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牛娱乐棋牌-棋牌游戏牛牛-疯狂牛牛棋牌游戏
做最好的网站
历史上最有影响的100人,农民的儿子
分类:牛牛娱乐棋牌现代文学

  14.亚里士多德
[美]迈克尔·H·哈特 著 苏世军 周宇 译

  在苏联红军节节胜利的推动下,盟军经过长期的准备,人们久已盼望的向西欧进军的第二战场,终于在1944年6月6日揭幕了。

  1904-1920年
  邓小平本名邓希贤,参加革命后才取名邓小平。他1904年8月22日出生在中国西南最大的省——四川省的农村,农历是七月十二日。邓小平本人年轻时一直使用这个出生日期。根据20年代的记载,他在法国勤工俭学时所登记的出生日期也是7月12日。
  邓小平的父亲叫邓文明,是一个小地主。母亲淡氏,是邓文明的第二个妻子。他们居住在距广安县城几里远的牌坊村。广安县位于四川省的东部,这里遍布着小山和小溪。邓文明拥有大约10公顷土地,在好的年份,足能收获10吨粮食,广安是一个相当大的地方,拥有几干户居民,但是这里不是四川最繁华的地区。四川的动脉长江,从西南穿越全省流向东北,途中汇合了不少支流。广安坐落在长江的支流嘉陵江边,但距河谷还有很长的距离。广安距省会成都二百多英里,要绕过几座绵亘的山脉,距最近的城市重庆也有一百英里。
  在邓小平出世二百年以前,邓文明的祖先从华南移居四川。他们本是客家人。客家人是汉族的一部分,原居住在中原,后来迁移至南方,在这之前的几个世纪里,他们的情况还是神秘的。客家人所讲的方言和所保持的风俗习惯,与中国南方当地的其他汉族人和非汉族人都不同,然而,邓家或许在迁至四川前就已经放弃了客家人的生活方式,到了18世纪初更加可以肯定。因为此时邓家出了一位名人,他在朝廷里做了大官。这个人叫邓时敏,在乾隆时当过翰林、大理寺正卿。1774年邓时敏告老还乡。他死后不久,人们为了纪念他,在村口建起了一座牌坊,上面雕刻着皇帝的御笔,这个村子从此就改叫牌坊村了。“文化大革命”中,这作为邓小平的罪状,村子被改名为反修生产队,牌坊也被捣毁。尽管后来村子又恢复了原来的名字,但牌坊却没有重建。
  邓文明是个精力充沛、乐观向上,喜欢社交的人。在邓小平离开家以后的生活中,邓文明一度曾成为广安县及其周围地区有影响的人物,指挥过几百人的民军。牌坊村那些还记得他的老人对外国游客介绍说,邓文明乐于同人交往,在调解地方争端时处事公道。在家里,他严格而又谦和。他对孩子们的训戒是严厉的,但当孩子们犯错误时,他仍愿意倾听他们的陈述。他生前没有照片,人们记得,他中年时谢顶,蓄着大胡子。邓小平倒一直没有谢顶,但他似乎继承了他父亲的性格——自信、有抱负、处事果断。
  邓小平的母亲并不引人注目。当邓文明确定第一个妻子张氏不能生育时娶了淡氏。淡氏的娘家家境可能很不错。她嫁到邓家时的嫁妆是一张雕刻精巧并上了红漆的大红木床。这样的嫁妆,贫穷的父母是提供不起的(邓小平就出生在这张床上。80年代在邓文明的旧居里仍能看到它)。淡氏为邓文明生了四个孩子,邓小平排行第二,也是三个儿子中最大的一个。后来,大概在1920年邓小平离开家之前,淡氏变得体弱多病,20年代后期她便去世了,据说死于结核病。设人写过成讲过她同她的孩子们的关系,所以很难推断她对孩子们有什么样的影响,或者说孩子们对她怎么样地依恋。
  邓文明以后又结过两次婚。他的第三个妻子萧氏为她生了第四个儿子。第四个妻子夏伯根是船工的女儿,只比邓小平大一岁*,为邓文明生了两个女儿。夏以前 (*夏伯根比邓小平大两岁。---译注)结过婚,她是带着一个女儿嫁到邓文明家来的。因此,邓小平总共有一个姐姐、两个弟弟、一个同父异母弟弟、两个同父异母妹妹、还有一个异父异母妹妹①。因为他十六岁就离开了家,而且再也没有回去过,所以他直到四十多岁,才见到了这几位异父或异母的兄弟姐妹。但他却永远也见不到他那位同父异母小妹妹了。1949年,就在邓小平作为共产党部队的政委攻克四川前夕,她去世了。
  在中国,起名字没有约定的标准。父母从所有的语言词汇中选择一两个字,表达他们对孩子的愿望或期望(在邓小平出生的那个时候,往往表达的只是父亲的愿望或期望)或者是为孩子的出生讨个吉利。邓文明为他的长子取名为希贤,这两个字的意思是“渴望”和“善良”,寓示有才智。邓文明还给他取了一个表示他在家族中的辈份的名字,即先圣。他的姐姐已被取名先烈,邓文明接下去给后来出生的他的所有孩子都取了以“先”字开头的名字。邓文明的第三个和第四个妻子所生的孩子们一生都使用这祥指定的名字。而邓小平和他的两个同父母的弟弟则不是,他们后来都改了名。
  邓小平出生和长大的那座房子80年代时依然存在,只是被当地干部进行过相当大的修缮,他们想把它变成一个博物馆。不论过去还是现在,这所房子虽然宽敞,但极普通。这栋大宅共有二十二个房间,房屋与房屋之间用很高的木梁隔开。后来拆了右厢房,房间就没有那么多了。庭院是铺设过的,但屋顶在邓的童年时代是用茅草覆盖的。窗户是纸糊的长条格子窗。有些房间是硬泥地。没有自来水。可以肯定,邓吃得很好,而且冬天有温暖的被窝可睡。但他的房间里并没有悬挂什么字画,也没摆设贵重的家具。
  邓文明属于中国传统的统治阶层——读书人中的最低层。他的地位不是继承来的,也不是靠财富获得的,而是靠他所受的教育。跟他的祖先邓时敏一样,他读过几年私塾,学过文言文和中国古代的文史哲。但与他的先辈不同的是,他没有参加过科举考试。邓文明可能在重庆的一所现代法政学校学习过一二年。邓文明所交往的都是些地方官员和当地有地位的头面人物。所以,他享有一些特权,诸如可以免除一些义务和劳务,一旦犯法,也不必受肉体上的刑罚等。
  邓文明因此在当地颇有名望。他也是位很传统的人物。哥老会是中国最古老的秘密结社之一,它在四川最强盛。邓文明就参加了哥老会的协兴乡分会,后来还当上了它的首领。他笃信佛教,经常去庙里拜怫。1938年的一天,*他在拜佛后回家的路上,被士匪或仇敌暗杀*应为1936年。---译注了。他同邓小平的母亲结婚时,第一个妻子还活着,**而**此处有误,邓文明同邓小平的母亲结婚时第一个妻子已经去世。——译注且仍然生活在池的家里,这是一种非常传统的做法。
  在教育方面,邓文明却很跟得上时代。邓小平开始在一个老式私塾接受教育②。两年以后,池七岁时,转到一所新式小学就读。四五年以后,升入广安中学,成为一名寄宿生,每星期回家一次。所以他从早期起就学习了现代科学——数学、自然科学和地理,并且学的是白话文,而不是过去一直使用的文言文。
  关于邓小平的学校生活没有什么文字记载,与毛泽东、周恩来不同,他从未向外国人谈起过这些。不过多少也有一些趣闻轶事。80年代,牌坊村的老人们,包括他的舅父淡以兴,对外国来访者说,邓儿时是个活泼、聪明的孩子,喜欢和同学们玩游戏,而且学东西非常快。其中有人说,他读书只朗读三遍便能够记住并背诵出来(七十年后,邓小平的桥牌搭档和亲密的政治伙伴万里向一位外国人透露,邓小平对牌的记忆力非常好,这就使他比技术水平相当的选手略胜一筹)③。这些老人们还说,邓小时候也是个有主见的孩子,即使有些事情是违反传统道德的,做了会受到惩罚,他还是无所畏惧,照样去做。
  按照新的教育制度,在十八九岁之前,邓应该呆在中学,然后,如果他学得很好,并且他与他的父亲都有这样的愿望,他就可以到一所设在成都或重庆的高等学校继续学习。然而在1918年的某个时候或1919年初,他才只有十四岁时,邓文明从重庆给他儿子写信说,他从当地报纸上看到一则广告,内容是,重庆即将开设一所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培训年轻男子(或许也有年轻女子)准备到法国“勤工俭学”。他问邓小平是否想进这所学校。邓文明还给他的弟弟邓绍圣发了一封类似的信,邓绍圣只比邓小平年长三岁。他们两人都没有马上答复,但也没有拖延太长时间。1919年夏未或初秋,他们离开牌坊村,进了重庆的这所学校。
  从表面看,邓文明的举动难以解释。邓小平还只是个孩子,对广安这个小天地之外的生活毫无经验,他的叔父的经验也不会更多。他们都未受过培训或教育,对应付遥远的外国的不稳定的生活缺乏准备。除此之外,邓文明一定已经意识到,送他的长子到法国去读书,其结果意味着他们的家庭将失去这个儿子。如果邓小平衣袋里揣着工科毕业证书回到中国的话,他一定不会想成为一个农民,而且他不可能想在只有很少工业的四川工作。
  可以推测,邓文明是受了一个热衷推动留学运动的人甚至可能是个外国人的影响,或者他已经发现他儿子很任性,便想把他送走。然而这些可能性没有任何根据。而且当时的实际情况也与这几种推测不符。重庆这所学校的创始人吴玉章是成都的一位教师。邓文明应该没有见过他。20年代时由于热心支持四川学子出国留学而知名的杨森也是广安人,他和邓文明是同时代的人,但在邓小平成长的过程中他并不在广安。当时有一个法国传教士在广安,但邓文明是个虔诚的佛教徒,不可能和法国教土有所来往。至于邓小平他们父子间的关系,据牌坊村的老人们讲,两人犹如同辈朋友那般亲近。因此邓文明送儿子去法国这一举动似可以简单地解释为,一个做父亲的远大抱负、爱国心以及他对整个世界形势的了解。
  毫无疑问,邓文明非常关注国家政治,他所参加的哥老会当时正参与四川的保路运动。他让他的儿子和弟弟到法国去的行为就是关心政治的一种体现。对他来说,了解四川和整个国家所发生的事情并不难。到了20世纪初,大多数城镇都有了电报局,大量地方报纸和杂志的发行是当时的一个特色。村中父老相传,他到茶馆里喝茶的时间很多,而茶馆正是交流地方和国家新闻的中心。
  即使邓文明在家不多谈政治,邓小平在1915年或19l6年进入广安中学的时候,*自己一定也能了解到一邓小平是1918年进入广安中学读书的。——译注些。当时,中学都普遍订阅报纸,领导组织激进的爱国主义的示威游行也是当时一些学生的时尚。根据邓的官方传记记载,1919年,邓小平参加了学生抵制日货活动。因为当时在凡尔赛会议上,西方列强将德国在山东享受的优惠权益转让给了日本,尽管当时中国也是协约国成员。从而引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抗议。
  在邓小平的童年时代,主要的政治事件是1911-1912年的辛亥革命。这次革命推翻了陈旧的中国君主专制制度和自1644年以来一直占据皇位的清王朝。清王朝最初严禁外国军事、贸易和文化侵入中国,这是导致这一传统帝国失败的最根本的原因。在几代皇帝统治下,曾相继尝试过三种政策:闭关自守;“自强”:吸取外国的技术、军事和工业,但不接受外国思想;对趋于衰落的君主制度进行改良。但所有这些政策都失败了。因而最终导致了一场革命运动的到来。
  这场运动的领导者叫孙逸仙,他1865年出生于广东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他在夏威夷接受教育,又到香港学医。19世纪80年代中期,他成为一名革命家,致力于中国政治和社会秩序的彻底的改革。从1905年开始,他成为所有立宪共和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只有很小部分)公认的领导人。这些人都有同孙逸仙一样的目的,并准备通过武力去实现它。他们一起工作,但关系并不总是那么融洽。同盟会这个秘密组织的主要基地在日本,其国外成员多于国内成员。
  从1905年到1911年,同盟会试图在中国内地建立基地,有时在港口城市,有时在开放的农村,但都没能成功。该组织的人力、物力和武器的来源都很匮乏。其计划一般说来也是粗劣的,它总是寄希望于同盟者的合作,如秘密会社的支持,而这些会社更注重自我保护,不会大胆地采取行动。但是,同盟会从未放弃过它的理想。1911年秋,同盟会制定了计划,策动长江中游武昌的驻军起来暴动。
  如果这些计划制订得比较周密,或许就不会有后来的革命了。在计划实施时,突然发生的偶然事件,使它受到干扰。一群革命党人很令人意外地在位于长江北岸的(武汉的另一部分)汉口的俄租界内引瀑了一颗巨大的自制炸弹。这次爆炸使得中国城市警察迅速进入这个爆炸区。通常情况下他们是不能进入租界的。在那里,警察逮捕并处决了三个革命党人,还发现了混在本地军队中的同盟会成员名单。在这危急关头,一群革命党军官加紧煽动武昌驻军的暴动,让他们同保皇党军队进行战斗。结果保皇党军队失败,被迫撤回。当政府还在考虑下一步的对策时,中国其他几个地区驻军的暴动又突然爆发了。
  第一次暴动发生时,正在美国的孙逸仙返回了祖国。1912年1月1日,他在南京被来自十六个省的议会代表推选为共和国临时大总统。当年仅六岁的皇帝的母亲宣布他的儿子五个星期之后退位的时候,本应由孙中山任总统,然而他缺乏军队的支持。皇后在最后的诏书中邀请袁世凯,一个为王朝训练现代化军队并因此连结了大多数省份的指挥官的职业军人,组建了共和政府,于是僵局便产生了。孙性格软弱,所以他很容易妥协。或许他真的对袁充满希望,以为袁会接受民主共和的方式,因此决定支持袁并催促国务院选举袁当总统。孙没有在袁随后组建的政府中任职,只是被保留了党的领导人职务。1912年8月,同盟会与四个较小的组织共同组建了国民党,孙当选为主要领导人。
  以后八年,全国的政治与管理混乱不堪。人们很快便看清楚了,袁世凯不是民主主义者。当国民党在新的国民议会两院选举中取得胜利时,袁拒绝对政府进行改组,然后谋杀了国民党内最有名望的年轻领导人宋教仁。他继续破坏共和制,煽动复辟帝制,要人们拥立他当皇帝。但最终都遭到了可耻的失败。失败的原因并不主要是因为多数残存的君主主义者把他看作非皇帝的嫡系,而是因为复辟的行为引起了许多省的战乱,由此导致了中国20世纪最为有害的格局出现:地方势力或军阀割据,中央政府崩溃。
  邓小平进入重庆预备学校所参加的活动的正式名称叫“勤工俭学”,其先驱是李石曾。李是一位爱国人士,信仰无政府主义,推崇法国文明。他已作了多年的努力,建立中法之间较密切的联系,并且设法要使中国工人与学生同时在法国享受工作与教育的好处。他本人家境富裕,曾在法国的中学和巴黎的巴斯德学院学习。
  李最早的筹划始于1908年。他在巴黎郊外创办了一家豆腐加工厂,并开始给工人们(都是来自中国他家乡的同乡)传授中文、法文、基础科学和良好的社会行为。按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的做法,他主张对学生们严格管理,禁止喝酒、吸烟和赌博,只是鼓励他们努力学习。这个尝试最终没有维持多久。豆腐加工厂因为不赚钱而破产厂,李只好把参加这项实验计划的学生送回祖国。
  但李并不灰心,他接着又策划了一项新的更具雄心的计划。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临近的几年里,他安排约一百三十名中国男女学生在巴黎、蒙达吉斯个和枫丹白露的中学里学习。战争期间,他创建了一个学会。这个学会就是给在法国工厂里的中国工人以基础教育,并使他们了解无政府主义的重要性。该协会在巴黎开办了一所学校,部分中国工人在辛苦工作之余,还抽空前往学习。
  1916年,仍在法国的李石曾又推出了一个计划:招收一大批受过教育的年轻的中国人到法国,边工作边学习。他热切地希望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国知识分子克服轻视体力劳动的坏思想,同时让他们教导当时在法国的三万名中国工人,并使他们学会对中国的现代化有用的技能。他创办了“华法教育会”,希望“发展中法两国联系,尤其是在法国的科学与精神教育帮助下,改进中国的道德、学术与经济生活”。④他劝说中国的朋友们和具有善意的人们在中国开设华法教育会分会,并设立学校,招考学生,为到法国生活和工作准备经验。
  由于当时中国的政治状况非常糟,也因为第一代现代中学毕业生找工作困难,所以一大批中国青年被李的计划所吸引。1919年3月至1920年12月期间,有近一干六百名学生,其中约三十名是女生,从海上乘船前往法国。像邓小平这祥还不到二十岁的学生不多,三十多岁甚至四十多岁的更少,大多数是二十岁出头的年轻学生。他们大部来自四川省和毛泽东所在的湖南省。有些是大学毕业生,但绝大多数没有超过中等教育程度。他们来自社会的中层,大多是比较贫穷的地主、商人或知识分子的子女。即使轮船公司提供一百银元的优惠票,大部分家庭还是难以承担(有时候,商会会借钱给他们买船票,如果他们手头不方便,商会会延长贷款的期限)。
  从一些回忆录和相关的记载来看,大多数勤工俭学的学生动身赴法时是乐观的,确信虽然必须辛苦工作,但最终会获得先进的专业知识和工业技能。有人还希望了解法国如何成为并保持民主共和制的成功秘诀。周恩来(他和邓小平后来成为最知名的勤工俭学学生)1920年6月,在赴法的五个月之前,写了一首诗,诗中称法国是“自由的故乡”,并期待有一天能够在中国“扯开自由旗”。⑤在法国这边,也对这些中国学生抱有很高的期望。有一段时间,法国的政治家和教育家们曾为英美文化的传播,特别是新教徒传教士通过创办中学和大学对中国施加影响,而感到优虑。所以他们欢迎中国的这个勤工俭学运动,认为这是让中国人了解及敬仰法国文化的最佳方式。他们中有些人同年轻的中国人一样浪漫,断言这项运动会带来两种文化的交融。一位热心者写道,中国人是“遥远东方的法国人”。因为他们是哲学家、诗人和艺术家⑥。
  在重庆学校,必修的基础课程是法语、中文和基本工业技能。邓小平在班级里表现如何,不得而知,不过他的一个同学六十多年后写道,他当时学习“非常勤奋”。⑦从法国外交部的档案文件里,我们还可以了解到更多的情况。文件记载,他到法国时希望到冶金厂工作。文件里也指出,他成功地被学校录取,并通过了由设在成都的法国领事馆主持的法语考试。从重庆学校毕业后,邓可能回到广安作了短暂停留,为旅法准备行装等,并向他的家人道别。离别是痛苦的。倘若他和他的父母事先知道他们注定永远不会再相见,那么这次离别会更加令他们伤心。
  1920年9月,邓和他的叔叔以及其他近一百名同学,乘轮船从重庆启程,踏上了旅法的第一段旅程,同时也就开始步入了他的革命生涯。
  注释:
  ①《邓小平传略》第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
  ②作者本人。
  ③《邓小平传略》第3页。
  ④贝利《中国的勤工俭学运动在法国》,第449页。
  ⑤同七书,第452页。
  ⑥同上书,第453页。
  ⑦弗朗兹:《邓小平》第28页。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深夜,在北平的南大门卢沟桥附近,日本侵略军突然向驻守在这里的中国军队发动进攻,中国军队被迫奋起还击。卢沟桥反抗日本侵略军的枪声,标志着中国人民期待已久的全民族抗战终于开始。
  第二天,消息传到延安。
  那时候,整个局势会怎样发展,还不十分明朗。这以前,日本在华北已曾多次制造过地方性的武装挑衅事件。卢沟桥所发生的,究竟是一次地方事件,还是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发动全面军事进攻的开始?许多人一时还不能看得那么清楚。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却立刻作出判断:中华民族已处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只有全民族团结抗战,才是中国生存和发展的唯一出路,必须立刻旗帜鲜明地喊出这个口号。
  七月八日,也就是卢沟桥事变刚刚发生的第二天,中共中央率先向全国发出通电,大声疾呼:“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①
  这是根据历史发展进程提出的基本政治口号。这个口号,成了全国人民一致行动的具体目标。中国共产党如果不能及时地提出这种具体目标,是谈不上政治领导的。
  国民党政府在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前,鉴于自身的统治已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也在进行抵抗侵略的准备。但他们没有完全放弃对日媾和的幻想,仍希望把卢沟桥事变限制在“地方事件”的范围内。他们对共产党的疑忌太深了,在国共合作的谈判中不断横生枝节,使谈判迟迟不能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当时在延安担任军委参谋长的萧劲光回忆道:“国家的危亡迫在眉睫,而我党与国民党关于建立统一战线,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的具体问题的谈判却迟迟没有结果。我们在延安的同志都如坐针毡,焦虑万分。”②

公元前384~前322

   1944年6月,是英吉利海峡20年来所遇到的风力最疾、海浪最高的6月。盟军原定进攻日期是6月5日,但因风浪太大,云雾遮天,艾森豪威尔临时决定推迟一天。

  面对这种复杂的局势,毛泽东始终保持着沉着冷静的态度,进行总揽全局的考虑和部署。七月十四日,他在内部发出指示,提出当前工作的总方针。这个总方针包括两个方面:“此时各方任务,在一面促成蒋氏建立全国抗战之最后决心(此点恐尚有问题);一面自己真正地准备一切抗日救亡步骤;并同南京一道去做。”“盖此时是全国存亡关头,又是蒋及国民党彻底转变政策之关头,故我们及各方做法,必须适合于上述之总方针。”③
  毛泽东深知,要促成蒋介石下定全国抗战的最后决心,单靠共产党的力量是不够的,必须推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共同努力在全国造成一种声势。毛泽东指定南汉宸,以毛泽东及红军代表的名义同华北当局及各界领袖协商团结抗日的具体办法。他自己在七月十四日至二十日间四次写信或致电给阎锡山,要求“密切合作,共挽危局”。他又指定张云逸奔走两广当局之间,“求得他们赞助坚决抗战与国共合作的方针,求得他们开展爱国运动,积极救亡”。④他还和张闻天一起致电叶剑英:“请答复救国会及各方:他们要求各事,我们都同意,并且正在做。请他们努力在外面与政府党部及各界领袖协商,迅速组成对付大事变的统一战线。惟有全国团结,才能战胜日本。”⑤
  在推动蒋介石下定抗日决心的同时,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自身积极地进行抗日参战的一切准备,并表明愿同南京一道去做。七月十三日,在延安召开共产党员和机关工作人员的紧急会议,毛泽东到会动员,号召“每一个共产党员与抗日的革命者,应该沉着地完成一切必须准备,随时出动到抗日前线”。十四日,毛泽东等致电叶剑英,要他转告蒋介石:“红军主力准备随时出动抗日,已令各军十天内准备完毕,待令出动。”⑥十八日,延安召开市民大会,毛泽东到会讲演。据当时报纸记载:“演词激昂,听众均磨拳擦掌,热血沸腾,愿赴抗日战场,与日寇决一死战。”⑦
  空前的民族危机和共产党的积极主张,一扫国内的沉闷政治空气。要求武装抵抗日本侵略的热情空前高涨,到处沸腾起来了。“各地的大资产阶级,国民党的各地党部,国民革命军的将领及各地方的军政长官,也表示了他们的积极,提出了抗战的要求。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到处要求行动的统一,并且到处组织了这类统一救亡的组织,这使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前进了一大步。”⑧
  七月十七日,卢沟桥事变后的第十天,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宣布:“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⑨这对蒋介石来说,是一个大的进步。
  蒋介石谈话发表后,毛泽东很快就表示欢迎,他说:“这个谈话,确定了准备抗战的方针,为国民党多年以来在对外问题上的第一次正确的宣言,因此,受到了我们和全国同胞的欢迎。”⑩同时,他也清醒地看到蒋介石在对内政策上没有提出任何改进措施,特别是没有宣布全国人民的总动员,没有改革旧的政治机构,没有提出改良人民生活的纲领,对中国共产党仍不允许公开活动。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
  局势越复杂,对毛泽东说来,仿佛倒越能显示出他善于在千头万绪中迅速抓住要领的本事。蒋介石庐山讲话后不到一个星期,毛泽东在七月二十三日发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旗帜鲜明地提出对付日本的进攻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方针、两套不同的办法和两个不同的前途。一种是坚决抗战的方针,一种是妥协退让的方针。在坚决抗战的方针下又必须有一整套的办法,才能达到目的。这就是:(一)全国军队的总动员;(二)全国人民的总动员,给人民以爱国的自由;(三)改革政治机构,使政府和人民相结合;(四)抗日的外交;(五)宣布改良人民生活的纲领,并立即开始实行;(六)国防教育;(七)抗日的财政经济政策;(八)全中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的长城。另一套是同它相反的办法。毛泽东指出:实行前一种方针和办法“就一定得一个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实现中国自由解放的前途”。实行后一种方针和办法“就一定得一个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中国人民都做牛马奴隶的前途”。他表示:共产党人“愿同国民党人和全国同胞一道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反对一切游移、动摇、妥协、退让,实行坚决的抗战”。
  文章又指出,为了这样做,“中心关键在国共两党的亲密合作”,“团结要是真正的团结,尔诈我虞是不行的”。他强调:“国人应从大道理上好生想一想,才好把自己的想法和做法安顿在恰当的位置。在今天,谁要是在团结两个字上不生长些诚意,他即使不被人唾骂,也当清夜扪心,有点儿羞愧。”⑾这几句话正是对国民党的批评。但是这种批评,正如英国记者贝特兰所说:“是很坦白的,而且非常诚恳的。显然他注重的并不是指摘‘缺点’,而是坚持他认为更好的政策,他的正面主张是很充足的。”⑿
  在推动国民党进行全国性抗战的同时,红军参战的实际准备工作也在加紧进行。七月十四日,毛泽东、朱德已向彭德怀、任弼时等红军将领下达“十天准备完毕,待命抗日”的命令。同时要红军各路将领到云阳集中,讨论红军改编问题,并对红军参战、部队编制等做了周密的部署。聂荣臻回忆道:“到七月中旬,尽管同国民党政府的谈判还没有结果,我们已经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开始酝酿部队的改编工作,着手进行开赴前线的准备了。”⒀
  随着华北局势日趋严重,蒋介石仍不肯下达红军改编的命令,但几番催促红军迅速出动。七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张闻天致电周恩来等,决定:“红军八月十五日改编好,二十日出动抗日。”但红军“三个师以上必须设总指挥部,朱正彭副,并设政治部,任弼时为主任,邓小平为副主任(不要康泽),以便指挥作战”⒁。

亚里士多德是古代世界最伟大的哲学家和科学家,他创立了几乎丰富了每个哲学领域的形式逻辑学,对科学做出了许多贡献。

   6月6日凌晨开始,美英2395架运输机和847架滑翔机,从英国20个机场起飞,载着3个伞兵师向南疾飞,到法国诺曼底海岸后边的重要地区空降着陆。黎明时分,英国皇家空军的1136架飞机,对勒阿佛尔和瑟堡之间事先选定的敌军海岸的10个堡垒,投弹5853吨。天亮以后,美国第八航空队的轰炸机开始出击,1083架飞机,在部队登陆前半小时,对德军海岸防御工事投弹1763吨。然后,盟军 各类飞机同时出击,轰炸海岸目标和内陆的炮兵阵地。太阳升起之后,盟军海军战舰开始猛 轰沿海敌军阵地。霎时间,炮火连天,山摇地动。

  由于红军即将开赴前线,一个新的问题提到中国共产党的面前:红军在抗日前线应该怎样作战?这时周恩来、博古已赴云阳出席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召开的红军高级干部会议。毛泽东和张闻天致电他们,对会议提出明确的指导意见,其中最重要的是把发展游击战争提到突出的地位。这是一个有着远大战略眼光的创见。电报说:“(甲)在整个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而不是阵地战,也不是集中作战,因此不能在战役战术上受束缚,只有如此才能发挥红军特长,给日寇以相当打击。(乙)依上述原则,在开始阶段,红军以出三分之一的兵力为适宜,兵力过大,不能发挥游击战,而易受敌人的集中打击,其余兵力依战争发展,逐渐使用之。”⒂
  同一天,毛泽东和张闻天又致电朱德、周恩来转彭德怀、任弼时,针对蒋介石已经表露出来的准备将红军分割使用、同日军硬拼消耗、逐步给以削弱以至消灭的企图,提醒他们:“红军抗日出动的路线、出动的兵力、作战的方法都不应请求蒋介石决定颁发,这些都只能待适当的时机,由我们提出与之商定方不吃亏。”⒃这些意见,对红军改编后保持独立性和党对这支军队的领导有重要意义。
  七月三十日,北平、天津相继陷落。“平津的失守是‘九一八’后中华民族的最大损失,这使中国失去华北与中国西北部的最重要的屏障”⒄。接着,日军沿平汉、平绥、津浦三条铁路作扇形推进,向华北地区展开大规模进攻。在日军的进逼下,蒋介石密邀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到南京共商国防问题⒅。中共中央决定由朱德、周恩来、叶剑英前往。八月四日,毛泽东和张闻天又电请朱、周、叶到南京后代表中共提出对整个国防问题的建议,指出:“总的战略方针暂时是攻势防御,应给进攻之敌以歼灭的反攻,决不能是单纯防御。将来准备转变到战略进攻,收复失地。”这个方针是中肯的,是切中当时国民党军队战略上的弊端的。意见中还说:“正规战与游击战相配合,游击战以红军与其他适宜部队及人民武装担任之,在整个战略部署下给与独立自主的指挥权。”“担任游击战之部队依地形条件及战况之发展适当使用其兵力,为适应游击战性质原则上应分开使用而不是集中使用”。意见最后强调:“发动人民的武装自卫战是保证军队作战胜利的中心一环,对此方针游移是必败之道。”⒆
  五日,毛泽东收到红军总部从云阳发来的《关于全国对日抗战及红军参战问题的意见》和《关于红军主力出去抗战的意见》,主张:我们对参战不迟疑,但要求独立自主担任一方面作战任务,发挥红军运动战、游击战、持久战的优点;不拒绝红军主力出动,但要求足够的补充与使用兵力的自由;不反对开赴察、绥,但要求给便于作战的察、绥、晋三角地区与便于补充联络的后方。毛泽东和张闻天在回电中强调:红军担负的作战任务应该是“独立自主的游击运动战,钳制敌人大部分,消灭敌人一部”;要求指定冀察晋绥四省交界地区,而不是三角地区,作为协助友军作战的地区;“我们事实上只宜作侧面战,不宜作正面战,故不宜于以独当一面的语意提出”;同时,要求本着“按情况使用兵力的原则,在此原则下,承认开拔主力”⒇。显然,毛泽东对红军作战方针及兵力使用等问题采取慎重的态度。
  他所以一再强调这些问题,除考虑到对日作战的长期性和红军自身的特点外,还由于看到蒋介石对待国共关系问题上已表现出许多不正常的现象:一面要红军全部出动,一方面却在陕甘一带部署了十个师兵力。不久前在南方游击队改编时又出现闽粤边部队被国民党军队诱骗缴枪的事件,毛泽东认为这是“极严重教训,红军各部都应引为深戒”(21)。他还认为:“平津失陷后蒋之困难更加,但抗战决心与合作诚意增加至何种程度待尔后证明,此时宜缓不宜急,缓则有效,急则无功。”(22)
  由于红军出兵在即,对有些问题的认识又未必完全一致,毛泽东认为有必要对平津失守后的形势和党的任务进行一次全盘的讨论,统一思想。他提出:“在红军开动时开一次政治局会议,同时讨论作战问题,地点在洛川。”(23)
  当时中央政治局成员一时来不及集中,因此,八月九日,在延安的中共中央和各部门负责人先开了一次会。
  这是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会上,由张闻天作报告。毛泽东在会上讲话,分析了国内的政治形势,他十分明确地断言:“应估计大战已经到来,新的阶段在七月七日晚上即已开始。抗战已经开始,准备抗战的阶段已经结束。”对国民党的状况,他采取有分析的态度,说道:“国民党转变已大进一步,离彻底转变还远”。“蒋介石的抗战决心是日本逼起来的,应战主义是危险的。但这还要很多的工作才能转变,应战主义实际是节节退却”。谈到红军的下一步行动时,毛泽东说:“红军今日以前是准备调动,今日以后是实行开动。红军应当是独立自主的指挥与分散的游击战争,必须保持独立自主的指挥,才能发挥红军的长处,集团的作战是不行的。同时,还要估计到特别的情形,防人之心不可无,应有戒心,保障红军之发展扩大!”在反倾向问题上,毛泽东同意张闻天报告中所指出的:“一是急躁病,二是适应国民党的适合主义”。提出要“保持组织的独立性、批评的自由”。(24)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八月五日和张闻天一起发出的电报中说的是红军应当实行“独立自主的游击运动战”,而在仅仅四天后的这次会议上他却谈到“红军应当是独立自主的指挥与分散的游击战争”。可见,游击战和运动战的关系是他在红军出动前夜这个关键时刻反复思考的关键问题。
  这次会上,毛泽东还对七月二十三日文章中的抗日八项办法提出补充,初步形成“十大纲领”。四天后,毛泽东在会见美国女记者海伦·斯诺时,将这个文件交给她。海伦后来回忆:“毛泽东拍案而起,他满面通红,两眼闪光地说:如果有南京政府的合作,这十大纲领就能实现,我们就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否则,中国就要灭亡!他愤怒地重复着后一句话。”(25)
  这次会议为十多天后召开的洛川会议做了准备。

今天亚里士多德的学说虽然有许多已经过时了,但是比其他任何一个具体的学说都更为重要的是他研究问题的理性主义方法。亚里士多德的作品包含有他的态度、观念、信仰和信心。他的态度是人类生活和社会的每个方面都可以是思维和分析的合适对象:他的观念是宇宙并不是受纯粹的机会、魔力或任何神的荒诞不经的念头所支配,宇宙的运动是受理性定理所支配;他的信仰是人类应该对自然世界的每个方面都进行系统的研究;他的信心是我们在得出结论的过程中既要利用实验观察又要利用逻辑推理。这一套方法与传统主义、迷信主义和神秘主义相对立,对西方文明有着深刻的影响。

   进攻部队由运输舰送到离岸11英里和7英里的海面,然后改乘大型登陆艇和小型攻击艇,每个小艇运载30人。小艇并排前进,按时抵达攻击滩头。跟在它们后面的是运载重武器、大炮 、坦克和工程设备的大型登陆艇,最后是登陆船,直接开到岸边,卸下人员、装备和供应品。登陆艇上还分别安装着大炮、迫击炮和火箭炮,靠岸时就直接向敌人的海岸防御工事进行射击。此外还有两栖坦克,它们一游上海岸就能直接投入战斗。

  红军各部已陆续准备就绪,随时准备开赴前线。但是,在南京的谈判却并不顺利,国民党方面在各种问题上诸多留难。直到八月十三日淞沪抗战爆发,谈判才出现转机。
  日本军队的大举进攻上海,使抗日战争的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它直接威胁到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心脏地区和英、美等国的在华利益,使蒋介石感到不得不进行全国性的抵抗,否则自身的统治也难以保持,于是,在国共谈判中表现出较多的合作愿望。周恩来后来回忆:“我同叶剑英参谋长到南京,开始蒋介石还没有决定给八路军以名义,但是到上海打响了,他(指蒋介石)从庐山跑回来,觉得这是全面战争了,才发表了八路军的番号,紧跟着又发表了十八集团军的番号,要我们的军队去打仗。”(26)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周恩来等同国民党经过反复谈判,终于达成协议:朱德、彭德怀为八路军正、副总指挥;主力红军充任战略游击队,执行侧面战、协助友军、扰乱与钳制日军大部并消灭一部的作战任务。
  这时,在外地的政治局委员已陆续赶回陕北。中共中央认为在洛川召开政治局会议的条件已经成熟。由于会议要讨论军事问题,吸收了前方主要将领参加,实际上成为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
  八月二十日,毛泽东从延安出发前往洛川。会址设在洛川城郊冯家村的一所小学里,这是一个比较偏僻而安全的地方,又正处在延安同前方将领所在的云阳的中间。毛泽东住在村中一座破庙里。萧劲光回忆说:“党中央就在这样一个条件简陋的小村里,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洛川会议。”(27)
  洛川会议是在八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五日召开的。会议的议程是:(一)政治任务问题;(二)军事问题;(三)国共两党关系问题。毛泽东在会上做了军事问题和国共两党关系的报告,并作了多次发言。
  他分析了抗日战争的形势,指出:现在已经开始政府的抗战,而且得到人民的拥护,但人民还没有大规模地参加,这就成为现在的弱点与今后的任务——使成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我们的方针最基本的是持久战,不是速决战,持久战的结果是中国胜利。”(28)
  关于红军的基本任务,他提出了五条:“(一)创造根据地;(二)钳制与消灭敌人;(三)配合友军作战(战略支援任务);(四)保存与扩大红军;(五)争取民族革命战争领导权。”并且说明:前四条是要实现的,后一条是要争取的。他着重谈了红军的战略方针,那就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包括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与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但着重于山地)”。这种独立自主是在统一战略下的“相对的独立自主”。游击战争的作战原则是:“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消灭敌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29)
  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明确地提出红军在抗日战争现阶段的战略方针以游击战争为主。这是一个重大的战略转变。中国共产党的军事战略,从国内战争到抗日战争前期,经历过两次战略转变:第一次是国内游击战争向国内正规战争的转变,这个转变曾遇到很大的困难;第二次是国内正规战争向抗日游击战争的转变。毛泽东一年多后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谈到后一次战略转变时说:这个转变是处于两个不同的战争过程之间,是在敌人、友军、战场都有变化的特殊情况下进行的一个极其严重的转变。“在这些特殊的情况下,必须把过去的正规军和运动战,转变成为游击军(说的是分散使用,不是说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和游击战,才能同敌情和任务相符合。但是这样的一个转变,便在现象上表现为一个倒退的转变,因此这个转变应该是非常困难的。”(30)这一转变,对整个抗日战争的坚持、发展和胜利,对中国共产党的前途,关系非常之大。毛泽东在抗日战争刚刚开始、红军还没有开赴前线的时候,在仔细考察并分析了主客观实际情况后,便明确地及时地提出要实行这个战略转变,充分表现了他的远见卓识。
  关于国共关系,他指出现在统一战线正在成熟中,但国民党还在限制和破坏我们,我们是继续有原则地让步,即保持党和红军的独立性,要有自由,而采取不决裂的方针。根据大革命失败的教训,“独立性是组织的、政治的独立问题两方面”(31)。
  在会上,毛泽东还提出,主力部队开赴前线后,要留下一支部队巩固陕甘宁根据地,使它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的大本营。这支部队称为留守兵团,以后在保卫陕甘宁根据地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会议在民主的气氛中进行讨论。来自不同岗位的与会者对毛泽东提出的党对红军的领导、坚持独立自主的指挥原则、开展山地游击战及红军担负的任务等问题,取得了一致意见。对游击战和运动战的关系,会上有些不同意见,但由于红军急于出发,没有展开充分的讨论。出席这次会议的萧劲光回忆道:
  “洛川会议上在讨论军事指导方针中尽管意见不同,但出发点都是一个,就是如何在出征以后更有利地打击敌人,更有利于我军的发展壮大。当然,它也说明同志们在当时对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性、对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问题在认识上有差异。在以后抗日战争的实践中,逐步证明了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是高瞻远瞩的。”(32)
  为了适应战争形势的需要,会议决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成员增加为十一人,书记是毛泽东,副书记是朱德、周恩来。
  会议还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毛泽东为中央宣传部门起草的宣传鼓动提纲《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毛泽东认为这次通过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他在发言中作了说明:“两个政策,两个前途——单纯政府的抗战政策与我们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政策。争取坚持抗战,争取胜利的前途,避免大分裂、大叛变。”“目前极需要把国共两党区别清楚。十大纲领的提出,就是与国民党单纯抗战的区别。”(33)这些,同他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方法和前途》中的看法是相连贯的。以后一个月中的种种事实,使他对问题看得更清楚了,意见也更完备了。
  洛川会议结束后,中共中央又在八月二十七日组织了一次座谈会,座谈会所讨论的,是毛泽东正在思考中的更深层次的问题。讨论的题目中,第一个就是:在统一战线中,是共产党吸引国民党,还是国民党吸引共产党?毛泽东在座谈会上先作了说明。他说:“两个阶级的企图,各在自己阶级立场上出发。”“无产阶级的政治和组织程度比资产阶级高,所以统一战线由无产阶级提出。”他把这一次国共合作同第一次作了比较,认为那时孙中山、廖仲恺所代表的国民党左派要勇敢些,现在的国民党当局更胆小些,更小气些,而且是自觉地来限制我们。他们正在统一战线的长期过程中,有计划地吸引共产党,从各方面影响你,以几千条线索来套我们。我们有些人容易上当,要有自觉,要使农民与小资产阶级随着我党走。国民党内也有些人动摇于国共两党之间,共产党吸引国民党的条件是存在着的。“两党互相吸引的问题,要在斗争中来解决。”(34)他在座谈会结束时着重强调,统一战线建立以后,主要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在各方面表现出来的就是投降主义倾向,要注意对党内加强教育。
  为什么毛泽东在抗日战争初期就尖锐地提出这个问题?这是当时已经出现的大量事实在他头脑中引起的反应。两个月后,毛泽东回顾这一时期的情况:
  “一方面,中国资产阶级的妥协性,国民党实力上的优势,国民党三中全会的宣言和决议对于共产党的污蔑和侮辱以及所谓‘停止阶级斗争’的叫嚣,国民党关于‘共产党投降’的衷心愿望和广泛宣传,蒋介石关于统制共产党的企图,国民党对于红军的限制和削弱的政策,国民党对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限制和削弱的政策,国民党七月庐山训练班提出的‘在抗日战争中削弱共产党力量五分之二’的阴谋计划,国民党对共产党干部所施行的升官发财酒色逸乐的引诱,某些小资产阶级急进分子在政治上的投降举动(以章乃器为代表),等等情况。”
  “另一方面,共产党内理论水平的不平衡,许多党员的缺乏北伐战争时期两党合作的经验,党内小资产阶级成分的大量存在,一部分党员对过去艰苦斗争的生活不愿意继续的情绪,统一战线中迁就国民党的无原则倾向的存在,八路军中的新军阀主义倾向的发生,共产党参加国民党政权问题的发生,抗日民主根据地中的迁就倾向的发生,等等情况。”(35)
  由于存在着这两方面的严重的情况,他认为,必须尖锐地提出谁领导谁的问题,必须坚决地反对民族的和阶级的投降主义。否则,中国共产党和它所领导的军队就可能被国民党吸引过去,被溶化或消灭掉,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胜利前途也会被葬送掉。

亚里士多德于公元前384年出生在马其顿的斯塔基拉。他的父亲是一位著名的内科医生。亚里士多德十七岁时前往雅典柏拉图学园学习。在那儿他一学就是二十年,直到柏拉图死后不久才离开。在父亲的熏陶下,他对生物学和“实用科学”产生了兴趣。

   大约早晨6时30分,美军开始在奥马哈和犹他滩头登陆。在这之后,英国和加拿大军队也陆续在事先选定的海滩登陆。在这次战役中,盟军共准备了各类飞机13000多架,战舰、运输舰和各种类型的登陆艇共达6000多艘。参加战役的指战员和后勤人员共287万多人。

  由于大敌当前,放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面前的最紧迫的现实课题,还是红军迅速完成改编,开赴抗日战争前线,打击日本侵略者。
  八月二十二日,洛川会议的前一天,蒋介石正式发表朱德、彭德怀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指挥、副总指挥。二十五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以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和副主席的名义发布命令,宣布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九月改称第十八集团军),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任弼时为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为副主任,叶剑英为参谋长,左权为副参谋长。第八路军下辖三个师:第一一五师,第一二○师,第一二九师。命令指出各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后,必须加强党的领导,保持和发扬十年斗争的光荣传统,坚决执行党中央与军委会的命令,为党的路线及政策而斗争。
  为了在组织上确保中国共产党对八路军的绝对领导,八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成立前方军分会(后称华北军分会),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等九人组成。朱德为书记,彭德怀为副书记。十月十日,中共中央军委又决定,成立军委总政治部,毛泽东代理主任。
  八月三十日,毛泽东由洛川回到延安。
  这时,红军主力师已改编完毕,从九月二日起,陆续从山西开赴华北前线。
  同日本军队作战,对八路军来说,是一次新的严峻考验。红军虽然已有十年内战的经验,但从来没有同具有现代军事装备的帝国主义国家军队交过手。八路军的作战方针虽已在洛川会议上确定下来,但还需要在实战中充实、检验和完善。八路军出动到华北作战的情况如何,不仅关系到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而且关系到抗日战争能否取得胜利。因此,洛川会议结束后的两个多月里,毛泽东几乎以全部精力指导八路军在华北的作战。
  取道山西开赴抗日前线,是毛泽东在八月中旬已经确定下来的。为什么先开入山西?毛泽东有几方面的考虑:第一,山西是八路军开赴前线最便捷的地方,又是居高临下地俯瞰河北平原的地方,可以有力地牵制华北日军的行进。凭借山西宽阔、险峻而复杂的地形,不仅有利于阻滞日军机械化部队的前进,而且有利于八路军开展山地游击战,消灭敌人。正如任弼时所说:“山西方面地形交通限制了敌人的长处,恰又补足我们的短处,便利于我们的防守,持久斗争与打击敌人。”(36)第二,山西是地方实力派首领阎锡山的统治地区。他同日本侵略者和蒋介石之间既有联系,又有错综复杂的矛盾。日本侵略军攻陷平津后向山西大举进攻,严重威胁了他在山西的统治地位。蒋介石的军队开入山西,又使他深恐自己的地盘将落入他人之手。因此,他作出一些开明的姿态,想拉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做他的暂时同盟者。早在一九三六年底,中共党员薄一波等经北方局同意同阎锡山建立了联系。七七事变后,阎锡山又答应毛泽东向他提出的建立公开的八路军驻晋办事处的要求,并且同意八路军经山西开赴前线。第三,当时国民党企图将八路军“分割”使用,规定八路军以两个师由渭南上车经风陵渡、同蒲路到代县附近下车,开往蔚县一带集中。另外一个师沿陇海铁路转平汉铁路到河北徐水下车,开往冀东玉田、遵化一带开展游击战争。毛泽东敏锐地察觉:这样做,是“分路出动,使不集中,强使听命”(37),“包含着极大阴谋,决不能认为有利,坚决不能同意”。(38)因此,他提出“红军为安全计,为荫蔽计,为满足晋绥渴望计,决走韩城渡河,在侯马上车到大同集中,再转至怀来,蔚县,决不走平汉路”,(39)把八路军三个师都放在山西,以便于统一领导,相互策应,避免因力量分散而遭遇不测。
  为了落实八路军进入山西作战的事宜,九月初,毛泽东派周恩来和彭德怀一起到太原同阎锡山当面商谈,可见他对这次行动的极度重视。
  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是八路军开入山西后的作战区域问题。这就像下棋一样,开始时的布局是否恰当,对以后局势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毛泽东和张闻天在八月初曾考虑八路军出师后集中部署在以恒山山脉为中心的冀察晋绥四省交界地区。但当八路军开赴出西时,华北局势已发生变化。日本侵略军发动了强大的钳形攻势:在北路,沿平绥铁路西进,在攻占张家口后折而南下,已于九月十三日占领晋北重镇大同;在东路,沿正太铁路向西推进;准备两路会合,夺取太原。如果仍按原有设想行动,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就可能使八路军的全部主力陷于日军的钳形包围圈内,这当然是十分不利的。毛泽东看清山西战局可能发生的这种重大变化,及时改变原定部署,要求将八路军的三个师分别部署在晋东北、晋西北、晋南,再图发展。他在九月十六日致电正率领八路军总部准备东渡黄河的朱德、任弼时提出:“拟以百十五师位于晋东北,以五台为活动重心,暂时在灵丘、涞源,不利时逐渐南移,改以太行山脉为活动区。以百二十师位于晋西北,以管涔山脉及吕梁山脉之北部为活动地区。以百二十九师位于晋南以太岳山脉为活动地区。”(40)这几个地区,后来成为八路军在山西敌后坚持抗战的主要支撑点。
  第二天,毛泽东致电朱德、彭德怀等,对改变部署的原因作了进一步的说明:“此时如依原计划执行,将全部处于敌之战略大迂回中,即使第二步撤向太行山脉,亦在其大迂回中(设想敌占太原之情况下),将完全陷入被动地位。”(41)两天后他又提醒:“敌于太原,志在必得,此时部署应远看一步。”(42)
  在八路军出师后不到半个月内,毛泽东根据局势的发展,及时调整了八路军作战区域的部署,这对八路军实行战略展开,合理布局,创建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产生了极为深远的意义。
  八路军开赴前线后,毛泽东关心的另一个焦点是:部队在实战中能不能坚定不移地执行洛川会议确定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方针。
  实行这样重大的战略转变,是很不容易的。这不仅因为红军在十年内战后期已习惯于正规军和运动战,一时不容易改变过来;还因为抗日战争爆发后,不少人十分兴奋,对战争的长期性和艰巨性认识不足,急于想打一些大仗。聂荣臻回忆道:“在洛川会议上讨论作战方针时,曾出现过不赞同游击战而主张打运动战的分歧意见,他(引者注:指毛泽东)担心部队挺进前线后,一些同志蛮干。”(43)毛泽东还担心:“整个华北都是危如累卵。个别同志对于这种客观的必然的趋势似乎还没有深刻的认识,被暂时情况所诱惑,如果这种观点不变,势必红军也同阎锡山相似,陷入于被动的、应付的、挨打的、被敌各个击破的境遇中。”(44)
  对关键性问题,毛泽东历来是紧抓不放的。在九月中下旬,他接连五次致电前方,提醒他们要以最大决心实现这个战略转变。九月二十一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要实行这样的方针,就要战略上有有力部队处于敌之翼侧,就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集中打仗则不能做群众工作,做群众工作则不能集中打仗,二者则不能并举。然而只有分散做群众工作,才是决定地制胜敌人援助友军的唯一无二的办法,集中打仗在目前是毫无结果之可言的。”他强调:“目前情况与过去国内战争根本不同,不能回想过去的味道”。他要彭德怀“对于个别同志不妥当的观点,给予深刻的解释,使战略方针归于一致”。(45)
  九月二十五日,他又致电周恩来和北方局负责人刘少奇、杨尚昆,明确提出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一切工作应环绕于游击战争。他指出:“华北正规战如失败,我们不负责任。但游击战争如失败,我们需负严重的责任。”(46)
  为了坚持敌后的游击战争,毛泽东又提出一个重要问题:必须建立起巩固的抗日根据地。如果游击战争只是单纯的军事行动,而同当地群众的经济政治要求相脱离,不能取得他们的全力支持;那末,要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并且在战争中不断得到发展壮大,是不可能做到的。不久,毛泽东在总结华北游击战争和根据地的关系时指出:“游击战争的根据地是什么呢?它是游击战争赖以执行自己的战略任务,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之目的的战略基地。没有这种战略基地,一切战略任务的执行和战争目的的实现就失掉了依托。无后方作战,本来是敌后游击战争的特点,因为它是同国家的总后方脱离的。然而,没有根据地,游击战争是不能够长期地生存和发展的,这种根据地也就是游击战争的后方。”(47)
  毛泽东的反复阐明和耐心说服,使许多干部加深了把游击战争提高到战略高度和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重要性的认识。聂荣臻在回忆录中写道:“受命之际,读到毛泽东同志的这些电报,感到很重要,很亲切,特别是对深入敌后,创建抗日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坚持长期抗战的思想,更为明确了。同时也觉得,他的这些电报,对洛川会议所确定的战略方针是坚定不移的,唯恐在行动中由于思想不统一而出现偏差。”(48)
  毛泽东在战略方针的重大决策一旦作出后,确实是坚定不移的,不会因某些一时或局部的因素而轻易改变这种决心。同时,他又密切注意研究变化着的情况,不断总结经验,使作出的决策得到丰富和完善,使它更符合实际情况。九月二十五日,八路军一一五师利用有利的时间和地形条件,集中兵力发动平型关战斗,取得了中国军队自抗战以来的首次大捷。战斗前,毛泽东已同意前方提出的想以一旅集中、相机给敌以打击、暂时不分散的意见(49)。战斗胜利的喜讯传到延安后,毛泽东十分高兴,立即致电前方,庆贺这一胜利。根据平型关战斗的经验,毛泽东又进一步明确地提出八路军作战的“根本方针是争取群众,组织群众的游击队。在这个总方针下,实行有条件的集中作战”。(50)十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同英国记者贝特兰谈话时说:“现在八路军采用的战法,我们名之为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和运动战。”(51)以后,他在《论持久战》中,总结十个月来华北抗战的经验,把八路军作战的战略原则确定为:“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52)这个提法,同洛川会议的规定是前后一贯的,而在具体表述上又更加完备了。
  十月初,华北局势进一步恶化。日军占领保定,河北正面战场的抗战基本结束。在侧翼遭受严重威胁的情况下,国民党军队放弃雁门关至平型关的内长城防线,退守太原的北方门户忻口。
  为了协助友军作战,毛泽东仔细研究华北战局后,在十月六日致电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要他们转告山西军事当局:敌人占领石家庄后,将向西面进攻,因此龙泉关、娘子关两点应集结重兵坚守,以便主力在太原以北取得胜利;在正面忻口地区的守备和出击中,出击是主要的。并提出:八路军一一五师、一二○师主力将担任从东、西两方破坏忻口地区日军的侧后纵深地区;一二九师主力或全部将使用于正太铁路,发动群众,配合娘子关守军作战。(53)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八路军各主力师在忻口战役期间有力地配合了友军的行动。第一二○师一度收复雁门关,伏击日军辎重部队,截断了从大同经雁门关到忻口的交通。第一一五师主力夺回平型关,并收复涞源、定县等七座县城,切断了日军从张家口经平型关到忻口的交通线。忻口前线日军只能主要靠空运来维持给养。第一二九师陈锡联团又在十月十九日乘黑夜突然袭击阳明堡日军机场,焚毁日机二十余架。日军的机械化部队的行动,依赖后方供给的程度很大。八路军各部队的行动,使日军的后方补给线陷于半停顿状态,对正面防守忻口的友军是有力的配合和援助。
  在忻口战役期间,右翼晋军有十个团拨归朱德、彭德怀统一指挥。毛泽东就如何对待这部分友军,在十月四日致电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等,叮嘱道:“我们对于国民党交给我们指挥之部队,应采取爱护协助态度,不使他们担任最危险的任务,不使他们给养物资缺乏。对作战应使主要打几个小胜仗,对动员民众应详告以政策、方法,对他们多取商量,表示殷勤爱护之意,力戒轻视、忽视、讥笑、漠不关心及把他们置于危险地位等错误态度。”(54)毛泽东要求他们对全军指战员进行教育,彻底执行这一方针。在东线,当娘子关告急时,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也救出了被日军包围的友军曾万钟部一千多人。
  忻口战役是抗战初期华北战场上作战规模最大、战斗最激烈的一次战役,将南下的日军主力挡住了二十一天。这次战役,也是抗战初期国共两党领导的军队密切配合作战最为成功的一次。由于国共双方在这次战役中诚意合作,取得了较好的战果。
  十月中旬,日军主力占领石家庄后沿正太铁路西进,包抄忻口的后方。二十八日,娘子关失守。三十一日,阎锡山下令放弃忻口。十一月八日,太原失守。华北战场的抗日战争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正确的领导,在于能有预见。毛泽东自己在中共七大的结论中生动地说过:“坐在指挥台上,如果什么也看不见,就不能叫领导。坐在指挥台上,只看见地平线上已经出现的大量的普遍的东西,那是平平常常的,也不能算领导。只有当着还没有出现大量的明显的东西的时候,当桅杆顶刚刚露出的时候,就能看出这是要发展成为大量的普遍的东西,并能掌握住它,这才叫领导。”(55)抗战爆发以来的短短几个月时间内,毛泽东显示了他对未来事态的发展总能比别人先见一着,对各种错综复杂的新问题都能及时提出明确而切合实际的对策,这就表现出他卓越的领导才能。

公元前342年,亚里士多德返回马其顿,给国王十三岁的儿子──历史上人称亚历山大大帝──当了几年私人教师。公元前335年亚历山大继承王位后,亚里士多德返回雅典,创办了自己的学校──莱希门学园。随后的十二年他一直在雅典,这一时期与亚历山大军事征服的生涯大体相巧合。亚历山大并没有向先前的导师请求指教,但是却慷慨地为他提供研究经费。这在历史上也许是科学家从政府得到大批研究经费的头一个先例,也是随后几个世纪中的最后一个事例。

   到了6日夜晚,将近十个师的部队连同坦克、大炮和其他武器已经上岸了,后续部队源源而来,不断扩大盟军对德国守军的优势。希特勒大肆吹嘘的"大西洋壁垒"已被突破,从而为摧毁西线德军奠定了基础。

  ① 《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解放》第1卷第10期,解放周刊出版社1937年版。
  ② 《萧劲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5月版,第200页。
  ③ 毛泽东致张云逸的电报,1937年7月14日。
  ④ 毛泽东致张云逸的电报,1937年7月15日。
  ⑤ 洛甫、毛泽东致叶剑英的电报,1937年7月9日。
  ⑥ 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贺龙、林彪、刘伯承、徐向前致叶剑英电,1937年7月14日。
  ⑦ 《新中华报》,1937年7月19日。
  ⑧ 《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8月版,第152页。
  ⑨ 《先总统蒋公全集》第1册,台湾中国文化大学中华学术院编印,第1064页。
  ⑩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344页。
  ⑾《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346、348页。
  ⑿詹姆斯·贝特兰:《华北前线》,新华出版社1986年7月版,第111页。
  ⒀《聂荣臻回忆录》(中),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8月版,第338页。
  ⒁洛甫、毛泽东致周恩来、博古、林伯渠电,1937年7月28日。
  ⒂洛甫、毛泽东致周恩来、博古、林伯渠电,1937年8月1日。
  ⒃洛甫、毛泽东致朱德、周恩来转彭德怀、任弼时电,1937年8月1日。
  ⒄《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8月版,第150页。
  ⒅毛泽东致周恩来电,1937年8月1日。
  ⒆洛甫、毛泽东致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电,1937年8月4日。
  ⒇洛甫、毛泽东致朱德、周恩来、博古、林彪、彭德怀、任弼时电,1937年8月5日。
  (21)毛泽东致叶剑英、彭德怀、任弼时电,1937年8月4日。
  (22)毛泽东、洛甫致周恩来、博古并告叶剑英电,1937年8月1日。
  (23)洛甫、毛泽东致彭德怀、任弼时电,1937年8月8日。
  (24)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7年8月9日。
  (25)《一个美国女记者在中国的冒险(续)》,《瞻望》,1985年第48期。
  (26)《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版,第195—196页。
  (27)《萧劲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5月版,第202页。
  (28)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7年8月24日。
  (29)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的报告,1937年8月22日。
  (30)《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551页。
  (31)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的报告记录,1937年8月22日。
  (32)《萧劲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5月版,第204页。
  (33)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7年8月24日。
  (34)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座谈会上的发言记录,1937年8月27日。
  (35)《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392页。
  (36)《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9月版,第137页。
  (37)洛甫、毛泽东致博古、林伯渠、彭德怀、任弼时电,1937年8月18日。
  (38)洛甫、毛泽东致周恩来、叶剑英电,1937年8月18日。
  (39)毛泽东致张冲转朱德、周恩来电,1937年8月17日。
  (40)毛泽东致朱德、任弼时电,1937年9月16日。
  (41)毛泽东致朱德、彭德怀、任弼时、林彪、聂荣臻、贺龙、关向应、刘伯承、徐向前电,1937年9月17日。
  (42)毛泽东致彭德怀电,1937年9月19日。
  (43)《聂荣臻回忆录》(中),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8月版,第359页。
  (44)毛泽东致彭德怀电,1937年9月21日。
  (45)毛泽东致彭德怀电,1937年9月21日。
  (46)毛泽东致周恩来、刘少奇、杨尚昆电,1937年9月25日。
  (47)《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418页。
  (48)《聂荣臻回忆录》(中),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8月版,第360页。
  (49)毛泽东致彭德怀电,1937年9月21日。
  (50)毛泽东致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电,1937年9月29日。
  (51)《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378—379、500页。
  (52)《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378—379、500页。
  (53)毛泽东致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电,1937年10月6日。
  (54)毛泽东致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的电报,1937年10月4日。
  (55)《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4月版,第200、201页。

但是与亚历山大交往是有危险的,亚里士多德原则上反对亚历山大的独裁作风。这位征服者因怀疑亚里士多德的侄儿有变节行为而将其处以死刑;看来他这时曾想过要把亚里士多德也处以死刑。亚里士多德颇为民主,不合亚历山大的味口,尽管如此,他也会因为与亚历山大交往过甚而得不到雅典人的信赖。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去世时,反马其顿的派别在雅典占据统治地位,亚里士多德被指控为犯有“渎神罪”。亚里士多德想起了七十六年前苏格拉底的命运,他逃离雅典,边逃边说:他不会给雅典第二次机会来犯下攻击哲学的罪行。几个月后他在流亡中丧生,终年62岁。其时为公元前522年。

   由于6月5日狂风大作,英吉利海峡恶浪翻腾,西线德军大部分将领认为盟军不会在这时进攻。6月4日,驻巴黎的空军气象站认为,由于气候恶劣,至少在半个月内盟军不会采取行动。

亚里士多德全部作品的数目大得惊人,有47部留存下来,古代书名册上记录表明他写的书不少于170本。但是令人吃惊的不仅在于他的作品数量,而且在于他知识的博大精深。实际上他的科学著作构成了他所在时代的一部科学知识百科全书。其中包括天文学、动物学、地理学、地质学、物理学、解剖学、生理学,几乎古希腊人所掌握的任何其他学科都无所不有。他的科学著作一部分是对其他人已经获得的知识的汇编,一部分是他雇用助手为他收集资料所获的创造成果,一部分是他自己通过大量的观察而获得的成果。

   这时,由于天气不好,德国空军已不能对英国南部海岸港口进行空中侦察,而艾森豪威尔的军队就是在这一时刻在这里登船出发的。德国海军也因为海浪太大,撤回了在海峡中的巡逻舰艇。因此,诺曼底驻军司令隆美尔只能根据他所得的很少情报和气象站的意见,在6月5日早晨起草了一个给西线德军总司令伦斯德的形势报告,说敌军进犯不会立刻发生,接着就乘汽车回到赫林根同家人一起团聚去了。更有甚者,6月6日,驻防诺曼底的第七军团司令弗雷德里希·杜尔曼将军,竟下令暂时解除经常戒备状态,召集高级将领在离盟军即将登陆的这些海滩南边约125英里的勒恩,进行"图上作业"。

有能力做每一个科学学科的学术带头人,这就是一项令人难以置信的功绩,将来可能不会再出现这样的人物。但是亚里士多德的成就远不止这些,他还是一位有创建的哲学家,对推理哲学的每一个领域都做出了重大贡献,他的论著有伦理学和形而上学,心理学和经济学,神学和政治学,修辞学和美学。他写了有关教育、诗歌、野蛮人的风俗习惯和雅典宪法的作品。他的研究课题之一就是收集许多不同国家的宪法,以进行比较研究。

   德国人对英美进攻的日期既心中无数,对登陆的地点也完全蒙在鼓里。伦斯德和隆美尔都肯定地认为,进攻的地点将在海峡最狭处的加莱地区。他们在这里集中了最强的部队第十五军团,它的实力在春天已由原来的10个步兵师增加到15个步兵师。在4、5 月间,英美最高统帅部还大用疑兵之计。它集结了一支假舰队,发出大量电讯,造成假象,仿佛盟军总司令部设在肯特,并让以勇猛著称的美国将领乔治·巴顿漫步肯特街头,而德国情报人员正断定他是盟军总司令。在进攻前夕,英国飞机又撒下大量的锡箔片,使德军从海岸雷达上看来,好像一支舰队正从第厄普向东驶去,开往加莱。这些虚张声势的行动,使德军更加相信他们的估计是正确的。

也许在亚里士多德的所有作品中最重要的是他的逻辑学。一般认为他是哲学中这个重要分支的创立人。实际上就是由于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具有逻辑性,才使他对如此众多的学科都做出了贡献。他有组织思想的才赋,他提出的定义和建立的范畴为后来许多不同领域产生的思想提供了基础。亚里士多德从来不搞神秘主义和极端主义,总是实用主义的代言人。当然他犯过错误,但是在如此大部头的思想百科全书中,他犯下的愚蠢错误却寥寥稀少。

   6月5日这一天,英美的猛烈空袭,继续破坏着德国的军需库、雷达站、V1飞弹发射场和交通运输线,但这样的空袭多少星期以来一直在日夜不停地进行,在这一天看来,也不比以往更加紧张。

亚里士多德对后来的整个西方思想有巨大的影响。在古代和中世纪期间,他的著作被译成拉丁语、叙利亚语、阿拉伯语、意大利语、法语、希伯来语、德语和英语。后来的希腊作家都研究他的作品,赞美他的作品,拜占庭的哲学家也是如此。他的著作对伊斯兰教哲学有着重大的影响。在许多世纪中,他的作品一直统治着欧洲思想。阿维罗伊斯──也许是所有阿拉伯哲学家中最著名的哲学家──努力把伊斯兰教神学和亚里士多德理性主义加以综合。中世纪最有影响的犹太教思想家麦孟尼底也为犹太教做了类似的综合。但是这类著作中最著名的是基督教学者圣·汤姆斯·阿奎奈的伟大著作《神学大全》。受亚里士多德深刻影响的中世纪学者多不胜举。

   5日夜晚,第十五军团截获英国广播公司发给法国抵抗运动的一份密码电报,第十五军团相信内容是告诉他们进攻即将开始。该军团遂即进入戒备状态,但伦斯德却认为不必对第七军团发出警报。这时已到午夜时分,此刻盟军正向这个军团防守的西端海岸,千船齐发,蜂拥而来。

人们对亚里士多德的羡慕如此之深,以致于在中世纪末期到了近乎崇拜偶像的地步,他的作品已不再是一盏指路的明灯,而是成了一件禁止人们进一步探索知识的紧身衣。亚里士多德喜欢进行独立观察和思索,无疑他不会赞成后世人对他的作品所做的崇拜。

   直到6月6日凌晨1时11分,第七军团才意识到正在发生什么事情。当时该军团司令在勒恩参加"图上作业"还没有回来。两个美国空运师和一个英国空运师已开始在他的防地着陆。1时30分发出了全面警报。

用今天的标准来看,亚里士多德的思想有些是极其反动的。例如,他支持奴隶制度,认为它符合自然规律;他相信妇女生来就低贱(当然这两种思想都反映了他所在时代的流行观点)。但是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有许多显然非常摩登,例如“贫穷是革命和罪恶的根源”,“所有冥想过治人艺术的人都认为皇帝的命运取决于对青年的教育”(当然在亚里士多德生活的时代里没有公共教育)。

   45分钟之后,第七军团参谋长马克斯·贝姆赛尔少将,用电话向隆美尔总部的参谋长斯派达尔将军报告:这一次看来像是"大规模行动"。斯派达尔不相信,但把情况转报给伦斯德,后者也同样表示怀疑。这两个将军认为,空降兵只不过是盟军的一种声东击西的手法,它的主要登陆地点仍是在加莱附近。当6月6日拂晓后不久,盟军大规模登陆的消息传到之后,这位德军西线总司令仍然认为,这不是盟军的一次主要攻击。斯派达尔后来说,直到6月6日下午,情况才算判明。到了这时,美军已经在两处海滩、英军在一处海滩取得了立足点,并且向纵深推进了2至6英里。

在近世纪中,亚里士多德的影响和声望一落千丈。但是我感到他的影响是如此广泛、深入和持久,以致于我为不能把他在本册中的名次排得再高些而感到非常遗憾。他现在的名次主要是由于在他前面的十三位人物中的每一位都极其重要。

   在这段时间里,斯派达尔、伦斯德和伦斯德的参谋长勃鲁门特里特,都在用电话向当时在伯希特斯加登的最高统帅部联系。由于希特勒发布过一个愚蠢的命令,即使是西线的总司令非经"元首"特许也不能调用装甲师。这3个将军在6日清晨要求批准急调两个坦克师到诺曼底去,约德尔答复说,希特勒先要看一看形势的发展。然后希特勒就上床休息了,尽管西线将领的告急电铃响个不停,但没人敢去打扰他。

①阿维罗伊斯(1126—1198):阿拉伯医生、哲学家,生于西班牙哥多华,曾注释亚里士多德的著作。

   当下午3时这个纳粹统帅醒来时,已经传到的坏消息使他立刻行动起来。他批准派两个装甲师 到诺曼底去,并要求在今晚肃清盟军滩头阵地,但这个命令已为时太晚了。此时,希特勒所大肆宣传的"大西洋壁垒"已经被突破了。一度吹虚得不可一世的德国空军已经完全从天空中被赶走了,德国海军从海洋上被赶走了,德国陆军也冷不防受到袭击。战事虽远没有结束,但它的结局已经不再有什么疑问了。斯派达尔后来说,"从6月6日以后,主动权就落在盟军手中了。"

   伦斯德和隆美尔认为,现在是当面把真相告诉希特勒并且要他承受一切后果的时候了。他们要求"元首"在6月17日到苏瓦松北面的马吉瓦尔同他们开会,讨论形势。开会的地点是在一所建筑坚固的地下避弹室里。这座避弹室原来是准备在1940年夏天进攻英国时作为"元首"的大本营的,但一直没有使用。现在,过了4个夏天,这个纳粹统帅在这里第一次出现了。

   希特勒当时脸色苍白,神经质地弄着他的眼镜和夹在手指里的红蓝铅笔。他弯着腰坐在一只凳子上,陆军元帅们站着。他原来那种使人跟着走的魔力似乎消失了。他简单地、冷冰冰地同大家打了个招呼,然后愤愤地说,他对盟军登陆成功十分气恼,想让战地指挥官们对这件事情负责。他命令将士必须坚持抵抗,收复失地,对任何撤退的建议都听不进去。他竟对将军们保证,新的V1武器已在前一天第一次向伦敦发射,它"对大不列颠将起决定作用……使英国人愿意议和"。当这两个元帅要希特勒注意德国空军在西线的惨败时,"元首"反驳说,"成群的喷气式战斗机"很快就会把英美飞行员赶出天空。他说,那时英国就要垮台。谈到这里,盟军飞机来了,他们只好暂时停止会议,躲到"元首"的防空洞里。

   进了钢筋水泥的地下室之后,隆美尔坚持要谈一谈政治问题。他说,德军在诺曼底的防线将要崩溃,盟军突入德境是难以阻止的。他指出德国在政治上完全孤立,竭力主张结束这场战争。在隆美尔说话的时候,希特勒打断了他好几次,最后索性不让他说下去,"你不用为战争的未来发展操心,还是为你自己受到进攻的防线操操心吧。"

   饶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这两位陆军元帅从马吉伐尔走后不久,6月17日下午,一个向伦敦发射的V1飞弹,因机件失灵,转过头来,掉在"元首"地下避弹所上面。这一来把希特勒吓坏了,他立刻动身向比较安全的地方转移,马不停蹄地一直奔进伯希特斯加登的山里。

   自从盟军在诺曼底登陆以来,势不可当,德军节节败北。希特勒面临着法国和比利时的丢失和 东方战场的强大攻势。盟军正配合苏军以压倒优势的兵力,从四面八方向德国本土进逼。

   从1944年6月10日开始的苏军夏季攻势,节节胜利,到8月中旬,红军打到了东普鲁士边境,在波罗的海地区包围了德国50个师,深入到芬兰的维堡,消灭了中央集团军,而且在6个星期内,在这条战线上推进了400英里,到达维斯杜拉河与华沙隔河相望。同时,在南线从8月20日开始发动新攻势,月底就占领了罗马尼亚和供给德军天然汽油唯一重要来源的普洛耶什特油田。8月26日,保加利亚正式退出战争,德军开始从那里仓皇撤退。9月间,芬兰也退出战争,并向拒绝撤离其领土的德军开火。

   在西战场上,法国迅速解放了。在新成立的美国第三军团,美国人找到了一位坦克将军,这就是司令巴顿将军,他与非洲的隆美尔一样骁勇善战。7月30日他攻克了阿夫朗舍之后,即开始向在诺曼底一线的德军进行大包抄,向东南推进到卢瓦尔河畔的奥尔良,然后转师向东推进到巴黎南面的塞纳河。8月23日,盟军抵达巴黎东南方和西北方的塞纳河,两天以后,雅克·勒克莱克将军所统率的法国第二装甲师和美国第四步兵师就攻克了巴黎。被德国占领了四年之久、有法兰西荣誉之称的这一伟大城市解放了。他们还发现塞纳河上的桥梁,其中有许多是艺术品,均未遭受破坏。

   现在,在法国的德军残余部队,正在全线撤退之中。在北非战胜隆美尔的蒙哥马利,于9月1日晋升为元帅,率领加拿大第一军团和英国第二军团在4天内挺进200英里,从塞纳河下流通过有历史意义的1914至1918年和1940年的战场进入比利时。9月3日攻克布鲁塞尔,次日又攻克安特卫普。盟军进展神速,德军甚至来不及破坏安特卫普的港口设备。这对盟军说来是一件大喜事,因为该港障碍一旦扫清之后,即可成为英美军队的一个主要供应基地。

   在英加军队的南面,古特尼·H·霍季斯将军率领的美国第一军团,以同样速度攻入比利时的东南方,到达1940年5月德军致命的突破从那里开始的缪斯河,攻占纳缪尔和列日的堡垒,使德军猝不及防。在第一军的南面,巴顿的第三军团攻占了巴尔登,包围梅茨 ,进抵摩泽尔河,并在贝耳福尔山峡与法美第七军团会师;该军团在亚历山大·派契将军指挥下,于8月15日在法国南部海岸一带登陆,迅速挺进到尼罗河流域。

   到8月底,西线德军已损失50万人,其中半数是被俘的;并且损失了几乎全部的坦克、重炮和载重汽车。已经没有什么东西能用来保卫第三帝国了。曾经大肆吹嘘过的齐格菲防线,实际上已无人防守,也没有武器防守。西线绝大多数德军将领都认为大势已去。斯派达尔说:"地面部队已经不再存在了,更不要说空军。"于9月4日重新被任命为西线总司令的伦斯德在战后对盟军提审人员说:"就我个人来说,战争在9月间就结束了。"

   但对希特勒来说,却不是如此。8月31日,他在大本营对一些将军们训话,试图给他们灌输"铁的意志"并鼓舞士气。他说:

   我们在必要时将在莱茵河上作战。这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战斗下去,正如腓特烈大王所说,要一直打到那些该死的敌人精疲力竭不能再战为止。我们要作战到底,一直打到赢得在今后50年到100年内能够保障德国民族生命安全的一个和平局面为止,这个和平局面,首先不能像1918年那样再一次地玷污我们的荣誉……我活着就是为了领导这一战斗,因为我知道,如果在这一战斗的背后没有铁的意志,这场战斗是不能胜利的。

   希特勒在严厉批评了陆军参谋总部缺乏"铁的意志"之后,对他的将军们透露了他坚信前途有望的一些理由。他说:"盟军之间的关系变得十分紧张的时候,他们决裂的日子就要到来了。历史上所有的联盟迟早都要垮台的。不论怎样艰难,唯一的办法是等待恰当的时机。"

   戈培尔受命组织"总动员"的工作。新被任命为补充军司令的希姆莱,动手建立25个人民步兵师以防守西线。在纳粹德国,关于"总体战"的计划和言论尽管很多,但是国家的资源却远远没有全部利用起来。由于希特勒的坚持,在整个战争时期日用品的生产仍维持着庞大的数字,这显然是为了保持民心和士气。而且他仍然迟迟未实行战前制定的动员妇女进工厂工作的计划。1943年3月,当军备和战时生产部长斯佩尔打算要妇女进工厂时,希特勒说:"牺牲我们最珍贵的理想,这个代价太高了!"纳粹思想认为,德国妇女应该呆在家里,而不是在工厂里,因而她们就一直呆在家里。在战争的头4年,当英国有225万名妇女从事战时生产的时候,德国只有18.2万妇女干着同样的工作。

   现在盟军已经打到大门口,纳粹首脑们慌张起来了。15岁到18岁的孩子和50岁到60岁的男子都应征入伍。在大学、中学、机关和工厂里到处搜寻入伍者。1944年9月到10月有50万人参加了陆军,但是没有规定要妇女进机关、工厂去替代这些入伍者。军备和战时生产部长艾伯特·斯佩尔向希特勒抗议说,技术工人的应征入伍严重影响到军火生产。

   自从拿破仑时代以来,德国的军队就几乎没有在本国的土地上打过仗。后来普鲁士和德国的战争,都是在别国领土上进行的,受到破坏的也是别国的领土。现在战争已深入德国的心脏,军队已陷入困境,因此他们进行了大张旗鼓的鼓励士气的工作。陆军元帅冯·伦斯德发出号召说,"西战场的士兵们!我希望你们保卫德国的神圣领土,坚持到底!"另一个陆军元帅莫德尔号召集团军的士兵们,"我们的家乡,我们的妻室儿女的生命系此一战!"

   虽然如此,可是由于大势已去,逃兵的数目一天比一天多。希姆莱为了防止逃亡,采取了严厉措施,9月10日他下了一道命令:"每一个逃兵,都将受到应得的惩罚。而且他的可耻行为会给他的家属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他们要统统被枪毙!"

   正当盟军进展神速,德军节节败退的时候,由于运输供应困难,英美的进攻突然在9月份沉寂下来,这给了希特勒在阿登地区组织反扑的机会。

本文由牛牛娱乐棋牌发布于牛牛娱乐棋牌现代文学,转载请注明出处:历史上最有影响的100人,农民的儿子

上一篇:第十六章,一个几十载不忘的梦 下一篇:没有了
猜你喜欢
热门排行
精彩图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