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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希望谈出个“南北朝”局面]

二战中航母大规模登上了海战舞台,逐步成为舰队交战的主力。

一个民族最起码的底线就是捍卫她的民族英雄不容许被蓄意的歪曲、诋毁

核心提示:满人不肯放弃王朝,爱新觉罗是统治的家族,这个家族不肯丢掉权力,到最后不得已才让步。我认为,晚清在戊戌政变以后谈不上有改革,谈不上有什么“新政”。满人是保大清而不是保中国,是不到黄河心不死,不见棺材不流泪的。如果满人专政不能动,权力没有制衡,那就谈不上改革了。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宣布下野,但退而未休,在老家溪口遥控时局。

航母是舰载机在浩瀚大洋上的唯一的家。

岳飞横扫金 ,杀得嚣张不可一世的女真 人人胆寒,创造出公元960年以来,汉人部队空前的、唯一的在华北大平原上,以步兵为主体的人数占劣势的部队,以主动攻击的姿态大破以骑兵为主体的人数还占优的敌人。

本文摘自:人民网,作者:李怀宇,原题:余英时:辛亥后许多人还在等真命天子。

蒋介石与李宗仁可以说是根深蒂固的政敌了,但在划江而治这一点上两人高度一致,蒋曾多次向李宗仁表示,支持他与中共谈判,谈出一个“南北朝”的局面。

舰载机都是在浩瀚无边的大洋上飞行,这时飞行员首先面对的不是敌人,而是海上导航,特别是夜间导航。

这种玩法的难度,是刘锜、虞允文、韩世忠、吴玠、王德、王彦他们在当时难以企及的,更不要说张俊、杨沂中之流。

“共和”一词源于拉丁文respublica,意为“人民的公共事务”,而在汉语中,共和则源于西周时召公、周公二相共同执政一事:《史记·周本纪》记载“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后北宋欧阳修《明正统论》云:“昔周厉王之乱,天下无君,周公、邵公共行其政十四年,而后宣王立,是周之统尝绝十四年而复续。然为周史者,纪周、召之年谓之共和,而太史公亦列之于《年表》。”

为迫使中共接受划江而治,蒋介石抢在下野之前,部署军事,给中共施加压力,任命了一批亲信将领担任长江江防指挥官,如以汤恩伯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全盘掌 握苏浙皖三省及南京、上海的军事指挥权。又在宣布下野后的1月下旬,在溪口召开会议商讨长江防御,决定把江防分为两大战区,湖北宜昌至湖口以西由白崇禧指 挥,有40个师约25万人,湖口以东到上海由汤恩伯指挥,有75个师约45万人,并配备兵舰172艘、飞机230余架,协同固守长江一线。

海面太宽大了,一旦夜间飞行的飞机导航出问题,根本无法和陆地飞行那样通过地面进行目视导航,夜间飞行在今天都还经常出现困难。

历史真实中的岳飞人格之完美,品质之高洁,处事之周道,简直是古今中外的小说中美化出的人物才能与之相比。

共和乃是人类社会一种政体。共和制一般可以分为总统制、议会制、委员会制和半总统制等多种形式。共和国不同于君主国,其特质有二:一、一国为全体国民公有,政府为公共利益服务,而非一家一党之私产。二、国民通过民主程序选举国家各级政权机关领导人,而非世袭或被指派。

3月3日,南京政府谈判代表张治中到了溪口,向蒋介石汇报草拟的和谈“腹案”。张治中讲到和谈“限度”即现在所说的底线时说:“我们希望能够确保长江以南若干省份的完整,由国民党领导,如华北、东北各地由中共领导一样。”对此,蒋表示首肯。

历史上曾有很多因飞机导航出现问题而导致的飞行事故,其中在太平洋战争期间发生的一次最经典。

可惜的是,对这样杰出的古人先贤,英雄人物,今天我人中国人似乎并不很爱护,非毁岳飞的网文层出不穷,秦桧赵构这些民族败类却重新被树立起来,粉墨登场。

史学大家余英时先生认为辛亥革命是晚清政府不愿改革的结果。在当时内忧外患的局势下,清政府的举措只是行政的改革,而不是政治的改革,没有影响满洲帝王的体制。汉人反满的声音越来越高,到最后没有办法调和。在君主立宪与共和革命的辩论中,立宪派渐处下风,越来越多的人主张革命。辛亥革命并不是暴力革命,没有流太多血,共和制度向前跨进了一步。

蒋表面上是下野了,但引退后两个多月时间里,每天都在发号施令,以备战求和为口号,规划、操纵长江防御作战部署。国防部部长何应钦遵照蒋的命令,组建了12个编练司令部,源源补充训练新兵;已被解放军歼灭的嫡系部队各个师的编制,也很快恢复,并任命了蒋信得过的师长。

1942年夏,南太平洋地区的珊瑚海发生了人类历史上首次航母对决,美日舰队一共投入了4艘航母。

“多元化”“言论自由”没见给中国带来什么好的、有积极意义的进步,反倒先把自己历史上一大批中华英杰给连累了,被丑类们一一诬蔑得不亦乐乎!

中国人要做共和之梦,但是辛亥革命之后有一些国内外的恶势力,把这个梦想挡住了。这些恶势力为了自己的利益,置老百姓于不顾。中国的政治出现了乱象。然而,中国的民间社会在慢慢往前走,文化思想界有了宽松自由的空气。

4月1日,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黄绍竑、李蒸、刘斐一行飞抵北平,举世瞩目的国共谈判开始。蒋介石以国民党总裁身份,向广州中央党部 发去指示,以党的名义压迫李宗仁照此执行:共军何日渡江,则和谈何日停止,其破坏责任应由共方负之。

双方进入交战范围后,各自起飞侦察机试图定位对方位置,下午,日军侦察机终于定位了美军主力航母,日军指挥官随即决定派出二十七架舰载机进行轰炸。

法治建设应该使言论自由、思想自由走向正轨,而不是让后者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革命,总有人奋不顾身。

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通过了蒋介石的和谈方针,反对中共渡江。

航母舰载机已成海战主力

时代周报:1911年发生辛亥革命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中常委还按蒋介石的旨意,成立了“和谈指导委员会”,负责谈判的指导与决策,内中多数成员听命于蒋介石。

但是,这些飞机飞到侦察机报告的位置转了几圈,却压根没有看着美国航母的影子。经过长途飞行后,这时天已经完全黑了,飞行员也十分劳累,随即返航。

余英时:原因很多,最主要的原因是戊戌政变,光绪皇帝听了康有为这些汉人的话,要进行改革,要夺慈禧太后的权,这是使她伤心欲绝的,她从此就防止把权力交给汉人。所以,满人在戊戌政变以后,越来越控制政权,当时提出的口号就是要“保大清”,而不是“保中国”。满人不能放弃政权的观念一直到1908年慈禧太后死,权力都是集中在满人手上,对袁世凯也不放心。袁世凯到后来是告老回乡。武昌首义发生以后,清政府收拾不了,因为军队听袁世凯的话,不得不招他回来。我认为满汉的界线到晚清更厉害了,政府不肯改革,立宪也一再拖延。那时候大家已经不耐烦了,不能等清政府改革了。康梁是保皇的,但是反慈禧的,问题就来了,满人对汉人越来越怕,到最后汉人反满的声音越来越大。早期的孙中山还给李鸿章写过信,那时候不是主张要革命,是要改革的。辛亥革命是满人一再拒绝改革逼出来的。

[李宗仁:“我想做到划江而治”]

他们在回航的途中按照惯例扔掉了挂载的鱼雷和炸弹,以便在航母上降落。

我常常说,满族等于一个党一样,内务府就等于党的总部。到晚年,满党要抓权,不肯放松,这样子矛盾越来越大了,当然汉人反满的声音越来越高,到最后就没有办法调和了。主张君主立宪的人很多,把皇帝去掉,在过去是很难想象的。但是,君主立宪的人慢慢动摇了,因为慈禧抓住大权不肯放松。这不是导致辛亥革命唯一的原因,但是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康有为、梁启超后来在日本辩论不过孙中山领导的汪精卫等人,汉人的民族仇恨的回忆像“扬州十日”、“嘉定三屠”都回来了,两边各走极端,非革命不可了。不过,那时候的革命也不像后来的革命,组织并不是很严密,多少要靠地下的秘密社会的组织。秘密社会是孙中山想利用的,发动军人仇满,不愿给满人效忠了。

李宗仁从蒋介石手里接过的是一副烂摊子,唯一的办法是通过谈判维持残局。在代理总统的第二天即1月22日,李即宣称愿以毛泽东开列的8项条件为基础进行和谈。

后来,在夜色之中,他们看到了一支拥有航母的大型舰队。虽然不是与己方舰队约定的汇合点,但也没多少偏差,且日飞行员狂妄的认为美军航母不可能出现在这区域,这艘航母只可能是自家航母!日飞行员心想终于回家了!随后开始准备降落。

时代周报:在1911年以前,中国人有没有共和的梦想?

李宗仁与白崇禧所追求的最大战略目标,就是经谈判求得停战和解,保全长江以南省份,与中共以长江为界,在美国支持下坐稳半壁江山,并彻底取蒋而代之。此前美国总统杜鲁门认定蒋介石已是不可雕的朽木,不再给予支持,决策“换马”,劝蒋退休,让位给李宗仁。

实际上这艘航母却是他们之前苦苦寻找的美军航母。看到一群飞机开着降落灯靠近航母准备降落,美国人则惊呆了,因为当天的攻击飞机在入夜前已全部返回,而这些要降落的飞机却不知道从哪儿来的。

余英时:很少人有这样的想法。从另外一方面讲,康有为也提出过“共和”、“民主”的名字,还有香港一些政论家像郑观应,主要是受西方的影响。“共和”是老名词,本来周朝就有“共和”的说法,指厉王出奔,由两个贵族领袖共同执政。虽然不是现在的共和,但是有共和观念。

刘斐也是桂系骨干,是李、白选派的和谈代表之一。李宗仁3月上旬约他谈话,对他说:“我主和有三个方面的有利条件,即全国民众要和,立法院多数委员主张和,司徒雷登表示美国支持我讲和,美国人的态度对局势会有很大的影响,这一点,苏俄和中共都是不能不重视的。”

等飞机飞近后,美国人终于明白了,这是日本飞机!随即用一切高射炮对着日机猛射,瞬间打爆多架日机。

时代周报:1911年发生武昌首义,是不是有偶然性?

刘斐问:“你想和到什么样子呢?”李宗仁交底说:“我想做到划江而治,共产党总算满意了吧,只要东南半壁得以保全,我们就有办法了。”刘说:“划江而治是你的如意算盘,我估计在目前情况下是很难做到的。”

其他日飞看到这一幕后才如梦初醒,仓皇逃走,但随即被尾随而来的高炮火力再次打爆多架。最后一共有15架日机和飞行员在这次误降中被消灭。

余英时:当然有偶然性,革命党暗地里在军队中找同情的人。本来有一个计划,被揭发出来了,提早了。当然辛亥革命之前有好多事件,最有名的就是广州的黄花岗起义,那是很震动人心的一次,像林觉民的《与妻书》是感动很多人的,产生了意外的宣传效果。人的正义感是不能消灭的,总有人要奋不顾身,这是很奇妙的。

李宗仁有点不以为然:“你放心去谈判吧,我自有办法。只要把蒋搞倒了,共产党已取得这么多的地方,我想它一时也不能消化。如能确保东南半壁,至少是可以在平分秋色的基础上来组织民主联合政府的。”

时代周报:当时同盟会在武昌首义所起的作用有多大?

李、白政治上作积极谈判姿态,军事上作划江而治的准备,提出和谈时期停止一切军事行动,争取利用3~6个月的时间,编练150~200万新兵,造就军事上的优势,阻止解放军过江。

余英时:应该不是很大。因为同盟会里孙中山跟黄兴又分道扬镳了,孙中山那时在美国募捐,武昌事变爆发以后,才急急忙忙赶回来。而黄兴先去了武汉,但是没有成功,他自己没有足够的军队,还是要靠黎元洪带的一批新军。那时候袁世凯有最雄厚的军事力量,他一上来以后,革命军是打不过的,但是袁世凯想消灭革命军也很难。那时候因为光绪已经死了,君主立宪没有办法号召了,而袁世凯就想借此机会抓权了,所以先是让他来扑灭革命军,后是让他为两边主持和议,让皇帝和平退位。辛亥革命没有流好多血,不像法国大革命,也不像俄国革命,甚至不像国民党的北伐革命。基本上是体制忽然就改换了,所谓的天子是三岁登基的宣统,不可能号召起国人向他尽忠,如果光绪还活着,可能有这样的号召力。

当时武汉下游长江以南地区,南京政府尚有残存的百余万陆军,空军海军仍是完整的,又有新兵陆续补充,总兵力可达300多万。《李宗仁回忆录》中说:尽管质量不行,无法进行决战,但守长江总该可以的吧?加上桂系的几十万精锐扼守长江,同共产党隔江对峙个三年五载还是可以的。

那时很多人愿意相信改革。

白崇禧对桂系人物的和谈代表黄绍竑说,我们除了在长江北岸留一些警戒部队外,都撤到南岸布防,我们有海空军的掩护,长江天堑,共军是过不来的。

时代周报:从历史来看,当时晚清政府已如大厦将倾,弱到不能延续下去吗?

3月31日晚上,李宗仁在总统府设宴欢送和谈代表团后,召开了重要军事会议,首要议题是加强长江防务。会议责成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及华中军政长官公署 命令各部队,严防共军南渡,并就海军沿江巡逻、空军分区侦察以及交通补给等事项作了规定。还责成参谋总长顾祝同加紧组编二线兵团,以资江防的后续梯队。

余英时:没有办法了。满人还有一些军队力量,但是不大,经过了两百多年,权力已经基本到了汉人士大夫手上。清廷的八旗制度也没有了,靠的是打太平天国的曾国藩的湘军、李鸿章的淮军,尤其是淮军。李鸿章的军事力量摆在那里,满人没有什么好大看法。

[白崇禧:“如果中共硬要渡江,他们是会吃亏的”]

时代周报:为什么在晚清政府里没有办法进行政治体制上的改革?

李宗仁与白崇禧为了试探中共方面的反应,决定派刘仲容去北平见毛泽东。刘仲容长期以桂系特使身份奔走于中共和各反蒋派系之间,还曾秘密访问过延安,被毛泽东称为“桂系的亲信,中共的朋友”。

余英时:太平天国以后,洋务运动当然有许多改革。废科举是没有办法,因为科举毫无用处了,念八股怎么跟外国人打交道?废科举是很有限的,因为新学制度已经起来了,到日本的留学生多得不得了。当然也有许多人恨死废科举了,但那些人不是在政治上有作用的人。在我看来,那只是行政的改革,不是政治的改革,没有影响满洲帝王的体制。不肯改革,那是因为利益所在。满人不肯放弃王朝,爱新觉罗是统治的家族,这个家族不肯丢掉权力,到最后不得已才让步。我认为,晚清在戊戌政变以后谈不上有改革,谈不上有什么“新政”。满人是保大清而不是保中国,是不到黄河心不死,不见棺材不流泪的。如果满人专政不能动,权力没有制衡,那就谈不上改革了。根本的办法是用武力镇压,如果这个办法能够维持下去,那这个世界上就没有历史可言了。

刘仲容秘密北上时,白崇禧向他交代了此行的任务。

时代周报:在20世纪之初,国人在改革与革命上的思想准备足够吗?

刘仲容问:“要是毛泽东不答应呢?”

余英时:思想不是一面倒的。当时主要是康梁跟孙中山打对台,思想战场主要是在东京,然后才传回中国来。越来越多的人主张革命,因为改良派主张君主立宪,没有君主可立嘛,这是关键。康梁在光绪帝死了以后就没有借口了,当然,他们是恨慈禧,也恨袁世凯,因为袁世凯有告密的嫌疑,所以后来袁世凯组阁的时候,想请梁启超,梁启超不肯来。最激烈的搞排满革命的人就是章太炎。后来,有些人像王国维始终还是要君主立宪的,他的辫子都不肯剪。

白崇禧武断地说:“国军的主力虽然已被歼灭,但是还有强大的空军和数十艘军舰,如果中共硬要渡江,他们是会吃亏的。”

时代周报:当时外来的思想,比如日本的明治维新,英国的君主立宪,对中国的思想冲击有多大?

3月下旬,刘仲容到了北平,当晚,毛泽东就在香山双清别墅接见了他。刘仲容道明来意后,毛泽东收敛笑容:“白先生要我们不过江,这是办不到的。”

余英时:那是相当大的。日本维新的主要人物伊藤博文到中国来鼓吹,而且希望说服慈禧太后,都没有用。但是一般人相信,明治维新是一个很大的鼓励,康有为他们就利用这个东西刺激光绪皇帝。所以,日本的明治维新、英国的君主立宪的成功是鼓励清政府的两个例子。英国的君主立宪早于中国,日本的明治维新跟中国的洋务运动差不多同时。很多人愿意相信走改革的路,没有多少人愿意搞暴力革命的。

刘仲容意图说服毛泽东:“白总司令估计,你们能用于渡江的部队不过60万,长江自古号称天险,加上国军的陆海空立体防御,你们的木船能过得去吗?”毛泽东 纠正了白崇禧的估计数字:“不是60万,而是100万,另外还有100万民兵,我们的民兵可不像国民党的民兵,是有战斗力的。”毛泽东的口气、神态充满了 自信:“等我们过了江,江南的广大人民是拥护我们的,到那时候,共产党的力量就更加强大,这是白先生没有估计到的吧,反动的军事家从来都是不懂得人民的伟 大力量的。”

辛亥后许多人还在等真命天子。

4月2日晚上,毛泽东再次会见刘仲容,告之张治中为首的南京政府谈判代表团已到北平。毛泽东想请刘回南京劝劝李宗仁、白崇禧,在此历史转折关头顺应大势, 并请他转达李、白:“桂系的部队,只要不出击,我们也不动它,等到将来再具体商谈;至于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也是这样,如果他们不出击,不阻碍我们渡江,由 李先生作主,可以暂时保留他们的番号,听候协商处理。”

时代周报:辛亥革命之后到北伐胜利之前,经历了袁世凯称帝、军阀混战等,中国政治处于相当动荡的局面,为什么会这样?

毛泽东还郑重承诺:“白崇禧是很喜欢带军队的,他的广西部队只有十来万人,数字不大,将来和谈成功,一旦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建立国防军时,我们请他继续带 兵,请他指挥30万军队,人尽其才,这对国家也有好处嘛。至于他要我们的军队不过江,这办不到,我们过江以后他如果感到孤立,可以退到长沙,还可以退到广 西,我们来一个君子协定,只要他不出击,我们三年内不进广西。”

余英时:根本没有一个政治中心,也没有一个领袖能够号召。孙中山虽然在广州,但势力很小。主要政治势力还是在北京,还是袁世凯留下来的遗产。袁世凯死了之后,冯国璋也罢,段祺瑞也罢,黎元洪、徐世昌都做过总统,都不能变成全国接受的领袖。而且,多多少少地方上自己发展了,所谓军阀是拥有十万八万兵,没有形成很大的影响。所以,各省自己发展起来。

周恩来也对刘仲容说:“人民革命很快就要在全国胜利了,人民解放军即将向长江以南推进,告诉李、白两位,国共双方谈判已经开始,不论他们签订不签订协定, 我们是一定要渡江的。他们同意我们过江,什么都好谈,要抵抗,那是不行的,要对他们讲清楚,不要以为我们过了江就无依无靠,广大人民站在我们这一边。”

我们不要看政治,要看社会上,尤其是南方,像上海、苏州、杭州一带,都是地方上自己发展。最重要的是教育的发展,新学校的成立,还有地方议会的出现。在袁世凯那方面,最早的国会还是有作用的,否则袁世凯就不必搞暗杀宋教仁,因为在国会争选举他争不过。

4月5日夜间,刘仲容飞返南京,向李宗仁、白崇禧原原本本报告了北平之行经过。李宗仁未置可否,但说且待商量。白崇禧听说毛泽东拒绝划江而治时,一脸愠色:“他们一定要过江,那仗就非打下去不可了,还谈什么?”

时代周报:辛亥革命废除帝制对老百姓的生活有什么影响?

刘仲容又转告了毛泽东请他带兵的话,白崇禧显然听不进去:“对我个人的去留,现在不是我考虑的时候,目前要紧的是,共产党如果有和平的诚意,就立即停止军 事行动,不要过江。能让步的我们尽量让步,不能让步的绝不让步,过江问题为一切问题的前提,中共如在目前战斗过江,和谈的决裂就不可避免。”

[毛泽东:“将革命进行到底”]

毛泽东在《将革命进行到底》一文中,宣告将于1949年内渡江南进解放全中国,并以“农夫和蛇”的故事告诫全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不要怜惜蛇一样的恶人,“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

针对南京政府的和平攻势,毛泽东又在1月14日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8项条件作为国共谈判基础,以和平方式达到取得革命彻底胜利的目的,使国家少受损失。

1月22日,各民主党派领袖及无党派民主人士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谭平山、朱学范、蔡廷锴、章伯钧、彭泽民、章乃器、陈其尤、郭沫若、沈雁冰等55 人,联名发表了《我们对时局的意见》,热诚支持中共8项和平条件,热诚支持解放军进军江南解放全中国:南京国民党政府快要土崩瓦解了,为了苟延残喘,表面 上提出和谈,阴谋争取时间,让反革命残余势力在大江以南作最后挣扎,革命必须进行到底,不应苟安纵敌,使革命大业功亏一篑。

北平和平解放,国民党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率部接受改编。毛泽东把“北平方式”定为与南京政府和谈的样板,他在3月5日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强调,我们 的方针是不拒绝谈判,要求对方完全承认8条,不许讨价还价,并警告李宗仁、白崇禧,如不愿接受北平方式,就用天津方式——武力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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