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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陕北岁月,尼考罗斯
分类:牛牛娱乐棋牌现代文学

  林彪不愿总当乖巧的狐狸,渴望成为一只啸傲山林的百兽之王,提出离开陕北另辟天地,被堂兄阻止。

  61. 尼考罗斯·奥古斯特·奥托
[美]迈克尔·H·哈特 著 苏世军 周宇 译

  虽然如此,这位肥胖的元帅却认为这封信"极其重要"。达勒鲁斯于8月26日当晚就把这封信交给了戈林,当时戈林正坐着一列专车去柏林郊外奥兰宁堡空军司令部的途中。专车在第二站就停住了,两人临时征用了一辆汽车直奔总理府。到那里时已经半夜了,总理府一片漆黑,希特勒已经上床睡觉了。戈林坚持深夜向"元首"报告,可是希特勒对这封信却根本不予重视。他反而向这个瑞典人滔滔不绝地讲了20分钟他早年的奋斗经过,他的伟大成就,以及他为了同英国人取得谅解而作出的种种努力。接着,当达勒鲁斯插上一句,说他曾经在英国当过工人时,这位总理马上就询问有关这个所谓古怪岛国的情况。希特勒说,他曾花了很大努力,可是始终还没有能了解他们。

第十章

  东征期间,一军团拒绝拨兵给徐海东。毛泽东愤怒地说:“红一军团不是你林彪的兵!”回师之后,调任林彪红军大学校长。

公元1832~公元1891

  接着他又大谈了一通德国的军事威力。这时,达勒鲁斯认定他的夜访"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了"。不过这位瑞典人到底抓住了一个机会,把他所了解的一些英国人的情况告诉了这位独裁者。这时,希特勒才一直听下去,没有打断他的话。但是后来"元首"突然站起来,变得非常激动而且神经质,在屋子里来回地走着,一面自言自语地说,德国是不可抗拒的……突然,他在房间中央站住,眼睛直挺挺地望着前面。他的声音变得含糊不清,他那样子完全是一个神经失常的人。希特勒断断续续地说道:"如果发生战争,我就要造潜水艇,造潜水艇,潜水艇,潜水艇!……"他的话越来越不清楚,最后根本就听不出他说些什么了。接着纳粹元首定了定神,就像在对大庭广众发表演说似地拉开嗓门,尖声尖气地叫了起来:"我要造飞机,造飞机,飞机,飞机!我要消灭我的敌人。"那神情活像小说里的一个妖魔,而不像个真人。达勒鲁斯惊讶地注视他,又回过头来看看戈林的反应,这位元帅可能是司空见惯了的缘故,对他上司的歇斯底里症却若无其事。

  姑姑在电台临时找了一份工作,报新闻报得牙龈上火鼓脓,正用西药口腔清洁液漱口,冷不防听张爱玲说了一句:“他答应了!”

  斯诺眼中最昂贵的军校和最富计谋的校长。第一科学员平均年龄二十七岁,平均枪伤三处,他们的首级赏格总值二百万银元,解放后最低军衔为中将。

法国发明家尼考罗斯·奥古斯特·奥托在1876年制造出第一台四部冲程内燃机,那就是至今已生产出数以亿计的四部冲程内燃机的样机。

   最后,这位激动的 "元首"大踏步走到他的瑞典客人面前,对他说,"达勒鲁斯先生,你是很了解英国的。你能不能告诉我,为什么我想同英国达成协议,可是总也不能成功?"达勒鲁斯自称他最初犹豫了一下,不知怎样回答,但是后来答道:据他个人看来,原因在于英国人不信任他和他的政府。

  张爱玲是指父亲答应出学费的事,姑姑给药水呛得直咳嗽:“你害我差点仰药自尽!有没有附带条款啊?”

  一时疏漏酿成“出走风波”。毛泽东亲自做许世友的工作,使这位“反对者”变成了赤胆忠心的追随者。

内燃机是一种用途非常广泛的机器:它驱动车辆和船只;它可以在工业的许多领域里使用;它是发明飞机必不可少的条件(到1939年第一架喷气式飞机飞上蓝天为止,所有的航空飞行都是用奥托四步冲程内燃机做动力)。但是内燃机最最重要的用途是驱动汽车。

   "这些白痴 !"据达勒鲁斯说,当时希特勒把右臂一甩,用左手拍着自己的胸口,对他吼道,"我这一辈子几时说过谎话?"

  张爱玲摇摇头:“我真是不愿意用他的钱!”

  林彪率领的红一军团先后参加了毛泽东直接指挥的吴起镇、直罗镇战役,并取得辉煌战果。

在奥托的内燃机发明以前,人们就为制造汽车做了很多尝试。有些发明家如西格弗里德·马库斯(1875年)、埃特时纳·勒内瓦尔(1862年)和尼古拉斯·约瑟夫·卡格诺特(约1769年)甚至成功地制造出能跑的样机。但是由于没有适当类型的引擎──重量小功率大的引擎,这些样机都没有实用价值。但是在奥托发明出四部冲程引擎还不到十五年的时间里,有两位发明家卡尔·本兹和戈特利布·戴姆勒各自都制造出实用而畅销的汽车。从那时以来许多其它类型的引擎也用来驱动汽车。用蒸汽、电磁或其它手段来驱动汽车将来终究会显示出无比的优越性,这是无可非议的。但是在过去一个世纪里制造出的数以亿万计的汽车中有百分之九十九是使用四部冲程内燃机。柴油机使用的四部冲程基本上与奥托冲程相似,但是输入燃料的间隔不同,它是一种有独到之处的内燃机,用来驱动许多卡车、公共汽车和轮船。

   随后这位纳粹独裁者平静下来,他们讨论了希特勒通过汉德逊提出的建议;最后决定让达勒鲁斯飞回伦敦去,再交一份建议给英国政府。戈林反对把它写下来,他要这位脾气随和的瑞典人把它记在心里。这个建议包括六点:

  姑姑半开玩笑地拍拍张爱玲的脸:“好过用我的!”

  尽管林彪和他在长征途中一样机智灵活,指挥若定,但他的情绪阴沉、性格阴鸷妨碍了毛泽东对他作更高的评价。相反,对于彭德怀的豁达乐观、立场坚定,在关键时刻所起的决定性作用,毛泽东十分欣赏,并在举止言谈中不时表现出来。

一般认为绝大多数发明(除重要的武器和爆炸物之外)都有益于人类。例如,没有人会建议我们放弃冰箱和青霉素或严格限制对它们的使用。然而私人普遍使用汽车的弊病显而易见;它们引起噪音和空气污染,消耗绝无仅有的燃料资源,每年造成可怕的伤亡人数。

   第一,德国希望同英国缔约,或者同英国结盟。

  张爱玲走到阳台上,眼睛看出去,是灰蒙蒙的上海市的天空。她对于未来充满不确定感,父亲是否真的会说话算话?寄住在姑姑家造成的负担,使她感到不安。

  红军胜利开进陕北吴起镇后,毛泽东给彭德怀发去了一封这样的电报:

显然要是汽车不给我们带来许多益处的话,我们决不会想忍受它们的折磨。私人汽车比公共交通工具具有无限的灵活性。例如,与乘火车和地铁不同,乘自己的汽车会使你随心所欲,想什么时间走就什么时间走,想到哪儿去就到哪儿去,还可以坐至家门,它又快又舒适,携带行李方便极了。它们给我们选择在哪儿居住和怎样打发时光的范围扩展得空前广泛起来,大大增加了个人的自由。

   第二,英国要协助德国取得但泽和走廊;但是波兰可以在但泽拥有一个自由的港口,保留波罗的海上的格丁尼亚港和通往该港的走廊。

  张子静在圣约翰大学里碰见姐姐时直眨眼,张爱玲一身打扮实在太特别,金黄色的缎子旗袍,下摆有长达四五公分的流苏。炎樱站在张爱玲旁边,张爱玲为他们介绍:“我弟弟张子静!我的好朋友,炎樱!”

  山高路远坑深,

所有这些益处是否值得社会为汽车所付出的代价,人们对此可能会有各种不同的看法,但是没有人会否认汽车对我们的文明世界产生了一种重大的影响。仅就美国在使用的一亿多辆汽车来说,它们每年运行乘客的行程将近两万亿英里──比步行、飞机、火车、轮船及所有其它类交通工具的里程的总和还要多。

   第三,德国将保证波兰的新国界。

  炎樱盯着被张爱玲背后评价为“笨”的张子静,伸出手说:“是张爱给我取的名字,我不喜欢,我喜欢莫黛!”

  大军纵横驰骋。

为了适应汽车的需要,我们建设了大量的停车场和无尽的高速公路,沿途周围的整个风光也为之一新。反过来汽车为我们带来了从前世世代代都难以梦想到的灵活性,大多数有汽车的人现在举手可得的活动范围和便利条件比没有汽车不知要大上多少倍,它扩大了我们选择生活和工作地点的范围。由于有了汽车,先前只是市区居民才可能享有的许多便利现在郊区居民也同样可以得到(这也许是近几十年来美国郊区得以发展而与此同时市区衰落的主要潜在因素)。

   第四,德国要收回自己的殖民地或者与此相当的土地。

  张爱玲一本正经地说:“叫爱玲的太多,所以她有时候会叫我张爱!”

  谁敢横刀立马,

尼考罗斯·奥古斯特·奥托于1832年出生在法国霍尔照森·镇。他在襁褓时父亲就去世了。奥托读书时是一个出色的学生,但却在十六岁从中学辍学,参加了工作,获得了经商的经验。一时他在一个小镇上的一家杂货店工作,随后在法兰克福市当一名店员,接着又成为一名推销员。

   第五,必须对波兰境内的日耳曼少数民族作出保证。

  光是一来一往的名字就把张子静搞得晕头转向,只能发傻,但是他感觉到姐姐脸上有一种开心是他很少看见的。此时张爱玲已开始用英文往杂志投稿,在校内小有名气。张子静很为这个他从小就崇拜的姐姐自豪。

  惟我彭大将军。

约在1860年,奥托听说艾蒂安·勒努瓦(1822年-1900年)最近发明了燃气机──第一台可使用的内燃机。奥托认识到如果勒努瓦燃气机能够使用液体燃料来开动,它的用途就会大大地增多,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它不必与一个煤气管道相连接。他很快就发明出一种汽化器,但是他的专利申请却被专利局否决了,因为已经有人发明出类似的装置。

   第六,德国方面将保证保卫英帝国。

  几天后,姑姑把在日本人控制下的广播电台的工作辞了,抱怨道:“为那几万元薪水生烂舌疮,下拔舌地狱,何苦来哉?”

  毛泽东能诗善词,他的诗词常被人们当作无上褒奖,传遍全军,在他麾下的林彪、彭德怀、黄公略三位著名战将中,有二位曾出现在他的诗扁中。彭德怀自不必说,对于黄公略,《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中有“赣水那边红一角,偏师借重黄公略”之誉;《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中更有“枯木朽株齐努力,枪林逼,飞将军自重霄入”的夸赞。

奥托并没有因此而灰心丧气,而是竭尽全力改革努勒瓦燃气机。早在1861年,他就设想要制造一台基本上全新型的引擎,一种使用四部冲程的引擎(与使用两部冲程的努勒瓦原型引擎不同)。1862年2月,奥托制造出一台四部冲程引擎工作样机。他在把这台新引擎变得实用的过程中遇到了困难,特别是在点火装置方面的困难,不久便把它搁置一旁。但是他又发明了“常压引擎”,一种革新的二部冲程引擎,靠煤气做动力。

   达勒鲁斯牢牢记住这些建议之后,于8月27日(星期日)上午飞往伦敦,中午12点多钟抵达。为了避开那些到处打听消息的新闻记者,被悄悄地绕道带到了张伯伦、哈利法克斯勋爵、霍拉斯·威尔逊爵士和亚历山大·贾德干爵士的面前。显然,英国政府现在十分重视这位瑞典信使。

  张爱玲可以感觉到姑姑的压力,想法宽慰她说:“我马上就会有稿费了!”

  可对于自诩为“常胜将军”的林彪,毛泽东却未给他写下只字片语。林彪对此十分妒嫉和愠怒。

1863年他获得该项革新的专利权,不久就找到了一个为他提供资助的伙伴,名叫尤金·兰根。他俩建立了一个小公司,继续改进引擎。1867年他们的二部冲程引擎在巴黎世界博览会上赢得一枚金牌。从此销路畅通;公司利润暴长。1872年他们聘请才华非凡、管理经验丰富的工程师戈特利叶博·戴姆勒帮助生产引擎。

   他身上带着记述头天夜晚同希特勒和戈林会见经过的个人笔记,这是他在飞机上仓促草就的。当张伯伦和哈利法克斯详细阅读之后,立刻看出他们所面临的是希特勒的两套建议。一套是交给汉德逊带来的,一套是现在由达勒鲁斯带来的,内容是不同的。第一套建议说,希特勒将在他同波兰人算了帐以后再来保证英帝国的存在;而第二套建议似乎是说, "元首"准备通过英国来谈判归还但泽和走廊的问题,然后他将"保证"波兰的新边界。张伯伦上回在捷克斯洛伐克问题上已经吃过希特勒一次苦头了,这话在他听来完全是一套老调,他对达勒鲁斯转述的"元首"建议不敢轻信。他对这个瑞典人说,他"从这些条件看不到解决问题的前景,波兰人可能让出但泽来,但是他们宁可作战也不会放弃走廊"。

  姑姑看了她一眼,她从没指望过张爱玲,张爱玲知道,也顿觉自己无用。她不久就辍学了。学校里的教授不是去大后方,就是不接聘书,来的都是混薪饷的,要她每天花两元钱搭电车去上课,实在舍不得,不如在家自修。况且生活费要自己想办法,张爱玲只能投稿赚钱,实在没心思再顾到功课上。她想早点自立,不愿意再跟钱这件事过不去。乱世里命薄如纸,况且文凭?想到生气勃勃却生死未卜的母亲,张爱玲心头便一阵惘然。也只有想到这件事,她才觉得和弟弟有一份亲。

  中央红军历经千辛万苦,辗转十一省到达陕北,把中国革命的大本营移到了大西北。这无疑使毛泽东十分自豪。由于长征的成功,他作为全党、全军领袖的地位也更加牢固。他满怀激情地歌颂了长征:

虽然二部冲程引擎创利巨多,但是奥托还是念念不忘他最初设想的四部冲程引擎。他确信四部冲程引擎如果对燃料与空气的混合物先压缩后点火,就会比任何改进的勒努瓦二部冲程引擎在效率上都要高得多。1876年,奥托设计出来一个改进的点火系统,有了这个系统就可以制造出一台实用的四部冲程引擎。第一台这样的样机于1816年5月制造出来了,翌年就获得了一项专利权。四部冲程引擎的功率和性能具有明显的优越性,因此一下子就打入了市场,大获成功。仅在随后的十年中就销售了三万多台,各种类型的勒努瓦引擎很快就被淘汰了。

   最后大家同意让达勒鲁斯立刻回柏林去,把他们初步的非正式答复告诉希特勒,然后在正式答复拟好并由汉德逊第二天晚上带到柏林去以前,先把希特勒的反应告诉伦敦。这位默默无闻的瑞典商人,作为欧洲两个头号强国政府的谈判中间人,地位已非常重要,所以根据他自己说,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他曾向英国首相和外交大臣建议, "他们应该让汉德逊在伦敦等到星期一(第二天),以便他们在听到希特勒对英国立场的反应之后再作答复。"

  张子静去看张爱玲,留的时间稍长,姑姑就提前谢客:“不留你吃饭啦!你要在这里吃饭要事先说,吃多少米饭,吃哪些菜我们才好准备。没有准备就不能留你吃饭!”张子静讷讷尴尬的神情,姑姑看在眼里,却无动于衷,她对他不亲,视为张志沂那边的人,所以态度也很冷淡实际。

  讲到长征,请问有什么意义呢?我们说,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么?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个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请问,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么?没有,从来没有。

1886年,奥托因发明四部冲程引擎而获得的德国专利权被一项专利权起诉给推翻了。原来法国人阿尔方斯·博。罗夏在1862年设计出一种基本相似的装置,并获得专利权。但是人们不应该把博·罗夏看作是一位有影响的人物,他的发明也从未打入市场,实际上他也从未制造出一台样机,奥托也不了解有关他发明的任何情况。奥托公司虽然失去了有价值的专利权,但是仍在继续赚钱。到1891年他去世时,公司生意兴隆,财值万贯。

   那么,什么是达勒鲁斯要对希特勒阐明的英国立场呢?关于这个问题,双方说法有些不一。根据哈利法克斯的概略记录,他给达勒鲁斯的口头指示中所表示的英国立场仅仅是:一,庄严保证谋求德国与英国之间充分谅解的愿望。没有一个政府成员不是如此想法。二,英国有责任履行自己对波兰的义务。三,德波争端应当和平解决。

  张爱玲最喜欢坐着电车望着窗外,自己在心里说话:“我是一个古怪的女孩,从小被目为天才,除了发展我的天才外别无生存的目标。然而,当童年的狂想逐渐退色的时候,我发现我除了天才梦之外一无所有——所有的只是天才的乖僻缺点。世人原谅瓦格涅的疏狂,可是他们不会原谅我。

  “”林彪对毛泽东给予长征的评价不以为然,他一直不认为长征是胜利之举,相反还把长征说成是“一场败仗后的溃逃”。部队开进陕北后没几天,林彪受直罗镇大捷鼓舞而高昂起来的情绪又黯淡、低沉下来。

1882年戈特利叶·博·戴姆勒离开了该公司,他决心要把奥托引擎应用到交通工具上去。1883年,他发明一种先进的点火系统(但不是今天普遍使用的那一种),使引擎能以700—900转/分的速率运转(奥托引擎的最大速率为180-200转/分),并且还煞费苦心制造出一台重量很轻的引擎。1885年他把一台引擎附系在一辆自行车上,由此制造出世界上第一台摩托车。翌年戴姆勒制造出他的第一辆四轮汽车。但是卡尔·本兹却抢先一步,他在几个月前就制造出了他的第一辆汽车──一 辆三轮汽车── 一辆无容否认的汽车。本兹的汽车与戴姆勒的汽车一样,也是用奥托引擎作动力。本兹引擎的转速远没有达到400转/秒的速率,这就不足以使他的汽车有实用价值。本兹不断地改进自己的汽车,几年内就成功地打入了市场。戈特利叶·博·戴姆勒的汽车比本兹的稍迟些打入市场,但也获得了成功。最后,本兹和戴姆勒两家公司合并成一家,著名的默西迪斯—本兹牌汽车就是由这家合并公司生产的。

   但是,根据达勒鲁斯的说法来看,英国政府托他转达的非正式的答复却更为全面。自然,第六点关于保卫英帝国的建议遭到了拒绝。同样,只要德国还处于动员状态中,他们就不能讨论殖民地问题。关于波兰边界,他们主张由五大国来保证。关于走廊,他们建议立即同波兰举行谈判。至于希特勒建议的第一点,英国在原则上同意同德国达成一项协定。

  我三岁时能背诵唐诗,七岁时我写了第一部小说,九岁时我踌躇着不知道该选择音乐或美术作我终身的事业。对于色彩、音符、字眼我极为敏感,我爱用色彩浓厚,音韵铿锵的字眼,如珠灰,昏黄,婉妙……

  林彪当时的心情并不难理解。作为中国革命大本营的陕北虽然地域如同信天游一样悠远辽阔,军事态势也较以前有利,但陕北的经济、文化如同那“兰花花”一样凄凉、落后、贫乏。映入林彪眼帘的,是寒风暴虐中的几座破窑洞,荒原上是一望无垠的黄色尘土。天是黄的,地也是黄的,林彪的心如同浇了一瓢凉水,寒透了。

在汽车发展中还有一位人物必须得提一提,他就是美国发明家和企业家亨利·福特。福特直到1896年才制造出他的第一台汽车。他的有名的T型牌汽车直到1908年才问世。福特并不是制造出价格合理的汽车的第一家厂商。欧尔德斯摩拜尔1901牌(650美元)和凯蒂莱克 1903牌(750美元)比最初的T型牌(875美元)便宜,而且也比福特更早期生产的任何牌汽车都便宜。但是T型车设计精良、坚固耐用,维修简便。而且福特还引进了大规模生产汽车的革新方法,使T型车的价格持续下降,因而使许多人都能够买得起。

   星期日晚上,达勒鲁斯飞返柏林,将近午夜时见到了戈林。那位元帅认为英国的答复不是 "很令人满意"。但于半夜谒见了希特勒以后,戈林在深夜一点钟的时候打了一个电话给住在旅馆里的达勒鲁斯,对他说,如果汉德逊星期一晚上带来的正式答复与他所说的一致的话,总理准备"接受英国的立场"。

  我发现我不会削苹果,经过艰苦的努力我才学会补袜子。我怕上理发店,怕见客,怕给裁缝试衣裳……在待人接物的常识方面,我显露惊人的愚笨。在现实的社会里,我等于是一个废物!但我懂得怎么看七月巧云,听苏格兰兵吹bagpipe,享受微风中的藤椅,吃盐水花生,欣赏雨夜的霓虹灯,从双层公共汽车上伸出手摘树巅的绿叶。在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场合,我充满了生命的欢悦……”

  1935年12月中旬,中央政治局在召开瓦窑堡会议前夕,曾征求各军团领导干部对战略问题的意见。藉此机会,林彪写信给毛泽东,要求带领队到陕南去打游击。

内燃机和汽车具有惊人的重要性。如果一个人能独享发明它们的荣誉,他就会在本册中名列前茅。但是这些发明的主要荣誉应归于几个人:勒努瓦、奥托、戴姆勒、本兹和福特。在所有这些人当中,奥托做出的贡献最大。勒努瓦引擎确实是马力小,功率低,不能驱动汽车,但是奥托引擎却可以做到这一点。1876年在奥托发明了他的引擎之前,要制造实用的汽车几乎是不可能的,而在此之后实际上却又是很自然的。因此尼考罗斯·奥古斯特·奥托是当代世界真正的创造者之一。

   戈林很高兴,达勒鲁斯当然更高兴。这个瑞典人在半夜两点钟叫醒了英国大使馆的参赞乔治·奥吉尔维·福比斯爵士,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他。达勒鲁斯不仅转达了这个消息,由于至少他自以为他当时处在能说话的地位,所以他还对英国政府提供了意见,告诉他们在正式答复中应当说些什么。达勒鲁斯强调说,汉德逊在8月28日这天带来的那份复照,应当保证英国将说服波兰同德国立即举行直接谈判。这时这个满怀信心的瑞典人,在整个这一天里不仅接二连三地向福比斯提供意见,而且还亲自打电话给英国外交部,向哈利法克斯转去进一步的建议。

  五月的风轻拂着张爱玲的脸。一季的梧桐又绿了,和人行道边的红砖墙交相辉映。她带着第一部小说手稿《沉香屑——第一炉香》去拜访沪上名作家周瘦鹃。得到周的大力赞赏,他还亲自登门拜访张爱玲,语气平和地说:“那天跟张小姐谈得很高兴,拜读了大作,更是余香袅袅,回味不尽。”

  林彪自己常说:“我有时候是虎,有时候是狐狸。”他深深意识到,在毛泽东的身边,他永远只能当一只乖巧的狐狸。这次,他渴望能够独闯天地,成为一只啸傲山林的百兽之王。为此,他在信中称,开辟陕南比在陕北巩固和扩大根据地更重要,更有意义。林彪还开列了一个长长的名单,要求将红一军团主要干部尽数调出,由他率领南下。

   在世界历史的这个危急关头,这位临时客串的瑞典外交家,的确成了柏林同伦敦之间的枢纽人物。哈利法克斯一方面从柏林的英国大使馆,另一方面从达勒鲁斯本人打给外交部的电话中知道了这个瑞典人的紧急意见以后,就在8月28日下午2点钟,用电报通知英国驻华沙大使霍华德·肯纳德爵士,要他 "立刻"去见波兰外交部长贝克,促使后者授权英国政府通知希特勒,"波兰准备同德国立即开始直接磋商"。哈利法克斯急不可待。他想要把波兰方面授权英国这么做的一点列入汉德逊等着在当天带回柏林向希特勒提出的正式复文中。他叫他的驻华沙大使尽快把贝克的答复用电话向他报告。傍晚,贝克根据要求同意授权,这一点马上就列入了英国的复照中。

  张爱玲谦虚地说:“周先生过奖,我从小跟着我母亲和我姑姑抢读《礼拜六》,我在写作上也很受您的启发。”

  “林彪又摇晃起来了。”毛泽东目光敏锐,洞察一切。他看出了林彪的心思,严厉地批评了林彪的悲观思想,指出他同中央有分歧,并希望他及早改变主意。当时的战略态势是十分明显的,向南发展,就要同东北军和西北军打仗,而且陈诚在洛阳及其以西地区控制了三个军,放在机动位置上,专门用来对付红军。向南发展,就会把蒋军嫡系部队引进西北,加强对西北的控制,最终会危及陕北的安全。

   汉德逊于8月28日晚间带着这个复照返回柏林,到达总理府时党卫队仪仗队举枪击鼓致敬,这种表面上的外交礼节直到最后一分钟还维持着。然后他被带到希特勒面前,这时是夜间10点30分,他把复信的德文译本交给了希特勒。这位总理立刻就打开来看。照会说,英国政府 "完全赞同"他的主张,认为"首先"必须解决德波之间的分歧。可是照会接着说,"一切问题取决于解决办法的性质以及达成解决的方式。"照会指出,关于这一点德国总理一直"避而不谈"。希特勒"保证"英帝国存在的建议被婉言谢绝了。英国政府"不能为了许给大不列颠的任何利益,而同意采取一种使曾经得到她保证的一个国家的独立受到 危害的解决办法"。

  周瘦鹃摆摆手,真诚地说:“那不敢当,您的作品独树一格,像沉香屑--第一炉香,第二炉香,这样的命题和叙事手法已经打破了旧小说的框架,让人耳目为之一震。《紫罗兰》复刊是我今年最大的期愿,在创刊号就能有这等突出的作品实在是我的荣幸!还希望张小姐要继续努力,替我们多创作一些好的小说。

  林彪南进的要求遭到毛泽东批评以后,他没有就此断绝念头。几天后,他又在一封电报里和毛泽东软磨硬争,仍说“我还在期待中央批准我打游击战争”。这次,毛泽东干脆没有理他。

   照会说,这一保证必须信守,但是德国总理不可因为英国政府 "一丝不苟"恪守本身对波兰所承担的义务,就认为不盼望问题获得公平解决。照会认为,下一步应该是开始进行德波两国政府之间的直接磋商,其基础是维护波兰的根本利益不受侵犯,并争取国际上来保证这一解决办法。照会指出,英国政府已经收到波兰政府的明确保证,他们准备在此基础上进行磋商,英王陛下政府希望德国政府也愿意赞同这一方针。照会最后强调,德波问题的公平解决,可能为世界和平开辟道路。如果解决归于失败,德国同大不列颠之间取得谅解的希望就会归于破灭,两国将因此而发生冲突,并且很可能使全世界投入战争之中。这样的结局将是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

  张茂渊在一旁玩笑说:“您放心!她这个人是--你叫她做别的她也不会!“她轻松搭一句,文绉绉的谈话气氛就被打开了。

  得不到毛泽东首肯,林彪成天在军团部阴沉着脸,耷拉着头,乱发脾气。聂荣臻比林彪大好几岁,在黄埔军校和武汉军委分别担任过林彪的老师和上级,一身兼兄长、师长和政委三重关系。他劝林彪说:

   希特勒看完照会之后,答应在和戈林会商之后,第二天即8月29日星期二,对英国的来照作出书面答复。

  张爱玲的小说在《紫罗兰》杂志上刊出后,引起上海文坛的一些人关注。《万象》杂志的主编柯灵读到小说,简直惊为天人,赞不绝口:“我拿到文章一读,简直觉得是个奇迹。当编辑看到好文章,脊背骨要来回麻三趟,就那样!我得打听打听这张爱玲是从哪里冒出的,上海有这样一个人才怎么我们搞出版的竟然会不知道?”

  “我们只有这么一点部队,只保有这么一点骨干,你能带多少出去呢?你带多了,我们这里能维持下去吗?我们这个根据地能维持下去吗?”

   "虽然双方的态度都非常坚定,"汉德逊特别告诉哈利法克斯说,"谈话却是在十分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尽管汉德逊同他的东道主亲身打过不少交道,大概他还是没有完全了解为什么希特勒要制造这样一种友好气氛。这位"元首"仍然决定在这个周末进攻波兰。尽管英国政府和汉德逊已经把英国的立场说得很明白,但他仍然相信能够使英国置身事外。

  负责杂志发行的平襟亚见他坐立不安的模样觉得好笑:“真有这么好?请她来谈一谈嘛!”

  林彪和聂荣臻共事六年来,争论不断。林彪从没赢过他,他总感觉聂荣臻以大自居,居高临下,说话不十分入耳。但他又无可奈何,因此发生争吵时,对聂荣臻的话总是一只耳朵听,一只耳朵出。

   英国的答复和希特勒的初步反应,在柏林,特别是在戈林的巢穴里,产生了一阵乐观的气氛,那位历史上绝无仅有的达勒鲁斯,现在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那里度过的。8月29日凌晨1点30分,这个瑞典人接到那位元帅的一个副官从总理府打来的电话。汉德逊走后,希特勒、里宾特洛甫和戈林三人在那里研究了英国的复照。达勒鲁斯从他的德国朋友那里听到的是,英国的答复 "非常令人满意,战争的威胁极有希望已成过去"。

  柯灵几乎要仰首问天:“你没看见我坐在那儿唉声叹气三天了吗?我在想上哪儿去找这个人?”

  聂荣臻见林彪脸色不好看,于是放慢语调,和言悦色地说:

   当天早晨,达勒鲁斯就用长途电话把这个好消息通知了英国外交部,他告诉哈利法克斯说, "希特勒和戈林认为和平解决现在肯定有可能了。"上午10点50分,达勒鲁斯见到了戈林,戈林热情洋溢地和他打招呼,使劲儿握着他的手,大声说道:"要和平了!和平保住了!" 有这样可喜的保证撑腰,这位瑞典"信使"立刻前往英国大使馆,把这个喜讯告诉至今尚未和他见过面的汉德逊。据那位大使描述这次会见的电报说,达勒鲁斯对他讲,德国人极为乐观。他们同意英国答复中的"主要观点"。达勒鲁斯说,希特勒"仅仅"要求取得但泽和走廊。不是全部走廊,而是通往但泽的铁路沿线的窄窄一条走廊。

  “怎么不问瘦鹃兄?”

  “你不要小看目前这几个破窑洞,它终归是个根据地,是我们的落脚点,我们不是经过两万五千里才找到了这几个破窑洞吗?你去陕南,搞不好,连破窑洞也找不到。你别以为四方面军曾经从那里经过,打过游击,条件会好,我看综合各方面条件来看,不见得一定会强过陕北。”

   达勒鲁斯还对他说,事实上, "元首"准备采取"极其讲道理的态度。他愿意尽量同波兰人妥协"。

  “好意思吗?那不等于是挖人家的墙根?大家都办杂志嘛!”

  聂荣臻这番推心置腹的话,林彪根本没有听进去,但他也未再作争辩。对这些批评和劝告,他素来不屑一顾。林彪只相信自己,“人的上帝是自己”,这是他多次重复过的一句引以为训的格言。林彪在谈论战争和指挥艺术时,曾经这样讲:

   那时终于有点醒悟过来的汉德逊大使并不那么相信。他告诉他的瑞典客人,希特勒的话一句也 信不得,达勒鲁斯的朋友戈林也是一样,他们曾经对他这位英国大使说过无数次 "谎话"。汉德逊认为,希特勒正在玩弄一套背信弃义的把戏。五分钟以后,即8月29日晚上7点15分,汉德逊到总理府去取希特勒的正式答复。事情马上就清楚了,戈林和他的瑞典朋友空欢喜了一场。在这次会见时,据这位大使事后给英国外交部的报告,"双方争论的非常激烈,希特勒远不如昨天讲道理了。"

  这时窄小的杂志社门前伫立着一个窈窕的身影,一身丝质淡色碎花短袖旗袍,手里抱着一个报纸包,手绢子擦着鼻头的汗,正张望门前的木牌。柯灵与平襟亚互看了一眼。柯灵迎了出去问:“您贵事?”

  只要有信心,就会胜利。你必须尽可能少依赖别人。不管别人是多有经验,力量有多大。这就是要领。

   德国的正式书面照会重申了德国希望同英国友好的愿望,但强调指出, "不能牺牲德国的根本利益来换取这种友谊。"接着照会就长篇大论地重弹老调,指责波兰人的过错,波兰人的挑衅和"上天难容的野蛮虐待行为",然后才破天荒第一次用书面正式提出希特勒的要求:归还但泽和走廊,保护波兰境内的日耳曼人。照会接着又说,要消除"目前这种状况,不能再拖多少日子,更谈不上再拖几个星期,恐怕只能几小时的时间"。照会接着说,德国不能再同意英国的看法,认为 通过同波兰的直接谈判可以取得解决办法。不过,"完全"为了让英国政府感到满意,为了维护英德友谊,德国准备"接受英国的建议,同波兰进行直接谈判"。但要求波兰全权特使必须于1939年8月30日星期三到达柏林。德国政府将立即拟出一个自己所能接受的解决方案,并且愿意在可能办到的情形下将该方案在波兰谈判代表到达之前交给英国政府。

  “我姓张,我叫张爱玲,我有一篇小说,不知道贵杂志是否有兴趣愿意刊登?”柯灵眼睛登时一亮,一脸不可思议的表情。

  由此可以看出,林彪的性格中充满了自满、自信,有时甚至是倔犟。一旦形成自己的观点、看法和思想,他就不轻易放弃,不轻易退却,这使他在跟随毛泽东的漫长岁月中经常与毛泽东发生冲突,思想上经常产生歧义。因此,他获得了一个较为恰当的外号:“摇摆不定的毛派分子”。

   希特勒在他的照会中玩弄的把戏是昭然若揭的。他在8月29日晚上要求参加谈判的波兰全权特使,第二天就在柏林出现。毫无疑问,他是打算用对待奥地利总理和捷克斯洛伐克总统的那一套办法,在类似的情况下来对待波兰的特使。如果波兰人像他所确信的那样,不赶紧派特使前来柏林,或者即使派来了谈判代表,而又拒绝接受希特勒的条款的话,他就可以把拒绝 "和平解决"的罪名加在波兰头上,这样就可以诱使英法在波兰受到攻击时不予援助。这个圈套很幼稚,但是却简单而又明了。

  张爱玲像一团野火,一阵春雷,在四十年代的上海文坛轰轰烈烈地炸开来。稿费汇票和约稿信纷至沓来,其中又以《天地》杂志主编苏青的约请最为别致:“叨在同性……”姑姑看了也觉得有趣。

  这次,林彪关于率部单独到陕南打游击的想法未能坚持下去,最终放弃了。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张浩以共产国际代表身份突然来到陕北的缘故。

   到这时候,甚至连张伯伦之流也对另一次慕尼黑式的妥协没有胃口了。至于波兰人,他们从来就没有想到给自己搞这样一种妥协。8月30日那天上午10点,英国驻华沙大使电告哈利法克斯,他确信 "不可能说服波兰政府派贝克外长或任何其他代表立即前往柏林,在希特勒建议的基础上讨论解决办法。他们宁愿战斗而死,也不愿接受这样的羞辱,特别是已经有了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前车之鉴。"他指出,如果是在平等基础上的谈判,就应当在某个中立国家举行。

  这天,苏青在自己出版社对面的小食店里吃面,唏哩呼噜的,眼睛还忙着看稿子,她冷不防看见一个穿着老清装的女子抱着稿子在出版社前张望。苏青一口面就含在嘴里,不确定这人是从哪朝哪代冒出来的,跟自己有没有关系。

  张浩,又名林育英,是林彪的堂兄。1933年,张浩化名李复之赴莫斯科,担任了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和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的代表。在莫斯科,张浩参加了共产国际1935年召开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并参予制定了在中国建立统一战线的总政策。

   在此期间,那位不知疲倦的达勒鲁斯也没有闲着。8月29日夜间十点,戈林把他找到家里去,把希特勒、里宾特洛甫同汉德逊刚刚进行完毕的 "不能令人满意的会谈经过"告诉了他。这位满身脂肪的元帅那股歇斯底里的老脾气又发作了,他当着这位瑞典朋友把波兰人和英国人臭骂了一通。平静下来以后,他郑重地告诉他的客人,希特勒正在给波兰起草一份"宽宏大量的"建议,其中唯一的要求是归还但泽,而把走廊的未来归属问题慷慨地交由"国际监督"下的公民投票去决定。达勒鲁斯轻轻地问了他一句举行公民投票地区的范围,于是戈林随手从一份旧地图中扯下一页,用红蓝铅笔标明了"波兰"部分和"德国"部分;德国部分不仅包括战前的普鲁士所属的波兰,还包括1914年边界以东六十英里处的工业城市罗兹。这位毛遂自荐的瑞典中间人,当然没法不注意到第三帝国决定这样重大问题时竟然如此"随便轻率"。不过他还是答应戈林,可以立刻飞回伦敦,向英国政府强调指出希特勒仍然指望和平,并向他们暗示希特勒正在准备对波兰提出最慷慨的建议,以此作为证明。

  女子向小食店走来,问正在煮面的老板:“想请问您,有个《天地》杂志社是不是在这弄堂里?”苏青赶紧吸两口面汤,嘴一抹,立马追出去说:“我是苏青!你是张爱玲?”

  为了传达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指示,恢复已经与中共中断了一年多的电讯联系,共产国际决定由中共代表团派人回国,担当此重任。

   似乎永远不知疲倦的达勒鲁斯于8月30日凌晨4点飞往伦敦,立刻得到了张伯伦、哈利法克斯和威尔逊的接见。但是,这三位制造慕尼黑事件的英国设计师,现在已经不会再上希特勒和戈林的当了,对达勒鲁斯的努力,他们并没有认真看待。这位瑞典 "信使"发现他们对于德国的两位领袖"很不信任",并且"倾向于认为现在已经无法阻止希特勒对波兰宣战了" 。此外,他们还毫不隐讳地告诉这位瑞典中间人,英国政府并没有中希特勒的诡计,而要求波兰全权代表在24小时内来到柏林。

  张爱玲回过身,嫣然一笑:“我来给你送稿子!”

  从苏联回国,有三条路线可供选择,即可从东北、新疆、内蒙古三个地区的中苏、中蒙交界处入境。在当时,东北已被日军控制,新疆路途太远,只有假道蒙古入境较为方便。但从蒙古入境却要穿过浩瀚的沙漠,闯过层层关卡。最为艰难的是,回国的人身上不能带一片纸一封信,必须把所有文件印记在脑海中,抵达陕北后再口述出来。因此,派回国的人一定要立场坚定,勇敢机智,有应付敌人的丰富经验。同时,此人还要在中共党内有一定声望,被国内同志所熟悉和信任。

   但是达勒鲁斯,就像在柏林的汉德逊一样,还在继续努力。他给柏林的戈林打了电话,建议波兰和德国的代表 "在德国境外"会晤,对方直截了当地回答说:"希特勒在柏林",因此会谈必须在柏林举行。于是,这位瑞典中间人的夜间飞奔就算白费了。

  苏青带着张爱玲来到家里,一进门便能看见一张方桌,桌上堆着早上的稀饭锅,旁边都是书和稿子,看来这桌子既是办公桌,又当饭桌用。小孩的一只毛鞋扔在桌上,苏青顺手拿走,解释说杂志社办公室就快有着落了。

  经过慎重考虑和反复权衡,张浩被选定担当这项任务。

   尽管英法政府领导人,多次受到希特勒的欺骗和愚弄,但由于他们患有天生的软骨症和资产阶级损人利己的劣根性,为了避免战祸烧身,他们仍在千方百计地撺掇波兰政府尽早派出代表同希特勒进行一场毫无结果的谈判。在英国政府的劝说和胁迫之下,8月31日波兰政府指示它在柏林的大使利普斯基递交波兰政府的声明;这位大使足足等了五个多钟头,里宾特洛甫才予以接见,最后并以 "非全权代表"为由,把"破坏"和平谈判的罪名加在波兰身上。当利普斯基大使回到使馆的时候,就发现自己已经无法同华沙取得联系,因为德国人已经把使馆的电话线切断了。

  张爱玲一进来就喜欢上这里的气味,有一个女人全力张罗着一个世界。她微笑着说:“我知道稿子晚了,怕寄来还要耽误时间,自己跑一趟安心。”

  张浩花了半个多月的时间把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主要文件和共产国际对中共中央的指示背熟,然后取道外蒙回国。他一路上忍饥挨饿,过关闯隘,于1935年11月赶到定边,随后抵达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

   还应当一提的是,在这之前,快到8月30日午夜,也就是希特勒向波兰发出派全权代表来柏林的最后通牒限期快到的时候,英国驻柏林使馆突然打电话给德国外交部,说汉德逊大使要见里宾特洛甫,他带来了英国政府对希特勒前一天建议的答复。

  苏青是个直率人,开门见山地说:“我还以为你嫌我们发行量小,不愿意搭稿子哪!你的《金锁记》,我心里就只有四个字,五体投地!”

  张浩一回国,就立下了殊勋,赢得了党内广大同志的信赖。这不仅仅是由于他全面地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在中国建立抗日民主统一战线的指示,更重要的,还在于他代表共产国际强有力地支持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巩固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批判了张国焘的分裂主义错误,为两个方面军的再度会师奠定了基础。

   这次会谈进行得十分狂暴,据施密特说,是他23年译员生涯中头一次见到。气氛高度紧张。双方一坐定,这位脸色苍白、嘴巴紧闭、目光炯炯的德国外长,在俾斯麦过去的办公室的小圆桌前,对英国大使发出了生硬的质问: "你们那儿究竟作出了什么决定?"

  张爱玲谦虚道︰“写得不好!稿子都送出去了还追着人家要改!”

  张浩回到陕北党中央之前的1935年9月,毛泽东带中央红军北上后,张国焘一意孤行,带领红四方面军和原属红一方面军的第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南下,并于10月5日在(四)川(西)康边界卓木碉另行成立“中央”、“中央政府”和“中央军委”,通令撤销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等人的工作和通缉杨尚昆、叶剑英。12月5日,张国焘发了一封长电给陕北党中央,狂妄地要党中央改称“北方局”。

   汉德逊在重申了英国政府对波兰问题的立场后,接着说,要英国政府在24小时内叫波兰全权代表来柏林是 "没有道理的"。里宾特洛甫一听光火了。"期限已到,请问贵国政府同意派来的波兰人来了没有?"

  苏青叫道︰“哎呀!我也是!还都追到了印刷厂去过,洗米时才想好的句子,饭熟了就推翻了!”

  电文如下:

   此刻,汉德逊又向里宾特洛甫递交了一封张伯伦给希特勒的私人信件,内称英国已叫驻华沙的代表制止发生边境事件。他还提到,英国已劝告波兰采取克制态度,并希望德国也采取同样的政策。

  初次见面,两人聊得还算投机。于是,苏青便要张爱玲陪她去伪南京政府的行政院长周佛海家,为一个被关押的朋友奔走,张爱玲好奇地问:“这个人触了什么罪?”

  (一)此间用中央、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央军委、总司令部等名义对外发表文件,并和你们发生关系;

   "侵略者是波兰人,不是我们!"里宾特洛甫激动地回答道。"你把讲话对象搞错了!"

  苏青说:“他这人啊!是苏秦的舌头,秦武阳的胆,他除了落文字狱,犯不上别的罪!”

  (二)你们应称北方局、陕北政府和北路军,不得冒用党中央名义;

   汉德逊接着提出英国政府的建议,说为了和波兰打交道,第三帝国应按正常秩序,把德国建议交给波兰驻柏林大使。这时,里宾特洛甫简直完全失去了自制能力。 "出了这种事情之后,根本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他向汉德逊嚷着说,"我们要求波兰政府派全权特使来。"

  张爱玲一听落的是文字狱,心里突然升起同情,爽快地说:“我是不会说话的,陪你走一趟倒是可以!”

  (三)一、四方面军名义应取消;

   这时,汉德逊在念完英国照会之后,针锋相对地说了几句。他说,英国政府得到的消息是,德国正对波兰采取蓄意破坏的行为。

  周佛海家里尽是任上四处搜罗来的古董字画,多宝槅上光鸡血印石就有好几块,为了附庸风雅他也收藏砚台。苏青与周佛海的太太杨淑慧在客厅的一角嘀咕着商量事情,周佛海则陪张爱玲观赏他的藏品。他知道张爱玲曾煊赫的家世,卖弄道:“端砚——鱼脑冻和胭脂晕,最好的两种,都出自大西洞。张小姐是大作家,想必对文房四宝是有研究的!”

  (四)你们应将北方局、北路军和政权组织报来,以便批准。

   "这是波兰政府该死的谎言,"里宾特洛甫火冒三丈地叫了起来,"我只能对你说,汉德逊先生,情况严重得要命!"随即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来,上面写着希特勒解决波兰问题的" 国联式"方案。他用德语念给汉德逊听,但根本就不急于把这份东西交出去。汉德逊问他可否把提出这些建议的文件转交给英国政府。按外交惯例,这是没有问题的;但出乎意外的,却遭到了粗暴的拒绝。这位纳粹外长,把文件往桌子上一扔说,"它已经过时了,总而言之是因为波兰特使没有前来。"

  周佛海一面说话一面打量张爱玲的背影,在他这一流的人眼里女人就是女人,作家只是女人身上一件时髦的衣裳,他自己太太也有一件。

  1936年1月6日,张国焘打电报给张浩,攻击党中央的路线是“机会主义的退却逃跑路线”,要求张浩转告共产国际承队他的第二中央。

   真相已经大白了,希特勒搞的那个调子很高的建议原来只是装装样子的,根本就不打算付诸实践,更不想实现。正如希特勒向其亲信所说的: "我所需要的只是一个口实,尤其是要向德国人民表明,我为了维护和平已尽了一切努力。这就说明了我为什么要提出解决但泽和波兰走廊问题的慷慨建议。"

  张爱玲背着身,她对周佛海这一类人说话是完全搭不上的,只能勉强应答:“我们这一辈用的都是派克钢笔了。” “哈哈!那倒是啊!”周佛海干笑两声,张爱玲则是忍住只在肚子里笑。

  张国焘的电报和他另立中央的消息在陕北传开后,党内一阵哗然。张国焘的行为激怒了毛泽东等中共高层领导人。1月22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电令张国焘立即取消他的“中央”机关和“中央”政府。对于这封电报,张国焘并不吃惊,当初他就知道陕北会作此反应。但是,两天后,他接到了另一封电报。这封电报无疑使他感到心情抑郁和前途未卜。发电人不是别人,而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成员之一张浩:

   到此为止,事情已非常清楚,实际上1939年8月最末一周期间,那些精疲力竭的外交家以及站在他们背后指挥的疲惫不堪的政府决策者,特别是那位不辞辛苦的瑞典商人,在这最后关头急急忙忙进行的穿梭外交活动,完全是水中捞月,枉费心机;而在德国人方面,则完全是一场蓄意的欺骗。

  周佛海还想进一步跟这位年轻小姐攀谈,这时候周太太和苏青大概密谈了一会儿,听见笑声,便走了过来。周太太嘲笑说:“你这木渣渣的脑袋,也好跟人家才女攀谈?”周佛海打个哈哈说:“我是看张小姐对砚台有兴趣!”为了显示自己能使唤堂堂院长的本事,周太太有些责怪地说:“胡兰成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要把他关起来?你去问问。要没事就把人家给放啦!你们这些人老虎打不动,苍蝇倒是拍得勤!”

  (甲)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于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并认为中国党在共产国际队伍中,除联共外是属于第一位的。中国革命已成为世界革命伟大因素,中国红军在世界上有很高的地位,中央红军的万里长征是胜利了。

   因为8月最后一周,希特勒一直没有放松入侵波兰的准备,特别在8月31日中午12点半钟,也就是在哈利法克斯勋爵敦促波兰人采取较为和解的态度以前,在利普斯基去见里宾特洛甫以前,在德国人公布他们对波兰的 "宽宏大量"的建议以前,并且在墨索里尼试图调停以前,希特勒已经作出了最后决定,发出了把这个星球投入空前血腥的战争中的决定性命令。

  周佛海鼻孔里哼了哼,低头喝茶,没有吭气,周太太也算是给了苏青一个面子。现在大家戏都做完了,人能不能放也就不是关键了,张爱玲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这样眉来眼去。

  (乙)兄处可即成立西南局,直属代表团。兄等对中央的原则争论可提交国际解决。

   隔夜之间,战争就要爆发了!

  回去的路上,张爱玲方才知道苏青与胡兰成并不认识。苏青笑着说:“我这趟拖着你也不冤枉!我跟他书信往来还是因为你的文章!”

  从字面上讲,甲乙两点互不关联。但久居领导地位的张国焘一看就明白,这是分别从思想上、组织上对他提出的严厉警告。张国焘也知道,此时张浩的声音已不是湖北黄冈林家大的土话了,而是代表了共产国际,代表了斯大林的声音。

  张爱玲诧异地问:“怎么说?”

  张国焘在莫斯科工作期间,十分清楚和了解斯大林的脾气和手段,这是一个一提起他的名字就令人胆寒的国际共运领袖。张浩带来的共产国际的压力和红四方面军南下受挫陷入绝境的事实,迫使张国焘最终低下了头。很快,他回电党中央,表示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第二“中央”改称西南局,他自己也将率四方面军北上与一方面军会师。

  苏青俏皮地看着张爱玲说:“他就是看了《天地》月刊上登的那篇《封锁》,特地写信来问我张爱玲何许人?我就给他回信答说——是个女人!叫他别以为只有男人会写文章。”

  张国焘分裂中央的企图,终于彻底失败了。党中央负责同志向张浩表示祝贺,林彪也心悦诚服地向堂兄表示钦佩之情。林育英、林育蓉(林彪原名)两兄弟双珠联璧,一时在陕北传为佳话。走在陕北的黄土路上,人们常常这样指着他俩说:“左边是林彪的哥哥,右边是张浩的弟弟。”

  两人都快乐地笑了。农历年前夕,街道边挂满喜气的红色春联,阳光暖暖地照着张爱玲的脸,照着她一身缎面老清装,一九四四年灿灿洋洋地在她生命里拉开了序幕。

  黄冈家乡的人们得知此事,在林彪父亲五十寿辰的宴席上,特意送了一块上写“双鹤栖庭”的寿匾。

  胡兰成知道是汪兆铭下手令逮捕他的,望着牢房外荷枪实弹的卫兵,临到性命关头,他心里还算冷静,但是身体却止不住地颤抖。他点烟时,见自己的手竟然打颤不停,很是生气,气自己没出息,把火柴甩了。靠这一点愤怒使他的身体稍稍平静。

  1936年1月,毛泽东决定遣军东进,打到山西去,武装宣传抗日救亡纲领。彭德怀有些担心,一怕红军渡不过黄河,二怕东渡黄河后在国民党军阻截下回不了陕北。因此,他打电报向毛泽东提出,要绝对保证部队同陕北根据地的联系。对此,毛泽东满脸不高兴,他见到彭德怀后气冲冲地说:“你去绝对保证,我是不能绝对保证的。”

  墙是实的,窗是封的,天罗地网难逃。胡兰成也不做逃的打算,于是静下心来。

  话虽是这么说,在背后,毛泽东还是嘱咐林彪到黄河边去勘测水文,调查敌情,制定

  头上的那一盏灯有蛾子绕着它飞,每每要一头撞去,一试不成,再试一次。胡兰成看着,平静了,自己也不过是一只呆傻的蛾子,绕树三匝,自以为有雄心壮志,也只是扑火而已。

  渡河计划。

  关了一段时间,警卫与胡兰成也都熟了,还算客气,常相互递烟借火。胡兰成闲呆着时,便翻阅《天地》月刊上张爱玲的文章,一读就深陷其中。在他的脑海里,她的声音带着轻声私语的味道,低低地跟你说着,引你看着。

  黄河以东是山西“土皇帝”阎锡山的天下。阎锡山把山西视作自家花园,连外境的一只野兔也不愿放进。为此,他和蒋介石、冯玉祥等人曾经大打出手,尸横遍野。到最后,连蒋介石也奈何不得这位“阎老西”。1935年冬,他一听说红军到了陕北,就沿黄河东岸十多个县构筑了明碉暗堡,普遍实行闾甲、连坐制度,发誓不让红军将半步跨过黄河。

  在日本人池田的帮助下,胡兰成活着走出了监狱。监禁了四十八天,出来再看世界,他心里有一种清简明澈,想着自己的荒唐也觉得可笑。他找到苏青,要来张爱玲的地址,想当面表达一位读者的仰慕。

  东征前,林彪来到黄河西岸,对东岸敌人的工事设施、兵力配备、火力配置进行了观察,选定了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的渡河点。

  正如苏青所言,头一回登门拜访胡兰成便吃了闭门羹。他并没有不悦,只是心有不甘,于是写了张字条,留下地址电话踽踽而去。张爱玲好奇读了字条,上面写着“爱玲先生赐鉴: 贸然拜访,未蒙允见,亦有傻气的高兴。留沪数日,盼能一叙。” 那寥寥几个字的背后,她看见一个生动活泼的人。

  1936年的春天来得特别早。才2月份,黄河就已开始解冻,白天黑夜,沿河上下,到处可以听见“咯吱”“咯吱”的冰块崩裂声。鉴于这一情况,林彪建议渡河方式由冰上抢渡改为船渡。

  张爱玲心中一动,便翻箱倒柜找出姑姑的水獭皮毛领大衣。姑姑一面在打字,一面吊着眼看她,泼冷水说:“你不过是见一个伪政府的小文书,这么穿不是把人给撑死了?” 张爱玲边戴手套边说:“这也好!一次撑死,省去二次麻烦!”

  2月19日,毛泽东来到红一军团前线指挥部。正遇上林彪、聂荣臻、左权在争论谁的手表时间准。在红军中,每次总攻之前,部队常常为时间准确与否扯皮拉筋,有时上级批评下级延误了时间,下级不服,说按照我们的表还提前了哩。这是因为当时红军指挥员戴的手表都是在战场上缴获过来的敌人的手表。式样各异,新旧不一,快慢不同。见大家又为这个简单的老问题争个不休,毛泽东说:“给各个部队发报,渡河时间不可参差,一律在20号20时开始,以聂荣臻的表为准。”

  姑姑不解地问:“你干吗要跟这种人打交道?”

  红一军团二师五团是渡河左翼先遣队。先遣队先将小船由通向黄河的港汊里悄悄地划出,推到水深处,然后载人直向黄河对岸划去。这夜,没有月亮,没有星星,只听见黄河的咆哮和冰块撞击木船的声音。接近对岸的时候,枪声如炒豆般地响了起来,偷渡变成了强渡。红军战士迅速登岸,投入战斗,很快突破了江防,向纵深推进。26日,阎锡山组织晋军反攻,企图把红军赶回河西。林彪率红一军团主动迎敌,击溃了晋军独立第二旅,打了渡河后的第一个大胜仗。

  张爱玲认真地答道:“人家欣赏我的文章,我得礼貌去谢谢人家!”

  3月下旬,红军以十五军团为左路军,二十八军和三十军为中路军,红一军团和十五军团八十一师为右路军,兵分三路,向山西腹部进军。

  姑姑两手啪啪地打着字,嘴里嘟囔说:“又不是搞商品促销,还要答谢爱用者!搞政治的,最坏!”

  红一军团作战区域是汾河流域。当时,晋军大部被红十五军团牵制于北线,无力抽兵南下,只得眼睁睁地看着红一军团深入汾河富庶地区。

  汾河,是山西的天堂。这里的地主除拥有大量土地、羊群外,往往宅第连云,几乎占半个村子,几十匹骡马,连杂色的都没有,把从陕北来的红军战士看傻了眼。山西财主喜欢把金银财宝埋在地下窖起来,红一军团的战士们很快学会了根据敲打地面的声响来判断窖藏所在位置的方法。在这里,红一军团扩红发展迅速,补充了五千名新战士。对这一点,林彪特别高兴。

  一天,毛泽东打电报给林彪,告诉他红十五军团在北线作战艰苦,伤亡过大,加上处于山区,筹款、扩红等工作开展得不理想,希望红一军团能够拨点兵力给十五军团。

  “我还有几个鸟兵?!”林彪气呼呼地把电报摔到桌上,大声说道:“不给,不给。就说没有,不给。”

  聂荣臻看完电报后,向师团一级的干部们了解了一些情况。下边的干部们也反映部队编制还不健全,人员也不满额。聂荣臻找林彪商量后,打电报给毛泽东,汇报了自己部队员额未满的实际情况,请求免拨。看到政委和他观点一致,林彪脸色稍缓。

  1936年4月,蒋介石派十个师分两路进军山西,阎锡山也派五个师另两个旅南下,以图南北夹击,形成包围之势。毛泽东鉴于红军东渡黄河作战目的已经达到,遂挥师西进,撤回陕北。

  1936年5月,毛泽东在延川县大相寺主持召开红一方面军团以上干部会议,对红一军团的本位主义观念进行了严肃的批评。这主要是指红一军团拒绝拨兵补充红十五军团的事。顿时,会场上的目光都集中到了林彪和聂荣臻身上。林彪一向以不苟言笑、沉默寡言著称,这次,他索性一声不吭,无动于衷地望着寺外的几株古柏,把问题全推给了他的政委。

  作为政委,聂荣臻主动地向大会作了检讨,承担了责任。这种处理问题的方式,在他们的共事中屡见不鲜。林彪的精明,有时正表现在他的沉默上。

  这年夏天,中央军委颁布命令,林彪调任红军大学校长,任命左权代理一军团军团长,聂荣臻仍任军团政委。这一调动,对林彪是奖励,还是微惩,人们议论纷纷,但大多倾向于后者。人们知道,1934年以来,林彪与毛泽东的分歧之处太多,有必要煞煞他的锐气。

  红一军团为他们的军团长举行了简朴而又热烈和隆重的欢送会。政委聂荣臻在致词时,绕开了他们之间的争论和分歧,热情地赞扬了林彪在红一军团工作期间的建树和功绩。

  但是,林彪没有对此表示出应有的大将风度。他仍然对与聂荣臻之间过去发生的不悦耿耿于怀。他对聂荣臻说:“我们在一起搞了几年,现在要分手了。过去我们之所以发生分歧,是因为我们看问题的着眼点不同。你是从组织上考虑的,我是从政治上考虑的。”

  聂荣臻笑了笑,然后严肃地说:“你这个说法不对。你把政治上和组织上绝对对立起来,完全不对头。我们之间争论的许多问题,都是政治问题。现在你要走了,又扯这些问题,再扯几天也扯不清楚,还是等以后有机会慢慢谈吧。今天我们主要是欢送你,不谈那些不愉快的事情。”

  不欢而散。军团长和政委就这样分手了。第二天,林彪带着警卫员,离开了红一军团,踏上了去红大的路途。

  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简称“红大”)始建于1936年6月1日,这是毛泽东为即将全面展开的抗日战争准备干部力量而采取的一项战略措施。按照中央的规定,各军团从军团长到连排基层干部,都必须在红大进行轮训,以求充分利用全面抗战爆发以前的有利时机提高红军自身的战略战术水平。毛泽东希望红大能办成第二个“黄埔军校”,为此,他挑选黄埔军校毕业的林彪来担任红大校长。林彪也常以“校长”之誉而自勖。

  红大校址最初设在瓦窑堡。1936年6月21日,国民党第八十六师高双成部突袭瓦窑堡,红大即随中央机关撤出瓦窑堡,迁至保安县城。

  就在这场突袭事件中,林彪有过一个因惊吓过度而偶尔失态的插曲。这件事是罗瑞卿讲的。他的女儿点点在《非凡的年代》一书中,首次披露了这件事:

  由于陕北红军和地方部队没有及时赶到,敌人突然袭击了瓦窑堡。第二天,父亲随林彪到瓦窑堡的后山去观察地形,看看我们有没有收复瓦窑堡的可能。

  袭击瓦窑堡的敌人部队大部分都是陕北人,是很熟悉地形的,他们隐蔽得很好。父亲他们估计到这一点,在接近敌人的时候就很小心地弃马步行。但是狡猾的敌人还是远远地发现了他们的行动。“噼噼啪啪”,一排冷枪打过来,父亲大吃一惊。这倒不是因为敌人突然打枪,而是他看见林彪随着枪声仆倒在一块大石头的后面。他想,糟了,一定是林彪负了伤。他就赶快向林彪靠拢。

  他还没有爬到林彪藏身的地方,忽然又听见林彪在大声地喊,那声音又尖厉又凄凉,完全变了腔,又走了调。细心分辨,才听出林彪喊的是“校长要马呀,校长要马呀……”这时候,父亲还以为是林彪真负了伤,走不得路才大喊要马。

  可是,把马牵过来,目标更大,更危险。父亲拉着林彪往回走,几个警卫员也闻声赶来架着林彪往回撤。直到林彪爬上马背,大家才明白他一点伤也有。

  红大进驻保安城地,极目四望,除了荒山野坡,破窑乱洞外,到处是野草乱石,遍地是羊屎马尿。当地一首民谣这样唱道:

  保安穷山窝,

  破洞比房多;

  菩萨比人多。

  就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林彪带领他的学员——那些身经百战、备尝艰辛的红军指挥员们,开始了紧张的学习和生活。

  红大第一期学员全部来自于中央红军和十五军团,绝大多数是经过长征的骨干。他们分为三个科。最引人注目的是第一科。

  第一科有三十八个人,都是红一方面军团以上领导。他们在1955年我军初次授衔时,最低军衔也是中将,其中比较有名的有罗荣桓、罗瑞卿、谭政、彭雪枫、陈光、杨成武、刘亚楼、张爱萍、苏振华、黄永胜等人。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将军科”。据统计,第一科学员平均年龄二十七岁,人平有伤疤三处。如果把蒋介石对这些大名鼎鼎的学员悬赏金数额加在一起,总数竟超过了二百万银元之巨。

  红军大学有许多独一无二的地方。正是他的特殊魅力,吸引了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他被毛泽东特许,来红大采访林彪。

  埃德加·斯诺是进入共产党、红军控制的区域进行采访的第一个西方新闻记者。斯诺笔下的林彪是个什么形象呢?

  腼腆好羞,擅使计谋诡术以及和毛泽东保持着无以言喻的亲密关系。这,就是林彪给斯诺留下的深刻印象。

  斯诺在他著名的《西行漫记》中写道:

  我记得有一次在抗日剧社看戏,休息的时候,群众一致要求毛泽东和林彪来一次合唱。林彪是红军大学的校长,只有二十八岁,他以前是蒋介石参谋部里一个著名的年轻军校毕业生。林彪像一个小学生似的涨红了脸,讲了几句很得体的话,请女共产党员替他们唱一支歌,逃脱了“点名表演”一关。

  林彪和毛泽东一样,从来没有受过伤,享有这样盛名的红军指挥员并不多。他在前线身经百战,在战场指挥大军历时十年以上,凡是他的战士所经历过的各种艰难困苦他都尝到过。他的首级悬额高达十万元,但是他仍神奇地没有受伤,身体健康。

  还有一次,斯诺采访林彪时,毛泽东在座。交谈中,斯诺惊奇地发现毛泽东当着林彪的面脱下了长裤,低着头专心致志地找虱子,随随便便,毫不在乎,没有一点难为情的神色。倒是林彪看到斯诺惊异的目光,十分窘迫。斯诺由此发现,林彪和毛泽东具有类似学生与导师的关系。

  至于林彪的机警和韧劲,斯诺更是难以忘怀。在林彪那儿,他遇见了进入红区以来第一次也是公有的一次尴尬场面:

  我到达后不久,林彪邀我找个日子给他的学员讲话。他拟的题目是:英美对华政策。我感到为难。我对两国的对华关系都知道得太少了,我也不能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来解释。但是林彪坚持要我讲,他说他们自己可以提供马克思主义的术语。他为此安排了一次“面条宴”,使我感到盛情难却,只好勉强从命。

  两百多个学员集合起来听我讲“英美对华政策”。我扼要地谈了一下英美的态度,然后同意解答问题。我不久就发现,这是个大错误,请我吃的面条根本抵偿不了我遇到的难堪。向我提出的问题,即使由H·G·威尔斯(著名英国作家——本书作者注)来回答,也要自叹智竭才穷。

  1936年10月,斯诺离开保安。他称誉为“热情”、“执著”的林彪校长带领所有红大学员为他送行,这使他深为感动。

  1937年春,红军大学更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校长仍由林彪担任。这年夏天,由于林彪的疏忽和失误,抗大发生了一起震动保安的学潮。

  1937年3月,中央作出《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以后,由于红四方面军的主要干部都在抗大第二期学习,因此抗大便成了批判张国焘分裂主义的中心。抗大提出了诸如“懋功会师后南下正确还是北上正确?”“西路军为什么遭到严重失败?”等问题供学员讨论。

  可是,对于这样一场严肃的政治和思想斗争,身为抗大校长的林彪却十分漠视,采取超然于外的态度。连张国焘本人也奇怪地说:“林彪摆出他那校长的姿态,表现置身事外的样子,不公开卷入斗争漩涡。”

  由于张国焘统治红四方面军达六年之久,长期实行愚民政策,使他在红四方面军中还有一定影响。红四方面军中的一些指挥员对开展批评张国焘的斗争有抵触情绪,特别是对把张国焘的错误与红四方面军不加区别的做法感到不满。而这种情绪蔓延开来后,又没有得到及时引导,终于引发了事端。

  一次,在抗大的批判会上,有些人揭批张国焘错误时,不加区别地把红四方面军扯了进来,一股脑地扣上了“逃跑主义”、“军阀主义”等帽子。生性耿直的“草莽英雄”许世友越听越憋气,按捺不住,跳了起来,大声地说:“有话直说,指着秃子骂光头算啥好汉?我不同意把四方面军从苏区撤出来叫逃跑主义。中央就没有逃跑主义,中央红军不也从中央苏区撤出来了吗?如果说逃跑,应该都叫逃跑,中央有,中央红军有,四方面军有,所有红军都有!打不过敌人了,换个地方再打嘛,怎么叫逃跑呢?四方面军从鄂豫皖撤到川陕,部队从二万发展到八万,这样的逃跑有什么不好?”

  许世友的一席话,仿佛往滚油里浇了一瓢冷水,顿时炸锅了。会场上一片斥责声:“许世友,你这是与张国焘穿连裆裤!”“你这是匪性未改!”“打倒这个托洛茨基分子!”

  面对众口一词的批斗,许世友边跳边吼,不顾一切地打嘴仗,最后气得口吐鲜血,被送进医院治疗。躺在病床上,许世友突然产生了出走的想法。“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哪里不能革命,非要留在延安?不如回老根据地打游击去!”他串连、说服了几十个愿意出走的原四方面军高级将领,准备带着他们回川陕老区去打游击,出发的时间定在4月4日夜里。

  到了4月4日这一天,一切都准备好了,只等夜色降临,就不辞而别。就在这关键时刻,许世友的老搭档、原红四军政委王建安突然醒悟了,认识到这是严重违反党的纪律的行为,不能由着许世友的性子来,遂将事情紧急报告给抗大保卫处长。保卫处长大惊失色,也没有听清楚,便报告林彪,说许世友他们这批四方面军的学员要闹事,要防止他们对毛主席下手。

  林彪惊出一身冷汗,急匆匆地赶往毛泽东住所,在门口与叶子龙迎面撞了个满怀。他嚷道:“许世友要杀毛主席!快让警卫把门看紧,我马上派人来!我去向毛主席报告!”

  门帘一挑,毛泽东闻言走出房间,问道:“什么事呀,这么急?”

  林彪报告:“主席,我得到可靠情报,张国焘指使一批抗大学员要在今天搞武装暴动,第一个目标就是杀你!”

  毛泽东处变不惊,不紧不慢地吸着香烟,有些不信,问:“哪一个有这么大的胆量!消息可靠吗?”

  林彪言之凿凿:“领头的是许世友。此人在少林寺当过和尚,好喝酒,易冲动,拳脚功夫十分了得。”

  毛泽东表态:“既然这样,就由你处理吧!先把带头的抓起来,再做计议。”

  随后,按照林彪的安排,一个连的红军战士将毛泽东所住的窑洞及其附近地区严严实实的警戒起来,防止不测事件。

  接着,林彪带部队进驻抗大,命令全校师生紧急集合。全体师生集合在一间教室里,教室外面是荷枪实弹的士兵。许世友感觉不妙,硬着头皮观察事态的发展。抗大政治部副主任傅钟走上讲台,按照王建安交待的名单点名,点一个,出列一个,捆一个,一连捆了三十多个,许世友最后一个被捆。他还在惊讶如此隐密的事情如何会被林彪看出破绽,他那精湛的少林功夫根本没有使出一招半式就被五花大绑,动弹不得。等关进窑洞后,他才醒过神来,破口大骂“出卖”他的王建安、抓他的林彪和一些中央领导人。他以为关进了毛泽东的班房,就不会有生还的一天。

  毛泽东以宽阔的胸怀和恢弘的气度冷静地处理了这件事。他指示成立高级军事法庭,任命董必武为庭长,傅钟为检察长,对涉案人员进行了宽大处理,将大部分人释放,少数人判了几个月的刑期,对带头闹事的许世友给予开除党籍、撤销军长职务、判刑一年的处罚,所有释放人员均回抗大完成学业。毛泽东还要求抗大做好四方面军学员的工作,规定:“只批张国焘的错误,不能批对张国焘路线本来就不应负责的四方面军的干部,更不能去批战士。”

  林彪逐一找四方面军的学员谈话,稳定了他们的情绪,使大家的注意力都放在清算张国焘的错误和抗日救亡工作上来。谈话进行得十分顺利,唯独到许世友这儿卡了壳。许世友拒不和解,他提出三条:不管发生什么事,决不当反革命;离开延安;回家侍奉老母。

  林彪一筹莫展地来找毛泽东,毛泽东问清情况后说:“他的工作我来做。”

  第二天,毛泽东来到关押许世友的窑洞,与他促膝长谈。

  “世友同志,你受委屈了,党相信你是一个好同志。你打了很多仗,吃了很多苦,立下大功劳,我对你表示敬意。张国焘的错误应该他自己负责,跟你们没有关系。四方面军的干部,都是党的干部,党的宝贵财产,不是他张国焘的。他拉不走你们,你们也不要有心理负担。”

  毛泽东的一席话令许世友潸然泪下,这个在死亡和凌辱面前敢于横眉冷对的铮铮铁汉被深深地打动了。

  “你今后有什么打算?”

  许世友回答:“我想回新县老家,种田务农,侍奉老母。”

  毛泽东摇摇头:“大敌当前,全国都掀起了抗日的高潮,你还有心思去过那世外桃源的生活?”

  许世友难过地说:“我已经被开除了党籍,还能有什么作为?”

  “党籍开除了可以恢复嘛。你许世友如果是条汉子,就应该从跌倒的地方爬起来,抡圆了大刀片,再干一番事业!”

  毛泽东说话算话。7月份,中央撤销对许世友等人的刑事处罚。半年后,中央撤销了许世友的党内处分,恢复了他的党籍。一场轩然巨波终于风平浪静,经过这场波折的许世友对毛泽东充满了钦佩之情。他事后追忆时,感慨地说:

  到达陕北后,我即离职学习,进当时设在保安的红军大学(后改为抗日军政大学)二期集训,并参加了清算张国焘罪行的斗争。

  开始,包括我在内的一些同志,对这场斗争认识不够,对张国焘也有个去其伪装、见其实质的过程。幸而在毛泽东同志亲自教育下,逐步认清了张国焘的本来面目。

  毛泽东同志的豁达大度和恳切话语,使我茅塞顿开,备受感动,胸中苦思不解之疑一扫而光。痛定思痛,温故知新,方知主席伟大,国焘渺小,不可同日而语。

  此后,许世友成了毛泽东铁胆忠心的拥护者和追随者。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后,抗大二期学员提前毕业。林彪也结束了他为期一年的校长生涯,出任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长,奔赴华北抗日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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