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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二十五回,说假话岂能骗皇上
分类:牛牛娱乐棋牌现代文学

这时已经进入四月,全国各地都在讨论《正处》讲话,并对党在作风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不少批评意见。全党整风的序幕实际上已经拉开。通过南下,特别是杭州座谈会,毛泽东又了解到不少情况,使他更加坚定了以“正处”为主题,向党外人士敞开大门,认真搞好整风的决心。这次南下,给他一个很深的感触,就是党内党外、党的报纸和民主党派的报纸,对《正处》讲话的反响存在很大反差,党外传达快党内反而迟。特别是党中央的机关报《人民日报》,对最高国务会议讲话和宣传工作会议讲话一声不响,毛泽东对此十分不满。这些情况,对于毛泽东决定提前发动全党整风,以扭转党内认识跟不上形势的状况,起了促进作用。

  田文镜在山西巡抚诺敏的花厅里当众宣布,他已经用钦差的关防封了藩库,并且贴出告示,说凡是缙绅商贾与藩库有银账往来的,限三日内全部结清。三天以后,藩库里的银子就要解往南京,重新熔铸。诺敏气急了,诺敏手下的那些大小官吏也都急疯了。

  雍正身上像是突然来了力气,他从床上一跃而起,从墙头上摘下那把悬挂着的宝剑问:“朕如何才能助道长一臂之力?”

  毛泽东从杭州回到北京,四月十日召集陈伯达、胡乔木、周扬、邓拓、胡绩伟、王揖、林淡秋、黄操良、袁水拍、王若水等开会,对《人民日报》这一时期的工作提出严厉的批评。谈话从中午十二时三十五分持续到下午五时十分。

  处决了三十名淫僧、淫尼,田文镜回到府衙就着手了结几位师爷的事。可是,他刚以嘲讽的口气说到,“你毕老夫子是出污泥而不染”,就被那个老油子毕镇远给堵了回来。毕镇远不慌不忙地说:“中丞大人,你说得不对,也错看了我毕某。若说一尘不染,天下之大,恐怕还找不到这样的师爷。我没有被牵连进去的原因,只是遵从祖训罢了。我们家代代都有人当师爷,祖传的秘诀却只有四个字:‘三不吃黑’,如此而已。”

  田文镜所以敢这样做,可不是偶然的,也不是他能够凭空想出来的。他在这里已经住了一个月了,在这段时间内,他三查藩库,都毫无所获。不为别的,只因为方法不对,路子不对!但是,今天他遇上高人了!这位高人,就是那位瘸了腿的、以酒色自娱障人耳目的邬思道,邬先生。诺敏可以说是手段高明,他瞒过了山西的官员,瞒过了皇上,甚至能瞒过天下人的耳目,但是,他却瞒不了这位邬先生。

  “啊,不不,皇上,您想偏了。这些个方外之术,毕竟不过是些雕虫小技而已,哪能劳皇上的大驾呢?”

  以下是这次谈话的要点。

  田文镜愣住了:“敢问:何谓三不吃黑?”

  邬思道这人,可是熙雍两朝的一个十分重要的人物。二十八年前康熙盛世之时,在南京举行过一次南闱科考。因为试官们贪污受贿,该取的没取,不该取的却高中榜首,引发了举子们闹事的风波。几百名考生抬着财神冲向贡院要打考官,吓得这些作威作福的官员狼狈逃窜。这件轰动熙朝的一大丑闻,康熙本来想大开杀戒,把与此案有关的二百多人全部正法的。可是,又考虑到那样做会牵动朝局,引起不安。这才杀掉几个为首的,其他的人也分别受到不同的处分。当然,康熙皇帝也没有饶过带头闹事的考生,其中的头一个就是这位邬思道。他受到了通缉,但是他跑了,躲起来了。后来太后薨逝,大赦天下,邬思道又遇赦还乡。几经周折,又被四阿哥胤祯收留,成了辅佐四王爷胤祯登上皇位的主要谋臣。雍正即位后,本来想重用他的。可是他说,自己身有残疾,有碍观瞻,要求退归林泉,遨游天下名川大山。雍正岂肯答应,于是,由雍正的书僮,现在也当着官的李卫和年羹尧秘密出面,把他举荐到诺敏这儿当了幕宾。这一切诺敏并不知道,他是因为这位邬先生来头太大,才不敢惹他的。可诺敏万万没有想到,这位邬先生竟成了他诺敏的掘墓人!诺敏那两下子,能骗过田文镜,骗过皇上雍正,却怎么能骗得了邬思道?邬思道扳倒了诺敏,回头又傍上了田文镜。他还和在诺敏那里一样,刚见面就狮子大张口,向田文镜提出了高昂的身价。田文镜不答应也得答应,谁叫人家比自己能耐呢?因此又引发了许多可歌可泣、可叹可悲的故事。不过,这些只能留待以后再详细地告诉大家了。

  可是,他虽然说得轻松,雍正却已见他的脸色变得惨淡异常,知道他心里也一定非常紧张。

  睡不着,找你们来谈谈。看了今天的社论①,虽然发得晚了一些,总算对陈其通四人的文章表了态。

  “谋逆案不吃黑;人命案不吃黑;离散骨肉案子也不吃黑。”毕镇远一字一板地回答,“在这三种案子里伸手捞钱,不但容易败露,容易被人寻仇,而且也昧良心、祸子孙。师爷是在官场里混的,要吃,就只能吃官场。我不是不要钱,只是不要那种不明不白的钱。我从官员们得的不义之财里,盘剥出一份来,就不会出事。就算事发,还有当官的在前边顶着,了不起,也不过卷铺盖回家就是了。有了这‘三不吃黑’,我毕家从明洪武年到如今,三百多年了,从来没有一个人吃过官司。所以,你田大人虽然风骨很硬,可我还是泰然自若。姚捷和吴凤阁刚才托人带话给我说,他们全都认罪。我觉得他们也不是没本事,而是不懂规矩才栽了的。”

  话说田文镜拍案而起,怒斥诺敏,把在场的山西官吏们惊得呆住了。田文镜趁此良机,转过身来对图里琛说:“图大人,田文镜有机密大事,要请大人代我奏明当今。”

  贾士芳一边踏罡布斗,一边说:“皇上,您现在就安坐龙床,守意定神,冲虚无怖地看着贫道作法。这里的雷再响,它也是冲着我来的,您千万不要害怕。”

  最高国务会议和宣传工作会议,已经开过一个多月了,共产党的报纸没有声音。陈其通四人的文章发表以后,《人民日报》长期以来也没有批评。你们按兵不动,反而让非党的报纸拿去了我们的旗帜整我们。过去我说你们是书生办报,不是政治家办报。不对,应当说是死人办报。你们到底是有动于衷,还是无动于衷?我看是无动于衷。你们多半是对中央的方针唱反调,是抵触、反对中央的方针,不赞成中央的方针的。

  听了毕镇远这话,三位大员不禁面面相觑,全都呆在那里了。田文镜今天确实是下了狠心,不管此事牵连到谁,他也一个全不放过。觉空刚揭出几位师爷时,他就想到了昔日况钟的故事,他恨不得也像况钟那样,把犯事的师爷当堂摔死,然后再狠狠地治治臬司衙门的人,趁机扳倒胡期恒,压服车铭。这样,他自己就可扬威中原,一举成为雍朝的中流砥柱。可是,毕镇远的话却把他打动了。田文镜也是混迹官场大半生的人了,里面的情景污浊到何种程度,他全都门儿清。百姓们说得好,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没钱莫进来。就说打官司吧,哪个衙门的堂口上没有挂着“明镜高悬”的大匾,可有几个做官的是真正清白的?哪个衙门里不是吃了原告吃被告,非把两头都弄得家破人亡,才肯罢手?看来,想要让所有的官员们,一个个清如水,明如镜,竟是一厢情愿,水中捞月!他反复沉吟了好久,才心事沉重地说:“唉——跟我的几位师爷,原来也都是想要办好晁刘氏这件案子的。可是到了后来,却一个个地变卦了。从一定要严办,变成要求缓办。我还以为他们是为我着想呢,哪知,这里头还藏着这么大的一篇文章!”

  图里琛一直在察看着他们之间的言谈举动。他瞧不起诺敏的作派,但对田文镜擅自封库一事也很不满意。现在听田文镜要和他谈话,便说:“有话请讲。”

  雍正皇帝传进来贾士芳,本来就是让他给自己壮胆疗疾的。可一听道长说,这是那番僧要进宫来危害自己,他心里可就安定不下来了。但,他刚刚还理直气壮,怎么能当着道长的面示弱呢?也亏得他还算聪明,便拿过一本《易经》来对乔引娣说:“来,引娣,你坐在朕的对面,朕与你讲《易经》。这样,你就用不着害怕了。”

  (邓拓解释说:过去中央曾有规定,党的会议不发消息,主席讲话未公布前,也不引用。我对这件事没有抓紧。)

  在一旁的车铭笑了:“中丞大人不知,主张严办时,是为了抬高价码,向人要钱;钱要足要够了,才又要缓办的。毕老夫子,我说得对吗?”

  “不,事关机密,请大人让这里的闲杂人等都回避一下。”

  贾士芳把头上挽着的譬儿散开,取出那柄挽髻的木剑来,咬紧牙关又焚了一道符。这次那黄裱符烧得很快,转眼间,就变成了灰烬。只见他左手持剑,右手向天一指,说了声:“大上老君急急如律令!敕——疾!”

  中央什么时候有这个规定?最高国务会议发了消息,为什么不发社论?消息也只有两行。为什么把党的政策秘密起来?宣传会议不发消息是个错误。这次会议有党外人士参加,为什么也不发消息?党的报纸对党的政策要及时宣传。最高国务会议以后,《人民日报》没有声音,非党报纸在起领导作用,党报被动,党的领导也被动。党报在非党报纸面前丢脸。我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目前还不能发表,但可以根据讲话的意思写文章。对党的政策的宣传,《人民日报》不是没有抓紧,而是没有抓。

  毕镇远却只是微笑、并不回答。

  此言一出,又引起一阵更大的惊慌。今天来这里赴宴的人们,两次遇上钦差,也两次被当成“闲杂人等”从大厅里撵出来了。但是,这次却与上次不同。人们唯恐走得不快,尤其是那些到这里捧场的绅商富户,一出花厅就找借口溜之大吉了。他们都是诺敏的债主,也是诺敏的债权人。田文镜已经宣布了封库的消息,他们就得快些回家向亲朋好友们送消息,让大家拿着债票来巡抚府衙门里兑换银子。慢了一步,田文镜把银子解走,他们手里的债券就一文不值了!不过,山西的大小官员们可都不敢走。一来,钦差还在这里,提前开溜就是藐视钦差、藐视皇上,那是要依律论罪的;二来,他们也不想走,他们都是“是非中人”,谁知道今晚这事会是个什么结果呢?从田文镜刚才的话里,他们已经感到了透骨的寒意。他们也瞧见图里琛带来的那些亲兵们,不待吩咐,早就把这座花厅包围得水泄不通了。

  天上突然响起了炸雷,“咔嚓嚓”一声响亮,惊天动地,连紫禁城也被震得一同颤抖。呼啸的寒风,如狂飚穿殿而过,斗大的雨点顷刻间便砸落下来。这时再看殿外,所有的殿宇上的琉璃瓦,都全被这山呼海啸似的风吹得发出惊恐的呻吟。天色转暗,黑如锅底。雍正哪还顾得上讲《易》,而引娣也早已吓得呆若木鸡了。

  其实,《人民日报》当时对宣传《正处》讲话不热心,是事出有因的。据胡乔木回忆说:“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了话,中间有些复杂的过程。毛主席最初认为暂时不要宣传,怕别的国家接受不了。可是后来上海文汇、新民报这些非党的报纸大讲特讲,毛主席感到应该讲,对人民日报、解放日报不宣传作了严厉的批评。”②

  面对这种情景,不由得田文镜不改变初衷。他看了一眼车铭和胡期恒说:“二位大人,臬司衙门的人不奉宪命擅自弄权,显然有不可告人的私情;我这里的姚捷、吴凤阁、张云程等,个个都是刁赖讼棍。他们借案由从中渔利,也实在可恨。但我原来就说过,官场之事,不要做得太过分,得放手时且放手,对他们就不要重处了。来人!”

  图里琛和田文镜在里面说了很长时间,他们说了些什么,外边的人谁也不知道。等啊,等啊,二位钦差终于谈完了,出来了。诺敏赶快迎了上去,小心翼翼地问:“二位大人辛苦,要不要再重新换桌酒菜?”

  过了大约一刻钟的功夫,雨声渐渐地小了。一个淋得像水鸡似的太监,一边朝这里猛跑,一边叫着:“太极殿着了火,可是,又被大雨给浇灭了!”

  毛泽东在询问了四月十日社论的写作过程以后接着说:

  “扎!”

  图里琛没有理他,却一声断喝:“来呀!”

  侍卫索伦上前一步,“啪”地打了他一个满脸开花:“滚开!这会子就是太和殿着了火,也不准来报!”

  写文章要联系当前政治,这篇社论和那篇《教育者必须受教育》的社论③,都没有提到最高国务会议和宣传工作会议,好像世界上没有发生这回事。中央开的很多会议你们都参加了,参加了会回去不写文章,这是白坐板凳。以后谁写文章,让谁来开会。

  “将本衙三名恶棍和臬司犯纪人员,押了下去,绑在刚才处决犯人的铁栏杆上,枷号示众三日!吴凤阁等罪行昭著,追赃之后,逐回原籍!”

  从京里来的皇宫侍卫们,整齐地答应一声“扎!”跪到了他的面前。

  雍正刚松弛了一下,紧接着又是一个更大的炸雷响起,就像炸开在养心殿顶上似的,震得殿顶上的藻井籁籁发抖。引娣吓得“妈呀”地叫了一声,就钻进雍正的怀里,而雍正也紧紧地握住了她冰凉的小手。

  是不是邓拓会团结人,你们的意见都那么一致?几个副总编辑像铁板一块,不敢批评他,不敢起来革邓拓的命。有意见可以争论嘛,为什么不和邓拓争论?要民主集中,但内部可以争吵,拍桌子。你们只要不到马路上去闹,什么意见都可以讲。

  “扎!”

  图里琛吩咐:“今天来到这里的官员们,都不准擅自走动。更不许离开府衙。请大家暂在西边那个小厅里休息,等候传唤。”他一指跟来的亲兵们,“你们给我看好了。”回头又对诺敏说,“诺大人,你请跟我来。”

  贾士芳像是被什么利物划破了脖子,流着殷红的血滴。他怒斥一声:“好个孽僧!”把牙关紧咬,死盯着头上怒云翻滚的阴魂,“噌”地从怀中又取出一张裱来,手指醮血,在上边疾书了“太上老君”四个大字。此时,外面的雷声又紧又密,雨点又大又急。只见有两个红炭球似的东西,一跳一跃地在空中时隐时现,渐渐地靠近前来。贾士芳情急之间,燃火焚符,大叫一声:“敕——疾!”顺手将木剑隔墙抛了出去,那木剑刹时间便消失得无影无踪。贾士芳怒声喝道:“妖僧,你已经得罪了上天,难逃此劫!”

  (胡乔木解释说:人民日报曾经搞了个计划,组织过几篇文章,我因为没有把握,压下来了。这事不能全怪报社,我也有责任。)

  戈什哈们答应一声,分头去带人犯。田文镜向毕镇远说:“毕老夫子,我有一言奉告:过去的事情,不论你说的是不是实情,我都不再追究。你的年金,从即日起,增加到三千。我明人不说暗话,邬师爷与我有恩,你不能和他攀比。但从今之后,非义之财,你一文也不要取。我自己一心要做个好官,你得成全我。你能如此,则我们就长远相处;否则的话,请你另投明主,我绝不拦你。”

  田文镜趁机向图里琛一拱说道:“图大人,下官告辞了。”说完回头就走,看也不看一眼身旁的山西大员们。

  话音刚落,又是两声连得极紧的暴雷炸响,窗上安着的大玻璃镜细脆地一响,也被震开了一条大缝。外面站着的一个太监,不知是被雷击着,也不知是吓的,竟一声不响地倒了下去。

  现在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究竟是什么?百家者,两家而已:资产阶级一家,无产阶级一家。知识分子百分之七八十是处在中间状态的。争鸣,就是两家争取这中间状态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有人说,资本主义私有制正在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哪里还会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知识分子的毛可以附在资产阶级的皮上,也可以附在无产阶级的皮上。现在应该附在无产阶级的皮上。

  车铭和胡期恒还想再说点儿什么,可是,田文镜已经端起了茶杯,说了声“道乏”,就站起身来了。好嘛,逐客令一下,他们不走也得走了。

  诺敏心中“嘭嘭嘭嘭”地一直在打鼓。心想,不好,今晚可能要坏事!可是,钦差图里琛已经在前边走了,他也只好紧紧跟上。进了花厅,宾主客客气气地让座坐下。诺敏站起身来赔着笑脸说:“卑职有下情要禀报钦差大人:今天夜里太原全城出动观灯,是有些不大合适。可是,灯火既然点着了,就很可能要出点事故。比如说,一旦走水,就很可怕。您看,下官是不是要派个人去关照一下?”

  “好了。”贾士芳不安地搓着手对雍正说:“贫道有罪,惊了圣驾了。”

  要接近党外知识分子,了解他们。要跟非党知识分子交朋友。我愿意同民主人士、中间派谈,比如李鼎铭。党员的党话太多。近来我在找党外的教授、工程师谈。

  按道理,这件轰动朝野,又是奉了朱批谕旨办理的案子,一有结果,就应该具折向皇上奏明的。可是,张廷玉却先看到了车铭和胡期恒二人的奏折。他们俩在奏折里都做了自劾,先说了自己的失察之罪,又请求朝廷给予处分。不过,他们俩却又异口同声地告状。他们揭发了田文镜如何专横跋扈,欺压同僚;如何任用匪人,残忍刻毒的种种情事。说豫省绪绅们听说田中丞要实行“官绅一体纳粮”,都“惶惶然不能宁处”;说河南百姓“谈田而色变,纷纷变卖庄园,要弃农南下经商”,“如此下去,明年岁计实堪忧虑”;说“河南官员不畏朝廷之法,而视田某如蛇蝎,皆有退官归隐之志”。这两篇奏折,都写得洋洋洒洒,淋漓尽致;也都把田文镜描绘成了十恶不赦的凶神恶煞。

  图里琛知道,他这是要布置人马拦截要账的人。便说:“哦,不必了吧,你不是在闹市里安排了人吗?来来来,今晚难得这样清闲,我们又是初次见面,趁此机会好好叙谈叙谈也很好嘛。哎,你站着干什么?坐呀,你看,你站我坐,这不大好嘛。”

  引娣这时才发觉自己竟钻在皇上的怀里,两手也被皇上紧紧地握着,羞得她挣出身来,走着细步来到外间,心头一个劲儿地跳,低了头只是发呆。

  现在的知识分子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他们的灵魂依旧在资产阶级那方面。历史上说曹操是奸雄。不要相信那些演义,其实,曹营不坏,当时曹操是代表进步一方的,汉是没落的。知识分子要解决这个“身在曹营”的问题,要在无产阶级的皮上粘得很好,成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

  张廷玉心中有数,他没有急于报告皇上,而是把两份奏折全压到了自己手里。他想等一等,看看田文镜自己怎么说这件事。可是,不知是什么原因,田文镜的奏折,却直到六月下旬才来到京城。而且,田文镜在这封奏折中,连篇累犊的只说案子,不谈其它。对使用非刑火烧僧尼之举,他说“非如此,不足以震慑奸人,挽回颓风;非如此,不能上慰圣躬爱养良善、惩暴除奸之至意。”至于官绅一体纳粮,官场对晁刘氏一案的看法等等,竟连一字也没有提到。张廷玉想来想去,觉得此事自己不便作主,便整理好案情节略,又附上三个人的奏折原件,一同带进大内请见皇上。

  接着,图里琛就有一搭没一搭地和诺敏说起了家常。说他怎样跟着黑龙江将军张玉祥打仗,哪一次打的最苦,哪一次受了什么挫折,哪一次又大获全胜;说他爷爷在世时,如何受到圣祖皇帝的重用;说爷爷和周培公当年怎样陈兵西凉;说周培公怎样凭他那三寸不烂之舌,说降王辅臣,骂死汪士荣的那传奇般的经历;还说周培公怎样在东北布置了天罗地网的工事,使罗刹国望而生畏……。诺敏此刻哪有闲情逸致去听他说这些呀。他一会儿站起,一会儿坐下,一会儿又围着花厅焦躁地来回踱步。图里琛看了也不理会,还是竟自说着那些没有一点用处的闲话。突然,一个兵丁从外边慌慌张张地跑了进来,一边跑一边还大声喊着:“巡抚大人,不好了,城西走水了!,,

  雍正抬起头来看看,外面的雨已经是越下越小,雷声也渐渐地去得远了。他长长地吐了一口气,脸上恢复了原来的颜色,便见德楞泰进来禀报说:“太监小葵子被雷击死了。”

  争取知识分子,用什么办法?一种办法是压,这不会使人心服,口服心不服。一九五三年统购统销时,党和农民的关系很紧张。现在,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相当紧张,知识分子魂魄不安。党内也紧张。还要继续紧吗?我主张松,这样他们就靠拢我们了,有利于改造。不能紧,越紧他们就和我们的距离越远。过去太紧,现在要松一点,使他们靠拢我们一点。

  侍卫张五哥今日当值,见张廷玉进来,连忙迎上前去。张廷玉问:“皇上用过早膳没有?还在批阅奏章吗?”

  听到这声喊,诺敏好像见到了救命菩萨一样,机灵灵站了起来:“图大人,请恕卑职不恭,卑职要去察看火情了……”

  “拉出去埋掉就算了。”雍正无所谓地说。回头又对贾士芳道:“你确实是个得道的真人。朕现在自觉通身上下,无处不舒泰,病已全好了。你怎么了?朕看你好像有些心事?”

  知识分子大多数是爱国的。反革命有,不多。要允许他们自由发表意见。我们的政策是“放”,还是“收”?不能收。很多同志不了解这一点。

  “回中堂,方先生从畅春园过来了。他说十三爷病体见好,皇上听了很高兴,正在和方先生说话。还有一个官员在谈事,好像皇上很生气。哦,图里琛刚从奉天回来,也在里面。”

  图里琛哪能让他溜掉啊:“哎——这点儿小事还用得着您亲自出马吗?”他回头对报信的兵丁说,“你传巡抚大人的令,让附近的军士赶快到火场去。一定要尽快扑灭那里的火,不许火情再蔓延。去吧!,,

  贾士芳说:“我的木剑毁了。那是——我的外师所授,它丢了毁了,也许我的命也不长了。”

  《光明日报》接连发表几篇文章,都是讨论当前重要政治情况的。这些情况《人民日报》编辑部也应该讨论。

  张廷玉知道,图里琛专为皇上料理宗室内务之事。他从奉天回来,必定是见过十六爷允礼和十四爷允禵了。张廷玉不想掺和皇上和兄弟之间的事情,那里面的公仇私怨也都是说不清的。便说:“哦,既然如此,我就先不进去了,好在我手中也不是什么急事。等会儿皇上见完了人,你派太监到上书房去知会我一声好了。”

  诺敏突然跳了起来,大声叫着:“慢!”他回过头来,狰狞地盯着图里琛:“图大人,你要假借钦差的名义扣留我吗?”

  “你还有外师?你的正师是何人?”

  《新民晚报》赵超构问我,过去提过“短些,短些,再短些”,可不可以再加一个“软些、软些、再软些”。我说,有两个“软些”就够了嘛!当时是怕他们搞黄色的东西。这次出去看了看《新民晚报》,觉得那个报纸还是严肃的,没有什么黄色的东西。有些东西还硬了些,不敢放开讲。《光明日报》有几个副刊也还好。《文汇报》,《中国青年报》,《新民晚报》或者《大公报》,《光明日报》,最后是《人民日报》和各地党报,这样一个名次。《人民日报》标题就不吸引人,有些文章开头一段就不吸引人。《人民日报》社论《教育者必须受教育》,讲了知识分子的问题。文章一开始就引用恩格斯的一段话。从引文讲起,总是先讲死人、外国人,这不好,应当从当前形势讲起。马克思的文章较深,不好懂。斯大林的文章通俗,但斯大林的文章有教训人的味道,不平等,动辄“由此可见”,“这就是说”,论述不够,说服力不强。从马克思到列宁,越来越通俗。今后写文章要通俗,使工农都能接受。

  可是,他们在外边的说话声,已经被皇上听见,他在里面叫上了:“是廷玉吗?进来说话吧。”

  “哎?诺大人,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我怎么听不懂啊?”

  “我的本门师父是龙虎山的娄师垣。他曾经说过,我聪慧大甚,快手破掣,只准我守关参玄。后来,我在山下碰到一位老人,我们同去打水,见面多了也就熟了。他给我开了天眼,还教会了我许多法门神通。其实我的法外真功,连本门师父也赶不上了。娄师垣怕我给山门招祸,便让我还俗了。我向他说:我只会做救人济世之事,而绝不会为非作歹。所以,我自认还是个道士,也绝无上天降罪之理。”

  (有人提出希望有位中央委员,最好是一位政治局委员来《人民日报》坐镇。)

  张廷玉进来时,一眼就瞧见皇上和方先生坐着,图里琛站在下边,还有一个官员却跪在地下挨训。张廷玉知道,此人名叫黄立本,现任的台湾知府,是前几天才进京述职的。张廷玉叩安以后对皇上说:“听说十三爷身子大安,皇上高兴,臣也是十分欢喜。”

  “你,你,你太小瞧了我诺敏了!告诉你,我是封疆大吏,二品顶戴,你怎敢对我如此无礼?你怎敢扣下我这山西巡抚治下的文武官员?我要立刻动本参你!,,

  “那个教你法术的异人叫什么?在哪里能够找到他?”

  编辑工作困难是有的,但在现有条件下,还可以改进。《人民日报》树大招风嘛!需要有一个政治局委员主持工作,内外都能顶住,但现在还没有适当人选。

  雍正皇上说:“有高兴的事,就也有让人不痛快的事。比如你现在看到的这个人,他想乘着朕高兴,来为他的母亲请求旌表。哼,哪有那么便宜的事?朕岂能拿着国家典礼随意赏人?当初委你任台湾知府时,朕是怎么对你说的。你能叫台湾粮食自给,朕就封赏你的母亲,你做到了吗?”

  图里琛笑着说:“诺大人,你不要这样嘛。我只不过要让你和你的属下,在这里安安生生地呆上两个时辰,有这两时辰就足够了。你现在不是不明白吗?来来来,请坐下,消消气,听我告诉你。”图里琛把诺敏硬拉过来按到椅子上,“我刚才和田文镜约好了,他让我给他两个时辰的时间。说只要有这两个时辰,他一定能揭开山西清理亏空的秘密。他这个要求,我已经答应了,现在怎好再反悔呢y

  贾士芳苦笑了一下说:“到哪里也别想找到他,因为他就是八百年前的黄石公。”说着,他慢慢地跪了下来叩头说:“那个死头陀的尸体,就在神武门外的金水河里。请万岁派人去打捞出来,好生安葬了他。并求万岁准贫道返回江西,用功诵经,赎过消愆。”

  (有人提出杂文难写。)

  黄立本却说:“回皇上,臣并非冒功请赏。福建藩库里今年没拨给我们一两粮食,这是有案可查的……”

  诺敏暴跳如雷:“你,你们这是通同作弊!田文镜算是个什么东西?他已经被摘了顶子,我还怕他什么?请你转告田文镜,今天如果火势不能扑灭,太原有一点损失,我就要请出王命旗斩了他!,,

  雍正放声大笑:“哈哈哈哈,哪有广行善事反遭天谴之理?不就是一柄木剑吗?朕再赐你一柄!朕还要为你盖一座道观,让你在那里修真养性。有事时出来为朝廷效力,无事时你深藏不露,何来的祸事?”

  杂文要有,整个报纸的文风要改进。杂文也可以写得全面一些。鲁迅的杂文就很全面。我辞去国家主席职务以后,可以给你们写些文章。

  “是吗?”雍正一口截断他的话:“这世上的人,大概只有你最聪明。你以为除你之外,朕就不能知道事情真相了?朕要的是真正的自给有余,而绝不会只听你的一面之辞。朕问你,海禁已经封了,你竟敢私自用大陆的药材去和红毛国作贸易,换来钱再从彰州买粮运往台湾,这事有也没有?”

  看到这个情景,图里琛心里已完全明白。他平静地对诺敏交底儿了:“大人,我实话告诉你,田文镜是这样和我说的。他说:今天他在您的宴席上宣布,说他已封了藩库,还说要在三天之内,将库存银两全部解到南京。其实,这是吓唬人的,他这是在敲山震虎。据他说,今晚在座的人听到这个消息,是一定要告诉他们的亲朋好友的。到明天天一亮,凡是手里拿着借据的人,也都会蜂拥而来的。至于国库里的银子是从哪儿借来的,他们手里的借据又是谁开的,那就不难查明了。我觉得,田某这样做也不无道理。这对于您这位巡抚大人,不也是件好事吗?你不是和我说过,说田文镜帮你洗清了‘冒功邀宠’的罪名,你对他感激不尽吗?现在田文镜干的,正是为了给你彻底地洗清罪名,你又何乐而不为呢?”

  就在宫里头闹得不可开交之时,那个在河南罢考不成的秀才张熙,却在歧路上到处苦苦地奔波。他得到河南学台大人张兴仁的资助,才得大难不死。但却不敢回老家湖南永兴,而是遵从老师曾静临行前的嘱托,到山东去投奔“东海夫子”吕留良。可是,他几经辗转,到山东一打听才知道,吕留良已经去世十几年了。吕家对老爷子生前学生们向有惯例,凡来投奔的,都一概赠银赠书,送了他二十两银子和一部《明月集》书稿。客居无聊时,他便翻读吕老先生的诗作。正是走投无路期间,他猛然想起,曾静的好友名叫旷世臣的就在泰安,便忙去见他,不料还是扑了个空。那旷家的人,又不像吕家大方。只是告诉他说,旷某已经中了举,现正在北京三王爷府帮办文案,便把他打发出来了。

  说到这里,毛泽东的心情平静了许多。他对今天的谈话总结了一下:

  黄立本无言可对了。

  府外已经传来了第一声鸡叫,天就要放亮了。天一亮,山西的绅商大户们全都要来向他诺敏索命,诺敏想坐也坐不住了。最后关头已经来到,他要孤注一掷了!只听他向外边大喊一声:“抚衙的人呢?都给我进来!”

  张熙此次奉师命“出山”,是在筹划着一番大事业的。他曾经先去了龙虎山见到了娄师垣,要求入山学道。娄师垣说他“俗缘未了”不肯收留。在下山的路上,又恰遇上被娄师垣逐出师门的贾士芳。这两人刚见面时倒也谈得很投机,但是张熙刚一露出“反清复明”的意思,贾士芳便飘然离去了。张熙为了学到贾士芳的道术,便紧随其后,跟着他从江西、浙江、山东、直隶几个省,又来到了沙河店。再追时,贾士芳已杳无踪迹。这张熙也是个牙关咬得很紧的男子汉,他眼见甘凤池等在南京罹难,不敢再结识天下英雄,便一狠心来到河南投靠自己的表姐,想改籍投考,并在秀才中闹事。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却被田文镜扑灭了。

  一、报纸的宣传,要联系当前政治,写按语,写社论,都要这样,如最高国务会议、宣传工作会议。

  雍正却厉言厉色地说:“朕曾对你寄予厚望,也相信你能在台湾替朕分担忧患。可是,朕却没有想到,你会捏造假政绩来哄朕。你这样做,其实是在欺朕,是在沽名钓誉,是标榜伪孝,懂吗?你用这样的心肠事主,早晚有一天要栽跟斗,说不定还会连累了你母亲哪。不过,要说起你治理台湾,也还是有功劳的。所以朕就不予处分了,你下去好好想想吧。”

  外边守卫的军士们听见叫声,知道是这里出了事,手执刀剑长矛冲了进来。图里琛稳稳地站在门口,冷笑一声,轻轻地对他带来的亲兵们说:“你们,把自己的上衣脱掉。”

  ……如今的张熙,像是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上。秋风正凉,黄叶飘地,资斧已尽而无处投奔。一路上,到处都流传着各种骇人听闻的传说:有说雍正皇帝弑母、篡位和屠弟的,也有说雍正炮轰年羹尧的,更有议论岳钟麒正在私藏军粮,准备造反的……等等等等,不一而足。诸如此类的谣言,更证实了老师曾静那“如今的天下,到处都布满了干柴,只要一遇火星,就可遍地燃烧”的预言。张熙忽然想,既然无路可走,何不就到北京去。一来看看这情景是真是假;二来寻找那位旷师爷,说不定还能找出新的机遇来呢。

  二、中央每一重要措施,报纸宣传都得有具体布置,看要写哪些评论、新闻和讨论文章。

  黄立本没有想到,台湾地处边域,远离京城,皇上怎么知道得如此清楚呢?他不敢为自己辩解了:“是是是。奴才明白,奴才不敢再说假话。”

  这群人二话没说,“唰”地脱光了衣服,露出了赤裸的膀子,也露出了上边的累累伤疤。这些伤疤,有枪伤、剑伤、刀伤、箭伤,还有些伤是被火烧的。图里琛指着他们笑着说:“大家都看见了吧,这就是我带的兵!他们都是身经百战、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人,也都是经过了血与火的锤炼,见过一些大世面的人。我身上也有些和他们相差不多的伤痕,可是,我现在穿着皇上赏给我的黄马褂,如果脱了,那就是对皇上不敬。不过你们可以看看我这里,”说着他把头一偏,露出了脸颊上那道长约四寸的大疤,“这是敌人赏给我的一点记号,也是我永远也忘不掉的纪念。还好,那个凶狠的罗刹国贼子,刀头上的功夫太差,没能把我砍死。我有了今天,也才能在这里开开眼界,见识一下咱们大清国山西巡抚治下的勇士们。有种的,你们就来吧!”

  拿定了主意,张熙不再迟疑,立刻回头转奔京师而去。好在秋高气爽,又是一马平川的大道,经过半个多月的跋涉,北京已经遥遥在望了。

  三、要在现有条件下,努力改进工作,包括领导工作。编委会可以扩大一点。要改进编排和文风。文章要写得短些,通顺些,标题要醒目些,使读者爱看。

  黄立本连声答应,叩头起身就要回去,却又被皇上叫住了:“回来!朕还要告诉你,重农轻商,也是君子和小人的分野。你这次回去,要把劝农垦荒当作要务,贸易为次。你是个清廉的官吏,而且,治理台湾也确实有成绩,台湾的岁入每年都有所增加嘛。所以,福建巡抚请求为你加两级,朕也准了。朕这样做,就是要让你明白,你对了,朕不掩你的功;你要说假话来骗朕,朕也绝不宽容迁就。去吧!”

  谁敢来?这些亲兵脱光膀子以后,把在场的人全都吓呆了。其实,图里琛刚一露面,诺敏就瞧见了他脸上的大疤,不过,他没好意思问,也没来得及问。现在出现了这种局面,还有什么可说的呢?他偷眼瞧瞧院子里,只见晨曦微透,五更将到,再也等不得了。他抗声说道:“图里琛,你不要高兴得太早了。我要是立刻出去,你敢把我怎么样?”

  第二天,张熙起了个绝早,打听了道路,就向鲜花深处胡同三爷弘时的府上走去。一到门前,就见十几个卫士正钉子似的站在门口。他小心地走上前去,刚开口说了半句:“我是来投亲的……”就被一个太监怒斥一声打断了:“滚开,正门不接外客!”

  四、要吸收社外的人参加编辑工作,团结好报社以外的专家、学者、作者。七、八版(理论、文艺版)请了一些顾问,这办法很好。这两个版要有专门的编委会,请报社外的人参加,半独立性质。

  张廷玉看着黄立本走远了,才把河南三司的表章呈了上去说:“臣因为要等田文镜的折子,所以晚了几天。现在他们都有了回报,才恭呈御览。晁刘氏一案之前,皇上就有旨意说,要调胡期恒任四川巡抚,车铭调湖广任布政使。臣请旨,要不要吏部立即下票拟?”

  图里琛不慌不忙地说:“可以,你是开府封疆的高官,也是天下第一抚臣嘛,你愿到哪里就到哪里。可是,你的一举一动必须在我的兵士监督之下。我还可以告诉你,皇上把我们这些人从万马军中挑选出来,充实宫掖宿卫,又称‘粘竿处’卫士,不是让我们吃闲饭的。我这个钦差若是不能秉公办差,连在他们面前也是交代不了的。”

  张熙只好又绕了几个弯,这才打听到了边门。这里正有许多挑着担子,推着小车的人,像是在向王府里送东西。一个太监扯着公鸭嗓子在叫着:“都快着点,王爷就要下值了。喂,你把猪往哪几赶,不知道那是厨房吗?死心眼的。哎哎哎,那水是叫你喝的吗?告诉你,这是从玉泉山上拉来的……”张熙等了好大半天,才看出一点空儿来,便上前陪着小心说:“这位公公,我要见府上的旷师爷。”

  五、将来可以考虑,中央调一个政治局委员到人民日报工作,从根本上解决领导问题。

  雍正没有说话,他在埋头看着河南来的折子。信口问道:“图里琛,你今年三十岁了吧?”

  诺敏抓住话柄了:“什么,什么?你们是‘粘竿处’的?哈哈,那很好啊。粘竿处到底是干什么的,你不说在下也明白。不就是在暗地里监察百官的行动的吗?不就是飞来飞去的蒙面人吗?当年圣祖皇帝即位之初,就曾三下诏谕,痛陈明末太监干政、厂卫祸国的史训,下令撤裁了暗地监察百官的十三衙门。你们这个‘粘竿处’难道不是十三衙门和厂卫的变种?你刚才说田文镜和你商量好了,要‘敲山震虎’。我看你们这是虚张声势!别人可能会怕你,可我山西不怕你们讹诈。你钢刀虽快,可也杀不了我无罪之人。”

  “你是从哪里来的?”

  六、公报等等肯定要登。已经出了八个版,也不要轻易减少,这牵涉很大,大家还要多写东西。④

  图里琛忙答道:“回皇上,奴才今年犬马齿三十二岁了。”

  图里琛脸色铁青,一字一板地说:“诺敏,我原来以为你还是清白的,现在我看清了你的嘴脸。我也有句话要对你说:‘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你不是说我钢刀虽快也杀不了你无罪之人吗?我回你一句:我刀快不怕脖子粗!至于你说‘粘竿处’就是前明的东厂和西厂,咱们也犯不着在这里较真,等以后你自己去和皇上辩明是非吧。再说,我也不是以‘粘竿处’的身份来过问你山西政务的。我是以钦差宣旨使的身份,来查明山西到底有没有亏空。如果有,为什么不向朝廷申报?如果没有,为什么要百般袒护?你应该知道,当今皇上不是可欺之主!诺大人,你要想明白了。”明代的太监干政,阉官祸国,在中国封建历史上是出了名的。所谓的“东厂”、“西厂”、“锦衣卫”等等,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侦察百官们的言行,和百姓们的家长里短的闲事。探查之细令人吃惊,行动之快更是出乎人们意料之外。尤其到了明末,厂卫势力更加猖獗。常常缇骑四出,到处逮人。有的人在半夜里被抓、被关,甚至被砍了脑袋,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所以,只要是一提东西厂、锦衣卫,前朝的人谈虎色变,无人不怕。雍正皇帝早在即位之前,就在自己的雍王府里蓄养了一批武士,并起了“粘竿处”这个名字。即位以来,这个秘密的“粘竿处”公开了,成了内宫侍卫的一部分。但是若把它和明代的“厂卫”相提并论,在那时是谁也不敢说的。今天诺敏大概真是急了,疯了,不要命了。就凭他说出这样的话来,雍正皇帝也不能饶他。

  “哦,我是从湖南来的,旷师爷是我老师的亲戚。”

  这次谈话过了三天,《大公报》发表了一篇社论,题为《在社会大变动的时期里》,分析了社会大变动时期的基本特点,毛泽东读了,又批给胡乔木看。在批语中写道:“可惜人民日报缺乏这样一篇文章。”

  “哦,有了正室夫人吗?”

  那太监一看就明白了,这又是一个想来打秋风的。便待理不理他说:“在一边候着吧。”

  毛泽东回到北京以后,继续做团结党外人士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的工作。经过几个月的观察和研究,他感到党与这些人的关系问题,是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解决得好不好,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成败影响极大。正如他所说的,现在的几百万知识分子,是国家的财产,人民的教员。离开这几百万知识分子,可以说一步都不能走。⑤四月十一日上午,他在颐年堂请了几位党外著名教授、学者座谈,有北京大学教授冯友兰、郑昕,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金岳霖、贺麟,中央民族学院教授费孝通,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王方名等。开会之前,他先在中南海游泳池同他的老朋友、著名学者周谷城谈了一会儿,周也参加了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还有陈伯达、胡绳、田家英。座谈会开了近三个小时,中间请客人吃了便饭,气氛轻松自然。

  “原来有的,去年害热病死了。”

  张熙没法了,只好坐在门边的上马石上。眼见得这里忙前忙后的,却没有一人和他说句话。那太监更是像防贼似地,不住的用眼睛看他。不由得他心中又愤又闷,便随口吟道:

  毛泽东把能不能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看作社会大变动后的新形势下,党的事业能不能向前推进的主要问题。为了从根本上扭转党内不少人的思想认识跟不上形势发展的状况,四月十九日,他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个指示,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和国家机关各党组,限期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讨论和执行情况报告中央。指示说:

  雍正放下手中的奏章,又看了一眼方苞说:“嗯,朕想作主赐你一桩婚姻。为这件事,朕想了很久了,看来竟是你才能配得。朕先头请方先生看了你们的八字,都是十分相合的,现在想问你愿意不愿意?”

  当时只应掉头转,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各地正在讨论。请将党内党外赞成、反对两方面的意见,你们自己的意见,你们对整个形势的估计,地、县两级态度如何,你们委员会和书记处或党组是否深刻地多次地讨论了这个问题;第一书记和中央一级党员部长或副部长(指党外人士当部长的那些部)是否自己将这个极重要的思想政治工作问题认真抓起来了,还是依然委托二、三把手去管,自己仍和过去那样不大去动脑筋;第一书记和各书记和各党员部长或副部长将报纸刊物和学校管起来没有,看过报纸刊物上有关这类问题的文章没有,重要社论在发表之前你们看过没有,动笔修改过没有;党和党外人士(主要是知识界)间的不正常的紧张气氛是否有了一些缓和,你们对人民闹事采取了什么态度;党内某些人中存在的国民党作风(即把人民当敌人,采取打击压迫方法,所谓人民民主,所谓群众路线,所谓和群众打成一片,所谓关心群众疾苦,对于这些人说来,只是骗人的空话,即是说党内有一部分人存在着反动的反人民的思想作风)是否开始有所变化;你们向学校学生和工厂工人做过讲演没有,做过几次,效果如何,以上各项问题,请即写成报告,在接此电报以后十五天内用电报发来。北京各部门的报告,用书面送来。”⑥

  图里琛连忙双膝跪倒磕头:“回皇上,奴才妻子亡故尚未经年,尸骨未寒,再迎新人,似乎于心不忍。但君父有赐,焉敢推辞……奴才不知皇上赐婚……是哪家女子?”

  回过头来路遥远。

  这个指示,反映出毛泽东当时最关切的问题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对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是否想通了、认识清楚了,党内某些人中存在的国民党作风是否开始有所改变,第一把手是否认真抓起了思想政治工作,党和党外人士(特别是知识分子)间不正常的紧张气氛是否有些缓和,对人民闹事能不能采取正确的态度。这些,都是他最近两个月反复讲述的问题。他最担心的是,党的领导不能跟上迅速发展的形势,甚至落后于党外人士要求共产党转变思想、转变作风日益高涨的呼声,以致陷入被动局面。他觉得现在已经形成对党政工作缺点错误的批评空气。因此,毛泽东决定提前发动全党整风。

  雍正一听这话笑了:“哦,朕听出来了,你心里还是愿意的嘛,朕取的就是你这份儿心。不过你答应得太快了,难道就不怕朕变了主意吗?”见图里琛惶惶恐恐的样子,雍正开怀畅笑,“哈哈哈哈……你听人说过去年朕选秀女的事吗?朕当时就看上了这个女孩子,也答应为他选一个好夫婿的。可是,要在满朝臣子中,找一位文武全材的人,谈何容易!想来想去的,就是你还比较合适。此女知书明礼,长相也看得过去,只是出身寒微了一些。朕已传旨给内务府,将她认作义女了,排行六格格。怎么样,不委屈你吧?”

  何似仁王高阁上,

  事情变化多快呀!直到三月底,毛泽东还说,整风是今年准备,明年、后年推开。改变这个部署,也就是在四月间半个来月的时间内。

  张廷玉想起来了,这女子不是别人,就是上年选秀女时,敢于抗旨的福阿广的女儿明秀。令他感到惊异的是,当时皇上只不过是随口的一句闲话,想不到竟说到做到,还专门请了方先生来批八字。他不禁笑着说:“皇上今天要是不说,臣早就把这事儿给忘记了。那天没有记档,又是件小事,皇上竟记在心上,真让人感动。福阿广氏既然进位格格,图里琛以臣尚主,就是额驸,理应晋升为一等待卫。”

  倚栏闲唱望江南。

  这时,中共中央关于整风的指示已着手起草。四月二十五日凌晨,毛泽东在游泳池同彭真谈了对整风指示稿的修改意见。四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五月一日,这个指示在《人民日报》发表。全党整风开始了。

  方苞在一旁说:“此事有关圣德,礼部不记档是失职的。别说这是件大好事,就是朝政阙失之处该记档还是要记的。不然,后世子孙,怎能知道哪些应该做,哪些不该做呢?”

  身旁突然有人说道:“好雅兴啊!竟在我的门前吟诗。你是什么人哪?”

  指示规定:“这次整风运动应当以毛泽东同志今年二月在扩大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和三月在中央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上代表中央所做的两个报告为思想的指导,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作为当前整风的主题。”指示说:“这两个报告的传达引起了党内党外的热烈讨论,就我们党来说,实际上,这就是整风运动的开始。”指示对这次整风的对象——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作了明确的界定,并规定了这次整风运动的方法和步骤。⑦

  雍正笑着说:“对对对,就是这话。图里琛,你且跪安。六格格今天已经进宫来了,这会儿大概正在你主子娘娘那里谢恩。下午,你到宫里给皇后请安,皇后有什么懿旨,你照办就是了。”

  张熙抬头一看,问者原来是位二十来岁的青年公子,便说道:“学生投亲不遇,在此闲坐。信口吟得一首,倒见笑于公子了。”

  指示发出的同一天,毛泽东又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整风和党政主要干部参加劳动的指示》,要求各省部级党委(党组),对在党与工人、农民、学生、解放军战士、知识分子、民主党派、少数民族等七个方面之间所存在的各项具体矛盾,“分别召集会议,加以分析研究,使自己心中有数,由盲目到自觉,以便有根据地说服干部和群众”。⑧

  “扎!”

  门口的太监连忙喝道:“别胡说!这位就是三王爷。三爷,他说他是湖南人,到这里找府上旷师爷的……”

  紧接着,四月三十日,毛泽东在颐年堂召开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二次会议,议题就是关于全党的整风运动。出席会议的有党和国家领导人、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无党派民主人士,共四十四人。毛泽东讲话说:

  图里琛叩头谢恩,退了下去。雍正这才对张廷玉说:“好了,该说胡期恒和车铭的事了。你大概不知道,这几天下边呈上来的密折中,说什么的全有,说谁坏的也全有,却就是没有一个好人!连朕也不知道谁说的是真话,谁说的是假话;谁是忠臣,而谁是在欺君。朕知道,欺君的人一定是有的,眼下尚未败露罢了。廷玉,还是朕与你们约定的,有什么,你就只管说什么,不要有顾忌,也不要避讳。你说出来,朕自会判断谁是谁非的。”

  旷师爷就在这位三爷的身后,他走过来上下打量了张熙半天,说:“我就是旷某,但与你却不认识呀?”

  “几年来都想整风,但找不到机会,现在找到了。凡是涉及到许多人的事情,不搞运动,搞不起来。需要造成空气,没有一种空气是不行的。现在已造成批评的空气,这种空气应继续下去。这时提整风比较自然。整风总的题目是要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反对三个主义。

  张廷玉鼓起勇气说:“臣其实也和皇上一样,并没有亲临实地去考察。臣有个门生,叫马家化,现当着开封的城门领。他给臣来信中说了个笑话,全是民间俚语,十分粗俗。我说出来博皇上一笑:抚藩臬,三驾车,各拉各的套;三台司,三把号,各吹各的调;田车胡,三个人,各撒各的尿。这话说得虽然难听,却道明了河南的实情……”

  张熙忙叩下头去说:“小子张熙,乃是曾静老师的弟子。如今走投无路,只好来到旷老师这里求助。”

  “中共中央指示中有一条特别的规定,就是要参加生产劳动。这并不是提倡在座的人都去耕田,主要是表明一种态度,要砍掉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加上一个参加劳动的办法。总的要同工人农民混在一起,多少参加一点劳动。群众对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讲的话,不会全是真话。尤其我们都是知识分子,同劳动人民格格不入。有种办法可以同他们一起,即多少参加一些劳动。

  雍正和方苞两人,平日一向是严肃的,听了这话,也不觉一笑。门口站着的小太监们,却捂着嘴笑个不停。雍正立刻沉下了脸斥责说:“大臣们在这里议事,你们这是什么样子?都与朕退了出去!廷玉,你还接着说。”

  旷某听他说得老实,不禁笑了:“哦,原来是曾静的学生。”回头对弘时说,“三爷,曾静和我,都是东海夫子吕留良的门生。”

  “整风会影响党外。规定非党员自愿参加,自由退出。最近两个月就是这个方式,就是整风的办法。我攻你,你攻我,有意见就说,党内外打成一片,此即整风。已经整了两个月。

  “是。据臣从一旁看来,田文镜还是一心一意办事的。不过,他这人行事,向来是求功邀恩之心太切,所以才操之过急,也落下了苛刻、残酷的名声。他想在一夜之间,就把开封治理得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这是不可能的。马家化在给我的信中还说,田文镜用刑极其惨酷。尼姑中有的当然是罪有应得,但有的却显然是量刑过重了。”说完,他小心地看了雍正一眼。

  弘时笑着说:“既然如此,那他也就是你的门生了。潦倒异乡望门投止而不遇,难怪他要在这里发牢骚了。请跟我们进去吧,先用些饭,完了再过来见我。”说完一甩手就走进去了。

  “统战工作中的矛盾,几年不得解决。过去不好解决的原因主要是思想不通。过去是共产党员有职有权有责,民主人士只有职而无权无责。现在应是大家有职有权有责。现在党内外应改变成平等关系,不是形式上的而是真正的有职有权。以后无论哪个地方,谁当长的就归他管。”

  方苞问:“马家化怎么知道这案子有冤枉的?到底冤杀了几人?”

  旷士臣就住在王府正院厢房内,张熙跟着他,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前走。迷迷糊糊地就进了屋子里,张熙按学生之礼拜了这位旷老师。旷士臣说:“你的事,曾静早就和我通过信了。你好大的胆子啊,把河南闹了个底儿朝天!如今四下里全在搜捕你,你竟然敢钻到我这里来。”

  讲到这里,毛泽东问北大校长马寅初:“你那里怎么样?”马寅初说:“是不够的。”毛泽东又问:“他们要不要你管?”马寅初说:“矛盾是有的。”毛泽东见马寅初讲得很委婉,便直截了当地把问题挑明:“你讲话不彻底,矛盾存在,敷衍过去不能解决。”毛泽东又问了一些情况后继续说:

  “白衣庵分着前院和后院,前院有几个小尼姑在应付门面,后院才是尼姑们居住的地方。淫乱之事间或有之,并不是人人有份儿:有的虽然淫乱,却没有参与杀人。据说其中还有两个是石女,恐怕连淫乱也说不上。最大的罪名,也不过是知情不报而已。这样的罪,仗责二十也就足矣,全部杀头,似乎是过苛了一些。田文镜一片报效之心,又因自己资望不足,急于立威,才作得过火了。他不像胡期恒和车铭,那两位手里有权,身后有人,怎么能和田文镜通力合作?胡期恒的折子后面,还附有一份张球的受贿单子,显然是要和田某拼到底的意思。臣以为,既然人头已经落地,就是让他们打御前官司,死过的人也不能活了。再闹下去,与朝廷没有什么好处,也永远没法说清。因此臣想,还是依照皇上的原意,把他们调开也就是了。”

  张熙说:“旷老师,我不敢连累你,你把我送官也可,给我点儿盘缠我自己走也可。”

  “教授治校恐怕有道理。是否分两个组织,一个校务委员会管行政,一个教授会议管教学。这些问题要研究。由邓小平同志负责找党外人士和民盟、九三学社等开座谈会,对有职有权和学校党委制的问题征求意见。

  旷士臣笑笑说:“好,真不愧是曾静的弟子!我可不是那种见利忘义的小人。有道是‘灯下黑’,你既然来到这里。就什么也不用怕了。不过,你的老师却说,要你速速回去哪!”说着递过一封信来。

  “整风指示说到唯物辩证法。现在要搞政治关系,反对三个主义,不要钻到世界观、思想方法里头去,那些问题放在将来搞,以免把政治关系冲淡。唯物辩证法以后再搞,这个问题会影响到民主党派、民主人士。我们不能企图很多人一下子都接受唯物辩证法,马列主义世界观。解决世界观问题是一个长期的问题。

  张熙接过一看,果然是老师的笔迹。他恭敬地站着看了,又还给旷士臣说:“既然家师见召,敢请旷老师秋风些许,我这就登程……”

  “社会大变动时期使知识分子吃了苦头,主要是社会科学方面的,这里有个经济基础的问题。过去五百万知识分子所依附的经济基础,现在垮了。有人说,私有制没有了,还有什么两面性呢?这是不对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现在五百万知识分子是吃工农的饭,吃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饭。现在知识分子有些不自觉,他们的墙角(经济基础)早已挖空了,旧的经济基础没有了,但他们的头脑还没有变过来。毛已经附在新皮上,但思想还是认为马列主义不好。马列主义世界观不要强迫人家相信,要人家相信,要有过程。

  就在这时,只听院子里有人喊道:“王爷请旷师爷和客人去谈话。”

  “北京是个好地方,又是不好的地方。共产党的负责人每年要有四个月在外,八个月在北京。你们也可以这样做。中央机关的特点,一是空,二是全面。缺点就是空,一离开北京就舒服了。”

  旷士臣交代一声:“王爷脾性很和顺的,他想知道一些外面的情形。你到了里面,知道什么就只管说,在他这里是不会获罪的。”

  毛泽东最后表示:

  弘时见张熙走了进来,便微笑着说:“你随便一些,不要拘束。我有很长时间,不出去走动了,早就想找个人来聊聊。你来得正好,坐下来说话吧。”

  “明年二届人大,一定辞去国家主席,减少一部分工作,以便集中精力研究一些问题。瑞士有七人委员会,总统是轮流当的。我们几年轮一次总可以,采取逐步脱身政策。不赞成也没办法,不能强加于人。如赞成,要透点消息出去,否则老百姓不了解。”⑨

  张熙跪下叩了头,又遵命坐了下来。可是,却不知道这位郡王爷要问些什么,也不知什么才是“外面”。他挖空心思地说:外边……这时正是地藏王的生日……这是女人们的节气,有点灯报娘娘恩的,还有……”

  毛泽东不当国家主席的问题,这是第一次向党外人士透露。第二天,陈叔通、黄炎培就联名写信给刘少奇和周恩来,不同意毛泽东辞去国家主席职务。

  旷士臣打断了他:“王爷不是要问你这些……”

  五月五日,毛泽东看了这封信,对信中陈述的理由作了四点批注。

  弘时接过话头说:“我要的是民间的口碑!比如,对我和宝亲王,还有阿其那、塞恩黑、岳钟麒、年羹尧、田文镜和李卫等人,外头都有什么议论啊?”

  信中说:当前“发展超过了巩固,就是不可以说国家已经巩固了,而况台湾尚未解放,国际两大阵营尚在剧烈斗争的时候”。毛泽东批道:“以上两个理由,因时期太长,连任四年,问题还是存在,故不宜论及。国家的根本巩固,现在已经有了,这个国家已经推不动了。说到国家的完全巩固,依苏联的经验,可能要十五至二十年,台湾解放和两个阵营对立时间可能更长。”

  张熙吞吞吐吐地说:“回王爷,老百姓是指着囤里看着锅里,只要吃得饱,他们是什么都不管的。”

  信中还说:“集体领导中突出的个人威信,仍是维系全国人民的重要一环。”毛批注:“我仍存在,维系人心的个人威信不会因不连任而有所减损。”

  “有没有议论朝政得失的呢?”

  信中建议毛泽东再连任一届,“可以解除全国人民的种种惶惑”。毛批注:“事前在人民中展开讨论,说明理由,可以减少惶惑。那时我将公开声明理由。”

  “回三爷,这事倒也听到过一些。比如有人说李卫的身子不好;田文镜也得了重病;哦,对了,还有人说京师里来个活神仙,用五雷劈死了个番僧……”

  针对信中提到的国内人心震动、国际间造谣的问题,毛批注:“造一阵谣言,真相自明,谣言便息。”

  “哈哈哈哈……旷师爷,你的这位令侄可真会说笑。我问他东,他说西,就是不说我想知道的。我再问你,有没有说皇上不是的?比如有没有人说他篡位?”

  陈叔通、黄炎培还提出修改宪法的问题,建议在国家主席“任期四年”以下,加一句“连选不得超过两任”。毛泽东在信后写了一段批语,表示赞同两位民主人士的意见,并进一步申明不再继续连任国家主席的理由。

  张熙像是挨了一闷棍似的,低下头去不敢说话了。旷士臣在一边说:“张熙呀,三爷是何等的精明,你想糊弄他,能办得到吗?你既然是来奔我,就得相信我的主子。我实言相告,就连你在河南闹考场的事情,三爷也全都知道!”

  批语说:

  弘时笑了:“旷师爷,你不要吓唬他,他还年轻嘛。再说,老四能保下一个秦凤梧,我难道就不能保下他张熙?我刚才已经告诉了孙嘉淦,河南考场的案子撤掉了,你已经不是戴罪潜逃之人了。”

  “可以考虑修改宪法,主席、副主席连选时可以再任一期,即在今年人代大会修改宪法,请邓小平同志准备。第一任主席有两个理由说清楚可以不连选:(一)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加上人民共和国主席任期已满八年,可不连选;(二)按宪法制定时算起,可连选一次,但不连选,留下四年,待将来如有卫国战争一类重大事件需要我出任时,再选一次,而从一九五八年起让我暂时摆脱此任务,以便集中精力研究一些重要问题(例如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以中共主席或政治局委员资格,在必要时,我仍可以做主题报告)。这样,比较做主席对国家利益更大。现在杂事太多,极端妨碍研究问题。现在党内高级领导同志对此事想通了的多起来了,而党外人士因为交换意见太少,想不通的还多,因此,有提出来从容交换意见的必要。”⑩

  张熙连忙叩头谢恩,并且把路上听到看到的情景全都说了一遍。弘时听得极为专注,完了说:“我也只是听听而已,再说,我就是想管,也捂不住这么多人的口呀!我是个当家的,正像俗话说的那样,当家的就是个泔水缸罢了。比如你刚才说隆科多私改圣祖诏书的事,哪有那么方便?那是用满汉合璧的文字写成的!”

  ①指1957年4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弘时还要再说下去,就见门口闪过一个人影,弘时喝了声:“是谁?哦,原来是夏浩财,你这样探头探脑的是什么规矩?”

  ②《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版,第23页。

  这个夏浩财是受弘时的派遣,去打听隆科多的下落和质审情形的。他禀报说:“三爷,启从皇上去视察之后,原来的看守全都被撤换掉了。现在那里的一切都归图里琛一人总管,一点消息也透不出来。我原在皇庄上就有心腹,我问了一下那几个杀才,他们的口倒是咬得很紧,没有招出什么来。”

  ③见1957年4月6日《人民日报》。

  他们这里正在说话,管着大门的太监头子突然闯了进来说:“三王爷,高无庸来了。”旷士臣忙拉着张熙躲进了里间,就听外面高无庸说:“有旨意,着弘时跪接!”

  ④毛泽东同《人民日报》负责人等的谈话记录,1957年4月10日。

  弘时连忙跪了下去,轻轻地说:“儿臣弘时恭聆圣谕。”

  ⑤毛泽东在南京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7年3月20日。

  “阿其那病危,着弘时前往探视。”等弘时谢恩起身后,高无庸又说:“三爷,皇上说了,阿其那毕竟是自己的兄弟。皇上说,要三爷悄悄地瞧瞧他,不要让他像隆科多那样受委屈。太医也一定要好的,要尽全力保住他能得天年。还说,让三爷问问他还需要什么,如果他有什么话,不管说的是好话坏话都要听完,回来后密奏皇上——外头谣言多得很,让三爷千万稹密一些——告诉三爷,万岁爷今天很不高兴,因为九爷塞恩黑已经死了!”

  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检查对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讨论和执行情况的指示》,手稿,1957年4月19日。

  高无庸说一句,弘时就答应一声“是”。但听到塞思黑死了的消息后,他目光一跳,又马上笑着说:“这些我都明白。塞思黑死得确实不是时候,外头正有人说皇上作践自己的兄弟呢!我一定要叫人好好照料阿其那。”

  ⑦《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9月版,第223页。

  高无庸又说:“万岁爷疑心是李绂弄死了塞思黑,把他和田文镜的那件事并在一起了。三爷,您等着瞧吧,好戏还在后边呢!”

  ⑧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整风和党政主要干部参加劳动的指示》,1957年4月27日。见1957年5月1日《人民日报》。

  ⑨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二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7年4月30日。

  ⑩毛泽东关于不再当下届国家主席的批语,手稿,1957年5月5日。

  毛泽东把陈叔通、黄炎培的信连同他的批语,一并送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写道:“此件须经政治局同意,然后发出。请少奇同志召集一次有100人左右参加的政治局会议,展开讨论一次,取得同意。”并说:“此事去年在北戴河已在几十人的会上谈过,大家认为可行。并且谈到党的主席,也认为将来适当时机可行,只是暂时还不可行。”①

  他还要求把陈、黄来信和他的批语印发全体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八大全体代表,各省市区党委,全国人大全体代表,全国政协委员,把这个问题在更大的范围里谈开。他托付给邓小平去办,告诉他:“此事应展开讨论,才能打通思想,取得同意。修改宪法,值得考虑。”

  毛泽东关于不继续连任国家主席的决心已定。

  五月八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专门讨论毛泽东是否连任下届国家主席的问题。会上,除个别人有不同意见外,绝大多数人都赞成毛泽东的提议。②

  在毛泽东看来,广泛征求党外人士的意见,对这次整风能否取得成效关系很大。这次最高国务会议,实际上是一次整风的吹风会,是号召民主人士畅所欲言的动员会。会后不久,五月四日,他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的指示》。

  指示充分肯定一个时期以来党外人士提出的各种批评意见,表现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接受党外人士批评意见的诚恳态度。同时,也不是对一切批评意见大包大揽地接受下来,而是采取有分析的态度。指示说:

  “最近两个月以来,在各种有党外人士参加的会议上和报纸刊物上所展开的,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分析和对于党政所犯错误缺点的批评,对于党与人民政府改正错误,提高威信,极为有益,应当继续展开,深入批判,不要停顿或间断。其中有一些批评得不正确,或者在一篇批评中有些观点不正确,当然应当予以反批评,不应当听任错误思想流行,而不予回答(要研究回答的时机并采取分析的态度,要有充分说服力),但是大多数的批评是说得中肯的,对于加强团结,改善工作,极为有益。即使是错误的批评,也暴露了一部分人的面貌,利于我们在将来帮助他们进行思想改造。”

  指示对当前整风的总体部署作出规定:先请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对共产党的缺点错误进行批评,待共产党整风成功,再推动社会各界整风。

  “现在整风开始,中央已同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领导人士商好,他们暂时(至少几个月内)不要表示态度,不要在各民主党派内和社会上号召整风,而要继续展开对我党缺点错误的批判,以利于我党整风,否则对于我党整风是不利的(没有社会压力,整风不易收效)。他们同意此种做法。只要我党整风成功,我党就会取得完全的主动,那时就可以推动社会各界整风了(这里首先指知识界)。此点请你们注意。党外人士参加我党整风座谈会和整风小组,是请他们向我们提意见,作批评,而不是要他们批评他们自己,此点也请你们注意。如有不便之处,则以不请党外人士参加整风,而由党邀请党外人士开座谈会,请他们畅所欲言地对工作上缺点错误提出意见为妥。请你们按当地情况斟酌处理。”③

  毛泽东请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听取党外人士对共产党缺点错误的批评意见,愿望是真诚的,方针是明确的,信心是充足的。

  这以后,全党整风进入了集中征求党外人士意见的阶段。

  全党整风运动的安排已大体就绪,毛泽东从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四日开始修改关于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稿。从这一天起,只要没有重大活动,他就专心致志地做这个工作。

  毛泽东修改讲话稿用的底本,是胡乔木的整理稿。三月三十日,胡乔木曾经送过一个整理稿。当时毛泽东正在杭州,四月上旬回到北京又忙于会见外宾、准备整风等事情,修改讲话稿的工作拖了下来。胡乔木的这次整理是初步的,保持了讲话记录稿的原貌,只是把文字和逻辑顺序梳理了一下,把一些过于口语化和内容重复的地方尽量删掉。随后,他又送过一个整理稿,加了十二个小标题,风格也更加接近书面语言。毛泽东的修改工作,就是在胡乔木第二个整理稿的基础上进行的。

  整个修改工作,历时近两个月。在这期间,中国的政治情况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这种情况也反映到毛泽东对《正处》的修改过程中。他对《正处》讲话稿的修改补充,主要来源于他在二月二十七日以后发表的一系列讲话、谈话,以及在政治形势发生变化后得出的一些新的判断。

  从四月二十四日到五月七日,修改工作时断时续,形成了第一个修改稿,他称作“自修稿第一次稿”。

  在这一稿上,毛泽东把标题改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并确定了十二个题目:(一)关于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二)关于肃清反革命分子;(三)关于农业合作化;(四)关于资本家的改造;(五)关于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六)关于节约;(七)从六亿人口出发;(八)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九)关于如何处理罢工、罢课等事件;(十)乱子是坏事还是好事?(十一)少数民族问题;(十二)关于中国工业化的道路。这一稿为后来的修改提供了一个基础。

  这次修改主要补充了以下内容。

  第一节“关于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增加了关于民主和自由相互关系的论述:“民主自由都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并且都是在历史上发生和发展的。在我们的社会里,民主是对集中而言,自由是对纪律而言。这些都是一个统一体的两个矛盾着的侧面,它们是矛盾的,又是统一的,我们不应当片面地强调某一个侧面,而把另一个侧面给否定掉。在我们的社会里,不可以没有自由,也不可以没有纪律,不可以没有民主,也不可以没有集中。这些道理,广大人民是完全懂得的。”还增加了一大段关于要用马克思主义对立统一规律来观察和处理问题的论述,这是毛泽东此次修改中的重要补充,提高了这篇文章的理论价值。

  第二节“关于肃清反革命分子”。这一部分,是直到《正处》正式发表为止改动最小的。

  第三节“关于农业合作化”,改动最大,有些段落被整段地改写了。但是所要回答的问题,仍然是原先的那一些:合作社有没有优越性?能不能巩固?农民的生活有没有改善?他们的生活是不是很苦?但是论述得更加深入,更加条理化,也更加全面。“我国有五亿多农业人口,农民的情况如何,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政权的巩固,关系极大。”“在社会主义事业中,要想不经过曲折困难,不付出极大努力,总是一帆风顺,容易得到成功,这种想法,只是幻想。”这些论述,都是这次新加的。

  第四节“关于资本家的改造”,补充不多,主要加了这样一个观点:我国私营工商业改造“所以做得这样迅速和顺利,是跟我们把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当作人民内部矛盾去处理,密切相关的”。

  第五节“关于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补充了三个内容。一是肯定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在最近几年中有了很大的进步。二是强调团结知识分子,改善同他们的关系,帮助他们进步。“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离开这些知识分子,就一步也不能前进。”三是提倡勤俭建国(这一节后来又作了一些重要修改)。

  第六节“关于节约”,主要增加了关于企业规模问题的内容:“我们必须建设少数规模大的现代化机械化的企业以为骨干,没有这个骨干就不能使我国在几十年内变为现代的工业强国。但是大多数企业不应当这样做,应当从小规模做起,逐步发展,并且应当充分利用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工业基础,应当力求节约,用较少的钱办较多的事。”

  第七节“从六亿人口出发”。原先的标题是“关于六亿人口的统筹兼顾,适当安排”,主要是举例说明六亿人口的统筹兼顾、适当安排是一个牵动全局的大问题。这次修改,把这些内容大大压缩,而着重阐述统筹兼顾、适当安排这一方针:“我国有六亿人口,这是一个客观存在,这是我们的本钱。我们做计划,办事,想问题,就要从这一点出发,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我国有六亿人口,好处在这里,困难也在这里。困难就是矛盾,矛盾总得去解决,也总是可以解决的。我们的方针是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可以设想另外一种方针,就是照旧社会那样,对于大批有困难的人抛弃不管。人民政府不能这样做。这是制造矛盾的办法,不是解决矛盾的办法。”

  第八节“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是二月二十七日讲话的重点之一,论述比较充分,这次修改主要是文字性的,只在个别内容上作了一些补充。

  在“必须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着各种矛盾”后面,加了一句话:“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社会继续向前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同旧社会的矛盾具有不同的情况和性质罢了。”

  谈到新生事物只能在斗争中发展的时候,补充了一段:“和旧社会比较起来,社会主义社会对待新生事物的条件好得多,但是仍然存在着矛盾,压抑新生力量,压抑合理化建议,仍然是经常存在的。不是由于压抑,只是由于鉴别不清,也会发生矛盾,也需要有一个鉴别的时间。”

  谈到“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时,补充了这样的话:“我们提出让各民主党派和共产党一道长期共存,并且互相监督,只许做好事,不许做坏事,这有什么不好呢?无论是共产党,或者是民主党派,监督它们的首先是人民。再则,政党的党员又监督政党的领导者。现在我们加上一条,各个政党互相监督,这样岂不是更有益处吗?监督的方法,就是团结—批评—团结。这个方法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法,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法,是解决一切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

  这一节,在后来又做了很大的补充和修改。但是,一些基本的意思在这个修改稿里就已经有了,如:在社会主义国家里还有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也有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资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仍然是汪洋大海,他们的思想意识是一定要用各种办法顽强地表现出来的,等等。

  第九节“关于如何处理罢工、罢课等事件”,没有多大修改,主要是根据南下时的讲话内容加了一句:“应该把群众闹事看作在特殊情况下教育干部和群众的一种手段。”当时,毛泽东对闹事问题看得比较简单,对中国的形势估计比较乐观,认为中国不会发生匈牙利那样的严重事件。然而后来出现了他没有料到的一些严重情况,促使他对这一节作了较大修改,去掉了他原先讲的对处理闹事的四条。④

  第十节“乱子是坏事还是好事?”,改动不多。

  第十一节“少数民族问题”,对西藏问题作了一些修改。

  第十二节“关于中国工业化的道路”,改得更加条理化和理论化,明确提出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作为中国工业化的道路。在批评学习苏联经验的教条主义态度之后,补充一段话,阐明了正确的态度是什么:“学习的时候用脑筋想一下,学那些和我国情况相适合的东西,即批判地吸取有益的经验,我们需要的是这一种态度。”⑤

  这次修改,时断时续,累计大约用了八个半天。

  五月八日上午,毛泽东改出“自修稿第二次稿”。

  这次的修改主要有:

  标题有两处改动,第一节改为“关于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第四节改为“关于工商业者的改造”。

  内容方面的改动,集中在第一、第八两节。

  在第一节,谈到不能用强制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地方,补充了一段重要的话:“人民为了有效地进行生产和有秩序地过生活,要求自己的政府和生产的领导者发布各种适当的带强制性的行政命令。没有这种行政命令,社会秩序就无法维持,这是人们的常识所了解的。这和用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是两件事,不能混为一谈。为着维持社会秩序之目的而发布的行政命令,也要伴之以说服教育,单靠行政命令,许多时候就行不通。何况政府与人民之间或者各部分人民之间已经发生矛盾,不去调查研究矛盾的情况,讨论解决的方法,单靠行政命令,会有什么效力呢?至于人们精神世界的问题,例如艺术、科学、哲学、宗教等,那就更加不能采用强制方法了。”这显然是针对当时社会上已经出现的一些现象而补充的。

  第八节,在谈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以后,补写了一大段:“我国现在的社会制度比较旧时代的社会制度要优胜得多。如果不优胜,旧制度就不会被推翻,新制度就不能建立。但是这并不是说新社会就没有矛盾了。没有矛盾的想法是很天真的想法。……所谓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比较旧时代生产关系是能够适应生产发展的性质,就是指这种能够容许生产力不断扩大,因而使人民不断增长的需要能够得到相当满足的情况。我国解放才七年,社会主义制度刚刚建立,广大群众一面欢迎新制度,一面又还不大习惯,政府工作人员经验也不多,需要有一个巩固、习惯、重新学习和取得经验的过程。在这个时候,我们提出严格划分敌我与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界线,采取和平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以便团结全体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使全体人民比较顺利地走过目前的过渡时期,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就是十分必要的了。”

  后来,毛泽东对这一段论述又作了补充,同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一起,移到了笼罩全篇的第一节,成为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总括性论述。其中关于“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是八大精神的继续,也是毛泽东南下讲话逐步强化的一个思想,即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中心任务应当转到经济建设。

  其他几节的修改,大致是这样:

  第五节,加重了对前几年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成果的肯定,又强调了对知识分子继续进行思想改造的必要性。

  第七节,讲统筹兼顾、适当安排方针时,增写了一段话:“不可以嫌人多,嫌人落后,嫌事情麻烦难办,推出门外了事。我这样说,是不是要把一切人一切事都由政府包下来呢?当然不是。许多人,许多事,可以由社会想办法,社会是能够想出很多很好的办法来的。而这也就包括在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之内,我们应当指导社会这样做。”

  计划生育问题,这次修改继续保留着,改成这样:“我国人口增加很快,每年大约要增加一千二百万至一千五百万,这也是一个重要问题,近来社会上谈这个问题的人多起来了。对于这个问题,似乎可以研究有计划地生育的办法。如果这个办法可行的话,也只能在人口稠密的地方研究实行,只能逐步地推行,并且要得到人民的完全合作。”

  第九节,对闹事问题作了比较周全的分析:“我们必须相信,我们的人民是很守纪律的,是很讲道理的,他们决不无故闹事。闹事的只是极少数无可忍耐或者未受教育的人们。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国家里,有少数人闹事,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倒是足以调整社会秩序,惩罚官僚主义。我们社会里也有少数蛮不讲理、行凶犯法的人。对于这种人,我并不赞成放纵他们,相反,必须给予严格的惩治。惩治这种人,是社会广大群众的要求,不予惩治是违反群众意愿的。”

  五月八日晚十时,毛泽东改出“自修稿第三次稿”。

  这次修改,主要在第一、第七、第八和第十这四节。另外,改了两个标题,第五节改为“关于知识分子”,第九节改为“关于群众闹事”。

  第一节增加了两段。

  在谈到民主与专政的关系以后,加了一段:“我们的专政,叫做人民民主专政。这就表明,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制度,而由工人阶级团结全体有公民权的人民,首先是农民,向着过去的剥削者、压迫者实行专政。所谓公民权,在政治方面,就是说有自由和民主的权利。”

  在论述了只有具体的民主和自由以后,补充了一段:“有了资产阶级的民主,就没有无产阶级的民主。有些国家也容许共产党存在,但是以不危害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为限度,超过这个限度就不容许了。”

  第七节又增加和改写了一段:“为什么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难道还有人不知道我国有六亿人口吗?知道是知道的,不过办起事来有些人就忘记了,似乎人越少越好,圈子紧缩得越小越好。抱有这种小圈子主义的人们,对于这样一种思想是抵触的: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并且将一切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目标服务。我希望这些人扩大眼界,真正承认我国有六亿人口,承认这是一个客观存在,是我们的本钱。”

  第八节在论述“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时,补充了两段话。

  一段是关于这个方针提出的过程:“‘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个口号不是突然提出来的,酝酿了好几年。互相监督,早已是事实,已有七年了,不过从现在起应当做得更好些。长期共存的思想也已存在很久了。我记得在一九四九年开第一次政治协商会议的时候,我就说过含有长期共存这个意思的话,以后也说过。到去年,阶级斗争基本结束,这个口号就可以明确地提出来了。”

  另一段是讲为什么要让民主党派与共产党长期共存。写得很长,经过后来的修改,只保留了几句话:“一个人或一个党,耳边如果没有不同的声音,那是很危险的。大家知道,主要监督我们的是劳动人民和我们自己,并不是民主党派。但是有了民主党派,对我们更为有益。”(这几句话,在正式发表时又有所修改。)值得注意的是,原来还写了这样一句话:“共产党力量很大,怕的是没有人讲闲话,不怕天下大乱。这个天下是乱不了的。”这反映了当时毛泽东对政治形势的一种判断。后来,形势发生变化,再次修改时,把这句话删去了。

  第十节,加写了一段关于矛盾着的对立物互相转化的问题:“总之,互相对立的两方面,无不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其地位。在这里,条件是重要的。没有一定的条件,斗争着的双方都不会转化。世界上最愿意变化自己地位的是无产阶级,其次是半无产阶级,因为一则全无所有,一则有也不多。现在美国操纵联合国的多数票和控制世界很多地方的局面只是暂时的,这个局面总有一天要起变化的。中国的穷国地位和在国际上无权的地位也会起变化,穷国将变为富国,无权将变为有权──向相反的方向转化。在这里,决定地需要的条件就是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一齐努力。”

  五月九日和十日,毛泽东继续修改《正处》,改出了“自修稿第四次稿”。

  这一稿改动不多。大一点的修改有两处:第一,第四节的标题又改为“关于私营工商业者”。第二,去掉了第七节中的计划生育问题。计划生育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大事。毛泽东多次讲到这个问题,直到一九五七年十月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还是讲要实行计划生育。但这次修改时把它删掉了,加了另外一句话:“我国人多是好事,当然也有困难。”

  毛泽东把这个修改稿注明为“草稿第一稿”,决定在小范围里征求意见,致信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陈伯达、胡乔木、陆定一、田家英、胡绳、邓力群、康生、李维汉等。在征求意见稿上,批了一段话:“请收到此件的同志提出修改意见,交陈伯达同志汇总修改。”

  毛泽东集中精力修改《正处》的工作,至此告一段落。他的注意力又转到了全党整风运动上。

  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已经进入高潮。各种意见在不同场合都提出来了,一些比较尖锐的批评还刊登在报纸上,配以醒目的标题,更增强了批评的气氛和力度。这些批评意见,自然都是针对党在工作中的各种问题的。这在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是第一次。

  中共中央也加大了对整风运动的指导力度。从五月一日刊登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起,《人民日报》接连发表社论,《为什么要整风?》(五月二日)、《同群众共甘苦》(五月三日)、《为什么要用和风细雨的方法来整风》(五月七日)等,对全党整风和党外人士提意见,给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五月八日至六月三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受中央委托,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征求对统战工作的意见。全国各界的著名民主人士聚集一堂。他们的发言,是党外各种意见的一个集中反映。

  到五月十五日,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召开过六次,每次半天。为照顾这些人士的生活和工作习惯,座谈会都安排在下午。会上提出的意见,集中在中共与各民主党派的关系问题上。

  五月八日,座谈会的第一天。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章伯钧、九三学社主席许德珩、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委陈铭枢、民主建国会副主任委员章乃器等先后发言。民主同盟副主席罗隆基在章伯钧发言后,作了简短的补充。

  章伯钧在发言中,对国家机关的党组领导制度提出责难。他说:“在非党人士担任领导的地方,实际上是党组决定一切,都要党组负责。既然要党组负责,就不能不要权,这就是形成非党人士有职无权的根本原因。”

  章乃器提出了“党党相护”的问题。他说:“现在有一部分党员,党内一个是非,党外一个是非,把‘党党相护’当作党性。”⑥

  第二天,上海《文汇报》分别以“行政领导和党组职权应该划分清楚”、“解决有职有权问题必须克服宗派主义”为题,刊登了他们的发言,在社会上引起较大反响。

  五月九日,座谈会进入第二天。民主建国会副主任委员胡子昂、致公党主席陈其尤、民革中央常委王昆仑、农工民主党副主席黄琪翔、民主建国会副秘书长谭志清、民盟中央常委闵刚侯等发了言。胡子昂提出了党群关系“敬而不亲,亲而不密”的问题;谭志清和闵刚侯都对统战部“统上不统下”提出批评;王昆仑认为统战部“统上不统下”固然是事实,“上”是不是都统够了,也是个问题。⑦他们的意见尽管尖锐,但比较中肯,与人为善。

  五月十日,座谈会的第三天。民革中央常委邵力子,民盟副主席罗隆基、史良、常委楚图南,民主促进会副主席王绍鏊,民盟中央常委曾昭抡,民革中央常委陈铭枢等,在会上发言。民革副主席张治中生病缺席,也作了书面发言。这些发言大多是建设性的。

  邵力子批评了“以党代政”的问题,但对党组领导制度表示肯定。提出:“党在政府部门的领导,最好是通过党组。一切重大问题,党组决定后,交由党员去运用,使能贯彻进行。如果直接由党发号施令,就会差一些。”“改善党政关系,重要的是使政府部门真正负起责任来,这对党的领导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王绍鏊认为:“党与民主党派之间的墙,不是一方垒起来的。光共产党整风,墙拆不干净。”他还说,这堵墙垒起来的原因,是因为从新社会来的人和旧社会来的人语言不同。不要把语言习惯都看作是思想问题,日积月累,遇到机会就搬出来整人。

  张治中在书面发言里,就党与党外人士的关系提出四点建议:(一)从思想认识上解决问题;(二)从制度上求得保证;(三)从生活和交往上培养感情;(四)从加强学习,加强宣传教育和加强检查工作上贯彻政策。⑧

  五月十一日,是座谈会的第四天。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局委员王一帆,民革副主席熊克武,民盟中央副秘书长、民建中央委员千家驹,致公党中央常务委员黄鼎臣,农工民主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杨逸棠,民革副主席蔡廷锴,民主促进会中央常务委员冯宾符,民盟中央常务委员黄药眠,在会上发了言。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副主席李纯青作了书面发言。他们的批评,主要集中在“在其位不能谋其政”和对党员干部的提拔任用方面,要求对党组领导和干部选拔制度作一些改进。致公党和台盟还对统战部提出批评,认为统战部对这两个党派重视不够。⑨

  五月十三日,第五次座谈会。在会上发言的有: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局委员严信民,九三学社中央委员王之相,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局委员李伯球,无党派民主人士张奚若,九三学社中央委员袁翰青。民主促进会中央常务委员吴研因作了书面发言。

  当时,社会上的各种批评意见急剧升温,言辞越来越激烈,一些意见越来越偏激。一些人批评的是“党委(党组)负责制”,谈的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实际上是要民主党派同中共“平起平坐”。一些报纸对一些偏激的意见又作了扩大性的报道。

  社会上的这种气氛,也影响到了这次座谈会。

  有的人提出:“现在民主党派同共产党只是在政治、法律上的平等,离事实上的真正的平等还遥远得很,因为事实上平等的条件还不存在,还没有物质基础。平等的权利是宣布了,民主党派却没有资格去享受这项权利。”

  有的人说:“能做主角的,就让他做主角,否则就让他跑龙套或者干脆不要他在台上。”“用不着再把那些小脚放在台上跳加官”。⑩

  提意见的人,并非都是在政治上有什么恶意,但是从中可以明显感受到当时出现的那种社会气氛。

  ①毛泽东关于不再当下届国家主席的批语,手稿,1957年5月5日。

  ②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7年5月23日。

  ③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继续组织党外人士对党政所犯错误缺点展开批评的指示》,手稿,1957年5月4日。见《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9月版,第246、247页。

  ④四条指:一、努力克服官僚主义,使之不闹;二、要闹,就让他闹;三、让他闹够;四、对闹事的头子不开除。

  ⑤以上均根据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第一次修改手稿,1957年4月24日至5月7日。

  ⑥1957年5月9日《人民日报》。

  ⑦1957年5月10日《人民日报》。

  ⑧1957年5月11日《人民日报》。

  ⑨1957年5月12日《人民日报》。

  ⑩1957年5月14日《人民日报》。

  五月十五日,是第六次座谈会。无党派民主人士、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民革中央常务委员陈铭枢,无党派民主人士沈雁冰,民盟中央常务委员兼妇委主任刘清扬,民革中央秘书长梅龚彬,无党派民主人士张奚若,在会上先后发言。

  这次座谈会,明显地有两种声音。

  马寅初等人提出:“目前有些批评不够实事求是,有否定一切的现象。”“如现在对北京大学的批评,坏的地方说得很详细,好的地方一点也不说,这是无法令人心服的”。马寅初以北京大学为例,说:“单纯批评党委制不好是不对的,党委制好的地方也要表扬。‘墙’必须从共产党和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两方面拆,单靠一方面拆是不成的。”

  有的人则认为,他那个党派没有“墙”可拆。主张取消学校中的党委制。

  张奚若最后一个发言。他在发言中批评有四种偏差:第一,好大喜功;第二,急功近利;第三,鄙视既往;第四,迷信将来。①这四句话,给毛泽东留下很深的印象。

  中央统战部在召开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的同时,还在五月六日和七日召开专题座谈会,着重讨论清华大学的党组织和民主党派组织的关系问题。会上,一些人提出要依靠教授治校,学校中不需要有党派活动,民主党派的基层组织要和中共组织地位平等。座谈会开始的第二天,《光明日报》在头版头条以“讨论改变高等学校党委负责制”的醒目标题,对会上发言作了报道。这以后,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高等院校,也相继召开座谈会。

  从半个月的情况来看,在整风鸣放中,一方面揭露出党政工作中大量的缺点和错误,毛泽东对此高度重视;另一方面也出现了一些偏激的甚至是错误的言论,引起毛泽东的高度警觉。

  五月十四日,毛泽东给刘少奇等人写了一个批语:“少奇、恩来、陈云、小平、彭真同志阅。这一整版值得过细一看,不整风党就会毁了。”“请你们注意看上海解放日报,南京新华日报,上海文汇报,北京日报,光明日报,集中看人民内部矛盾和我党整风消息,这是天下第一大事。”这个批语,是写在五月十日《解放日报》第二版上。在这一版,以“大胆揭露矛盾,帮助党内整风”为题,整版刊登了前两天该报邀请一批中小学教师开座谈会的发言摘要。

  当时,在报纸上发表的一些发言和报道、评论,越来越给人一种强烈的印象:似乎中国共产党的各级领导发生了严重问题,这些问题不是局部的,而是全局性的,根源就在于党委(党组)领导负责制;似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已经发生危机,快要混不下去了。有些人公正地谈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的成绩,他们却被一些人嘲笑为“歌德派”。在这种错误导向下,有人公开在大学里演讲,攻击中国共产党,攻击党的领导,煽动学生上街、工人罢课。

  毛泽东原来估计,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崇高威望和治国业绩,中国不会发生像匈牙利事件那样的严重情况。他真诚地希望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并希望通过社会上和报刊上的公开批评,在党内外形成一定的压力,促使党的各级领导正视错误,改正缺点。各民主党派帮助共产党整风座谈会召开以后,他曾经听取中央统战部的情况汇报,并要《人民日报》把这些意见公开发表出来。他相信,这种做法一旦形成为制度,就会在全社会造成一种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有利于发现和化解各种社会矛盾。

  但是,对于公开鸣放中会出现这样一种局面,他是完全没有料想到的。这使他感到震惊,从而对形势作出和原来不同的严重估计。

  五月十四日晚九时,毛泽东在颐年堂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至次日凌晨一时。到会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李维汉、康生、陆定一。五月十六日,继续开会,从晚九时到次日一时二十分。参加会议的人,增加了吴冷西。这两天的会议,没有留下会议记录,但是可以推断,同整风鸣放情况有关。

  五月十四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报导党外人士对党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评的指示》。这个指示中有许多新的重要提法。指示要求“对于党外人士的错误的批评,特别是对右倾分子的言论,目前不要反驳,以便使他们畅所欲言。我们各地的报纸应该继续充分报导党外人士的言论,特别是对右倾分子、反共分子的言论,必须原样地、不加粉饰地报导出来,使群众明了他们的面目,这对于教育群众、教育中间分子,有很大的好处。”指示还指出:近来许多党报加以删节,是不妥当的,这实际上是帮助了右倾分子,并且使人感到是我们惧怕这些言论。这种现象,请你们立即加以纠正。这是从整风鸣放以来,在中共中央的文件里第一次提出暴露右倾分子面目的问题。文件中虽然还没有使用右派进攻的提法,但把“右倾分子”、“反共分子”并提,问题的严重性已经可以看得很清楚了。

  五月十五日,毛泽东开始写一篇文章,题为《走向反面(未定稿)》,署名是“本报评论员”,看来原本准备公开发表。他在审阅第一次清样稿时,把文章题目改为《事情正在起变化》,署名变成“中央政治研究室”,并且注明:“内部文件,注意保存”。在六月十二日印发党内以前,作者又对文章作过多次修改。这篇文章,用严厉的措词对当时整风鸣放的形势和党内外思想政治状况作出分析,对一些言论进行批驳,最重要的是第一次提出了右派猖狂进攻的问题,目的是要党内对反击右派进攻在思想上有所准备。

  这篇文章,标志着毛泽东思想上发生了重要变化。

  毛泽东分析党内的思想状况时指出:在共产党内部,有各种人,马克思主义者是大多数,另一部分人是有教条主义思想的,还有一部分人有修正主义或右倾机会主义思想。最后这一种人比较危险,他们的思想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他们否认报纸的党性和阶级性,混同无产阶级新闻事业与资产阶级新闻事业的原则区别;欣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反对党的领导;赞成民主,反对集中;反对对文化事业实行必要的但不是过分集中的领导、计划和控制。他说:“几个月以来,人们都在批判教条主义,却放过了修正主义。”“现在应当开始注意批判修正主义。”这是毛泽东根据情况变化,对反倾向斗争提出的一个新的方针。在这以前,他批评的锋芒是针对教条主义。这一变化,对于他继续修改《正处》讲话,有相当的影响。

  毛泽东又分析了社会上的状况,认为:“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但是“现在右派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益。人们说:怕钓鱼,或者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现在大批的鱼自己浮到水面上来了,并不要钓”。他估计,社会上的右派,大约占全体党外知识分子的百分之一、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依情况而不同。

  他还认为:“我们和右派的斗争集中在争夺中间派”。“右派的企图,先争局部,后争全部。先争新闻界、教育界、文艺界、科技界的领导权。他们知道,共产党在这些方面不如他们,情况也正是如此。”他并且感到,“新闻界的右派还有号召工农群众反对政府的迹象”。

  他在文章中提出了鉴别政治上真假善恶的标准:“主要看人们是否真正要社会主义和真正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这两条。”对于社会上的各种批评意见,他仍然认为“大多数是对的,必须接受。只有一部分不对,应当解释”。又说:“多数人的批评合理,或者基本上合理,包括北京大学傅鹰教授那种尖锐的没有在报纸上发表的批评在内。这些人的批评目的,就是希望改善相互关系,他们的批评是善意的。右派的批评往往是恶意的,他们怀着敌对情绪。善意,恶意,不是猜想的,是可以看得出来的。”他说:“右派的批评也有一些是对的,不能一概抹杀。凡对的就应采纳。”

  文章最后提出:“我们同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又团结又斗争,将是长期的。共产党整风告一段落之后,我们将建议各民主党派和社会各界实行整风,这样将加速他们的进步,更易孤立少数右翼分子。现在是党外人士帮助我们整风。过一会我们帮助党外人士整风。这就是互相帮助,使歪风整掉,走向反面,变为正风。”②

  五月十六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对待当前党外人士批评的指示》。这个指示,一方面肯定了党外批评意见的主流,指出:“自从展开人民内部矛盾的党内外公开讨论以来,异常迅速地揭露了各方面的矛盾。这些矛盾的详细情况,我们过去几乎完全不知道。现在如实地揭露出来,很好。党外人士对我们的批评,不管如何尖锐,包括北京大学傅鹰化学教授在内,基本上是诚恳的,正确的。这类批评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对于我党整风,改正缺点错误,大有利益。”另一方面,对如何对待右派言论作了部署:“最近一些天以来,社会上有少数带有反共情绪的人跃跃欲试,发表一些带有煽动性的言论,企图将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以利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方向,引导到错误方向去,此点请你们注意,放手让他们发表,并且暂时(几个星期内)不要批驳,使右翼分子在人民面前暴露其反动面目,过一个时期再研究反驳的问题。”这就是后来一些人所说的“引蛇出洞”的策略。

  这样,中共中央对整风鸣放工作的指导发生了一个变化,有了两种方针。一种是对待善意批评的,无论怎样尖锐,都要让其充分地放,而共产党则要彻底地改。这类的批评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另一种是对付极少数人的恶意言论的,也要放手让他们放,但暂不批驳,使他们在人民面前暴露其反动面目。

  前面所说的那篇文章和那个指示,当时都没有公布,并且传达的范围非常小,社会上一般都不知道。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仍在继续举行。从五月十六日到六月三日,又开了七次会。

  五月二十一日,第八次座谈会。章伯钧首先发言,提出“政治设计院”的主张。他说:“现在工业方面有许多设计院,可是政治上的许多设施,就没有一个设计院。我看政协、人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应该是政治上的四个设计院。应该多发挥这些设计院的作用。一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设,要事先交他们讨论,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现在大学里对党委制很不满,应该展开广泛的讨论,制度是可以补充的,因为大家都是走社会主义的路。这样搞,民主生活的内容就会丰富起来。”“政治设计院”和共产党的领导怎么摆?他没有明说,但把他在五月八日的发言对党委(党组)领导的否定性批评联系起来看,事情已很清楚了。

  五月二十二日,第九次座谈会。罗隆基在发言中,提出在党的领导以外设立一个负责平反的领导机构,解决防止打击报复的问题。他说,有人提出要党提出保证,在他们对党进行批评以后,不致在将来受到打击报复。他说,要毛主席出来讲话保证,那是笑话。他提出由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委员会成立一个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不但要检查过去“三反”、“五反”、肃反运动中的偏差,它还将公开声明,鼓励大家有什么委屈都来申诉。这个委员会包括领导党,也包括民主党派和各方面的人士。他还主张地方人代会和政协也应该成立这样性质的委员会,使它成为一个系统。③罗隆基主张设立的这个机构,后来被简化称作“平反委员会”。

  六月一日,第十二次座谈会。各民主党派机关报《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以“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为题发言。他从章乃器关于“党党相护”的说法讲起,提出“党天下”的问题。他说:“这几年来党群关系不好,而且成为目前我国政治生活中急需调整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关键究竟何在?据我看来,关键在‘党天下’的这个思想问题上。”“我认为,这个‘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是党和非党之间矛盾的基本所在。今天宗派主义的突出,党群关系的不好,是一个全国性的现象。共产党是一个有高度组织纪律的党,对于这样一些全国性的缺点,和党中央的领导有没有关系?”六月二日,上海《文汇报》在头版全文刊登了储安平的发言。

  从五月十五日到六月八日,中央统战部和国务院第八办公室还联合召开工商界座谈会。在二十五次座谈会上,有一百零八位工商界人士发了言。一些人提出“民族资产阶级还有没有两面性”,“公私合营企业中的公方代表要不要撤走”,“工商联中的党员秘书长是不是应当留下”等问题,反映了部分工商界人士对社会主义改造和党的领导的不满情绪。这些意见,在座谈会上引起热烈的争论。

  与这两个座谈会相比,高等学校校园里鸣放的情绪更为激烈。五月十九日,北京大学有的学生在大饭厅贴出第一张大字报。到二十二日,北京大学校园里的大字报由几十张激增到几百张。大字报的内容,很多是要求取消党委负责制,要求言论集会结社绝对自由,彻底开放一切禁书,反对必修政治课等。这些举动,被一些人称为“五·一九运动”。《光明日报》和上海《文汇报》还在报道中,用“北京大学‘民主墙’”来称呼。五月二十三日晚,人民大学学生林希翎来到北京大学,公开发表煽动性的演讲,称现在是“封建的社会主义”。

  当时的情况,使一些人产生一种错觉,似乎中国共产党正在失去控制局面的能力,又一次波匈事件就要在中国发生了。

  毛泽东密切关注着整风鸣放的动态,通过各种渠道及时了解各方面的反映。在最紧张的几天里,几乎天天派人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看大字报。他问身边工作人员:“你看共产党的江山能不能坐得稳?”那段时间,他很忧虑。后来回忆起来的时候还说过:“我这个人就是常常有忧愁,特别是去年五月底右派进攻,我就在床上吃饭,办公,一天看那些材料,尽是骂我们的。”④又说:“右派猖狂进攻时,哪个不着急?我看大家都有点着急。我就是一个着急的,着急才想主意。”⑤其实,当时着急的不只是毛泽东。中央其他领导人,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以及许多党员也都着急,对少数人那些煽动性的极端言论非常不满。

  很快,毛泽东的心里有底了。几个月过后,他回忆说:“四个大学没有底之前,天天派人看大字报。匈牙利事件究竟有多大影响,五月二十号后摸到底了,才真不怕。”⑥

  邓小平在五月二十三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也曾说过:“现在的问题是:这个运动可不可怕?现在我们确实有些担心,比如我们党校有相当的高级干部,都是省委、地委的同志,他们在那里很担心。这个担心是有理由的。你说共产党看到那个骂娘的事情心里不着急呀,我看也难设想,我就有点着急。开始几天,人心里面有点急。后来看到那个反动的东西愈多,心里就安定了,舒服了。有些人担心是不是会出乱子。总的估计是出不了乱子。”⑦这个估计,代表了政治局常委的一致意见。

  五月中旬以后,中共中央加强了对整风鸣放工作的指导。一面继续鸣放,一面作反击右派进攻的准备。

  五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对当前运动的领导的指示》,指出:“现在的情况是,在上海、北京等运动已经展开的地方,右翼分子的言论颇为猖狂,但有些人的反动面目还没有暴露或者暴露的不够”。“左翼分子前一时期不宜多讲话,共产党员则采取暂不讲的方针”。“在一个短期内,党员仍以暂不发言为好”。指示还要求跟党的基层干部和党外可靠的左派分子打个招呼。

  五月二十三日下午,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邓小平关于最近整风鸣放情况和工作部署的报告。周恩来、朱德、陈云、陆定一、康生等也通报了一些情况。最后,刘少奇讲话。他说:小平同志的报告很好,这是在主席那里中央常委确定的,要根据这样的方针、步骤来领导当前的运动。⑧

  五月二十五日下午,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京的政治局成员接见参加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毛泽东在简短的讲话里强调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他号召说:“同志们,团结起来,坚决地勇敢地为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而奋斗。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是完全错误的。”⑨第二天,《人民日报》等各大报刊登了这段讲话。

  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整风鸣放的重要时刻公开发出的重要的政治信号。

  毛泽东又开始修改《正处》讲话稿。这一时期,他对《正处》讲话稿的修改,更多地体现了面对右派进攻所作的观察和思考。

  他发出征求意见的第一稿(即自修稿第四稿),半个月过去了。五月二十四日,又改出用来征求意见的第二稿。他要求在更大的范围里征求意见,包括在京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还有田家英、胡绳、邓力群。

  他批了一段话:“各同志:此件请即看,在你们认为应当修改的地方动笔加以修改,于五月二十六日退回中央办公厅杨尚昆同志,为盼。”

  这次修改,对各节标题和顺序又作了一些修改和调整。将第六节(关于节约)和第十一节(少数民族问题)的次序对调了一下。

  在内容方面,主要作了以下修改和补充:

  第一节,增加了关于人民民主专政防御外部敌人作用的论述;把第八节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平衡与不平衡的对立统一的一大段论述,移到这一节里。

  第三节,增加了关于必须经常注意从生产问题和分配问题上处理合作社的许多矛盾的论述。

  第四节,适当强调了工商业者必须加强思想改造。

  第五节,增加了关于知识分子必须完成世界观上的根本转变的一大段论述。后来,在这一段内容的基础上,又有很大的扩充。

  第七节有少量补充,并恢复了关于人口问题的内容。

  第八节有两处重要变动。一处是把“我国虽然基本上结束了阶级斗争,资产阶级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这句话,修改成为:“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资产阶级还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无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之间的斗争,还是尖锐的,长期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这是吸收了南下谈话的内容,并根据新近暴露出来的情况,对阶级斗争形势所作的描述。此后几天,五月二十五日、二十七日、二十八日,毛泽东对这段话作了三次补充修改,形成最后正式发表的定稿。

  另一处是增加了批判修正主义的内容。

  强调无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斗争的尖锐性,强调批判修正主义的重要性,是这次最主要的修改。

  五月二十五日,毛泽东改出了征求意见的第三稿,要求立即印发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田家英、胡绳、邓力群,以及当天到北京参加会议的各省市区负责同志。他在批语中写道:“各位同志:这是第三稿,还要修改。请你们在收到后,在你们认为应当修改的地方即行动笔加以修改,于六月五日以前将原件退还杨尚昆同志为盼!”并特别注明:“我百花齐放部分有一些重要修改。”

  他说的重要修改是什么呢?

  一是关于意识形态方面斗争的。分析了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左中右三派的情况,以及共产党对他们所采取的方针。后来修改时,又全部删去了。

  二是增加了辨别香花和毒草的六条政治标准。这六条政治标准,最后形成的文字表述是:“(一)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二)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三)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专政;(四)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制度;(五)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六)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这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

  三是对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增加了两段话:“这是我们的愿望。至于各民主党派是否能够长期存在下去,不是单由共产党一方面的愿望作决定,还要看各民主党派自己的表现,要看它们今后的工作是否符合人民的需要,是否取得人民的信任。”“当然,各民主党派对共产党提意见,作批评,要看那些意见、批评是否合乎上述六个政治标准。如果不合,那就会丧失监督的资格。因此,任何民主党派都要注意思想改造,争取和共产党一道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以适应新社会的需要。”

  这些重要修改,都是根据当时的政治形势提出来的。

  五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又一次修改,形成征求意见的第四稿。他在通知中说,“这是第四稿。请看‘百花齐放’那一节,有一段重要的修改。”

  所谓“重要的修改”,就是增写了一大段关于同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影响进行斗争的问题。后来再作修改时,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改为“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这一修改也很重要。显然毛泽东进一步考虑到了,不能把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都看成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方面,他强调资产阶级和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的影响将要在我国长期存在;另一方面,则强调“思想斗争同其他的斗争不同,它不能采取粗暴的强制的方法,只能用细致的讲理的方法”。此外,在讲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之后,又加上“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把“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改为“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这样,把已经基本结束的“阶级斗争”又作了一些限制。

  五月二十八日,毛泽东改出征求意见的第五稿,要求在三小时内,印发各省市区党委书记,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候补书记,另发田家英、邓力群、胡绳。这次修改,主要是个别地方的文字润色。当天下午,约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谈修改问题。

  六月一日,在几位“秀才”的参加下,毛泽东对《正处》作了一次较大改动,形成征求意见第六稿。

  第一节,增加了关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同生产力又适应又不适应的矛盾这一重要理论观点。

  第五节,对七年来我国知识分子的进步,以及更好地团结他们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内容,扩充了篇幅,加重了分量。

  第八节,在讲“修正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的地方,加上了两句话:“我们在批判教条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注意对修正主义的批判。”“它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险性。”在谈到社会主义革命基本胜利以后,一部分资产阶级和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梦想恢复资本主义制度的地方,加上了“他们要从各个方面首先是向马克思主义进行斗争,而在这个斗争中,修正主义者就是他们最好的助手”。(后来这句话又改为:“他们要从各个方面向工人阶级进行斗争,包括思想方面的斗争。而在这个斗争中,修正主义者就是他们最好的助手。”

  在六条政治标准后面,加了一段话,说明:“提出这些标准,是为了帮助人民发展对于各种问题的自由讨论,而不是为了妨碍这种讨论。不赞成这些标准的人们仍然可以提出自己的意见来辩论,但是大多数人有了明确的标准,却可以使批评和自我批评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

  六月九日凌晨,改出了征求意见第七稿,毛泽东把这一稿称作“六月八日修正稿”。这一稿的修改,仍然是他和几位“秀才”一起完成的。

  修改主要集中在第一节。原先一开头就谈两类矛盾的区别。这次改写,扩充成很长的五段话,分别论述:我国的空前统一和两类矛盾,什么是人民、什么是敌人,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的区别,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分清敌我与分清是非。同时,还增加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同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本质不同的论述,以及对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分析。

  第八节,增添了关于各党派长期共存的政治基础,即“确实致力于团结人民从事社会主义事业”和“得到人民信任”。

  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经过多次反复修改。可以说,这一篇重要的理论著作,既是毛泽东的精思力作,也是党内集思广益的结晶。

  六月九日凌晨二时,毛泽东改完最后一道,批示:“即打清样35份,于本日上午九时交杨尚昆同志,即分送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及田家英。另即刻付翻译。”⑩

  ①1957年5月16日《人民日报》。

  ②《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9月版,第264-270页。

  ③1957年5月23日《人民日报》。

  ④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5月29日。

  ⑤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5月20日。

  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前夕同省市委书记的谈话记录,1957年9月22日。

  ⑦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7年5月23日。

  ⑧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记录,1957年5月23日。

  ⑨1957年5月26日《人民日报》。

  ⑩以上毛泽东对《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修改情况及批语,均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修改过程稿。

  六月上旬,局势在急剧变化。中共中央决定组织反击右派的斗争。

  五月底、六月初出现了高等院校跨地区串连、准备上街的迹象。六月六日,章伯钧在北京南河沿全国政协文化俱乐部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当前形势。章伯钧等认为,今天学生的问题很多,一触即发。他们上街,市民就结合起来,问题就闹大了。目前情况很有点像波兰统一工人党八中全会前夕。没估计到党会犯这样多的错误,现在出的问题大大超过了估计,弄得进退失措,收不好,放也不好。现在我们有责任要帮助党。①当时,还有人公开提出要共产党退出机关、学校,公方代表退出合营企业,说“根本的办法是改变社会制度”。

  六月六日,毛泽东看了陆定一送来的《高等学校整风情况简报》。简报上说,北京大学一个学生写了篇文章,造谣说,党中央已经开始分裂,有人想逼毛主席下台。文章散发后,引起很大震动。毛泽东当即批示:“尚昆印发在京各中委一阅。完全造谣,但值得注意。”②

  当时还出现了卢郁文遭到匿名信恐吓的事件。

  卢郁文是民革中央委员,国务院秘书长助理。五月二十五日,他在民革中央扩大会议上发言,批评现在一些人提意见有片面性,只许自己提意见,不许人家作说明。会下,他收到一封匿名信。信中说他“为虎作伥”,恫吓他“及早回头”,否则“不会饶恕你的”。匿名信还说,“共产党如果只认你这班人的话”,“总有一天会走向灭亡”。

  六月六日下午,在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召集的党外人士举行的座谈会上,卢郁文当众宣读了这封匿名信。他说:“我不理解有人为什么只许说反面话不许说正面话,对讲了正面话的人就这样仇视”。他提出:“我们应当深思,我们对共产党的批评究竟是从什么地方出发?要到什么地方去呢?”

  国务院参事李仲公在会上说,他因为批评了对中共提意见的人,也收到了一封对他进行威胁的匿名信。③

  毛泽东决心抓住这个时机,组织对右派的反击。

  吴冷西回忆了当时的情景。那是六月七日上午,毛泽东约胡乔木和他去,谈吴冷西到《人民日报》接替邓拓工作的问题。以下是吴冷西回忆的摘要。

  我们刚坐下来,毛主席就兴高采烈地说,今天报上登了卢郁文在座谈会上的发言,说他收到匿名信,对他攻击、辱骂和恫吓。这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发动反击右派的好机会。

  毛主席说,这封匿名信好就好在它攻击的是党外人士,而且是民革成员;好就好在它是匿名的,不是某个有名有姓的人署名。过去几天我就一直考虑什么时候抓住什么机会发动反击。现在机会来了,马上抓住它,用人民日报社论的形式发动反击右派的斗争。社论的题目是《这是为什么?》,在读者面前提出这样的问题,让大家来思考。

  这次谈话中,毛泽东没有当场决定我去人民日报。他要我再考虑考虑,十天后再谈。他在那篇《这是为什么?》的社论上又改了几个字,要胡乔木在第二天人民日报上发表,要新华社在当天晚上向全国广播。④

  这以前,毛泽东已从几个方面作了比较充分的反击准备。

  一是打招呼。六月三日,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结束,李维汉准备在会上讲话。据李维汉回忆:“六月三日,我在民主党派座谈会上的讲话,还没有说要反右。我问主席、少奇和恩来同志要不要表示反击?恩来同志说,柯庆施在上海已经有所表示,你可以讲。毛泽东同志审阅我的发言稿时,加了一句话,说座谈会上提出的批评和意见,‘有相当一部分是错误的’。”⑤

  六月五日晚,毛泽东约请陈叔通、黄炎培在颐年堂谈话,他们两位分别参加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和工商界人士座谈会。六月九日晚又约李达在颐年堂谈话。

  二是发指示。六月六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加紧进行整风的指示》。它的基本精神,是抓紧做好反击前的准备,要求各地按照左中右的标准排一下队,同时尽快解决一批能够解决的问题,以便争取中间派,孤立右派。指示特别关照:“暑假将届,京沪及各地大学生将回家,其中一些人将到处活动,你们应争取主动,并准备适当应付。”

  这些日子,毛泽东的工作非常紧张,天天开会、谈话,了解情况,分析动态,研究对策。

  六月八日,《人民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发表了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

  社论抓住卢郁文事件进行分析,指出:“我们所以认为这封恐吓信是当前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大事件,因为这封信的确是对于广大人民的一个警告,是某些人利用党的整风运动进行尖锐的阶级斗争的信号。这封信告诉我们:国内大规模的阶级斗争虽然已经过去了,但是阶级斗争并没有熄灭,在思想战线上尤其是如此。”

  用党报社论的形式公开批评整风鸣放以来的错误言论,这是第一次。这是开始反击的信号。除上海《文汇报》和《光明日报》外,各主要报纸都转载了这篇社论。社论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

  六月八日和十日,毛泽东接连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指示》和《关于反击右派分子斗争的步骤、策略问题的指示》。前一个指示指出:“这是一个伟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只有这样做,我党才能掌握主动,锻炼人才,教育群众,孤立反动派,使反动派陷入被动。”“总之,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现在我们主动的整风,将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动引出来,使之分割在各个机关各个学校去演习,去处理,分割为许多小‘匈牙利’,而且党政基本上不溃乱,只溃乱一小部分(这部分溃乱正好,挤出了脓疱),利益极大。”⑥后一个指示,通报了当前反击的进展情况和当前的部署。再次重申:“我们一定要团结大多数,孤立极少数,给扫脸的更是极少数”。⑦

  六月八日以后,《人民日报》又接连发表社论,批驳有代表性的错误言论。

  反击右派的声势造起来以后,毛泽东一边召开不同范围的会议,研究情况,指导运动;一边继续和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修改《正处》讲话稿。

  六月十四日,改出了征求意见的第八稿。毛泽东注明“六月十四日修正稿”。

  这次修改,把第十节的标题“乱子是坏事还是好事?”改为“坏事能否变成好事?”。这样,全部十二节的标题就最后确定了下来。

  其他还有一些小的修改。第一节加了:“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现在才有的,但是在各个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第二节加了:“原有的反革命分子肃清了,还可能出现一些新的反革命分子。”第八节对“双百”方针的表述,改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带着重号的是新加的)第九节,在谈到闹事的最重要的因素是官僚主义的地方,加上了:“这种官僚主义的错误,有一些是要由上级机关负责,不能全怪下面。”第十二节,加上了肯定苏联经验的一段话:“苏联建设社会主义已经有四十年了,它的经验对于我们是十分宝贵的。”

  《正处》一文的修改,已接近尾声。

  六月十六日,只作少量文字修改,为第九稿,注明“六月十六日定稿”。

  第二天,又有一次修改,这已经是征求意见的第十稿(加上毛泽东最初三次“自修稿”,共十三稿),注明是“最后定稿”。《正处》讲话稿的修改工作,从四月二十四日开始,至此全部结束,前后共五十五天。

  六月十九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在《人民日报》全文发表,全国其他主要报纸也都全文刊载。

  同一天,苏联《真理报》全文刊载了这篇文章,苏联其他几家重要报纸刊载了文章的摘要。⑧

  文章发表后,在西方国家也引起反响。美国《纽约时报》全文刊载并发表社论。美国许多报纸如《纽约先驱论坛报》、《纽约世界电讯与太阳报》、《华盛顿邮报》等,都刊载了关于这篇讲演的消息。⑨

  从以上的考察中可以看到,这篇著作从酝酿到形成,经历了一个不断探索和反复思考的过程。如果从《论十大关系》算起,经过《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中共八大政治报告、《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致黄炎培信》、一九五七年一月会议讲话,经过这些思想上、理论上的准备,才于一九五七年二月发表这篇讲话。随后,又进一步了解情况,继续思考、研究,经过全国宣传工作会议讲话,天津等地干部会议上的四次演讲,先后用了几十天的时间,广泛征求意见,集中大家的智慧,反复修改,最后形成正式发表稿。正式发表稿保持了原讲话稿的主题、原讲话稿的基本内容和基本框架,理论形态更趋完备,思想内容更为丰富,逻辑结构和文字表述更加严谨。在修改过程中,中国政治形势出现了重要变化,极少数右派分子向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进攻,因而毛泽东在思想上也发生了重要变化。这不能不反映到修改稿中,集中表现在:增加了并且强调阶级斗争特别是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很激烈的论述;在反倾向问题上,由主要反对教条主义,转为在反对教条主义的同时,更注重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时期的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它总结了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新的历史经验,也借鉴和吸收一年多来国际共运的历史经验。它提出并系统地论述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学说,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详细阐明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系列方针,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丰富和发展。

  从反右派运动一开始,毛泽东十分注意抓舆论导向工作。他亲自起草《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一文,六月十四日在《人民日报》发表。

  文章批评《文汇报》和《光明日报》“在一个时间内利用百家争鸣这个口号和共产党的整风运动,发表了大量表现资产阶级观点而并不准备批判的文章和带煽动性的报道”,混淆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报纸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报纸的原则区别。文章提出,在新闻问题上也要作反“左”和反右两条战线上的斗争,既要反对教条主义的新闻观点和八股文风这个讨厌的东西,也要反对资产阶级的新闻观点。

  这时,全国反右派运动的局面已经形成。六月二十六日,周恩来在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这个经毛泽东审阅修改的报告,充分肯定了社会主义改造的成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批驳有代表性的错误言论。

  同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打击、孤立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指示》,提出:“前些日子,向工人阶级猖狂进攻的资产阶级右派,现在开始溃退了。我们必须认真地组织群众,组织民主人士中的左派和‘中左’分子,趁热打铁,乘势追击,紧紧地抓住已经暴露出的这伙阶级敌人,实行内外夹击,无情地给他们以歼灭性的打击。”六月二十九日,又发出经毛泽东审阅修改的《关于争取、团结中间分子的指示》,要求“对于那些仅有右派言论,但并无右派行动的那些人,应把他们和既有言论又有行动(许多人还有历史上的劣迹)的那些极右派加以区别,在对前者进行批评的时候,要完全采取说理和与人为善的态度,不要轻率地扣以右派的帽子。这样做,对于安定和争取、团结中间分子,对于打击、孤立和分化极右派,都是十分必要的。”毛泽东在修改这个指示时加了一段话,涉及右派和极右派的人数问题。他提出:“右派和极右派的人数,以北京三十四个高等学校及几十个机关中,需要在各种范围点名批判的,大约有四百人左右,全国大约有四千人左右,你们应当排个队,使自己心中有数。”这个数字规定的打击面已经过宽,以后又大大突破,造成十分严重的后果。

  这时,毛泽东仍注意做党外知识分子的工作,努力争取他们。六月二十八日和二十九日,他在游泳池先后约费孝通、赵超构谈话。后来,他在上海干部会议上谈到争取知识分子的问题时说道:“他们是知识分子,有些是大知识分子,比如北京的费孝通,争取过来是有用的。”⑩

  ①1957年7月4日《人民日报》。

  ②毛泽东关于印发6月4日一份《高等学校整风情况简报》的批语,手稿,1957年6月6日。

  ③1957年6月7日《人民日报》。

  ④吴冷西:《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1995年2月版,第39、40、42页。

  ⑤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4月版,第853页。

  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手稿,1957年6月8日。见《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9月版,第285、286页。

  ⑦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反击右派分子斗争的步骤、策略问题的指示》,手稿,1957年6月10日。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1月版,第502-504页。

  ⑧1957年6月20日《人民日报》。

  ⑨1957年6月23日《人民日报》。

  ⑩毛泽东在上海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7年7月8日。

  六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一两个月后吸收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入党的通知》。通知指出:“我们为着加强对于教育、文化、科学、卫生等部门的党的领导,为着进一步团结和教育知识分子,同时给反共派一个有力的答复,就必须继续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必须唤起各级党委充分地认识到党的组织工作的方针应该同党的团结知识分子的政治方针相符合,应该是向知识分子开门,而不是向他们关门。”通知要求在经过“大鸣大放”,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大致分清左中右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在运动中表现好的高级知识分子入党。①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仍然存在意识形态方面长期而复杂的斗争。这种斗争,在一定条件下,发展到一定程度,可能演变成为政治斗争。这是事实。但是,如何正确地领导这种斗争,毛泽东和全党都缺乏经验。而毛泽东本人对极少数右派分子向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进攻的形势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对整个阶级斗争的形势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

  七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的社论。这篇社论,是毛泽东起草的。社论从最近《光明日报》和《文汇报》的检讨谈起,然后谈到有些民主党派在运动中的表现,特别点了民主同盟和农工民主党的名,点了“章罗同盟”的名。事实证明,这些批评并不能成立。

  在整风鸣放过程中,确有右派言论,也确有极少数人想反对党的领导,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但不能由此得出结论,某个民主党派(如社论所说的民主同盟和农工民主党)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都是自外于人民的,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更不能说,这个党派有一条“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方针”,“其方针是整垮共产党,造成天下大乱,以便取而代之”。社论使用了“章罗同盟”这个词,是根据当时的揭发材料得出的。社论说,“整个春季,中国天空上突然黑云乱翻,其源盖出于章罗同盟”。实际上,章、罗之间也不存在什么“同盟”。

  反右派运动迅速扩大,急剧升温,揭发批判的内容又从右派言论联系到“历史劣迹”,在报纸上被点名批判的人越来越多。七月九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增加点名批判的右派骨干分子人数等问题的通知》。这个通知把六月二十九日指示中提出的右派人数扩大了一倍,全国的右派骨干名单从四千人增加到八千人,北京从四百人扩大到八百人。报纸上的点名人数,也允许从占右派骨干总数的百分之三,逐步增加到百分之十左右。反右派斗争扩大化迅速发展到哲学和社会科学、新闻、教育、文艺、科技等社会各界。

  七、八、九三个月,全国划成右派分子的人数迅速上升。到十月上旬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召开的时候,全国已划右派分子达到六万多人。到了一九五八年整个运动结束时,竟有五十五万人被划为右派分子。

  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造成很不幸的后果。大批正直的包括许多有才华的知识分子和优秀的共产党员,蒙受了不白之冤,遭到摧残和迫害,许多家庭因此受到牵连。大量的所谓右派言论,只是对党在具体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提出尖锐地批评,甚至只是对党的某个基层组织或者某个领导人提出批评,也都被当作右派言论进行批判,并作为划右派分子的根据。由于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同毛泽东发动整风运动以造成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的主观愿望相反,给国家政治生活带来了严重的消极影响。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和“双百”方针的贯彻,受到了极大的妨碍。这是令人痛心的教训。

  过了二十四年,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五十年代末发生的反右派运动,作出正式结论。《决议》说:“这一年(指一九五七年。——引者注)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发动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正常步骤。在整风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地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判为‘右派分子’,造成不幸的后果。”②

  七月一日清晨,毛泽东乘专机飞往杭州。六日到达上海,出席上海市干部会议,就整风反右问题讲话。他说:我看七月还是反击右派紧张的一个月。右派还要挖,不能松劲,还是急风暴雨。这次反右派斗争的性质,主要是政治斗争。思想斗争(整风)主要还在下一阶段,那要和风细雨。他点了上海知识界几个人的名。他说,在民主党派整风时,要把三个问题搞清楚: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绩究竟好不好?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要不要共产党来领导?③毛泽东这次讲话的气氛同三月间在这里讲话的气氛大不一样。这反映了一百多天来中国政局的变化,也反映了毛泽东思想上的变化。

  为了总结前一段反右派斗争的经验,部署下一步的工作,毛泽东决定召开一次省市委书记会议。开会地点选择在青岛。

  青岛会议分两段进行。七月十七日至二十一日,毛泽东主持召开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陆定一、谭震林、陈伯达、胡乔木、李维汉、徐冰、田家英、李井泉、张仲良、张德生、陶鲁笳、陶铸、周惠、王任重、张平化、马国瑞、潘复生、舒同。

  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建议,确定整风分为四个阶段:大鸣大放阶段;反击右派阶段;着重整改阶段;研究文件,批评反省,提高自己阶段。

  会议期间,他找一些省市委书记谈话,把谈话要点归纳起来,写了《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

  七月二十六日至三十日,毛泽东主持召开另一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会议,讨论《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等。出席会议的有:陈云、李先念、邓子恢、张鼎丞、陈伯达、陈正人、田家英,柯庆施、江华、江渭清、曾希圣、舒同、欧阳钦、黄欧东、吴德、乌兰夫。

  八月三日,《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作为党内文件印发。毛泽东很看重这篇文章,改了十一稿。他曾说:“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那篇文章,是正确的。青岛会议是个补充,没有这个补充是不行的。”④

  所谓补充,显然是指关于反右派及其有关内容。“没有这个补充是不行的”,就是说,《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还不完全,仅有《正处》是不够的。《正处》是二月的讲话,发表时,反右派刚刚开始,还没有扩大化。而《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成文时,反右派斗争已经发生严重扩大化,毛泽东的思想也急剧地向“左”发展,因而这两篇文章在基本倾向上是大不相同的。

  《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写道:“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和你死我活的矛盾。”“向工人阶级和共产党举行猖狂进攻的资产阶级右派是反动派、反革命派。”这一来,大批被错划的所谓“右派分子”成了“人民的敌人”、“反动派”、“反革命派”。他们虽然还保留选举权,但长期承受着政治上、思想上的打击、歧视和伤害。这是对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严重混淆。

  文章又说:“这一次批判资产阶级右派的意义,不要估计小了。这是一个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单有一九五六年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匈牙利事件就是证明。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提出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为以后频繁地开展政治运动,发生阶级斗争扩大化,提供了理论上的重要依据。

  这篇文章也有一些正确的论述。例如:“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这是毛泽东自一九五六年以来,在探索从政治上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当中得出的重要成果。

  又例如:“在我国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基础和现代化的农业基础,从现在起,还要十年至十五年。只有经过十年至十五年的社会生产力的比较充分的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才算获得了自己的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现在,这个物质基础还很不充分),我们的国家(上层建筑)才算充分巩固,社会主义社会才算从根本上建成了。”“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技术干部的队伍,必须有自己的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队伍。这是一个宏大的队伍,人少了是不成的。这个任务应当在十年至十五年内基本上解决。”⑤

  青岛会议以后,毛泽东继续督促指导整风反右。八月一日,他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进一步深入开展反右斗争的指示》。指示说:在深入揭发右派分子的斗争中,“右派分子将继续发现和挖掘出来,人数将逐步增多。右派中的极右分子,即骨干分子,登报的人数,也就适当增加。不是百分之几,也不是百分之十,而是要按情况达到极右派的百分之二十、三十、四十或五十”。⑥反右派斗争扩大化进一步升级。这时,毛泽东也注意到分化和争取右派分子,说全国右派分子,“知识分子居多,有些人是有用人才,应大力争取过来”。⑦

  八月十一日,毛泽东从青岛返回北京。

  从六月八日社论发表、全国开展反右派斗争以来,已经两个多月了。经过青岛会议对反右派斗争的总结和进一步部署,毛泽东认为,这个工作已经走上轨道,他又腾出手来抓农业。从八月十八日到二十八日,在北戴河召集陈伯达、田家英等人研究修改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为即将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作准备。这次全会的主要议题,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一个是整风问题,一个是农村问题。十八日、二十一日,由刘少奇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并基本通过了《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修改稿。

  为进一步修改农业发展纲要准备材料,毛泽东于九月三日至十八日,先后到河北、湖北、浙江、江苏、上海,了解农村整社和农业生产情况。

  九月十一日(农历八月十八)上午十时许,他从杭州驱车来到浙江海宁县盐官镇,观看了著名的钱江大潮,赋诗《七绝·观潮》一首,抒发观潮的感慨:

  千里波涛滚滚来,

  雪花飞向钓鱼台。

  人山纷赞阵容阔,

  铁马从容杀敌回。

  下午二时,离开盐官镇。在返回的路上,畅游了钱塘江。

  十七日晚,在上海会见党外人士舒新城、赵超构和束世澂等,一起吃了晚饭。十八日上午,在离上海前,专程到上海国棉一厂看了大字报。

  九月二十日至十月九日,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这是一次扩大的中央全会。除中央部委和省市区党委主要负责人外,各省的地委书记和直辖市的区委书记也列席会议。与会人数四百一十六人。

  会议听取了三个报告:邓小平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陈云关于改进国家行政管理体制和农业增产的报告,周恩来关于劳动工资和劳保福利问题的报告。会议通过了一批文件:《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关于改进工业管理体制的规定(草案)》,《有关工人、职员的劳动工资和劳保福利问题的规定(草案)》等。

  会议前,九月十九日,毛泽东先在颐年堂召开了一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讲话说:这次全会如何开?整风是一个纲。其他问题,工业、农业、商业、学校、机关,不仅是作风问题,而且是制度问题,要花几天功夫讨论。

  在讲话中,毛泽东提出两类矛盾和主要矛盾问题,他说:“整个过渡时期,总的矛盾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即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我们过去一个时期,主要是提人民内部矛盾,敌我矛盾没有提。甘肃省委去年提出两个矛盾究竟哪个矛盾为主?当时没有答复,要看一看。现在看来,两个矛盾都同时存在。去年所有制是改变了,但人并没有改造。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是整个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中,包含两类矛盾(指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引者注)。八大讲目前敌我矛盾基本上解决了,现在看来也对,但只能是在经济方面的,如从政治方面、思想方面看,就不能这样说了。”

  这是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第一次谈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问题。但从这个讲话看来,当时对“敌我矛盾”和“阶级矛盾”这两个概念没有明确分清,他说八大讲“敌我矛盾基本上解决了”,实际上八大讲的是阶级矛盾基本上解决了。

  毛泽东在讲话中还谈了要抓农业的问题。他说,几年来偏重于工业的宣传,这在当时也对,好处是把工业搞起来了。现在要宣传农业。农业是工业的基础。有两只手,一只手抓工业,一只手抓农业。要偏一下才能平衡。⑧

  十月七日下午,毛泽东在颐年堂召集全会各组负责人开会,主要谈社会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

  他说:有两次革命。一次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第二次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进行了一半,所有制问题解决了,但是上层建筑问题(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意识形态上)还没有解决。”“八大文件上是肯定基本上解决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现在看,这也没有错。基本上解决,并不是说完全解决。所有制解决了,政治上思想上还没有解决。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富裕中农中的一部分人不服,八大没有完全看清楚。……那时对阶级斗争强调得不够,因为他们表现服服贴贴;现在他们又造反,所以又要强调,青岛会议文件是一个补充。”要使到会同志懂得,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是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要肯定这个提法是对的,但报纸上不要发表,不要引起风波。而且现在大讲阶级矛盾是主要的,就容易把党内的三个主义(指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引者注)都挂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矛盾的账上。要集中搞整风,否则只把主要矛盾集中到资产阶级与富裕中农身上,容易放松了人民内部矛盾的处理。

  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把阶级矛盾和敌我矛盾清楚地区别开来。他说:“阶级矛盾与敌我矛盾有区别。资产阶级同我们的矛盾,有对抗的和非对抗的两面。一般说来,资产阶级、富裕农民仍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是非对抗性的,但处理得不好也会转化成敌我矛盾。阶级矛盾,重要的是在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及他们的知识分子这三部分人民中间,他们有的不对抗,有的对抗。”“人民内部矛盾包括着阶级矛盾(因为资产阶级还有选举权)。敌我矛盾是阶级矛盾,但阶级矛盾不一定就是敌我矛盾。……阶级矛盾内有敌我矛盾,但不是主要的,大部分是人民内部矛盾。”

  把阶级矛盾同敌我矛盾加以区别,说明阶级矛盾不一定就是敌我矛盾,这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有重要意义。但是,说阶级矛盾大部分是人民内部矛盾,又容易发生阶级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的混淆,造成阶级斗争扩大化。应当而且必须肯定,人民内部矛盾大量的和主要的都不属于阶级矛盾的范围。

  最后,毛泽东谈到八大决议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表述问题。他说:“八大文件上只讲所有制、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关系,没有讲人与人的关系,这反映那时的情况。八大决议说,目前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制度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将来还会有,因此这句话从长远讲也对,但现在看则不适当。”现在我们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基本上还是适合的,但不是完全适合,与斯大林的提法不一样。“八大决议的那句话是不适当的,但也没有坏处,它不妨碍生产,不妨碍反右派,同时也反映了一个要求,要求加强物质基础(和外国比较,我们是很落后)。既然没有害处,现在就不必去改它,否则引起麻烦和争论。将来再作适当的解释。”⑨

  十月九日下午,八届三中全会举行闭幕式。邓小平就整风运动、体制、农业问题和减少脱离生产人员等问题作总结发言。最后毛泽东讲话。

  谈到整风,他肯定了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形式,认为这是群众的创造,是我们过去民主传统的一个很大的发展,要传下去。

  关于农业,他特别强调农业发展纲要的重要性,重申必须实行工业与农业同时并举的方针。他说:“过去我们经常讲把我国建成一个工业国,其实也包括了农业的现代化。现在,要着重宣传农业。”

  谈到建设的两种方法时说:“一种,达到目的比较慢一点,比较差一点;一种,达到目的比较快一点,比较好一点。一个是速度问题,一个是质量问题。不要只考虑一种方法,经常要考虑两种方法。”他提出这个问题,是由一九五六年的反冒进引起的。他又批评了反冒进,说:去年这一年扫掉了几个东西:多、快、好、省,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促进委员会。他说要恢复这几样东西。毛泽东的提议得到了与会者的响应。全会重申了一九五六年中央提出的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基本通过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修正草案)。

  最后,毛泽东再一次谈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问题。他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我们现在的任务跟过去不同了。过去主要是无产阶级领导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那个任务已经完结了。那末,现在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呢?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革命的锋芒是对资产阶级,同时变更小生产制度即实现合作化,主要矛盾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概括地说,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八大的决议没有提这个问题。但是八大的决议并没有否定阶级斗争,并没有否定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农民需要改造,它是分别在别的地方讲的。在写那一段的时候,讲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的矛盾,说是生产力现在落后,同人民要求先进,同人民的需要这个矛盾。那个时候有那个时候的原因。我们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全国胜利以后,国内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国外是中国和帝国主义的矛盾。后头为什么没有提了?就是因为事实上在那里做了,革命已经转移到社会主义革命了。我们干的就是社会主义革命这件事,也可以提了,没有提。我们干了革命,没有提,也没有害事。”⑩

  毛泽东对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在反右派斗争前后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自八大以来,他一直在想这个问题。一九五七年二月七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我国政治生活的主题;三月十二日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在回答人民内部斗争为主还是阶级斗争为主这个问题时,他虽然没有直截了当地回答,但意思还是人民内部斗争为主。⑾这些,都是八大精神的继续和发展,是根据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基本解决这样的形势判断作出的。但经过七、八、九三个月反右派运动以后,特别是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以后,由于对阶级斗争形势作出过于严重的错误判断,他在这个重大理论问题上发生了重大变化,重新确定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为主要矛盾。三中全会期间,他先后三次讲这个问题,一次比一次肯定,一次比一次展开。尽管他对八大决议的论断,只是说“是不适当的,但也没有坏处”,不必去修改它。但是,他在党的中央全会上以十分肯定的口气说,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这就在实际上改变了八大决议的正确论断。这标志着毛泽东在指导思想上向“左”发展的一个转折,对中国局势的发展带来深远的影响。从程序上正式改变八大决议的论断,是一九五八年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

  八届三中全会,是从整风反右转向发动“大跃进”过程中的一次重要会议。

  还在青岛修改《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的过程中,毛泽东就形成一个看法:反右派斗争,实际上是关于要不要社会主义道路、共产党领导、无产阶级专政和民主集中制等重大问题的全民性大辩论。“只要我们在辩论中胜利了,就将大大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与社会主义建设。”同时提出要用十至十五年的时间,为国家打下巩固的物质基础和人才基础,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奋斗目标,并准备以八个至十个五年计划在经济上赶上并超过美国。⑿

  中国在经历了一场政治风暴以后,又在酝酿着一场经济建设的大发动。

  ①《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9月版,第358、359页。

  ②《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8月版,第805页。

  ③毛泽东在上海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7年7月8日。

  ④毛泽东召集中共八届三中全会组长会议时的讲话记录,1957年10月7日。

  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9月版,第484、489、485、491页。

  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进一步深入开展反右斗争的指示》,手稿,1957年8月1日。

  ⑦毛泽东修改中共中央统战部关于在工商界全面开展整风运动的意见稿时加写的话,手稿,1957年8月18日。

  ⑧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谈话纪要,1957年9月19日。

  ⑨毛泽东召集八届三中全会各组组长会议时的谈话纪要,1957年10月7日。

  ⑩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记录,1957年10月9日。

  ⑾见本书第16章第44页。

  ⑿《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9月版,第490-4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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