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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草地波折,放眼望何惜一公爵
分类:牛牛娱乐棋牌现代文学

在中国处于经济最困难的时刻,一九六0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到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会议议程有三项:(一)关于农村整风整社和纠正“五风”问题;(二)关于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问题;(三)关于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报告。

  长征万里,铁流滚滚。红军健儿最危险的敌人不是飞机、大炮和国民党军队,而是袭人于无形的瘴气、沼泽、草地和会师后来自同一阵营的冷箭。

  会议首先讨论农村整风整社和纠正“五风”问题,

  雍正皇上的脸说变就变,刚才听说隆科多来了,还气哼哼地说“不见,不见”哪,方苞一劝,马上就换了一副模样,吩咐太监高无庸说:“请舅舅立刻进来!”

  雍正朝恩科考试的发榜日期到了,可是刘墨林却不像别人那样。忙着去打听消息。他已是考过三次,又三次落榜的人了。正如昨天他在座师李绂那里说的那样,取中了当然高兴,要不他为什么来赶考呢?取不中,也没什么大不了,不就是回家去干老营生,到街头卖字嘛。他现在更牵挂的,倒是那位京城名妓苏舜卿,她的大名早就在刘墨林心里生根了。刘墨林自认为是个见多识广、倜傥风流的才子,苏舜卿则以琴棋书画四绝而名噪京师,不和她见一面,不亲自领教一下她的风范,是刘墨林死不甘心的。刘墨林在进场前就去会过她一次,不过那天慕名而来的人太多了,而且其中很多都是高官显宦和富家子弟。苏舜卿时而高谈阔论,时而妙语惊人,时而低吟轻唱,时而又冷眼相向,满座的人无不为之倾倒,也无不为之销魂。刘墨林没有机会和她交谈,可自从那天见到她后,就日思夜念,不能忘怀。今天考完了,没事了,不趁此良机和她会会,那将是他终生的遗憾。正好昨天他赢了老和尚两盘棋,得了一注外快,得用、它偿还了自己的心愿。

  聂荣臻把手枪顶上膛,随时准备应对暗处打来的黑枪。林彪垂涎于张国焘雄厚的兵力,和聂荣臻在草地大动肝火。

  毛泽东先后听了四次汇报。参加汇报会的,除中央常委外,有彭真、谭震林、陈伯达、柯庆施、曾希圣、陶铸、王任重、宋任穷、欧阳钦、刘澜涛、张德生、李雪峰、乌兰夫、刘子厚、李井泉、廖志高。毛泽东一面听汇报,一面插话。别的人也有一些插话。在严重的经济困难面前,大家头脑都比较冷静,能够面对现实,和衷共济地为克服暂时困难而共谋大计。毛泽东的许多插话,反映了他对当前农村形势的估计和一些政策思想。

  隆科多进来刚要行礼,马上就被皇上拦住了:“哎,你是朕的舅舅,万万不可行此大礼,哪有舅舅给外甥磕头的道理呢?朕因为这些天来实在是太累了,所以请方先生留下来,一来是说说闲话,松泛一下精神;二来嘛,也想乘机讨教一点学问。所以就不想叫那些‘请安的’、‘回事的’人来打扰。舅舅你怎么能和他们一样呢?来人,看座,赐茶!”

  他起身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买通客店的老板,让他把苏舜卿请来。那掌柜的一听这事就直摇头:“哟,刘老爷,不是我驳您的面子,要请别人,只消我一句话。要请苏大姐,小的真是不敢夸口。她卖艺不卖身,从来也不肯应召的。”

  在一、四方面军分离的紧要关头,毛泽东将林彪推到对敌斗争的最前沿和党内斗争的最后方。对他的无限信任?还是对他有意识的保护?历史留下重重疑团。

  十二月二十三日,会议正式开始之前,毛泽东听取第一次汇报。

  看着隆科多坐下,雍正又说:“这次大丧,真是多亏了舅舅和廷玉你们两人。张廷玉忙着里头的大小事务,还要照管着外头军国大事的处理,朕看他至少瘦了十斤。舅舅更不用说了,内外关防要操心,宗室亲贵要照料,还得和大家一起守灵哭丧,费心、出力、受累的全是你们呀!朕刚刚还和方先生说,要是舅舅也在这里和咱们一同说说闲话,该多好啊。真真是北京地邪,说曹操,曹操就到了,哈哈哈哈……”

  “去去去,你不就是想多要钱吗?给,这些你拿去买通老鸨,说什么也得给爷把她请来。”说着扔过来一锭银子,足有三十两,“快去吧,能把她给爷请来,我还有重赏哪!”

  林彪率红一军团作为中央红军的先锋,在渡过大渡河后,绕道雅安,沿川西天全、芦山向北急行。翻越夹金山,夺取懋功,去与红四方面军会合,这是当时的战略总任务。

  毛泽东在插话中,对全国县、社、队的情况和干部队伍情况作了一个分析。他认为,就全国来说,按县、社、队为单位,大体是三、五、二的比例,即百分之三十是好的,百分之五十是中间的,百分之二十是坏的。在坏的中间,有若干单位领导权被人家拿去了。他把干部分成六类:第一类,五类分子,地主阶级复辟的,就是反革命;第二类,本来是好的,变坏了,被人家拉过去了,也是反革命;第三类,死官僚主义分子,死也不改,“共产风”一直刮,党的话不听,不能说是我们的人,是敌人;第四类,情况不明,头脑不清,不知道什么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不知道什么是全民所有、集体所有、个人所有,不知道价值法则、按劳取酬、等价交换,不知道什么是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总之是糊涂人;第五类,知道一些,不甚清楚;第六类,头脑清楚,事情办得好,“共产风”很少或者没有。

  方苞老先生看着雍正这捣鬼的样子,也不觉笑出声来。隆科多哪知他们二人笑的什么呀,他倒是也想跟着皇上和方先生痛痛快快地笑几声,可是,他能笑得出来吗?谢座谢茶之后,他就迫不及待地开言了:“皇上,奴才今日请见万岁,确实是有话要对皇上陈述……哎,方先生,您不要回避,只管坐下,我虽然是向皇上奏事,但我说的话却不背您。”

  果然,钱能通神,不大一会,一乘小轿就把苏舜卿抬来了。刘墨林高兴得不知如何才好,他恭恭敬敬地把这位名妓迎进房里,并且顺手掩上了房门。客店的老板纳闷了:哎,这小妞架子大得很哪!她不是寻常不肯见客的吗,怎么见了刘老爷却这样热乎呢?他趴在门外仔细听了一阵,也没有听出个所以然来。两个人似乎是谈得很投机,你吟一首诗,我应一篇文,你弹一首曲,我对一支歌。就像是多年不见的老朋友一样,而且越谈声音越小,最后,连一点动静也听不到了……

  天全、芦山一带,地理上属川西高原,山峰都在海拔3000米以上,还有遮天蔽日、一望无际的原始森林和高寒刺骨的雪山。岷山、邛崃山两条蜿蜒伸展的山脉挡住了红军北去的道路。

  毛泽东说,前三类属于敌我矛盾,后三类是好人。前三类在湖北占百分之三,问题严重的地区甚至占百分之几十。对于坏人,要夺权。有些是假共产党之名,行国民党之实。国民党统治那么久,土改只不过几个月,就搞得那么干净?国民党是不容易消灭干净的。但大多数人是好的。就是烂了的地方也是好人多。对于好人,要帮助他们,帮助他们弄清楚问题。对于前三种人,要由群众撤他们的职,不要只由上级去撤。河南信阳地区的光山县,把坏人撤了,群众不相信,后来开群众大会又撤了一次。毛泽东强调,在这些地方,一定要发动群众,搞阶级斗争。

  方苞凑着两人逊让的功夫,注意观察了一下隆科多,看到他今天好像重新焕发了生命力似的,一反前些天那萎糜不振、迷离恍惚的样子,身板挺得笔直,底气提得十足,刚才那两句话说得不但流畅,而且反应机敏,丝毫也看不出有一点迟钝或者呆滞。方苞动心了,他想今天这里坐的三个人,全都是在动心眼、玩花招,既然你不让我走,我就索性留下来,听听,看看,看你这出戏到底怎么唱下去。

  就在这时,门外突然闯进一班人来,大呼小叫,乱成一团,原来是那个老鸨带着人捉双来了。房门被撞开了,几个彪形大汉把刘墨林拧胳膊、撕衣服地拉了出来。舜卿哭,老鸨骂,刘墨林大喊大叫,打手们死拉硬拽,这一通闹啊,把住店的客人们全都惊动了。一个公子哥模样的人走上前来嘿嘿一笑说道:“好啊,你一个穷酸举人,竟敢在京城里公然宿娼嫖妓,辱没圣门清规,无视朝廷功令,你该当何罪呀?”

  在大渡河以西,威胁红军的不再是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枪炮刺刀,而是风沙雪雹、沼泽和荒野;时刻将夺去红军战士生命的,是自然灾害和红军自身的体力状况。二郎山虽然只有三千四百三十七米高,但在翻越它时,由于体力消耗殆尽,许多红军战士把翻越二郎山称之为长征中最艰难的行军之一。

  讲到退赔,毛泽东再次强调:“一定要坚决退赔。”关于自留地,毛泽东希望多留一点,百分之五是否少了?百分之七怎么样?要大家议一下。养猪问题,毛泽东重申要实行公私并举、私养为主的方针。

  隆科多说话了:“皇上也许早就看出来了,这几天我心神不安,说话作事全部颠三倒四的不成体统。说实话,我确实是心里有事。一来是为太后,我怎么也不能相信,太后虽说身子违和,但也不至于就说走就走呀?头天我去拜见时,老佛爷还好好的,第二天可就见不着了。这可真是人生渺茫,无常不定,就是奴才把头磕出血来,老佛爷也看不到、听不见了。我真的是难过,也真的是伤心。二来呢,有些事情我也闹不明白。我是先皇特任的顾命大臣,是皇上御赐的上书房大臣、领侍卫内大臣和京师防务的总管,可是,这些天来,我倒是觉得自己成了个侍卫头目了。东华门、西华门、前门、神武门外驻了那么多的兵,他们是谁调来的,谁节制的,我一点儿都不知道。这,这算怎么回事呢?太后薨逝的那天,我就给自己的肩头加了担子,就想把紫禁城的防务再布置一下。可我去调兵符时,军机处的人竟然告诉我,说是张廷玉张中堂有令,任何人都不准调用兵符。这事既没有先例,皇上又没有特旨,我真是想不通了。所以在悲恸之外,又多了一层疑虑和恐惧。皇上虽然在人前人后都叫我‘舅舅’,可我并不敢自认是皇上的舅舅。不管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什么场合,我都还是皇上的臣子和奴才,君臣界限是不能让它乱了套的!奴才今日特来请见,就是想和皇上说说这些心里话。如果这些调度全是出自圣意,那就是我做了惹皇上不高兴的事,或者有什么过失,我就要扪心自问,有没有对皇上欠忠欠诚之心;但假如这个处置是出自别人,奴才就该想想,是谁在挑拨离间,是谁要让奴才和皇上生分的?他究竟是出自什么样的险恶居心?奴才以军功出身,是个粗人,本来不该这样胡思乱想的;可奴才也是个直性子人,心里有话,就憋不住想说出来。皇上对奴才这么信任,这样重托,奴才不应该瞒着自己的心事是不是?”

  刘墨林一看,认识!这不是早先当过大学士的徐乾学的儿子、京城里号称“相国公子”的那个徐骏吗?嗯,看来一定是他们做成了圈套想来害我的。徐乾学在康熙年间,曾当过上书房大臣,却因为贪赃,被康熙一捋到底,贬放回家。他这儿子徐骏倒能诗善赋,多才多艺,颇有些名气。他也是苏舜卿的崇拜者,早想把苏舜卿弄回家去做妾了。苏舜卿刚才就和刘墨林说了这件事,现在一见徐骏突然出面来干涉,刘墨林的火就不打一处来:“好啊,咱们在这里见面了。久闻你徐大公子是京城里有名的风流恶霸,衣冠禽兽,原来你还有这般嘴脸!我告诉你,舜卿和我已经订下了终身,你死了心吧。舜卿是我的人,为给她赎身,化多少钱我全不在乎,你们都给我滚开!”

  二郎山位于泸定、天全、荣经三县的交界处,北接夹金山,西连大雪山,据说是《西游记》中二郎神修炼成仙的地方,故得此名。当地一首小曲这样唱着:

  最后,毛泽东说,中央和省两级要担一些责任。帮助下边,帮助好人。①

  好嘛,隆科多这一通表白,真可以说是淋漓尽致了。方苞心想,如果抛开别的不谈,只听他这些话,谁能说他心怀异志,谁能说他精神不振,又谁能说他不是位坦荡君子?

  “嚯,口气不小啊。爷不和你多说,自有管你的地方。来呀!”打手们答应一声,一拥而上,“把这小子给爷绑了,送到国子监去治罪!”

  二郎山,高万丈,

  十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听第二次汇报。

  雍正耐着性子听完了隆科多的自述,不禁哈哈一笑说:“方先生,你瞧,舅舅像是个粗人吗?只怕他比‘细’人还要更细得多哪!就这么点子事,也值得你想了那么多,可真让朕不知说什么好了。朕的性子你又不是不知道,从来都是天马行空,独往独来,从来也不需要和别人商量。再说,你我是什么关系?谁又敢在朕的面前说三道四地挑拨离间?你知道,年羹尧是朕的家奴,满天下的人也都说他是朕第一信任的人。就是这个年某,去年向朕写了一个密折,那上面有这样一句话,说‘隆科多是个极平常的人’。朕立刻就朱批给他,说你把舅舅看错了,他是个真正的社稷之臣,也是朕的功臣,以后,不许你对舅舅胡乱猜疑!这份折子,现在就存在那边大柜子里,你要是有兴趣,朕马上就取出来让你看看。”

  打手们“扎”地一声就要动手,却听店外锣声当当,又是一群人闯了进来,还高声大喊着:“刘墨林刘老爷是住在这里吗?恭喜了,领赏啊!恭喜刘老爷高中探花及第!”紧接着这嚷嚷声,一群来讨喜钱的街痞子早已拥上前来,请安的,道喜的,伸着手要喜钱的,乱成了一片。架着刘墨林正要往外走的几个人,也突然撤开了手,愣在那里,不知如何是好了。刘墨林定了定神:“什么,什么,你们是说我刘墨林高中了?”

  石头荒草遍山岗。

  关于整风整社。毛泽东说,摸底排队很重要,不然心中无数。毛泽东肯定县、社、队的干部百分之九十基本上是好的,百分之十是坏的,包括打进来的、变质的和死官僚。关于死官僚主义分子,上次听汇报时,毛泽东把他们列入敌人;这次改了,说他们同一、二类有所区别,是人民内部问题。讲到糊涂人,毛泽东说了一个故事。楚庄王当皇帝,三年不管事。有一个大臣向楚庄王说,有一种鸟,三年不鸣,一鸣惊人,三年不飞,一飞冲天。楚庄王听了这话,觉悟了,开始振作起来。可见糊涂人也是可以振作起来的。

  坐在一边的方苞说话了:“隆中堂,按道理,你和皇上之间的事我是不该说什么的。我也不是依老卖老,非要在此多嘴多舌,咱们都曾经历过圣祖皇帝的晚年,有些事,你记得清楚,我也是永生难忘。当初诸王争位,圣祖爷给你下那个‘生死两遗诏’时,我就坐在圣祖身边。今天我旧事重提,就是因为太后薨逝是件非常的事。十四爷当着太后老佛爷的面,不遵圣旨,无理咆哮,才惹得太后气迷痰涌,突然薨逝的。宫里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为防不测之变,皇上才急调五路兵马进来护持大内。这件事除皇上以外,只有我一人知道,连张廷玉都被蒙在鼓里。中堂大人,你要是心里有气,冲着我发好了,可千万不能与其他大臣们生分了。我这话,你能听得进去吗?”

  两个从礼部来的笔帖式,听见刘墨林这样说,连忙走上前来呈上喜帖。刘墨林打开一看,只见这大红撒金的喜帖上面,端端正正地写着一行大字:

  羊肠小道难行走,

  毛泽东说,庐山会议后,有些事情没有想到是刮“共产风”。去年几个大办,如大办水利,大办交通,大办养猪,大搞商品生产基地,这些都是中央提出的,谁也没有想到他要一平二调,如果想到就不会那么办了。贵州省从农村调出来一百万劳动力,这就是一平二调的“调”嘛。北京大学五百多学生去修铁路,苦战二十天,回来后又不休整,结果一百多人发高烧,患浮肿病,后来下命令休息,病就好了。可见不要随便搞什么不断革命。

  按说,方苞这一席话,大包大揽地承担了责任,台阶铺得够宽了。隆科多但凡有一点自知之明,也应该见好就收,不再说别的了。可他对方老先生的话似乎是听而不闻,还是纠缠不休:“皇上,奴才不是心中有怨气,也不敢对皇上生怨,我只是想不通。军机处的兵符勘合,平日里我几乎是每天都要用的,凭张廷玉一句话,就锁起来不让我见了!”

  恭叩刘老爷讳墨林高中殿试一甲第三名进士

  康藏交通被它挡。

  毛泽东肯定江苏省一个报告的提法,叫作反“左”必出右,反右必出“左”,有右反右,有“左”反“左”,有什么反什么,有多少反多少。

  隆科多正因为心里有鬼,所以这话越说越远,越说越露马脚。你心里不明白的事,现在皇上自己认了帐,方先生又从圣祖爷的话说到今天的现实,你就坡下驴不全完了吗?为什么还要死死地纠缠呢?果然,雍正的眉头皱起来了,但他仍是带着笑容说:“舅舅,你和廷玉都是朕身边不可须臾离开的大臣,要相互多体谅嘛!他刚才也要进来请安,是朕挡了驾,说你什么也不要管,什么也不要问,赶快回家去好好地睡上一觉。他累极了的人,一时火气大点,说话时不注意,这也都是人之常情嘛。你还记得当年在承德时,圣祖爷生了气,他不也是拿出‘太子太傅’的身份,让我们哥几个在戒得居跪了一夜吗?那天,天寒地冻,鹅毛大雪还加着穿堂风,把我们冻得浑身上下没了一丝暖意。你想都想不出来,那是什么滋味!可我们知道,他是奉了圣祖之命的,谁也不敢有一句怨言。所以朕今天要劝你一句,凡事取其心而已,不要过于叫真。你是宰相,宰相肚子里能撑船嘛!当然,这事过去之后,朕也要找他来说说他。你们无怨无仇的,就不能坐在一块好好谈谈?”

  刘墨林眼一晕,腿一软,几乎要倒在地上。他强自镇定地问道:“哪位是礼部来的差官?”

  1935年6月1日,林彪率红一军团前卫部队一师强攻二郎山险隘——飞越岭,打开了北进的必经之路,后续部队陆续到达二郎山地区,向抱桐岭前进。

  毛泽东说“这是个新办法”。其实,他早在一九四八年就说过:“反对党内‘左’、右倾向,必须依据具体情况决定方针。”②中国共产党胜利地领导和推进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时候,就是这样做的。它体现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唯物主义思想路线。它能够防止反倾向斗争中的片面性和绝对化,避免给革命和建设事业造成巨大损失。毛泽东为什么说是“新办法”呢?所谓新,实际上就是对庐山会议后一味反右的一种修改。

  雍正皇帝和方苞这二人,一唱一和,这“思想工作”可也真算做到家了!隆科多今天进宫,其实只是要试试皇上这里的水到底有多深。听皇上把话说到这份上,他不敢再坚持了:“主子教训得很是,奴才今日听了,一肚子的怨气全都随风飘走了。主子放心,奴才抽空一定和廷玉好好谈谈,我们之间也一定能消除误会、和好如初的。主子要没有别的事交代,奴才就告退了。”

  两个笔帖式打了个千说:“您老就是新贵人了,给您老请安!”

  抱桐岭是一片原始森林,古木参天,青藤盘绕,腐草烂叶遍地,野猪毒蛇乱窜。6月初,天公不作美,一连几天大雨滂沱,一股令人难以忍受的瘴气在林中弥漫开来。就在这阴森恐怖的原始森林中,许多战士无声无息地死去。以致一年后,当毛泽东会见美国记者斯诺时,还痛惜不已:“在那里,有一个军团损失了三分之二的驮畜,好几百人倒下去,再也起不来了。”

  毛泽东对这次整风整社寄予很大希望。他说,只要把整风整社搞好了,转变局面、争取丰收并不困难。他认为战胜灾荒、争取丰收有许多有利条件,最主要的是,有了苦战三年的经验,包括正面的和反面的经验。过去一搞就是几个大办。看来大办只能有一个,大办这个就不能大办那个。过去我们大办工业,现在要大办农业,由大办工业转变到大办农业,工业发展速度要压低。

  看着隆科多一步步地走了出去,雍正看看方苞问:“如何?”

  “不必客气。请问,一甲头名是哪位?”

  林彪本人并没在二郎山逗留,他率一师绕过天全,奔袭芦山。在芦山城外十几里处,一师又通过了一座铁索桥。不苟言笑、正经古板的军团长在这座铁索桥上出了一次洋相。

  当有人汇报说,去年农业书记会议强调发展社有经济有问题的时候,毛泽东断然说:“大办社有经济,必然刮‘共产风’。”毛泽东终于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在一九五九年冬至一九六0年春毛泽东讲人民公社过渡问题的时候,在他强调过渡的条件必须是公社一级的经济比重占一半以上的时候,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这恰恰是助长了一平二调的“共产风”。

  方苞神秘地一笑,也同样问了一句:“如何??”

  “回爷的话。头名状元是王文韶老爷,榜眼是尹继善老爷。他们两位老爷比您早一点得到喜报,已经会齐了来拜望您,这会儿都在外边候着呢。”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毛泽东在插话中提出,有些地方,县合并得太大了。从有利于抓好农业生产着眼,以小县制为好。③

  俩人的这两句“如何”含意完全不同。皇上问的意思是:“你看隆科多像是不忠之臣吗?”而方苞的意思则恰恰相反,他问的是:“你看他的言语行动,像是受了魇魔的人吗?”

  “啊?这还了得,你们怎么不早说?”刘墨林拔腿就向外跑。跑到大门外,只见大街上挤挤嚷嚷,成百上千的人都正在这里等着看这“三元相会”的盛景哪!刘墨林几步抢到近前,向二人躬身一揖:“不知二位年兄驾到,兄弟迎接来迟。二位年兄,恭喜呀,恭喜!”

  红一师师长李聚奎回忆道:

  十二月三十日,毛泽东听第三次汇报。

  雍正点了点头:“看看,再看看吧。”他从案头抽出一份折子来,“先生请看,这是岳钟麒呈来的奏辩折子。这上边除了说年某人飞扬拔扈,怂恿军士们抢掠民财,滥杀无辜之外,还自请要带领部下的五千人马,横扫青海。还夸下海口,说一定要全歼穷寇。先生,朕还是那句话,你以为如何?”说完哈哈大笑。

  王文韶和尹继善一看,好嘛,这位探花郎怎么这一身打扮?褂子没穿,袍角扣错了位,光着两只脚丫,头发披散着。尹继善笑笑说:“年兄,你这是怎么了,难道这里遭了贼吗?”

  在离芦山城约十几里地的地方,我们过了一座铁索桥。这个铁索桥同泸定桥相比小得多,可是它却是我师进入川康地区以来第一次过铁索桥。由于大家都没有过铁索桥的经验,人一踩上桥,就像打秋千一样,左右摇晃。

  随着会议对问题讨论的逐步深入,毛泽东的认识也在逐步发展。谈到价格问题时,毛泽东提出:要提高粮食价格。这个问题,毛泽东是经过反复考虑的。一九五九年十月,柯庆施曾向他提出,恐怕要考虑粮食提价问题。当时毛泽东斩钉截铁地说:“什么东西都可以涨一点价,粮食不能涨价。”“我也曾经想过这个问题,但是一提到这个问题就是牵动太大,棉农加城市人口有一亿多。④”当时,毛泽东主要考虑的是吃商品粮的一亿多人口的稳定问题,特别是大中城市的稳定问题。现在,他想出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既不影响社会稳定,又能照顾到农民的利益:只提收购价,不提销售价。他算了一笔账,提收购价而不提销售价,每年差价只有十亿元,问题不大。他说:“这样,可以解决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工农业产品不等价的问题。我们很大一部分积累是来自农民,是不等价拿来的。”

  雍正这话虽然是笑着说的,可是,敏感的方苞已经听出了它的重要性。他欠了欠身子恭敬地回答说:“万岁,军事上的事,臣的确不大懂得,是不是问一下十三爷和十四爷更好。不过据臣从旁观察,岳钟麒既然有志立功,且放胆让他做去,也未尝不可。”

  刘墨林这才清醒过来,低下头看看自己这副模样,也觉得十分可笑。便连忙把二人让进房里坐下,自己动手穿好衣服,又把店老板叫来说:“我床头上放着一百多两银子呢,你取出来十六两赏给两个笔帖式,余下的换成零钱,赏了报喜的人。回头爷还要另外给你颁赏呢,快去吧。”那老板像得了圣旨一样,屁滚尿流地跑出去了。

  当时林彪和我师在一起行军。因为他是从泸定铁索桥走过来的,所以大家都想看看他是怎么走铁索桥的。不料他的双脚刚踏上铁索桥,整个身子就摇晃起来,差一点摔倒了。走在他前面的警卫员赶紧用手拉他,可是越是前面有人拉,他就越迈不开步。不晓得他是怎么过泸定铁索桥的。

  关于退赔,这一次毛泽东讲得更严厉,更坚决。他说:县、社宁可把家业统统赔进去,破产也要赔。因为我们剥夺了农民,这是马列主义完全不许可的。一定要坚决退赔,赔到什么东西都没有。不要怕公社没有东西,公社原来就没有东西,他不是白手起家,是黑手起家。只有退赔光了,才能白手起家。大办县、社工业,大办副食品基地,我们都同意过。几个大办一推行就成了一平二调。县、社干部不满意不要紧,我们得到了农民群众的满意。不痛一下就得不到教训。痛一下,才能懂得马克思主义的等价交换这个原则。退赔兑现了,干部作风才能转变。毛泽东赞成退赔要有政策界限,在大办水利、大办交通、大办副食品基地等情况下平调的,要由国家退赔一部分;由国家退赔的,不能让县、社退赔。

  果然,雍正一听到“十四爷”,火就上来了:“先生,请别再提允禵。朕就是再没人可问,也不会找他。明天朕就打发他到遵化去,让他在先帝灵寝那里,好好地读书思过,他不去也得去!他在青海经营了五年,也没能打好这一仗,足见其无能!所以朕也懒得去问他,朕倒是问了允祥。据十三弟说,罗布既已溃不成军,散在各地,互相失去联络。我们派五千人去各个击破,倒正是大好时机。允祥劝朕准了岳钟麒的本章,可是,朕见年、岳不和,又怕年羹尧多心,先生以为怎么才好呢?”

  三人落座以后,刘墨林擦擦头上的汗问:“二位,记得我昨天晚上喝酒时说过的话吗?我这人来京应考从来没交过好运,不瞒你们,我瞧着到现在还没音信,已经觉得今科又完了。怎么忽然又成了第三名呢?”

  后来还是生长在江边的同志说,走铁索桥如同在江中小船上行走一样,必须随着铁索的颤动迈步,才能走得开。果然部队陆续地过去了。

  讲到这里,毛泽东深有感触地说:“现在看来,建设只能逐步搞,恐怕要搞半个世纪。”

  方苞一笑说:“万岁不必为此多虑,在岳钟麒的折子上批一句:可仍归年的节制不就行了。这样岳钟麒分享一份功劳,年已得大功,也不能再说什么。而且据臣估计,此时西疆冰天雪地的,年也未必肯和岳争这个差事。臣现在想的倒是银子的事,连年的兵灾战乱,需要的数字很大呀!臣当为万岁预作绸缪,请皇上也要有所准备。”

  尹继善笑了:“咳,不光是你,眼瞧着别人都欢天喜地的,连我都觉得灰心丧气了。后来家父下朝回来,才听他说这一甲的前三名,是万岁刚刚钦定下来的,比别人整整晚了大半天!哎,刘兄,你好好想想,你的卷子里是不是出了什么毛病?”

  红一军团到达芦山时,川军已弃城退到罗纯山一带。林彪决定由陈光率四团带电台先走,限令6月12日前到达懋功,刘亚楼率五团跟进,林彪、聂荣臻率军团部和红三军团彭雪枫师尾随其后。

  谈到“共产风”时,毛泽东再次承担了责任。在汇报中涉及省委作检讨的问题,毛泽东说:“刮‘共产风’,中央是有责任的,各省委把中央的责任担起来了。”廖鲁言说:“搞丰产田、大办水利是有关部门提的。”毛泽东说:“过去这些事情是专管部门搞的,可是有我们看过的,批准的,如大办水利、大办副食品基地、养猪等。我们有责任,这样才能总结经验。”

  雍正听了很是感动,他亲切地对方苞说:“先生,你这把年纪了,还为朕日夜操劳,朕实在是过意不去。请先回畅春园休息,别的事咱们以后再议吧。”

  刘墨林早就把自己在卷子里写过什么,全都给忘完了,现在要他想,他上哪想去啊:“咳,就是现在说了,不也晚了。原来我还盼着能得个二甲,哪怕是最后一名呢,也算没有白辛苦一场。早年就曾听人说过,这考场发榜是倒填五魁的,越是名次靠前,就越是填的晚。好嘛,这一次万岁爷更厉害,圣心独运,干脆给咱们来了个倒填三元!”

  6月12日,林彪等率部行进至夹金山脚,接到陈光、杨成武发来的电报,得悉他们已与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李先念部会师,三十军二十五师韩映山部已于8日攻占懋功。消息传来,全军欢腾。林彪、聂荣臻立即通过电台将喜讯报告毛泽东。毛泽东电令林彪“继续前进”。

  汇报当中有人说,整风过后,还要讲讲大办的成绩,还是要从“一个指头”出发。毛泽东却说:先讲“一个指头”好不好?事实上有的地方的缺点、错误不是一个指头的问题,有的是两个指头,有的是三个指头。总之,把问题查清楚了,有多少,讲多少。

  奋威将军岳钟麒自接到皇上批复后,立即率部猛进。他的这些兵丁全都是百里挑一的精壮汉子,又人人都憋着一口气,所以尽管是在冰天雪地里作战,还是横刀跃马,纵横千里如入无人之境。只用了半个月时间,就把罗布藏丹增残部全部消灭,还生擒了罗布的妻女和“十大天王”。罗布化装逃逸,却只剩下十三骑,已不足为患了。一场关乎雍正新朝命运的西疆大战至此以全胜告终。捷报呈上,雍正欣喜若狂,昂首向天高呼:“圣祖啊,儿子托您护佑,替您报了大仇,也总算不负您在天之灵了!”

  王文韶笑了:“刘兄,你可真是命大呀!其实,还多亏了你命大,才让我们两个也跟着你帮了光。按考官和方老先生定的名次,我也是在二甲里面的,根本没有那个福份当什么状元。可是,发榜之前,万岁爷突然说,他要亲自再看看卷子,而且特别要看看落榜了的卷子。这一看就看见你老兄的了。你的卷子里有一句话是‘范圣胤德’,这个‘胤’字是冲犯了圣讳的呀!你怎么会忘了要‘缺笔’、‘换字’呢?考官们看了你这卷子,当然用不着再说,不管是谁的,也得给封了。你呀,今科就注定是落榜了,万岁爷看到你的卷子,觉得写的很好,就提起笔来,顺手把那个‘胤’字改成个‘引’,这一改回头再看竟是一篇绝妙的文章!老兄,想想吧,几百考生,谁有这份幸运能让万岁亲自改文章啊!万岁爷越看越高兴,就把你放在了一甲,要不是你的字写得虽然龙飞凤舞,可不大规范,这头名状元就是你刘墨林的了。”说到这里,王文韶见刘墨林眼中含泪,便又说,“你先别激动,万岁爷还有话呢。他说,朕就是这个脾气,朕一生从来不信邪。刘墨林文章写得好,就为这个小毛病误了他一生,实在是太可惜了,朕要成就他这个‘秋风钝秀才’。刘兄,你虽被降为第三名,可万岁赐你这‘秋风钝秀才’的雅号,可是万金难买、无上荣光呀!”

  林彪率众从大硗碛方向攀登夹金山。夹金山海拔四千五百米左右,中午前后,天气骤变,先是大雾,然后是毛毛细雨,转眼又下起鹅毛大雪,随风狂舞。聂荣臻开过刀的脚化脓了,躺在担架上。林彪低着头,闷声不吭地一步一步挪动着,不一会儿,他们两人就被风雪隔开了。

  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的问题,多年来已经成为估计形势的一种思维定式,一种既定的思想框框。这次毛泽东突破了这个框框。

  年岳报捷的兵报到来之时,已是阳光明媚的三月。人们脱掉厚重的棉衣,换上春装,显得分外清爽。这天雍正皇上召集大臣进宫,共同商议大战结束的善后事宜。人要是来了精神,心情也就格外地好,皇上先发话说:“今日能在此庆祝胜利,上赖圣祖英灵,下仗将士用命,各位也都为胜利出了力。所以今天大家都可以随便一些,不要拘礼,想到什么只管大胆地说出来。集思广议,把这事办得全始全终。”

  尹继善也在一旁说:“刘兄,这一次殿试,你才堪称是真命进士,我俩得好好地为你庆贺才是。”

  6月13日,聂荣臻翻过了夹金山,林彪却迟至14日才下来。这幸亏了忠心耿耿的警卫员,林彪才没倒下。由于身体虚弱、缺氧和高山反应,林彪在夹金山顶几次失去知觉,昏迷过去,警卫员们合力把他背下山。

  听完汇报,毛泽东专门讲了一下总结经验的问题。他说:这几年说人家思想混乱,首先是我们自己思想混乱。一方面纠正“共产风”,纠正瞎指挥风;另一方面,又来了几个大办,助长了“共产风”,不是矛盾吗?庐山会议时以为,“共产风”已经压下去了,右倾又压下去了,加上几个大办就解决问题了。原来估计一九六0年会好一些,但没有估计对。一九六0年天灾更大了,人祸也来了。这人祸不是敌人造成的,而是我们自己造成的。今年一平二调比一九五八年还厉害,突出的是大办水利,大办工业,从农业上调劳动力过多。他说:我跟好多外国人都讲过,我们搞经济工作没有经验。我们搞革命,搞阶级斗争有经验,搞建设没有经验。他又说,三年经验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要真正地好好地总结三年经验。把这几年的经验总结起来,接受过来,就可以把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信阳专区就是一个证明。争取明年形势好转是有条件的,有办法的。

  允禩是总理王大臣,每遇大事,也都是他先发言的。太后薨逝时他们计议之事虽然没有办成,可也没留下任何把柄,所以允禩如今仍然是神采奕奕,说出话来条理清晰。他见众人都拿眼看他,也就当仁不让地先说话了:“万岁,今日命臣等商议祝捷之事,倒让臣想起了当年。想当初西疆兵败噩耗传来时,先帝也是在这里召见了群臣的,他老人家容颜惨淡,眼睛直盯盯地向西瞅着,好像是要把这宫,这墙,这万里云山都看穿似的。至今臣弟一想起那情景来,就不觉潸然欲涕。”说着,说着,允禩的眼泪下来了。

  刘墨林此刻没有了平日的诙谐风趣,也没有了过去的机智多变,他的心里涌起一股暖流,这暖流如血似气,又酸又热,冲撞着他,激励着他,他昂首向天,高声叫着:“圣心高远,圣明佑我,秋风钝秀才唯以一死才能报答君父的恩情!店家,你与我叫上一桌酒席,我要与两位仁兄一醉方休!”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此刻,毛泽东心头萦绕着一个问题: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情形会如何呢?一个是久经休整,兵强马壮;一个是长途跋涉,人困马乏。为此,毛泽东指示林彪所辖红一军团要主动搞好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后的团结。他亲自为一军团拟定了三条标语,供两军会师后用:

  在这里,毛泽东把工作中的错误称作人祸,这可能是第一次。

  雍正皇帝也深有同感地说:“是啊,是啊!朕这几天来总是在想,今日先帝若在,老人家不定多高兴哪!”

  王文韶拦住了他说:“刘兄,且慢!我们两个今日来拜你,这是规矩。见到了你以后,就要以我为首了,我是状元嘛。明天一早,我们就要在太和殿胪传面圣。在此之前,要见许多人,要写谢恩折子,要请示礼部觐见的礼仪,咳,多了。所以现在还不是你我吃酒的时候,晚上请到我家小酌一番,那时,脱了帽子就不论大小了,咱们痛痛快快地玩它一夜,玩叶子牌赌酒都行。”

  一、四方面军是一家人!

  最后,讨论一九六0年的日子如何过的问题。在讨论中,一个关于中国经济建设的长期指导方针被提了出来。毛泽东说:大家对明年要有精神准备,把富日子当穷日子过,当灾年过,这一条很重要。陈云接着说:明年情况不一定比今年好。我以为要抓三条:一是做好精神准备、思想准备、工作准备。二是今冬无论是人还是牲畜,都要多休息,养精蓄锐,准备明年春耕。三是进口粮食,能进多少就进多少,我以为要“吃饭第一,建设第二”。这时有人补充了一句:市场第二,建设第三。最后,毛泽东概括为:第一是吃饭,第二是市场,第三是建设。⑤

  “所以,”允禩见皇上住了口才又接着说,“臣弟以为,应该叫翰林院的人,好好地写一篇祭文祭告先帝才是正理。”

  刘墨林只好让步:“好,请二位先走一步,我随后就到,误不了事。”

  会师的胜利证明我们的红军是不可战胜的!

  一九六0年即将过去。十二月三十一日晚,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成员同与会人员在北京饭店聚餐,除旧迎新。毛泽东特地嘱咐:请张平化、刘建勋、杨尚奎、叶飞、江华、江渭清、黄岩、陶鲁笳、黄火青、周林、阎红彦同他坐在一桌,以便同他们谈话。因为他们没有参加汇报会,毛泽东想直接听听他们的意见。

  众人纷纷点头称是,心里也都在说:这还用得着多说吗?他们刚刚这样想,听允禩又说话了:“这一仗打得干脆,胜得利落,自年羹尧以下的二十万军兵,吃了苦,受了累,他们都是社稷之功臣!臣想,朝廷应该派一位上书房大臣,或者亲王贝勒立即到前线去劳军,好好地宣扬一下皇上奖励功臣的恩意。至于年羹尧当然更应褒奖,究竟该怎么作,还请万岁圣裁。”

  哎,既然事情这么光彩又这么重要,刘墨林为什么不和他们一齐走呢?他当然愿意走,也想马上就走,可是,他能走吗?现放着一大堆人,一大堆事在这里,他不说清了怎么走啊。送走了状元、榜眼二位,刘墨林回到店里一看,果然,那个老鸨还在墙边跪着哪。见刘墨林过来,她吓得筋骨酥软,魂飞魄丧,一个劲地磕头,一个劲地打自己的嘴巴:“我打你这老不死的贱母狗,打你这吃屎不长眼的混蛋王八,谁叫你冲撞了天上下来的文曲星呢……瞧人家刘大人这相貌,一看就是个大富大贵的样子,你怎么就敢胡说八道呢?你该死,你该着在这里丢人现眼……人家刘大人才不和你一般见识呢,人家是新贵人哪……”

  欢迎张主席!

  一九六一年一月三日,中央工作会议继续进行。第一项议程已经结束,即日起,讨论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晚上,毛泽东听第四次汇报。

  雍正不想说派人到前线劳军的事,他回过头来问马齐:“八弟虽然也管过理藩院,可先朝元老中就数你管礼部的时间最长。今天在座的都不大熟悉典章制度,你们看对年羹尧怎样赏功才最合适呢?”

  刘墨林厌恶地看了她一眼,喝道:“老乞婆,你胡说些什么呀?我和你能比吗?你配和我比吗?我只问你一句话,舜卿呢,你把她弄到哪里去了?说!”

  与此同时,毛泽东电令林彪、彭德怀统领的一、三军团所部向不同方向前进。

  由李富春汇报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他说:去年计划有四条经验:一是计划不全面,是工业交通计划,忽视了农业;二是计划指标偏高;三是权力下放偏多偏下;四是对计划的执行检查不够。毛泽东指出:不仅没有注意农业,而是挤了农业,工业战线过长,面过宽。

  马齐首先回答:“皇上,臣以为,年之大功可与当年施琅海战之功媲美,也应援例封他为一等伯爵。”

  “好我的刘老爷呀,就是老天爷给我八个胆子,我也不敢把舜卿姑娘藏起来呀。您老不知,舜卿可是我从小看大,待如亲生女儿一样的呀。这闺女打小就有个心口疼的毛病,这不,刚才受了点惊吓,她又犯病了——不过,您老放心,我已经让人把她用轿子抬回家去了。回到家就保险了,一根汗毛也不会少。只是……只是……”

  对于这一举动,有些史学家认为,毛泽东“也许并不是不相信张国焘,但他在采取防范措施。他们两人已有十二年没有见面,关系历来不密切”。与张国焘共事过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善耍权术、血腥味极浓的铁腕人物,四方面军中凡是反对他的人,都被冠以各种罪名除掉了。在“肃反”的口号下,张国焘杀害了数以千计的干部。现在,张国焘走到了自己的身边,毛泽东、林彪该如何应付呢?

  关于一九六一年钢产指标,这是一个牵动全局的问题,讨论得最多。李富春汇报说,开始想搞二千一百五十万吨,后来逐步下调,现在降到二千万吨。毛泽东说:是否搞那么多,能不能办得到?首先要保证农业,而后炼钢。李富春说:下午开了个小组会,提出几种方案。第一方案一千九百五十万吨,第二方案一千九百万吨。毛泽东说:看来一千九百万吨比较稳妥,究竟搞多少,还要看煤、矿石、运输的情况。要很好地安排一下,否则还要吃去年的苦头,到第四季度扔开一切搞钢铁。我想,今年仍然搞一千八百七十万吨,恐怕也难避免去年的苦头。听说还有一个方案,就是一千八百万吨。王任重说:是中南组叶剑英提的,搞一千八百万吨钢,提高质量,集中力量搞农业。毛泽东说:我担心就是一千八百七十万吨,也还可能出现去年的紧张情况。那样搞,实际上是个浪费。有几年了嘛,一九五九年就有点紧张,只是没有去年那么紧张。去年为什么那么紧张?就是因为由一千三百五十万吨一下子提到一千八百七十万吨。刘少奇说:看来,去年由一千八百四十万吨后来又增加到二千零四十万吨,是犯了错误的。邓小平说:再加上大兴水利,大调劳力,就把农业挤了。李富春说:还有两个因素,一是基建搞多了,二是生产的面铺宽了,分散了力量。彭真说:这三年,生产资料增长了三倍,轻工业生活资料只增长了一倍。毛泽东说:总之,今年就是要缩短重工业的战线,延长农业轻工业的战线。刘少奇说:指标搞低些,努力去超过。毛泽东说:这三年都是指标定高了,后来退下来。一九五八年北戴河会议后从九月开始大搞,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整风反右以后,又大搞,一九六0年又搞了一年。这三年大搞钢铁,挤了农业。因此,我怀疑就是一千八百七十万吨,是否也会紧张。

  隆科多也说:“爵以赏功,职以任能。奴才认为,年某不但功高,而且有办大事之能力。奴才等已经老迈,廷玉一个人在上书房里也忙不过来,不如调年某到上书房来参赞机枢,把几位老臣替下来,岂不是两全齐美?”

  “你少给爷来这一套,快说,只是什么?”

  6月16日,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军委进驻懋功地区。懋功,又名小金,是一座四周被雪山环抱的小县城,只有几百户人家,居住着藏、回、汉族人民。从16日到24日,毛泽东在此足足等了一个星期,直到25日,张国焘才威风凛凛地在一队骑兵护卫下来到两河口镇,与毛泽东进行了一次“叫化子与龙王爷比宝”(毛泽东语)式的会面。

  对一千八百七十万吨的钢产指标产生怀疑,这是对的,但仅仅怀疑仍远远不够。当时钢铁及整个工业战线的困难情况还没有充分暴露,毛泽东等人对工业战线的困难形势完全估计不足。在钢、铁等工业产品产量问题上,他们基本上还没有跳出高指标的框框。

  雍正听出来隆科多的话外之音,想起前几天他进宫求见时的谈话,便微微一笑说:“老有所用嘛。隆科多,你不要只想自己的那点事情。年羹尧统率大军,营务上的事就够他忙的了,且不要再说调他职务的事。方才马齐说晋升他为一等伯爵,朕觉得似乎是低了一些。正如八弟所言,年羹尧是为圣祖爷报了仇,出了气,慰藉了圣祖在天之灵。所以朕以为,就是封他个异姓王位也不算过分!”

  “……刚才您老不也瞧见那位徐爷了吗?他也是位惹不起的人哪!他是相国公子,恩荫进士,手面大,朋友多,又当着都察院的观察老爷,他跺跺脚就四城乱颤,我们哪敢和他作对呢?其实,苏姐儿归谁不都一样啊,好歹求您老和徐公子说合好了,我们可受不起这夹板气呀!”

  张国焘很快了解到中央红军的全部家底。他估计红一方面军人数不超过两万人,而自己带领的红四方面军足有八万人,双方力量对比是一比四。

  毛泽东问李富春:今年的方针是怎么提的?李富春答:是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毛泽东又问:这个方针是什么意思?李富春说:调整就是调整各方面的关系,有调整、充实,才能巩固、提高。毛泽东说:是四面八方了,你这个意思就是休整的意思,和部队在两个战役之间的休整一样。毛泽东又问大家:大跃进的口号能不能在一九六一年提?邓小平说:今年元旦社论,没有提大跃进,提的是争取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胜利。许多人说:大跃进,作为一段来算账,还是大跃进。毛泽东说:今年可能是就地踏步,休养生息。

  此言一出,举座皆惊。马齐刚要站起来说话,雍正却把他拦住了:“别忙,你听朕把话说完嘛。自汉以来,就有‘非刘不得为王’的旧例,而且凡是异姓之王,也大多没有好下场,封年羹尧作异姓王大概也未必是件好事。再说,一旦开了这个先例,后世子孙们也不好办事。这样吧,朕看就封他一个公爵好了,一等公,如何?”

  刘墨林明白了,这老乞婆是话中有话啊。但他自己现在已经是一步登天,哪还把徐骏放在眼里?他冷笑一声说:“不就是徐骏吗,不要说他,连他的老子也不是个好东西。这事你不要管了,给我小心地侍候着舜卿,再出一点事儿,小心爷扒了你的皮!”

  张国焘是个注重实力的人物,当他意识到自己的强大后,权力欲和个人野心急剧膨胀起来,表现出一种自负和傲慢,不把毛泽东等人放在眼里。和毛泽东在一起的“洋顾问”李德这样写道:

  毛泽东又问到粮食定购问题。他说:陈伯达送给他宝坻县一个生产队的材料。那个生产队经过整风,干部作风转变了,社员生产情绪提高了,生产增加了,只要他有余粮,还是要卖给国家的。从这个材料,毛泽东得到一个启发,他希望各省市区的同志,各中央局的同志,自己去摸一个生产队,心中就有数了。他说,现在整风是整顿那些坏的单位,最好摸一个有曲折发展过程的单位,如宝坻县那个生产队,刮过“共产风”,后来纠正了,生产又上去了。

  几位大臣一听这话全部不言声了。康熙爷在世时,为国家立了战功的人很多,也出了不少名将。图海、周培公、飞扬古、施琅,他们哪一个也比年某的功劳更大,可最多才封了侯爵。年羹尧不过才打了一次胜仗,平了青海一省之乱,杀敌也不过十万,比起图海等人差远了,可是一下子就封为公爵,而且还是“一等公”,这也未免太过分了些,可他们抬头看看皇上的脸色,又听他已经把话说绝,谁还敢再说别的呢?

  雍正朝的第一科恩科进士,总共是三百六十名。这天五鼓时分,他们便顶着满天星斗排成长队,由礼部司官率领着,到皇宫来朝见皇帝。王文韶是今科状元,自然要走在最前边,他的后面依次跟着尹继善、刘墨林和新科进士们。穿过金水桥,进了太和门,便见巍峨的太和殿高耸入云,御林军士像钉子似的排列在两旁。五更时分的清风扫着广场上的浮土,也把丝丝寒意吹到“新贵人”的脸上,他们都不由得心中紧张,连脚步都放得轻了。眼前看到的一切,都是这样的庄重和肃穆,更让他们感到九重天阙那皇家的森严。来到这里的进士们,人人都是浮想连翩。一想到孤灯寒窗十载苦战,现在终于有了结果,想到觐见以后即将到来的恩遇和荣宠,谁不激动万分?进士们第一次觐见皇上,这事非同小可。不过礼部事先都安排好了,从哪儿走,走几步,怎么行礼,怎么说话,又多次让他们演练,是绝对不会出错的。所以别看来了三百多人,可是却行进有序,丝毫不乱。

  他像主人待客一样接待了我们,他的举止十分自信,充分意识到自己的军事优势及行政权力。

  李富春继续汇报。当讲到搞建设要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时候,毛泽东说:这句话说了好几遍了,就看灵不灵。要收回一些权力,把权力收到中央、中央局、省市区三级,下面收缩一下,这样,就不会层层加码了。陈云接着说:我们不是讲共产主义风格吗?集中力量就上得快,不仅省市区要通盘考虑,中央局也要通盘考虑。最后,毛泽东要李富春把今天讲的这些,明天在全体会议上再讲一下,大家议一议。⑥

  等啊,等啊,终于看见从太和殿里走出一位官员,不过,他是倒退着出来的。有人明白,这也是规矩。皇帝坐在上边,是不能背向皇上走路的。果然,那人出来后,就端正架子,转身面南站定,朗声说道:“奉圣谕!”

  6月26日,中央在两河口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与张国焘就红军行动方针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毛泽东提出迅速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建议。张国焘则主张南下川康边。最后,政治局以压倒优势通过了毛泽东的提议,决定红军继续北上,并通过了相应的决议。

  一月九日,毛泽东听第五次汇报。

  一听这话,以王文韶为首的进士们,马蹄袖打得一片山响,同声山呼:“万岁!”之后,黑鸦鸦的全都跪下了。太和殿外一大片空场上,连一点动静都听不到。

  张国焘对此甚为不满,他把自己的主张未能获得通过的原因归咎于政治局内毛派人物太多。他开始利用红四方面军的兵力优势,煽动手下一部分人向中央要权。张国焘还在一批高级指挥员中散布“谁得票多谁当主席”的言论,制造篡权舆论。

  这一天,毛泽东向会议印发了胡乔木起草的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草案,要各组讨论。鉴于几年来干部队伍中存在严重作风不纯的情况,毛泽东要胡乔木仿照红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制定一个适用于党政干部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毛泽东对胡乔木起草的这个草案不太满意。他说,“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要写得简单明了,使人容易记住,同时要避免起负面作用。他自己又改写了一下。“三大纪律”,胡乔木写的是:(一)有事同群众商量,永远同群众共甘苦;(二)重要问题事前请示,事后报告;(三)自己有错误要检讨纠正,别人作坏事要批评揭发。毛泽东修改为:(一)一切从实际出发;(二)提高政治水平;(三)实行民主集中制。(其中第二条,经过会议讨论,修改为“正确执行党的政策”。)毛泽东的修改确实简单明了,看一条就留下一个印象,使人容易记住。他解释第一条时指出,我们干部的作风问题,主要是不从实际出发,工作中主观主义很多,要整主观主义。毛泽东抓到了干部作风亦即党风中的要害问题。

  “着第四名进士曹文治唱名胪传,觐见圣颜!”

  7月18日,中央政治局为顾全大局,搞好同四方面军的团结,作出了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的命令,并规定“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一切军队均由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总政委直接统率指挥”。

  对“八项注意”,毛泽东改得更简明了,每一项四个字、六个字,至多九个字。值得注意的是,他加了一项“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这是沿用一九三0年他提出的一个口号,今天重提,显得格外重要。他说:要强调调查研究。现在调查之风不盛行了,对很多事情发言权有了,言也发了,就是没有调查。其实,调查材料不在多,一个好材料就可以使我们了解问题的实质。整风整社有通海口的经验,现在又有信阳的经验,就解决问题了。调查材料搞了一大堆,会使人陷入材料的海洋而不能自拔。

  曹文治高声答应:“扎!”上前一步,接过名单,依次唱名。每唱到一人,这人就高声答应一句,然后,低头躬身走进太和殿。从王文韶开始,尹继善、刘墨林,共三百六十名,挨个进到殿里。再由太监接引着,跪到指定的地方,还得屏着呼息,不敢发出一点声响,更不敢擅自抬头偷看。这得多大功夫,多长时间哪!可是,不这样,就显不出皇家的威严,显不出仪式的隆重。有的人因为太紧张,手心里都攥出汗来了。

  张国焘就任总政委后,立即决定将原红一、三、五军团改为一、三、五、三十二军。中央红军的军团,就实际兵力而言,仅能算作一个军,人数最多的红一军团也由出发时的一万多人减员至三千五百余人。

  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于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七日正式下发。

  就在这时,猛然听到“叭叭叭”三声静鞭响起,接着便是一阵悠扬的鼓乐,从远处传了过来,又渐渐地来到太和殿内。大太监李德全一声高喊:“万岁爷驾临了!”

  如果把中央红军比作一乘战车,那一、三两个军团就是车之双轮,林彪、彭德怀就是冲锋陷阵的两匹骁骑。当有人偷偷地把会理会议的情况透露给张国焘后,他立即敏感地意识

  刘子厚汇报河北省在整风整社中揭发出两个县的严重问题。毛泽东再次强调,在三类县、社、队不能依靠原来的干部,这些人是“假共产党、真国民党”。前年庐山会议,没有意识到有百分之二十的县、社、队烂掉,被篡夺了领导权。由此,毛泽东提出不要为假象所迷惑。他说:河南一九五九年就说有四百五十亿斤粮食,实际只有二百四十亿斤,二百一十亿斤是假象,我们被这种假象弄得迷糊了。事物反映到我们脑子里,要加以分析,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由表及里,由此及彼,抓住本质。我们要透过现象看本质,不要被现象所迷惑,要反映真正的客观实际。这几年,我们在许多工作中缺乏一种谨慎的和实事求是的态度,为某些现象所迷惑,值得我们注意。当然,我们的认识只能大体上接近客观实际,力求缩小同客观实际的距离。⑦

  跪在下面的进士们刚才谁也不敢抬头,听见这声喊方才知道,原来刚才上面根本没有坐着皇帝,他们进殿时磕的那几个头,全都是冲着上边的空椅子磕的。现在皇上真的来了,他们就更不敢抬头了。只听一阵靴子声“嚓嚓嚓嚓”地从面前走过,也只瞄着有不少人跟在那位穿黄靴子的人后边。皇上好像走得很慢,很慢,过了好长时间,才感觉到他已经坐上了龙位。王文韶是跪在最前边的,太监向他稍微示意,他便明白了。于是,一个响亮的喊声,震响在大殿里:“新科进士王文韶等三百六十人觐见吾皇陛下,恭叩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到,中央红军也不是铁板一块,也不团结,有机可乘。于是,他开始加紧对红一、三军团领导人进行策动。他以为,只要把林彪、彭德怀争取到自己一边,毛泽东就是一个光杆司令和孤家寡人了。

  经过五次汇报会的讨论、酝酿和思考,毛泽东关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思想逐渐形成。在中央工作会议最后的一天,一月十三日,发表了以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为主旨的讲话。

  随着他的喊声,众进士一齐山呼舞蹈,“万岁,万万岁”的喊声在太和殿里久久回响。这喊声是那样的整齐,那样的响亮,那样充溢着青春的朝气。雍正皇上看着看着,他满意地笑了。

  张国焘过于热情的奉承,含义不明的举动,挑拨性极强的语言,使彭德怀、聂荣臻等人警觉起来,他们顶住了张国焘的诱惑,挫败了张国焘的阴谋。

  他说:“这一次中央工作会议,开得比过去几次都要好一些,大家的头脑比较清醒一些。比如关于冷热结合这个问题,过去总是冷得不够,热得多了一点,这一次结合得比过去有进步,对问题有分析,情况比较摸底。当然,现在有许多情况,就中央和省一级来说,还是不摸底。”“我希望同志们回去之后,要搞调查研究,把小事撇开,用一部分时间,带几个助手,去调查研究一两个生产队、一两个公社。在城市要彻底调查一两个工厂、一两个城市人民公社。”“这些年来,我们的同志调查研究工作不做了。要是不做调查研究工作,只凭想像和估计办事,我们的工作就没有基础。所以,请同志们回去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没有把握就不要下决心。”

  可是,在这次很明显的分裂与反分裂的斗争中,林彪又没站稳脚跟,立场又发生了动摇。由于在遵义会议和会理会议上两次受到不同程度的批评,林彪的情绪一直很低沉,抵触情绪很大。不及时传达遵义会议精神和会理会议后成天咕咕囔囔就是明证。会师后,林彪与张国焘一谈即合,显得很亲近,这不能不引起聂荣臻的焦虑和不安。

  毛泽东提出,要做到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首先是要情况明。这是一切工作的基础,因此要摸清情况,要做调查研究。他说:“今年搞一个实事求是年好不好?河北省有个河间县,汉朝封了一个王叫河间献王。班固在《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中说他‘实事求是’,这句话一直流传到现在。提出今年搞个实事求是年,当然不是讲我们过去根本一点也不实事求是。我们党是有实事求是传统的,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但是建国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我们对实际情况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我这个人就是官做大了,我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就做得很少了。今年要做一点,这个会开完,我想去一个地方,做点调查研究工作。”⑧

  北上方针由于张国焘的拖延,迟迟不能实施。8月初,中央利用毛儿盖休整之机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重申了北上川陕甘,创建新苏区的既定方针。会议还将一、四方面军混编为左、右两路军。右路军以原红一方面军为主,由一方面军的一、三军团和四方面军的四军、三十军、红军大学组成,徐向前、陈昌浩任指挥;左路军以原红四方面军为主,由四方面军的九、三十一、三十三军和一方面军的五、九军团组成,由朱德任指挥。会议决定分兵北上,毛泽东率中央政治局随右路军以班佑为目标前进;张国焘率左路军以阿坝为目标前进。两军约定在巴西会合。

  毛泽东关于调查研究问题作过许多论述,在毛泽东思想中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但它们绝大部分是革命战争时期的著述,新中国成立后,这方面的论著就很少见了。毛泽东这篇讲话,可以说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比较集中地讲调查研究问题。它是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经过一段曲折之后,总结经验的产物。这个讲话,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精神在一定程度上的恢复,为克服面临的严重经济困难,尽快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提供了重要思想武器。

  事态愈加严重,林彪也越滑越远。他的政委聂荣臻感觉到林彪似乎与张国焘达成了某种协议或默契,这从当时被视为张国焘代理人的陈昌浩的亲疏态度上可以得到证明。为了说明这一点,聂荣臻曾讲述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历险记”:

  历经二十天的中央工作会议结束了。这次会议为中共八届九中全会的召开作了充分准备。

  右路军组成后,有一天,我和林彪在右路军总指挥部开过会,留下来吃晚饭,吃了很多胡豆。右路军的政治委员是陈昌浩,他是代表张国焘的。

  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从一月十四日到十八日在北京举行。全会听取和讨论了邓小平关于一九六0年十一月在莫斯科举行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报告,表示完全赞同这次会议所一致通过的声明和告世界人民书。全会还听取李富春关于一九六0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和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的报告。全会指出,一九六一年全国必须集中力量加强农业战线,贯彻执行国民经济以农业为基础,全党全民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方针;轻工业部门,应当努力增加生产,尽可能地保证人民生活必需品的供应;重工业方面应当适当地缩小基本建设的规模,调整发展速度,采取巩固、充实和提高的方针。

  吃完了晚饭还没有天黑,陈昌浩说:“林彪同志你可以先走,荣臻同志你留下来,我们还要谈一谈。”留下后,陈昌浩问我:“你对遵义会议态度怎样?你对会理会议态度怎样?”我说,遵义会议我已经有了态度,会理会议我也早有了态度,这两个会议我都赞成,我都拥护。看来,他们认为,林彪已经不成问题了,要做我的工作,要动员我出来反对毛泽东同志。

  毛泽东在全会结束的时候,再一次就调查研究问题发表讲话。他说:希望今年这一年,一九六一年,成为一个调查年,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调查,要在实际中去调查,在实践中才能认识客观事物。⑨

  ……谈到晚上10点钟了,我说,昌浩同志,我要回去了,明天还要行军,他才说,好吧,你走吧。我就带着两个警卫员,牵着一匹骡子,离开了。……老实说,我怕陈昌浩整我,也怕藏在藏民中的坏分子打我的冷枪。我走了半夜多,才摸回军团部。

  毛泽东克服严重经济困难、扭转整个形势的基本思路已经明确,那就是从解决农业问题入手,紧紧抓住调查研究这个工作环节。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是整个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的基础,是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的基础。

  聂荣臻是全军公认的“最守纪律,最负责任”的政治委员,他觉得自己有责任提醒周围的同志,特别是林彪。

  八届九中全会刚一结束,毛泽东忽然见到他三十年前写的一篇文章《调查工作》。这篇文章早已散失,是中国革命博物馆在一九五九年从福建龙岩地委收集到的,由田家英亲自送到他手里。毛泽东十分高兴,他对这篇文章一直念念不忘,时下正值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之际,真是来得恰逢其时。

  8月中旬的一天,红一军团指挥部。当电台报告左路军迟迟不肯向巴西地区推进时,林彪、左权、朱瑞等人都沉默了。聂荣臻对他们说:“我们光在毛儿盖附近,前后就耽搁了一个多月,再不能在草地上拖了。还是照毛泽东同志讲的,出甘肃。要不,我们可就要完了。”他转身又以郑重的口吻对林彪说:“你要注意,张国焘要把我们‘吃掉’。”

  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日,毛泽东给田家英写了一封信,全文如下。

  “不见得吧?”对这位比自己年长7岁的政委,林彪说话总是那么一种不以为然的口气,不冷也不热。

  “田家英同志:

  “不见得?我告诉你吧,张国焘有一个方案,要把我调到三十一军当政委,把你调到另一个军当军长。把我们调离原作战部队,这意图不是很明显吗?”聂荣臻说。

  (一)《调查工作》这篇文章,请你分送陈伯达、胡乔木各一份,注上我请他们修改的话(文字上,内容上)。

  “你这是宗派主义!”一向说话模棱两可的林彪,这次一点也不含糊,反驳聂荣臻的提醒。

  (二)已告陈、胡,和你一样,各带一个调查组,共三个组,每组组员六人,连组长共七人,组长为陈、胡、田。在今、明、后三天组成。每个人都要是高级水平的,低级的不要。每人发《调查工作》(1930年春季的)一份,讨论一下。

  “这怎么是宗派主义呢?”聂荣臻没有想到林彪口中突然飞出一顶“宗派主义”的帽子,过了一会儿,他才说:“张国焘和中央的思想不一致,从会师以来到现在一直是这样。我们应该想一想,保持警惕,这是个路线问题。”

  (三)你去浙江,胡去湖南,陈去广东。去搞农村。六个组员分成两个小组,一人为组长,二人为组员。陈、胡、田为大组长。一个小组(三人)调查一个最坏的生产队,另一个小组调查一个最好的生产队。中间队不要搞。时间十天至十五天。然后去广东,三组同去,与我会合,向我作报告。然后,转入广州市作调查,调查工业又要有一个月,连前共两个月。都到广东过春节。

  “既然是路线问题,那么你的意思是说张国焘的路线错了?”林彪把聂荣臻逼到了关口上。在当时,得罪权势炙人的张国焘是件十分危险的事。

  毛泽东

  聂荣臻并不害怕,他平静地说:“我看张国焘的路线是错的。”

  一月二十日下午四时

  林彪却不能冷静,他高声说道:“你说他的路线不对,那他们怎么还有那么多人?我们才几个人哪?”

  此信给三组二十一个人看并加以讨论,至要至要!!!

  对林彪的这番话,聂荣臻十分气愤,他按捺不住感情,“霍”地一拍桌子,站了起来,大声说道:“人多就对,那蒋介石的人更多,难道能说蒋介石是正确的吗?”

  毛泽东又及”⑩

  似这般激烈的争吵,在林彪、聂荣臻之间,尚不多见。似乎为了证明林彪的错误,没等林、聂争论完毕,张国焘便开始动作了,一场关系党和红军命运的斗争又在草地荒原中展开来。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广东、湖南、浙江三个调查组很快组成,分别由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率领赶到调查地点。这是毛泽东直接领导的调查组,到实践的第一线,到最基层,去作系统的历史的调查研究。重点是农村。毛泽东带头作调查,在全党起了表率作用。三个调查组向毛泽东提供了许多具体的、生动的、有重要价值的第一手材料,成为毛泽东调整农村政策的重要依据。

  彭德怀最先察觉到危险。当灾难还在萌芽状态时,他就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①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汇报会上的插话记录,1960年12月23日。

  彭德怀在《自述》中说:

  ②《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268页。

  我回到芦花军团部时,军委参谋部将各军团互通情报的密电本收缴了,连一、三军团和军委、毛主席通报的密电本也收缴了。从此以后,只能与前敌总指挥部(张国焘)通报了。与中央隔绝了,与一军团也隔绝了。

  ③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汇报会上的插话记录,1960年12月27日。

  这次北进,三军团走在右翼纵队的最后面,前面是一军团,中间是红四方面军之四军、三十军、九军和前敌总指挥部。当时使我感觉:张国焘有野心,中央似乎没有察觉。毛泽东、张闻天随前敌总指挥部一处住,先一两天到达上下包座(松潘西北百余里),三军团后一两天才到达阿西、巴西,离前敌总指挥部约十五里至二十里。我到宿营地时,立即到前敌总部和毛泽东处。其实我是为了到毛泽东处,才去前总的。这时周恩来、王稼祥均害病住在三军团部。

  ④毛泽东同柯庆施等人的谈话记录,1959年10月30日。

  在巴西住了四五天,我每天都去前总,秘密派第十一团隐蔽在毛主席住处不远,以备万一。在前敌参谋长叶剑英处,得知一军团到了俄界地区。找不到向导,问不到路,没有地图,茫茫草原,何处是俄界呢?这时杨尚昆已调其他工作,三军团政委是李富春。三军团准备了电台,编了密码,也只能说是要与一军团联络,而未说是为了防止突然事变。派武亭同志带着指北针寻找一军团走过的行踪,务把电台密码本送给林、聂。正好送到林彪处,这天,事情就发作了。

  ⑤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汇报会上的插话记录,1960年12月30日。

  事实证明,送密码本给红一军团,这是在事变发生前极为关键的一着棋。电台与密码将一、三两个军团重新联络成一个首尾相应、交替掩护的战斗整体,一旦出事,即可行动。

  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汇报会上的插话记录,1961年1月3日。

  林彪在毫无思想准备和丝毫没有察觉的情况下被推到了这场斗争的最前沿。这也是他的幸运。如果从容地让他进行选择的话,他很可能走上另一条道路。

  ⑦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汇报会上的插话记录,1961年1月9日。

  红一军团(这时改称红一军)到达阿西后,9月上旬,林彪接到几份相互矛盾的电报,这使他估摸不定一、四方面军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⑧《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33-237页。

  ——9月5日晚8点,陈昌浩发来电报,宣布“右路军七天整理计划”,指定红一军就地休整;

  ⑨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的讲话记录,1961年1月18日。

  ——9月6日下午3时,周(恩来)彭(德怀)李(富春)发来电报,命令“1军主力应集结俄界,派队向罗达侦察前进”;

  ⑩毛泽东给田家英的信,手稿,1961年1月20日。

  ——23小时后,彭(德怀)李(富春)又有电报飞至:

  按照毛泽东的计划,三个调查组要用十天到十五天的时间在三省作农村调查,然后到广州会合,向他作报告。一月下旬,毛泽东离开北京到杭州,指导三个调查组的工作。他路经天津、济南、南京时,在专列上先后听取了河北、山东、江苏三省党委负责人关于贯彻中央工作会议、八届九中全会精神的汇报,包括调查研究问题,整风整社问题,人民生活问题,轻工业生产和市场问题,这些都是毛泽东当时最关心的问题。毛泽东听汇报时,都有一些插话。

  林、聂:

  毛泽东再三强调调查研究的重要,他说:“今年这一年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没有调查研究是相当危险的。①”“水是浑的,有没有鱼不知道。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要把浮夸、官僚主义、不摸底这些东西彻底克服掉。过去几年不大讲调查研究了,是损失。不根据调查研究来制定方针、政策是不可靠的,很危险。心中也无数,数字也许知道,实际情况并不知道。”“成绩、缺点要两面听,两点论嘛。成绩、缺点,正面、反面,光明面、黑暗面,已经认识了的世界和未被认识的世界等等,一万年也是这样。”②

  …………

  三个省都汇报到一些县、社、队的领导已经烂掉了。毛泽东指出,这是反革命分子复辟。死官僚主义分子是他们的直接同盟军,糊涂人是他们的间接同盟军。他说:“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是为人民服务,否则是国民党作风。对群众没有感情,对贫农下中农没有感情,不顾群众死活,不了解情况,不听群众的话,也不听上边的话,这种人不能做领导工作。”③

  内情复杂,1军应在原地休整,特别注意体力恢复。

  谈到干部问题时,毛泽东总是讲浙江省的一个例子。这个省只有一个县委书记能把三级所有制、按劳分配、价值法则、等价交换说清楚。这个例子对他触动很大,所以他反复强调要开办训练班,对干部进行教育。他说:我们搞民主革命是有精神准备、舆论准备的。我们对搞社会主义、搞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的精神准备、舆论准备是非常不够的,对社会主义如何搞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如何搞法,缺乏研究。④

  彭、李

  毛泽东到达杭州时,浙江调查组已经作了一个星期的调查,按照毛泽东提出的要求,调查组调查了一个最好的生产队和一个最坏的生产队,调查人员都住在农民家里。田家英重点抓那个最坏的生产队。这个队叫魏塘公社和合生产队(实际上是生产大队),位于杭嘉湖平原鱼米之乡的嘉兴县。田家英向毛泽东汇报这个生产队的调查情况时,主要反映了三个问题。第一,主要由于“五风”严重破坏,造成粮食生产大幅度减产,水稻亩产由常年的四百多斤下降到二百九十一斤;第二,生产队的规模太大,共辖十一个小队;第三,社员对公共食堂普遍不满,不愿意在食堂吃饭,食堂实际上是造饭工厂,不做菜,社员将饭打回去,还得再热一次。

  7日14时

  二月六日,在听了田家英汇报后,毛泽东在住地汪庄,听取浙江省委负责人江华、霍士廉、林乎加、李丰平汇报整风整社和省委召开扩大会议的情况。林乎加是浙江调查组的成员之一。

  一会“休整”,一会“前进”,一会说“内情复杂”,一会又要“注意恢复体力”,林彪有些捉摸不定。他疑惑地望着聂荣臻,问道:“这捣的是什么鬼?”

  讲到社、队规模时,毛泽东说,县、社规模太大,大了搞不好,管不过来。几年来并县、并社,都是从上面方便着想的,不是从群众要求、从生产有利出发的。浙江有六百个公社,一分为二,一千二百个就好办了。他说:“生产队的规模也大了。我们中央有几个调查组,在你们浙江就有一个,让他们调查一个最好的生产队和一个最坏的生产队,不要只钻到一头,好就好得不得了,坏就坏得不成话,应该有好有坏,这样才能全面。关于生产队规模问题,他们反映,生产队管的小队太多。田家英同志调查的那个队就管十一个小队,有几十里宽。这里的农民不知道那里的农民搞些什么事情,这怎么行呢?我看一个生产队管不了这么多,太大了。在一个基本核算单位里,有富的、中的、贫的,这就有问题,群众就不满意。小队就是过去的初级社。我看把小队改成生产队,把生产队改成大队,明升暗降。原来的小队变成生产单位和消费单位。”毛泽东要浙江省委研究一下,把核算单位(这里所说的核算单位,应当是基本核算单位)放在过去的初级社好,还是放在过去的高级社好?就是说,放在生产小队好,还是放在生产队好?

  聂荣臻对于红军统帅部里发生的情况虽有所知,但并不知晓内情。他沉思一会儿,对林彪分析说:“说不定张国焘想动手,那样中央就身处危境了。”

  这是毛泽东关于调整人民公社规模和体制问题的重要意见。特别是提出以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这在当时对许多人来说,是难以接受的,因此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响应者寥寥无几。这个问题的真正解决,是在过了一年以后的一九六二年二月。

  为了应付突发事变,林彪、聂荣臻向周恩来、彭德怀、李富春发出了一封探询式的请示电报:

  讲到食堂,毛泽东说:“食堂划小为好,几户人家办一个,大了恐怕对生产不利。要多样化,有长期食堂,有农忙食堂,也有自己烧饭。办食堂一定要适合群众的要求。总而言之,不论办什么事一定要适合情况,适合情况了就能增产,适合情况了群众就高兴。”⑤

  我军久滞番地,部队日益减员,应乘岷(县)、西(固)敌防薄弱之时突出为妥。目前迟迟不进,究拟如何?

  此时毛泽东还并没有放弃办食堂的主张,但是松动了,还开了一个口子,就是有的人也可以不吃食堂。毛泽东的这一变化同浙江调查组的反映不无关系。毛泽东在这里提出衡量党的工作是否适合情况的两个标准:增加生产和群众高兴。这是极为重要的。

  9月8日,林、聂电报到达巴西时,巴西情况已如箭上弦,千钧一发。

  二月八日,毛泽东再次与浙江省委负责人谈话,除江华、林乎加之外,还有薛驹和田家英参加。薛驹当时任浙江省委副秘书长,自始至终参加了浙江调查。

  早在9月3日,张国焘电告中央,噶曲河水上涨,无法涉渡,建议放弃北上计划,全部红军向西南方向的川康边界推进,后又提出了“我们要南下”的口号。

  毛泽东开头就问:“有没有希望?整好社,去掉‘五风’,能不能达到你们的指标?(江华汇报时说,浙江粮食产量一九六一年争取达到一百六十亿斤。)落后的地方要找到落后的原因,是天灾,是人祸?嘉兴魏塘公社和合生产队产量只有二百九十一斤,主要是‘五风’瞎指挥,要去掉这些因素,恢复大概要两三年。”

  9月9日,张国焘向毛(泽东)周(恩来)洛(甫)王(稼祥)提出“最后通牒”,逼中央就范:

  毛泽东又问:“退赔,有没有决心?”林乎加答:“决心退赔,破产退赔,哪一级决定的,哪一级负责。”毛泽东说:“这个办法好,谁决定的,谁负责赔。问题是中央、省、地、县四级有没有决心。单是中央和省有决心还不行,地、县没有决心就搞不好。地、县有了决心,即使有些公社、生产队没有搞好,也是时间问题。要使他们真正懂得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区别,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区别,等价交换,不能剥夺农民。我们只讲过剥夺地主,哪里讲过剥夺农民。”江华说,这种思想是反动的。毛泽东加重语气地说:“是的,是最反动的,不是建设社会主义,而是破坏社会主义。”

  时至今日,请你们平心估计敌力和位置。我军减员、弹药和被服等情形,能否一举破敌,或与敌作持久战而击破之,敌是否有续增可能。

  林乎加谈到,瞎指挥有些是从省里下去的。毛泽东说:“也有从北京下去的。一九五九年十月开了一次农业书记会议,搞了一套文件,没有批准就发了。我对谭震林同志说,三年不要开农业书记会议。春耕生产指示,一年一个,形式主义,谁人去看,农民要饿肚子,他不懂得要耕要种?”

  ……左右两路(红军)决不可分开行动。弟忠诚为党,为革命,自信不会胡说。

  林乎加讲到自留地问题,说几年来几放几收,放有放的道理,收有收的道理。毛泽东说:“两个道理,归根到底,只能是一个道理,还是要给农民自留地,而且要把为什么反复交代清楚,农民不相信,你变得太多了嘛!”又说:“现在反复不下去了,再搞下去,就是你们所说的饿、病、逃、荒、死。”

  如何?

  毛泽东再次谈到生产队规模太大,把生产小队改成基本核算单位的问题。他说:“现在这样口粮拉平分配,工分拉平分配,这是破坏农民的积极性。”“基本原则是要增产,要把饿、病、逃、荒、死的原因去掉,做到不饿、不病、不逃、不荒、不死。当然有正常的死,人也难免要生点病,主要的问题是饿不饿的问题。”

  同日,张国焘致电陈昌浩,命令陈昌浩率右路军迅速南下,如果毛(泽东)林(彪)彭(德怀)不执行命令,应立即“彻底开展党内斗争”,“武力解决”。

  当林乎加谈到三类队的排队数字和比例的时候,毛泽东对三类队作了一个分析:“三类队不完全是敌人,有的是坏人当道;有的是‘五风’严重,加上‘三风’⑥、贪污多占等等;有的是能力太弱,糊里糊涂。要按情况办事。”毛泽东作出这个分析是非常重要的,也是比较符合实际情况的,改变了原先那种把三类队统统说成是坏人当道或反革命复辟的判断。这个认识正是来源于调查研究。和合生产队属三类队,它就不是坏人当道,更不是反革命复辟,根本问题是“五风”为害。

  密码电报指明“该电由陈昌浩亲译”。事也凑巧,当电报发来时,陈昌浩正在一个政治会议上讲话,结果电报由译电员译出后交给叶剑英转陈昌浩,并说明这是密电。叶剑英当然知道此话的涵义,他根据军队保密守则没有展开电报稿。他走进会场,将电报递给陈昌浩。

  最后,毛泽东又谈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精神准备问题。这个问题,从北京中央工作会议讲起,一路讲下来,这回是讲得最系统的一次。他说:“从中国历史来看,孙中山领导民主革命,推翻了帝制,但是民主革命没有成功。当时是立宪还是共和,是改良还是革命,有六年的争论。因为那时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不彻底,跟着就失败了。以后国民党在苏联的帮助下,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组织了北伐。北伐一半,蒋介石占了南京,翻了脸,以后就失败了。我们搞了十年国内革命战争,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又来了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南方根据地完全垮掉。如果不垮得那么彻底,还不会认识那么深刻。一九二七年的失败和南方根据地的丢失,经过这两次失败,总结了经验,使抗日战争的路线比较正确。一九四二年,一九四三年,一九四四年,还有一九四五年半年,我们把主要干部集中到延安,先整风,后开七大,这才为团结、统一和以后的胜利创造了条件。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我们领导的民主革命,有充分的舆论准备。”“民主革命经过了长期艰苦的道路,从鸦片战争算起,到一九四九年,有一百零九年,中间犯了许多错误,到七大才一致起来。转入社会主义革命,很多人没有精神准备,很多人不是为社会主义而参加我们队伍的。有些人为了个人目的,为了发财,分土地,为了逃命,逃命的人不一定都是共产主义者。总是要变的,现在正在变化,到了一定时期又要变化。像细胞分裂一样,不断变化。要抓紧干部的教育,使他们懂得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这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自留地是个人所有制的尾巴,并不危险。不懂得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这些道理,就会死人的。今年、明年两年,要搞好一点,事情就好办了。”⑦

  陈昌浩有个特点,当他讲话讲到兴头上时,不喜欢人家打岔。他见叶剑英递给自己一份电报,便瞪了叶剑英一眼,说:“等一会儿。你没看见我正忙着吗?”

  就在这次谈话中,田家英提出搞一个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的建议,被毛泽东所采纳。在这以前,一九六0年夏,邓子恢受刘少奇委托,带领工作组经过调查研究,主持起草了《农村人民公社内务条例》。这个条例后来成为起草《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的重要参考材料。

  无奈,叶剑英只好退回一个座位上。无意中,他的目光扫过电文,顿时怔住了。“彻底开展党内斗争”,“武力解决”,这意味着一场火并将要发生。如不采取措施,后果不堪设想。叶剑英当机立断,借口上厕所,离开会场,疾步赶到离会场约二百米处的毛泽东住所,将电报交给了毛泽东。

  毛泽东听完浙江省委和浙江调查组汇报后,即离开杭州去广州,准备在那里与三个调查组会合。路经江西、湖南时,又听取了江西省委的汇报,湖南省委和湖南调查组的汇报。

  毛泽东吃了一惊,脱口而出:“势头来得好快!好猛呀!”就在两个小时以前,彭德怀曾根据一些迹象判断,张国焘有可能胁迫红一方面军南下。

  通过浙江调查,毛泽东对两个问题有了比较明确的意见,一是社、队规模要划小,生产小队的权力要扩大;二是食堂要多种多样,有的人也可以不参加食堂。⑧

  事不宜迟,毛泽东等人火速脱险,来到红三军团住地——牙弄。在与周恩来、王稼祥商量后,决定火速拔营,离开险地。叶剑英则暂留一步,俟机从陈昌浩处弄出作战地图。

  二月十日,他在江西向塘铁路支线的专列上,听江西省委负责人杨尚奎、邵式平、方志纯、刘俊秀汇报时,主要谈的就是这两个问题。他认为,江西的公社和生产队的规模也都太大了,一个公社可以划分为两个或者三个,以乡为单位,一乡一社。他说,现在看来,只有四川一个省按中央的政策办事,他们的公社都是以乡为单位。河南一直想搞大的,公社也想搞大的,基本核算单位也想搞大的。公社应当一律以原来的乡为单位,凡是以原来的区为单位的,给它一个不合法。

  “马上给一军团发报”,危境中的毛泽东又一次想起了林彪,他亲自口授了电文:

  关于食堂,毛泽东说:办食堂要满足三种人的要求。比如没有结婚的单身汉,或者结了婚没有孩子的,他就愿意吃常年食堂,就办常年食堂;比如有孩子的人,农忙时愿意吃食堂,农闲时愿意在家里自己做饭吃,就办农忙食堂;还有一部分人不愿意在食堂吃的,那就满足他,可以不参加食堂。

  林、聂:

  毛泽东在听湖南省委和湖南调查组汇报时,集中讨论的仍然是公社体制和食堂这两个问题。另外还谈到了整风整社。

  行动方针有变,你部在原地休整,待令出发。

  谈话是在长沙附近铁路支线的专列上进行的。一共谈了两次。第一次,二月十一日,与湖南省委负责人张平化、胡继宗、周礼和湖南调查组的胡乔木谈的;第二次,二月十二日,单独与张平化和胡乔木谈的。

  毛泽东

  关于人民公社体制问题。毛泽东说:“我看,你们这个社也大了,队也大了。大体上一个社划成三个社比较恰当,就是以乡为单位。”胡乔木说:“开始提的是以乡为单位,后来不断加码,撤区并乡,小乡并大乡,几乡一社。实际上,还是小队的劳动为基础,大队作经济核算,加以联合,公社恐怕只是一个联络组合的形式。”毛泽东又提出基本核算单位放在哪一级的问题,他说:“究竟是队为基础好,还是下放到小队为基础好,有人提出这样的疑问。因为现在队底下管的小队多,而小队就是过去的初级社。有三种方案:一种方案就是现在的这种方案,队为基础,比较大的队平均三四百户。这种方案在一些地方是否适宜还值得研究,这么大,从东到西,从南到北,老百姓自己不清楚。小队里边又分三种情况,比较富的,比较自保的,比较穷的,统一分配,结果就是吃饭拉平,工分拉平。第二个方案,就是把现在这个队划成三个队,使经济水平大体相同的小队组成一个基本核算单位,不要肥的搭瘦的。肥瘦搭配,事实上是搞平均主义,吃饭平均主义,工分平均主义。山区还要小,只要几十户,二三十户、三四十户一个生产队。

  9月10日凌晨,叶剑英带地图率中央二局赶到牙弄。“出发!”彭德怀下达了命令。整个红三军团和中央机关闻令开拔,部队如同影子一般在月光下悄然移动,很快便无声无息。

  毛泽东问:“你们有多少生产队?”⑨胡继宗答:“一万五千个。高级社时是五万个社,公社化后划成一万六千个大队。”毛泽东说:“你们还是大体上恢复到高级社的范围,五万个。”胡乔木说:“如果这样,对群众才说得上民主,大队干部才说得上领导管理,不然经营不了。”毛泽东说:“而且势必实行平均主义,吃饭平均,工分平均。”胡乔木说:“我去了一个好的生产队,在长沙县,叫天华大队,那个大队年年增产,一步一步地走上坡,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始终保持高级社的规模。公社的规模要缩小,它的权力也要缩小,权力跟责任都要缩小,这样,事情就好办了。过去几年湘潭的情况比较严重,我们有个组在湘潭,到一个坏的生产队,它的特点是从一九五七年下半年起,一年比一年坏,根本就是破坏。”毛泽东说:“我看兴起来也快。恢复原状,就是过去的高级社,由若干高级社组成一个公社。”

  下午5时,红三军团到达拉界,距红一军团住地俄界尚有一天的路程。这时,军团长彭德怀、政委李富春联名向红一军团发出了通报情况的一封电报:

  第二天再次汇报的时候,一开头就谈体制问题。张平化说:“昨天谈了以后,我们回去商量了一下,认为对体制调整决心下得不够。如果基本核算单位就相当于原来的高级社,全省可能有五万多个大队;现有的一千一百个公社可能变成三千个公社或者多一点。春耕之前,先解决基本核算单位划小的问题,大家的意见是一致的。”毛泽东说:“我看是群众的要求。你们既然叫大队,底下就不要叫小队,就叫队。因为一讲小队,这个‘小’字就有个缺点,它职权小。其实这个小队有很多工作,有人计算有十五项工作。就叫生产队,上面叫生产大队,是基本核算单位,再上面是公社。公社、大队、队,不要这个‘小’字。”张平化说:“好,原来没有承认它是一级,现在承认它是一级,而且是很重要的一级。”毛泽东说:“是啊!是很重要的一级。所以,有人怀疑,基本核算单位究竟是小队,还是队。所谓队为基础,哪个是基础?”这时,胡乔木提出一个大胆的设想:“可以考虑把现在的公社变成区联社,恢复区委,大队变成公社。”毛泽东说:“那么小队变成生产队?”胡乔木说:“叫小队也可以,叫生产队也可以。”毛泽东立即纠正:“不要叫小队,叫生产队。”⑩

  林、聂:

  从能查到的文献来看,到这时为止,还没有哪一个中共领导人,包括负责农村工作的人在内,像毛泽东这样重视生产小队(相当原来的初级社)的地位和权力。毛泽东的目光,他的注意力,总是盯在生产小队这一级,盯在农业生产的最基层。

  (一)张国焘违背战略方针,令右路军南退,中央已去电申斥(不得下达);

  毛泽东几次提出以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问题,但不直说是他的意见,而是说有人提出的疑问。毛泽东似乎在有意地启发对方,然而,在浙江也好,在湖南也好,都没有人作出反应。

  (二)中央今率三军全部及军委纵队开抵拉界,明日到俄界;

  关于公社体制问题,经过杭州、向塘、长沙多次谈话,毛泽东的认识越来越明确了。可以归纳以下几点:第一,公社的规模,特别是基本核算单位规模要划小,分别恢复到原来的乡和原来的高级社的范围。第二,生产小队的权力要扩大,把它作为一级重要的核算单位,甚至是基本核算单位。第三,生产小队与生产小队之间存在平均主义。这是毛泽东首次提出队与队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

  (三)拉界到俄界里程、沿途情况、给养条件如何望立报,并请准备三军全部及军委纵队宿营地。

  ①毛泽东听取刘子厚汇报时的插话记录,1961年1月26日。

  彭德怀李富春

  ②毛泽东听取江苏省委负责人汇报时的插话记录,1961年1月29日。

  接到电报,林彪几天来的疑惑终于明白了。他还能说什么呢?他只是咕哝了一句:“又闹翻了。”

  ③同上。

  9月12日,毛泽东等中央政治局领导随三军团到达俄界,并在此召开会议,作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

  ④同上。

  张国焘得悉红一方面军单独北上后,急忙打电报给林彪等军团军政首长,希望以前煞费苦心的策动工作没有白做。

  ⑤毛泽东同中共浙江省委负责人谈话简要记录,1961年2月6日。

  (甲)一、三军团单独东出,将成为无止境的逃跑,将来真后悔之无及。

  ⑥三风,指贪污、浪费、官僚主义。

  …………

  ⑦毛泽东同中共浙江省委负责人和浙江调查组负责人的谈话记录,1961年2月8日。

  (丙)诸兄不看战士无冬衣,不拖死也会冻死。不图以战胜敌人为先决条件,只想转移较好地区,自欺欺人真会断送一、三军团的。

  ⑧毛泽东同中共江西省委负责人谈话的简要记录,1961年2月10日。

  望诸兄细思吾言。

  ⑨这里说的生产队,有时又称生产大队,都是基本核算单位。在谈话中,生产队和生产大队往往是混用的。

  张国焘的电报此时打来,已经不起任何作用。彭德怀、聂荣臻、李富春自不必说,一度对张国焘颇亲近的林彪也不能不对这封电报嗤之以鼻。

  ⑩毛泽东同中共湖南省委负责人和湖南调查组负责人的谈话记录,1961年2月11日、12日。

  因为,毛泽东就在自己身边。毛泽东看了张国焘的电报,付之一哂,说道:“让历史裁决吧!”

  从一九五八年公社化一开始,毛泽东就把“一大二公”作为人民公社的主要特点和优点,加以肯定和宣传。全国各地,蜂拥而起,公社办得越来越大,有的甚至一县一社。一九五九年春,第二次郑州会议对人民公社进行体制调整,权力下放,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这里所说的队,是指相当于原来高级社的范围。不久,毛泽东又提出生产小队(相当于原来初级社)部分所有制的问题。这一次,他一方面提出缩小公社和生产队的规模,另一方面又提出把生产小队也作为一级核算单位,甚至作为基本核算单位。这是毛泽东在人民公社问题上纠“左”努力的重新恢复和继续,实际上是对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特点的进一步否定,使农村的生产关系的调整向着适应生产力水平的方向推进了一步。

  中央红军脱险北上,进抵腊子口下。腊子口是进入甘南地区的险道要隘。倘若腊子口打不开,中央红军往南不能返回,朝北走不过去,进退不得,将陷入绝境之中。

  有了人民公社两年多曲曲折折、反反复复的实践过程,又通过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可以说,毛泽东已经认识到,集体经济并非越大越好、越大越有利于解放生产力;相反,规模太大,随之而来的就是平均主义,它只能破坏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严重影响和束缚生产力的发展。

  攻打腊子口的战斗,毛泽东交给了林彪。林彪立即给刘亚楼、黄、陈光、肖华发报,命令他们迅速占领哈麻、里朵作为北上据点,准备进攻腊子口。随后,林彪、聂荣臻冒雨赶往腊子口下。从山下往上看,山口宽约三十米,两边是悬崖陡壁,无路可通。山口下面的两座山峰之间,是一条深不见底,水急浪高的沙河,河上横架一座木桥,把两山连接在一起。

  当张平化、胡乔木汇报食堂问题的时候,毛泽东一开始就提醒说,吃食堂不能勉强,并问你们这里是不是还勉强?胡乔木根据他们的调查,认为食堂这个制度现在还不算勉强的。他说:“我们原来很留神研究这个问题。长沙县的情况很特别,非常明了,食堂根本不可能散了,它把好多人家连到一起去了,一个食堂就是一个屋场,所谓屋场就是一个小队。”毛泽东问:“为什么弄成这个样子?”胡乔木说:“这是因为拆房子拆得多,搬房子搬得多,已经搞到这一步,再返回去就没有必要了,群众现在习惯了,他觉得这样有好处。我们问了一些贫农、下中农,他们对食堂都还是满意的。他主要是觉得痛快、干脆,不管那么多的闲事了,这个群众还是高兴的。”毛泽东又问:“这是并了的,没有并了的呢?要走那么远的路去吃饭,谁人来吃呀?”张平化接过来回答:“有这个问题。这次我专门回家看了一趟,在大山区里头。他们那个生产队原来有五个食堂,以后并成三个。这一次整社,群众要求再分成五个,还有个别较远的单家独户,允许他单独开伙。”毛泽东又问:“你们有没有农忙食堂?”张平化答:“没有。我们有个规定,冬天的时候,晚上可以回家做一顿,因为要烤火。”毛泽东特别嘱咐:“烤火问题要解决。”张平化说:“食堂办得好不好,柴火关系很大。”讲到柴火,毛泽东联想到浙江的调查,他说:“浙江同志讲,食堂实际上是一个造饭工厂,它不做菜的,社员把饭打回去吃,回去凉了,又要热一顿,结果柴火两头分散,家庭要烧柴火,食堂又要烧柴火。”张平化说:“我们也有这种情况,因为居住分散,回家他还得煮一次。”毛泽东说:“那何必呢?”胡乔木接着又谈起他们调查的情况:“我在一个小队里面,住了五六天的样子,他们那个大队食堂搞得好,食堂都有桌子,一桌一桌地坐,我们在那里和大伙一起吃饭。吃饭还是有保证,粮食、菜、油、盐这些都有保证,所以社员对这一点还是满意的。”张平化紧接着说:“食堂办得好,它是受社员欢迎的。办得好的食堂,把各家各户的特点都照顾到了。”毛泽东在湖南听到的都是对食堂肯定的话,这与浙江的调查正好相反。他进一步提问:“既然社、队有一、二、三类,难道食堂就没有三类的?”张平化说:“去年我们排了一下,办得比较好的占百分之十;办得差一点的占百分之二十,但基本上还不巩固;有百分之十是不巩固的。总的来说,垮食堂还没有成风。”胡乔木又补充了一句:“它遇到灾难的时候,还起到很大的作用。”①

  为了阻止红军北上,甘肃军阀鲁大昌在木桥和山口处布置两个整营的兵力,山后囤积了大批粮草和弹药。距此不远,岷州城内随时有援兵增援腊子口守敌。

  食堂问题就谈到这里。

  “事关全军命运,”林彪一咬牙,对杨成武说,“腊子口是座刀山,你们也要给我上。不然,我们还得退回去。”林彪批准了四团的作战计划,即杨成武率一连人直攻木桥、隘口,王开湘带一连人迂回敌后,策应杨成武进攻腊子口。

  同样是食堂,同样是经过亲身调查和耳闻目睹,浙江调查组与湖南调查组反映的情况却这样不同。这里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浙江调查的是一个坏的生产队,湖南调查的是一个好的生产队。这样,对毛泽东来说就有一个比较。对待食堂这个关系千百万农民切身利益的大问题,毛泽东比过去冷静得多,客观得多。他不但能够认真听取对食堂持否定态度的意见,而且对肯定食堂的意见,总要从反面提出疑问。他力求使自己得到一个符合真实情况的认识。

  进攻腊子口的战斗从9月16日入夜时分开始,一直打到17日凌晨才结束。杨成武指挥的正面部队发起六次连续冲锋,最后在王开湘的侧翼部队掩护下攻克了天险腊子口,穷追溃敌三十五公里。

  关于农村整风整社,也是毛泽东十分关注的问题。在讲到一些县、社领导班子烂掉了、坏人当道的时候,毛泽东说,你们大家都以为革命成功了,天下太平,四方无事,于是乎他夺取了一个县的几个公社的领导权,夺取了县委的领导权。毛泽东把这些都看作是阶级斗争的表现,因此他强调解决这些地方的领导班子问题,必须发动群众,进行阶级斗争。

  腊子口一役,缴获粮食十万斤,盐巴两千斤。这对于已经饥疲不堪的红军来说,可谓是无价之宝。

  不论浙江调查组还是湖南调查组都如实地向毛泽东反映了他们所了解到的情况。这些情况都是第一手的,但毕竟是初步的,因而也难免受到一些局限。随着调查的深入,问题就会看得更准确一些,从而改正原来的认识,如湖南调查组对食堂的看法就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不管怎样,各种意见毛泽东都能认真地听,同大家一起讨论,出现一种生动活泼的气氛。这对于制定正确的政策是至关重要的。

  腊子口得手以后,林彪立即将战况报告尚在里朵寺等候消息的毛泽东和党中央。他自己即和聂荣臻一起赶往哈达铺,准备迎接毛泽东等人。

  二月十二日晚,毛泽东与湖南省委和调查组的谈话结束后,就离开长沙,前往广州。他要在那里过春节,这一年春节(正月初一)是二月十五日。

  9月19日,林彪一行抵达哈达铺。这天,一位名叫曹德连的连指导员奉命去邮局寻找敌人的报纸。在邮局,他找到了一大摞国民党《山西日报》。报上,有一则阎锡山进攻陕北红军的消息。

  春节一过,毛泽东即通知三个调查组组长各带一名助手去广州。二十二日,三个调查组在广州会合。

  曹德连把报纸送到了军团部。林彪和聂荣臻看到这则消息,大喜过望。他们深知这则消息在红军统帅部中的价值。两人几乎异口同声地说:“快给毛主席送去!”

  二十五日,毛泽东召集陶铸、陈伯达、胡乔木、廖鲁言、赵紫阳、田家英在鸡颈坑开会,讨论起草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问题。廖鲁言说,有的市委听到要调整人民公社体制,便召开党委扩大会议进行讨论。有的主张改,有的主张不要改,讨论的结果是,人民公社大中小都有的好。还有人说,“大”还是个方向。这些情况表明,缩小社、队规模,调整人民公社体制,难免会有一些不同的看法,这是可以理解的。“一大二公”的观念,在一些人的头脑里比较固定,要改变还需要时间,更需要实践来证明。毛泽东在会上重申了他的主张,并且进一步提出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他说:“如果社、队划小以后,大队与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解决了,现在还存在两种平均主义没有解决,一个是小队与小队之间的平均主义,一个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平均主义。”②

  毛泽东本人在当时消息闭塞的情况下,也没有想到陕北会有一支红军力量在活动,还有一块红色区域。

  两种平均主义的提法,是对人民公社体制和分配弊端的重要概括。此前,毛泽东在二月六日杭州谈话中,继而又在二月十一日、十二日长沙谈话中,多次提出反对平均主义的问题,指出在一个基本核算单位里,生产小队有富、中、贫之分,统一分配,就是搞平均主义,群众就不满意。广东调查组得知毛泽东的谈话内容后,表示同意毛泽东关于把生产小队一律改称生产队,生产队一律改称生产大队的意见。陈伯达在二月十九日报送毛泽东的《广东农村人民公社几个生产队调查纪要》中说:“我们同意主席的意见,把现在所称的‘生产小队’,一律改称生产队。现在的基本核算单位,有的地方叫做生产大队,有的地方叫做生产队,有的地方叫做管理区,以后也一律改称生产大队。”“现在有的生产大队把富村和穷村勉强地合在一起,作为一个基本核算单位,原来收入较多的社员意见很多,可以根据不同的经济条件、自然条件和群众意见,划分为不同的基本核算单位。”③广东调查组调查的结果,同毛泽东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同时,《调查纪要》提出:“公社各级的关系,在解决了自上而下的刮‘共产风’问题以后,似乎应当注意更适当地解决队与队之间、社员与社员之间在分配问题上的某些平均主义。”广东调查组的这个意见,受到毛泽东的重视。他明确而完整地提出了两个平均主义的问题。这个问题成为即将召开的广州中央工作会议的指导思想,也是制定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的指导思想。毛泽东对人民公社的认识,正沿着纠“左”的方向继续发展。

  9月22日,中央在哈达铺召开了团以上干部大会。毛泽东在会上兴奋不已,他激动地高声说:

  毛泽东指定,工作条例起草工作,陶铸挂帅,陈伯达为副帅,廖鲁言、田家英执笔。要求三月十日写出初稿。

  感谢国民党的报纸,为我们提供了陕北红军详细的消息。那里不但有刘志丹的红军,还有徐海东的红军,还有根据地。现在,我们的任务,就是向陕北进军。

  三月五日,毛泽东在广东省委三号楼,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周恩来、朱德、林彪、邓小平、彭真、陈伯达、胡乔木、陶铸。由周恩来汇报工业生产和市场供应等情况,毛泽东着重谈了人民公社体制问题。

  就这样,一个偶然的事件,成了决定历史进程的关键。中央红军由此决定了自己的落脚点和归宿。

  会议开始时,毛泽东讲了一段话,回顾郑州会议以来的这一段历史,带有反思和总结的性质。他说:

  历史也把林彪裹挟到了陕北高原。

  “在庐山会议之前,我们对情况的了解还是比较清楚的,但在庐山会议之后就不大清楚了。因为庐山会议之后一反右,有人讲真实话,讲困难,讲存在的问题,讲客观实际情况等等,都被认为是右的东西。结果造成一种空气,不敢讲真实情况了。相反就产生了另外一种情绪,不讲实际了,例如河南本来粮食产量只有二百四十亿斤,他们说有五百多亿斤,这都是反右反出来的。右是要反的,也不得不反,不反,对我们工作就不利。庐山会议是要反右的,但是接着就在群众中反右,这就坏了。郑州会议的召开,是为了反‘左’。凡是贯彻郑州会议精神比较彻底的省,工作就比较实一些。从三月到六月只反了四个月的‘左’,如果继续反下去,那就好了。谁知道彭德怀在中间插了一手,我们就反右。右是应该反的,反右是正确的。但是带来一个高估产、高征购、高分配。这个教训值得我们吸取,这件事也教育了我们,反‘左’中间插了一个反右,在群众中间一反,结果就反出一个浮夸风。庐山会议反右这股风把我们原来的反‘左’割断了。”

  “看来十二条下去以后,现在我们比较摸底了,粮食产量也落实了。去年北戴河会议以后,各省都注意安排生活了,那时就提出低标准、瓜菜代的方针。可是有些省就抓迟了,如安徽就抓迟了,山东就抓迟了,河南就抓迟了,甘肃就更抓得迟了,结果问题就多。这些省都抓得太晚了,对自己本省的问题估计不足。”

  “反革命复辟、掌权,这也是一个经验教训。”

  “还有几千万人搞工业,是个大问题。”

  说到这里,毛泽东问周恩来,今年的钢产量能不能搞到去年的水平。

  周恩来接着汇报钢、煤的生产情况和市场供应问题。正在汇报中间,毛泽东突然转到食堂问题:食堂可以搞多种多样,有长期的;还可以办农忙食堂;另外一些人可以让他去家里单独吃,但是这一种我们不提倡。

  周恩来继续汇报。毛泽东的心思好像不在这里。他对钢的生产情况,只问了一句,别的什么话也没有说,这同当年义无反顾地抓大炼钢铁的情况,真有天壤之别了。他的兴奋点和关切点早已转到农业方面,转到人民公社问题上。毛泽东总是这样,当他抓住一个在他看来带有战略意义的、具有全局性的问题时,他就必定是全神贯注,锲而不舍,非抓出成果不可,别的在他看来次要的工作可以暂时搁在一边。他认为,这时的农业问题、公社问题就是这样性质的问题。他在会议上,一开口就讲公社问题、食堂问题、工作条例问题。当周恩来汇报市场供应问题时,他又讲起公社问题,说:“我这次出来之后,沿途和河北的同志谈了一下,和山东的同志谈了一下,和浙江的同志谈了一下,也和江西、湖南的同志谈了一下。他们所反映的问题和你们了解的情况差不多。他们普遍感到社、队大了,要求划小一点。我们搞了三个调查组,目前他们正在这里起草一个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初稿已经写出来了,准备让几个省来几个同志参加讨论修改。修改后再广泛征求意见,然后提交中央工作会议。”

  会上,有的人对划小社、队规模,起草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还有些顾虑,主要是怕公社搞小了,对各方面是否会有影响;怕现在变动,影响生产,因为正是春耕季节;同时还考虑到国际影响问题。

  毛泽东坚持公社要划小。他说:“我的家乡湘潭,原来是二十一个都。以前对那个都还嫌大,分成了上七都、下七都。如果一个都一个公社,也要二十一个公社,但现在只有十三个公社。你们看,河南只有一千二百个公社,湖北只有六百个公社,都太大了。总而言之,要适合群众的要求,要反映群众合情合理的要求。食堂也是一样。田家英同志在浙江调查了一个生产大队(当时叫和合生产队。——引者注),二百多户。这个大队领导了十一个生产小队,这十一个小队里面有富队,有中等队,也有穷队,在分配的时候统统拉平,这么一来就发生问题了。现在他们建议将这个生产大队分成三个大队,把经济基础差不多的小队分在一起。这样,分配上就不拉平了,使得经济情况都差不多。这是队与队之间的拉平问题。还有一个队里面人与人之间的拉平问题,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如果这些问题解决了,就可以调动起群众的积极性。”

  他说:“过去我们老是要数字,什么东西种了多少,产了多少,今天积了多少肥,明天又搞些什么,天天统计,天天上报,统计也统计不及。横直就是那样,你瞎指挥,我就乱报,结果就浮夸起来了,一点也不实在。包括我们中央发的文件在内,也是那样。今后不要搞那么多文件,要适当压缩。不要想在一个文件里什么问题都讲。为了全面,什么问题都讲,结果就是不解决问题。不要批文件过多,过去我也是热心家,也批了许多文件。我就批了贵州关于食堂问题的那个文件,结果对各省影响很大。又比如,每年到春耕时,中央就要发指示,国务院就要发命令,今年不搞了好不好?我说这都是多余的。”

  毛泽东这些切中时弊的话,对几年来盛行的形式主义作风作了尖锐的批评,同时也作了自我批评。

  最后,毛泽东再次强调,公社规模要划小。他说:“这个原则是肯定了的,今年不划小,明年得划小,明年不划小,后年一定得划小,横直是要划小就是了。④”这是毛泽东的性格,凡是他认定的事情,非坚持到底不可,谁都难以改变。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的起草工作,吸收了几个省的负责人参加讨论和修改,湖北来的是王任重。三月七日,毛泽东在鸡颈坑单独与他谈了一次话,了解湖北农村情况。

  谈话一开始,毛泽东就问王任重:“你们的自留地到底交下去了没有?看来,一个自留地,一个退赔,一个指挥权,这是三个重要问题。”

  毛泽东又谈起食堂问题,说:“参加食堂也是要大家愿意。如果不愿意就搞农忙食堂,不愿意吃食堂的也可以让他在家里吃。”但他又说:“我们办食堂这个制度是肯定了的。”王任重说:“食堂不办不行,肯定还是要办,因为妇女要参加劳动,还有一部分贫农确实要吃食堂。但有一部分中农也确实不愿意吃食堂,因为不如家里吃得好。”毛泽东说:“城市里头吃食堂的人才占百分之四十,农村有百分之二十的人吃食堂就行了。”王任重说:“河南他们还是肯定吃食堂,现在就是一个烧柴问题。好多人去拾柴供应食堂,结果没有多少劳动力去搞生产。有的拆房子烧,有的拆桥烧,有的甚至把修好了的水闸拆了当柴烧。”毛泽东说:“那就非得改变不可!”

  看来,彻底解决食堂问题,还要有一段路程要走。中央紧急指示信明文规定,要坚持食堂制度,毛泽东也讲要坚持食堂制度。在干部中间,有的人依然主张办食堂;有的人并不赞成食堂,但受思想禁锢,不敢对食堂有所非议。

  毛泽东告诉王任重,要搞一个公社工作条例。公社没有一个章程,原来有的都废掉了。王任重说,十二条算一个。毛泽东说:“十二条解决了一些问题,就是不具体,并没有规定生产队这一级管些什么事,生产大队这一级管些什么事,公社这一级管些什么事。”

  毛泽东又问王任重:“你看有什么办法保证不瞎指挥?”瞎指挥,这是造成农业连年减产的最大祸害之一,而且很顽固,令人头痛。毛泽东总想把这个问题弄个水落石出,从根本上消除这个弊病。王任重说:“瞎指挥主要是公社和县这两级,来源是省、地两级。有的是属于错误的指挥;有的属于一般是对的、但对个别地方是不对的,到了县、社就分不清了,结果就瞎指挥了。比如我们旱地改水地,总的说是对的,但执行中不是因地制宜,统一布置任务,就瞎指挥起来。”他没有提到中央。毛泽东说:“你们省、地这一套就不要再搞了。你们吃了旱地改水田的亏,浙江吃了连作稻的亏,心是好心,想多打粮食,但不因地制宜,瞎指挥,结果减产就很厉害。”⑤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从三月十一日开始,东北、华北、西北三个地区的大区和省、市、自治区负责人,中南、西南、华东三个地区的大区和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分别开会,讨论人民公社体制问题。前者通称三北会议,在北京召开,刘少奇主持。后者通称三南会议,在广州召开,毛泽东主持。

  为引起大家对调查研究的重视,在三南会议的第一天,毛泽东将他的《调查工作》一文印发,并写了一个说明:“这是一篇老文章,是为了反对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的。那时没有用‘教条主义’这个名称,我们叫它做‘本本主义’。写作时间大约在1930年春季,已经三十年不见了。1961年1月,忽然从中央革命博物馆里找到,而中央革命博物馆是从福建龙岩地委找到的。看来还有些用处,印若干份供同志们参考。”⑥

  三月十三日清晨,毛泽东给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以及参加三北会议的同志写了一封信,强调要认真调查人民公社内部两个平均主义的问题。信中写道:“今天派陶铸同志到你们那里来,向你们作报告;并向到北三区会议的同志们提出一些建议,以供参考。大队内部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生产队(过去小队)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是两个极端严重的大问题,希望在北京会议上讨论一下,以便各人回去后,自己并指导各级第一书记认真切实调查一下。不亲身调查是不会懂得的,是不能解决这两个重大问题的(别的重大问题也一样),是不能真正地全部地调动群众的积极性的。也希望小平、彭真两位同志在会后抽出一点时间(例如十天左右),去密云、顺义、怀柔等处同社员、小队级、大队级、公社级、县级分开(不要各级集合)调查研究一下,使自己心中有数,好作指导工作。”⑦

  北京方面得知毛泽东准备派陶铸向三北会议传达他的指示这一消息后,邓小平和周恩来提出,鉴于两地开会,口径不一,北京方面又得不到毛泽东的指示,建议双方合开为好。毛泽东同意两会合开,地点在广州。这样陶铸就没有去北京。

  在三月十三日的三南会议上,毛泽东又就两个平均主义问题和调查研究问题发表讲话。他说:“这次会议要解决两个很重要的问题:一是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一是生产队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这两个问题不解决好,就没有可能充分地调动群众的积极性。”然后,他着重地讲了调查研究的问题。他强调,要做系统的由历史到现状的调查研究,特别是各级党委的第一书记都要做这样的调查研究。他对三十年前写的那篇《调查工作》很有些偏爱。他说:“我对自己的文章有些也并不喜欢,这一篇我是喜欢的。这篇文章是经过一番大斗争以后写出来的,是在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以后,一九三0年写的。过去到处找,找不到,像丢了小孩子一样。⑧……文章的主题是,做领导工作的人要依靠自己亲身的调查研究去解决问题。”“过去这几年我们犯错误,首先是因为情况不明。……最近几年吃情况不明的亏很大,付出的代价很大。大家做官了,不做调查研究了。我做了一些调查研究,但大多也是浮在上面看报告。”“我们要接受教训。报表有一点也可以,统计部门搞统计需要报表,可是我们了解情况主要不靠报表,也不能靠逐级的报告,要亲自了解基层的情况。”

  最后,讲到食堂问题。他说:“有些食堂难以为继。广东有个大队总支书记说,办食堂有四大坏处:一是破坏山林,二是浪费劳力,三是没有肉吃(因为家庭不能养猪),四是不利于生产。前三条都是讲的不利于生产,第四条是个总结。这个同志提出的问题值得注意。这些问题不解决,食堂非散伙不可”。“没有柴烧把桥都拆了,还扒房子、砍树,这样的食堂是反社会主义的。看来食堂要有几种形式,一部分人可以吃常年食堂,大部分人吃农忙食堂。北方冬季食堂非散伙让大家回家吃饭不可,因为有个取暖的问题。⑨”毛泽东对食堂(当然是部分的)作这么尖锐的批评,还是第一次。尽管这样,此时毛泽东仍然肯定食堂制度,还没有从根本上取消食堂的打算。

  参加三北会议的四位中央常委和其他与会人员,三月十四日分乘两架专机,抵达广州。

  当天晚上,毛泽东在广东省委小岛餐厅,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有各中央局主要负责人参加。毛泽东讲了话。

  他对公社工作条例初稿不太满意,第一是太长,第二是太杂,第三是逻辑性不强,要修改。

  毛泽东又一次重申:公社、生产大队划小这个原则,已经肯定了,过大了对生产不利。他说了一段很引人深思的话:“队与队之间的平均主义,队里边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从开始搞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搞集体化、搞公社化以来,就没有解决的。现在这个条例,就是要解决平均主义问题。”毛泽东从农业合作化到公社化一路讲下来,说它们一直存在着平均主义而没有解决。这是一个相当深刻的反思。他说:“穷富队拉平的问题,现在已经证明,对富队不好,对穷队也不好。必须对生产大队下面的生产小队,区别对待。小队里头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也就是劳动力多的与劳动力少的社员户之间的矛盾。因为实行粮食供给制、劳动力少的户跟劳动力多的户吃粮都一样,他横直有的吃,所以就不积极。而劳动力多的户,他们想,反正吃粮都一样,我干也是白费了,所以他也不积极了。”

  刘少奇接着说:“群众对多产多购少吃,很有意见。他丰产了,可以多购,但也要多吃。如果少产了,那就少购少吃,这个他倒没有意见。国家应该采取奖励的政策。按劳分配问题,不但要表现在工资问题上,而且要表现在实物上。国家、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和个人,一定要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

  毛泽东举了浙江嘉兴县的例子,说明应当实行多产多吃的道理。嘉兴,是一个著名的产粮县,但是农民多产不能多吃,结果成了少产少吃了,所以粮食严重减产。毛泽东说,今后高产的地方农民一定要多吃。

  关于基本核算单位究竟是生产大队还是生产小队的问题,毛泽东又提出来,说还可以研究。可见,这个问题总在毛泽东的脑子里反复思考着。

  毛泽东确定这次会议讨论三个问题:公社体制问题、条例问题、粮食问题。周恩来又补充了一个商业和对外贸易问题。⑩

  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三月十六日写出第二稿,毛泽东决定印发各小组讨论。

  ①毛泽东同中共湖南省委负责人和湖南调查组负责人的谈话记录,1961年2月11日。

  ②毛泽东同陶铸等人关于起草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问题谈话的简要记录,1961年2月25日。

  ③中央广东调查组《广东农村人民公社几个生产队调查纪要》,1961年2月17日。

  ④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1年3月5日。

  ⑤毛泽东同王任重谈话的简要记录,1961年3月7日。

  ⑥毛泽东对《调查工作》一文的说明,手稿,1961年3月11日。

  ⑦毛泽东给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等人的信,手稿,1961年3月13日。

  ⑧“像丢了小孩子一样”一句,在会议记录中没有,这是根据田家英的传达记录和王任重日记(1961年4月1日)补写的。

  ⑨《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52-254页。

  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简要记录,1961年3月14日。

  从十五日开始,两会合一,重新编组。各组主要围绕公社体制问题、食堂问题、供给制问题进行讨论。在这些问题上,特别是食堂、供给制问题,意见很不一致。毛泽东印发了几个材料,有一个是三北会议印发过的河北省委关于调整社、队规模的意见。河北主张生产队改为大队,生产小队改为生产队,作为基本核算单位。毛泽东印发时,在标题下面注明“主张以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以醒目。还有一个是陕西省委关于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利弊的材料。毛泽东印发这些材料,想引起与会者注意,但议的结果,都不赞成。

  三月十九日,开始修改条例第二稿,吸收了每个大区一至三人参加。当天中午,毛泽东同陈伯达、胡乔木、廖鲁言、田家英谈了一次话,大意是:

  这个条例怎么样?没有危险吗?农业问题抓得晚了一些。这次一定决心解决问题。第二次郑州会议,问题解决得不彻底,只开了三天会,而且是一批一批地开,开会的方法也有问题。庐山会议本应继续解决郑州会议没有解决的问题,中间来了一个插曲,反右,其实应该反“左”。一九六0年上海会议对农村问题也提了一下,但主要讨论国际问题。北戴河会议也主要是解决国际问题。“十二条”起了很大作用,但是只解决了“调”的问题,没有解决“平”的问题。十二月中央工作会议,只零碎地解决了一些问题。农村问题,在一九五九年即已发生,庐山会议反右,使问题加重,一九六0年更严重。饿死人,到一九六0年夏天才反映到中央。①

  毛泽东可能觉得这个条例纠“左”的步子大,而且在有些问题上还存在不一致的看法,所以提出有无危险的问题。但他认为必须这样做,他十分后悔农业问题抓晚了,这次非下决心彻底解决不可。

  三月二十一日,工作条例改出第三稿,印发会议。第二天,会议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这个条例共六十个条文,故称“六十条”。同日,中共中央向全国农村党支部和人民公社全体社员,发出《关于讨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给全党同志的信》。

  信中指出,在农村人民公社方面,有以下五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第一,在分配上,生产队和生产队之间,社员和社员之间,都还存在着程度不同的平均主义现象。第二,公社的规模在许多地方偏大。第三,公社对生产大队一般地管得太多太死,生产大队对生产队,也一般地管得太多太死。第四,公社各级的民主制度不够健全。第五,党委包办公社各级行政的现象相当严重。②

  这五个问题的提出,是毛泽东号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各级领导干部,包括毛泽东本人在内,调查研究的第一批重要成果。“六十条”就是要着重解决这些问题。关于人民公社三级的名称,过去各地很不统一。作为基本核算单位的那一级,有的叫管理区,有的叫生产大队,有的叫生产队,从“六十条”起,一律叫生产大队;过去的生产小队,一律改名为生产队。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其规模大体相当于原来的高级社。

  三月二十三日,广州中央工作会议闭幕。毛泽东再次讲话,主题仍是调查研究。这是自北京中央工作会议以来,第三次讲这个问题了。

  话是从《调查工作》讲起的。他对这篇文章失而复得的高兴心情,又一次流露出来:“别的文章丢了,我不伤心,也不记得了,这两篇文章③我总是记得的。忽然找出一篇来了,我是高兴的。”

  他说:这篇文章中心点是要做好调查研究。反对本本主义,“这里头包含一个破除迷信的问题。那个时候不管三七二十一,只要是上级的东西就认为是好的。比如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那个东西你拿来如何实现呢?你如果不搞些具体措施,是很难实现的。不要说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有部分的原则性错误,即使都是正确的,没有具体措施,没有调查研究,也不可能实现。现在我们中央搞的文件,如果没有具体措施也是不可能实现的。要有正确的措施,就要做调查研究工作”。在这里,毛泽东从历史与现实的贯通上,讲述了一个重要原则,就是贯彻执行上级(包括中央)的指示,必须与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相结合,订出具体措施;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做调查研究。这就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

  他说:现在全党对情况比较摸底了,但是不要满足。“我的经验历来如此,凡是忧愁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一经调查研究,办法就出来了,问题就解决了。打仗也是这样,凡是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他讲了一个故事:“在第二次反‘围剿’时候,兵少觉得很不好办,开头不了解情况,每天忧愁。我跟彭德怀两个人到白云山上跑了一天,察看地形,看了很多地方。我对彭德怀说,红一军团的四军、三军打正面,打两路,你的红三军团全部打包抄,敌人一定会垮下去。如果不去看呢?就每天忧愁,就不知如何打法。”

  他说:“这篇文章还提出这么一个观点,就是说,正确的策略只能从实践经验中产生,只能来源于调查研究。”“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那些原理原则是经过调查得出的结论。如果没有伦敦图书馆,马克思就写不出《资本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现在印出来是一本薄薄的本子,他研究的原始材料,比这本书不知厚多少倍。列宁的哲学著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是他用好几年时间研究哲学史才写出来的。”“没有那些胜利和那些失败,不经过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不经过万里长征,我那个《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小册子也不可能写出来。因为要写这本书,倒是逼着我研究了一下资产阶级的军事学。有人讲我的兵法靠两本书,一本是《三国演义》,一本是《孙子兵法》。《三国演义》我是看过的,《孙子兵法》当时我就没有看过。”“那时打仗,形势那么紧张,谁还管得什么孙子兵法,什么战斗条令,统统都忘记了的。打仗的时候要估计敌我形势,很快作出决策,哪个还去记起那些书呢?你们有些人不是学过四大教程吗?每次打仗都是用四大教程吗?如果那样就完全是教条主义嘛!我不是反对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原则非有不可,我这篇文章里头也讲了的。要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工具看待,没有什么神秘,因为它合用,别的工具不合用。”④

  会议闭幕那天,通过了经毛泽东修改审定的中共中央《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信中要求县级以上党委的领导人员,首先是第一书记,把深入基层,亲身进行有系统的典型调查,每年一定要有几次,当作领导工作的首要任务,并且要定出制度,造成风气。信中有一个名句:“在调查的时候,不要怕听言之有物的不同意见,更不要怕实际检验推翻了已经作出的判断和决定。”这句话给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增强了人们在调查研究中解放思想的勇气和力量。此信的发出,进一步推动了全党的调查研究工作。

  广州会议是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用毛泽东的话来评价,这是公社化以来中央同志第一次坐下来一起讨论和彻底解决农业问题。广州会议的主要成果就是制定了人民公社“六十条”草案。广州会议和“六十条”草案,从纠“左”的程度来看,超过了自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的历次会议和文件。“六十条”的制定,在重新纠“左”的道路上前进了一大步。但并不是人民公社所有问题都已得到解决,供给制、食堂这两个直接影响群众积极性、关系广大农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就没有解决。但是,前一阶段的调查研究,为这些问题的解决作了一定的准备。

  ①毛泽东同陈伯达、胡乔木、廖鲁言、田家英谈话的传达记录,1961年3月19日。

  ②《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1月版,第221、222页。

  ③两篇文章,指《调查工作》和另一篇在这之前写的《反对本本主义》。

  ④《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56-2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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