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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二十六回bbin游戏平台,葛世昌妄言死无常
分类:牛牛娱乐棋牌现代文学

庐山会议闭幕后第四天,毛泽东离开庐山到南昌。从南昌乘专列到杭州。在这里休息了两天,后经上海、南京、徐州、济南、天津,于一九五九年八月二十七日回到北京。沿途中,不断找当地一些地、县级干部谈话,了解情况。

  执掌钥匙的太监迟疑了一下说:“主子,他有时常犯疯病,怕发作起来会伤了主子……”

  原来的廉亲王,如今的民王允禩——阿其那,已经走到了他生命的尽头。他原本就身子虚弱,自从弘时下令逐出了所有的太监宫人之后,他这里换了一批粗手大脚的太监,和遭到宫里黜斥的老宫女。这些人不仅不懂得一点儿规矩,更不愿意来这里侍候这位失势的八爷。他的家人,甚至连妻妾子女们全都不能过来服侍他。他要独自一人来承担痛苦,承担心事,承担那本来应该下人去办的事情。这事若放在普通人家,根本算不了什么。可在他这位养尊处优、大半辈子都是颐指气使惯了的王子身上,可就了不得了!从三月初,他就患上了噎食病,不能吞咽任何东西,一吃就吐。在这里守护的人,根本不把他的病情当回事儿;而太医们更是随便开点药,敷衍塞责一下就走。世态炎凉,人情冷暖,他现在可真是全都体验到了。

  这时,各地、各部门陆续报来一些令毛泽东十分高兴的消息。九月三日,中共河北省委给毛泽东并中央的报告中说:目前工业战线上已经立竿见影,钢、铁、煤的生产急剧上升,农业生产竞赛运动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九月六日,甘肃省委的报告中说:中央反右倾指示下达后,工业系统即开始检查和批判右倾思想和松劲情绪,对于过去降低的计划指标,重新作了调整。九月十一日,甘肃又报:自从传达八届八中全会精神以来,我省各项工作飞速发展,变化很大,粮食问题也是如此。目前全省夏田普遍丰收,秋田生长很好,丰收在望。九月二十四日,石油工业部给毛泽东并中央的报告中说:石油工业在一九五九年仍然是一个大跃进的形势。九月三十日,浙江省委报告:以八中全会决议为武器,在干部中开展一次反右倾、鼓干劲的整风学习运动,使总路线在广大干部的思想深处生根。十月三日,四川省委在报告中说:在九月上、中旬各地相继召开了干部会议,以传达八届八中全会精神为纲,安排当前工作,掀起了一个反右倾、鼓干劲、增加生产、厉行节约的新高潮。对这些报告,毛泽东都仔细阅读并批转各地参考,还写了一些给予肯定的话。

  大轿落了下来,弘时稳稳地走下轿来,看看四周:啊,这里早已是面目全非,变化得让人认不出来了。府门外,昔日的威风已成了过去,映入眼帘的是一队队的兵丁,一行行的内务府官员。大家见到弘时的大轿落下,用不着谁下令,便悄没声响地跪了下来。只有图里琛踏着扎扎作响的马靴走上前来,一扎跪倒说道:“奴才图里琛给三爷请安!方才内廷军机处大臣朱相爷派人来问:开始查看没有?奴才回说:三爷去约五爷了,很快就会来的。怎么,五爷他没有来吗?”

  隆科多厉声大叫:“你才是疯子哪!我要不装疯,早就让你们打死了!”

  此刻,这位人见人爱,也人见人怕的八爷,正和衣躺在西配院的一间厢房里。这里原来曾经是下人们住的地方,那张勉强可称之为“床”的,其实只是一个高榻。不过,这倒很随了允禩的心意,因为在这里他能够看到窗外。人一旦失去自由,看看外边就是一种无形的享受。他和隆科多的待遇不一样,这个圈禁他的高墙大院,有着上千亩大,几千座房屋。就是这间小得不能再小的房子里,他也可以看到从前临窗垂钩的花园和鱼池。而且除了银安殿外,他什么地方都可以去。他想住到这里,一来是要回避过去的记忆,二来是想吹一吹凉风,使自己的脑子能清醒一些。现在他望着外头的海子,老柳树还是那样的绿,水面上还是碧波涟漪。只是由于长久没有打扫,水面上浮了许多树叶败草罢了。他忽然有了新的发现,原来有了这些枯叶败草散落在水面和小径上,倒平添了许多雅兴。如果当夕阳西下之时,他能在这小径湖边上走走看看,岂不也是人生的一大乐趣,那不是比自己原来走着的、净得一尘不染的路,更富有诗意吗?想当年,自己为什么要有那个洁癖呢?如今重病在身,想走也不能举步了。唉,糊涂呀!

  十月八日,毛泽东接到薄一波前一天写给他的信。信中说:“我的家乡——和平人民公社的党委书记韩生智同志给我写来一封信,我看了感到十分兴奋:一、公社化后粮食大增产,工业也搞得很好;二、今年每人平均分到三十斤麦子(保证了国家征购任务后),我的家乡主粮是杂粮;三、公共食堂五十九座,看来是基本上都到公共食堂了;四、群众情绪高涨,等等。特将这封令人兴奋的信打印送您一阅。”①

  弘时说:“你五爷他身子不适,今天他不来了。你是管着内外警跸关防的,谁在里头料理查看事务呢?”

  此时的隆科多已经从极度的兴奋中恢复了理智。他明白,这位外甥皇帝突然前来探望,既不会有什么恩典,也不会有什么更大的处分。因为,如果皇上是想杀或是想赦他,都只需要一纸诏书就办成了,根本用不着亲自来。而他心中深埋着的话,却要乘着这难得的,也许是最后的机会全都说出来。他抻了一下自己那肮脏的袍服,理了理头上的乱发,踉跄着走到大桧树下跪倒叩头说:“罪臣隆科多叩见万岁,愿皇上圣躬安泰!”

  弘时和旷士臣其实早就来了,与他们同来的还有那个落拓书生张熙。弘时是因不愿意有更多的人知道他的行动,才让这两人陪着他来看八叔的。这时,他看到八叔身子似乎是动了一下,便上前轻轻地叫了一声:“八叔。”

  九月六日,毛泽东看了一篇文章,题名《驳“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谬论》。文章说,国家统计局在学习、讨论八届八中全会决议时,就一九五八年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和比例关系问题进行了讨论。多数同志根据统计数字,驳斥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关于一九五八年以钢为纲和全民炼钢铁造成了国民经济比例关系失调的论点。大家一致认为,一九五八年国民经济基本上是按比例地和平衡地向前发展的。

  他们说话间,从那边跑过来一个四品官员,看样子也不过四十岁上下,却长着一个枣核似的尖脑袋,高颧骨,凹嘴唇,浓眉下面一双小眼睛几里骨碌地乱转。一看就知道,他是个浑身上下一按消息就会动的人。他跑到弘时面前,熟练地打了个千说:“奴才马鸣歧给主子请安!请三爷训示。”

  雍正看了一眼周围,下令说:“这里所有的人,都全部退出去!隆科多,朕今天来看看你,你有什么话,也可以对朕说。”

  允禩用呆滞的目光,在屋子里搜寻了好大一会儿,才看到了弘时。不过,他也就这么看了一下,就马上又闭上了眼睛。

  不久前,毛泽东也曾认为,一九五八年的主要教训之一是综合平衡的问题,而这时作为职能部门的国家统计局,却以一系列统计数字说明一九五八年国民经济基本上是按比例地和平衡地发展的。这无疑是一个大问题。它同对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估计密切相关,也是庐山会议后期争论的焦点问题之一,自然引起毛泽东极大的兴趣和关注。他立即写信给陈伯达:“‘驳谬论’一篇,你看了没有?如未,请看一下,想一想,是不是有道理?此篇各个论点,是否都是对的?或者还有某些不对的呢?请你找国家统计局的主要几位同志,例如四五位,或者七八位,到你处开一次座谈会,切实研究一下,以其结论(最好写成文字)告我。这是大问题,应当废寝忘餐,全力以赴。”②

  弘时一笑说道:“走吧,先进去再说。”

  “皇上,奴才是死有余辜的人。可罪臣有极其重要的机密,要密奏皇上。皇上只要听一听,奴才就是死也可以瞑目了。因为这里有人想加害奴才……”

  “八叔,”弘时满脸是笑地走上前去说,“侄儿奉旨来瞧瞧您。”

  陈伯达九月八日报告毛泽东,说:九月七日下午,召集国家统计局五位同志和其他一些研究经济问题的同志开了一个座谈会,会上大家基本上同意统计局提出的关于去年大跃进中比例关系的看法,认为去年国民经济发展的比例关系是相适应的,而不是比例失调。其中个别的、局部的失调,只是大踏步前进中的暂时性现象,经过调整,已经有了很大改善。③

  就在弘时和图里琛他们说话的这会儿,阿其那府里早就得到了消息,太监头儿何柱儿也已经等在这里了。看见弘时走了过来,他急忙上前跪倒说:“三爷,奴才何柱儿给您老请安!”

  “你说什么?谁要加害你呢?”

  允禩略微移动了一下身子说:“你来了就很好。你带来的是丹顶红还是孔雀胆?要是用黄绫布,这屋子太低,而且我已没了力气,得找几个人来服侍才行。”

  这一系列的报告、来信和文章,使毛泽东感到欣慰,他更加相信,反右倾的决策是完全必要的和正确的。

  弘时一边往里走着一边问:“你们家主子知道这消息了吗?”

  雍正皇上一听说有人想加害隆科多,可就上心了。他厉声问道:“谁敢加害于你?难道毒打你不成?”

  “八叔,您想到哪里去了?”弘时听着他这如说家常一样的话,直觉得浑身起栗,“八叔放心,绝对没有那事,也永远不会有那种事的。万岁爷每天都在惦记着你的病情,他不方便,才叫侄儿代步来看看您的。”

  毛泽东并不满足于书面的报告。形势究竟如何,他还要到实际中去亲眼看一看,心里才踏实。从九月十八日起,毛泽东开始他为期一周的河北、山东、河南三省视察。

  “回三爷,我们主子早就在候着钦差大人了,他这就出来。”

  隆科多说:“万岁金尊玉贵之体,怎能知道覆盆之下暗无天日的事情?奴才……奴才已经背了两个晚上的土布袋了。万岁如果不来,早则明天,晚则后天,罪臣将必死无疑。”

  允禩只是不屑地一笑,却什么也不想再说。

  十九日,在天津郊区看了一个农场的水稻,据农场负责人报告,亩产八千到九千斤。

  话音没落,就见允禩带着他的四个儿子,全都从二门里边走了出来。允禩看见是弘时来传旨抄家,很感到意外。他正了正头上戴着的有十颗东珠的朝冠,一步步地走了过来,用极其轻蔑的眼神瞟了一下图里琛,一句话也不说地就站在了弘时对面。他的儿子弘旺、弘明、弘意和弘映却眼中含泪地站在父亲身后。

  雍正诧异地问:“什么是土布袋?”

  弘时端起面前的汤碗看了一下,见那里面只不过是一些残存着的藕粉渣子,便高声叫人吩咐道:“去,叫你们这里的管事来一下。”

  二十一日,到济南,在专列上接见了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和历城县东郊公社党委书记郑松。舒同、郑松分别汇报了山东三年、五年经济规划和东郊公社的情况。舒同汇报封山造林时,毛泽东问:“你们年年谈造了多少林,封了多少山,我怎么从北京到上海,在飞机上看不到?”舒同没有回答。接着汇报全省计划组织九百万劳动力上阵搞山水林田,毛泽东问:“能组织这么多人吗?一定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统筹安排,要注意群众的生活问题。”毛泽东又问郑松:“东郊公社今年秋季生产如何?玉米、大豆每亩能产多少?”郑答:“玉米亩产五百至七百斤,间作大豆一二百斤。”毛说:“每亩一年增产几成就是很大的成绩了,你们比过去翻一番还多,这是很大的跃进。”毛泽东兴致很高。他突然提出要横渡黄河,说:“全国的大江大河我都渡了,还没有渡黄河,我明年夏天到济南来横渡黄河。”大家说,黄河的漩涡很大很多。他说,漩涡不可怕,你们可以事先勘查一下嘛。而且不容别人分说:“就这样定了,我明年七月下旬八月上旬来,你们先找人作点准备。”

  到了这个地步,允禩还是这样的镇静,这样的坦然,又这样的无所畏惧。使弘时在一刹那间,忽然有一种自惭形秽的感觉,两条腿有点发软,还不自觉地哆嗦了一下。他吞吞吐吐地说:“八叔,您的……身子骨还好吗?”

  朱轼在一旁说:“皇上,臣曾读过方苞写的《狱中杂记》,知道这‘背土袋’是一种酷刑,也是一种私刑。将犯人夜里绑起来,背上放一只装满了土的布袋。身子稍微弱一点的人,一夜就可弄死,而且验不出伤来。”

  不一会儿,一个管事太监跑了进来,向弘时请安说:“三爷,不是他们无礼挡驾,还要验看爷带来的东西。实在是因为事先没有接到内务府的札子,不知道爷是奉了密旨的……奴才向三爷谢罪了。请三爷体恤我们当下人的难处……我们是什么人也不敢得罪的呀!”

  吃过午饭,毛泽东来到山东省农业科学研究所,看了棉田。又冒雨到东郊公社的大辛庄大队,专门去看那里的玉米、大豆生产情况。他问郑松:“亩产多少?”郑答:“这片丰产田可达八百斤。”毛说:“加上小麦,就是亩产一千好几百斤,这是个大跃进啊!”④

  允禩的心中此时也是十分激动,不过他在努力地控制着。只听他用平静的语调说:“我没有什么不好的,只是膝盖儿肿了,跪不下去,你叫两个人来把我按倒在地也就是了。既然雍正替我起了个新名字,你现在也不必避讳,就叫我一声‘阿其那’不也很好吗?我听着这新起的名字很好,比叫那个又长、又绕口的爱新觉罗·允禩顺当得多了。”他说着这些话的时候,一点忧伤和恐惧都没有,似乎还是像以前那样的从容和镇定。可是,他的儿子们哪敢这样对抗天威呀!老大弘旺双膝一软就跪了下去哭着说:“三哥,我是长子,理应替父亲跪聆圣训。请三哥宣旨吧。”另外的三个儿子见此情景,也都哭着跪下了。

  雍正怒火上冒:“谁干的?这些杀才们真是无法无天了!”

  “别人不敢得罪,就拿我来开刀,是吗?”

  九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到达郑州,在这里呆了一天多。北返路经河北磁县时,下车看了看人民公社的棉田。后经保定,二十五日回到北京。

  允禩突然暴怒起来,喝了一声:“忤逆不孝的孽种们,你们嚎的什么丧!?”

  隆科多浑身都在颤抖:“奴才不知道……他们蒙了我的眼睛,绑在床腿上,又是在夜里……奴才今日昼寝,就是为了积蓄力量,好应付这一夜之苦。只要一合眼,奴才就没命了。”

  那太监更是慌乱地说:“不不不,三爷听错了,我说的是……”

  毛泽东此行主要是要了解农业生产的实际情况。他一路所见所闻,似乎都是粮棉高产,一片丰收在望的景象。其实,由于各地事先安排,他所看到的,不是农业研究所的试验田,就是很少数办得特别好的人民公社的几片丰产田。这些虽然是第一手材料,也没有根据说都是虚假的,但是它们在全国并没有多大代表性。而这些不全面的情况,却被毛泽东看作判断形势、作出决策的重要依据,对他产生了重要影响。

  弘时瞟了一眼面无表情的图里琛,回头又看看这些兄弟们,也有点泪眼模糊了。他们年纪都相差不多,也都是自小在宗学里上学、玩耍的小伙伴。可今日他们竟然成了自己的阶下囚徒,也真让人有些不忍心看下去。他静了静像野马奔驰一样的心思说:“八叔既然身子不适,可以由儿子代跪听旨。八叔,事情到了这个份上,我也不想说什么虚套子的话来安慰您。您就自个儿善自保重吧,回头皇上会有恩旨给您的。接这样的差,侄儿心里头也不好受,请八叔鉴谅。”说罢,他忽然脸色一变,大声说道:“奉皇上旨:着弘时前往廉亲王府查看阿其那财产。钦此!”

  雍正在沉思着:“唔,原来是这样。你刚才说,有事要奏朕,是什么事?”

  弘时头不是头,脸不是脸地训斥着:“我不是说的这个。你们要明白,八爷永远是八爷,他就是绑赴西市,上了法场,你们也还要向他执奴才的礼。杀头时,刀上也还要带上皇封标记,这就是圣人说的天理!好嘛,爷我几天不来,你们就自作主张地这样糟践八爷,还得了吗?你瞧瞧这里,地不扫,碗不刷,茶也不倒,你们干的是他娘的什么差使!”说着,他把半杯残茶全泼到那太监身上,又狠狠地啐了他一口说:“去,倒一壶好茶来!从今天起,人分三班,昼夜轮流地在这里侍候着。你们也知道我现在就管着韵松轩,我一个条子就能打发你们到乌里雅苏台去。滚——都给爷滚远点儿!”他说着朝那太监头儿又踢了一脚。

  毛泽东回到北京后,继续关注和指导全党的“反右倾”运动,不时批转一些地方和部门的报告,推动运动深入下去,继续向着“左”的方向发展。

  弘旺兄弟四人一齐叩下头去:“谢恩……万岁!”

  “朝中还有奸臣!”

  张熙简直看呆了。他万万想不到,这位说话和气,待人亲切的三阿哥,发起脾气来,竟是这样的怕人。这时,却又瞧见弘时已经伏在允禩身边,极其耐心地说着:“八叔,您尝尝,这是侄儿给您带来的蛋糕。”说着,他把蛋糕分成了极小的块儿,一点点地往允禩嘴里送,“八叔,您觉得好吃吗?要是您能受用,赶明天,我再给您带来点儿。”

  “反右倾运动”,在党内开展了过火斗争,许多敢于讲真话、说实情的同志,遭到无理批判,有的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有的甚至被打成“反革命分子”。这个运动进一步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党内政治生活出现极不正常的情况。

  那个马呜歧正领着一班人在外头等着哪!这些年来,他们全都练成了抄家能手,也明白这差使是发财的好机会。八王爷有多大的势力,多大的家产,他们谁不眼红啊!所以从接到这差使起,他们早就等得心痒难耐了。此刻听见弘时宣读完了圣旨,马呜歧抢上一步,极其干练地给允禩打了个千儿说道:“奴才们都是奉差办事,也是身不由己的,请八爷海涵。”说完又回过头来躬身叉手对弘时说:“请贝勒爷示下,奴才们好遵谕承办。”跟着他来的那些个内务府承办官员们,足足有一百多人。他们看见这就要动手了,一个个兴奋得摩拳擦掌,脸上放光。

  ”谁?”

  “我还能有明天吗?”允禩气息微弱地一笑,“我的昨天和今天已经被你的父皇剥夺光了,现在我到了穷途末路,还要那个明天干什么?”

  一九五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是一个大庆的日子。中共中央邀请苏联等十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率领的党政代表团和日本、印度等六十个国家的共产党代表团参加中国国庆活动。在这期间,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同一些代表团进行了会谈或谈话。

  弘时却冷冰冰地说:“你们先别高兴,我知道你们都是些混账东西,发惯了抄家财。今天所奉旨意,只是查看家产,并不要搬运,更不是没收。由何柱儿带领着你们到各库房里看看,把御赐的物件和私产归类造册呈报;八王爷的福晋是安郡王的家人,她过门时带来的体己和妆奁也是不少的,不能一齐查封。这也让何柱儿指实了,登记造册后照常启用;家眷和家人们都集中到太监们住的院子里,不许惊扰;东书房和签押房,由我亲自处置。八叔自己用的图书,连封条也用不着贴。但是,所有的御批御扎和内外大臣们的书信往来,恕侄儿都要带走,这些都请八叔体谅。”

  “廉亲王!”

  “八叔……”

  十月二日,毛泽东与苏共第一书记、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在颐年堂举行会谈,中方出席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彭真、陈毅、王稼祥。

  允禩冷冷地说:“你用不着交代。我也抄过别人的家,规矩我全都懂得。想不到的是,今天自己也被人抄家了。内务府的这些贼王八,你要不让他们捞到点好处,兴许就把御赐的物件给你砸了,好替你增加点罪过;再不然,就弄上几本违禁的书,藏到我的文书堆里,让你遭了灭门之祸。我早就有准备了,今天凡是到这里来的人们,每人赏二百两银子。你们只要不偷着掖着地给我弄个不清不白,也就算我求了诸位了。至于文书,我也准备好了,该怎么办,都是现成的。”

  “哦,是阿其那。”雍正笑了,他知道隆科多监禁已久,不知道外面的事情,便说:“他现在和你一样,也在圈禁着哪。”

  “你听着!我落到这个地步,一点儿也不后悔,也一点儿也不能原谅你的阿玛!我们斗了这么多年了,谁心里不知道谁呢?他不愿我死,是怕落下个杀弟的坏名声;我也不愿意这样地死掉,想让他对我明正典刑,就是你刚才说的刀头上带着皇封的那种死法。现在我要是一死,不但自己死得不明不白,就是后世人也说不清楚。不过,我只要一死,他也别想得到清白。政局上是他赢了,可人心上是我赢了!”

  赫鲁晓夫是刚刚同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举行戴维营会谈回国后不久,来到北京的。会谈时,他应艾森豪威尔的要求,向中国领导人提出在中国监禁的五名美国犯人的问题。毛泽东和周恩来对他说明,这五个人都是特务,他们的刑期还没有满,放是要放的,但现在不能放。

  弘时的脸上似笑非笑地说:“既然八叔已经安排得这么妥贴,事情就更好办了。请兄弟们暂且跪在这里,我陪八叔到书房里吃茶说话去。”说着便熟门熟路地和允禩一同来到书房。马呜歧向几个书吏一摆手,内务府的人就立刻行动。他们提着浆糊桶,拿着封条,有的查看西书房,有的则撵赶家人。等弘时和允禩进到东书房时,已听到西院里人声嘈杂,也隐隐地传过来女人的哭骂声。弘时心中不忍,但回过头来看允禩时,却见他似乎是充耳不闻。弘时让跟来的人在门前站着,自己却跟着允禩进到了书房。

  隆科多看了一眼雍正又说:“在廉亲王的背后还有一个人!允禩被逮后,难道没有供出他来?”

  也许是允禩过于激动了,他忽然一阵痰厥,两眼翻了上去,面色灰白如土。似乎是想呕吐,可又吐不出来,只是张着嘴呵了好大一会儿才算镇定住了。

  赫鲁晓夫又提出中印边界冲突问题。一九五九年八月,中印边界发生了一次武装冲突,九月九日,苏联塔斯社发表了一个偏袒印度的声明,把中苏两党的争论公开化。在这次会谈中赫鲁晓夫又无理地指责中国说:中印边界冲突,中国为什么开枪?毛泽东、周恩来、林彪、彭真、陈毅反复地向他说明事实真相:第一,他们越境;第二,他们先开枪;第三,他们打了十二小时之久,中国士兵才开枪的。毛泽东还指出:这是局部的纠纷,是双方士兵打的,不是双方政府下命令打的。事先不仅我们不知道,就连我们西藏军区也不知道。尼赫鲁也是事后才知道的,现在他们知道了,是他们占了我们的地方,所以才撤出了两个地方。可是赫鲁晓夫不顾这些事实,只咬定被打死的是印度人这一点,而责备中国。毛泽东对赫鲁晓夫说:“在中印边境问题上,你们做的不对,不公平,你们公开地表明了我们两党的分歧。”彭真接着说:我们不知道你们苏联是什么原则,难道别人越境,先开枪达十二小时之久,还不还枪吗?⑤

  弘时刚刚坐定便急忙说:“八叔,侄儿怎么也想不到,事情会弄到这种地步。如今什么也说不得了,更不是互相埋怨后悔的时候。八叔有什么指教,趁着现在没有人,你只管对侄儿说,无论怎样,侄儿总是要想办法保住八叔您的。”

  雍正站起身来,在树下绕了个圈子说:“这棵桧树,看样子有八百年了吧。宋时有个秦桧,他也是这个桧字,你要做本朝的秦桧吗?要知道,正是因为你心术不正,才身陷囹圄的。你现在还想再攀咬别人,你活够了吗?”

  弘时走近八叔身边说:“八叔,我已经把这里的太医撵出去了。下午,让马士科来给您瞧病。您千万要放开心,不管好歹,万岁总是您的哥子嘛!”

  双方争论很激烈,措词也很强硬。快到最后,毛泽东缓和一下紧张气氛,说:“声明已经发表了,不谈了,算了吧!我、刘少奇同志和周恩来同志,都说过你们的问题。但这是一小部分的问题,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之比。我们的基本路线是一致的,只是在个别问题上有分歧。现在可否还这样认为?”赫鲁晓夫说:“我们一向是这样认为的。”毛泽东说:“在原则问题上、个别问题上的分歧,不应该影响我们的团结。”赫鲁晓夫说:“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中国支持了我们,而我们也支持了你们。今后还是这样的。”

  允禩没有立即开口,对这个说得比蜜还要甜的侄儿的话,他只能相信一半。但是明摆着,他要东山再起却已是绝无希望了。他心里除了对雍正的仇恨之外,还能指望谁呢?他从靴页子里抽出一张薄如蝉翼的纸来,纸虽小得只有巴掌那么大,可那上面却写满了蝇头小字:“弘时,我把它交给你吧,这就是‘八爷党’还没有暴露的官员名单。可惜的是,其中二品以上的官员已经不多了。你把它拿去,也许会用得着。别的,我还能有什么事呢?我也用不着抱怨。你看,这是东书房里的物件清单,东橱里的是上缴的文卷,余下的就是我私人的藏书了。”

  隆科多此时却是十分镇定,他面不改色地说:“皇上的话,罪臣不敢承受。罪臣还记得太后薨逝的时候,廉亲王就指使我作乱,但因为张廷玉把持着兵符,才未能成事。当时罪臣就对允在说,‘这可是灭门之祸呀’,可允禩却说,‘就是灭门也另有其人,你以为我想当皇帝吗?你错了’!”他稍稍停顿了一下又说,“罪臣偷借玉碟,也是奉了允禩的指令。他说‘有人要用’,还说‘这种事我从来都不信,也从不用这法子去治人’……哦,还有,万岁出巡河南时,允禩把罪臣叫去说,‘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他让我带兵去搜园子,我向他说:‘天下已定,我就是能占了畅春园,你能坐稳这江山吗’?他笑着说,‘只要不是雍正,谁来坐都是一样’……皇上啊,奴才早已是罪该万死、零刀碎剐的人了,可至今还有人想杀臣以灭口,皇上能不想想,还有谁能在这高墙之内作恶呢?”

  “哼,天家父子无亲情,何况他这样的哥子?”允禩抬眼看了一下旷士臣他们说,“你们都出去!”

  这次会谈,双方最后都表示了团结的愿望,但事实上中苏两党之间的裂痕在进一步扩大。

  弘时把那张小纸条掖在袖子里,回头又看了看上缴的物品,不觉大吃一惊:“八叔,您上缴的东西就是这么一点儿吗?书信一封没有,御批奏件也不全。皇阿玛是何等精明的人,这是骗不过去的呀!”

  这一番话说得让人惊心动魄,雍正和朱轼都说不出话来了。雍正回过头来瞧着朱轼,而朱轼却说:“万岁,此事非同小可,容臣细思之后,再从容奏明皇上。”他转过脸去对隆科多说:“你这样的奸佞小人,也还有脸说这些话?你既然是受了别人的挟迫,为什么却不早些说出来自首认罪?”

  弘时凑近前来问:“八叔,您有什么话,就对侄儿说吧。”

  十月十八日,毛泽东在颐年堂会见日共代表团。谈话中,讲了一段对国际形势的看法。他说:“整个国际形势是好的。西方统治集团,美国集团,这个集团的大部,都对打第三次世界大战抱着恐惧。我们利用他们的困难争取和平时间,这是可能的。而且不会是很短的和平时间,争取比较长的和平时间是可能的。我们历来是这样估计的,情况是向好,不是向坏。战争的情况也要估计到。总的情况来看,争取十年至十五年的和平时间是可能的。”“我们并不想去解放台湾、金门、马祖,看情况的发展再去解决。澳门也不去解放它,同国际上有关联的地方,要看情况。争取十年、二十年的时间搞建设。”⑥

  允禩没有回答他的话,却站起身来在书房里来回踱着:“弘时,我问你,你的父皇老四,准备怎样处置我?”

  “罪臣确实是丧心病狂之人,朱相此言更使罪臣无颜。这事说起来已很久了,当初圣祖健在而群王争嫡,皇上的势力最孤。我们佟家一门,原来都是八爷的死党。先帝重用了奴才后,叔父佟国维和罪臣密商,由我来死保今上。我们还订了契约,无论谁胜,都要维护族门……可这契约不知怎么的却跑到了允禩手中……奴才也就在他们的要挟下上了贼船,而愈陷愈深终于不能自拔……罪臣从小就追随圣祖,又受了圣祖的托孤之重,本应矢志不二为皇上捐躯效劳,哪知却自甘堕落,为匪人所用,永坠地狱。生难见天日,死难见圣祖于九泉,天下虽大,可像奴才这样的千古罪人,还能有谁哪……奴才今日向主子痛陈衷曲,求主子将奴才明正典刑,以儆后世……”说到这里隆科多已是泣不成声,瘫倒在地了。

  允禩紧紧地握着弘时的手,热切地说:“好侄儿,你手中一定要有兵权。没有兵,你就别想斗得过弘历!雍正现在已经坐稳了帝位,就是我活着,也动不了他一根汗毛。他就是在圣祖的最后时刻,让你十三叔抓住兵权的。要是你十四叔当时不在西疆,他能有这种局面吗?”突然,他的手松开了,他已处在了神志昏迷之中,口里还在轻轻地说着:“天意,天意啊……”

  “争取十年、二十年的时间搞建设。”这是毛泽东的一个战略思想。他渴望在这段时间里,把钢铁尽快搞上去,把粮食尽快搞上去,把整个工业尽快搞上去,超英赶美,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地位,以争取主动。

  弘时叹了一口气说:“唉,一时半会儿的只怕不会有什么处分。昨天晚上我去请安,见父皇在礼部的折子上批道:‘暂授民王,以观后效。凡朝会,视王公侯伯例’。别的还有什么,我就不知道了。”

  其实,隆科多今天还是在玩着心眼儿。以他这般年纪,这等经历,他什么事不能看透呀!刚才这番话,是他想了又想,思之又思后,才想找机会说出来的。他从监视他的太监那态度变化中,早已敏感地觉察到弘时要向自己下毒手了。但他今天却不能说出弘时的名字来,他还在防着一手!假定他扳不倒这位皇阿哥,那等着他的又会是什么样的下场呢?更重要的是,他如此一通表白,就把自己放在了“八爷党”的二流角色的位置上。不过,他虽然还存着这些投机钻营的心,但他刚才的失声痛哭,也还是真的。哪有到了眼下的景况,还安之若泰的人呢?

  弘时很为八叔的话所感动,他想,雍正现在把繁重的政务交给自己,却把兵权给了弘历,难道他不是另有深意吗?眼见得几个太医慌忙地奔了进来,他对旷士臣和张熙说:“走吧,咱们也该走了。”

  十月二十三日,毛泽东离京南下,经天津、济南、徐州、合肥、马鞍山、南京、上海,十月三十一日到达杭州。一路上参观视察,除了农业,重点是工业,特别是钢铁生产。看了安徽的马鞍山钢铁厂、东风钢铁厂和一个化肥厂,还看了一个人民公社的食堂用沼气烧饭、照明的情况。

  允禩边想边说道:“这个我也想到了。他总是还要假惺惺地再当两天‘仁兄’的,不过这种局面长不了。墙倒众人推,向来如此!那些个墙头草、马屁精们也不会饶过我,这正是向老四献他们的牛黄狗宝的好时机嘛!生死都是命,我早已置之度外了,否则,我是绝对不会走这招险棋的。弘时,我告诉你一句实话,我从来也没有篡位的心,这一条你回去后一定要替我讲清楚,这也是我对你的心里话。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我劝你也不要想篡位。雍正倒行逆施,他是长不了的。你看看他,其实马上就要累倒下来了。一个人这样地违情悖理行事,没有不当独夫的道理。他累,就是因为他不懂得无为而治,也不会顺水推舟,所以他不能长寿。至于你,我也有一言相告:你绝对不要保我,也不要保你九叔,你最好是劝你的皇阿玛把我们明正典刑。这样,我们不但不会恨你,还会在九泉之下感激你!我还要告诉你一句,你办事处人的精明,远远赶不上弘历。弘历从来就不露锋芒,你却是太显棱角了。朝中有不少人都看出,你事事处处都在和弘历争夺着什么,这样,你就落了下乘。你不要再吃我们这一辈子吃过的亏,要果断,要明决!一旦等到别人占据了中央位置,那就什么全都晚了!”

  隆科多的哭诉,深深地打动了雍正皇帝。他痛惜万分地说:“如果论起你的罪过来,朕就是将你凌迟处死、头悬国门,也抵偿不了。看着你还有一念在君父上头,朕就再放你一次。你把没有说完的话,全都写下来,密封了呈给朕看。你是知道朝廷法度的,这件事如果传到六部手里,朕就是有好生之德也救不下你了,你可要慎之又慎啊!只要你不再生出邪念来,朕答应可以给你一个天年。”他说完就站起身来,叫过侍卫索伦吩咐说:“你留下来处置这里的善后享宜。隆科多迁往他原来的房子里住,也不准限制他在院子里自由活动。这里守护的人,要全都换下来,发往——”他在紧张地思忖着。

  当天夜里,这位深孚重望,一生都在威胁着雍正的、康熙皇帝的八儿子,在昏黄的灯烛下,望着窗外的冷月,结束了他的一生。一直到死,他的眼睛还是睁得大大的。他死后,许多曾经受过他恩惠的官员们,也还有人偷偷地在半夜里为他拈香祝祷,求上天赐福给他的子孙。但他毕竟是死了,而他苦心经营了一生的那个“八爷党”,也就随之消失,变成了人们永久的回忆了……

  十月三十日,在南京到上海间行进中的专列上,毛泽东同安徽、江苏两省负责人曾希圣、刘顺元、惠浴宇、陈光、彭冲等谈话,向他们详细了解情况。

  弘时听了这些出自八叔肺腑的话,想起八叔平日里对自己的期望,心中又是难过,又是感动。他激动地上前一步叫了声:“八叔……”就再也说不下去了。

  朱轼在一边说:“皇上,今天隆科多所言之事,关系极其重大。老臣以为,在这里守护的人应该全都解往密云皇庄,分头看管,让他们相互举发,以期弄明阴谋来由。”

  张熙目睹了八爷生前的一幕,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过了几天,他就告别弘时三爷和旷士臣,回到了他的老家湖南永兴。此时,节令已近重阳,天高气爽,红叶满地,山染丹翠,水濯清波。湖南地处江南,气候温暖,更是竹树繁茂,云蒙雨洒,说不尽的初秋风光。张熙回到家里,顾不得身子疲倦,稍事修整、把旷士臣给他的三百两银子,留下二百两家用,便急急忙忙地赶去见他的老师曾静。

  毛泽东最关心的仍然是农业,尤其是粮食生产。他问:“你们情况如何?”

  老八落到今天这样的下场,也是有满腹的话却一句也说不出来。他咬紧了牙关说:“记着!不要为我难过,也千万不能保我!你知道,弘历现在就已经在以太子自居了。你若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我的儿子们还能有重见天日的那一天。至于弘历,哼,他哪能想到我的儿子呢!”允禩说到这里,竟不禁潸然涕下。

  “好,就依你说的办!朱师傅,咱们走吧。”

  曾静今年已是五十多岁了,他听了张熙的经历,兴奋得脸上放光说:“好好,真不愧我教你一场,也不在你千里奔走。贤者不以成败论英雄,何况事情又是大有可为呢?你真算得上是位好儿郎!”

  答:“情况还好。”

  弘时尽管心里难过,却仍是想极力安慰八叔:“八叔啊,常言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侄儿只要不坏事,就一定会照顾您和几个兄弟的。听方苞说,父皇也说过“罪不及孥”这话,料想福晋和兄弟们不会有大事的。不过,现在您想也没用,还不如不去想它,急坏了自己的身子,比什么都要紧。此处侄儿不能久留,您好好歇着,我要去前边招呼一下,然后就带人走了。”此时的弘时,真怕再看这位叔王一眼,他猛然转过身去,头也不回地走了。

  出了门后,雍正又悄悄地对朱轼说:“朱师傅,你下去后替朕好好想想,隆科多提到的这个‘有人’到底是谁?回头咱们再找时间谈。”

  张熙转脸看见师母已经端着饭走进来,连忙欠身站起来接过说:“谢谢师母。”便坐下来和曾静一齐吃饭,饭后师生又促膝畅谈。张熙对曾静说:“这次学生在北京和旷老师谈过几次,因不知老师有什么安排,所以说得不深。三阿哥事情太忙,学生看再多呆也没什么益处,就告辞回乡来了。”

  问:“比夏季有点起色吗?”

  外边,图里琛和马呜歧他们已经收到了各处报上来的清单。弘时来到这里时,只听见算盘珠子打得劈啪作响,几个书办忙得大头小汗。看见弘时走出来,他们俩忙迎上前去报告说:“三爷,清单马上就可以出来。刚才阿其那的福晋传过话来说:正殿东侧的八宝琉璃屏是她乌雅氏家里的,是太皇太后当年赏给她娘家的。但这又是御赐的物件,该怎么办,请爷示下。”

  “是,臣遵旨。”

  曾静一笑说:“你是对的,何必一定要说透呢?”说着将两本书推到张熙面前,“这是我新刻的两本书,你拿去读读吧。旷士臣辅佐的是三阿哥,他学的是赵高毁秦的路;我学的是张良,走义兵揭竿而起的路子。其行不一,其心无二,如此而已。”

  答:“同夏季完全不一样了,现在是一心一意了。”

  弘时接过清单来在手中仔细地看着,又说:“既然是太皇太后所赐,就不能算违禁物品,造册时附记一笔也就是了。”他回过头来看看,见弘旺和几个兄弟还跪在冰凉的青砖地上,便走过去温言说道,“弟弟们都起来吧。我们这里的公事马上就完,你们还该去照料一下父亲。等要你们出来送行时,自然会派人传知的。”

  雍正和朱轼回到大内时,已经是中午时分。众位老王爷,以及亲王、郡王、贝勒、贝子、格格和福晋们都已聚集在这里了。雍正笑着和他们一一招呼,又吩咐立刻开宴。他拉了朱轼的手说:“朱师傅,今天朕为母后作冥寿,所以,这里都是朕的自家人。可你却是朕和下边诸皇子的老师,你应当留下来,和大家一同欢乐。何况,你从前不是也常常陪着圣祖爷看戏的吗?来来来,大家请都入席。三哥,来,朕和你,还有老十六,老十七,哦,还有咱们的小弟弟老二十四,都坐在首席,下边大家都可以随便一些。来吧,小弟弟,快过来呀!传旨,开膳!”

  张熙接过来一看,原来一本是《知新录》,另一本是《知己录》。便说:“察情而知己,温故而知新!老师,您真是好见地呀!”

  毛泽东问江苏负责人:“你们今年粮食有没有希望多少增一点产呢?”

  看着弘旺他们走得远了,弘时又问:“马呜岐,据你估算,这里的东西大约能值多少银子?这会儿大概你们也来不及算细账,但总应该有个约数。要不,皇上问起我来,我不好回答呀。”

  这个老二十四,是康熙皇帝的最小的儿子,今年才刚刚十一岁。可是,就是他,竟敢在康熙晏驾的时刻,不顾众位皇兄的反对,铁口钢牙地说出:“皇阿玛说的是传位于四哥,我听得很清楚”!那时,他还只有六岁啊!所以,雍正即位以来,对这位小弟弟可以说是关怀备至,今天又专门把他请到了上首。可是,小弟却不敢当这个照顾,他进前一步说:“皇上,臣弟不敢这么受宠。这里有多少老亲王爷,还有众位王爷。皇上爱怜之情,弟弟我心领了,还是让我去挨桌敬酒吧。”

  曾静拈着胡子笑着说:“其实,这还不全是老生常谈嘛。《知新》这篇,我写的是五胡乱华时的政情民情;《知己》篇则写的是古今祥瑞灾变,说的是天人感应。文章应为世人而作,我写的同样也是圣人的那句话:‘夷狄之有君,不如华夏之无也’。”

  答:“粮食情况今年比较好。”“今年的好处是大面积的高产,这一点比去年好。无论如何明年春天的问题不会再是今年春天那个样子了。”

  马呜歧陪着笑脸说:“八爷这里的东西都很有条理,好清得很。各样器物,都分门别类地放着,有库,也有账,一丝也不乱。这里弟兄们每人得了二百两银子,也没人敢贪心大胆乱偷乱拿。我粗粗地估算了一下,除了皇上赏赐的之外,私产约在二百万两上下。各处的庄子有十三座,还有根号、当铺、古董店二十六处,从账面上看,约值六百万左右。贝勒爷向皇上呈报说,大约有七八百万,是不会出大错的。”

  “好弟弟,你真懂事了!你大概忘记了,圣祖爷在世时,你也是坐在首席的,你比弘昼还小着好多哪!朕虽然政务繁忙,可经常问着你的功课。知道你最近很有进步,朕高兴得很。既然你这么说,那就依了你,到各桌上敬完了酒,就回到朕身边来吧。”

  张熙不言不语地看着时,曾静又说:“你刚走时我就向你说过,如今大清的气数已尽了。自古凡将亡之国,必定要出一个暴君倒行逆施的。你看看现在的雍正,他篡皇位、欺兄弟、逼母后、杀功臣,而他的政令却是一头儿栽培田文镜这样的酷吏,一头儿又压制杨名时等正臣。他自己车马宫室、锦衣玉帛的供奉着,还要聚敛天下之财。他这是在无分贵贱良莠,一网打尽地整治百姓啊!纵观吏治,横看民心,他能有好下场吗?”他历数雍正登基以来的种种虐政后又说,“你方才说得很对,要不是被张兴仁这样的人救了,你现在早已是身首异处了。所以,现今当务之急就是劝告岳钟麒起兵反正,这才是上上之策!”

  毛泽东紧跟着问了一句:“明年春天会比今年春天更好一些?”

  弘时当然知道,八叔还有在东北挖人参和开金矿两项收入,他的私财绝不止是这么一点,却也佩服他们几个在短时间内就弄得这么明白。他笑道:“阿其那平日里出手大方,但自奉却是很节俭的。我连他的零头也赶不上,还有你们十三爷,也和他相差甚远。当年查抄他的时候,总共才抄出了十几万来。这可真是会经营和不会经营的天差地别呀!”他让图里琛和马呜歧带着他到各处看了一圈儿.又亲手封了银安殿,这才离开了廉亲王府。又特别关照图里琛说:“你要明白,八爷还是八爷,他并没有革职。在这里守候的人,不可缺礼更不准动蛮。八爷的财产都已封了,他必然要遣散家人,这都是理所应当的。你们不要私自搜查扣留,更不要惹事生非。如果让我查出来有不守规矩的事来,小心,我可要整治他们的!”

  雍正见菜品全都上齐了,才率先站起身来,向上边供着的圣祖皇帝和仁皇后拈香祝祷,这才回过身来人席。高无庸一声高喊:“开筵!开戏!”

  张熙被他说得热血沸腾,他站起身来大声说道:“岳钟麒不敢进京述职,就是怕步了年羹尧的后尘。但他总是这么拖着也不是办法呀,学生看,他这是举棋不定!老师说的事,宜早不宜迟。学生打算立刻就找他当面谈谈。”

  答:“恐怕好得多。”

  弘时带着人马走了,偌大的廉亲王府立刻就静了下来,静得没有灯火,没有人影,也没有一点声响,甚至连更夫也没有了,到处都是黑黝黝鬼影幢幢。允禩倒卧在东书房的檀香木榻上。好像是在做着一个恶梦。他眼睁睁地瞧着弘时出去,儿子们进来,也眼睁睁地看着福晋乌雅氏带着一大群姬妾婢女们走进走出,可全都是视而不见似的。他不吃,不喝,也不说话,甚至连叹息和眼泪也全都没有,只是痴呆呆地望着头顶上那雕刻得十分华贵的天棚在出神。一家子二十多口人,儿子们跪着,乌雅氏坐着,其余的人则全都满腹心事地在站着。这里,就好像是一座深山古庙一样,没了一丝活气。过了好久,好久,允禩才十分平静地叫了声:“你们,都站过来一些。”

  锣鼓常常,丝弦叮咚,名优伶世昌首先出场。他先捧着一个硕大无比的仙桃,为王母献寿。戏班头儿也磕着头捧上了戏单请皇上点戏。雍正是从来不爱看戏的,他只随便点了两出,在一旁的朱轼也应景点了。接着,自然是深懂戏理的允禄等人,也都点了些吉祥的戏文,来为太后祝福。

  “不不不,请稍安匆躁。劝岳钟麒举旗造反,可不是一句话的事啊!你能保证他不把你送上断头台吗?”

  这时,有人插了一句:“我觉得,这个粮食问题,心已经是比较放下来了。”

  人们终于听见他开口了,都纷纷走上前去。福晋乌雅氏给允在送上了一碗发着暗红色的水来说:“王爷,这是一碗参须汤。您就将就着喝两口吧。这屋里原来是放着二斤老山参的,可是,那些个天杀的狗才们过来一‘查’,就给查没了。到哪山唱哪山歌,王爷你也不要把这事看得太认真了。落架的凤凰不如鸡,他娘的,这是什么世道?”说着,说着,她的眼泪就像断了线的珠子样的流下来了。

  正戏开场了,雍正的心却突然显得把持不定。隆科多的话还在他耳边响着,他看了一下坐在旁边的儿子们,一个可怕的念头陡然升起:嗯,莫非是这几个孽种干下的好事,他们难道在重新上演夺嫡的丑剧了吗?

  “那怎么会?他总还算是岳武穆的后世子孙嘛。”

  毛:“心放下来了?”

  说句老实话,这位王妃今天的所见所闻,还是她有生以来的第一次。她本是老安亲王的老女儿,由康熙指定嫁给了允禩。而允禩的生母,倒是内务府辛者库的浣衣奴出身。乌雅氏嫁到这里,无形中提高了允禩的身价。所以她平日里最是骄横跋扈,从来也不把允禩放在眼里。家里的上下人等,背后都称她为“王府太后”。如今家败人散,她才意识到离了允禩,她其实是一文也不值的。她趴在允禩身上哭泣着:“这都怪我,怪我呀,全是我拖累了你……”

  此时,台上正在演着一出叫《混元盒》的戏,这是《封神》故事里的一出。台上装神弄鬼,群魔乱舞。那个葛世昌更是使出了混身的解数,来巴结效命。只见他一个“米簸箕”,竟从三丈来高的桌子上翻下,稳稳地落在台子中央,又非常潇洒地亮了一个相。这一手来得真是绝了,所有看戏的人,无不齐声喝了一声彩:“好!”

  曾静说:“自古以来,忠臣家里出逆子,你千万不能以此来衡量他。他如果自认为是汉家儿男,那当初就不会出来做官了。我觉得还是从利害入手劝他,再晓以大义,好生地写封信去。他怕的是雍正屠杀功臣,我们就从这上头下手。我这篇文章写不好,你哪里也不能去。”

  答:“心比较放下来了。”

  正在绕桌敬酒的雍正却不由得浑身一颤,这时他正好走到弘时兄弟们坐的这一桌。就听弘时夸赞说:“这姓葛的今天是玩儿了命了,寻常戏子,没有几十年的功夫,哪敢来这一手。”

  张熙说:“老师,那你为什么还迟迟不肯动笔呢?”

  毛:“还是不要放下。搞十年吧,搞十年能够储备一年就好。能不能够?”

  弘昼也帮腔说:“好嘛,我看了半辈子的戏了,葛世昌的堂会也叫过多次,还从来没见他这样卖力气。这样的好角儿,难得呀!生旦净末,竟是样样拔尖……”他还要说下去,一抬头看见皇上就在自己身边,忙把后边的话咽了回去。他知道,为了看戏这事,自己已经挨过不少申斥了。

  “唉,我是在为你着想啊!你这一去犹如当年的荆轲刺秦王,凶多吉少啊!我已将近花甲,一切都置之度外了。你可是上有老母,下有幼弟弱妹的人哪!”

  答:“大概差不多。”

  台上又换了一个闹剧,那葛世昌有意卖弄,插科打诨,把戏作得淋漓尽至。惹得台上台下,一片欢笑声。雍正尽管是秉性严肃又心绪不好,还是被他逗得笑了起来。他吩咐一声说:“嗯,这戏子确实是出了力,赏他二百两银子。告诉他,这会儿先不要谢恩,等散了席再过来就行了。”

  张熙慨然说道:“这些我早就想好了,家中也已作了安排。老师放心,我母亲也是位深明大义之人。”

  在粮食问题上,毛泽东记取一年多来的深刻教训,头脑冷静多了。然后,他又问到经济作物和多种经营的情况,重申他的“大农业”思想:农业包括十二个方面,粮、棉、油、麻、丝、茶、糖、菜、烟、果、药、杂,还有畜牧业,林业,渔业,还有别的副业,都要发展。

  筵席散去之后,葛世昌正在卸妆,弘历的门客李汉三对允禄说:“十六爷,您瞧见了吗,葛世昌这小子手上戴着个大扳指哪!”

  他们这话说过七天之后,张熙与曾静洒泪而别。这一趟路,足有三四千里呀!张熙抱定了必死之心,也不计较路程的远近。他身上只带了四十两银子,其余全都留给老师,背着曾静给他的一件老羊皮袄,便踏上了西去的漫漫长路。待他来到西宁时,早已是雍正七年的正月了。

  在谈话中,毛泽东再次强调指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个问题,是一个历史性的问题。虽然搞了十年,经过那么多风波,问题还是存在,并且相当严重。以后若干年,甚至于几十年,还存在这个问题。总之,阶级不消灭,总是存在这个问题。他提出,在秋收之后,要在群众和干部中间,用批评的方法来开展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教育。最后,他又问了一下江苏工业生产情况。⑦这时已经是下午六时多了,专列驶入上海,停在上海徐汇支线顾家花园。

  允禄一愣:“那有什么奇怪的?”

  张熙先自找了一家客店安下身来,洗洗澡,又换了一身衣服,这才提足了精神去见岳钟麒。来到大营门口,他请守门的军士通禀说:“我是从湖南专程到这里来的,带来了一位故人给岳大将军的亲笔信,请代为传禀。”

  上海市负责人柯庆施、陈丕显上车迎接毛泽东。

  李汉三却悄悄地说:“十六爷,您老怎么连这都不知道?我一进京就听说了,这北京人和福建人一样,都喜爱男宠。女人们有‘那事儿’时要忌房事,男人要是得了痔疮,就戴上扳指,那是回避相好的意思啊!”

  “请问这位先生高姓大名?”

  柯庆施问他:“现在是不是下去一下?”

  允禄和允祉都听到了他这话,不由得放声大笑。不过,他们看见皇上走了过来,又强自忍住了。皇上登上御座对葛世昌说:“你的戏演得很好啊,唱念做打,都很有章法嘛。太后老佛爷在世时最爱看戏,朕今天也是为了让太后高兴才叫你们进来的。你们吃这碗饭也确实不易,高无庸你过来,把这碟子点心赏给他吃!”

  “哦,不敢,我叫张熙。”

  毛:“不下去。”

  葛世昌却没想到这位人人害怕的万岁爷,说出话来,却是这样地暖人心田。他高兴地叩了个头说:“万岁恩赏,奴才却不敢自用,奴才要把它带回去,让班子里的人分着吃,也让他们都能享万岁的福份。”他稍稍停顿了一下又说,“小人们虽都是下九流的人,可也知道,如今满天下都在念叨着万岁爷的德政。奴才还知道,万岁爷写的字,赛过了当年的王羲之,要是万岁能赏小的一个‘福’字,小的一门九族都感念万岁的恩德呀……”

  那戈什哈不再问什么,带了张熙的名刺便走了进去。过不一会儿,他又回来了,笑着说:“岳大帅正在议事,请跟我来吧。”

  柯:“他们有个晚会。”

  这葛世昌太没有眼色了,可雍正却没有生气,他说:“好吧,朕今日为母后作寿,心里高兴,就赏给你一个福字吧。”说着扯过一张纸来写好了又说,“好,你拿回去挂在墙上避邪吧。你是哪里人啊?”

  张熙跟着他来到营里坐下,那兵丁说:“你就在这里等着吧,这是岳大帅的签押房。壶里有茶,岳大帅很快就下来了。”

  毛:“什么晚会也不看。”

  葛世昌兴奋地说:“回禀万岁爷,小的是常州人。常州的知府就是小的表哥呀,您怎么不知道他哪?”

  张熙放眼打量这座签押房时,只见中间的大条案上,堆放着一尺来厚的文书;北边是一面大炕,炕上铺着虎皮褥子;南门靠墙边支着一个茶吊子,在嘟嘟地冒着水气;东墙下是一排白木板凳,其余别无长物。只在西墙下的条案上方,挂着一幅字,上写两个大字:“气静”却既无题头又无落款,显得十分清寒朴实,张熙先就有了一个好印象。

  陈丕显:“游泳吧!”

  雍正的脸黑下来了:“是吗?”

  接着,猛听到外面门帘一响,一个五短身材的汉子大步走了进来,黑红的脸膛上精光四射,一望就知,这就是那位雍朝的第一名将岳钟麒了。跟着他的后边又过来几名小校,帮着他脱去外衣,换上小褂。岳钟麒的脸上,却始终是冷若冰霜,看不出一点表情。张熙的心头不由得一阵突突乱跳。

  毛:“现在怕游水。现在我有肠子病,昨天晚上吃了八片磺胺剂,把它压了一下,同时又把窗户开开,大吹其风,温度降了,一睡就睡十个钟头,直到今天下午四点。已经有两个月没有游水了,怕下水,身体搞得不行了。”

  “哦,他现在还不是。可皇上您大笔一挥,他不就当上了吗?”

  “你就叫张熙?”岳钟麒仔细打量了他一眼说,“嗯,好相貌,是个英俊男儿!这么大冷的天儿,你从湖南千里迢迢地来到这里,不容易啊!”

  毛泽东就在专列上与柯庆施、陈丕显、曾希圣、刘顺元谈话,谈话涉及工业、交通、副食供应、防治血吸虫病等等。

  站在弘历身后的李汉三,却突然出来奏道:“万岁,孝廉李汉三要谏主子一句:葛某只是个优伶,岂可过问朝廷的职官调配?”

  张熙突然醒过神来,连忙跪下叩头说:“岳大将军安好!小人就是湖南生员张熙,奉了老师之命特地赶到军前,有机密要事想面禀将军。”

  毛泽东很相信国内的经济形势已显著好转。他说:“庐山会议后,八月上旬起,设备、条件还是那样,但是产量、产值就变了,而且变得很显著。变得不显著,人家不信。沪东造船厂今年反右倾以后,有个故事,说是争取六十天要送一条船下水,后头十九天把一条船的基本建设就搞成了。”(柯、陈更正说:“是江南造船厂。”)

  允祉此时正在出神哪!他一会儿想想戏文,一会儿又瞧见弘昼手上的大扳指,觉得十分可笑,猛然间听得李汉三这一嗓子,倒吓了一跳。忙回身喝道:“李汉三,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哪有你说话的份儿!”

  “啊?你不是来送信的吗?”

  毛泽东又说:“从中央材料看见的,说是湖南株洲一个工厂只有三十辆汽车,坏了二十六辆,只有四辆了。庐山会议后,那个劲就起来了,两三天工夫,就修好了二十四辆。从前不知什么道理,工人就没有劲了。总之,今年这个经验很大就是了。”⑧

  李汉三不慌不忙地俯伏在地说:“王爷,要是戏子都可以干政,那么太监也可以欺君了。我是堂堂正正地贡生,谏君以正理,又何罪之有呢?”

  张熙抬起头来,看了一下帐中的军士们,却没有说话。

  故事也好,材料也好,这类信息不断地向毛泽东传递而被他愉快地接受,经多少次的反复,在他的头脑里形成一个概念:通过反右倾运动,把群众的劲鼓起来,就能把生产搞上去,而且立竿见影。这大概就是他后来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思想的渊源。

  雍正盯着李汉三说:“你谏得好,是朕疏忽了。想昔日开元之治时,李隆基不就是宠信梨园子弟才导致了天宝之乱吗?你是哪个府的幕宾哪?”

  “哦,你不要多疑。带兵的人,谁跟前没有几个敢死之士?他们都是跟着我多年,又都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你有话便说,有信也可以拿出来,不要这样忸忸怩怩的。”

  不久前,毛泽东看了一篇文章,介绍河北吴桥县王谦寺公社一个很穷的生产队,大养其猪,不仅解决了吃肉问题,而且解决了肥料问题,粮食产量一年翻一番,穷队变成富队。十月三十一日一清早,他在专列上给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此件很好,请在新华社内部参考发表。看来,养猪业必须有一个大发展。除少数禁猪的民族以外,全国都应当仿照河北省吴桥县王谦寺人民公社的办法办理。”“各地公社养猪不亚于吴桥的,一定还有很多。全国都应大办而特办。要把此事看得和粮食同等重要,看得和人吃的大米、小麦、小米等主粮同等重要,把包谷升到主粮的地位。”“苏联伟大土壤学家和农学家威廉氏强调地说,农、林、牧三者互相依赖,缺一不可,要把三者放在同等地位。这是完全正确的。我认为农、林业是发展畜牧业的祖宗,畜牧业是农、林业的儿子。然后,畜牧业又是农、林业(主要是农业)的祖宗,农、林业又变为儿子了。这就是三者平衡地互相依赖的道理。美国的种植业与畜牧业并重。我国也一定要走这条路线,因为这是证实了确有成效的科学经验。”⑨

  “回皇上,臣是宝亲王府里的执砚清客。”

  张熙心想,这种情形下万万不能开口多言,便从棉衣里面扯下一角来,小心翼翼地抽出一封信来呈了上去说:“大将军,请过目。”

  毛泽东提出中国要走种植业与畜牧业并重的道路,这是一个富有远见的思想,是符合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实际情况的。

  “好,有其主必有其仆!”雍正突然转过身来问,“葛世昌,你知罪吗?”

  岳钟麒接过那封信,先赞了一句:“嗯,一笔好字!”他又抽出信笺来,刚看了一眼,就吓得机灵灵打了个寒战。只见那上边写道:

  信写好后,毛泽东立即要柯庆施当天上午印出二十份,发给柯庆施、陈丕显、曾希圣、叶飞、杨尚奎、刘顺元每人一份。中午,毛泽东把柯庆施等六人请到专列上,议论这封信。

  葛世昌早就吓得浑身颤抖不知所措了:“万岁爷饶命,小人不懂规矩才胡说八道的……”

      谨致故宋 鹏举元帅武穆少保之后

  毛泽东说:我想和你们商量商量养猪的问题。那个东西印出来了,是个初稿,想和大家商量一下。我看,农业恐怕要抓住这两个东西就好办事,一个水,一个猪。只要水和肥料充足,粮食就能上得去。化学肥料放到第二位,主要靠粪肥。一亩一口猪,不增产我就不相信。⑩

  允祉上前劝着说:“皇上,他不过是个戏子,知道什么?皇上要为他生气就不值得了。”

                钟麒将军麾下

  毛泽东正在想方设法把粮食生产搞上去的时候,发现了吴桥县的这个典型,高兴极了。他感到找到了解决农业增产的两个关键问题,一为水,二为肥。而肥料主要靠粪肥,养猪是第一位。毛泽东这封信发下去以后,全国兴起了一个大办养猪的运动。

  雍正早就看到刚才允祉那偷笑的嘴脸了。他这话不说还好,一说雍正就更是上火:“什么?朕和他生气?他配吗?来呀,给朕拖出去狠狠地打!”

            湘水石介叟顿首拜上

  毛泽东的这封信包含着真理性的内容。大力发展养猪事业,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在当时那种人民公社的体制下和政治气氛中,他提出的大办养猪事业的意见,却成为一九六0年农村刮“共产风”的风源之一,这是他始料不及的。

  一群侍卫闻言走上前来,架着葛世昌拖了出去,打板子的声音也随即传了进来。允祉仍是不肯甘心,老着脸面劝着:“万岁,今儿是太后老佛爷的冥寿,大家欢喜……”

  岳钟麒惊异地想:”石介叟”这个名字他从来就没有听说过。他写这样的信来,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谈话结束后,毛泽东乘专列来到杭州。

  还没等他说完,就听外面葛世昌杀猪似的大叫一声。弘时生怕他喊出一声“三爷救命”来,那可要坏事了。太监高无庸进来请旨:“请万岁示下,打多少?”

  ①薄一波给毛泽东的信,手稿,1959年10月9日。

  雍正一笑说道:“嗬,这杀才的嗓门还真够高的。”忽然,他收敛了笑容:“打不死他,你就替他去死!”

  ②毛泽东给陈伯达的信,手稿,1959年9月6日。

  高无庸匆匆地跑了出去,就听葛世昌一声大叫,便再也没了声音。

  ③陈伯达给毛泽东的信,手稿,1959年9月8日。

  “这班戏子们全都无罪。”雍正笑着开言了,“有罪的只是葛世昌一人。加赏他们戏班子一千两银子,另外再赏五十两发送了葛世昌。高无庸,传太监都到这里来。”雍正一回头,见李汉三还跪在这里,不由得笑了:“你这个莽书生也起来吧。你谏得好,提醒得及时,是有功的。朕不怪罪你,但也不能因此一事就给你官做。你既是贡生,那就凭自己的本事去考吧,你的前程正不可限量呢。”

  ④毛泽东接见舒同等人时的谈话记录,1959年9月21日。

  李汉三只因看不惯葛世昌男扮女相,又故弄风骚,才冒然出来说话的。此时听皇上一说,他却出了一身冷汗,叩头说道:“皇上教诲,贡生当铭记在心,以后自当努力读书养气,发愤上进。皇上适才一个‘莽’字,就足使贡生终身受用不尽了。”

  ⑤毛泽东同赫鲁晓夫会谈纪要,1959年10月2日。

  雍正没有再接李汉三的话,却对来到殿外的太监们说:“下面的太监全都跪好了,其余的人可以全都站着,朕今天要趁机训教你们!朕今日诛杀这个戏子,就是要给你们立一个榜样,要你们都安分一些。有些太监听了宫中一句闲话,就到处散布,妖言惑众,越礼非法。朕本要抓一个来示威的,今天这个葛世昌正撞到朕手里。朕把话说到前头,这是杀鸡给猴看的。哪个人再敢妄言生事,或是知情不举者,朕绝不宽贷!”

  ⑥毛泽东同日共代表团谈话记录,1959年10月18日。

  ⑦毛泽东同安徽、江苏两省负责人的谈话记录,1959年10月30日。

  ⑧毛泽东同柯庆施等的谈话记录,1959年10月30日。

  ⑨毛泽东给吴冷西的信,手稿,1959年10月31日。

  ⑩毛泽东同柯庆施等人的谈话记录,1959年10月31日。

  十月二十一日,在中印边境西段空喀山口发生了武装冲突,这是继八月间在中印边界东段朗久发生边境冲突以后的又一次边境冲突。为此,周恩来、彭真、王稼祥、胡乔木十一月三日飞抵杭州,向毛泽东请示对这个问题怎样处理。另外,赫鲁晓夫十月三十一日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作了一个很长的报告。报告中宣扬赫鲁晓夫和艾森豪威尔的会谈;对政府首脑会议(又称最高会议)寄以特别的期望;强调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要互相让步、互相迁就、彼此迎合;宣扬战争恐怖①;对中印边境最近发生的事情表示“非常遗憾”,②等等。这篇报告引起周恩来等的注意,也需要向毛泽东汇报请示。同时,还要谈谈一九六0年国民经济计划问题。

  周恩来一行中午到杭州,当天晚上就向毛泽东汇报。首先详细介绍了赫鲁晓夫讲话的主要内容,然后就讲话中涉及的国际问题进行讨论,主要集中在艾森豪威尔的对外策略问题以及赫鲁晓夫对这个问题的态度。

  王稼祥说,他和中联部的同志研究了一下,认为美国政府、艾森豪威尔,他们的原则没有变,战略没有变,策略上有了变化,现在重点是讲和平,讲缓和国际形势,同苏联搞好关系,对付中国。他们说这是对苏联的绥靖政策。然后麻痹世界人民的觉悟,麻痹民族独立运动,对于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整个潮流,用缓和的办法,不是用镇压的办法。

  毛泽东说:“现在看来,所说的和平浪潮,就是西方垄断资产阶级跟拉丁美洲、亚洲的这些反动的民族主义者,跟苏联结合起来,打击的对象就是共产党,工人运动,中国。杜勒斯这一派,他们的策略一直执行到杜勒斯死为止。杜勒斯一死,策略要变。”我们“要有两手。一手跟艾森豪威尔讲和平,开大国会议,国际问题用和平方法解决比较好。另外一手就是美国共产党、美国人民,他们还是应该斗争的,各国共产党、各国人民还是应该斗争的,不要把这方面的气泄下来,要按照具体环境办。艾森豪威尔这种人物,他不只是有讲和平的一面,还有战争的一面,比如他要分化中苏,要打击美国共产党,向工人进攻,把全世界的反帝国主义浪潮压下来。……他们这种策略,第一是对于保护资产阶级有好处,第二是对于破坏社会主义有好处。破坏社会主义,比如破坏中国,你苏联他就不要破坏呀?他还是要破坏嘛。”

  接下来,谈中印边境冲突问题。

  周恩来和雷英夫③用地图向毛泽东详细讲述了中印边界发生武装冲突的情况。毛泽东听完后,胸有成竹地说:“我想提这么个议,为避免边界纠纷,按照习惯的边界,整个全线各退十公里,印度也退十公里,中国也退十公里,有二十公里的距离,因为边界没有定,以待谈判解决。尼赫鲁不是主张在朗久双方后撤吗?这二十公里的距离内,由不带武装的民政人员照旧管理。武装不要存在,以免引起冲突。不是无人地带,而是无枪地带。如果说十公里不够,那么还可以研究一下,可以更长一点。如果说双方各退二十公里,就是四十公里的距离。”

  大家一致称赞毛泽东的这个意见,说他们谁也没有想到这一招,认为这样做是很主动的。

  毛泽东的这个主意并不是临时想出来的,他已经考虑一阵子了。他说:“你们还没有来,早两天我在车上就想这个问题。这回你们想来谈,我说是不是这么个方案。”

  毛泽东说:“这要双方达成协议,或者用换文,或者怎么样。如果他答应,我看两国总理可以见面,在北京或者新德里都可以。我有这么一个盘子,就是要和平。现在为解除这种状况,双方各退若干公里,搞一个无枪地带,只许民政人员照旧管理,以待谈判解决。谈判解决这个时候,关于中印边界,还可以采取这个方法,太迫近了也是危险。”

  对于毛泽东的这个提议,大家的估计是,尼赫鲁很难不同意。但毛泽东估计到了另外一种可能性,他说:“还有可能,他就不退。”

  毛泽东说:“中印关系的问题很好解决,因为这不是我们生死之争的地方。我已经把这个意思告诉了他们。我说,我们的威胁来自东方,不是你们。”

  最后,毛泽东提出,用两国总理通信的办法处理这个问题,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④

  毛泽东这次谈的,有两点值得重视,都是属于涉外重大方针的。其一,坚持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这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盘子”。其二,中国的威胁主要来自东方,这个判断决定着中国长期以来主要的战略防御方向。

  在谈到一九六0年的经济计划时,周恩来说:“一九六0年计划数字,现在总是看涨,我们是控制了。”毛泽东说:“下面有劲,不要越涨越搞得被动。”周恩来和彭真都说,钢的产量计划是一千八百万吨,死啃那个一千八。毛泽东紧接着说:“死啃一千八,搞个半年再讲。六月间那个时候,有可能的话,内部搞一个指标,搞一千九。”毛泽东总想把钢铁搞得多一些。

  彭真谈到农村整社,说现在各地方都展开了。毛泽东说:“现在是怕‘左’,广东就有那个苗头,他们自己也知道,积极分子劲一来了,就批评那个有右倾思想的人太凶。还是要细致,批评要彻底,但是方法要真正讲道理,以理服人,不要人多一股气势,过于紧张。”彭真说:“现在已经起来了,要专门讲一下方式。”毛泽东说:“起来了是好,但是反右又必出‘左’。”

  对“反右倾”运动中出现的“左”,毛泽东已多少有所察觉,但他认为只是有这个苗头,并没有把它看成一个严重问题,采取措施加以纠正或者防范。

  然后又谈到水利。一九五九年中国是个大旱年,入冬以来各地都在大搞水利,特别是河北、河南两省。胡乔木讲了一下他在河北的所见所闻:“我在河北走了几个地方,一路上就是像打仗一样,白天晚上,来来去去,都是上水库的同从水库回来的,他们轮班。大车和背上一大堆行李,另外还有送给养的,因为给养都是由各个公社负责。路上完全像支前一样,比支前紧张得多。邯郸农村劳动力的半数以上到水库了,半数以上的意思,就是剩下的只有妇女,男劳力很难留下。他全区不过六百万人,不过两百万劳动力,他就有一百六十万人上水库。”

  这种景象,可以说是当时大搞水利的一个缩影。

  周恩来接着说:“岗南、黄壁庄、王快、西大洋⑤这些扫尾的工程还要搞,这边密云水库还可继续。现在冀东还要修两个水库,原来六个要收尾,又增加了三个。跟他算来算去,总要少一点,不然,到了春天农忙一来要受影响的。这是河北,河北算最大头。河南也算个重点。现在冀、鲁、豫、苏、皖是一个重点区,然后黄河的水土保持就是晋、陕、甘、宁夏,然后就是旱区四川、湖北,还有……”

  毛泽东:“安徽大旱。”

  周恩来:“比湖北还好一点。”

  彭真:“三十一号到一号这几个地方都下了雨,鄂东下了雨,川西也下了。”

  毛泽东:“下了四天雨,对秋收不晓得有无妨碍?”

  胡乔木:“问了,如果再下就不利。现在这样的雨比较小,下三天影响还不大,再下就不好了。”

  周恩来:“河南有一千多万亩重新种了,种上出来又干死了。”“现在最急的还是一个农业上的水利,水利为先,的确要多搞,要好,但也不一定用的劳动力太多。第二是铁路,第三是电。还有农业机械。”⑥

  从这段谈话中,可以看出那一年旱情的严重程度,可以看出中共领导者们如何关心水利和水土保持问题,更可以看出,中国的广大农民为兴修水利、改善农业生产条件付出了多少的汗水和多大的代价,今天当人们享受着当年大修水利带来的好处时,不应当忘记他们。

  第二天,十一月四日,周恩来、彭真等返回北京。毛泽东要王稼祥继续留在杭州,准备他们两人一起,与参加华东协作区会议的省、市委第一书记们谈谈国际问题。

  周恩来回到北京,立即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基本通过周恩来给尼赫鲁的信。信中提出了中国政府关于双方武装部队从实际控制线各后撤二十公里的建议,同时建议两国总理在最近期间举行会谈。信是七日发的,八日由中国驻印度大使交给尼赫鲁。十一月十六日尼赫鲁致信周恩来,表示准备就中印边界问题同周恩来会晤,但不同意双方武装部队从实际控制线各后撤二十公里的建议。这一点被毛泽东估计到了。关于中印边界问题,往后还有一段曲折的过程。

  美国政府对外策略的变化,以及赫鲁晓夫对这种变化的态度,引起毛泽东的重视。十一月十二日,他在与华东各省市委第一书记谈话时,第一次明确提出防止和平演变的问题。他说:

  “找出杜勒斯几个文件来。这个注释是林克,我的那个秘书注的,新华社原先就有,没有注完全。杜勒斯的路线,在他在世的时候就有了。比如他在今年一月二十八日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作证时说:‘基本上我们希望果然苏联世界内部起变化。’这个所谓苏联世界,并不讲苏联一个国家,是社会主义阵营,是我们内部起变化。‘从而使苏联世界不再成为对世界的自由的威胁,只管他们自己的事情,而不去设想实行共产主义化的目标和野心。’他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另一次发言中讲:‘决不结束冷战。’看来,冷战全部结束,对他们是不利的。还是这次演说,他说:‘用正义和法律代替武力。’仗不打,要搞法律同正义。他又说:‘在这方面极为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在这种情况下放弃使用武力并不意味着维持现状,而是意味着和平的转变。’和平转变谁呢?就是转变我们这些国家,搞颠覆活动,内部转到合乎他的那个思想。……就是说,他那个秩序要维持,不要动,要动我们,用和平转变,腐蚀我们。”⑦

  以上就是提出防止和平演变问题的由来。毛泽东提出这个问题,对于社会主义国家具有重大意义。和平演变是帝国主义国家在看到不可能以武力征服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下,提出的新战略。首倡者就是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此后便成为帝国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采取的一项长期不变的战略方针。毛泽东敏锐地抓住这个问题,提出防止和平演变,此后便成为中国共产党长期坚持的一个战略方针,以保证国不变色,党不变质。但这一方针在实施过程中,在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历史背景下,发生了“左”的偏向,在“文化大革命”中更走向了极端。但无论如何,这是毛泽东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贡献。历史证明,这是一个极富远见的思想。

  在这些日子里,毛泽东所关注的,一是国际问题,一是国内经济问题。这两个问题,在庐山会议后这一年多的时间里一直贯穿在毛泽东的思想和行动中。有时候偏重于国际问题(这种时候更多),有时候则偏重于国内经济问题。

  十一月三十日至十二月四日,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主要就是讨论这两个问题。出席会议的有: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李富春、李先念、陈毅、薄一波、陆定一、罗瑞卿、胡乔木和各大协作区的负责人柯庆施、陶铸、李井泉、王任重、林铁、张仲良、欧阳钦等。会议地点在南屏游泳池。

  会议第一天,李富春作一九六0年计划的报告,然后讨论。十二月三日起,讨论国际问题。

  毛泽东有两次讲话。第一次是关于一九六0年的计划,主要内容如下:

  一九六〇年钢产指标一千八百万吨,无论如何要超过,二千二百万吨不要去打算,搞到二千万吨就了不起了。

  八大的指标,没有人说是右倾机会主义。其中,棉、油、糖提高了一点。现在要学习八大会议的经验,钢的指标为例,留了三年余地。现在,给三年补充计划⑧要留一年的余地。棉、油、粮打高了,可以改,不要为八大建议所限制。棉提个四千五百万担或者稍多一点,就可以了。去年估计四千七百万担,实际只有三千八百万担。这九百万担是脑筋里的。现在提四千五百万担,比较稳当,这并不束缚我们手脚。粮食定为六千亿斤,行不行?天有不测风云,今年只要有五千亿斤,就大有可为。

  三千万吨钢⑨真正搞到手,我们国家的局面就转变过来了,事情就很好办。按实际办得到的,再留点余地,让各地、年度去超过。还可考虑提个二千八百万吨(对外的)。

  基建、建筑业,它要吃材料的,钢材、木材、水泥要好好管制,不可搞得过大。要数量,是不是把质量摆在第一位,还有规格、品种。日、德之钢,并不在数量,而着重在品种。

  要做十年和十三年的打算,一九七二年能接近美国,就是天大的好事。

  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再搞十三年,就有可能原子大战相约不打,这当作一种可能。现在,美、法不想打,德、日想打打不起,所以暂时打不起来。但是这也只是一种可能。还有另一种可能,敌人的事,我们管不了。

  庐山会议估计,副食品今年下半年好转,看来不灵了。那么明年下半年如何?人要吃饭,猪也要吃粮的。如果去年只有一亿五千万头猪,今年达到一亿八到二亿头,这样可以,关键是从现在起就要抓紧节约用粮。

  计划的方法,要注意余地留得够,我看留得还要多点,不仅中央,地方也如此。比如水利,十年能够解决就好了。此仗三个冬春是不能解决的,来个十个冬春能基本解决水利就很好。

  所谓粮食过关,即有储备,平均每人占有粮达到一千斤以上,到一千五百斤,即比现在要加一倍,这也要十年,争取提前完成。还有藏一点,这是老子的办法,“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

  把质量、规格、品种放在第一位,数量放在第二位。

  布局,全国有大后方西北、西南、中南、华北的大部分。一个大区、一个省,也有其自己的大后方。

  开荒,不是搞十四亿亩,十年比两亿要多点。开荒还是各省自己去搞,这是主要的,移民有限。

  粮食重点,第二个十年,还是提高亩产第一,开荒第二。开荒的规模,可大于头一个十年,但也不能太大,可开四亿亩。等到拖拉机大量出来了,化肥多了,则可大开。

  农业,一要耕地,二要肥料,三要水。

  土铁路,一是很高兴,二是三万五千公里太多了。要赶快减下来,搞个一万五千公里,平均每年五千,那就很好了。

  上述意见,大都是压缩指标的,毛泽东可能怕使人泄气,把话头一转,强调指出:“刚才所讲的,不是泄气促退,而是大跃进,促进派,真正留有余地,更好地大跃进。劲一定要鼓,但是巧妇不能为无米之炊。”

  毛泽东讲了中国革命的历史,又讲了一九四九年以后十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他说,我们革命,开始不知如何革法,想革而已,花了二十几年的时间,才得到比较完整的民主革命的经验,所以不断总结经验是重要的。⑩

  ①赫鲁晓夫在报告中说:“不要让人们在睡觉时还想:这是他们最后一个和平的夜晚;每分钟都可能发生战争的浩劫。”

  ②见1959年11月3日《人民日报》。

  ③雷英夫,当时任中央军委总参谋部作战部副部长。

  ④毛泽东同周恩来等人的谈话记录,1959年11月3日。

  ⑤这是河北西部太行山一带的四个水库。

  ⑥毛泽东同周恩来等谈话记录,1959年11月3日。

  ⑦毛泽东、王稼祥与华东地区各省、市委第一书记谈话记录,1959年11月12日。

  ⑧鉴于1958至1962年第二个五年计划于1959年基本完成,中共中央正在准备制定二五计划的后三年(1960-1962)补充计划。

  ⑨指钢产量1962年的计划数字。李富春在1959年11月25日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说:“现在看,到1962年,我国的钢产量将有可能达到三千万吨左右”。

  ⑩以上是根据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讲话的一份记录,这个记录没有标明日子,据分析,是在1959年11月30日与12月2日之间。

  因为吃了高指标的苦头,毛泽东对八大定的计划指标,颇有些留恋,强调作计划要留有余地。这次讲话,压了水利建设的指标、开荒的指标、土铁路的指标;对粮食指标,心里还不踏实;但对钢产指标,不但没有压缩,而且还要求一九六0年无论如何要超过一千八百万吨,希望搞到二千万吨。毛泽东确实想留有余地,但实际上即使按照当时留有余地的要求作出来的计划,仍然是脱离实际的高指标。

  这个讲话,强调把产品质量、规格、品种放在第一位,把数量放在第二位。这是毛泽东在指导工业生产方面认识上的一个重要突破。但在高指标的硬任务下面,这个要求在实际上也是难以做到的。

  这个讲话,提出大后方的问题,包括全国的、各大区的以及各省的。这可以看作是后来提出三线建设布局的先声。

  这个讲话,从回顾中国共产党近四十年的历史,说明总结经验的重要性,并开始考虑如何总结建国以来十年的经验问题。

  按照这个讲话的思路,毛泽东的认识在继续深化。

  十二月三日起,杭州会议讨论国际问题。这天凌晨三时,毛泽东致信刘少奇、周恩来、彭真:“为了讨论国际形势及我们的对策,拟请林彪、陈毅、康生、稼祥、贺龙、谭政、陈伯达七同志到此一谈。十二月三日(即今日)下午到杭州。林彪、陈毅四日到杭。请酌处。”①

  十二月四日晚,毛泽东专就国际形势问题发表讲话。这次讲话没有正式记录,但有毛泽东亲笔写的一份讲话提纲。

  “敌人的策略是什么?

  (1)和平旗子,大造导弹,大搞基地,准备用战争方法消灭社会主义。这是第一手。

  (2)和平旗子,文化往来,人员往来,准备用腐蚀、演变方法消灭社会主义。这是第二手。

  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是基本原则。

  有时和解,有时紧张;这里和解,那里紧张;欧洲和解,亚洲紧张;争取机会主义,孤立马列主义。

  修正主义是否已经成了系统,是否就是这样坚决干下去?

  可能是这样;可能还可以改变。

  可能要坚持一个长时期(例如十年以上);

  可能只坚持一个短时期,例如一、二、三、四年。

  中苏根本利益,决定这两个大国总是要团结的。某些不团结,只是暂时的现象,仍然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

  毛泽东列举了“一个指头”的历史事件,从一九四五年的“不许革命,但后来又赞成了”,直到一九五九年三月以来,“我们朋友与帝国主义、反动民族主义和铁托修正主义组织一次反华大合唱”。

  他接着写道:

  “中国将在长时期内,一方面被孤立,一方面得到世界许多共产党、许多国家、许多人民的拥护。在这种困难局面下,中国将在八年内相当强大起来。

  八年内,中国完成工业体系的初步建设,完成尖端工业的初步建设;完成技术队伍的初步建立;完成理论队伍的初步建立;完成党与人民政治觉悟的大提高。(或者三者都完不成,或者能完成。)

  谨慎小心,摆事实,说道理。

  学习苏联优点,拥护苏联一切正确主张。

  反动派大反华,有两件好处:一是暴露了反动派的面目,在人民面前丧失威信;二是激起世界大多数人民觉醒起来,他们会看到反动的帝国主义、民族主义、修正主义是敌人,是骗子,是黑货,而中国的大旗则是鲜红的。

  全世界极为光明。乌云越厚,光明越多。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大发展在中国,这是毫无疑义的。

  赫鲁晓夫们很幼稚。他不懂马列主义、易受帝国主义的骗。

  他不懂中国达于极点,又不研究,相信一大堆不正确的情报,信口开河。他如果不改正,几年后他将完全破产(八年之后)。

  他对中国极为恐慌,恐慌之至。

  他有两大怕:一怕帝国主义,二怕中国的共产主义。

  他怕东欧各党和世界各共产党不相信他们而相信我们。

  他的宇宙观是实用主义,这是一种极端的主观唯心主义。他缺乏章法,只要有利,随遇而变。

  苏联人民是好的,党是好的。党与人民中若干不好的作风,若干形而上学作风,若干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是历史遗传下来的。列宁早死,没有来得及改造。

  这些自由主义,还有大国主义,总有一天走向反面,变得好起来。世界上一切事物没有不走向反面的。我国也将走向反面,然后又走向反面之反面,即正面。

  不断革命。

  共产主义竞赛,不平衡是客观规律,不依人的意志而存在。对表论②是反马列主义的。提出对表论,表示了他们的极大恐慌。”③

  这个提纲,分析了帝国主义的对外战略方针和基本原则;批评了赫鲁晓夫的对外政策及其对中国的态度;历数了中共同苏共之间,特别是自一九五六年起同赫鲁晓夫之间的分歧。中苏之间的分歧,后来继续扩大,演变成为中苏两党公开论战以至中苏关系严重恶化。但此时毛泽东仍认为这些分歧,这些不团结,只是“一个指头的问题”(毛泽东十月二日与赫鲁晓夫会谈时,也反复指明了这一点);对赫鲁晓夫的政策如何发展没有说死,还要看。毛泽东对全世界的和对中国的发展前途,是充满信心的:就全世界而言,“极为光明。乌云越厚,光明越多”;就中国而言,将在八年内相当强大起来。

  这个提纲,集中地反映了毛泽东这个时期对国际形势的基本看法和基本估计,其中有一些观点,是具有长远和战略意义的。

  从这个时候起,毛泽东的目光更多地投向国际,特别是国际共运方面。

  杭州会议一结束,毛泽东开始了他的一段特殊的读书生活。

  人们熟知,毛泽东酷爱读书,读书伴随着他度过了一生,成为他不可须臾离开的东西。在古今中外的政治家、革命家当中,像他那样酷爱读书,读过那样多的书的,恐怕不多。他曾说过(那是一九三九年他四十六岁的时候):“年老的也要学,我如果再过十年死了,那末就要学九年零三百五十九日”。④毛泽东实践了自己的诺言,直到一九七六年病危的时候,也没有中止读书。他最后读书的时间,有记录可查,是一九七六年九月八日晨,也就是临终前一天的五时五十分,是在医生抢救的情况下读的,读了七分钟。⑤毛泽东离开人世间的那一刻,也就是他的读书生活结束的那一刻。

  毛泽东这一次集中时间所读的书,是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并指定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同他一起读。从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十日起,到一九六0年二月九日结束,历时两个月。

  鉴于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中发生一些问题,干部中存在一些混乱思想,毛泽东深感各级干部非常缺乏经济学的知识。他自己也觉得需要加强这方面的学习和思考。在一九五九年的第一次郑州会议上,以后又在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上,他建议大家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这次他自己带头来读。

  毛泽东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情况,邓力群有一个比较详细回忆:

  “这一年(指一九五九年。——引者注)的12月上旬,正在杭州的毛主席,指定陈伯达、胡绳、田家英和我同他一起读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社会主义部分。‘教科书’分上下两册,上册十九章,主要讲资本主义部分;下册从第二十章起,至第三十六章共十七章,连同结束语,讲社会主义部分。这次计划读的部分是下册。毛泽东对这次读书活动亲自安排,规定每天下午一起读书,并吩咐胡绳、田家英和我轮流诵念,边读边议。我们三个人又商量了一下,作了分工:他们俩轮流朗读,我作记录。12月10日读书开始,边读边议,听毛主席谈话,大家也插几句话。毛主席起初未注意我们的分工,问我:你怎么不读?我说:我的口音不标准。毛主席看看我,知道我在作记录,就没说什么。

  在杭州前后二十五天,除去三个星期日和1960年元旦,实际读书的时间是二十一天。每天下午读,一般从四时左右起到九时左右吃晚饭止;也有时从二时、五时、六时开始读,到七时、七时半、十时结束。

  记得12月19日是个星期六,晚上九时读书结束,宣布星期日放假一天,胡绳、田家英和我想利用假期到苏州逛一逛,当晚出发,夜半到达,为了不误读书,我们又乘夜车于星期一早晨赶回来。

  26日,是毛主席六十六岁生日,也没有中断读书。只是毛主席要我们读书小组的几位同志同他一起吃晚饭。客人只请了当时在浙江工作的江华及其夫人吴仲廉两位。江华是井冈山时期的老同志。饭后,毛主席赠给每人一册线装本《毛泽东诗词集》和他当时写的两首词作为纪念。

  我们读书的地点是西湖畔丁家山的一所平房,上丁家山只能步行。30日,下雨,毛主席依然拄着手杖登上了丁家山读书,从下午六时读至十时,读了二十页,是读得最多的一天。

  1960年1月3日是星期日,照常读书。

  在杭州的这段时间,读完了第三十二章,第三十三章开了头。我每天记录,并在梅行同志帮助下,当天整理一遍。离开杭州前,将已读部分谈话记录整理成册,并冠以《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笔记》。经胡绳、田家英看过,做了个别文字改动。

  1月4日,我们和毛主席离开杭州,去上海准备参加1月7日至17日在这里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

  5日下午,在停靠上海站的火车上,读完了第三十三章,我即把整理好的记录交给中央办公厅,请他们打印、分送政治局常委。

  政治局扩大会议分组讨论时,各组要求参加毛主席读书小组的人传达毛主席读书时的谈话内容。我被分到朱德、邓小平同志所在的组。我问:毛主席没叫传达,可以传达吗?邓小平同志说:可以传达。于是,我按照整理的记录详详细细地做了传达。陈伯达、胡绳、田家英也在其他三个小组里分别传达了毛主席读书的谈话内容。

  毛泽东读书很认真,一边听朗读,一边看书本,还不时在一些提法下面画横道,或者在旁边画竖道,打记号。当时我坐在毛主席身旁,也跟着他在我读的那本书上照样画。从头到尾,都这样画。有的段落,毛主席画了以后接着就发表议论,有的长,有的短。我把毛主席的这些议论记录在自己的笔记本上。有的段落,毛主席没有发表议论,只是说了‘对’、‘好’、‘正确’、‘赞成’、‘同意’,或者‘不对’、‘不正确’、‘不赞成’、‘不同意’,或者一两句话,这类肯定或者否定的评语,我就记在自己读的教科书上。有的段落画了以后,毛主席既没有发表议论,也没有说对与不对。

  胡乔木同志在上海会议上听了传达后,把毛主席读书的谈话记录和我读的那本书一起拿去看了。看完以后,他对我说:你那本书上有跟着毛主席画了杠的地方,有毛主席的简单的旁批,这些内容记录里面没有整理进去。据他看,整理的记录内容,批评教科书的居多,肯定的偏少;而旁批肯定教科书的是多数,批评的是少数;只有把这两部分合起来,才能够全面地完整地反映毛主席读书的见解。乔木这个意见是正确的。

  上海会议结束后,我们随毛主席去广州,在白云山读完了第三十四章至第三十六章和结束语,至此“教科书”下册读完,时值1960年2月9日。陶铸、胡乔木同志参加了这段读书活动。”

  毛泽东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经邓力群等人进行整理,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近十万字的谈话记录。谈话内容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包括哲学、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国际问题、当前国内的一些政策问题,以及对一些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评价等等。

  毛泽东读这本教科书,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紧密结合中国的实际,结合当前中国正在做的事情和他个人正在思考的问题,发表议论。有些是有感而发,有些是带有总结经验的性质。并且从中国的经验同苏联的经验相比较中,来探讨一些问题。毛泽东读教科书的另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独立思考,又有分析。他说这次读书采取了“跟着书走”的方法,是为了了解作者的观点和方法。但他的思想并没有只是跟着书走,既肯定正确的东西,又有大胆怀疑,提出许多不同的观点和独到的见解。毛泽东读教科书还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他是作为一个革命家、政治家、战略家,而不是作为一个学者来读;他不是在那里坐而论道,而是结合读书考虑中国应该怎样做。这次读书是在庐山会议之后,不可避免地反映出他的一些“左”的观点。但又因为有了“大跃进”之后纠“左”的一段经历,因而同发动“大跃进”时又有所不同。

  毛泽东读教科书谈话中,提出许多重要的思想观点。例如:关于怎样掌握完整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问题;关于如何认识规律的问题;关于如何研究政治经济学的问题;关于生产力的大发展,总是在生产关系改变以后而不是生产关系改变之前的观点;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两种所有制问题;关于劳动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关系问题;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价值规律的作用问题;关于社会主义国家怎样对待物质利益原则的问题;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阶段论的观点;关于中国四个现代化的提法问题;关于战争与和平的问题;关于任何国家的共产党都要创造新的理论的问题。

  运用对立统一规律,分析矛盾,是毛泽东一生中观察问题、研究问题和处理问题使用的根本方法。这个方法始终贯穿在读教科书的谈话之中。他说:“对立统一的法则,对各种事物都是适用的。这样来研究问题、看问题,就有了一贯的完整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毛泽东批评教科书没有运用这个世界观和方法论来分析事物。他说,当作一门科学,应当从分析矛盾出发,否则就不能成其为科学。

  毛泽东用对立统一规律,来说明量变与质变的关系,说明量变中就有部分质变的道理。部分质变论,并不是毛泽东最先提出的,但经他重新提起并加以发挥,在中国哲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这个观点,在他看来,不仅有哲学意义,还有实践意义。就像他所说的:“在一个长过程中,在进入最后的质变以前,一定经过不断的量变和许多的部分质变。这里有个主观能动性的问题,如果我们在工作中,不促进大量的量变,不促进许多的部分质变,最后的质变就不能到来。”

  关于如何认识事物规律的问题,毛泽东说:“要认识事物的规律,必须进行实践,在实践中必须采取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来进行研究,而且必须经过胜利和失败的比较。反复实践,反复学习,经过多次胜利和失败,并且认真进行研究,才能逐步使自己的认识合乎规律。只看见胜利,没有看见失败,要认识规律是不行的。”毛泽东批评这本教科书总是先下定义,从规律出发来解释问题,有点像政治经济学辞典。他说:“规律自身不能说明自身。规律存在于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不从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下手,规律是说不清楚的。”“研究通史的人,如果不研究个别社会、个别时代的历史,是不能写出好的通史来的。研究个别社会,就是要找出个别社会的特殊规律。把个别社会的特殊规律研究清楚了,那么整个社会的普遍规律就容易认识了。要从研究特殊中间,看出一般来,特殊规律搞不清楚,一般规律是搞不清楚的。”这里,他为人们指出了一个研究和认识规律的基本方法。

  关于如何研究政治经济学,他说:“我们要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平衡和不平衡、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平衡和不平衡,作为纲,来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问题。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是生产关系,但是要研究清楚生产关系,就必须一方面联系研究生产力,另一方面联系研究上层建筑对生产关系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这本书提到了国家,但没有加以研究,这是这本书的缺点之一。当然,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生产力和上层建筑这两方面的研究不能太发展了。生产力的研究太发展了,就成为自然科学、技术科学了;上层建筑的研究太发展了,就成为阶级斗争论、国家论了。”

  毛泽东说:“政治经济学和唯物史观难得分家。”他根据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阐述了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这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他说:从世界的历史来看,资产阶级工业革命,不是在资产阶级建立自己的国家以前,而是在这以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的大发展,也不是在上层建筑革命以前,而是在这以后。都是先把上层建筑改变了,生产关系搞好了,上了轨道了,才为生产力的大发展开辟了道路,为物质基础的增强准备了条件。当然,生产关系的革命,是生产力的一定发展所引起的。但是,生产力的大发展,总是在生产关系改变以后。”“一切革命的历史都证明,并不是先有充分发展的新生产力,然后才改造落后的生产关系,而是要首先造成舆论,进行革命,夺取政权,才有可能消灭旧的生产关系。消灭了旧的生产关系,确立了新的生产关系,这样就为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这是一个重要的理论观点,从根本上说,反映了世界历史发展规律。问题在于,在运用这个理论观点指导社会实践的时候,不能以为只要不断地改变生产关系,自然而然地就能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也不能脱离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对生产关系的变革提出过高过急的要求。如果这样理解,这样去做,就会出现超越历史发展阶段的情况。究竟采取什么样的生产关系才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这要根据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在一定历史阶段上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水平和人们接受的程度。归根到底,还要经过实践的检验。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两种所有制问题,是毛泽东特别感兴趣、也是谈得比较多的一个问题。这也不奇怪。从“大跃进”以来,他就一直在想这个事情,认为这是摆在他面前的一个现实问题。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不能长期并存,否则“就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不能充分满足人民生活对农业生产越来越增长的需要。不能充分满足工业对农业原料不断增长的需要。而要满足这种需要,就要把集体所有制转变为全民所有制”。他说:“人民公社将来从基本队所有,经过基本社所有,转变为全民所有以后,全国将出现单一的全民所有制,这会大大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如果不从基本队有制转变为基本社有制,人民公社还不能巩固,还可能垮台。”这些观点,仍然反映了毛泽东急于过渡的心态。从一九五八年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毛泽东对当时那种急于过渡的情况,作过一些纠正。庐山会议反右以后,又有明显的反复。他是从两个角度考虑这个问题的。一个是从有利于发展生产力的角度,认为集体经济的规模越大越有利于解放生产力;另一个是从巩固工农联盟的角度,认为在小合作社的基础上,工农联盟也是不巩固的,必须从小合作社发展到人民公社,还必须从人民公社基本队有发展到基本社有,再从社有发展到国有。毛泽东在谈话中,以喜悦的心情,说到一些地方已经提出人民公社如何先从基本队有过渡到基本社有的问题,个别地方甚至已经发生了从社有过渡到国有的问题。应当说,毛泽东在称道一些“过渡”典型时,不是一点戒心也没有。什么戒心呢?一九五八年刮“共产风”的深刻教训,他是记在心里的。他既希望早一点过渡,又怕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再度刮起。他看到浙江的一个材料,说有些公社现在又出现了一平二调的情况。他说:“全国都要查查,有没有同类情况,还可能再次出现‘共产风’。”他反复叮嘱:“我们将来实现这个转变的一个决定性的条件,是社有经济的收入占全社收入的一半以上。在转变的时候,是队共社的产,而不是社共队的产。社员在这种‘共产’以后,比在这种‘共产’以前有利。”尽管有这些话,但毛泽东对这种“过渡”的称道一传达,事实上就助长了急于“过渡”的“左”的思想。

  毛泽东特别重视在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问题。这是他从一九五六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特别是一九五八年南宁会议以来,不断强调的一个问题,形成了他的一个思想特点,并且用于指导实践。读教科书时,又反复讲这个问题。他说:“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以后,最重要的问题是管理问题。这方面是大有文章可作的。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是改变还是不改变,对于推进还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都有直接的影响。”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生产中人与人之间,应当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按照毛泽东的意见是:对领导人员来说,“要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以平等态度待人”。对企业的管理来说,要“采取集中领导和群众运动相结合,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等”。他还进一步指出,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是管理权,包括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这些,体现了毛泽东对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者的权利和主人翁地位的维护和尊重,反映了毛泽东的民主观和平等观。

  价值规律是经济学中十分重要的问题。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条件下价值规律的作用是肯定的,而且比斯大林又前进了一步。但也有他的局限性,主要是把价值规律和计划需要割裂和对立了起来。他说:“价值规律作为计划工作的工具,这是好的,但是,不能把价值规律作为计划工作的主要根据。我们搞大跃进,就不是根据价值规律的要求来搞的,而是根据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规律,根据我国扩大再生产的需要来搞的。如果单从价值规律的观点来看我们的大跃进,就必然得出‘得不偿失’的结论,就必然把去年大办钢铁说成是无效劳动、土钢质量低、国家补贴多、经济效果差,等等。从局部、短期看,大办钢铁好像是吃了亏,但是从整体、长远来看,这是非常值得的。因为经过大办钢铁的运动,把我国整个经济建设的局面打开了,在全国建立了很多新的钢铁基地和其他工业的基地。这样就使我们有可能大大加快建设速度。”“总之,我们是计划第一,价格第二”。毛泽东用“计划第一,价格第二”来说明和解释“大跃进”的合理性,是不能说服人的,也没有经受住实践的检验,这早已为历史所证明。“大跃进”之所以受到严重挫折,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违反了价值规律。

  关于物质利益原则问题,是教科书讲的比较多的一个问题。毛泽东很不满意教科书关于这个问题的论点。他认为:教科书“把物质刺激片面化、绝对化,不把提高觉悟放在重要地位,这是很大的原则性错误”。他说:“教科书常常把物质利益的原则,一下子变成个人物质利益的原则”。“他们所强调的物质利益,实际上是最近视的个人主义。”物质利益是一个重要原则,但总不是唯一的原则,总还有另外的原则,教科书中不是也常说“精神鼓励”原则吗?同时,物质利益也不能单讲人个利益、暂时利益、局部利益,还应当讲集体利益、长远利益、全局利益,应当讲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暂时利益服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应当强调艰苦奋斗,强调扩大再生产,强调共产主义前途、远景,要用共产主义理想教育人民。”“要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把国家利益、集体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能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毛泽东这些意见,代表了当时人们所普遍崇尚和遵循的一种主要价值取向和道德准则,对思想建设起了重要作用。但也存在很大的片面性,对个人利益有所忽略。在这方面,毛泽东对教科书的批评,并不都是正确的。

  毛泽东在读教科书谈话中,首次提出社会主义发展阶段论,说:“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把社会主义社会划分成不发达的和发达的两个阶段,是在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中得出的重要论断。这是一个科学的创见,也可以被认为是毛泽东从“大跃进”的经验教训中受到的启示。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高涨的时候,毛泽东以及中国共产党内许多干部曾一度认为,用不了多长时间,甚至是很快,社会主义就可以向共产主义过渡。实践打破了这种空想。过了一段时间,毛泽东便提出这个论断。

  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提出来的全国人民的奋斗目标,最早见之于周恩来一九五四年在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后来,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在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改变了这个表述,提法是:“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一九五八年中共八届二次会议的决议采用了毛泽东的提法。这个提法有一个优点,它不仅在物质文明建设方面,而且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不仅对发展生产力,而且对发展文化都提出了现代化的要求。但是没有提国防现代化。(交通运输业可归入工业,因而可不单独列出。)这次毛泽东读教科书时,提出“要加上国防现代化”,这样,对“四个现代化”就形成了比较完整的表述。后来,周恩来在他的报告中又把其中的“科学文化现代化”改为“科学技术现代化”,一直沿用了下来。

  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毛泽东也谈了一些意见,主要有以下一些。

  “一九五九年,欧洲十几个国家共产党的会议中说,现在出现了永远消灭战争的可能性,出现了把一切物力、财力利用来为全人类服务的可能性。这种说法,没有马克思主义,没有阶级分析,没有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区别开来。”“只要阶级斗争存在,战争总有一天不可避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全世界范围内,局部战争没有断过。美帝国主义现在的战略是,在准备大战的条件下,搞局部战争,连锁反应,一个一个地吃掉我们。这当然是不可能实现的。”“世界大战还是有两种可能性。即使签订了不打仗的协定,战争的可能性也还存在。帝国主义要打的时候,什么协定也不算数。至于打起仗来用不用原子弹、氢弹,那是另一个问题。”“我们是希望不打世界大战的,我们是希望和平的。争取十年、二十年的和平,是我们最早提出的主张。如果能够实现这个主张,对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对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都是很有利的。”

  这些意见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基本看法。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这个问题后来演变成为中苏论战的一个重要方面。

  毛泽东提出这样一个观点,哲学家都是为政治服务的。他说,冯友兰在《四十年的回顾》中,用自己的事实驳斥了所谓哲学不为政治服务的说法。接着他说:

  “我们党里有人说,学哲学只要读《反杜林论》、《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就够了,其他的书可以不必读。这种观点是错的。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只有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列宁,不写出“两种策略”等著作,就不能解决一九0五年和以后出现的新问题。单有一九0八年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还不足以对付十月革命前后发生的新问题。适应这个时期革命的需要,列宁就写了《帝国主义论》、《国家与革命》等著作,列宁死了,又需要斯大林写出《列宁主义基础》和《列宁主义问题》这样的著作,来对付反对派,保卫列宁主义。我们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末期和抗战初期写了《实践论》、《矛盾论》,这些都是适应于当时的需要而不能不写的。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如果单有《实践论》、《矛盾论》,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

  毛泽东在这里说的,就是对马克思主义既坚持又发展的问题,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应当采取的科学态度。

  以上摘引的,只是毛泽东读教科书谈话的一部分,远远不能涵盖谈话的全部内容。毛泽东读教科书谈话相当系统地反映了他的理论观点和政策思想。其中有许多观点和思想,对全党不但有着理论指导作用,而且有着直接的政策指导作用。读教科书期间,一九六0年一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应与会代表的普遍要求,毛泽东这个谈话的内容,分别在会议的各小组会上进行了传达。

  上海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一九六0年一月七日开始,十七日结束。参加会议的,除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外,还有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和中央有关部门的负责人。

  这次会议是为即将召开的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作准备的,首先要把一九六0年的计划指标确定下来。会议的第一天听取李富春关于一九六0年国民经济计划和今后三年、八年设想的报告。会议还听取了林彪关于国防问题的报告,聂荣臻关于科学规划的报告,陆定一关于教育工作的报告。会议集中讨论的是计划问题和国际问题,还议了一下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毛泽东是一月四日晚上从杭州乘专列于次日凌晨到达上海的。十七日闭会那天,发表讲话,主要讲形势问题。

  他说:这次会议作出决定的只是一个问题,就是关于今年的计划。关于钢产指标,按照中央的方案,第一本账,即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的,是一千八百三十五万吨,第二本账,争取二千万吨或者还稍多一点。他建议中央各部党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都去组织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读的方法是批判的方法,不是用教条主义的方法。

  在讲到国内形势问题时,毛泽东说:“去年这一年的工作有很大的成绩。这次整风反右比历史上哪一次都要深刻。国内我们团结了大多数人,包括了富裕中农中间的百分之九十五的人。赫鲁晓夫这一套我们能够顶得住,尼赫鲁、美国、英国刮的这股大反中国的风能够顶得住,就是因为我们国内有这么广大的团结。”他对国内形势的估计过于乐观了,而又很自信。他说:“庐山会议以后很灵,生产月月高涨,看来今年至少不弱于去年,可能比去年更好一些。基本上是要把我们自己的事情搞好。我们准备分几个阶段,把我们这个国家搞强大起来,把人民进步起来,把物质力量搞强大起来。”

  关于国际形势问题,除了杭州会议上讲的那些内容以外,他还对赫鲁晓夫访美一事作出这样一个评价:一方面是好的,跟西方国家讲好,我们公开支持这一点;另一方面是不好的,就是擦粉,讲话失去分寸。西方国家也给赫鲁晓夫擦粉,但是他们比较有原则,有分寸。关于中苏关系,毛泽东还是着重讲团结,说这是中苏两国的根本利益所在,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根本利益所在,全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赫鲁晓夫虽然有这些缺点,我们应该团结,估计到是可以团结的。同时他又说:“和平过渡的观点肯定是机会主义的观点,要写一些文章,批判这个东西,今年是莫斯科宣言发表三周年,来他一次全国性的运动。(邓小平插话说:“有两个纪念,列宁诞辰九十周年快到了,四月二十二日。和平过渡,和平主义,战争与和平的问题,都可以阐明的。”)这些若干原则性的问题,我们要公开表示我们的意见。”毛泽东说:“帝国主义的策略是可以灵活运用的,它的本性是不能改变的,这是从资产阶级的本性不能改变而来的。只要有资产阶级存在,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个时期,一个相当时期能够避免,这是可能的。”

  这次会议,批准了国家计委《关于一九六0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提出今后三年和八年的设想。会议认为,一九六0年还将是一个大跃进年,可能比一九五九年形势更好;确定一九六0年钢产量为一千八百四十万吨,粮食产量为六千亿斤。八年的总目标是,基本实现四个现代化,建立起完整的工业体系,同时要基本上完成集体所有制到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过渡。会议还要求本年内大办公共食堂,试办和推广城市人民公社。

  上海一月会议,是在继续“大跃进”的浓厚气氛中召开的,对形势的估计和指标的确定都不切实际。会后,全国又开始大办县社工业,大办水利,大办食堂,大办养猪场等,一些原来确定减缩的基本建设项目重新上马,高指标、浮夸风、命令风和“共产风”又严重地泛滥起来。这段时期,一九五九年冬与一九六0春,是经济工作中“左”倾蛮干最厉害的一段时期。

  上海会议结束后,一月十八日,毛泽东回到杭州,继续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二十七日到广州,在这里最后读完《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在广州期间,毛泽东还完成了一件重要工作,就是审定《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全部正文。

  从二月二十七日到三月六日,毛泽东差不多每天都到鸡颈坑(广州郊区的一处别墅)审读第四卷文稿。同他一起审读的有康生、胡乔木、田家英。第四卷的编辑工作,不像前三卷那样由毛泽东亲自动手作编辑工作,而是在别人编好之后,由他主持通读定稿。他逐篇仔细审读,有时顺手改几个字。他还增加了几篇文稿,都是为新华社写的评论和中共发言人的谈话。

  《毛选》第四卷是解放战争时期的著作,它是中国人民革命胜利的记录,反映了中国人民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英雄气概和所向披靡的革命威势。毛泽东对这一卷选集特别偏爱。他曾说:“一、二、三卷我都没有多大兴趣,只有个别的篇章我还愿意再看,这个第四卷我有兴趣。那时候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不如此,不足以对付我们这位委员长。”在通读第四卷时,毛泽东显得特别兴奋,“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气概,油然而生。读到《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关于重庆谈判》等文章时,他不时地发出爽朗的笑声。《毛选》第四卷的文章,不仅内容重要,思想深邃,从文字上说也是上乘之作,有很高的艺术性。既有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的气势,又有行云流水、议论风生的韵致,还有喜笑怒骂皆成文章的幽默、讽刺,刚柔相济,情文并茂,充分表现了毛泽东特有的文风。其中《论人民民主专政》和《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两篇名著,为新中国建国纲领奠定了理论基础和政策基础,就其基本思想来说,将在长时间内保持它的生命力。

  三月八日,是审读的最后一天,在毛泽东的住处广州小岛宾馆进行。除康、胡、田三人,参加《毛选》第四卷工作的其他人也都参加了。开始有的同志还有点拘谨,经毛泽东一番轻松的谈话,紧张气氛顿时消除,觉得很舒坦、愉快。

  五月二十四日至六月二日,毛泽东又审读了《毛选》第四卷的全部题解和注释。在题解和注释中,很多地方涉及彭德怀。彭在解放战争时期任西北野战军(后改称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指挥过许多重要战役。编《毛选》第四卷之时,正值庐山会议批彭反右之后,彭德怀的名字和他的战绩,能不能写到《毛选》里面,这在当时是一个极敏感的问题。为此,田家英专门向毛泽东请示,毛泽东明确回答:“应该写,过去那一段应该承认。”这是对待历史问题的一种郑重态度。这一卷军事方面的注释比较多,涉及四个野战军和华北部队等,所以由党的总书记邓小平挂帅,请三位元帅、五位大将参加了注释工作。

  《毛选》第四卷于一九六0年九月出版,随即在全国出现了一个学习热潮。至此,作为毛泽东思想最集中的代表《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全部完成。

  ①毛泽东给刘少奇、周恩来、彭真的信,手稿,1959年12月3日。

  ②赫鲁晓夫1959年12月1日在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说:“我们在明智地利用社会主义制度的伟大优越性、全力加强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同时,应当始终如一地、创造性地运用列宁关于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学说,成为列宁主义的能手,不落后也不抢先,形象地说,就是互相对对表。如果这个或那个国家的领导人开始骄傲自大起来,这就会有利于敌人。”

  ③毛泽东关于国际形势的讲话提纲,手稿,1959年12月。

  ④毛泽东在十八集团军延安总兵站检查工作会议总结时的演讲,1939年1月28日。引文中的“三百五十九日”,是按中国农历算的。

  ⑤毛泽东病历,1976年9月。

  ⑥应是《毛主席诗词十九首》。

  ⑦《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清样本)后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1998年1月印。

  ⑧以上均引自《毛泽东谈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清样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1998年1月印。

  ⑨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讲话记录,1960年1月17日。

  ⑩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0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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