧军事行动,进行战争挑衅,另一面策动通过联合国议定所谓停火协议的诡计,来干涉中国人民解放台湾。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解放台湾是中国的主权和内政,决不容他人干涉。”

  我拿过册子仔细看,想知道到底是叶珊卖得多,还是我——我说不上那是痴还是幼稚,那时候成天都为莫名其妙的事发急发愁,年轻大概就是那样。

  尽管艾森豪威尔非常渴望与玛咪呆在一起,但是回华盛顿去的前景,仍使他沮丧不已。一天早晨,他在吃早饭的时候,布彻、史密斯谈论说,他有可能成为陆军参谋长。艾森豪威尔马上反驳说:

  2. 核打击风波

  那年十月,幼狮文艺的未桥寄了一张庆典观礼券给我,我台湾去了。丈夫也有一张票,我们的座位不同区,相约散会的时候在体育场门口见面。

  “不,这是一个极大的错误。我在气质上根本不适合这种工作,这一工作会毁了我。我在政治上没有耐性,因为我不能在已经证明对方在逻辑上不正确的情况下,还耐着性子继续争论。而政治家坚持反对一切逻辑。”

  犹豫不决的艾森豪威尔对台海危机的政策始终没有确定下来。他并没有批准对中国大陆发动任何进攻。剩下的是金门和马祖两个岛屿了,谁都不清楚艾森豪威尔是否会为保卫这两个岛屿而战。

  我穿了一身洋红套装,那天的阳光辉丽,天空一片艳蓝,我的位置很好,运动会的表演很精彩,想看的又近在咫尺,而丈夫,在场中的某个位子上,我们会后会相约而归,一切正完美晶莹,饱满无憾。

  布彻接口说:“这没有什么可担心的,因为你是合乎逻辑的、必然的欧洲总司令的人选。”

  所有的意见都纷纷堆到艾森豪威尔的桌上。有的建议立即发动全面核打击,有的提出从台湾撤军。欧洲人也不失时机地向艾森豪威尔施加压力。欧洲人担心,如果美国武装力量卷入中国海的战争,苏联可能会采取什么行动?

  但是,忽然,我的泪水夺眶而出,我想起了南京……

  艾森豪威尔笑了,“我很乐意听到这种说法,尽管这不大可能。我们跨越海峡的新行动——‘霸王’行动——的人选是布鲁克,或者马歇尔”。

  艾森豪威尔对英国首相解释说,“我不认为苏联想在这个时候打仗,苏联不会卷入台湾的战斗,也不会轻易利用这个机会越过易北河。而且,正像多米诺骨牌理论,金门和马祖的失守,会导致西方在亚洲的整个地位的丧失。”

  不是地理上的南京,是诗里的,词里的,魂梦里的,母亲的乡音里的南京(母亲不是南京人,但在南京读中学)依稀记得那名字,玄武湖、明孝陵、鸡鸣寺、夫子庙、秦淮河……

  “那么,”布彻接着问道,“你希望得到什么样的职位?”

  丘吉尔表示不相信。他锁着眉头说:“显然,共产党所要的只是金门和马祖,并不会危及台湾——而且这个岛屿应属于中国。”

  不,不要想那些名字,那不公平,中年人都不乡愁了,你才这么年轻,乡愁不该交给你来愁,你看表演吧,你是被邀请来看表演的,看吧!很好的位子呢!不要流泪,你没看见大家都好好的吗!你为什么流泪呢?你真的还太年轻,你身上穿的仍是做新娘子的嫁服,你是幸福的,你有你小小的家,每天黄昏,拉下紫幔等那人回来,生活里有小小的气恼,小小的得意,小小的凄伤和甜蜜,日子这样不就很好了吗?

  艾森豪威尔想了一想,“我希望被任命为‘霸王’地面部队司令。不过,我最担心的是我不得不回华盛顿去。”

  艾森豪威尔摇摇头:“不,中共在占领台湾以后,下一步将打日本的主意。把国民党安置在中国的一旁,始终威胁着要进攻大陆,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不是碰故园之思,它太强,不要让三江五岳来撞击你,不要念赤县神州的名字,你受不了的,真的,日子过得很好,把泪逼回去,你不能开始,你不能开始,你不能开始,你一开始就不能收回……

  这时的艾森豪威尔,仍然认为他将回华盛顿。艾森豪威尔不愿意离开地中海,尤其是他的部队还没有进入罗马时更是这样。当然,他是一名战士,随时准备去尽他的职责。他期待着不久就动身到华盛顿去,并想走访一下在澳大利亚的麦克阿瑟和缅甸的蒙巴顿,这样一次旅行将使他得到有关他们战区的第一手资料。

  丘吉尔仍是不相信。他所需要的是谈判、停火、使局势平静下来。

  我坐着,无效地告诫着自己,从金门来的火种在会场里点着了,赤膊的汉子在表演蛙人操,仪队的枪托冷凝如紫电,特别是看台上面的大红柱子,直辣北地逼到眼前来,我无法遏抑地想着中山陵,那仰向苍天的阶石,中国人的哭墙,我们何时才能将发烫的额头抵上那神圣的冰凉,我们将一步一稽额地登上雾锁云埋的最高岭……

  艾森豪威尔正在考虑这些计划时,罗斯福作出了决定。12月7日,罗斯福要在突尼斯接见艾森豪威尔。罗斯福下了飞机,没有乘坐给他准备的专车,却一头钻进艾森豪威尔的汽车里。汽车开动时,总统转过身来,冲着将军一乐,几乎是随便地说:

  为了使其余海岛上的蒋军避免被歼的命运,2月5日,美国国务院被迫宣布,艾森豪威尔政府已下令第7舰队和其他美国部队“协助”蒋军从海岛上撤回台湾。

  会散了,我挨蹭到门口,他在那里等我,我们一起回家。

  “喂,艾克,将由你来指挥‘霸王’行动。”

  可以说,一江山岛解放后,台湾军队中几乎没有人再相信蒋介石能够“带你们回大陆”的神话。在解放军的威慑之下,美蒋军队慌忙从大陈岛上撤退,台湾全岛一片沮丧气氛。

  “你怎么了?”走了好一段路,他忍不住问我。

  艾森豪威尔瞠目结舌。

  焦急万分的杜勒斯约见总统,直陈了他的观点。“如果我们保卫金门和马祖”,他直截了当地说,“我们就得使用原子武器。只有原子武器能有效地摧毁大陆上的机场”。

  “不,不要问我。”

  2. 短暂的团聚

  艾森豪威尔惊讶地盯着杜勒斯:“那样欧洲人和日本人会怎么想?”

  “你不舒服吗?”

  “霸王”行动指挥官,是在战争史中最令人垂涎的指挥职务。这给了艾森豪威尔绝好的机会。如果没有这样的机会,他很可能只不过是许多著名的盟军将领之一,而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伟大统帅,后来也不可能成为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霸王”行动,像“火炬”行动一样,将是一次联合作战行动,而艾森豪威尔已经证明,他有能力建立并领导一个统一的参谋班子,并成功地指挥英、美部队联合作战。尚没有别的将军曾做到这一点。

  杜勒斯回答说:“对此我已准备好应付最糟糕的情况。必须对全世界公众舆论做好准备工作。我认为美国参战的可能性至少是50%。”

  “没有。”

  罗斯福之所以让艾森豪威尔来担当“霸王”行动的指挥官,是因为文森豪威尔颇负重望,每一个人都喜欢他。艾森豪威尔极具感染力的开怀大笑,随和的态度,以及一贯的乐观精神,总能给每个接触他的人以良好的印象——甚至当人们不同意他的决定时,对他的开朗性格也能做出积极反应。

  艾森豪威尔并不希望使用原子武器。除了其他一些考虑之外,他最担心的是欧洲的反应,他知道大部分欧洲国家将不会批准。

  “那,”他着急起来,“是我惹了你?”

  同样重要的是,他身体强壮,足以经得起长时间艰苦作战的磨炼和压力。虽已53岁,但晚上只睡四五个小时,可以抵挡住流感的侵袭,能在几乎精疲力竭的时候振作起来,并对部下露出愉快的神情来。艾森豪威尔给人的主要印象是精力充沛、充满活力,浑身似乎有使不完的劲儿。

  总统目前需要的是关于金门和马祖的更确切的情报。他把他最亲密、最信任的顾问古德帕斯特派到太平洋去。

  “没有,没有,都不是——你不要问我,求求你不要问我,一句话都不要跟我讲,至少今天别跟我讲……”

  艾森豪威尔的言词、举止、表情,尤其是他那双湛蓝的眼睛,都惊人地显示出这种活力。当他听副手讨论未来的战役时,他的眼眼带着询问的神情,并很快地从一张面孔移到另一张面孔。他的注意力非常集中,他的眼睛经常流露出他的心情——生气时,他的眼光冷淡沉默;高兴时,眼睛灼灼发光;思考时,眼光锐利迫人;厌烦时,眼光呆滞枯涩。

  当古德帕斯特回来时,“特种武器”的使用已经成了公开辩论的问题。

  他诧异的望着我,惊奇中却有谅解,近午的阳光照在宽阔坦荡的敦化北路上,我们一言不发地回到那紫色小巢。

  对于一项重大战役来说,人员的挑选是十分重要的。艾森豪威尔全力以真诚进行人事安排工作。布雷德利已经被选派去指挥美军第1集团军,英国地面部队司令则由蒙哥马利担任。他继续让史密斯当他的参谋长,特德担任“霸王”行动的副司令,斯帕茨指挥美国驻英轰炸机部队。这些人员中最重要的是情报处处长斯特朗。他是一位坦率而大胆的苏格兰人,由于他谦逊朴实,能够默默无闻地努力工作,完全没有英国人通常的那股傲慢劲儿,因此很受美国人欢迎。

  3月12日,杜勒斯在一篇演说中说,美国拥有“能彻底摧毁军事目标而不危及无关的居民中心的、强大的新式精密武器”。三天后,他甚至说得更加明确。他说,如果台湾海峡发生战争,美国准备使用战术核武器。

  他真的没有再干扰我,我恍恍惚惚地开始整理自己,我渐渐明白有一些什么根深蒂固的东西一直潜藏在我自己也不甚知道的渊深之处,是淑女式的教育所不能掩盖的,是传统中文系的文字训诂和诗词歌赋所不能磨平的,那极蛮横极狂野极热极不可挡的什么,那种“欲饱史笔有脂髓,血作金汤骨作垒,凭将一脏热肝肠,烈作三江沸腾水”(注)的情怀……

  艾森豪威尔还坚持把他的“家”带到伦敦。这个家就是布彻、副官李、勤务兵米基、秘书凯、两名速记员、两名司机、一名厨师,以及两名黑人士兵。

  显然,这是明确、毫不含糊的威胁,比两年前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在朝鲜问题上对中国发出的威胁要明确得多。这篇声明不可避免地在美国以及全世界掀起了轩然大波。

  我想起极幼小的时候,就和父亲别离,那时家里有两把长刀,是抗战胜利时分到的,鲨鱼皮,古色古香,算是身无长物的父亲唯一贵重的东西,母亲带着我和更小的妹妹到台湾,父亲不走,只送我们到江边,他说:那把刀你带着,这把,我带着,他年能见面当然好,不然,总有一把会在。“

  他最想要的美国将军,除了布雷德利之外,就是巴顿。他非常想要巴顿。为了能得到巴顿,他得付出一定代价,因为当时巴顿“打人事件”还是被媒体渲染得沸沸扬扬,不可收拾。艾森豪威尔、陆军部和白宫都收到成百封来信。大部分的信要求任何殴打医院中的士兵的将军,应立即解职。

  大吃一惊的新闻记者千方百计找到艾森豪威尔,请他谈谈对杜勒斯讲话的看法。艾森豪威尔一反常态,直截了当地说:“是的,我们当然会使某些小型战术原子武器。在这些战争中,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不能使用原子武器,就像使用子弹或其他东西那样。”

  那样的情节,那样一句一铜钉的对话,竟然不是小说而是实情!

  马歇尔已经听说了“打人事件”,他非常生气,要求艾森豪威尔作出解释。艾森豪威尔的答复写了满满4页纸。他向马歇尔保证,尽管报道说巴顿没有受到惩处,实际上他已经采取“恰如其分的纠正行动”。艾森豪威尔认为最好的办法是“保持冷静,由我来承担责任”,并预测这场风暴会马上过去。

  “那美国本身会不会在一次核战争中遭到毁灭呢?”记者追问道。

  父亲最后翻云南边境的野人山而归,长刀丢了,唯一带回来的是他之身。

  1944年元旦刚过,艾森豪威尔抵达华盛顿。玛咪只是在几个小时前才接到消息,知道丈夫要回来。她非常激动,因为她一直渴望着这一天的到来。

  “我有着很大的信心,如果一个人怕的要死,他在战争或其他方面永远作不出英明的决策。你必须正视现实。你必须有魄力去做,而不只是变得歇斯底里”。

  不是在圣人书里,不是在线装的教训里,我了解了家国之思,我了解了那份渴望上下拥抱五千年,纵横把臂八亿人的激情,它在那里,它一直在那里……

  艾森豪威尔匆匆赶到家中,已经是凌晨一点半了,他发现玛咪没有入睡,在静静地等着他。艾森豪威尔夫妇说说笑笑地谈了一整夜。玛咪发现,丈夫比18个月前的时候,虽然老了一些,但更持重,更自信了。

  几天后,气氛更加紧张了。杜勒斯在一次演说中狂妄地评论说,“中国人是咄咄逼人、迫在眉睫的威胁,他们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他们比俄国人更危险。他们的侵略狂热可与希特勒相比。”

  随便抓了一张纸,就在那空白的背面,用的是一枝铅笔,我开始写《十月的阳光》:那些气球都飘走了,总有好儿百个罢?在透明的蓝空里浮泛着成堆的彩色,人们全都欢呼起来,仿佛自己也分沾了那份平步青云的幸运——事情总是这样的,轻的东西总能飘得高一点,而悲哀拽住我,有重量的物体总是注定下沉的。

  早饭后,艾森豪威尔说要到陆军部去见马歇尔,说完他就拔腿走了。现在时间对他来说是非常宝贵的,这是从前未曾有过的,因而玛咪有点伤心。在以后的两个星期中,玛咪才知道,他已经习惯于突然结束谈话或会晤——这并非他变得粗鲁,而仅仅是因为他已经习惯了,并且希望他周围的人理解,他必须紧锣密鼓地一个接一个地解决问题。

  此时的艾森豪威尔反而不再表态了。哈格蒂对艾森豪威尔说:“总统先生,我认为,目前台湾海峡的局势极为微妙,因此不管问到你什么问题,你都不应当作任何回答。”

  体育场很灿烂,闪耀着晚秋的阳光,这时下月,辛亥革命的故事远了。西风里悲壮的往事远了……中山陵上的落叶已深,我们的手臂因渴望一个扫墓的动作而酸痛。

  1月6日,在马歇尔的安排下,艾森豪威尔夫妇到“白琉璜喷泉”去度假。马歇尔在那儿为他们准备了一幢幽静的别墅,这幢别墅装修豪华,设施完备,与外界完全隔绝。马歇尔想,艾森豪威尔终于可以暂时抛弃繁杂的事务,痛痛快快地玩上两天了。

  艾森豪威尔笑着回答说,“吉姆,你放心,如果有这样的问题提出来,我就把它搞混。”

  我忽然明白,写《地毯的那一端》的时代远了,我知道我更该写的是什么,闺阁是美丽的,但我有更重的剑要佩、更长的路要走。

  马歇尔想错了。这两天悠闲、轻松的假期,却充满了紧张和争吵的气氛。事端出在艾森豪威尔身上——他再次说漏了嘴,将玛咪称为“凯”。

  他确实这样做了。在记者招待会上,当记者问及台湾海峡时,艾森豪威尔作了长篇大论,东拉西扯,在座的没有人能够理解确切的答复。终于,一位记者忍不住了,打断总统的喋喋不休,问道:

  《十月的阳光》后来得了奖,奖金一千元,之后我又得过许多奖,许多奖金、奖座、奖牌,领奖时又总有盛会,可是只有那一次,是我真正激动的一次,朱桥告诉我,评审委员读着,竟哭了。

  玛咪大发雷霆。她呜呜地哭着说:“你都回到家了,心里却还想着另外一个女人!如果你心里还有她的话,为什么还到我这儿来呢?你如果嫌我又丑又老的话,还来这儿干什么呢?”

  “总统先生,这件事我仍是弄不明白。”

  我不能永远披着白沙,踏着花瓣,走向红毯尽处的他,当我们携手走下红毯,迎人而来的是风是雨,是风雨声中恻恻的哀鸣。

  艾森豪威尔自知理亏,涨红着脸,像做错了事的小孩一样低着头。待玛咪稍稍平息后,他陪着笑,企图揽过玛咪的肩膀,玛咪气哼哼地甩开了。

  艾森豪威尔和颜悦色地看了他一眼,微笑着接着说下去:

  ——但无论如何,我已举步上路。

  “你知道……凯对我来说算不了什么,”艾森豪威尔拼命地解释道,

  “关于战争我知道的只有两点:战争中最变幻莫测的因素是人性的每天表现;但是战争中惟一不变的也是人性。其次是每场战争都会像在爆发和进行时那样使你感到惊讶。因此要某人预言,特别是如果此人肩负着决策重任,预言他将使用什么武器,他将如何去使用,我以为这倒表现出他对战争的无知。这就是我所坚信的。所以我认为你就得必须等待,而这是一位总统有朝一日可能遇上的、这种由上帝来作出的决定。”记者遂目瞪口呆。

  “你和约翰才是我的全部。要知道,凯是我近一年半中看到的惟一女人,难免自然而然地说出她的名字。”

  两天后,海军上将卡尼在一次私人宴会上向记者们宣称:“总统在考虑采取全面的军事行动,以摧毁赤色中国的军事潜力,从而制止其扩张主义的倾向。我预料,战争将在4月15日爆发。”

  玛咪有些心软了,但她认为这种解释太不能令人满意。

  眼明手快的记者们立即在最短的时间内播发了这条颇具轰动的新闻。

  接着,艾森豪威尔乘飞机到堪萨斯州去探望久别的家人。大家从各方赶来相聚:艾达从阿比伦来,而阿瑟和他的妻子从堪萨斯城来,埃德加和厄尔住得太远不能来团聚。

  艾森豪威尔勃然大怒。“不可容忍”,他咬牙切齿地说道,“我要告诉威尔逊,如果他对此不采取措施的话,我本人将接管国防部。告诉新闻界,不要被卡尼放出的消息引入歧途。要相信,政府在设法不发动战争来渡过危机。让卡尼闭上尊嘴!”

  兄弟见面,分外激动。尤其是大家看到艾森豪威尔已功成名就,都很高兴。密尔顿悄悄地提醒艾森豪威尔:“艾克,妈妈在爸爸死后就丧失了记忆,因而你不能对她期望过高。”

  艾森豪威尔“扶蒋反华”的政策处处碰壁,使他伤透了脑筋。为此,他不得不暂时采取了一些灵活的政策,避免了把两国关系弄到导致直接政治和军事冲突的地步。

  “知道了,”艾森豪威尔轻轻回答道。

  在经过几次反复之后,艾森豪威尔终于倾向于不与中国大陆交战的政策。他在一次会议上说,如果看来中共只是对金门和马祖感兴趣,并不打算进攻台湾岛的话,美国将不准备插手。

  然后艾森豪威尔去见母亲艾达。身材瘦小、满头银丝的艾达确实有些神智不清了,她摇摇晃晃地站住,眯着布满皱纹的眼睛,盯了艾森豪威尔好半天,突然迸发出一句:

  “虽然棘手”,艾森豪威尔留有余地地承认,“不过前景是乐观的。”

  “哦,是德怀特呀!”

  艾森豪威尔根据自己的看法认为,危险的时刻已经过去。他开始寻找长期解决的办法。他认为,“可取的解决办法是说服蒋自动撤出金门和马祖,然后固守台湾。为了诱导蒋同意撤退,可以给蒋派遣一师美国海军陆战队,加上一些空军部队到台湾。国民党的兵力为5.8万人,而在马祖的兵力为1.5万人,对这两个小岛来说,这些兵力实在太多了”。

  大家面面相觑,又惊又喜,严重丧失记忆的母亲,居然还能认出久别的儿子艾森豪威尔!艾达又哭又笑,她又像以往那样兴高采烈地开起玩笑来。当天下午,密尔顿的家中充满了欢笑声。艾森豪威尔的兄弟们对他的老练和沉着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阿瑟说:“如果你看到艾克的话,就不得不为他的敌人感到一点遗憾。”

  “对大陆实施原子打击”的风声也渐渐地弱了下来。实际上,危机已逐渐化解。4月23日,周恩来总理在万隆会议上谈到中国对美国人民的友谊。他说,“中共不想与美国打仗。”他提出进行谈判。

  几天假期一转眼就过去了。玛咪对她的丈夫一心扑在“霸王”行动上,急于返回伦敦,只有很少的时间和她在一起而感到郁郁不乐。看着他忙忙碌碌地收拾行李,又要作长期的离别,她的心几乎碎了。

  艾森豪威尔作出积极响应。他说,“如果看来有使我们进一步缓和紧张局势的机会,我就准备谈判。”

  “艾克,战争打完了就回来。我再也经受不住你的离开。”

  周总理说:“只要可能,我们愿意力求用和平的手段解放台湾。”

  艾森豪威尔的眼睛湿润了。他亲吻着玛咪说:“一言为定。”

  5月中旬,炮击停止,台湾海峡趋于平静。

  一周后,艾森豪威尔写信给玛咪说:“尽管假期中出了点小插曲,闹了点小别扭,但是我觉得回家还是很高兴的事。我认为这正是因为我们分离太长,却不得不匆匆登上旅途的缘故。我回家一趟,收获很大。”

  8月1日,美中两国代表开始会谈。至此,海峡危机暂时缓解。

  3. 运筹“霸王”

  3. 航母驶向台湾海峡

  回到伦敦后,艾森豪威尔把他的总部设在格罗夫纳广场20号。比起1942年6月的那次战争准备来说,工作要容易得多。艾森豪威尔有了两栖作战的经验;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的成员主要来自盟军总部;战场司令官,除了马罗礼之外,在地中海都有过实战经验。

  在冷战的沉重帷幕下,艾森豪威尔继续扮演着他所谓“国际宪兵”的角色。1958年8月,当艾森豪威尔正在北卡罗来纳山中地下深处的防弹掩蔽所内,参加一年一度的“行动”演习时,收到了一个使他颇为震惊的消息:

  总而言之,艾森豪威尔班子受过战斗考验,致力于盟军团结,对艾森豪威尔充满信任,并且热心进行工作。与当年的“火炬”班子相比,这个班子好得多了。正如艾森豪威尔所说的那样:“秩序代替了混乱,坚定与信心代替了恐惧和怀疑。”他很高兴地看到,人们都在拼命地工作,人人都确信,“我们正在接近一场无可估量的巨大行动”。

  “台湾蒋介石集团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在金门和马祖再次发生冲突。”

  尚未解决的问题是为“霸王”战役投入战斗的登陆艇和空军的规模。艾森豪威尔确信“霸王”行动是一次伟大的战役,因此几乎不可想象,除了全力以赴,还能说什么。他在报告中说:“必须克服一切障碍,忍受一切艰苦和冒一切风险,来保证我们的打击是决定性的。我们不能失败。”

  艾森豪威尔立即停下所有观摩活动,召见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汇报情况。

  在“霸王”行动中,艾森豪威尔所起的作用是监督大于领导。“霸王”行动是历史上最大的两栖进攻,集结了前所未有的最大的空军机群和海军舰队。它需要一个周密详尽的计划,并需要成千上万的人投入这项工作。仅远征军最高司令部就有1.6万多人,其中有2800名军官。此外,美、英军的集团军,军和师一级的参谋人员,都全部投入到这一行动中去。

  原来,台湾国民党当局一直在不断增加他们在金门、马祖的兵力,达到10万人之多,目前已占到蒋介石兵力的三分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对这一挑衅行动提出了抗议。蒋介石没有理睬这一抗议。8月24日,解放军炮击国民党军盘踞的这两个岛屿,不过,大炮轰击所造成的有形损失是轻微的。

  在这些庞大的机构面前,必须有人给这些机构作指示;必须有人作出决定;必须有人负责采取行动。所有这一切,都落到艾森豪威尔的肩上。仿佛只有他的操心是没完没了的,只有他承担着指挥的沉重负担。

  杜勒斯预料:“中共将对这两个岛屿实行封锁,企图使守军挨饿。”

  而给玛咪写信,实际上成为他惟一能摆脱“霸王”行动、能自由思考的事情。他利用这个机会表达他一些深藏在内心的感情。他憎恨战争,不愿意把大批士兵派去送死。他对玛咪说,“我希望这场残酷的战争快点结束。”

  艾森豪威尔听了杜勒斯的汇报,眉头紧锁。运用他的多米诺理论的想象力,他认为有危险的不止是金门和马祖,他预计如果失去金门和马祖,将“导致失去台湾,并将威胁到日本、菲律宾、泰国、越南,甚至冲绳未来的安全,从而将使美国的根本利益受到严重的损失”。

  艾森豪威尔即将面对的另一项任务就是,他得把所有的伤亡数字统计出来。计算人员的损失是一件非常难受的事情。想到有许多风华正茂、与约翰一样的青年与世诀别,他的心里便涌起一阵阵的酸楚。

  8月29日,艾森豪威尔急急忙忙回到华盛顿,声称道:“如果中共真的企图侵占金门和马祖,我将考虑批准对共产党中国的机场使用战术原子武器。”同时,他下令从第6舰队调出两艘航空母舰,驶过苏伊士运河,加入在台湾海峡的第7舰队,以示威壮胆。

  准备阶段,艾森豪威尔最重要的任务则是挑选50名师一级的指挥官。他不插手英国或加拿大的将军们的挑选,但是他坚持要由他挑选美国的将军。

  9月4日,艾森豪威尔与古德帕斯特、杜勒斯会晤,讨论下一步该怎么办。杜勒斯全力支持使用战术原子弹,他充满激情地说:“我认为,当我们决定把这些武器包括在我们的武库之中时,我们已经承认使用这些武器要冒政治和心理上的风险。”

  艾森豪威尔认为,师一级的指挥官在战争中是至关重要的,这个位置比军或集团军一级的指挥官,负有更大的责任。美国大兵们很少谈到他们所隶属的军或集团军,但对他们所在的师、对他们肩上佩戴的识别标志、对他们的师长“老头子”却极为自豪,因为士兵们认为,自己部队的最大组织便是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步兵师相当紧凑,能够独立作战,而且一个人可以完全指挥它。

  艾森豪威尔仍然犹豫不决。他指出,“假如美国使用原子武器攻击中共的机场,共产党很可能用核武器攻击台湾来报复。在这种情况下,我是不准备批准使用原子弹的。”

  艾森豪威尔总是说,只要了解一个师的师长,就可以了解这个师,因此他把大部分时间花在挑选他所想要的师级指挥官上。艾森豪威尔所挑选的将军,有许多是他在西点军校或前线认识的,他了解他们,而且他们中大部分来自正规部队,并有作战经验。

  两天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就台湾海峡局势发表声明。他说:

  离“霸王”行动预定的进攻日期越来越近了。丘吉尔首相对这次行动开始尚持怀疑态度,后来,他终于了解了这次行动的重要意义。在一次午餐会上,他充满激情地含着眼泪对艾森豪威尔说:“我准备和你一起把这件事进行到底;如果失败了,我们一起下台。”

  “1958年9月4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授权之下发表声明,公然威胁要在台湾海峡地区扩大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侵略范围,进行战争挑衅,从而加剧了美国在这个地区造成的紧张局势,使远东和世界的和平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因此,我受权代表中国政府发表声明。”

  在进攻前一个星期,艾森豪威尔写信给玛咪说,“我好像生活在高压线上。”

  “台湾和澎湖列岛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它们已经由日本的一度侵占归还给中国。中国人民行使主权解放这些地区,完全是中国的内政。这是中国人民的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

  在极度紧张的情况下,艾森豪威尔想方设法使自己放松,因为他摆脱不了最后一刻的问题和烦恼。他深信,只有放松自己的人,才可能在需要的时候紧张起来。

  “美国政府自己也曾经正式声明不在台湾地区卷入中国的内政。如果不是因为美国政府后来背弃自己的声明进行了武装干涉,台湾和澎湖列岛早已获得解放,早已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管辖之下。这是全世界一切公正舆论所一致承认的、不可抹杀的事实。”

  对他来说,最好的休息是打几把桥牌、在里士满公园骑马、以及观赏花鸟鱼虫。有几个晚上,艾森豪威尔甚至仔细地观看种子目录,计划在别墅里搞个菜园子——此举让他回想起少年时代种菜的难忘经历。想着想着,他不由自主地呵呵笑了起来,感慨道:“唉,那时才12岁。”

  “美国和蒋介石集团签订的任何所谓条约和美国国会通过的任何有关的决议,对于中国人民都是完全无效的,它们决不能使美国的侵略行为合法化,更不能成为美国在台湾海峡地区扩大侵略范围的借口。”

  除了计划种菜,他还尝试着画些素描,比如,快速地画一棵松树,或者一所房屋。当然,结果都不令他满意。他在每一幅不成功的素描上都写了“涂鸦”几个大字。

  声明最后严正指出:“中国政府完全有权对盘踞在沿海岛屿的蒋介石部队给予坚决的打击,并采取必要的军事行动,任何外来的干涉,都是侵犯中国主权的罪恶行为。中国人民解放自己的领土台湾和澎湖列岛的决心是不可动摇的,中国人民尤其不能容忍在自己的大陆内海中存在着像金门、马祖这些岛屿的直接威胁。美国的任何战争挑衅都绝对吓不倒中国人民。相反,只会激起6万万人民更大的愤怒和更坚强的同美国侵略者斗争到底的决心。如果美国政府悍然不顾中国人民的再三警告和世界人民的和平愿望,继续对中国进行侵略和干涉,把战争强加在中国人民的头上,美国政府必须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

  在成千上万人的精心参与和安排下,一切都已准备妥当。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剩下的惟有气象问题了。天气是无法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上计划最完善的战役,最后都免不了要受制于变幻无常的天气,尤其是海战更是这样。潮汐和月亮的情况是可以预测的,但风暴和海浪却不能。艾森豪威尔抱怨说:“这个国家的天气根本无法预测。”如果天气转坏,肯定要有人劝他取消这次进攻,这就意味着精心准备的进攻计划还得推迟几个星期,如果这样的话,无论对士气还是财力都会不可避免地造成影响。

  4. 金门炮声

  艾森豪威尔走出帐篷。天色阴沉下来,并不合时宜地刮起了风。他必须在很短的时间内作出最后决定:进攻还是等待。他想,天气根本无法捉摸,要预期同时具备完全理想的天气和合适的潮汐条件是不可能的。

  艾森豪威尔及杜勒斯的狂妄行径激起了包括美国人民在内的许多人的反对。美国统一独立社会党竞选委员会打电报给艾森豪威尔说:“我们反对美国政府在远东的冒险活动。美国的军队驻在中国领土上是对全世界和平的威胁。我们呼吁立即从金门和马祖以及这些岛屿四周的海面上撤出美国军队,以防止把美国和整个世界卷入第三次世界大战。”

  艾森豪威尔的初步想法是:他们必须开始进攻——除非天气确实严重恶化。1944后6月4日凌晨4点,艾森豪威尔在索斯威克别墅会见他的部下。气象官员带来了不好的消息,他对艾森豪威尔报告说:“6月5日的天气将是阴有暴风雨,云层0至500英尺,风力5级。更糟糕的是,天气将很快恶化。”

  最后,他们义正辞严地指出:“我们要求艾森豪威尔政府不再干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内政。”

  蒙哥马利插话说:“不管怎样,我要干下去。军官和士兵们都在等待着这一刻。而且,24小时以上的天气预报通常是不可靠的。”

  8月4日晚,民主党参议员莫尔斯要求美国国会立即召开特别会议,以制止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采取“战争边缘”的外交政策。他认为,美国如果去保卫像金门和马祖这些岛上的中国国民党人的话,就会被斥为侵略国,而且事实上也的确是这样。

  “不,”特德和马罗礼则提出反对意见,“如果在恶劣条件下坚持作战的话,会得不偿失——在暴风中摇晃的登陆艇可能在没有靠岸前沉没,或者部队被浪涛卷上海滩,战士们将晕得不能有效地进行战斗。”

  美国公众不满艾森豪威尔政府对华的挑衅政策,纷纷投书报纸,反对杜勒斯的好战声明。美国国务卿不识时务地宣称:“美国有条约义务来帮助保卫台湾不受武装进攻,国会的联合决议授权总统使用美国的武装部队来确保和保护像金门和马祖等有关阵地。”

  艾森豪威尔沉思片刻,最后决定把作战计划推迟24小时。

  这一声明立即引起美国广大公众的愤慨。《每日镜报》刊载一读者来信说:“美国有什么权力决定中国岛屿的命运?难道朝鲜的教训对美国还不足够吗?”

  6月4日晚上,艾森豪威尔在别墅进餐。饭后,蒙哥马利、特德、史密斯、拉姆齐、马罗礼、斯特朗以及其他高级官员都汇集在阴暗的餐厅里,人人带着紧张而严肃的神情,安静地等待着。

  《纽约邮报》的读者怒气冲冲地质问道:“为了支持从中国大陆赶出来的卖国政权,你们打算牺牲多少美国人的性命?”

  落地窗外,雨哗哗地下着,狂风卷起活动窗棂,发出断断续续的拍击声。倾盆大雨无情地下着,似乎要把世界上所有的雨水都下干才肯罢休。雨幕把一切景象都遮没了,只能隐隐约约地看到近处的柳枝在风中无力地飘摇着。暴风雨,给每个人的心都蒙上一层阴影。

  面对着美国暴露无遗的侵略行径,9月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发表了一番讲话,说明了中国人民的决心和信心。他说:

  餐厅很大,一边放着一张大桌子,另一边放着安乐椅。一面墙上,挂着巨大的英国南部和诺曼底的地图,上面插满了大头针、箭头以及其他五颜六色的符号。军官们沉闷地坐在安乐椅上,喝着咖啡,偶尔轻声细语地谈着些什么。

  “美国侵略者侵占我国领土台湾,同侵占黎巴嫩和在许多国家建立了几百个军事基地一样,只是替自己的脖子套上绞索。美国在台湾海峡地区制造紧张局势,同在黎巴嫩以及其他地方制造紧张局势一样,起了动员全世界人民起来反对美国侵略者的作用。难道美国侵略政策近来的每一次施展,不是越来越显得荒谬和疯狂,不是把美帝国主义越来越推向国际和国内完全孤立的绝境吗?这种事实难道会让我们伟大的革命斗争中成长起来的伟大的人民有丝毫害怕吗?”

  晚上9点半的时候,气象官员终于带着最新的气象报告走进来。艾森豪威尔让他的部下都坐好,每个人都竖起了耳朵。

  “美国侵略者这一套,在我们创造着新历史的大无畏的人民看来,美国侵略者手里的一切法则,不过是在人类前进道路上一些还没有扫除、还散发着臭气的垃圾罢了。美国的决策者们决心非要收紧他们套在自己脖子上的绞索不可,那么就让他们这样做吧!”

  气象官员气喘吁吁地说:“天气出现转机,正在下着的倾盆大雨将在两三个小时内停止……”

  毛泽东主席气壮山河的讲话,武装了中国人民的头脑,进一步鼓起了中国人民斗争的勇气和信心。9月7日至11日,仅仅5天的时间里,中国全国各地有2亿多人参加了规模空前的反对美帝的大示威。

  话未说完,大家爆发出一阵惊天动地的欢呼声。气象官员回忆说,从来没有见过一群中年人这样高兴地欢呼雀跃,许多人甚至手舞足蹈起来。

  中国人民的斗争,赢得了全世界人民的同情和支持。苏联部长会议主席9月7日警告艾森豪威尔,让他悬崖勒马,否则必将招致恶果。他说道:“对中国的侵略就是对苏联的侵略,美国一天不撤离台湾,远东就一天没有和平。”

  在焦躁不安的期待中,盟国远征已是箭在弦上。用艾森豪威尔的话来说,“强大的军队像卷着的弹簧一样绷得紧紧的,等待着释放出巨大能量的时刻到来。”

  10月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向台湾、金门、马祖军民发表文告,建议国共双方举行谈判。他宣布:

  4. 飞越英吉利海峡

  “为了人道主义,我已命令福建前线从10月6日起,暂以7天为期,停止炮击,你们可以充分地自由地输送供应品,但以没有美国护航为条件。如有护航不在此例。”

  众人把焦急的目光都集中到艾森豪威尔身上。此刻,能够作出重大决策的人只有艾森豪威尔。如果发动进攻,必须现在就决定。艾森豪威尔冷静地衡量着各个方案。末了,他坚定地说:

  然而,停止炮击后,台湾当局毫无悔改之意。他们坚持顽固态度,拒不接受和谈,高声叫嚣“反攻大陆”,并邀请杜勒斯到台湾活动,策划进一步实施“美蒋条约”。于是炮击恢复。他说,由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恢复对金门蒋军的炮击,预定即将举行的美蒋之间的会谈“将不可能具有在停火情况下本来可能具有的那种范围和性质”。杜勒斯无可奈何地承认,他的美蒋会谈的原计划被打乱了。

  “我确信,必须下达进攻命令。让我们干吧!”

  在强大的压力之下,美国终于没有展开其对蒋介石集团的协助计划。危机过去了,没有发生战争,没有后退,没有对北大西洋组织造成难以忍受的紧张压力。

  接着,艾森豪威尔以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的名义,向全军发出了《进军令》。

  后来,当艾森豪威尔回忆起这次海峡危机时,他把1958年说成是“一生中最倒霉的一年”。

  《进军令》发出后,拉姆齐冲出门去,开始向舰队下达命令。5000多艘船只顶着风雨,开始向法国浩浩荡荡地驶去。

  其他司令官也从椅子中一跃而起,冲出门外赶往他们的指挥所。30秒钟后,原来拥挤嘈杂的大厅里已是空荡荡的,只剩下艾森豪威尔一个人了。一分钟前,他是世界上权力最大的人,千百万人的命运决定于他的命令。但是现在,他则“失去”了权力。在以后的两三天里,他几乎什么都改变不了。无论是他,或是其他任何人,都不能使进攻停下来。哪怕是狂奔向奥马哈滩头的一名上尉,所起的作用都比艾森豪威尔大。

  艾森豪威尔现在只能坐着等待。

  艾森豪威尔学会了消磨时间。他走向阅兵码头去看一些美国士兵登陆演习,然后回到他的活动房子。百无聊赖之际,他在饼干箱上同布彻下棋,两人下了个平手。午饭时,他们谈论报纸上的各种政治传闻。飓风似的大风,把他的活动房屋吹得摇摇晃晃,雨仍铺天盖地地下着。

  望着厚实细密的雨雾,艾森豪威尔叹了一口气。

  饭后,艾森豪威尔和报界代表们走进一个帐篷,那里面等候着许多暴雨中赶来的记者。艾森豪威尔宣布:进攻正在进行。这时有电话打进来,艾森豪威尔接了电话,谈了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

  挂了电话后,他似乎觉得雨声小了,他从帐篷帘向外一看,明晃晃的阳光透过云层,穿过雨雾,映进他的蓝眼眸中。他高兴地笑了。

  6月5日早上7时,拉姆齐打电话告诉艾森豪威尔,一切正按部就班地进行着;接着马罗礼报告了好消息——空降成功,伤亡轻微。这时的艾森豪威尔,心满意足地坐在床上,抽着烟,开始聚精会神地阅读一本刚刚收到的西部小说。

  整个上午,从滩头阵地发来的消息都是零零碎碎的,有时是相互矛盾的,但足以使艾森豪威尔的脸上挂着笑容。艾森豪威尔给马歇尔发了一份简短的电报:“一切顺利。作战部队士气高涨,英勇顽强,估计能出色完成任务。……从他们的眼中,可以看出战斗的激情。”

  接下来的情报有喜有忧:英国和加拿大部队登陆的滩头遭到轻微抵抗;美军在犹他滩头的阵地已经巩固;奥马哈的部队遭到德军猛烈的炮火袭击。

  6月6日晚,23000多名空降兵已空投到诺曼底,57500名美军、75215名英军和加拿大部队已经登陆。156000名盟军士兵已经突破希特勒大肆吹嘘的“大西洋壁垒”。

  接下来的几天,战果继续得到巩固。尽管前线没有一处在预定发起进攻日或一两天后完全达到最初的目标,但盟军已掌握了主动权,到处对德军施加压力。到发动进攻的第一个周末,艾森豪威尔的部队已经巩固了8至12英里深、50英里宽的桥头堡。

  6月10日,马歇尔、阿诺德和英王抵达伦敦。他们名义上是出席盟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实际上他们想亲自看一看这次前所未有、意义重大的进攻。艾森豪威尔陪同他们参观作战总部,并登上奥马哈滩头阵地。

  艾森豪威尔在天气上的赌博已经得到报偿。6月19日,一场强烈的暴风雨袭击了法国海岸,摧毁了一座人工港湾。人们心有余悸地说,如果艾森豪威尔在6月5日决定把时间推迟15天的话,他们将遇到20年来最糟糕的天气。

  丘吉尔激动地评论说,“历史上最困难、最复杂的战役”已使盟军重返欧洲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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